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澳]约翰．w．伯茨，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2][瑞典]缪尔达尔，顾朝阳等译.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王松．生态经济学浅说[n]．北京日报，1996年-01-04.
[4]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孙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存环境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1999，(3).
[6][英]雷蒙德·弗斯，费孝通译.人文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修订本.
[7][美]西奥多·舒尔茨，郭熙保、同开年译.经济生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关键词]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意义 途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高校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民族问题，自觉地做党的民族政策的践行者，从而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意义，内容和途径方面谈一下看法。
一、充分认识高校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机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冷战之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民族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想和活动趋于活跃，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仍然相当活跃。西方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的发展，采用“西化”和“分化”的手段，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的频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也开始向内地许多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进行经商、就业、旅游等活动；内地许多高校也开始招收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不同民族的交流中，如何实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当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策教育的重要课题。总之，在当前民族问题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高校着力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引导他们增强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问题的特征和规律，抵制各种错误的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包涵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认识，它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要求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特别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措施，甚至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以帮助后进的弱小民族获得平等权利。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指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互动中的认同和整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民族和民族问题，从而能够正确去解决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进步的理论，是鉴别正谬民族观点的试金石。党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科学指南，是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认清是非，抵制各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潮，增强实践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自觉性。
2.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增强驾驭民族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民族和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重要、复杂的世界性问题。当今世界约有3000多个民族，总共60亿人口，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民族分布小聚居、大杂居、交错杂居。因此，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尤其重要。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族融合等成为民族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对立、民族纠纷、民族冲突等在局部地区有升级和加剧之势。民族问题仍是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之一。利用民族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要手段。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互助、民族和谐的政策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点，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有利于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分裂和破坏活动，维护和打击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和破坏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3.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增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是增强学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从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各民族人员往来愈来愈频繁，内地普通高校招收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面对频繁的交流，为了消除由于民族差异而造成的误会，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使各民族同胞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大繁荣。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措施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尤其要在各民族青少年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二、高校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十分丰富，其主要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观、阶级观、社会观、团结观、互助观、和谐观、融合观、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和谐、民族发展等方面。在新形势新阶段，应着力对大学生加强这几个方面的教育。
1.加强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的重点体现在，一是关于民族起源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民族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在有的民族形成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通过这些内容的教育使学生正确认识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规律，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二是进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的教育。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存在，民族问题必然存在，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民族问题又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方面，解决民族问题又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现实的民族问题来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所反映出来的，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既有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也有政治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思想意识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既有国内的，也可能涉及国外同民族，这样就使民族问题表现出了十分复杂性。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有些民族跨境而居，有些民族信仰的宗教是国际性宗教，所以，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影响国际关系。有些西方大国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以宗教、民族问题为借口，插手别国事务，一起地区性民族间冲突，甚至战争，这都使民族问题带有国际化特征。民族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我国的统一，社会稳定，边疆巩固，事业成功。”[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通过教育，使学生全面认识、分析、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自觉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而做出贡献。
2.加强大学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加强对学生的民族平等观教育。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列宁说过，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证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绝对不容许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在对大学生的教育中，一要阐明民族平等的科学涵义。在我国，民族平等主要体现在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面积大小，也不论语言文学，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各民族人民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都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民族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每个民族都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依法履行同样的义务和承担同样的责任。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平等。民族平等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二要对学生进行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教育。承认和坚持各族人民的真正平等，就必须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切实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保护少数民族当即做主的权利，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是要重视民族平等的法律保障。
