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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2-10-03 15:32:37

国际政治论文

第1篇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agoodrecentaccountoftheliteratureonglobalisationandthestate,see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MakesofStatesWhatStatesMakeofIt:BetweenAgencyand

StructureintheState/GlobalisationDebate’NewPolitical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EndoftheNationState.London:HarperCollins.)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andChina’sPartialRe-engagementwiththeGlobalEconomy’,NewPolitical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arecentexample,see,Geeraerts,G.andMenJing(2001),‘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Yongjin(2000),The‘EnglishSchool’inChina:AStoryOfHowIdeasTravelAndAreTrans-planted’.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SPAS,ANU:WorkingPaper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注:KnudsenarguesthatbothRuggieandWendt‘acceptmoreorlessimplicitlythemaintenetsofrealism’,andthatthegapbetween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mainstreamtraditionalismseems

smallerthantheargumentativerhetoricwouldleadustoexpect……IhaveverylittleproblemwithanythingsetforthbyeitherRuggieorWendtinthese

twosolidbooks,exceptthatthespecificationstheyadvocateseemtoaddlittleofconsequencetothetheoriesthey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aFruitlessDebate:TowardsaDelimitationofCompeting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local-global)。我同意卡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aNewInternational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注:See,forexample,GillsandPhilip(1996),-aspecialissueofTheThirdWorldQuarterly,whichassessedhowdifferentembedded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contextsledtodifferentdevelopmentaloutcomesindevelopingstates

notwithstandingsimilarinternationalisingcontexts.Inparticular,seeGillsandPhilip(1996b)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asestudyofChina.)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and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SeparationoftheEconomicandthePoliticalinCapitalism’,NewLeft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1995),‘TheNewPoliticalEconomy’,Political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Woods,N.(1995),‘GlobalisationandInequality’,Millenium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andS?Derbaum,F.(2000),‘TheorisingtheRiseofRegionness’NewPoliticalEconomy,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NewPoliticalEconomyofAreaStudies’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arearound100publishedbooksinEnglishalonewherethemainfocusisto

discusstherelationshipinonewayoranother,buttheclassicremains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的假定出发。(注:VanWolferen,K.(1990),TheEnigmaofJapanesePower(NewYork: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Relations,1972-1992:VirtualDiplomacyandtheSeparationofPoliticsandEconomics.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PhD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GreatTransformation.Rinehart&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ofCapitalism:GrowthandStagnationintheModern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EconomyofModern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and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Dore,R.(eds)(1996),NationalDiversityandGlobalCapit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andS?derbaum(2000),BreslinandHiggott(2000),and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in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IPE(Palgrave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theResurgenceofRegionalismInWorld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Yizhou(2000),‘PoliticalStabil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Processof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andRavenhill,J.(1995),‘BeyondProductCyclesandFlying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ofEastAsia’,World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Beyo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Millennium(10),Cox,R.(1983)‘Gramsci,Hegemon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EssayinMethod’inMillennium(12)andCox,R.(1990),Power,Production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of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RetreatoftheStat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andtheNewRegionalism’,PacificAffairs70(2):219-233.Thoughinlightofthefinancialcrisesof1997,afeatureofthenew‘newregionalism’isanattempttomoderatetoexcessesofunrestrainedcapitalism.See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Rosamond,B.(eds)(2002)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and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State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Historic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SocietyattheTurnoftheMillennium:ProspectsforanAlternativ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YellowSeaBridges:Kyushu’sroleinSino-JapaneseRelations’ConferencePapercitedwithauthor’spermissionandRozman,G.(1998)‘Flawed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NortheastAsiainthe1990s’The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作)(注:Naughton,B.(ed)(1997),TheChinaCircle:EconomicsandElectronicsinthePRC,Taiwan,andHong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是对此种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注:Smart,A.(2000),‘TheEmergenceofLocalCapitalismsin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and

PatternofDevelopment’inSi-MingLiandWing-ShingTang(eds)China’sRegions,Polity,&Economy:AStudyofSpatialTransformationinthePost-ReformEra.Hong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theGlobalintheNational:ImplicationsfortheRoleoftheState’inDavidSmith,DorothySolingerandStevenTopik(eds)StatesandSovereigntyintheGlobal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Civilisation,and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Regions:LearningfromtheOld,ConstructingtheNew’,New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Strange(1994b),‘WakeupKrasner!TheWorldhas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综合的文献。

第2篇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注释:

[1]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固定汇率,一是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中国至今为止尚未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这个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靠自己的政策仍然再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两大特征。因此,我称之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内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义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这个定义很不明智,远不如固定汇率。它一是违反国际上关于浮动汇率的基本共识——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二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授人以柄。西方国家批评的就是政府操纵汇率。中国政府明明是实行的固定汇率,却硬给自己的汇率加上“有管理的”这样一个标签。这等于是不打自招政府在操纵汇率。

[2]NeilFliSstein.1998.“IsClobali2ationtheCauseoftheCdsesofWe]fareStates?”UnpublishedPaper.

