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文化 传播价值 文化教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这片繁茂的文化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蜀文化、巴文化、晋文化、楚文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以来，文化建设始终都处于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加强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开发，成为了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之一。然而，近年来，各地利用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大兴旅游事业，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地域文化传播的问题
1、地域文化的开发与地方经济结合不够
多年来，各地对文化建设热情很高，很多地方不惜贷款举债，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堂馆，名胜遗迹园地等。有的是为发展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有的是为塑造地方政府形象，改善环境；有的是为了保存历史典籍……不管人们出于哪种目的和美好的愿望，纵观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文化建设，可谓劳命伤财者多，人财物耗用不少，但效果不佳，事与愿违。
蜀文化中的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中国文化至深，其中体现的谋略思维和忠义精神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作为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播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四川三国文化资源丰富，在全国具有鲜明特色和突出的地域优势。现存的三国遗迹数量众多，约有100多处，武侯祠、剑门关、桓侯祠、七曲山大庙、庞统祠、平襄楼、万卷楼等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目前，四川的三国文化遗迹仍然仅以成都武侯祠一枝独秀，最为突出。其他地区的三国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开发还存在诸多迷雾，如南充万卷楼——《三国志》作者陈寿少年治学之地，鲜有人知，这里大力开发三国文化遗迹，但建得非常好的陈寿博物馆却冷冷清清，旧迹斑驳，深厚的文化内涵不能被人接受，不能为当地经济实现效益。究其原因就在于，不管什么文化建设，人们往往都把它们简单地看成是旅游产品，作为商品进行营销推介，而不是从传播角度去增强文化建设的吸引力。
2、文化传播的知识性与受众的参与性结合不够
“地域”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也不是指行政区域的划分，而是特指文化区域，即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相对于其他地区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文化区域。①富饶美丽的中国大地上有着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但是，许多地方传承至今的地域文化多数为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堂馆、名胜遗迹园等这些以实物存在的、比较具体的遗迹，缺乏现代化的设施和互动型的项目。具象的遗迹不能和风俗习惯、典章节庆、民间艺术等比较抽象的元素融合，使得不少慕名而至的游客难以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地域文化，即使有，也是一些充斥着商业气息的项目，比如游乐园、室、购物中心。游客来到旅游文化圣地感受到的是浓郁的商业气息，对于这些地域的文化性知之甚少，这无疑忽略了地域文化与游客沟通、寓教于乐的文化传播功能，丧失了文化的教育价值。
游客没能得到文化享受，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文化认同，他们就不会主动加入地域文化的传播行列中来，甚至还会在口碑传播中形成一种负面传播，影响地域文化的大众传播。
二、地域文化传播的致效因素
传播致效因素，即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传播效果是所有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一切的传播活动都要围绕其展开。而我们对地域文化的传播研究就是要开拓和发展地域文化，让深厚的地域文化广袤绵延，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因此，地域文化传播的致效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传播者的协同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地域文化传播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因此，地域文化的传播者就由政府、企业、协会和专家协同构成。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单位是地域文化传播工作的主体和责任人，对文化传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负责地域文化的大众传播与宣传、文化相关会节活动的策划与开展、旅游地文化表演以及博物馆、陈列厅、纪念祠公共文化机构设施的兴建与管理等。为了让地域文化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双效益，不少政府开始引入文化企业，参与地域文化传播与建设，他们用公开招标的形式，政府出让地域文化的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一定年限后，回归政府，由政府继续经营。政府与企业的联姻，更加符合当今市场经济社会的特点，弥补了政府资金短缺、传播时效不强的弱点，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此外，各地社会科学联合会展开了对于地域文化的学术研讨，如1992年1月15日-17日，南充市人民政府召开了由四川大学著名教授缪钺等10位省内同行专家参加的《陈寿万卷楼陈列方案》论证会议；2004年，第一次十四省市区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山东济南等地召开；2012年全国侗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研讨会在怀化召开等等。对于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经济、传播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他们执笔著书、实地考察调研，为本地地域文化发展建言献策。
2、地域文化信息的鲜明性、独特性、丰富性、时代性
我国的地域文化“产生约起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②，历经新石器，夏商周，春秋战国，跨过秦汉大一统，秦汉以后又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权更迭、民族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各地域文化在文化趋同与趋异的时代潮流中得到继承、发展、融合、创新和壮大，形成了他们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如四川地区古称“巴蜀”，这个名字来源于殷周时期四川地区建立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在今四川西部地区，由古代蜀族建立的“蜀国”；另一个是在今四川东部地区（包括今重庆市），由古代巴族建立的“巴国”。巴国多山，蜀国多水，巴山蜀水，影响着人们的性情、生活、民俗等，也成为了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更为“蜀文化”增添了三国文化的内涵。许多国内外游客来到成都，必去武侯祠、锦里民俗文化街感受昔日蜀国风采。
文化学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③一部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各地域的文化史。对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国而言，地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研究地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时代性。当下，全面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创办地区文化产业，增强地域文化、经济综合实力。
3、地域文化受传者的文化认同一致性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地域文化传播最直接最重要的受传者是人民。地域文化受传者的文化认同一致性表现在，本地人民或者外地游客经过社会实践认同并接受此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规范以及行为模式，并内化到个人内心，成为个人价值观与行为的准则的过程。如今，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潮，各地政府兴建了一批批以区域文化为旗帜的旅游景点，如，作为齐鲁文化中心的山东省，就有曲阜市以“孔子故里，东方圣城”为旅游口号，东营市则打出了“齐鲁神韵，豪情山水”的旅游口号。媒介的大力宣传，让本地人民看到了自己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同时地域文化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促使人们加入到宣传和开发本地地域文化中来。
人们通过亲身去游玩、参观，在旅游景点参与一些文化民俗活动，感受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体验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许多本地人民开始向外地游客介绍本地文化，甚至有的还当起了导游，直接宣传地域文化。许多游客在游玩回去后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这些地域的文化，人们这种原始的口碑传播成为了地域文化传播有力的传声筒。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普及，全民记者化的时代悄然而来，人们利用微博、网络、微信、QQ等等新媒体，晒照片、写游记，网络口碑的传播成为不同地域的文化传播的新形式，地域文化广泛的传播开来，在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促进了优秀的地域文化深入研究与开发，有利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
4、地域文化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政府主导的地域文化传播在传播媒介上主要使用传统的媒体，政府文化单位和新闻传媒单位合作，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加大对地域文化传播的报道，普及地域文化知识。文化企业如文化传播公司，他们与政府合作，在寻求地域文化有效传播的同时，渴望最大化地追求经济利益，所以在媒介的选择上也更具时代性、直观性、实效性。文化传播公司不仅利用传统媒体还将具有极强商业性质的传播媒介融于文化传播中，如商业楼宇视频媒体、卖场终端视频媒体、公寓电梯平面媒体、户外大型LED彩屏媒体、手机无线广告媒体、互联网广告平台、分众直效商务DM媒体及数据库营销渠道等多个媒体网络。
三、地域文化传播的对策
伴随着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文化热”，不少地方政府开始下大力气挖掘自身的地域文化资源，本地人民也通过民俗表演、文艺汇演传承本地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地域文化传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亟待科学的传播理论指导。
因此，我们从地域文化传播的致效因素出发，逆向思考，打造文化品牌，建立起地域文化的整合传播体系
1、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重视受众的反馈
传播者担负着主要的传播责任，包括改善传播环境。传播环境是传播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的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这里主要是指传播赖以进行的资源、经济条件、媒介条件、使用场所等。目前，各地都兴起打造旅游文化风景区、文化旅游节，但是我们能看到不少的旅游文化风景区的景点标识、文化设施、旅游接待等等，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大多数游客都是“一去不再来”。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在本地文化传播中要综合公关，在加强旅游地的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着重提高软件实力，在向市民宣传文化，让游客体验文化旅游的同时，注意收集意见，重视受众的反馈，为地域文化的传播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
2、打造文化品牌，增加传播信息的“含金量”
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需要扩大文化交流。地域文化交流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更应该实现国际化交流。近些年，不少地方省市在打造文化品牌，实现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艺术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成都黄龙溪国际龙狮文化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打造得很成功，不仅传承了传统地域文化，还注重开拓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需要综合利用媒介与传播。在媒介形式上，能够将大众传播、小众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介传播和口碑传播等结合起来，把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和新媒体网络相结合，充分利用他们传播广、速度快的特点，提高地域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在传播形式上，能够将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事件营销、影视剧营销、会节策划、博物馆展示、旅游地体验营销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