加强民族团结观教育。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共同斗争和共同奋斗建立和发展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2]高校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一是必须阐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使学生认识到，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追求和目标，是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全民族共同发展的基础。正如同志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3]二是对学生进行“三个离不开”观点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56个民族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共同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三是进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育。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坚决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以维护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
加强民族互助观教育。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互助支持，互相帮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明：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优点和长处，同时，又存在着劣势和不足。各民族应该互相尊重，互助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汉族地区人口众多，经济、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因此，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把汉族地区的人力、财力、先进技术和少数民族地区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在对大学生的教育过程中，重点是加强民族互助观重要性的教育。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各民族的互助合作，是全国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是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历程证明，只有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才能加快各民族发展的步伐，逐步缩短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二是要阐明民族互助的两面性。发展各民族的互助关系，首先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支援和帮助，同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广大民族地区资源丰富，汉族地区经济建设所用的许多原材料和社会资源，来自民族地区的支援，这样才是全面的。
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和谐思想的教育。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加强民族和谐思想的教育，一是要加强民族和谐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的教育。民族和谐是指各民族间在存在某些差异性的基础上各民族和睦相处，关系融洽。民族和谐既是指我国56个民族的和谐，同时，也是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以及同一民族内部成员的和谐。民族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只有各民族的和谐，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整体优势和创造力，才能充分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传统教育。中国自古拥有众多的民族。从秦汉至清代两千多年间，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交往史事大量存在。民族的交往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助于各民族间增加了解和各民族的发展。通常各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和亲、通贡、互市、会盟等。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方式和途径较多，当前，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进行。
1. 通过课堂教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渠道。目前，各高校所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中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团结、民族解放和民族斗争的内容。教师将这些问题讲深讲透，对于大学生掌握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提高理论水平有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每学期的“形势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专门开设有关民族理论与民族热点问题的专题，尤其是及时结合国内外实际，系统讲授，深刻剖析，使大学生对国内外民族热点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做维护民族团结的促进者。第三，通过开设全校性的选修课，普及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知识。近年了，烟台大学开设的相关课程有“中国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研究”等，这些课程，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可度，使大学生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
2.通过社会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社会大课堂，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的重要方法。如，学校暑期组织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能使学生更直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引导学生自觉关心、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自觉地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通过社会实践，增长才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3.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丰富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各民族学生的团结友爱。所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烟台大学以落户我校的国家民委“山东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为依托，研究中心的教师曾举办多场学术讲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发展史、国外民族热点问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同时，还邀请国内著名民族学专家到校做学术报告，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之际，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各民族学生创造相互交流、互相了解、相互学习的平台。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各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都为中华民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应该得到尊重。
4.通过校园网络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
在许多高校中，网络技术的应用，全面地深入到学校的各方面工作。网络广泛地关联着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网络活动已经明显地成为大学生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主动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使网络成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新平台。利用网络拥有的信息资源丰富，传播方式迅速、参与性广泛等优势，以及图片、文字、动画等多彩形式，结合国内外民族问题的热点、焦点，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学生解疑释惑，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和对待国内外民族问题，厘清模糊认识，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地方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研究》课题编号：（J11SY55）的阶段成果。
[1]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92页
[2]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75页
[3]《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6页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05-02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很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能作出科学、全面的解释和说明。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脉络，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民族和民族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创立了马克思的民族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元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分析：民族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私有制是造成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根源；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消灭；民族内部的对立一旦不存在，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消失。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等这些科学的论断和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这些理论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斗争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二、我国的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理论上，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宗教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就是指各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问题，它包括民族自身发展的问题、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独立政权的国家，并提出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念，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改革开放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等思想，构建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强化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对民族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新的阐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结合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民族理论的前提下，对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基本规律、民族工作主题、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我国的民族关系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为处理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而形成的指导原则、法律法规、工作方针、具体措施、特殊规定、项目行动的总和。我国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60年的艰苦探索中，找到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和心血，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最可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根本保障。