[3]请参照拙作Japan`sEconomicDilemma:ThelnstitutuonaliruubsOfProspedtyandStaSnation.2001.NewYOrk:CambridgeUniversutyPress.Chapter2.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Keohane,RobenO,andJosephS.Nye,1977.PowerandInterdependence.BOstOn:Linle,BrownandCompany.p.67—71.

[5]Kenen,PeterB.。1989[1985)。TheIntemationalEconomy.EnglewoodC1iff6,NJ:PrenticeHall.p.213.

[6]GaO,Bal1997.EconomucIdeologyandJapaneselndustdalPoUcy.NewYOrk:CambridgeUni-vetsityPress.p.83—86.

[7]KeohaneandNye.1977.p.79,

[8]Kenen.1989[1985].p.217.

[9]Cilpin,Robelt.1987.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mationalRelatiOns.Pn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37.

[10]Eatwell,JohnandLanceTayloL2000.C10balP1nanceatRi8k:TheCaseforIntemationalReSulation.NewYOrk:TheNewPress.p.5.

[11]Strange,Susan.1986.CasinO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ts让yPress.。Capitalism.

[12]Kahler,Miles.1998.“Introdnction:FlOWSandFinancialCdsesinthe1990s.”IInOWSandnnancialCdses,editedbyMileslthaca:ComellUnivetsityPress.p.1.

[13]EatwellandTayloL2000.p.5,

[14]Gao.2001.Chapter6.CapitalCapitalKahler.

[15]Mandel,Michael.2000.TheComingIntemetDepressiOn.NewYOrk:BaSicBooks.Chapters2,5.

[16]Ardgh乙Ciovannl1994.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lmes.London:Verso.p.300.ArrighiCiovanniandBeverlyJ.SilVer,eds.1999.ChaosandCovernanceintheMOdemWOrldSystem.Minneap01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p.31.

[17]Polanyi,Kad.1957[1944LTheCreatTrans-fOrill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dginsofOurT1me.BOSton:BeaconPress.。

第3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第4篇

法律援助机构确立的援助对象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妇女、失去土地的人、伤残者、靠养老金生活者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月收入低于5000兰特,即能够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

2案件处理情况

1990年前,LAB承接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一般是通过合同请私人开业律师办理。1990年后,刑事案件仍然是法律援助机构关注的主要目标,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拥有自己的雇佣律师队伍,其办理案件的途径已有所改变(LAB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办公室)。目前,LAB的法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中心办公室(雇佣律师和公共辩护人)、私人开业律师(LAB付费聘请)、LAB的合作伙伴(LAB提供资金的其他非政府组织)。

3资金与预算

LAB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另有一小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捐赠的实验性项目,国家资金并不影响该中心的独立性。它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领导,其负责人由司法与宪法法制部部长直接任命②。过去三年,LAB的资金预算情况可以比较如下:

4影响政策

传统上,南非法律援助机构主要为刑事案件提供辩护,但是最近建立了一些民事部门和一个宪法性的影响性诉讼部门。正是通过后者,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内设影响性诉讼部门,为包括妇女、儿童和贫困人口在内的弱势群体开展分类行动和先例诉讼。2004年1月,南非法律援助机构采用了一项影响政策,法律援助机构不时地抓住机遇,通过承担或者资助诉讼和其他法律工作,积极地影响一大批贫困人口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个人提供法律服务。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在以下三个领域赋予影响政策以实际内容:(1)确立一项判例、法律制度或者解释涉及贫困人口方面的法律;(2)通过开展集体诉讼或者处理少部分事务从而能够解决大量的群体性纠纷,具备了处理群体性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的能力;(3)通过战略性干预或者非诉法律服务,具备了促进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中重要人群生活的潜力。影响性法律服务可由以下机制提供:(1)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所属的司法中心和战略性诉讼部门雇佣的领取薪酬的律师;(2)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3)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的合作伙伴;(4)法律诊所;(5)以上机构和人员的组合。南非建立影响性诉讼部门,是为了保护人口中的边缘化部分,而致力于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为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承担并资助诉讼或者其他法律工作的机会,并对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的重要部分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性诉讼部门通过诉讼,可以确立法律判例或者为法律的未知领域确立一个标准。此外,通过办理集体诉讼和战略性诉讼,影响性诉讼部门能够在单一事务中,确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方式。