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需要多推精品。国务院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强调要“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④精品文化是文化、精神与个性的聚合，是打造文化品牌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产业要想长远发展，地域文化要想有效传播，必须走精品化建设道路，重视文化资源的科学配置，从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好地走向繁荣、走向世界。
3、大力发展人才，着力培养复合型地域文化传播人才
在地域文化的整个传播过程中，人民始终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他们穿插在整个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涉及传播的方方面面，是地域文化传播的受益者也是影响者。因此，他们在熟练掌握基本的新闻传播业务外，还应该掌握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广告学、艺术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知识。所以重视人才，着力培养一种复合型、高素质的地域文化传播人才尤为重要。
着力培养复合型地域文化传播人才有三种方式：一是着力从高校引进地域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优秀人才并在工作中进一步培养；二是现有的文化工作者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绝大多数对文化传播知识尚还欠缺，因此，对这些文化工作者应加强培训、进修或深造，增强实力；三是与科研机构合作，联手开展课题研究、传播机制安排、传播规划设计、传播活动策划等，地方借助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结成“产学研”共同体，缓解人才短缺压力。有了一支优秀的地域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就能够高效率地开展地域文化传播，最终建立起地域文化的整合传播体系。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项目编号：82000855，立项代码：12ZYXS61）】
参考文献
①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53
②晁福林：《天玄地黄》[M].成都：巴蜀书社，1989：39
③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2
④新华社，《文化产业振兴规划》[N].《人民日报》，2009-09-27：（3）
[关键词]地域文化；大众传媒；城市形象；《大境门》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03-03
一、 影视剧《大境门》文本分析
自古以来，中国商旅沟通外域的陆路商道有三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以及被称为“北域丝绸之路”的张库大道。张库大道自明代兴起，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它经蒙古库伦和中俄边境商镇恰克图进入俄罗斯，沿贝尔加湖西去抵达欧洲诸国。这条传奇商道的起点便是万里长城上唯一的一座门——大境门。
这是影视剧《大境门》的开篇之词，也是对坐落于张家口北端的地标性建筑大境门历史地位的最好阐释。该剧以商人王瑞昌及其家人的经历为线索，将冀商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北域陆路商道的对外贸易、晋剧的兴盛、中国人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铁路的开通、义和团运动、慈禧西逃、孙中山视察张家口等历史事件一一呈现。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地域文化浓郁，人文色彩强烈。
《大境门》的故事发生在1880～1921年，跨越了清同治、光绪、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正是张家口商业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是一部极富有时代特色和故事特色的年代剧。“‘年代剧’是近代题材国产剧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借鉴中国传统文艺的叙事精华，以‘传奇’之笔摹写世态人情，将传奇人物与历史人物交织，使传奇故事与历史事件互动，以家族的兴衰更替映照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家族叙事和商业演义阐发精神。就大的时间段而言，‘年代剧’属于近代题材，但是就创作实践来看，‘年代剧’更偏重于以辛亥革命前后到解放战争初期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
2010年开年大剧《大境门》以张家口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陆路商埠”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清末民初冀商巨贾王瑞昌在张库大道上经商奋斗的故事，再现了动荡时局下这条中国北方唯一的进出口贸易陆路通道的兴衰，并将民国初年张库大道古埠繁荣的风貌展现在观众眼前，是一部极具传奇色彩的张家口商人奋斗史。故事跌宕起伏，情节设计不落俗套，是首部展现北域丝绸之路人文历史的鸿篇巨制，被河北省委宣传部推荐为建国60周年中央电视台献礼大戏。
二、大境门、张库大道、张家口背景介绍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齐名。大境门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是一座条石基础的砖砌拱门，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有木质铁皮大门两扇。顶部为一平台，长12米、宽7.5米。外有1.7米高的垛口，内有0.8米高的女墙。门楣有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于1927年书写的“大好河山”四个大字，苍劲壮观。从明朝隆庆五年（1571）起，张家口大境门外一带，逐渐形成了“贡市”和“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在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00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60多亿元。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据《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站，官马大道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张库大道的兴盛成就了张家口，张家口由此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商业中心，甚至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
“张家口旧时亦称‘张垣’，春秋之先为匈奴与东胡居住地，战国属燕国，秦时属上谷郡，五代十国时期被后晋主石敬瑭出卖给辽国，元属中书省宣德府，明代受万全都指挥使司管辖，始有张家口的名字。清时属口北三厅（多伦诺尔厅、独石口厅、张家口厅），民国十七年（1928），设察哈尔省，张家口为省会。1952年12月，察哈尔省建制撤销，称张家口市，划归河北省。”
曾庆瑞曾指出：“地域文化是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文化领域，探讨附着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内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还有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经济体系、社会组织、、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地域文化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范畴而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甚至也难以忽视它的存在。至少，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领域里，其中当然包括电视剧艺术领域里，我们就必须重视地域文化这个问题。”“地域文化是电视剧中典型环境的基石和前提。没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典型环境的‘真实再现’就失去了依托，也难以成为真实的‘典型’。电视剧中的地域文化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还在于它为‘情感的外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的平台。”
《大境门》非常注重地域性的渗透与文化的渲染，特别是剧中许多具有张家口地域文化特点的音乐、场景、服装为该剧增色不少。其中，坝上“戳古董”二代传人张北县的霍占海演唱的东路二人台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框架。可以说，霍占海的唱词就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发生发展的讲述。剧中还有张家口市口梆子剧院的演员表演的晋剧。可以说，在华北地区只有在张家口才有这种将沙漠、草原、丘陵等自然景观与骆驼、皮革、牛羊等人文景观合二为一的特殊地域文化。
正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所强调：“一个民族永远留着它乡土的痕迹。”这里的“乡土”，即影响文化艺术的三要素中的环境要素。环境要素所指的不只是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
三、 影视文化传播对城市形象的传播与推介
晋商以《乔家大院》闻名于世，徽商以《红顶商人》深入人心，这部40集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不仅使冀商着实火了一把，也让张家口这座沉寂已久的塞外山城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时间受到追捧，甚至还应运而生了一些特色文化旅游项目，足见大众传媒传播力量之大。
大众传媒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传播信息的作用，它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同一地缘文化中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使世界人民的认知得以同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人民达成共同的认识，凝聚人的力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它延伸的正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影视剧因取材于不同的地域而产生不同的文化表现，差异的风格面貌也产生了多样性的文化魅力，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体，其自身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已成为现代城市参与市场竞争、谋求更大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形象的传播、推广和营销是利用各种渠道与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和宣传城市形象信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城市形象，是指城市以其自然的地理环境、经济贸易水平、社会安全状况、建筑物的景观、商业、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法律制度、政府治理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并使社会公众形成对某城市认知的印象总和。”
城市形象的传播手段有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各种活动传播等，目前利用影视剧来提升城市形象的传播方式较为新颖。作为受众喜闻乐见的信息传播方式，影视文化传播具有声像并茂、通俗易懂及情感体验等诸多优势，是信息时代最为强势有效的传播工具之一。较之宣传片，减少了做作感，又比单纯的文字介绍生动形象，在画面、声音、情节三位一体的配合下，城市形象被更好地展现和传播。
“城市形象内在信息包括城市文化、内涵、民俗、风情等，城市形象外在的信息则包括城市建筑、标识、环境等。电视剧要将城市形象的隐性信息转化成显性信息传递给观众，从而使受众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内涵。”《大境门》不仅向观众展现了当时张家口的风貌景观，还展现出民国初在京、晋、蒙、冀交汇处人们的生活习惯、个性、方言以及城市的精神状态，这样就成功地把这些内在的城市形象信息转化为外在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让受众更好地理解关注这一段历史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过去，要想看到正宗的口梆子（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道的二人台（张家口最富盛名当属东路二人台）、买蔚县剪纸（全国唯一的一种以阴刻为主的点彩剪纸）、品坝上莜麦（适合于坝上生长的耐寒耐寒作物），就非得亲自到张家口不可。而现在就大可不必了，超市商店随处可见方便莜面和蔚县的工艺剪纸。就连想听戏了，也只要打开电脑轻点鼠标或是到音像市场收集些光盘就能圆梦。让人不禁感叹，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更有力地向外界传播了自己。
对于城市形象传播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仍未将媒介传播策略从营销手段中单独提炼出来，以此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而电视剧理论研究中对城市意象的分析也只停留在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上。本文以影视剧《大境门》为例，通过进行受众调查和对传播城市的实地考查，在实证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归纳与逻辑演绎法，阐释城市形象的影视文化传播，力图实现提升城市形象的效果。
