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网络政治的含义
1.1定义在政治的定义上很多学者有各自的见解，多种观点互相存在，但是这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关于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的权力。经济利益能否实现跟国家的政治权力密切相关。我们在判断某一现象是不是国家的政治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评判。由此可知，关于政治的内涵的探究一定且必须是从政治的核心方面来开展的。
1.2网络政治的由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在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由于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网络也在逐步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它的介入有效的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发生变化，使社会这个整体与人也就是个体之间的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弥补了世界各地空间上产生的距离，除此之外，网络还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现在，网络已经在逐步的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去了，在慢慢的向权力与利益的方向靠拢，由此，网络政治真正的出现。
1.3网络政治的广义与狭义
1.3.1广义角度在广义上面来说，网络政治它是在计算机上的一种与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相关的现象。
1.3.2狭义角度主要指的是在网络上面真实发生的，跟人们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主要包含了政治内容和政治行为等内容。
2网络政治特点
网络政治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它是人们政治生活里重要构成之一。但同时，它的来源方式又是特殊的，它的内容是和社会的政治现象相关联的，这就造成了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特点。
2.1整体和独立性网络空间跟现实社会不同，它的自由度更为广泛，在这上面网民们有足够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相互交流，无论是生活中的事件还是社会中的政治问题。首先来看，它有一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上：每一个网民的身份和人格都是独立的，他们不用通过任何形式的认证就可以成为网民；还有就是承载网络政治的载体其自身就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再来看其整体性，可以发现它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独立的，它只是现实社会中的部分，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现实社会。
2.2虚拟性和真实性网络社会只是存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和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从形式上来看它是虚拟的。但与此同时，在网络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活动又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所以说，互联网其建立的基础是现实社会，而其又反作用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分析网络政治的政治学
3.1政治参与一说到参与网络政治，我们知道其参与主体是由现实的主体和虚拟的主体这两个部分构成的。现实主体指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通的公民，显而易见虚拟主体指的就是在网络政治中存在的“网民”。但这二者并不是固定且互相无关的，在某些特定环境中这二者能够相互转换，也就是说现实的能够转化为虚拟，虚拟的能够转化为现实。我们根据主体参与的活动是否对政府的决定产生了影响来判断其是否为政治参与。这样看来，网络政治中的政治参与主要指的是在网络上，参与的主体根据网络这种媒介再对政府做出的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期间，参与的主体能够自由平等的参与其中。
3.2政治文化现在各国之前的文化传统都大不相同，相应的其政治文化也是各具特色，但因为国际互联网其有文化整合的功效，所以这在客观上来看能够在政治文化上起到有利的作用。网络政治这一特殊现象决定了其政治文化也有一定的特征。
3.2.1多元化因为互联网是开放的平台，不一样政治背景的政治文化大不相同，他们一起存在于互联网中，这就意味着让不同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等一并存在，这体现了其多元化特征。
3.2.2交融化互联网上存在的政治文化不同，这些不同的政治文化互相作用，碰撞和交融，进而影响各个国家成员的政治思想观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个国家成员对各个国家的政体产生的看法。
4结语
画面如果不是表征性的，不是表意性的，就通常是形式主义的。在整个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是人文科学和艺术中的一个令人侧目的强大潮流。词语在自我地平线上的闪烁、声音绝对而孤独的迸发、色彩默默的而又是独具匠心的装饰等等，这些素材上的自恋取向，使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根除了意义的诱惑，斩断了同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艺术甘愿在自身的形式框架内起舞，形式既是它的界限，也是它的目的，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律法。但是，在王音这里，并不存在着这样的绘画形式主义，尽管他像寻章摘句的苦吟诗人一样在形式上殚精竭虑；而且，形式--既是画面形式，也是画面的生产形式--在王音这里起着基础性的功能作用，很显然，王音的形式主义痕迹表露无遗。但是，这些作品并不被形式主义意图所牢牢地驾御，并不被形式主义欲望所吞噬，它最终挣脱了形式主义的牢笼，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学意图成为它的归宿。正是这样，无论是对于表征主义，还是对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来说，王音的绘画都是异质性的。
