作者:王群英; 李曦 期刊:《传媒论坛》 2019年第08期
汉剧'陈派'艺术的形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旧两种制度更替的过程中。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各社会机构的建立和运行,而文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成为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点关照对象,所以国家在场是汉剧'陈派'艺术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特征,这个特征不仅见于作为演员的陈伯华本身,亦潜藏于她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中。
作者:蔡瑶; 刘夏蓓 期刊:《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6年第01期
美国大学以通识教育为载体进行价值观教育,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塑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隐形化实践模式。历史分析表明,价值观教育始终贯穿于美国大学的发展变迁之中,美国大学价值观教育的隐形化实践模式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隐形化表象之下隐匿着国家在场的本质,是价值观教育切入美国大学教育的独特路径,是将价值观教育与美国国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现实选择。
纵观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实践,治理理念在经过'国家消解、政府退场'的西方社会广泛实践后,其内在困境逐渐显现。特别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格局建塑过程中国家的显位及作用效度,引发了理论界对治理理论中'国家在场'问题的反思。分析当前转型期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政府、弱社会'特征明显,社会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发展不足、社会参与意识不强、社会自治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作者:何平 期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7年第04期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建国初期,国家作为形塑力量的在场,通过解放妇女将国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参加的民众尤其是妇女,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渗透。
自1905年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至今,中国电影发展至今已走过一百一十多个年头。不夸张的说,电影作为集大成的宠儿,虽然路有坎坷却仍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着。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既保持接触又保持距离的微妙关系体现在国家对于电影产业的种种政策规制引导,又可以在电影所塑造的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中体察出来。
作者:吴玉华; 赖敏春; 肖锋 期刊:《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第03期
国家在场既深刻地影响着民俗体育自身的发展,又能充分发挥民俗体育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瑞金冯候庙会仪式民俗体育就是国家在场几经兴衰,今天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具有沟通人际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人们道德规范,缓解矛盾,营造安定、祥和氛围,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功能价值.通过冯候庙会仪式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宣讲交流,升华乡规民约,重塑庙会仪式的文化价值,破解乡村社会治理困境,打造民俗体育文化精品,服务乡村美好生活,实...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模式是国家在场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意在探讨国家力量对于民间文化及观念的影响,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内,重点在于探究“国家在场”对民间音乐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土默特右旗政府部门组织、管理的文化大院实为一种“国家在场”背景下对移民音乐几个类型的生存及发展构成重要影响的一种平台。以下从文化大院这种样态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社会职能等几个方面入手,做进一步的分析。
泼水节即傣历新年,是南传佛教信仰地区最典型的传统仪式,也是西双版纳的旅游名片。伴随现代化的发展,泼水节与之相适应,明显表现出了两个发展面向,即对国家在场的适应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文章以南传佛教传统泼水节仪式的现代适应作为问题线索,通过横向铺陈将不同管理层级佛寺的泼水节仪式个案进行并置比较。不仅从音声和行为层面对仪式音声现代适应的两个面向进行呈现和分析,并且通过这些表现,从更深层的成因角度,解读信...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和逻辑分析等方法,结合徽州武术基本理论,探究国家在场视域下明清徽州武术的作为,研究认为:明清朝廷的“国家在场”形式,使徽州习武者在内的人群身份完成了从民间行为到国家行为的转变,徽州民间习武群体出现了多样化、公开化趋势;官府为了军事方面的需要,制定的培养、管理地方武勇的制度、措施,促进了徽州民间习武群体的增长、浓郁了徽州民间习武风气;徽州官员鼓励百姓积极参与“修武备”,提升了徽州百姓习武的热...
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①“国家在场”则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②基础上衍生的一个已成为近一二十年间国内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其在民间文化领域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发展的介入与产生的影响。曲艺艺术是创造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基本都是依赖民间自为的方式。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作者:陈洪; 马瑛; 梁斌; 张国君; 孙辉 期刊:《体育科学》 2019年第06期
“国家在场”是国际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变迁的重要根由之一,在近几届奥运会上英国竞技体育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和政策支撑。研究首先对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了二战后英国竞技体育治理的“国家在场”历史脉络,进而分析“国家在场”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包括: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向度行为一致性;竞技体育资源投入目标与评价的双向强化;支持运营“世界级赛事”(WCP)并设置“运动员表现奖...