张家口因自古依托三省（冀、京、晋）一坝（坝上草原、蒙古草原），其文化中自然也少不了三省文化的烙印。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剧、相声等在张家口也有相当的发展和传承，现在越来越多独具张家口特色的文化正通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走向世界。影视剧《大境门》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河北台拍摄了12集纪录片《望长城内外》从泥河湾到张库大道为观众奉上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中央四套和十套也曾多次播出介绍张家口元中都的纪录片。前年，《塞上古城，大好河山》的张家口旅游形象广告片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西客站、大连火车站、上海火车站广场以及候车室的大型展示屏幕上。另悉，张家口市策划推动的22集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已封镜，30集电视剧《鸡鸣山驿》分集提纲已完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依托于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
值得借鉴的是，无论是《大境门》、《鸡鸣山驿》还是《塞上古城，大好河山》，这些影视文化传播作品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利用了城市主题来进行宣传，直接以某城市为故事发生地并直接贴上城市标志性的标签。这样既包含了有目的的城市宣传，又能有作品情节的建构、故事的发展相呼应，使城市形象随着播出而深入人心。
这是城市与影视文化传播融合的必然，此类作品可以与政府、旅游局、度假机构等单位合作，甚至可以是城市宣传部门出面，市场筹资，这样的影视文化传播不仅是城市影视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也是城市宣传的一部分。同样，不论是利用影视文化传播抑或其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是一种双赢。而并非只有被宣传城市在获益，因为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对于许多热爱旅游猎奇或是有其他需求的受众而言，通过大众媒介传播而将旅游资源的各种信息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收集起来，绝对是件乐事。
近年来，张家口开发了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涿鹿“中华三祖堂”、黄帝战蚩尤战场、长城关隘大境门、明代建筑清远楼等一大批历史文化景点和坝上草原度假村、空中草原、崇礼滑雪场等一批特色旅游景区。每年还举办“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中国怀来葡萄采摘节”、“中国河北坝上草原文化旅游节”、“张北音乐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张家口的旅游业知名度不断提高。
当务之急是要趁热打铁，更大限度地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加强同外界的联系。以在国内崭露头角的张家口特色文化旅游为前沿，寻找有价值的文化卖点再运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精心包装后二次推向市场，尽可能多地寻求受众的认同，并适时跟进衍生产品。达到提升地方整体形象和创造品牌效应的作用。
四、 结语
城市形象是城市的重要无形资产，对城市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影视文化传播凭借其声像合一、故事性强的特点更易达到强势的传播宣传效果。在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过程中占据独特的优势，势必将成为重要的媒介平台。在张家口经济文化齐飞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的影视文化传播艺术将渐渐为人们呈现出新的城市发展景观，成为新的“城市民俗志”。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方式，无论在传播学、符号学、城市营销学、影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城市形象的宣传策划、影视文化传播作品的拍摄等实际的操作方面都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将“屏幕上的形象”发挥到最优价值仍需要很多研究与探讨。今后，相信随着对此媒介宣传方式的重视，这种宣传方法会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宗伟，齐峥峥.“年代剧”述略[J].当代电影， 2009.
[2]李少文.图文长城——河北省及天津、北京卷[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3]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2.
校园橱窗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学校体现其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是学校人文环境教育的耀眼平台；是校园文化建设、人文环境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宣传阵地，更是彰显全校精神风貌、交流思想文化的一扇窗口；是校园文化观念和校园行为规范的显现和外化，是人们感受校园行为规范最直观的通道，是校园的重要传媒，是对师生实施教育的重要阵地。
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大力倡导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必要的，是构建特色“人文校园”的关键。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陕西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典籍、文化遗存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陕西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许多瑰丽独特的民俗文化。
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主要视窗，辐射全国各地的民俗风土，既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打开视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是建设“人文校园”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设计思路
以陕西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透视陕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而部分内容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地域性文化。
二、 内容形式
关键词：文化传播；地域题材纪录片；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51-004
纪录频道的成功开播，优秀纪录片引发的热议，现象级纪录片所带来视觉盛宴及广泛关注，使得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中的地域题材纪录片也持续升温，在展现自然风貌的同时，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1]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纪录片传播文化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地域文化纪录片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进行“重塑”和“他塑”；在价值重构的同时，调节社会秩序、保护民族文化基因，联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其次，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在审视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的同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现实价值。同时，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媒介融合的变革等因素，颠覆了既有的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方式。本文通过对多部国内外热播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析及访谈纪录片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认为地域题材纪录片应从以下五个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强化。
一、弘扬文化的创作内涵
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使得纪录片在弘扬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党的十以来，在文化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协调、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推动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纪录片人理应创新思维，于细微之处深刻体悟与觉察当下生活现实、周遭发展、文化脉动、精神风貌，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次次骤然即逝的历史瞬间、一场场猝不及防的惊人转变，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从现实中体察出本质，做到既弘扬文化，亦能够揭示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农村，人口不断削减，传统文化亦随之逐渐消逝。电视纪录片作为视觉媒介的产品，通过议程设置，重新建构现实世界。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了200多个村落，将儒家文化融入镜头并贯穿全片始终，通过纪实、记者互动等方式，关联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在《城北社区：孝德永彰》这一集中，为了照顾养母，外出打工的李维俊辞职回家这一举动，传达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优良传统。同时，《记住乡愁》多次宣扬了重归故土、再建家乡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顿的精神慰藉，让人们体会到回归传统村落，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心灵的回归，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割裂，唤醒身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纪录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记录了这一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代表性历史人物和事件实现了地域题材纪录片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纪录片《第三极》摄制组经过500多天的长途跋涉，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处秘境，摄取美景的同时，向观众展现了当地居民最朴实、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发挥纪录作品视听语言的优势，促进了边缘文化现象的传播。纪录片《大黄山》摒弃风光片的桎梏，从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具象黄山之美，进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载的文化、历史，蕴含的智慧、灵感，深度开掘了山地纪录片创作观念，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显在优势。纪录片《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他和后代虽然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生存理念，这些不同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理念变迁。地域题材纪录影像的表达，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记录、重构，关照自然环境的同时，亦联接了人物与自然，提炼并传播了独有的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静的视角，通过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呈现了其在居住方式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大兴安岭地区即将消亡的文化现象。
二、反思文化的创作“自觉”
纪录片如果仅仅反映现实图景、单纯地记录社会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一些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现象的同时，蕴含了思辨和质疑的批判精神，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反思。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时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联接多种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自觉”。