王音的这组绘画作品采用了较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他雇佣了一个农民画家，并为他准备了画布或画框，让他作画，这个农民画家按照自身固有的法则、趣味和习性作画，也就是说，王音试图让他将民间画的某个传统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在这个农民画家完成了他的工作后，王音再在这个作品，在这个已然成型的民间画上进行再生产。但是，王音的再生产不是修修补补式的，不是将自己的笔迹融入到民间画的结构中，他既不是对它们的增删，也不是对它们的改造，既不是对民间画进行灵巧的编织、缝合，也不是怀有敌意地同它们进行排斥性游戏。王音的画--这是深深扎根在学院传统中的油画--有点随意地，甚至是有点生硬地覆盖在民间画上。如果说，这两种画确实隐藏着某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并不是为某种焦点性意义所统摄，这种关系只是表面性的：农民画家总是选择他的偏好素材：瀑布、青山、绿树、红花、溪流、湖泊以及低沉而茫然的天空。这些素材组织了一个开阔而纵深的山水空间，这个空间突破了文人画的虚拟性，但因为它夸耀性的稚嫩，毫不掩饰的笨拙以及孩童式的任性，这些画便显得僵硬，而并不具有透视主义的真实感。这是民间朴实的时空感知，它既是反美学法则的，又是反科学法则的。王音的画呢？在多数情况下，王音画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这是个典型的无名者，王音寥寥几笔，只勾勒了他隐约的身体结构，或者巨大的麻木而稀疏的面孔，他的形象、年龄、身份，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秘密都隐而不现，因此，这个人物不需要去探究和挖掘，这只是一个空洞化的人物，王音对这个人物的勾勒似乎也是草率的，但是是故意地草率的，他用了一些习惯性的粗犷线条，让油彩和笔法分外地突现，这些人物在总体上是反逼真的，但是在局部则反复地强化绘画的技术、材料、痕迹，这个人物身上处处隐藏了表情，但处处渲染了技艺。结果，这个人物没有心理学或政治学的意义，他只有一种绘画技术上的意义：他是漫长的油画传统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人物仅仅是油画的一个产品，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人物印证了油画传统的存在，是油画形式在这个画面上的一个醒目出场，是油画技术的表征和证词。人物剔除了人学意义，其目的则是召回那种久违的绘画学意义。人物要表达的不是人性，而是无处不在的油画技术。一句话，在这个人物身上，技术压倒了人学。
王音将他的人物覆盖在民间画家的山水上，这个农民画家的山水鸟木并没有像文人画那样构造一个常见的悠然意境，相反，稚嫩情愫替代了神秘玄学，表面取代了深度，具体色彩的偏好--比如说对绿色的狂热而浅薄的迷恋--取代了无限意义的索求，在此，民间画完全是表象性的，如果说它有意义，也只有一种类型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显示一种油画传统和国画传统之外的民间绘画传统。这确是一个绘画传统，尽管它的历史并不确切可知，这里知道的只是它的某些特征、趣味、品性、素质。在此，民间画不是一种外溢式的抒情，而是一种固执的形式类型。它决不作为情感或哲学氛围来构成王音笔下的那个人物的有机背景，它既不烘托这个人物，也不对这个人物指指点点，它是自在的，洋洋自得的，自我满足的。这是形式的满足，绘画类型的满足，旁若无人的满足。这样，王音的人物和农民画家的山水分别是作为两种绘画类型出现的。它们展示了两种绘画形式、绘画传统。在画中，由于各自剔除了意义的引诱，油画和民间画固执地封闭在自己的形式区域，因此，人物和山水的关系，既不是有意的冲突和对立，也不是那种天人一体式的诗意结合，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升华的意义整体。实际上，画面并置的是两种绘画类型，这两种类型并不织成一个严密的有机体，也不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达成一个抽象的意义融合。它们达成了一种差异关系，这种差异关系并不被总体望所统摄，它也没有一个焦点性目标，没有一个等级机制，没有一个组织原则。人物和山水处在一个平等而民主的位置，它们并不彼此渗透，一个并不悄悄地潜入另一个之中并与之缠绕。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物在任意地对待山水，山水也在任意地对待人物，它们各自行事，差异关系在此表现为任意关系，这种关系有时看起来有些结合，有时看起来毫无牵连；有时看起来独具匠心，有时看起来又草草收场。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偶然性的产物，它听命于艺术家的直觉和即时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它呈现何种面貌，这种面貌总是差异性的，反总体性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种绘画形式--民间画和油画--的嬉戏，而不是一个人和他的山水背景的嬉戏。这是绝对的差异性嬉戏，这种嬉戏以骚扰的方式进行，骚扰不是为了彼此接近从而达成一种支配和屈从关系，不，骚扰在此是对任何支配性的否定，对等级性的否定，是彼此的否定性嬉戏。油画和民间画不是朝着统一的方向集结，而是朝着分解的方向扩散，但是这种扩散不是引向无边的虚空，而是使之醒目地存在。正是在这里，王音将民间画纳入到同油画等值的地位，民间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它丝毫不受油画的压制，油画和民间画惯常的权力逻辑瓦解了，它从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走出来--在中国，这种民间画一直在国画和油画编织的暗夜中徘徊。绘画的谱系学，从来就是油画和国画的谱系学，如果说谱系学的动力总是来源于对少数异质性的抑制的话，那么，绘画谱系学的历史编撰，总是以对民间画的压制作为前提。在王音这里，由于画面是两种绘画类型的无拘无束的嬉戏，那种常见的绘画谱系学中的权力逻辑就被翻转过来了，于是，这些作品就对绘画谱系学进行置疑从而变成了对绘画谱系学的探讨。因此，绘画就是对绘画的探讨，对绘画的权力逻辑的探讨，对绘画的神话学的探讨。这是关于绘画的绘画，王音通过绘画来思考绘画的历史，绘画的知识、绘画的谱系学和政治学。绘画在此变成了一种知识，变成了关于绘画知识的知识，变成了追溯历史的思虑，最终它变成了一门考究学术。这组作品无疑隐含了这样的考究和质疑：那些正统的绘画形式，比如油画和国画，为什么享有一种高级的主流位置？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历史的可见处并且熠熠发光？为什么是它们在一个漫长的传统中被教学、被铭写、被反复地研究？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教科书中并获得学院体制的强化？这个体制化的复杂的权力逻辑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民间画--它们有着无数的作者、式样、情趣、热情和隐秘的知识--处在历史之外、处在历史的隐晦角落？为什么民间画从来都是匿名的？王音的这组作品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两种绘画形式的差异性嬉戏，而在于这种差异性嬉戏使绘画的谱系学和神话学颠倒了，使绘画一劳永逸的权力逻辑松动了；同样，这些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尽管它由两种纯粹形式构成，而且，单就画面而言，这些形式、色彩、构图具有一种浓郁和沁人心脾的春天气息--而在于这种形式中埋伏的争斗和政治学。在此，对于历史、对于权力、对于政治学，王音不是直接干预式的，不是直接以它们作为素材，作为目标和对象，就是说，王音并非直接讨论政治学和政治素材；王音的干预是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将对象政治化，通过形式的冲突引发政治的冲突。