三、我党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
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的问题，不管是、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我国革命中，还是、等新一代领导人在领导我国建设中，都把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民族问题的独特思想和理论，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1.坚持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解放前，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根本没有平等的权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各少数民族才实现真正的平等。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此工作的指导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尊重各民族的风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在调查研究的前提下，科学确定民族的成分和民族名称，使各民族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在我国，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生活、言语、文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不论其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都承认其为一个民族并且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有权在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并参与社会管理。这些举措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它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共建美好社会的积极性。
2.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最早用命令的形式规定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1997年，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制度在国家政体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代表党中央，进一步实施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理论：第一，制定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2003年3月，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模糊的规定细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2005年5月18日，《国务院实施若干规定》正式颁布，并于同年5月3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国务院第一个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二，新理论―“三个体现”、“三个不容”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指出；“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坚持团结与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
坚持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指出民族工作的中心：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狠抓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做民族工作上，做好“三个结合”：第一，把国家帮扶与少数民族的独立自主结合起来；第二，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具体利益；第三，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有机的合起来。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结合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指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
四、我党对马克思民族理论实践的基本经验
60年来，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各少数民族团结一致，为共创美好生活而努力，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的和谐安定，对民族的共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
1.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
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必须从各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及时制定符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施，努力完成民族工作的各项任务；并且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民族工作政策，同时加强对民族政策实施状况的监督。
2.完善民族法制建设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完善民族法律体系，不断将民族关系、处理民族的问题纳入法律轨道，依法维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依法治民，依法行事，各民族平等的受法律保护，接受法律制裁。
3.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实行多元民族文化政策
少数民族是我国文化多元性的资源宝库，民族传统文化对我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不断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卫生事业建设的投入，提供医疗保障，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并对民族出版、民族语广播、民族文物保护、双语教育等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积极丰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民族文化多样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即是和谐社会创造的源泉，又是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本民族群众的心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能充分表达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语
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新时期，我们更应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民族理论，不断总结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宝贵经验，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做好民族工作，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关键词：岳飞;民族英雄;评价标准;民族史观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1C-0064-02
伴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一些旧观念长期仍存在，往往给少数民族政权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忽视或抹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的特点。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偏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要特别注意。有学者提出，历史是多文本，多声音、多范式的。深化历史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秉承正确的民族史观。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话题，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教学改革中一个可以进行多维度认识和讨论的范例。本文试以此为实例，对高校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与民族史观的教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由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讨论讲起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为大多数国人敬仰。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近数十年来在史学界争论不断，范文澜、翦伯赞、邓广铭等学者的观点也不甚相同。但在史学界内外被广泛讨论，始于2002年的，被多家媒体披露的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本）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睨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教育部随即声明：“媒体所传与事实不符，在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从官方来说， 这一声明已澄清是非。然而此事件引发的史学界内外的讨论没有停止。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代表了部分学人的观点。
二、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讲授
有别于中学历史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历史基本史实和方法，高校历史教学重在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使学生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因此，高校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突破教材束缚，不再把教材看成教学的法定依据，作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开放的教学意识，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鼓励质疑，激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展“专题式”和“探究式”教学，教学中适时、主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存在着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民族英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一）“什么是民族英雄？”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民族英雄，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拯救全民族的生存和文明，与外族或外国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人物。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在向学生讲授民族英雄的基本定义后，还可以介绍学界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或辩论式，适时启发学生：