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纪录片中的“文化自觉”大多停留于“虚构”与“纪实”表现形式的争论中，忽视了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固化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维，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文化自觉”也是相背离的。纪实能够呈现事实，而虚构则能将文化内涵创作性地蕴含于影像之中，凸显区域文化与艺术的张力。其次，在“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下，不仅要记录文化外观，更要深刻表达其所依存的文化结构；在展现和描绘文化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时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维构建文化图景，揭示文化内涵。因为，只有“自知”，才能“自觉”。纪录片《纽带》运用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协调兼顾海外汉学者的性质和趣味、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受众对历史纪录片的审美期待等多种因素，是纪录片创作者高度文化自觉的产物。
纪录影片《消失的村庄》中吕氏父子所居的村庄，正如中国若干的偏远村庄一样，成为老人与儿童的留守地，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女则随着经济大潮奔向城市；而迁徙令的颁布，后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使村落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不断衰败直至瓦解。地域题材纪录片以真实的事件，微观的人的视角，讲述了地域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思想的变迁，通过深入记录和旁观审视，更有利于观众透过镜头反思发展着的中国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高度相联。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不但展现人文风貌、地域特点，更应该深刻刻画人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观念变迁，塑造区域文化图景，探索经济发展机遇。英籍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强调：“当代文化展示已经从严肃的官方描绘转向民间。”[3]而纪录片也不仅是顾兹曼眼中的“相册”，更是一张文化名片，一张避免被误读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丽中国》被誉为一张递给世界的“中国名片”。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张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张中国自己递向国际的“饮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渗透于中国人生活各个层面的美食为中心，折射了与美食相关的人和事，蕴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这样的“名片”越来越多，才能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丰富立体的中国。
其次，通过纪录片塑造地域乃至国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相对强势地位，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是其塑造中国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国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给了西方媒体更多的机会。《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发达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及知名的播出机构的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他者视角下“中国崛起论”、“中国”等观点的建构。撇开观察视角、内容本身的局限，单从诸如《中国人要来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国人如何蒙骗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耸听的片名中，我们解读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能呈现真实中国，展示中国国家文化所蕴含的应有之义。因此，纪录片应发挥其题材内容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较强的优势，勇于担当讲述中国国家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发展中的国家、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令我们能够客观审慎地记录、呈现、审视乃至传播我们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需要更多的平台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具体而言，纪录片应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因素及传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尊重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规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握纪录片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遵循纪录片市场规律，在技术层面满足国际市场标准，在内容层面继续深耕与打磨创作者的讲故事水平。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与市场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戏剧性、逻辑性强，兼具娱乐化的同时，给受众以很强的代入感，这些创作规律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吸纳和创造性地运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他者”视角的纪录片作品《超级中国》在尊重跨文化传播规律之下，能够以悬念的方式揭晓并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多重原因，堪称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讲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国家的形象在有效传播中得以塑造。
四、构建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尹鸿教授认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价值观的输出” [5]纪录片《的诱惑》在当时被誉于“散文诗式”的纪录片佳作，但在今天看来，夸张的抒情、空洞的解说不仅难以吸引受众，更难以表达文化之精髓。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摄像机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仅记录文化、表达文化，同时也阐释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环境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在国际市场已成功打开局面，要作为国家“软实力”一个窗口，还需要把握当前时机，加强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持续不断输出精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纪录片传播过程中，将获取影展资格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传播目的进而迎合西方国家视点，将会失去纪录的品格，遑论“软实力”构建。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6]《望长城》堪称当时纪录片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却习惯于抛弃受众意识，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宏大”姿态，难以以受众、市场接受的创作思维构建文化软实力。除了技术的发展，《望长城》是创作思维的焕新。创作团队在中日合作中，大胆摒弃观念的窠臼，将《东方老墙》文本、“画面加解说”的桎梏抛出“长城之外”，将直观感性的语言融入恰当的文化传播，堪称彼时纪录片创作的一股清流。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吸引受众，激发其感性想象与理性思考，较之博物馆式的展示，生动而直抵人心，传播面更广、效果显著。然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是认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众更乐于在视听愉悦、情感共鸣之后，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接受或领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意识的感召作用。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环境及文化的认同与共识，形成了这个民族所共通的记忆和历史，借助文化的纽带构建文化软实力。可见，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应借助技术手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创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构建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
五、创新格局下的思维革命
如果说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以“颠覆”性的飞跃，重构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几近模糊；“草根媒体”平台的涌现，丰富了资源，降低了门槛；利益的裹挟、唯“用户眼球”商业格局，使得文化传播在互联网的思维框架之下，专业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终将不保。全新的媒体环境、多变的智能设备、新兴的媒介组织，用户主体意识的强化、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传播迅速、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乃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然而浮躁的传播环境之下，更加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书写文化，以专业的精神传播文化。纪录片《大秦岭》通过逼真的景像还原展示了秦岭文化，并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取得了显著效果。诚然，艺术创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终极目标。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充分发挥纪录影像的具象连贯、生动完整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地域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传播地域文化，建构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学者刘洁在《活态：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存续》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也是活态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现实生活剥离物。……‘活态’已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7]基于“活态传承”的视野，在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应止于描述和记录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关照历史与当下、人与周围的环境同时，创新思维，以媒体人应有的专业策略，重构我们的认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独创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联系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纪录片的创作者也应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及合理性。对于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在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其选题的范围、创作的视野不应受地域的影响，以一种全局思维，无论在理论研究框架还是在实践创作模式上，耦合当下文化，发挥纪录片这一片种的优势，促使我国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达到更为理想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闫伟娜.纪录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3，（4）：32―37.
[2]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102―106
[5]张国涛，张陆园，杨宾.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理念与路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4，（12）：136―137.