政治性--这里表现为绘画形式权力的谱系争斗，而非日常现实政治学--埋伏在形式之中，蕴藏在形式里面。它不是从形式上漂浮出来，就像意义从形式上蒸发出来一样；政治不是形式指涉的内容而引发的，它就是形式本身引发的。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素材，但却布满了政治斗争：同学院体制的斗争；同绘画史的斗争；为少数派的身份认同而作的斗争；反知识压制的斗争。形式是历史的效应，没有一种形式能全然摆脱政治，这是"政治无意识"的结论。但是，在王音这里，政治不是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地平线，不是作为无意识，不是作为形式的无处不在的神秘宿命而出现的，相反，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明确目标，成为绘画形式讨论的主题。政治在此是自觉的主题。事实上，在另外一组作品中，王音更加激进地讨论了绘画的政治问题，这一次，王音几乎没有出场，也就是说，王音一贯性地生产的油画类型、他的画笔、他的身体、他的画面的物质性、他笔下面目不清的人物都没有出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场--王音自己属从于这个油画传统，他从小就在这个传统中受到规训。他仅仅让这个民间画家在画布上作画，民间画家擅长于牡丹，艳红的活泼的并带有世俗脂粉气的牡丹，这些牡丹的形状和色彩完全流露了民间画家的技艺和趣味，但是，王音在结构上则制约着这整个画面，具体地说，这些牡丹--大量的牡丹--组织起来的画面，其结构、其组织方式、其布局都是王音控制的，更准确的说，都是典型的油画视野所控制的。在这个牡丹争艳的画面上，没有艺术家的明显身体性痕迹，但是艺术家的观念，西方油画传统的主导性观念和视角却专横而霸道地存在着。这种观念就是透视主义，它作为一个法则，不无悲剧性地制约着民间绘画的生产。在此，这些牡丹的结构布置呈现了典型的"西方式"的纵深时空感，而这对于中国民间，对中国民间艺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迷惑不解的，对于牡丹的手绘者来说，这样的一个排列秩序、这样一个结构安排既可能引起他们的不适，也可能让他们震惊。总之，艺术家的安排使民间画家的习性和传统发生了断裂，使他们熟悉的生产方式错乱了。同样，对王音来说，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惊讶感，这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艺术家在牡丹上甚至在画布上不着一笔，但是，这个牡丹却神奇地在他的系统（西方的、学院的、经典的、美术史的）中绽放着，事实上，王音同样地同他的作品（如果我们将牡丹图说成是他的作品的话）处在一个错乱的位置，因为这些牡丹根本就没有他的太多痕迹，没有他的氛围，没有他的身体和气息。这是些完全外在于他的牡丹，它们外在于他的画笔、手和经验。总之，对于这两个画家来说，在这些牡丹图中，都存在着强烈的异己感和错位感，而且，这决非是两种绘画式样的结合，这二者并没有进行彼此的协调游戏，然后融入一个整体性中获得自恰感，相反，两个艺术家的经验错愕得到了强化，这种错愕感和异己感被故意地保留，作品依赖于这种经验错愕而存活。对于艺术家，或者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经验错愕可以将经典的绘画形式搅乱，并对根深蒂固的绘画习性发出挑战--强化错误就是为了表明真理和神话的暴政。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毒品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毒品、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长期以来，解构主义一直面临着双重误解，处境尴尬。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德里达过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风暴”前后，在许多左倾知识分子或者走上街头，以行动与体制抗争，或者在著作中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时，德里达给人的形象却是一位安坐书斋、专心拆解文本的学究，因而受到同辈的指责。后来，由于美国耶鲁学派影响巨大，解构主义更日渐成为一种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无关的、游戏式的文本批评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将德里达视为一位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理想为敌的危险分子，认为他缺乏正面的社会关怀，只会通过文字游戏破坏欧美精神大厦的根基。因此从诞生之日起，解构主义就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敌意，围绕保罗•迪•曼的争辩1和1992年的剑桥风波2都是这种敌意的集中体现。德里达曾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努力澄清人们的误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论的策略却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弃解构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促使德里达拓宽研究领域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许是为了保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美国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传播解构主义的同时，也遮蔽了解构主义的真实面目。从哲学生涯的最开始，德里达就抱有宏大的关怀，文字和文本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当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纷纷从解构主义中汲取营养、自立门户的时候，解构主义本身却被当作过时的文本理论被人淡忘了。自新历史主义流派兴起以来，对孤立文本、孤立学科的研究日渐失去了影响力，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场，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的趋势。德里达将解构批评的触角伸至政治、宗教、伦理等领域，正好顺应了这一潮流，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得以具体地呈现。