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地理学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兴起的新兴学科，它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内容主要是经济地域、经济区域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具有比较强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点。这门学科是以自然地理学理论作为基础，又以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同时还与人文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等众多相关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在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的研究方面，陈才先生立足我国实际，结合中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构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础。有关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相关基础理论，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在区域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区域规划理论;二是受欧美同类型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衍生出的区位经济论和人力资源与区域关系论;三是经济区域运动理论以及劳动区域分工理论;四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及点轴开发理论。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陈才先生提出了7个领域的观点，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有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地域系统、区域条件领域等。除此之外，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城市群与城市化、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等领域的观点。
2山西旅游业现状剖析
山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直到1999年山西《山西省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2001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之后，山西的旅游业才开始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尽管旅游政策一再进行合理调整，国家专项资金也已到位，但是由于各种法规限制、相关部门和体制的制约、政府化和行政化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地方配套资金、企业和市场资金难以及时跟进，影响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山西的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了全省总面积的80%，这就使得山西旅游资源虽多，但是交通不便，分布较为分散，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很是不利。这些因素，使得山西省景区开发和管理落后，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市场需求。近年来，山西省顺应全国经济形势，结合本省实际，进行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了转型跨越发展战略，加快了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使各类依赖原始资源生产的企业纷纷寻求转型发展。低能耗的旅游业成为转型的首选和投资热点，许多不同体制的煤焦企业纷纷投资旅游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13年，山西省已经有210多家资源型企业投资旅游业，进行旅游景区开发、星级饭店建设、休闲度假区经营和娱乐设施生产，投资总额超过318亿元。其中有14个项目投资超过5亿元，有9个项目投资高达10亿元。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投资，为山西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走出了资金瓶颈，使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开发规模大、建设标准高、覆盖面广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带动了本省旅游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由以单一的观光游览为主向娱乐体验、休闲度假、教育启智等全方位发展，较好地适应了旅游市场新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山西旅游的资源品质、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资源型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量虽然较大，但企业原有资源的旅游利用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因此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考虑，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基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山西景区开发与管理的构建
3.1山西煤炭基地转型旅游景区发展道路
3.1.1工业旅游景区开发的必要性
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种类众多，煤炭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20%。富有煤炭资源的地区往往资金雄厚，对这些煤炭生产地区进行旅游开发，很容易解决旅游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针对煤炭资源面临枯竭这一现实，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本地区多种类、多层次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企业和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山西在工业旅游景区开发和利用方面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我国现在正加大力度建设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旅游产业作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强经济实力的替代转换型产业，得到强力政策支持。因此，对于山西面临枯竭的煤炭基地，采取工业旅游的策略，转型发展，进行景区开发、利用和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3.1.2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构建
根据区域经济地理学中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应用理论，对于拥有大型煤炭基地的城市(如大同市、晋城市和霍州市)而言，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构建，可以通过工业遗产旅游和工业园区观光旅游这两种途径来进行。这样，不仅保障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在开发枯竭的地区仍然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确保了本区域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条件下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当然，任何地方转型旅游景区，不管用何种方式进行开发管理，都需要对旅游景区的交通状况、辅助设施、市场开发、商品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重新构建，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煤炭基地所获取的雄厚资金恰好可以承载起工业旅游景区开发的需要。根据资源地区本身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再依据区域规划理论及区位理论，可以对山西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进行分类。