第一，引导学生弄明白岳飞所处的时代和宋金战争的性质。向学生介绍主流的观点并进行讨论，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军民们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从政治意义上讲，乃是属于用反抗的手段以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亦即自卫性的战争，从而也就是正义性的战争！从经济意义上讲，则更是为了保障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要尽量使其免受破坏以致更向后逆转，自然也是属于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争”。
第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岳飞代表的民族英雄。作为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既向学生介绍邓先生的观点：岳飞“始终笃实英勇地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以抵御女真兵马的南进，及其在进军过程中的掠夺和屠杀，以求使东南半壁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免遭蹂躏和涂炭。这说明，岳飞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也不回避部分学者认为的岳飞是“部分民族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抗金是为了捍卫汉民族和南方各族人民的利益，可以看成是汉民族和南方各民族的民族英雄”的观点。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在教学环节设置交流互动。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化历史知识，提高交流技能，也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如果学生讨论的积极性较高，课堂气氛较活跃，效果较理想，还可以引导学生将这一讨论延伸至“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定义认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范畴认识”和“中华民族的忠与奸是非标准认识”等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从而提高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效性。
（二）“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讨论，引出的新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同：张子侠认为品评人物重在辨别是非得失，评断善恶功过，而要衡量是非功过，就必须确立正确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有四点“立德、立功、立言和合其志功而观”。王沛林认为对岳飞的历史评价认识，有三个基准点：一是放在什么范围内;二是放在什么位置上;三是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坐标。因此，评价岳飞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应将其放到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分析，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其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把握展现历史人物的原貌，提供历史评价的多样尺度，组织轻松、活跃、自由的课堂讨论，避免简单、片面、毋庸置疑的历史评价结论等原则，丰富教与学双向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通过对岳飞的评价，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岳飞“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岳飞的评价，肯定的声音如前所述，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已有精辟论述。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岳飞的抗金战争，只是维护了南宋统治阶级利益，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岳飞是统治阶级内部“和”“战”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岳飞的全部作为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即将灭亡的旧制度，他没有也不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
另外，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教育学生用气节观品评历史人物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这也是史学界对于岳飞评价讨论的一个重点，即岳飞表现出的气节观究竟是“精忠” 还是“愚忠”，是不是爱国主义。在教学中不仅要传递对岳飞评价中的不同声音，而且要组织教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创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锻炼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历史教学中民族史观问题的讲授
通过讲授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争论，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等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本质是我们作为历史学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史观。
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刘浦江先生认为通过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在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在此环节可进一步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史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评价岳飞时，要认识到中国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从岳飞所处的时代出发，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宋金民族关系的本质：宋金是并立的国家，岳飞的抗金斗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性的;要认识到宋金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和融合;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和剂的作用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民族的归属感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尊重历史事实，还要认识到岳飞的历史局限性，且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随意贬低。
最后，让学生通过反思对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刻理解“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命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最本质的是坚持何种民族史观和历史观的问题。同时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岳飞评价问题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史学界是否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民族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最大程度上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在这场讨论中，双方都坚称是在遵循马克思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到的看法。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则是留给高校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龚延明.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J].学术月刊，2002，（4）.
[3]李珍.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J].史学月刊，2004，（9）.
[4]张子侠.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月刊，2004，（9）.
[5]李松茂.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原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3）.
关键词：民主价值观；“概论”课；教学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147 ― 03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大学生对民主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有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不理解、不认同，一些大学生甚至包括少数教师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动辄“美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这实际上反映出在西方文化处于优势话语权的国际背景下，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仍然是从西方文化和政治实践的层面解读的，这样的解读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用西方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民主的本义，也会在认识上产生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合的尴尬，而其结果必然消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理应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概论”课教材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第二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是专门向学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教学内容，我们应“以教材为纲”，精心做好教学整体设计与优化，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的民主实践，正确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发挥“概论”课培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而要实现“概论”课教学过程的优化，必须以教学过程各个要素的优化为前提。这里将主要从教育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一些阐述。
一、加强教师科学民主观的塑造