所以，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对于解构主义而言，是一件幸事，透过他对各种具体问题的阐释，我们对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获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达早期著作的政治学内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达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与《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虽然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但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困扰欧洲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遗产。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德里达的犹太裔背景和边缘身份3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犹太文化的因子赋予了他强烈的先知情结。J•D•卡普托在《德里达的祈祷与泪水：无宗教的宗教》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犹太教对德里达的深刻影响。德里达自己也说，虽然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种预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讨会发言《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4已经让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并非为解构而解构，某种朝向未来的乌托邦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著作周围。双重的边缘身份则让他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强权、对异己因素的压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观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与政治不相干的问题时，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的所有立场都是政治立场。
批驳绝对中心观念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德里达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中心的替换永远不会停止。他意识到，绝对中心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一种将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种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控制的因素的畏惧。因此中心的观念与权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暂时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会借用真理的名义，竭力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久化。回顾历史，君权至上、教会统治、宗教迫害、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等种种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观念无一不是源于绝对中心的神学式崇拜。由于对中心的迷信没有改变，由于一直缺乏对中心观念的深刻反思，人类往往是在打破一个中心之后又马上确立新的中心，中心虽在不断替换，危机的根源却没有消除。早期德里达之所以将语音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的重点，是因为他相信，语音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同构关系，西方哲学一直将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独白”，是一种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学”5。用广义书写的概念揭示语音中心论的虚妄，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长。
否定二元对立、主张二元互补是德里达的另外一条基本原则。二元对立思维是绝对中心观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因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另外一项则被视为不相容的对立面，被贬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谬误，灵魂/肉体，自然/文化，文明/野蛮，语音/书写，等等。当这种思维与种族意识、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时，危害尤其明显。按照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进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进”的群体在对待他们所认为的“野蛮”、“落后”的群体时能够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达以补替（supplement）概念为武器，巧妙地颠覆了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核心意义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过头来以原来处于弱势的一方取代并压倒强势的一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充满对抗和压迫的结构。从弱势一方着手，只是一种历史策略。在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浪潮汹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达的二元关系理论从哲学的角度为政治实践提供了依据。尊重差异、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宗旨。德里达杜撰的术语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异（difference）的总体运动，也指代以差异的方式创造和推动宇宙的那种力量。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差异中最核心的差异就是事物与内在的异质成分之间的差异，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这个非物之“物”）的变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这种内在的差异。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达没有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但他近十年来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的这条核心原则。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借用了德里达的某些策略，在精神主旨方面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政治关怀在早期的德里达著作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他避免正面理论的策略和迂回繁复的文风使得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内涵。二、德里达晚期的主要政治学命题