第一，根据本区域发达的生产优势，对当地生产性场景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第二，本区域拥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优势明显，因而对社会文化场景进行开发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两类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虽然立足点不同，但都是依据山西煤炭工业的具体情况和所在地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采取跨行业结合策略而进行的区域规划。在开发中如果仅仅只是满足其中的一项因素，就不能算是对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而是对煤炭工业的单独性继续建设，亦或是单独对于交通、文化、生产的建设。因此，在山西煤炭基地的转型旅游业开发方面，一定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规划及区位理论进行开发建设，任何不顾及本区域的区位优势而盲目主观进行的区域规划，都是不可行的，都不能很好地对工业旅游景区进行合理开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可以按照“一矿带一业”政策的景区企业化模式进行。并依照“政府主导、市场运转、科学谋划、有序开发”的方针，通过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财政投入，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的进入，可以解决一些地区单独依赖煤炭工业资金的局限和片面。与此同时，应当对处于水源地范围内的排污企业进行改造和整治，并对中心城市建成区进行有效绿化，进而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3.1.3工业旅游景区的管理构建
在工业旅游景区，开发和管理关系密切，依照景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内容，景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工业旅游景区管理不仅包括景区自身管理，还包括旅游利益相关环节利益诉求的协调管理。对于利益诉求管理而言，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领域中，按照区域条件领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找出利益相关者的趋同利益诉求，了解和掌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大限度满足各旅游主体的需求。对于工业旅游景区自身管理而言，则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建立一个科学的景区管理机构和体制来驱动景区的运作，进而实现发展目标。对于管理机构而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确立机构的合法地位;对于管理体制而言，要建立程序化和常态化的景区管理监督机制，使政企职能划分清晰。其次是要大力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山西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关联着煤炭工业的发展，而煤炭工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当地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城市化乃至城市群的建设都是对城市的管理，而城市的管理就必然包括所在区域的景区管理。依照城市群与城市化进行景区管理构建，正是区域经济地理学应用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内容。
3.2山西革命遗址与红色景区的对接建设
基于区域经济地理学来研究山西景区的开发和管理，革命遗迹与红色景区的对接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追求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旅游项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具有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红色旅游也悄然兴起。200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客源市场的需要，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接着，国家旅游局又将2005年确定为“红色旅游年”，就这样，红色旅游渐渐成为国内旅游发展的新亮点。山西是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山西革命遗址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同时旅游基础设施又相对落后，因此，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积极筹措开发资金，并逐渐加大市场的介入和运作，使其与革命遗址对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开拓相对特殊的客源市场，即各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广大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有过革命战争年代经历的老年群体。需要注意的是，在红色旅游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将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美好中国梦教育和红色旅游有机结合，以游客为本，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同时，要根据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将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优先投入到区位条件较好的重点地区，使其成长为区域增长极之后，再加以辐射和扩散，并最终形成旅游产业密集地带和空间结构轴，这对于红色旅游区域合理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总之，在山西革命遗址与红色景区的对接建设中，要力争使红色旅游区域按照连锁或集团模式运作，以便资源和品牌共享、做到市场和客源互通、实现利益和权力共赢。另外，还必须注重红色旅游开发的客源系统、引力系统、中介系统和支持保障系统的完善。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红色旅游的客源结构，经营者要致力于提升红色资源产品的吸引力和景区服务质量;各中介机构要大力推广和营销红色旅游;政府部门要在政策法规、制度、环境、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
4结语
面对熟悉的家乡，有的学生也许未能领略家乡美在何处。介绍地域文化就能激发学生对本乡本土自然人文的热爱之情，激发学生对故乡的亲切感和自豪感。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努力了解本地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并学会思考和表达。
课文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如《难忘的泼水节》一文记叙的是一个感人的地域文化故事。“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被傣族人民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教师应该采用图文对照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观察，进行探究式阅读，感受傣族人民和一起过泼水节的快乐。在这篇课文中就涉及到民族、节日、风俗等多种传统文化，需要教师搜集、查找资料，引导学生了解傣族的节日和民间习俗。再如教《广玉兰》一文，在学生了解了广玉兰树、花的特点及写法之后，再引导学生了解广玉兰是我们南通市的市树，课后可以带领学生观察校园、路边的广玉兰树。进而可以引领介绍学生认识，因为是南通市的市花，每年秋季南通的展览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云集南通，为一年一度的“港口经济贸易洽谈会”增色不少，博得中外来宾的赞赏，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接受家乡南通的地域文化熏陶，学生自然感到无比自豪。
新课标明确要求学生“能较熟练地运用阅读和浏览的方法，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阅读视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有效的拓展延伸，而有效的拓展延伸要立足文本，然后对教学内容作有益的补充。这样做可以增强教材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家乡风俗特点，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
如学习《安塞腰鼓》一文时，笔者还播放了一段南通市海安县花鼓的表演视频，让学生享受了一次视觉盛宴，接着笔者向学生介绍海安花鼓的由来、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等，学生真切感受到地域文化竟如此灿烂辉煌！
关键词：乡土 地域文化 中职语文