教师的素质结构是一个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理论素质等的统一。在这些素质中居于统摄地位的是思想政治素质，即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概论”的教学不仅仅是教师和大学生之间的知识传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思想互动关系，而两者互动的“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这里的思想是指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意识。“概论”课作为一项意识形态极强的教学活动，决定了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用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去考察社会和人生，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和不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不仅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而且是正确理解客观世界的总开关和钥匙。对民主价值观的解读也是一样，到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民主进行解读还是基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对民主进行解读，是不同民主价值观发生分野的根本原因。因此，对民主价值观的解读，教师的科学世界观是前提。
如果没有对马克主义世界观的真心认同，如果不能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解读民主，那么出现动辄“西方如何如何”之思维方式就不足为怪了。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刊发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并指出部分高校教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应该说，辽宁日报在报道中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危言耸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民主观”，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民主，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认识到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受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特殊国情制约，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对“概论”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和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来阐释社会主义的民主。如果教师的世界观出现偏差，就会有意或者无意中错误阐释社会主义的民主观。马克思曾在对《未来》、《新社会》杂志批判时就指出：“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都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2〕
因此，“概论”课教师必须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楷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与理论水平，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并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去解读民主价值观，才能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本义，也才能准确、客观、全面的认识中国的民主实践及其特色。
二、注重从教材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翻开“概论”课教材可以发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只有八页的内容，而且多是以高度抽象的理论形态展示出来的。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从整个教材体系出发的，具体到第八章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编写的。但如果教师仅仅局限于现有教材的理论内容，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和选择创新，不根据学生的具体实际和现实生活中突出的问题选择优化教学内容，就很难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教学设计：
第一，在科学把握民主概念的基础上，讲清楚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民主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民主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民主的中国标准与西方标准的问题。从文化传统上将，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处于缺位的状况。即使是有民主文化传统的西方，也在民主的发展历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实质。正如所讲：“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3〕要让大学生明白，如果只有程序合法、形式规范，而没有实质的民主，也会走向反面，背离民主的初衷。在民主的标准上，不能用西方的定义和话语来套中国的现实，更不能把一个国家的民主标准当成普遍标准。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搜集相关素材，让大学生在辨证思维方式中正确把握民主的实质。
第二，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探索历程。民主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的追求，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学生只有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探索历程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明确了我们的历史状况以及民主的艰辛历程才能对当下中国的民主实践有更加完整的认知。这种纵向的历史回顾可以减少学生因盲目横向比较所带来的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以偏概全和习惯性偏见，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同，这种历史的维度要比单纯论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合理性更为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讲清楚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由于民主的发展历程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关键在于如何将中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对比分析，辨证的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从信息的来源来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是在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而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多是从网络上获取，这种由于空间缺位所带来的信息和经验严重不对称的对比，往往让大学生产生“月亮都是国外的圆”。正如所说：“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4〕这里讲的“全面”、“客观”很重要，不全面和客观的看待整体，就很难形成科学的认识。因此，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弥补大学生信息和经验的不对称，中西各自的民主的优势和局限都应该讲，而且要讲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文明的比较优势。总之，教学内容优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贯穿进来，全面、客观、联系、辩证的看问题，从而让民主价值观教学体现整体感、历史感，让整个教学内容丰富而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
三、善于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方法是指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所采用的方式、程序和手段的总和，教学方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体教学方法的选择是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决定的。在教学方法的优化上，需要我们在完整的教学方法体系中灵活、综合使用教学方法。具体到民主价值观的培育，由于民主是一个离学生直接生活经验相对较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问题式启发教学法、对比教学方法、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阐释与批判相结合的方法、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要善于设置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正所谓“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感性世界，他们的思维处于一个由感性思维向成熟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仅仅从生活经验的层面他们也可能产生对现实的民主现象的思考和批判意识，但由于生活经验的碎片化和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对民主并不能形成完全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感性世界，他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学业、就业、家庭等和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生活问题，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不能形成文化自觉。这需要通过问题的设置将纷繁复杂、杂乱无章的感性材料将学生的困惑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头脑中没有问题意识，教师教学就会陷入一种被动的教学。教师所讲的真理与学生的经验世界或者已有理论思维无法对接，教学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当“问题”意识凸显出来，教师设置的问题与学生内心的问题二者产生了融合和共鸣的时候，大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启发式教学并不仅仅是教师在课堂之前创设问题，而是要认真的研究教育对象和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才能真正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如根据大学生在网络中接触西方文化的背景常识和思想困惑，可以设置教学问题为：中国有民主传统吗？中西方民主的差异是什么？中国民主之路在哪里？根据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合理设置教学问题，教学才能有整体感和层次感。在创设了问题之后，必须融合理论阐释与案例教学法、抽象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中西民主对比的方法于同一个问题之中。围绕同一个问题，各种教学方法应该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教学目标。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将理论阐释与现实案例结合起来。当然在具体的设计上可以采用理论阐释在先，通过案例解说论证理论的教学方法；也可以用一个典型案例，然后将所讲的理论融入到案例之中，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的教学需要灵活运用。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这种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可以采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在民主价值观的阐述中，要想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对比教学法也是有效的教学方法。为此我们可以采用理阐释与批判的对比教学方法。民主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的历史传统和国情，以此为基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但理论上的先进性比不代表现实实践中毫无瑕疵，我们应在教学中让学生全面客观的看待中西民主。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阐释我们的民主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对比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对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加以批判，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的民主“图景”，从而坚定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总之，“概论”课教学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只有不断跟进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做好教学优化，才能阐释好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让大学生从内心认同，从而让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教学听得进去、真正领会、积极践行。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