十多年来，德里达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访谈录，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与他早期专注于哲学和文学文本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些著作一方面坚守了解构主义反对绝对中心、反对二元对抗、推崇差异与多样性的立场，一方面从政治学和伦理神学的具体需要出发，提出了弥赛亚精神（messianicity）、公正（justice）、宽恕（forgiveness）与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等纲领性的命题，全面展示了解构主义的政治观。
弥赛亚精神与弥赛亚体系（messianism）是德里达提出的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弥赛亚体系指建立在圣经的弥赛亚信仰和特殊启示之上的具体的宗教体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然而由于狭隘的“选民”意识和宗教信条的束缚，这些体系不足以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结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一种对公正社会的期待和信仰。这就是德里达所称的弥赛亚精神，它构成了解构过时制度、解决历史困局、设计未来社会的强大心理动力。对弥赛亚精神的肯定表明，德里达并非像解构主义的批评者那样，全盘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反，解构主义并不缺乏正面建构的理想，只是在打破绝对中心概念之后，德里达已经不可能将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预先认定为真理。在他看来，真理如同地平线，永远在远方，永远是他者，永远不在场。这种矛盾一方面是悲剧性的，使得人类永远无法获得全面的幸福，但在另一方面，却肯定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对“进步”和“理想”的有条件肯定，划分了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
与弥赛亚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是公正，因为弥赛亚精神就是对普遍的公正的一种期待。在德里达的著作里，公正是与法律相对照而言的。法律是以公正的名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体的计算体系，但法律永远不等于公正本身（justiceassuch）。这是因为，公正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而且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各种复杂的权力角逐、利益算计纠结在一起。在人们对公正的要求下，法律必须不断修改。因此，公正对于法律而言，是一种既建构又解构的力量，而公正本身却永远不能被解构，因为它并非任何在场的、具体的东西。德里达的公正概念一方面提醒人们，不应将法律等同于公正本身，借公正的名义让法律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抵制了放弃公正诉求，将法律技术化、实用化的政治行为。
宽恕是德里达晚期著作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它与西方的宗教、尤其是《新约》所影响的基督教传统有很深的关系，二战期间纳粹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更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伦理迫切性。德里达一方面从抽象思辨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神学和哲学中的宽恕传统，另一方面结合纳粹罪行与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探讨了宽恕的现实意义。与公正的概念相类似，德里达将宽恕视为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绝对律令，他认为宽恕的前提就在于存在不可宽恕的罪过。“如果人们只准备去宽恕那些可以宽恕的事，即教会所谓‘轻罪’，那么，宽恕这一思想本身就消失了。”6宽恕与法律不相干，与算计不相干。德里达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政治和司法实践尤其感兴趣，认为他们既尊重法律、又超越法律，通过宽恕达到民族和解、避免延续仇恨的做法，对人类极具启示意义。在今天这个宗教仇恨和民族仇恨肆虐的世界，德里达的宽恕思想无疑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价值。
新国际是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出的构想，它是德里达弥赛亚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说的“国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而是对新型国际组织的一种设想。德里达意识到，当今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干预，然而现有的国际组织仍然操控在少数富裕国家手里，因此无法公正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国际法“所定义的使命、行动和语言仍然是扎根在西方的哲学观念、西方的国家和观念之中的”，因而必须解构。解构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国际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改进国际组织的效用，这就是新国际的宗旨所在。上述的重要命题是解构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未背离早期解构主义所设定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内涵的具体呈现。结论：解构主义的理想与使命
虽然解构主义是对欧洲两千年哲学传统的反思，但它并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德里达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清楚地表明，解构主义有着宏大的人文关怀和明晰的现实指向，它在祛除形而上学因素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启蒙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解构主义不再迷信绝对的真理、全能的理性和完美的乌托邦设计，但却并未放弃公正的理想和对更美好社会的期待。