中职语文新课程标准更加注重语文教学的生活化，注重语文学习的实践性。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融入乡土地域文化，不仅能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法，拓宽学生视野，更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观察、思考、感受生活，实现语文教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还能进一步提高语文实践综合应用能力，感受地域文化的自豪感。本文以海宁乡土地域文化为例，浅谈如何将乡土地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
一、乡土地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必要性和教学资源的优势
目前中职语文教学仍以统编教材为中心，教材选取的内容和现实生活相差很远，教材体现的思想与专业或职业体现的思想，其结合程度更是微乎其微。在新课程的改革中，虽然已有学校致力于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加入了综合实践课的教学内容，提出了“实践课堂”或“综合活动课堂”的理念，也强调要培养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能力，但从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语文教学还是脱离了学生生活的乡土地域，效果不明显。这种教学载体使教师难以开展语文的实际教学，无法实现语文教学为专业服务、地方经济服务的宗旨，也根本不能让学生对教学的内容产生共鸣，导致中职学生还是缺乏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正是由于中职语文教学还处于这种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使“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理念，很大程度上只是停在口头上、留在耳朵旁。笔者认为，中职语文教学的活力就是语文教学地域生活化，即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或在教学中渗入生活因素，从而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并使情操得到真正的陶冶。
海宁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乡土地域文化资源充足，名人文化、潮文化、灯彩文化成为海宁乃至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将优秀的海宁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到中职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关注生活，感受周边世界的美，将更能体现地域文化的人文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为学好专业打下基础。
二、如何将乡土地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
中职语文的教学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渗透到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它既能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精髓，又充分蕴涵着现代文化的精华，是十分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海宁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形式多样。它作为典型的江南地域文化，以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提升学生的语文素质提供了良好的乡土地域基础。
1.乡土地域文化融入课堂阅读教学
开展乡土地域文化阅读，可以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阅读中加厚学生的文化底蕴。在“海宁乡土地域文化”中，名人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别康桥》作为中职教材中脍炙人口的现代诗歌，意义深远。而其作者徐志摩作为近代新月派的诗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教学《再别康桥》之后，在课堂中引入徐志摩在海宁撰写的其他类似《再别康桥》的诗歌，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雪花的快乐》《偶然》等进行对比阅读，以课堂讨论阅读的方式探讨徐志摩诗歌的特点，并联系他丰富的爱情经历，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生踊跃发言，谈感想，抒心怀，进一步认识徐志摩及其诗歌的特点。这样的阅读讨论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增强了学生热爱乡土地域文化、发展乡土地域文化的责任感。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以优美的语言描绘了琵琶乐曲的婉转动听、变化多端，但学生对之似乎不感兴趣，因为这种诗歌对中职生而言缺乏亲切感。笔者在教学中将白居易的老师――海宁乡土地域诗人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刘禅奴弹琵琶歌》《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等作品引入课堂，通过类比阅读欣赏，不仅让学生体会丰富生动的比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更可让学生加深对海宁乡土诗人的理解，品尝诗中想象丰富、意境奇特、色彩浓郁的创作风格，深切感到文学大师就在身边，产生自豪感和亲切感。此外，通过作品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顾况在海宁生活的情况，认识和寻找顾况与海宁文化名人的渊源。
此外，在学习一些地域古文的同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海宁方言用词的特点，并对比方言用语、谚语、俗语的特点，让学生将方言与普通话比较，进一步规范书面语与普通话的使用，也从中了解海宁方言生动化和通俗化的特点。
2.乡土地域文化融入课外探究教学
语文教学是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乡土地域文化资源不仅要引入到语文课堂教学，还要进一步融入课外探究活动，让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形象、亲切感人，而且具有感染力。教师在给学生传授知识技能、方法的同时，有意识、有目的地多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把语文课外探究和对乡土地域文化的赏析有机地联系起来，将乡土地域文化渗透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在语文教学过程的始终，形成一种大语文教育，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语文课外探究海宁乡土地域文化活动中主要开展对潮文化和灯彩文化的探究。作为天下奇观的海宁潮，是大自然的杰作。通过浓郁的潮文化，在语文课外教学中开展两方面的探究活动。一方面探究撰写科普小论文。建立课外科学探究小组，利用潮文化独特的优势探究钱江潮形成的原因，学习科学小论文的撰写，同时提升学生研究的兴趣和查阅资料、概括材料的能力。探究活动不仅让学生从自然生活中体验语文学习的乐趣，更能让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形成对地域文化的成就感、自豪感。另一方面探究收集潮文化诗词。潮文化不仅以潮水自身产生的奇特现象而闻名，更重要的是从古到今，许多文人赋予了它独特的人文价值。利用课外探究活动，收集历代文人墨客关于潮文化的诗词，从庄子、司马迁、白居易、坡到王国维、鲁迅、郭沫若，从乾隆到孙中山，把收集到的诗词集中起来，开展诗词探究活动，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对地域文化认识的深度。
海宁的灯文化因硖石灯彩而得名，它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始于唐而盛于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这一厚重文化底蕴，开展寻找灯彩文化起源活动，探究工艺制作流程，品味灯彩（灯面）装饰文化（图案、诗词、历史典故等）的多样性、丰富性、历史性、人文性，将探究活动所得的结果通过宣传橱窗、学习园地等载体进行展示，多渠道展示学生学习的成果。
3.乡土地域文化融入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
乡土地域文化融入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究乡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继承和弘扬乡土文化，旨在让中职学生乐于学语文，提高其语文综合素养。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运用调查日记、自办手抄报、舞台剧表演、演讲、职业模仿等多种方式来展示自己乡土地域文化学习成果，让他们认识到生活之中皆语文，自觉做到在生活中学语文，从而增强他们自身的语文素养。