关键词：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 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7（a）-0112-01
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就很重视民族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制定了许多合理的民族政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掌握党的民族政策，是每个学生的必须掌握的知识。因此，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增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的时效性和创新性。
1 课程目标上，老师要做到知识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我国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学生们在掌握了我国民族的基本情况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让学生科学的认识我国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根源，使同学们树立各民族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的观念，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世界观，让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培养学生们的民族意识。培养他们热爱少数民族，热爱中华民族，使学生们形成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和团结，维护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的正确民族意识。作为党培养的优秀知识青年，我们应当处理好这些关系。让学生们成为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纵观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在民族问题上是解决得最妥当、最好的。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这应完全归功于我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要让学生们了解党的民族政策，了解新民族政策带来的成就，特别要让学生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政策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正确理解党的民族政策，自觉地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2 在教学内容上，要与时俱进，把新时代的精神注入新的民族理论中
任何理论都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也是如此。在民族教学过程中，老师要突出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与理论，把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决贯穿到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课堂教学中，把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科学民族政策指导下，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将这些内容贯穿到民族教学中去，可以引导学生们执行党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自觉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的理论指导，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指明了道路。所以，老师在进行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教学过程中，要把三个代表贯穿其中。
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同志等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的继承与重大发展，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是与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它的要求是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本的方法是统筹兼顾，平衡全国各地区的发展能力，增强少数民族的发展机会，最终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思想是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与民族地区的实际，制订一些符合实际的政策与措施，领导各族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用先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根基本要求。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庄严提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所以，我们把新时代的精神纳入到民族教学的内容里，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3 教学形式要灵活多样，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民族理论课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空洞和乏味、学生不感兴趣等问题，如何让民族理论课生动活泼起来，提高学生学习民族知识的兴趣。笔者认为，我们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1）老师要坚持教学手段的多样灵活，教学方法要寓教于乐。
在民族理论的教学中，老师要尽量采用一些多媒体技术，多选学生们感兴趣的、熟悉的生活案例，引导学生们讨论与剖析案例。与此同时，学生们要从课堂走到社会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参观和访问等形式，提高他们的学习民族理论的兴趣。例如，带领学生们参观少数民族文化展览馆，使学生们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辉煌的文化，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带领学生们考察新农村建设，并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等等，使学生们感受到，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引领下，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实践活动，学生们既增加了民族知识，又增长了他们的见识，教学成效十分明显。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拒绝空洞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对世界民族和民族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前提上，对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地区的土壤中。学生们在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时，是要用它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民族工作，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民族教学中，要尽可能的联系社会和学生们的思想问题，以解决学生们在思想与认识上的不足。
4 结语
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课程教学中，我们要做到民族问题的知识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教学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和创新精神，把新时代的创新精神注入新的民族理论中，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形式要力求灵活多样，做到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概论课；民族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是指在概论课的教学中渗透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历史观以及有关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在概论课教学中渗透民族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落实和巩固。
一、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一）是契合课程特点的需要
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较，概论课更加适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民族教育。首先，从内容上看概论课教学内容体系庞大，能与民族教育相渗透的结合点甚多。概论课着重讲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而且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并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课程宽阔的视野是我们进行民族教育的基础和平台。其次，从授课时间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时间更有保障。其他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授课时间为1个学期，独有概论课授课时间是2个学期，这为我们在概论课中系统进行民族教育提供了课时保证。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全面渗透民族教育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二）是应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的需要
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首先从国际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不良思潮和文化的影响。目前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泛突厥主义”等思想的活跃及境外三股不良势力的策动，使我国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这需要我们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民族思潮的免疫能力。其次从国内的具体国情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频繁，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增多。民族问题的普遍化趋势要求我们必要通过特定课程对所有地区的大学生进行民族教育。而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则满足了这一需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的长远稳定。