德里达反复强调，解构不是摧毁和瓦解，解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affirmationoftheimpossible）。所谓“对不可能的肯定”，从政治的角度说，就是对永远不能实现的公正本身的追求，就是弥赛亚精神。在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德里达明确概括了解构主义的使命：“解构所质疑的正是这种提前给出的既定理想，它强调的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些困境之中，在历史复杂矛盾的无限进程中，既非提前也非滞后地创造出解决问题的办法。”7解构主义的政治学意义在于，既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局限性，又坚持对公正的深刻信仰，将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努力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注释】
1保罗•迪•曼去世后的1987年，他在二战期间写的反犹文章被发掘出来，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批判，成为反解构主义情绪的一个发泄口。
2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打算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遭到抵制。
3这种边缘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欧洲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因为他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长大，对于主流法国文化而言也处于边缘地位。
4该论文的发表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被视为解构主义诞生的标志，后收录于《书写与差异》。
5Derrida,Jacques.WritingandDifferenc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MetaphysicsandViolence."P.91.
【关键词】政治动员 主体客体模式目标
1 政治动员概念考察与界定
在中国当代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动员的定义颇多，例如《政治工作大词典》指：“为保证作战或其他重大任务的完成而进行的思想发动工作”［1］；《中国小百科全书》将“政治动员”定义为：“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2］；施雪华认为：“政治动员是政治领导主体以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去诱导和说服政治领导客体，赢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支持，取得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3］。
尽管上述定义大相径庭，但笔者试从它们中仍可找出揭示其本质的共同属性：
1.1 无论何种定义，政治动员都可以抽象为：政治动员的主体、客体、手段、目标四个要素。
1.2 政治动员具有自上而下性。是指政治动员的过程是由国家到社会，自上而下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政治变革需要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往往是以政党为核心展开。由政党提出政治目标，联系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去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这这一过程中，政治动员的主体是主动动员，动员客体是被动参与的。
1.3 政治动员具有广泛性。主要指动员的客体或者对象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此，在动员的范围上和参与的范围上，也就具有广泛性。也就是说，政治动员主体必须采取一系列动员手段，将动员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身上，让他们了解政治动员的目标，了解政治主体的活动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主动参与政治过程。
综上，政治动员的是指政治主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采用宣传和鼓舞等政治手段，影响政治客体的政治态度，使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的过程。下文对政治动员基本要素做出详细分析。
2 政治动员的主体分析
“在政治哲学中，政治主体指政治行为的承担者。政治动员是政治行为的重要内容，因此政治动员的主体就是政治主体。政治主体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政治主体是“政治系统中的所有人”，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等社会政治组织以及政治家、公职人员、公民等政治个体。狭义上讲，政治主体是“相对运作中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宰制范围内的一般社会成员而言，执掌和操作政治权力的成员构成政治主体”，也就是政党和国家机关。本文所指即为狭义的政治主体。其中，政党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国家政权所展开，注重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或控制政权，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表达、综合本阶级的利益愿望，组织和引导本阶级群众实现自己的利益。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政党是“以保证、维持其领袖对政府的操纵为目标，并试图通过控制手段给予其成员以某种理念和物质利益的稳定集团组织”［4］。因此，政府是政治动员主体中的辅助领导者。
3 政治动员的客体分析
相对于政治动员的主体政府、政党而言，政治动员的客体即政治动员主体的政治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指政治系统中的大多数人，即公民。在现代政治的视域中，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从国家权力产生，国家权力结构，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生活方式”，因此，为了保证政治权力主体的统治合法性，以及为了实现公民对于政治过程的参与，政治权力主体必须动员公民支持政治主体的行为。
4 政治动员的模式和方式