根据语文教材不同模块的具体要求，以及海宁乡土地域文化的特点，开展不同类型的综合实践活动：借助“海宁徐志摩诗歌节”举行海宁籍作家作品朗诵会，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进行朗诵（如徐志摩、穆旦、王国维等作家的作品）；举行专一类题材活动：徐志摩诗歌赏析会、金庸小说华山论剑探究活动、王国维诗歌意境研究活动；举行“我与海宁乡土地域文化”征文活动，描写乡土地域文化，体味乡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唯一性、优美性；举行搜集海宁谚语、海宁歇后语活动……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开展语文实践活动，真正体现乡土地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性，丰富学生学习生活，提升其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
三、乡土地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意义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乡土地域文化教学是“大教育”的一种观念，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相结合，拓宽了教学空间，使学校、社会、自然三大教育阵地交相辉映。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教师具有教学个性、独立思考的人格魅力，同时还能时刻在教学中保持新鲜感，并呈现出特有的文化景观。对学生而言，乡土地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让他们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丰富的思维空间和广阔的表现空间，充分发展多元智能，全面、综合地发展。
1.激发学习兴趣，转变学习方式
乡土地域文化融入中职语文教学打破了以统编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拓宽了教材的外延，提升了内涵，增强了语文教学内容的生活性和实用性，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减缓了学生的厌学情绪。这种突破书本与课堂局限的教学方法，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增强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为地方经济和企业服务的意识。
2.滋养学生心灵，提升人文价值
乡土地域文化渗透到中职语文教学中，改变了中职学生在传统语文课堂中的无奈、失落，改变了审美得不到发展的困境。乡土地域文化的人文价值滋养学生的心灵，促进学生的发展，扩展学习的视野，丰富文化底蕴，体现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价值，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转变评价方式，改革教学理念
中职学生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丰富的，他们对本地域文化中的民俗、名人等较为熟悉，他们愿意在语文学习中了解本地文化。乡土地域文化的融入，有利于转变教师对中职学生的评价方式，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以先进的理念武装头脑，开阔视野。这种教学方法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把课堂还给学生的新理念，同时夯实了学生的语文基础，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
随着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将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业已成为了当前研究的新途径或新视角。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古代文学作家均有地域的烙印，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袁行霈、金克木、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均对文学地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便能够对古代的文学现象进行更加细致、更加全面地研究。虽然古代文学领域的地域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古代文学教学的地域性教学还较为欠缺，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地域性教学的目标意义
若要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达到地域性目标，那么其基础前提就要对教学的人文主题予以充分地认识，尤其是要让广大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以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进而逐步提高其道德修养与人生理想。古代文学教学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文关怀”、“教书育人”等。将地域文学内容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既有利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又有利于对学生视野进行拓展，还有利于对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行有效培养，使之更好地“接地气”。地域文学貌似较为狭窄而局限，但实质上却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极为深厚的内蕴。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地域意识相互对照的同时，务必要重视地方性高等院校的自身优势。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性高等院校的主要生源均是来自于本地，且未来毕业之后的工作地点也大多在本地，这些学生往往就会有较强的学习地域知识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将地域文化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无疑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都体验到当地灿烂的文化传统。以江西省为例，江西自古以来就是名家辈出、人杰地灵之地，无论是江西的文学创作，还是江西的文学传统均是一道灿烂的人文风景。就文学观念来看，江西的文学家通常都会具有强烈的正统性，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都会以大义凛然的态度来予以面对；就文学创作风格来看，江西的文学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开拓意识。在东晋时期，就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唐宋时期，文天祥、黄庭坚、王安石等江西籍人士既是文坛巨擘，又是朝廷重臣，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由此可见，将这些地域文学的特点凸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是极为有效的。此外，虽然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强调“主流性”和“系统性”，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切入教学内容，由于地域文学教学带有较为明显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不仅不会阻碍古代文学教学，相反还能够通过学生的切身感受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的方法途径
（一）课堂专题讲授
若要扎扎实实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务必要对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能够更好地明确材料运用的先后顺序。在古代文学必修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务必要紧紧地围绕着主流性原则来为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与轮廓，确保能够顺利完成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而地域文学知识在其中仅仅只是发挥出点缀价值或补充作用。而在地域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中，教师则要考虑多种因素来深入发掘，在婚恋文学专题、咏怀文学专题、隐逸文学专题、山水文学专题中均适合将地域文学知识贯穿其中。例如，在《唐宋贬谪文人与文学专题》课中可通过贬谪文人的视角来开展五讲诗文研究（包括陆游宦赣、苏轼寓赣、李白寓赣、白居易谪赣、梅岭题咏与贬谪文化），以此来对地域与文学、政治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综合审视。