[论文提要]区域文化传播必须科学把握自己的发展内涵，把长期发展形成的文化内质，变成支撑该区域在文化传播竞争中的独特优势，经过相关链条的合理对接，推动区域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内涵
文化是人类社会与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最终产物。人类文化从孕育开始就表现为一定的区域性。区域内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组合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域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及生活习性，并由此形成不同的体制、观念和价值体系及行为方式，形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即区域文化。以本文指称的北海(潍坊)文化为例，即是指以今潍坊市辖区作为界域的、自秦汉以后两千年间在齐鲁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潍坊地区历史文化。
对于区域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区域文化一般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部分。物质文化是人们创造的可以感觉到的客观存在，如建筑、绘画艺术等；精神文化主要指人们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心理积淀以及价值体系等；制度文化主要是指政治、法律及宗教体制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其表象，精神文化为其核心，制度文化为其骨架。文化不仅存在于凝固的、固态的对象形式中，而且存在于积极地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动态形式之中。
二、区域文化传播的优势特征
1、独特性
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是指某一局部的传播内容或传播形式必须具备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独有的且不易被模仿。文化学认为，生态环境是任何地域文化特征形成过程中最为明显乃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区域内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组合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的劳动地域分工，并由此而形成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与优势特征。例如，北海(潍坊)文化中历来有务实开放、因势趋时，尊重贤才、崇尚功利，宽仁尚德、义利并重，海纳百川、兼收众长的特色和传统，并由此造就了古北海地区工商业的持续兴盛和鲁东商业枢纽的特殊地位。北海(潍坊)文化又是世界风筝都的文化之源，北海(潍坊)文化的丰富营养造就了潍坊古老的风筝艺术。风筝成为潍坊的城市象征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对确立潍坊“世界风筝都”富有个性的城市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是其他区域不具备的。
2、价值性
区域文化传播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核心，它区别于区域政治、军事、外交等硬力量对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的强制性征服，是通过文化的传播将自我的文化中心价值传播到其他文化圈中。在一个区域系统和等级体系中，文化的价值是该区域传播系统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潍坊)文化绵延千年，以其特有的地域文化熏陶和造就了北海人务实开放、崇尚功利、以义为先、会通百家的独有品格，形成了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成为地域认同的核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空间区域内，它在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人们的心理需求、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指向，经过历史的积淀，该地区会形成一个较为密集的文化中心来承载这种人文价值。
3、整合性
区域文化的竞争力是整合了区域各种优势资源后形成的能力，是多项资源和技术的组合。每一部分独特的文化价值尽管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地与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转化和融合。北海(潍坊)文化所呈现的海纳百川、兼收众长、务实开放的独有品格，是因为当地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而且相对于农耕经济而言，它无疑是开放的，它不仅能够吸引各地客商云集于此，而且可以借此吸纳不同的文化因子，进而塑造当地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这种集合多种文化资源，经过有机的组合，发挥文化的整合效应就能形成优于其他文化的竞争优势。这对大力传播区域优秀文化，建立有利于区域文化传播的媒介外部环境意义重大。
4、凝聚性
凝聚性是指特定区域文化的传播对于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受众来说，具有一种普遍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如东北三省，虽然在行政区划分上分为三个地区，但“关东文化”作为辽、吉、黑共有的区域文化的名称，已沿袭了数百年，其所具有的深刻而独持的文化内涵，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北海(潍坊)文化集中体现着齐鲁文化的特色，既有齐文化的重工、尊贤、变革的余韵，又有鲁文化重农、重亲、守成的遗风。挖掘北海(潍坊)文化资源，塑造独具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文精神，可以增强区域的文化凝聚力，唤起人们对地域、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区域文化传播所具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其他形式的传播所不能替代的。
5、动态性
文化传播总与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文化动态、传播模式以及传播资源等变量高度相关，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动态发展演变是客观必然的。区域文化传播的无形资源，不像实物资源一样会随着使用而折旧，相反会在不断传播和分享过程中得到改进和精炼。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和培育，才能维持或扩大其竞争优势。以务实开放、崇尚功利、以义为先、会通百家为特色的北海(潍坊)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当前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一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北海(潍坊)文化兼具东西南北交融中的多种文化特质，它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内容与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其在进行区域文化传播中持续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区域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古人云：“莫为之先，虽善不彰；莫为之后，虽美弗扬。”区域文化在传播中应该注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传播链条的对接，实现有效传播。
1、要实现区域文化有效传播，必须加强资源价值与传播产业价值的对接。
区域文化传播竞争力创建的主导方向就是明确竞争优势的立足点，大力传播地区的文化特色，提高传播资源与产业的对接能力。区域文化竞争优势通常寓于某些独特的文化产业中，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促进传播手段创新，既不能只强调文化资源，也不能只强调文化产业，而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着力实现资源与产业的对接，凸显区域文化传播的优势。如果各区域都从文化传播全局和统一市场出发，根据自身传播条件，对本地区的文化功能进行明确定位，根据资源和外部环境开展相应的传播活动，就能使资源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
2、要实现区域文化有效传播，必须加强独特的传播属性与持续发展能力的对接。
区域文化竞争力必须有资源的独特性，但仅有独特性是不够的，不一定能保证文化传播的竞争优势，尤其是持续优势。而我们强调文化传播的这种独特性必须与持续性联系在一起。就北海(潍坊)文化的传播而言，强调特色、营造特色、突出特色，显然是对以往在自发状态下的发展经验的总结。但我们既要摸清本区域文化的家底，又要洞察深藏于其背后的区域公众的接受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既要把握本区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又要深入挖掘其不同于其他区域的个性特点，将区域文化置于各种现实关系状态中进行辩证分析，从而实现有关资源的对接，与当地的科教龙头和经贸发展联系起来，这是推动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有效传播的关键。
3、要实现区域文化有效传播，必须加强内部资源的有效集合与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的对接。
区域文化竞争力是以资源为条件的，但资源不是零散的，而是有效整合起来的。区域文化传播力量的增强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增强，这就要求将文化竞争力与外部资源整合，大力吸收外来优势，修补内在缺陷，真正达到整合后大于局部集合的效果。潍坊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举办世界风筝会，注重内部资源与外界资源的对接，把北海(潍坊)文化的质朴好礼，既重亲情，又重尊贤；既坚定厚重，又阔达多智的性格与特性，超越国界，传遍世界。从区域文化内部开始的文化进化，在区域传播的带动和扩散下，使自身经历量变的积累后得以产生突变，实现自我的超越。这种超越恰恰是与整体传播的策略一致的。
关键词：方言广播；地域文化；《好吃佬》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096-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广播在内的许多媒介自发播出了大量的方言节目，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以湖北楚天交通广播的武汉方言节目《好吃佬》为例，其收听率长期雄踞同时段广播节目榜首。该节目在2013年度被评为全国广播美食十大品牌节目，2014年全国广播电视民生影响力调查中获评生活服务类“全国十强栏目”， 并进入全国最具特色省级广播栏目榜单。本文主要以《好吃佬》节目为例，分析方言广播节目对维护地域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地域文化地位，增强文化自豪感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而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1]。作为地域文化代表之一的方言，包含了很多地域文化信息，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被人赞为“一张意蕴丰富的地域‘文化牌’”[2]，积淀了使用地区人们世代繁衍生息而产生的充沛情感和特殊的行为思维模式。
方言广播将当地人们经年累代使用的语言公之于众，使人们在普通话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大众传播媒介中找到自己文化的表达方式，无形中提升了地域文化的地位，也让他们产生了对方言进而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一般来说，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凭生自信甚至自恋。[3]”可见，方言节目的生命力与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方言节目发展好的地区，对本地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比如北京、上海、广东，以及许多省会城市，同时也对自身的经济文化自信心十足。反之亦然。
在普通话占据主流文化宣传阵地的今天，方言不仅是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更是一种情感维系。“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方言记录了一个人最初的成长，并伴之一生。然而，许多人站在我国法律和大众传媒对语言文字规范化责任的角度对方言节目予以驳斥，甚至认为方言是一种狭隘地域文化的代表，任其传播下去将会影响到受众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同时，普通话使用范围的扩大，也让许多家庭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放弃了方言。方言这种蕴含着华夏民族诸多素质与传统的文化符号逐渐被边缘化，并被打上“落后”、“土气”、“逗乐”等烙印。而今，越来越多方言节目的涌现，让方言也登上 “大雅之堂”，地域文化也开始了在公共文化领域取得认同，进一步争取主流文化地位的诉求。方言节目“不仅是把方言的元素融入了目，而是用方言等媒介符号生产、复制了长期以来处于‘亚文化’状态的本土文化，更是地域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平台寻求自我认同和自我提升的价值诉求和利益反映。[4]”方言广播节目与其他类型的方言节目相比，容易让听众仅仅通过语言就产生地域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于一些经济和文化正处速发展地区的本土居民而言，这样的感觉更加强烈。