政治动员的模式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的时期分为革命型动员和参与型动员。革命型动员是指在革命时期为了实现战争胜利而进行的军事动员。这种动员模式一般由参加和领导战争的政党发起，通过构建民族危机或阶级矛盾为动员的议题，引起大多数民众的救亡或者阶级怨恨情绪，获得民众对于战争的认同，激发民众的战争参与热情，促进他们对于战争的人力或者物力的支持，这一动员模式对于战争胜利有重要作用。认为政治动员“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5］。简而言之，参与型动员发挥现代民主的精神，强调作为国家实际主人的公民通过参加选举和参加政治社团等方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对于政治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的构建、政治领导人的产生、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贯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政治动员方式，就是政治动员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而作用于政治动员客体的策略、方法、手段、途径，它是政治动员模式的具体化。具体而言，政治动员方式包括：
4.1 意识形态型动员。即政治动员主体建立有利于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将其灌输给民众，使普通民众从心里意识和价值观方面对动员主体的政治行为产生认同和支持。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体现在它能够在政治主体的反复宣传下，以一种政治信仰的方式深入人心，即“意识形态的权力”。意识形态型动员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动员主体的政治行为获得动员客体心理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的支持，易于建立动员主体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具有强大的功能，“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之信仰的能力”［6］。
4.2 组织型动员。主要指借助作为政治动员主体的政党和政府既有的组织进行政治动员。政党和政府具有严格的组织体系，包括政党的垂直控制体系、政府的层级组织体系以及官僚制结构体系等。组织型动员的优点在于与群众联系紧密，“这种有效的政治动员组织一直深入到基层,每个基层组织都有很强的战斗力，这就使整体政治动员工作深入而广泛，不易脱离群众”，并且操作性强，“由政党层面来进行操作，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比较容易通过大型活动进行政治动员”［7］。
4.3 媒体型动员。指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动员主体借助新闻媒介让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政策等被广大民众认识和接受，并主导社会舆论，引导广大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激发大众政治参与热情，形成政治行动。尤其是“随着新传媒的出现,交往形式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超过了任何报刊所能达到的程度”［8］，网络媒体等新媒体动员效果日益加强。
5 政治动员的目标分析
政治动员的目标，主要是指政治主体通过发动政治动员所要实现的效果，从功能上说，它分为两个目标：
5.1 促进政治认同，获得或者维护政治合法性。政治认同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公民对由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等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接受和服从，进而在政治行为上积极参与、维护并促进政治体系发展的政治参与过程。政治认同对于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行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因此政治动员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向民众解释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行为是代表人民利益，具有合理性，进而获得民众对于其行为的理解和心理认同，提高动员主体的政治威信，维护动员主体的合法性。
5.2 促进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就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政治参与分为自动的参与和动员的参与两种类型。自动的参与是公民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意识到参与的必要性而主动地参与政治过程。动员的参与是公民在政治动员主体的号召和鼓动下，被动地参与政治过程［9］。这样的参与不仅具有被动参与的特点，而且参与过程的发展也往往由号召和发动政治参与的政治组织来把握。“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0］，因此，政治参与可以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行动提供丰富的政治资源，比如人力资源以及有广泛的政治认同产生的合法性资源等。
政治动员的目标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和经济目标，核心是政治目标。政治目标包括:赢得选举、掌握国家政权，贯彻和落实公共政策等。军事目标主要是动员民众支持或者参与政治主体的军事行动。经济目标是指获得民众对于经济制度、政策的支持。这三个目标在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地位，比如，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政治动员的目标主要以军事目标为主，其他为辅，一个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的国家，政治动员的目标则以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为主。
6 结语
在对政治动员的主体、客体、方式和模式、目标等基本要素做出多维度深入分析后可知，当代政治学上的政治动员即不同于一般词源学上的“动员”，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政治动员这一概念已成为一个包含主体、客体、方式和模式以及目标等基本要素，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学术概念。这也提示我们，在做任何学术研究前，首先应当科学界定学术概念的本质内涵，以防混淆词源上的概念和学术上的概念、历史上的概念和当代的概念。
参考文献
［1］ 政治工作大词典［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366.