从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又是典型的内陆省份，深受周边文化影响。在贵州，黔北一带明显属于巴蜀文化的范围，黔东一带颇受荆楚文化的影响，黔南及黔西南与两粤文化多有共同之处，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区又近乎滇文化。事实上，用“多元性”来概括贵州文化当然说得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贵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来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正因为存在着“多来源”文化的共存，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固然有迹可循，但呈现更多的是多种文化的“共生共荣”。所谓“共生共荣”指的就是多样的文化至今仍然活着，它们各自以其传统为母本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发展，在“一体”中各显个性。这说明贵州地域文化是一种文化宽容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长，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多元一体”在贵州这个特定环境中，以“多元”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以“一体”体现各种文化共处一地的和谐与协调。贵州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共荣共生，给这里的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权利，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虽然也相互制约不能让某一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文化权威)，所以各种文化现象都得以延续下来。在这里，传播与传承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各种文化之间也维系着某种均势。尽管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但持续的时间不过五六百年，强度也远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区。因此，相对传统主流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更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而作为由不同的行政区划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几种地域文化在贵州交汇，因其皆成弱化状态，而且又继续受到四周文化的影响，因而这些文化并未融为一体，仍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只不过范围大小有所伸缩，在贵州境内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区域已无迹可寻的“文化孤岛”现象的遗存，许多在中原早已失传的文化却至今仍在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终充满生机，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们说多元、多样、多层次构成贵州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不错的了，而贵州地域文化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由此说开去。关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一个最经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开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内在的相通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中体现出的主体性创造，必能续人类精神之火，成为世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是，我们择取贵州地域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特征，追寻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缕缕回响。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的一段话，用来形容贵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势磅礴最恰当不过了。贵州省境内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岩面积占74%，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开门见山”的地方。张晓松在《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中提到:“在贵州，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生产生活条件，都是由这个山地所提供的，这是贵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础，是贵州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依托，山与贵州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生命联系。”山地文化是贵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图尔德指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2］12长时期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状态下的贵州人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山。他们出行、劳作得翻山越岭，得靠打猎、刀耕火种获取食物;住“干栏”式房屋或石头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质生产又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由是，“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贵州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强;另一方面，山高路险的封闭环境又使得贵州人不善算计、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3］20综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封闭性。对于这种封闭性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因为封闭，就使得贵州文化背负传统因袭的重负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与主流文化、周边文化交流、碰撞中，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诸如:虽然典籍文化相对薄弱，但乡风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虽然代表汉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渐落地生根，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虽然在对待外来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闭的大有人在，但满怀热情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终“振臂一呼而改天换地”;更遑论封闭的环境也成就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正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是互为消长的，随着交通的发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闭的因素将逐渐减弱，而开放的特点将日益强化。当晚清以来席卷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倡导自治的图变之风吹进贵州这封闭已久的“山国”时，贵州人以高昂的开放姿态回应着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贵州一些开明人士就已创办《黔报》、《贵州公报》、《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地方性报刊。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该学社提出“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以地方自治说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说为最终面积”的学说主张。