《好吃佬》用武汉方言播出，偶尔夹杂普通话。节目由艺名为陈哥、小妹和三胖的三位主持人固定主持，同时也会不定期地邀请相关的嘉宾来客串一把。各位主持人一起用标准流利的武汉方言介绍各类美食，语言时而严肃时而诙谐，谈笑之间既介绍了美食又娱乐了听众。节目不仅很好地展示了方言、饮食的魅力，还增强了本土居民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收视率和口碑都非常不错。
二、为地域文化提供传播阵地
广播媒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独特的优势活跃在神州大地之上。后来由于电影、电视等媒介出现，广播的地位受到挑战。然而，近些年来，面对新媒体对其他传统媒体的大力冲击，广播却一枝独秀地保持着稳定的市场份额。据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广播听众超过6.5亿，与前几年基本持平。同时，随着全国车辆保有率的持续攀升，广播因其唯一非视觉媒体的特性和伴随性特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有非常乐观的市场基础。方言广播节目也会持续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一块宝贵阵地。
赛立信公司的数据显示，市县级电台，也即本地电台，在本地市场占据明显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在进一步扩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县级电台的广播节目充分发挥了区域化、本土化的优势，传播了本地听众易于了解的文化内容。方言广播节目通俗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则更容易引起广大听友的共鸣，让受众感到无比亲切。
方言广播节目在内容上多强调本土化与个性化的结合。本土文化是传播的基调，但在具体的文化类别选择上各异其趣。《好吃佬》选取饮食文化为地域文化的代表，以介绍武汉及周边地区的饮食为主，突出地方特色，生活气息浓厚。由于自然环境与传统习惯的差异，不同地区在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独特的口味习惯和饮食倾向，久而久之，就进化为一种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武汉地处九省通衢的湖北，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要道，美食汇聚之所。《好吃佬》播出正值下班高峰和晚餐时间（17U00到18U30），坐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美食极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节目还会根据季节的不同，定期用专题的形式介绍本地的时令性养生美食，给听众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三、增强地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到城市，为城市带来新鲜发展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方言和文化传统。
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是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据估计，到2025年，在城市中居留的流动人口将增加2.4亿，再加上选择在非出生地安家立业的人口，总数更加惊人。这些外来人口从心理上希望能够尽快融入新的城市和新的地域文化。许多人都有了解甚至学习当地方言的需要。一档广播方言节目就如同一座有声的地域文化博物馆，向听众讲述着地域文化的前世今生和方方面面。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更容易拥有相似的人文精神、文化理想和审美情趣。对于新移民来说，方言节目就是一个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是他们了解当地文化的一个直观的窗口，也是学习方言的一个极佳途径。正因为此，方言广播节目也要照顾到外来听众，不能让方言成为“墙”，将外来人员隔离于本土文化之外；而应该充分发挥“桥”的作用，让方言广播节目成为外来人口了解、熟悉、接受本地文化的桥梁。
武汉目前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吸引着众多外来移民。民以食为天，不论哪里来的人都有对美食的兴趣。《好吃佬》在宣传武汉方言、本地饮食文化的同时，也通过优秀的、具有吸引力的节目内容，让更多外来人口从认同武汉方言到认同武汉饮食文化，因而逐步认同武汉的地域文化，增强了本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促进地域文化拥有多样化传播手段
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无法在真空中发展起来，都需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同时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增加新的因子。方言广播节目通过不断地完善内容和传播方式，使得地域文化拥有不断成长的实质内容和表达空间，增加了文化的曝光度，让文化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得以传播，保障了文化的安全。
全媒体时代，方言广播节目通过与各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合作，为地域文化争取更多的表达空间。《好吃佬》节目在发展将电视、出版和互联网这三类媒体与广播节目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在电视方面，节目与湖北经视合作推出了电视版《好吃佬》，广播主持人摇身变为视节目主持人，带领观众一起徜徉在美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真情故事和人文关怀之中。电视节目的内容特色都与广播节目高度吻合，美食不仅可以听，还可以亲眼一见。此外，《好吃佬》每年年底都会出版《好吃佬导吃黄页》，包括有吃在江城、四大食圈、幺子角、家常菜新做法、众“亲”侃美食、陈阳（节目主持人）E美食、中国烹饪大师等专题板块，集中介绍武汉美食。《好吃佬》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以微博等形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与听众保持充分的互动，鼓励听众通过网络参与话题讨论，回答各类问题，很好地克服了单向传播带来的听众参与感不强等问题。即便在非节目时间段，主持人也会经常在网上与美食相关的信息。为了更好适应移动互联时代的发展，湖北楚天交通广播电台在2014年推出的移动客户端软件“路客”中，《好吃佬》节目提供的美食推荐是其主打内容之一。节目成功实现了听众、观众、读者和网友之间的自由切换，最大限度地网罗了目标受众，也让本土饮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
总而言之，方言类广播节目从某种程度上自觉担当起了地域文化传承者的角色，播出了许多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反映地域风情，展示地方发展成就的节目内容，为维护地域文化安全贡献了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凤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8（4）.
[2] 程源源.方言：包装纸还是文化牌[J].视听界，2005（4）.
关键词：陕北文化;形象传播;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9-0134-02
一、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形象传播
1.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
“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1]”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其素材必然源自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中华大地上蕴藏着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资源，自然风貌、风俗民情、人物性格等各方面差异化的文化存在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不同的文化体验隐藏着诸多持久滋养文学创作的地域元素。对于创作者而言，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范围中，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促使其有能力驾驭好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既能得心应手的诠释好地域特色，又能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真实。同时，很多创作者也有传播自身地域文化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成为其创作文学的动力。
《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的作者路遥就是一个对陕北有着极深感情的人。“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满熏着农民气质的作家，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亲近，那么富有诱惑力。[2]”路遥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黄土地的挚爱之情，其在《平》的封底中就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3]。路遥的生活经验为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整理、加工、提炼和润色，就形成了极具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
2.文学作品：地域文化形象传播与建构的重要载体
文化趋同性使得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强势文化的挤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逐渐被蚕食。如何传承和传播地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传播渠道，在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在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作品从现实文化中提炼出地域文化形象，通过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情境的设定，展现地域文化的精髓，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文学作品给地域文化传播带来地理空间上的跨越，促进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与交流。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促使某一地域文化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促成地域文化的“走出去”。例如老舍对北京市民文化形象的传播，巴金对四川封建家庭文化形象的传播，沈从文对湖南土著文化形象传播，实对关中家族文化形象的传播，路遥对陕北黄土文化的传播，无一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某些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又给地域文化带来“二次传播”，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传播的具体呈现
1.陕北文化中的“硬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硬形象主要是指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化形象。
《平》所呈现的居住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窑洞文化”。窑洞是黄土地上特有的居住方式，它取于自然，融入自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窑洞对于老一辈的陕北农村人来说，不仅承载着居住功能，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很多人一生的奋斗目标。窑洞的好坏和档次，也是陕北人的贫富、地位和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支撑着孙少安艰苦奋斗的原动力就是为家里添上几孔新窑洞。打拼多年的新窑建成，对于孙玉厚则是“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3]。