［2］ 中国小百科全书（第4册）［M］.团结出版社，1993:52.
［3］ 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740.
［4］ 孙哲.权威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9．
［5］ .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6］ ［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李征.简论政治动员［J］.南京：河海大学学报，2004：（2）：10-12.
［8］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196.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教学效率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14-0047-01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老师和学生生命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完成，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学生在掌握知识的道路上，没有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那对他来说，这是一堂无益的课。无效的劳动是每个教师和每个学生都面临的最大潜在危险。"教学是否有效，并不是看教师有没有教完内容或教得认真不认真，而是看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得好不好。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效率一直是我在教学中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我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对此作了一些研究。
1.创新课堂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课上得是否有效，跟课堂导入有很大的关系。导得好，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欲望；导不好，会抑制课堂气氛，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创设情景、精心设置导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为推动教学发展作好辅垫。例如，在讲《文化生活》"我们的民族精神"时，首先播放航天英雄杨利伟、王亚平等胜利归来的视频，欢乐的情景，生动的画面，触动了学生的心灵。借助良好的课堂气氛，结合视频提出以下问题："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为什么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怎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这种边听边看带提问的做法，使教学自然地进入一种顺畅的状态。事实证明，精心设计教学导入，能做到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学生兴趣大增，有了学习的兴趣，学生就会主动探究，教学效果自然生成。
2.增强师生互动，让课堂"活"起来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交流，通过师生互动，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可以根据所要教学的内容，精心设问，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大胆向教师提问，对于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是对教师的质疑），教师应给予重视，耐心解答，切不可粗暴地否定学生。增加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能将学生从"教师教，学生听"的单一的教学形式中解放出来，活跃课堂，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在讲解高二《哲学生活》有关"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内容时。由于这些内容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我先利用词语"人定胜天"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定胜天'肯定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人要'胜天'，必须以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接着，我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寻找在实际生活中人与自然抗衡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学生们踊跃发言，认为温室效应、水污染、光污染等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在生活、生产中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所导致的。此时，本人再对课本知识进行详细讲解。通过师生互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得到了发挥，学生在思考、举例、听课的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了所学知识。这样教学，课堂实现了理论渗透和实践探究相结合，教学效果显著。
3.实施分层教学，促进全体发展
新课程指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但学生在智力、健康状况，情绪意志、社会适应、动手能力等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参差不齐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每一个学生都是具体的，一个班的学生学习习惯、行为方式、思维品质和爱好都存在着不同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关注学生的成长。"因此，教师的教必须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多样性，以学生的学为风向标，以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差异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选择教学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与需要分层次的、有选择的教学。分层次教学可从多方面进行，如教学目标的分层，教学过程的分层，教学评价的分层，以及作业的分层等。例如，在讲解《政治生活》中"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这一内容的教学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1)什么是依法行政？(2)为什么政府要依法行政？(3)怎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并谈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三个问题的难度由低到高，课堂上分别抽不同层次的同学来回答，层次低的学生不会因为难，答不上来而自尊心受到伤害，层次高的学生不会因易而影响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因此，实施分层教学可以让全体学生都能体会到学习的过程带来的成功和喜悦，更能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提高政治课教学的有效性。
4.开展第二课堂，巩固新旧知识
教师要建立起新课程、新观念下的教学方式，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观念，深刻地影响并引导着教师教学实践的改变，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应重新建立自己的教学方式。新课程内容综合性强，应注重政治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有机联系。同时，新课程知识综合性明显增加，课文中的一些探究题等小栏目，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多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等等，这些都要求并需要教师的教学方法不断改进。教师要克服过去那种只为考试服务的教学方式，应采用启发式，讨论式，问卷式，互动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要有新的教学思维，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应该杜绝"教师传授什么，学生被动地接受什么"的现象。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