辛亥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贵州军政府”称贵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时也意识到“黔中向名山国，风气之开，每落人后”这样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发生期的贵州现代文学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以“开启民智”为鲜明目标，虽然成就不大，但甫一发生，就呼应了时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贵州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省”，不仅汉族主要是移民而来，就连少数民族也如此。汉族自汉、唐以来，就陆续由中原迁入贵州。大量入住，应该是在明、清以后。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贵州有两次大的汉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调北征南(即调集大量军队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万大军屯戍贵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调北填南(即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强迫迁移往贵州等地)，清代中叶朝廷征讨播州藩司杨应龙后，引入大批汉人在“苗疆”屯田垦殖。［4］38这样，汉族在其不断向西南扩散的过程中，不但从邻近的四川、湖广移入，也从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区来到贵州。而少数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东、苗瑶民族自东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从云南迁来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这种移民大迁徙，最终导致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从而基本奠定了贵州文化“多元会合型”的格局。#p#分页标题#e#
由于上述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粗犷的军人和底层小商贩及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商人阶层文化的世俗性和农耕文化的精神追求，加之贵州本地文化以巫文化为主的强大根基，使得贵州的地域文化，无论精神信仰追求，还是物质文化追求，都显现出鲜明的世俗性。就拿来说，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特征。在贵州，信仰儒、佛、道、基督、伊斯兰教以及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的民众各自奉行自己的信仰，互不干涉。在建省前，贵州许多地方的民众大多信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不多，影响也不大。但到了明清两代，情况有了变化，佛教和道教因统治者的倡导开始兴盛，但仍能与其他宗教并存，贵州境内随处可见的“三教寺”就是“多元共存”的明证，例如镇远古城的青龙洞，不仅有儒家的紫阳书院，也有佛教的中山寺、青龙寺、观音殿，还有道教的吕祖殿、万寿宫、青龙洞、紫阳洞等。贵州的世俗文化根基雄厚，它的底层文化是巫文化，这使得传入贵州的宗教不得不扭曲自己来适应较低层的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不得不采取与当时当地人们的世俗文化相互契合，吸收并接纳本土基础文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改造性传播，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化变异现象。例如，在佛教原先的文化母体中便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以及儒、道、佛、巫等多种宗教合流的文化新质，而佛教自身原有的某些特点却模糊甚至淡化了。如此一来，各种文化各自的个性特色明显减弱了，而新的一种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却增强了，而这些共性都建立在贵州世俗文化的基础上。
即便是世居其地的少数民族，也有着深厚的世俗文化根基。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伯格里注重苗族信徒的世俗生活，他在石门坎创办学校、麻风病医院、织布厂，建筑起教堂、足球场、游泳池，开设了“公益场”，修筑了公路，创造了老苗文，因此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使得一个几千年来崇尚“巫鬼”的大花苗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洋教。这种世俗性还表现在对待外来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上，据史料记载，古夜郎国之所以愿意归附汉王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的吸引力，为了得到汉朝锦帛、铁器等先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技术才心甘情愿归附的。到明清乃至民国也是如此，一方面财力上依附中央，“厚赐”则附，无赐则叛。这种世俗功利性折射在人的文化性格上就是重物质，轻精神，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但也对外界新鲜事物保持高度热情，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黔南识略》卷一《总叙》中谈到黔南地区的民性时就指出“大率质野少文，纤啬而重利”。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采风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了贵州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了保留在这民间世俗文化上的淋漓的生命元气。通过近代报纸我们可以看到，在报刊开拓的公共空间下，社会各阶层虽然始终处在军阀混战的生活困境中，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切照旧。
学校照常开学，商店、药店、书店、报馆照常营业，他们关心战时局势，抨击社会丑恶现象，也可以在“外国要闻”中看看“西洋镜”，在充斥着沉重的税赋、盗抢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的社会夹缝中活在当下，努力生存。文化特征其三:通道文化贵州作为一个存在、被发现缘于“通道地位”。就地理区位来说，贵州处于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隔河相望。巴蜀与两广的交通势必要经过贵州，湖南通往云南也要从贵州经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都以贵州为喉襟，这就决定了它在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秦始皇一统天下，但古夜郎的“自雄一隅”尚无人知晓。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力强盛，这才有了“开三边”这样向外扩张的举措。因要剪灭南越王，需“浮船牂牁江”，夜郎被发现。为了打通巴蜀与夜郎的通道，唐蒙“发巴蜀卒治道”，史称“南夷道”，从此打破了夜郎与中原隔绝的状态。汉代在夜郎地区建立了牂牁郡，因夜郎地区既是巴蜀通往南越的桥梁，又是通往滇国、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后的诸葛亮南征、魏晋六朝设牂牁、建宁、兴古三郡、隋唐设经制州、南宋在贵州进行“川马”和“广马”的交易，至元朝开通滇黔驿道，都显示了贵州作为“通道”的重要性。
贵州单独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意义出现，是在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司(成为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开始的。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在全国也还是比较早的，不但早于东北和西北，就连湖南、湖北当时也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来。其后的清代十八行省有贵州，民国二十八省有贵州。之所以在多山、贫瘠的贵州建省，明代史学家郭子章在《黔记》中将原因一语道破:“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藏戍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贵州是中原通向西南边陲的要道，历代封建王朝要扩大疆土巩固边陲就必须打开贵州这个通道。从战略角度讲，无论“攻”与“守”，贵州的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明代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写道:“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襄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飘驰葭明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禁吭且为我所益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明朝统治者通过派重兵驻扎、沿驿道设立卫所、建立都指挥使司直至建立布政使司，牢牢控制了贵州这个战略要地，以平播和奢安两大事件震动西南。