陕北人民将面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单一的材质变幻出丰富的食物种类。这些主要的食物种类在《平》中几乎都有亮相，馍馍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等多种样式，面条有面条、面片、炒面多种吃法，还有荞面、油糕等。而饮食文化背后折射的经济差距也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学校食堂中“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3]。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服饰承载着环境、生理和群体心态特征等千差万别的信息[4]。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注重简朴、实用、大方，其中最典型就是白羊肚手巾，由于陕北地区多风沙的地理条件，用白羊肚手巾包头可以阻挡风沙，同时还有夏遮晒冬御寒、可擦汗洗脸的好处。而且，崭新的白羊肚手巾裹在头上还能告诉别人日子过得比较舒适。例如，《平凡的世界》中，当金光亮得到儿子金二键要去当兵的消息时，非常得意。“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3]此外，陕北人过冬御寒的服饰则主要是羊皮袄，文中描述到“（冬天）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3]。
2.陕北文化中的“软形象”
文化传播中的软形象主要是指语言文化、民间习俗和人物性格等等非物质方式呈现的文化形象。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和灵魂。方言的运用能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具有神韵，更显得真实，能够使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方言口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同样也在于方言口语本身所携带着的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5]”路遥在《平》中大量运用 “瓷脑”、“婆姨”、“串门子”、“圪崂”、“后生”等方言词汇，不仅展示了陕北方言的特色和魅力，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呈现出了原汁原味的陕北文化，给地域内的读者带来亲切感，给地域外的读者带去新鲜感。
陕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民歌、秧歌、剪纸、腰鼓、唢呐、说书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魁宝，是研究陕北文化的“活化石”。《平》中陕北民间艺术的展示既是民风民情的真实再现，同时也借以传递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而陕北地区的婚丧嫁娶和各种节日（如春节和打枣节）则是陕北民间习俗文化最集中的展示舞台，《平》对此也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人具有性格豪爽、淳朴善良、勤劳奋斗的精神特点。残酷的生存环境并不能淹没陕北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他们坚韧地抗争着，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眼前“烂包的光景”。《平》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成功的融合典型陕北人物性格，他们对现实困境不抱怨、不退缩，在各自选择的奋斗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在道德上展示出陕北人的淳朴善良，孙少平尽管在外挣钱不多，却也时常惦记着家中的光景，给父亲和妹妹也常有经济上的支援，而孙少安在“发家致富”的奋斗道路中，始终不忘带动乡里乡亲共同致富。
三、《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建构作用
1.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追逐物质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对精神文化的传承。各种新鲜感十足的外来文化蚕食着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趋同背景下的陕北文化也难以逃脱这样的窘境。如果从改善居住环境的角度看，从窑洞搬进商业住宅倒可以理解，但是像秧歌、剪纸、腰鼓、唢呐等陕北风味的文化艺术受冷落却是十分可惜的。
《平》中对陕北文化的细致描述是意义深远的“文化课”，激起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与审视，因而有某种“历史资料”的存在价值。《平》作为文学媒介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记录与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坚守传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以达到地域文化的良性重构。同时，《平》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甚至会直接给一些读者带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为文化传承起到现实作用。
2.建构地域文化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到了“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催生出民族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却可以通过传播媒介构建出“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特别是通过想象性文艺方式建构出来，如“小说”与“报纸”等[6]。个人或群众通过传播媒介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形成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体想象。《平》中所展现的陕北人豪爽、勤奋的性格特征，独特的居住和饮食，亲切的乡音土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种文化熟识度和亲和力给读者带来极强的共鸣，成为构建陕北人文化认同的基石。例如，在电视剧版《平》热播之后，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校园内就先后挂起了横幅“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母校：不好好奋斗额捶你呢 学生：害哈兰（知道了）”，这两条横幅就折射出《平》给地域内的人们带来了文化认同感，甚至是文化自信。
3.“他者”形象的重构
地域形象“他者化”建构是媒介社会的必然产物。对地域外的受众来讲，他们具有“真身不在场”的特征，因而对于某一地域的形象感知就是来自各种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想象性建构。而传播渠道中的信息总是会被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加工、重塑和表达，并由此产生一些标准化、模式化和定型化的“他者”形象。
20世纪末，陕北形象在媒介传播中的“他者”形象定型为的贫穷和闭塞，群众思想落后，憨厚老实。而随着陕北能源开发，媒介中的陕北形象成了遍地都是“暴发户”，给人一种文化水平不高，蛮横不讲理的歪曲形象。这种定型化的消极的“他者”形象显然与真实的陕北形象是不吻合的。
《平》中所展现的“他者”形象则是积极的重构。特别是随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在声音和画面的帮助下看到一个更为具象的陕北文化形象，带来了更多积极意义的“他者”形象。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形象塑造让人们看到了不畏贫穷，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的奋斗形象，也看到了淳朴的陕北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团结精神。
参考文献：
[1] 茅盾.茅盾全集（卷1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J].兰州大学学报，1996（2）.
[3] 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 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关键词：公共领域；微传播；信息素养；高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64-03
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媒形态的演进，媒介融合发展带来了微传播的兴盛。微传播的信息传播具有时效强、碎片化、精准化的特点，同时具备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功能，既改变了媒介环境、又促进了现实环境的变化。高校对微传播的功用高度重视，陆续开设了公众微信号，有的高校甚至开设了多个公众微信号，微传播成为高校教育和宣传的重要媒介。高校大学生的微信群、朋友圈、博客等形式的载体，构建了多样化的信息交流平台，讨论具有普遍兴趣或利益的话题，产生类似公共领域的效果。本文在“公共领域”理论的启迪下，探讨当下高校微传播的独特性，为提升高校微传播效果、提高当代大学生信息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寻找相应的路径和方法。
一、公共领域的相关研究与发展
（一）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发展
公共领域的概念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类条件》中首先提出，后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完善，遂引起学界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探讨。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的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1]。可知，公共领域是介于公众和管理机构间的过渡性舆论场所，旨在维系大众的公共利益、并通过舆论的形式维护一定的秩序和规范。
（二）国内的公共领域研究与探讨
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学界对该理论争议不断[2]。有的学者认为该理论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认为该理论与国情差异较大、不具备现实意义。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聚集于对国外公共领域的基本理论的翻译、研究、引入，结合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社会变化、经典文献和著作的研究，为国内学者介绍该理论的基本内涵、梳理公共领域的发展和演变；其次，争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黄宗智、景跃进、邓正来等一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出现过公共领域的形式，如学社、报刊、商会等；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具备产生公共领域的传统和条件，公共领域只是西方文化下的特殊形式；最后，是关于如何构建公共领域的探讨，相关研究表明公共领域的建构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由国家或政府层面出面组建；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公民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来实现。
（三）新媒体促进了公共领域研究的建设与发展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很难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为了和传统的大众媒介进行区分而提出的新概念，代表了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如信息的时效性、多媒体化、碎片化、精准化等，也丰富了信息传播方式、易于管理信息的传播范围、提高信息传播的精准性，媒介融合明显，如声音、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载体均可通过单一的平台传播。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独特优势就是其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草根性，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具备了信息的采集、编辑、等功能，每一台终端均可成为信息传播平台、丰富了信息的来源，改变了传统媒介单向传播的模式。同时，新媒体提供了强大的交互、社交功能，各种圈文化盛行，基于兴趣、利益、友谊的商业圈、同学圈等对个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构成了组织传播的公共信息平台。新媒体的出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新媒体对公共领域构建的作用，并展开相应的研究。当前的主要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媒体如何促进公共领域的建设、并探讨相应的策略、措施、方法，二是不同层面的公共领域建设问题，近年来高校公共领域的建设与研究成为热点。