（三）是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的需要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贯彻国家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等相关政策的要求。随着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的日益复杂化，对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中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国家多次颁令要求各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如2009年、教育部、国家民委了《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等学校要将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因此在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落实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要求和举措。
二、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重点内容
（一）以民族史教育为基础
概论课教学中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渊源和近代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民族教育的基础，只有知道历史才能创造未来。概论课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理论，这三章涉及的时间跨度是从近代以到当代的漫长历史。因此可是在这三章中可加强学生的民族史教育。其一，让学生了解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尤其要重点讲述少数民族对新中国成立的伟大业绩。如可补充红军长征时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关系。其二，可对各个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历史和对各时期民族政策进行解读。长征时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建国后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可对以上不同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影响进行重点介绍。
（二）以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教育为前提
了解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是当前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前提，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族问题的现状及其本质，在概论课教学中应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在各章中加以贯彻。如第六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补充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可选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案例，介绍我国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详细介绍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用，还可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汉族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其不足，探讨发展对策和建设；第九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可在介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运的联邦民族治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后，补充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分析民族问题的理论水平；第十三章“国际战略和外（下转第36页）（上接第34页）交政策”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分析“”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揭露他们分裂祖国的本质；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坚决维护党领导地位，共同创造团结统一的局面。
（三）以民族团结教育为重点
民族团结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责任的教育。在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教育学生民族团结统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对学生进行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等；第十二章“祖国统一的构想”中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等方面的教育；在第十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第一节要详细介绍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加强民族间团结与和谐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指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四）以民族价值观教育为核心
一个国家民族，有了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就有了全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因此在概论课中要加强民族教育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结合概论课第十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内容，加强各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还可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加强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
（五）以民族宗教观教育为依托
对学生进行民族宗教观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依托，因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都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必不可少。概论课中第十四章虽有专门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内容略为单薄，需要补充一些相关知识。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教育，论述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指出紧民族团结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密不可分的基本现象，并重点分析当前宗教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三、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主要路径
（一）优化内容：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优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加删减、扩充合并，并将之进行优化组合，做到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系统教育是指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教学内容要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专题教学是指在概论课系统渗透民族教育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要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专题式教学。通过系统和专题的讲授，让学生全面了解民族及相关问题，提高辨别能力。
（二）改革方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当前概论课中民族教育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除了教学内容单薄外，还有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因此概论课教师要不断创新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民族教育的理论性和针对性。概论课教师还要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学习，加强概论课教学中民族教育教学的理论性、系统性。此外，还要加强实践教学，积极开发民族教育的社会实践基地、社区共建基地、见习实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进一步活化民族教育的形式，增强民族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三）创新途径：学校教育和社会参与相结合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不仅仅是概论课教师一个人的义务和工作。还应该得到学校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断拓宽民族教育的途径，创新民族教育的载体。学校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民族教育的氛围和文化，把民族教育融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活动中。同时家庭和社会各界都要加强对学校进行民族教育的支持力度，只有全社会在民族教育上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使概论课中的民族教育产生实效。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生问题；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26-04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来，“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命题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逐渐被提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基于此，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和启示性的理论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在民生理论创新中解决民生问题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正确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交出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关键在于掌握了一个科学的民生理论，这个理论不是什么别的理论或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为指导，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民生问题，才能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民生问题的内涵、本质、特征、价值等，也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原则和途径来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为指导，却从不将这一理论凝固化和教条化。党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始终以民生建设的实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运用，善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中国化相结合，总是致力于民生理论与民生实践的完整统一。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把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将其提升为中国化的民生理论，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既实现民生理论的创新又促进民生实践的发展，使民生问题的解决有着牢固的理论根基。