通道地位使贵州改变了过去闭塞的局面，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中原各地的文化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贵州，给贵州文化带来新的质素。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都获得长足发展，教育也获得新的生机，全省各地在洋务运动和期间，纷纷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以新知识和新思想开启民智。光绪末年，贵州还办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青溪铁厂和文通书局，在古老的驿道上也出现了民间运输与邮寄。有了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支持，贵州在20世纪初追赶上了国内第一波办报热潮，也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新媒介，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当然，仍然要看到通道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改变着闭塞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民众遭受着因通道便利带来的“鸦片烟祸”等人为灾祸。在中国近代史上贵州是鸦片烟祸的重灾区之一，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军阀和官吏是造成烟祸的元凶。贵州军阀不仅通过强制人们种植鸦片、贩卖鸦片获取巨额军饷，而且军队中的士兵也普遍吸食鸦片烟。底层民众吸食鸦片更是常常将整个家庭拖入崩溃的边缘，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寿生等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对鸦片烟祸都有生动的文学描述。文化特征其四:边缘文化当代评论家陈思和说过这样的话，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事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5］这里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就是正统文化与边缘文化。上世纪初，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贵州文化无疑属边缘文化。贵州的边缘文化具有双重边缘性的特点。相对于中心地区，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环境来说，都常常是边缘的边缘。由于地处偏僻、山高路险，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通常会采取羁縻政策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来实现统治。#p#分页标题#e#
【关键词】民族文化；地域风情；风俗习惯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28-01
民族及地域风俗习惯是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其中蕴含着其民族及地域发展的特色文化，反映着一个群体的共同心理感情，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纽带。
加强校园民族及地域文化教育，有利于消除不同民族学生间的偏见与猜疑心理，让更多的学生去认可、接受不同民族及地域的风俗习惯，促进同学间良好关系的发展，建立深厚友谊。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也是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相关方面的教育，对于创建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问题
大学生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自小受到本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熏陶，对本民族及地域风情有着深厚感情，对其特色文化、、服饰及饮食习惯有着本能的向往，但在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的背景下，传统的民族文化、习俗风情或多或少的逐渐被同化、庸俗化，甚至有消失的现象，特别是在当今教育条件下，许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减少了深入接触特色文化及风俗的机会，能把家乡的文化艺术带入大学校园的就更少。
在大学校园里，激发学生学习民族及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与热情，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目标，促进校园文化多元化发展，实现民族及地域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里良好传承，加强校园民族及地域风情文化教育很有必要。
二、分析原理
1.学校教育未能承担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责任。少数民族及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是应试教育，对与升学率无关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教育不重视，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列入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也少有传授民族文化这方面的，有时甚至把民族文化看作是不需要的东西，或多或少有所贬抑。
2.社会生活大众化，民族及地域文化意识逐渐淡化。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观逐渐面向大众化、现代化发展，日常服饰及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改变，在大学校园中，大多不具备对民族习惯坚守的条件，有些学生甚至对本民族及地域文化产生了自卑感，认为是落后的文化，思想上行动上有抵制，渐渐抛弃了传统的民族歌舞，生活习惯。
3.学生对本民族及地区以外的文化习俗存在偏见。少数民族及不同地域文化在大学校园中宣传过少，多数学生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涵，风俗习惯了解甚少，在生活中往往是避而远之的现象，这极大地阻碍了同学问友谊的发展。
三、解决措施
1.组建民族及地域文化社团、联合会，培养学生学习对不同文化的兴趣。学生在社团文化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组建民族社团，让更多的民族文化爱好者集聚在一起，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学校也要加强对社团的引导，鼓励学生学习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精髓，推究出新，培养大批优秀文化人才。让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意义，更鲜活、更直接的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2.适当的开设民族及地域文化习俗介绍选修课。在大学教师队伍中，不免有来自不同少数民族及偏远地区的老师们，聘请相关老师及社会民族艺术培训老师，对不同文化内涵进行讲解，让更多的风情习俗走进校园，让学生更多的接受不同文化习俗，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习惯，促进各民族及地域文化在校园中传播。
3.组织以民族及地域学生团结交流为主题的文艺活动。每逢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学校可组织大型文艺演出，给学生施展才华的机会，歌舞升屏，欢聚一堂，让学生在欢乐的气氛中，领略不同文化特有的魅力，给全体师生别开生面的精神会餐。
4.号召学生参加帮助民族长辈、学生志愿者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旨在传播社会博爱精神，增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号召志愿者学生走进民族社区，慰问民族孤寡老人，给他们送上精神辅助以及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担当民族友好使者。走访少数民族及偏远地区学生，询问他们在校园中的生活学习情况，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
关键词:武威;地域文化;学校德育;渗透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6-0007-01
一、武威地域文化――独具价值的德育资源
武威地域文化具有丰富的德育资源价值,充分挖掘武威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以此影响、教育青少年一代,让他们从小扎下中华民族的根,铸造起中华民族的魂,应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德育工作中的历史使命。同时,开发与利用武威文化的德育资源,也具有广阔的空间与极大的可能。以武威这座文化名城为例,人处其中,随处可见历史名胜和自然、人文景观,时时可感浓浓的凉州民俗风情,儒教文化、佛教文化、丝路文化、沙井文化、西夏文化,海藏寺、大云寺、松涛寺、天堂寺,莲花山、苏武山、昌灵山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最丰富、最鲜活、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对生长在这里的青少年一代具有重要、独特和全方位的教育价值。