二、微传播促进了高校公共领域建设
（一）微传播发展情况分析
微传播的快速发展是源于微媒体工具的出现与兴盛，微博、QQ、微信等众多的微传播工具中，目前以微信的发展与应用最具有代表性。据腾讯公司的微信团队于2015年的《微信生活白皮书》，当年9月份，微信平台的日登录用户达5.7亿人，同比增长64%，微信在国内一线城市的渗透率达9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6年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的比例为29.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的比例为19.6%。因此，从年龄、职业、学历等方面分析，在校大学生是微信用户的重要力量。
此外，微信是既可以面向个体用户的工具，也是面向组织机构的综合性信息传播工具，后者被称为微信公众号，是组织机构权威信息的微平台。目前，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多个领域，诸如教育、商业、医疗、娱乐等。高校已经欣起了微信热，高校公共平台的功能也日益丰富，如宣传、招生、教学、时政、娱乐等。
（二）高校公共领域建设情况研究
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张贞对公共领域的认识比较有借鉴意义。她认为，公共领域是指由私人领域中的个体集合而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具有自由对话、形成公众意见、表述公众意愿、批判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等功能，在这样的“私人总和”组织中，个体的自我意识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培育[3]。张贞对高校的现状进了分析，并得出了结论，高校是一个最适合“公共领域”产生的场所。高校的信息环境、人才优势、知识创新、文化传承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其它的社会机构相比较，确是知识分子集中、高学历人才集中、极富创新能力的信息产生、共享、交流组织，具备公共领域产生的必要条件。
当前的社会变迁，网络信息环境的发展与变化，个体成长空间的影响，为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他们在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将处于一个动态平衡期。虚拟空间使得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转移到互联网环境中，突破物理空间阻隔，超越时间的变化，将不同形态组合在一起[4]。因此，高校的网络公共领域建设，对于提高学生的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微传播对高校公共领域建设的促进作用
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认为其魂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由私人组成的公众。他们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辩论；2.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因为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决定着信息的流量。单向的非沟通媒体将导致信息的匮乏和意义的缺失，在此基础上私人的“独立”与“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3.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辩论、充分交流，进行理性批判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5]。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理解公共领域，须包含以下要素，个体充分表达的自由和权力、拥有交互功能的媒介、承载公共表达诉求的信息平台，微传播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
微传播是自媒体的代表，用户具有自由信息的权利。有学者用5A来阐释自媒体营造的信息环境，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Any-way相结合，使碎片化的文本叙述大量存在[6]。可知，微传播可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关于任何事、以任何方式的传播。只要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移动终端具备相应的功能，便可以实现信息的自由编辑的处理，如IPAD、手机等，目前均有具备文字、拍照、视频录制、编辑处理等功能，已经满足了微传播所必需的硬件功能。同时，微传播的载体形式多样化，如视频、动漫、语言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载体均可以通过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化终端传播和接收。自媒体赋予了用户较大的信息传播、接受权力和自由，用户根据信息传播需求，可以在时空允许的情况下、自由的信息，微传播为用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和表达自由，保障了用户信息和言论的自由表达。
微传播工具具有强大的交互功能，促进了信息的双向传播和互动。微传播提供了多种方式的信息传播，既可以是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也可以是朋友圈（微信群）式的群体（组织）传播、还可以是大众化的传播；信息的来源也多元化，既可以是个体用户的信息、也可以是组织机构的权威信息、还可以是引用或转载的权威媒体信息；通过多种渠道的信息传播与反馈，确保了信息交互的多样化。同时，以微信为代表的传媒工具还提供了多样化的交互载体，如文字、视频、语音、表情符号、点赞等形式多样的信息反馈形式，既增强了信息的互动性、又提高了信息交互的趣味性，微传播环境下的信息交互更像一种心情的表达与体验、有利于激发用户的情感表达，这对大学生群体更具吸引力。
微传播信息传播力强，可迅速完成议程设置。在微信中滋生的社会舆论，也可能引发整个网络话语空间的舆论，或者为互联网网络舆情推波助澜[7]。微传播的时效性强、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引用与转发的集群化优势，使得热点事件迅速成为公共话题，所有的个体、组织、机构都可以利用微传媒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诉求，迅速完成相关话题的议程设置。2016年3月份，“毒疫苗”事件经过权威媒体曝光后，在微传播平台迅速掀起惊天巨浪，用户通过朋友圈、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转引与信息，相关信息迅速汇集、舆论强度迅速放大，理性与非理性的声音融合碰撞，使该议程持续发酵，最终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一案例表明了微传播在公共事件、公共利益维护中，具备了作为公共领域舆论传播的必要条件。
三、公共领域视角下的高校微传播发展措施
高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知识创新、传承文明的重任，公共领域的发展既是人才培养质量质提升的结果，也是提高人才素质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培养具有现代权益意识的公民，高校的公共领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微传播的发展又为公共领域建设提供了优良的媒介与信息环境，为了更好地构建公共领域，可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提升和强化微平台功能、营造良好的校园信息环境
在媒介融合发展的态势下，高校越来越重视微传播的作用。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微传播工具的发展和更新，信息传播与交互功能日渐强大，高校对微传播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微传播成为塑造教育品牌、传承校园文化、展示校园风貌的最佳信息工具。从公共领域建设对媒介环境的需求来看，高校微传播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微传播平台的功能需要增强和丰富，具备更强的信息传播与交互能力；提高信息的趣味性和信息传播的精准性，激发大学生对校园公众号的使用热情、提升校园微平台的用户美誉度；其次，优化微平台信息传播策略，实施分众化传播和精准化传播。依托学生社团、文体组织等多种形式的学生群体，建设和完善相应的微平台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大学生依据兴趣、爱好、知识和技能需求，融入相应的信息圈，构建相应的社团文化交流平台；最后，提高校园宣传团队的知识和技术力量，充分利用传播策略和技巧设置议程、引导校园舆论，传播正能量，建设良好的校园网络信息环境。
（二）加强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学生信息处理技能
校园公共领域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拥有一定媒介利用技能的大学生，微传播构成和复杂信息环境对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对个体的信息处理技能提出了高要求。为了应对信息化的挑战、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一些发达国家于20世纪开始实施了媒介素养教育，着重提高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辨别、利用能力。国内的媒介素养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一些高校陆续开设了相关课程，如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微传播的发展使得虚拟空间的信息环境更为复杂，一些色情、虚假、欺诈、低俗信息开始泛滥，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碰撞加剧，为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主流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带来挑战。信息辨别能力不强的群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信息的加工和转发又加剧了不良信息的危害，严重污染了网络世界。只有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大学生素质，才能更好地优化网络信息环境。微传播作为自媒体的新生力量，赋予了大学生更多的信息获取、摄制、处理、传播、交互权力，他们也需要相应的信息处理技能才能更好地驾驭微媒体。
（三）引导学生合理利用媒体、理性表达
美国学者McMahan D指出：在当前，我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校园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也就是国内俗称的网络水军，来强化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权威性[8]。公共领域是普遍利益自由表达与批判、理流、形成公共舆论的场所，参与者需要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批判能力，需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激发他们的批评潜能。以“毒疫苗”事件为例，微平台充满了指责、谩骂、愤怒的声音，遮蔽了理论的探讨，显然不利于公共舆论的形成、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好地引导舆论、促进校园公共领域建设，高校可以从以下方面做起。一是提高校园微传播议程设置能力、弘扬主旋律，激发学生对时政及普遍利益、公共利益的关注热情，引导舆论方向；二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通过一定的传播策略、诱导学生的理性表达与批判，对非理性声音强化“把关人作用”；三是培育大学生的现代公民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更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建设。
综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对当前的高校微传播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一方面为高校的微传播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指明了新方向。鉴于高校微传播水平的参差不齐，校园的公共领域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 余秀才，朱梦琪.微博、公共领域与后现代文化[J].现代传播，2015（12）.
[3] 张贞.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高校素质教育改革[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
[4] 邓若伊.论自媒体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变动[J].现代传播，2011（4）.
[5]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袁靖华.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