二、在发展中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从表面来看是社会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却是利益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试想在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财富极其匮乏的社会，无论怎么样调配资源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曾说：“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1]邓小平通过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以及“”的深刻教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并强调发展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先富带后富的途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温饱、小康和富裕的民生问题。则从执政党执政的高度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把发展提升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民生性，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发展的科学内涵。由此可见，我们党始终关注发展问题，善于在发展中来解决民生难题，原因何在？从根本上讲，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决定了这一阶段发展才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特别是与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更离不开发展，发展是社会主义民生之依，只有在发展过程中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那是不是只要发展民生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呢？回答是否定的，关键还得看是“为谁发展？实现什么样发展？怎么样发展？”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科学发展，才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基础和保障，否则不但不能解决民生问题，甚至还会加剧已有的民生问题，还可能不断制造新的民生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可能引起城乡、区域之间的对立等，所以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增强发展的民生性是当前解决民生问题的必然逻辑。正如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
三、在革命和改革中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与各种制度、体制、机制安排密切相关，有些制度、体制、机制的落后性与滞后性是产生民生问题的直接原因，我们只有坚持革命和改革，不断调整与民生相关的落后、滞后的制度、体制、机制，才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活力。曾总结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指出：“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4]他强调前者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所以要解决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认为必须通过革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变革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而且为后来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可惜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简单照搬模仿了极度僵化的苏联模式，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致使民生问题没能很好的解决，人们群众生活极度艰辛，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面临深刻挑战。所幸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统总结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被彻底“革命”，代替以新的体制、机制，社会主义又焕发了勃勃生机，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中各种民生问题也不断得以解决，人民群众得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执政根基也更加牢固。实践经验充分证明：革命和改革是发展民生的基本动力，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善于在革命和改革中解决民生问题是党解决民生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在“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中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关键在于党，党的领导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解决民生问题当作其基本的任务和责任。除此以外，在解决民生问题中我们还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就需要充分对人民群众负责，尽力实现善治，“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一方面政府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化解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公共服务和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改善民生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住房、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基本民生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党和政府不断向社会“输血”的同时，更善于引导社会自身“造血”。民生问题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群体性等特征，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解决所有的民生问题，满足所有的民生需求，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加以积极的引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作用，增强社会自身的“造血”功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民生需求。总之，善于在“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中解决民生问题是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五、在构筑相关制度、体制、机制过程中解决民生问题
我们党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积极热情的参与，也要善于构筑解决民生问题的相关制度、体制和机制，保障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平衡的健康发展。对此，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总理在2007年3月16日答记者问时也指出：“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轻易改变，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从实践层面来看，我们党和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关系民生的制度和法律，比如：《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把民生理念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将民生建设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以相互匹配、相互衔接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解决民生问题，使民生获得更加稳定的长效发展。
六、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运用科学的民生工作方法中解决民生问题
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我们党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弘扬党的优良作风，采取科学的民生工作态度和方法。首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具体到民生工作中，就是善于把好的民生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民生路线、方针和政策，用实际的行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其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是在民生工作中始终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决不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就是在民生工作中，党善于总结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经验教训，注意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这些建议和经验教训适度校正各种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求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不断提高执政的水平和能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执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七、在借鉴前人和别国经验教训中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现时代处于一个民生政治的时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以及民生问题解决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政党和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基本标尺。基于此，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一些福利国家也十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并在民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阔视野，积极借鉴别国探索的有益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向前人学习。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民生思想资源，而且也有许多贤明君主在改善民生实践方面成绩斐然，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也有一些暴君横征暴敛，忽视民生问题，弄得民不聊生，最后被人民群众、被历史所抛弃，留下历史的悲歌绝唱。积极借鉴别国和前人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教训，一定切忌简单照搬模仿，而是要立足我们的基本国情，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为我所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决民生之路。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5.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N].光明日报，2010-10-28.
[4] .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0.
CPC’s Basic Experience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GAO fu-jian HE fang-bi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 Beijing 1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