二、武威地域文化在学校德育中的渗透
(一)运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家乡开始的。地域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它使爱国斗争离学生更近、爱国人物与学生更亲。武威有因出土铜奔马而蜚声中外的雷台,有河西四大名刹之一的海藏寺,有收藏着数万件国宝和文物珍品的武威文庙,有被世人称为“石窟之祖”的天梯山石窟,有举行著名的“凉州会谈”之地白塔寺,有鸠摩罗什葬舌之处罗什寺塔,有悬挂声震陇右唐代大钟的古钟楼,有保存完好的民国建筑瑞安堡等,学生在学习中充分感受到家乡自然景色的“美”,也可以了解到武威自汉武帝设郡以来,历代人才辈出,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教师应结合实物、遗迹、碑文、诗词等适当向学生进行讲述,或带领学生参观,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之情,从而树立为家乡腾飞、中华崛起而发奋学习之志。
(二)以乡土人物的美德、情操感染学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道德教育中,教师还应介绍乡土人物的优秀事迹,以“动之以情”的效果叩响学生心扉,使其感受家乡历史人物的美德。数千年来,武威产生了众多风云人物,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的嘉言懿行,至今能给人以启迪和借鉴。例如:南北朝时杰出的诗人阴铿,武威人,是开创我国格律诗的先驱。
例如:段秀实(719―783),武威人。少时孝敬父母,尊敬老人,被誉之“孝童”。成年后沉厚善辨,有济世救民的志向,初举明经科,后弃文就武,因功授安西府别将。德宗即位后,加检校礼部尚书,封张掖郡王。后因陇右节度使朱谋反,段秀实誓不与贼为伍,以身殉国。段秀实一生忠勇刚烈,为官清廉,不畏,嫉恶如仇,死后被赠太尉衔,谥号“忠烈”。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写《段太尉逸事状》,生动描绘了段秀实的事迹,流传很广。张澍(1776―1847),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张澍一生在仕途中不得志,但在学术上成就很大,清张之洞称其“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把他列为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内,与阶州(武都)的邢澍并称“二澍”,是甘肃学术成就最大的学者。通过学习名人,学生既能回望历史、品味人生;又能了解地方人文风情、陶冶情操。更重要的是,这些名人的所作所为,将激励后人为祖国的繁荣,为民族的崛起,为家乡的生生不息而奋斗。
(三)从“石羊河”流域的历史变迁中汲取教训。石羊河,源于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冷龙岭北麓,曾几何时,这里的皑皑白雪化成数百条大大小小的溪流,汇聚而下,携着清澈的石羊河水,哺育了河西走廊面积最大的绿洲――武威、民勤、古浪绿洲。她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而如今的石羊河流域早已今非昔比,下游支流大西河、东大河相继枯了,遍及绿洲的无数泉眼枯了,日日流淌的万千溪水枯了,生机盎然的湖泊、沼泽枯了……大片的土地失去了润泽,无边的农田面临着荒漠。成片的沙枣树、柳树、沙棘林带只留下植被残根,荡目荒凉、凄惨!通过学习过去,观察现在,展望未来,使学生关注家乡、热爱家乡。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利用地域文化进行德育时需注意的问题
(一)实事求是,有褒有贬。“国史美恶兼收,志则有褒无贬”这话很有道理。在地域文化运用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几乎已成为通用语。为培养学生对家乡的热爱,“颂扬”是必须的,但“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网罗遗失,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对一些反面人物作介绍,对一些愚昧、落后、消极的习俗作批判,正是史学的“鉴戒”功能,这里我们尤其要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它片面夸大乡土史中某些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甚至是歪曲历史,为地方经济利益,制造“名人”,争夺“名人”。当前,在地域文化教学中,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培养学生诚实、真挚的品质。
(二)内容要有趣味性。寓德育于地域文化,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强加于人,而是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载体,通过生动、具体、形象的人物和事件去感染人、熏陶人,在潜移默化中使人的道德情感得到滋润和升华。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贴近学生实际,看得见、摸得着,从感观上给学生以具体的感知,有利于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使其在亲切的氛围中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
(三)慎重地甄别与选择。即不能让大量的的民间故事、名人轶事、稗史传说充斥课堂。否则,大量没有经过认真筛选的史料进入课堂,糟粕与精华同在,不知道他在颂扬什么,批判什么而进行的德育渗透,不是“于无声处”,而是“乱贴标签”。这些都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片面理解趣味性、生动性造成的。因此,我们要把握一个准则:并不是一切有趣的事情都适合在课堂上讲述。在趣味性中要融入科学性、教育性,把乡土知识和道德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坚持导向性。
参考文献
[1]李永良.河陇文化――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廊[M].上海远东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地域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国内已有多种版本的综合性地域文学史出版。在儿童文学领域,迄今公开出版的已有:马力等著《东北儿童文学史》(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张锦贻著《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子典主编《广东当代儿童文学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邱各容著台湾版《台湾儿童文学史》。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中,崛起于大西南的重庆儿童文学,以及四川、云南儿童文学,是与北京、华东等地区儿童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的劲旅。研究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绕不开西南儿童文学,而西南儿童文学,则以重庆为中坚。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庆儿童文学史》无疑为研究西南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石。据我所知,彭斯远早就有撰写《西南儿童文学史》的计划,还在1998年,他就曾与黄明超合编过《西南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论者认为,地域文学史学研究,在学术操作程序上必须确认具体内涵与取舍标准等前提性问题。《重庆儿童文学史》整体上比较好地把握了重庆儿童文学的空间维度、创作主体、客籍作家与创作载体的内涵及取舍尺度。从空间维度而言,本书的选择既考虑到了现今重庆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又充分注重“巴渝”的历史脉络与人文内涵。这在全书第一至六章的历史梳理中均有具体的呈现。关于重庆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本书没有采用所谓中国儿童文学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说法,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特殊性出发,从丰富的巴渝神话传说、民间童谣童话的深厚历史积淀中,去挖掘重庆儿童文学的历史元素与文学品质。我以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做法,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重庆儿童文学的创造主体自然是重庆本属籍贯的作家。《重庆儿童文学史》既有对(以书中论述的作家作品先后为序)雁翼、梁上泉、傅天琳、柯愈勋、蒲华清、揭祥麟、孙因、王代轩、谭小乔等重庆籍作家的儿童诗、儿童小说、童话、寓言、散文、科幻、戏剧创作的解析,同时还有对巴南童诗创作群体以及简梅梅、陈晓虹、岳苓、瞿亚红等年轻作家的阐述。正是这一大批重庆籍本土作家诗人老中青三代的辛勤耕耘,铸就了现当代重庆儿童文学的丰富格局与艺术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