作者:廉睿; 高鹏怀; 卫跃宁 期刊:《社会科学战线》 2017年第10期
在法律人类学视域下,成长于特定历史语境和历史实践中的族群法治知识,亦同时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本土性资源。族群法治知识这一概念的问世,不仅是基于田野调查之现实需求,同时也兼具理论参照意义。在西部J自治县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族群法治知识的运转逻辑已由“乡土中国”逐步向“国家在场”靠拢。在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充分尊重族群法治知识的时空转向和路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族群法治知识与...
作者:李丽; 李技文 期刊:《青海民族研究》 2017年第04期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逻辑关系。族群作为有别于民族的'想象的文化共同体',有着显著的文化边界与社会属性,属于'社会'范畴。国家话语对族群的影响,通常是以'在场'的方式来完成的。家人作为我国目前族称未定的特殊族群,在国家话语体系的支配与影响下,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族群身份'污名化',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身份'正名'、'纠结'、'博弈'与'重拾'的变迁过程,这种族群称谓的嬗变与身份转换,对家人的族群意识产生...
作者:张晓燕; 暨爱民 期刊:《贵州民族研究》 2018年第06期
清代湘西苗疆地方治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依托边墙体系的运作模式。于此之下,民、苗集场交易成为苗疆地方治理的一部分,融入清代边地之国家化进程,在呈现国家权力的地方运行机制与管理特色的同时,参与型构苗疆区域社会的秩序格局。边墙沿线集场交易活动之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苗疆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作者:贾怡 期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9年第01期
妈祖信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我国第一个信俗类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福建湄洲妈祖祖庙传播至天津后得到了“在地化”的发展,并集中体现为“皇会”的形式。天津“皇会”较之其他民俗祭典,不仅彰显了“国家话语权”,还表现为从一般性民间信仰到全面展示天津地域音乐文化与民间信俗相结合的综合性文化样态,而皇会的当代复兴,不仅反映了国家意识与乡民礼俗的多维互动,而且凸显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共同主题,即传统的重构...
作者:马种炜; 张雨龙 期刊:《世界民族》 2013年第05期
分布于中、老、泰、缅、越五国的哈尼一阿卡人,因深居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山地,致使包括其节日在内的文化长期得不到显现。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哈尼一阿卡人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其传统节日文化在总体上处于危机之中。同时,国家化进程的推进也给传统的民族节日文化带来了延续和转型的可能性。民族政治地位的平等与否是不同国家中哈尼一阿卡节日文化能否获得传承与创新空间的重要因素。国家在场对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至关重...
在对宛梆剧种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国家在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戏曲汇演、戏曲调演、戏曲大赛的举办;二是宛梆相关荣誉称号的获得与剧团对外宣传时的"冠名";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四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推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是国家层面"文化自觉"的表现。
作者:李天雪; 朱运来 期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05期
“五月八”节是广西桂林市福利镇的传统庙会。在历史上,“贺生祈福”一直是“五月八”庙会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的政治权力、出资者的经济权力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五月八”节上,而作为庙会所有者的福利镇居民却被边缘化,他们有限的自主权被官商系统进一步地挤压。通过检视福利镇“五月八”庙会之递嬗可知,若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庙会的正能量,国家必须“适度介入”。
作者:朱炳祥; 普珍 期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04期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
豫南花鼓戏是流行于豫南及附近地区的一个剧种,在河南信阳的新县、光山交界一带最为盛行。在当前国家“非遗”等政策影响下,花鼓戏的传承、发展有了更多国家行为的“干预”,其音乐功效较自然发展状态下的音乐表演行为则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国家在场的豫南花鼓戏音乐功效除了常规的文化认知、造势娱乐、平衡社会机制等以外,更多地倾向于辅助政府及文化相关部门宣传时事政策和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