5法律援助战略规划

2008年9月,LAB批准了南非法律援助战略规划(2009~2012),为了执行这项战略规划,实现法律援助的展望与使命,法律援助机构制定并严格执行年度工作计划。法律援助机构还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每年都对该战略规划进行评估。南非法律援助的展望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南非,使宪法中所珍爱的权利得到尊重、保护与防卫,确保正义被及所有的人。南非法律援助的使命是使法律援助机构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服务提供者,通过高质量的专业化法律服务,以独立、高效并充满关爱的方式,确保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确立了以下目标和战略:(1)发展目标:法律援助机构成为积极高效的促进正义的部门;关注并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对所有南非人而言确保宪法权利得以实现;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有效的独立组织,以确保能够完成自身使命;培育尊重并服从宪法价值观的公民和社会群体。(2)2009~2012发展战略:①客户和社区、相关部门:为客户提供专业有效的法律服务;为社区培训有关宪法和法律援助服务的知识;致力于帮助建立一套积极有效的司法系统;定期向议会和行政机关作出解释,便于他们能够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规划和项目。②经费与可持续发展:维持可持续的、经费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确保管理良好;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广为认可的法律援助品牌。③事业发展进程:评估事业发展进程(服务提供和支持),确保服务是有效率的、有用的、经济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专业的、独立的;建立精确的、可行的和及时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告知事业发展进程和决定;确保财政管理合理,事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6其他法律援助组织

第5篇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第6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具有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复合身份使得少数民族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认同倾向,即兼具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与同其他族往过程中形成的对本族群的民族认同。当前关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族际政治整合。

一、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外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有关认同危机的研究也在同时期展开。以欧美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在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整合过程中的矛盾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挑战。

国外涉及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鲁恂·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在此书中,作者强调了认同与合法性二者的关系,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六大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由认同感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涉及整个政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认同问题与整合问题。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该书初版于1975年,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否定族群认同的正面效应,但更多阐述了族群认同的负面效应。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一旦高涨到对历史秩序的展开形成挑战的时候,就会与权力的寻租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会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良性族际关系形成挑战,还会给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造成人类社会的严重冲突。在伊罗生看来,未来的族群问题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现代化带来了各种集团意识的兴起,集团认同范围在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其后,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另一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示出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担忧,肯定了重振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对遏制国家衰亡所起的作用。

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 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产生造成了公民身份与族属身份的分离。他强调了政治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聚合与分散共存趋势的问题,表明民族认同问题是造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呈现分散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加拿大学者塞缪尔威尔·金里卡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中论述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公民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有归属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由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共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历史感和共同的语言,这需要公民身份的培养。此外,他还论证了少数族群在持有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拥有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利。 在英国学者爱德华·莫迪默与罗伯特·法恩主编的《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一书中,作者阐述了反对民族“源生论”的原因,揭示了人民、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认同、、民族、文化等之间的各种关系。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提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共存,相互间不构成威胁,二者的共存取决于族群对国家认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感到安全和满意。他还提出了国家认同的五个要素,即由共同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威廉·迈尔斯与戴维·罗什福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要高于民族认同,二者可以兼容,并且二者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没有人们传统认为的那么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大批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在国际社会。这不仅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概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前在我国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隶属不同层次的认同维度,二者不存在冲突,可以并存。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论述了民族间的自然流动对提升国家认同的作用,并突出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的重要性。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认同隐患。他提出,我国必须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贺金瑞与燕继荣在《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致,不同的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存在张力与冲突。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各种认同都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民族认同演化为国家认同。马惠兰,陈茂荣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中提出,我国需要建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存的环境。不能通话强制同化的手段去增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化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中指出,从认同的各种维度看,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书中主要对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认同的模式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分析。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该书兼具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他经过长期的个人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通过和政府等机构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 描述和分析了七十年代以来大瑶山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历史和现状。祁进玉在《族群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一书中,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反思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政策,研究了当前族群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新情况。他认为民族人口的流动将加剧民族杂居、散居的趋势,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有利于培育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在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常劲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民族意识与族际认知列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巫达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尔苏人心中有清晰的族群边界区分他们与周边的彝族与汉族。该书主要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两种理论,解释了尔苏人在认同抉择中的不同观点,讨论尔苏人如何选择和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丁明俊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采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以实地考察等田野研究方法与查阅地方史志的方法相结合,从观察调查地区的族际互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研究各个族群在强势异质文化下的认同变迁过程。

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族际整合研究的主要代表观点为同化与多元化。同化观点虽然有着长远的历史根基,但直到1900年左右,同化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在学术领域使用。涉及同化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几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第一个提出了族群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群体在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之后,密尔顿·戈登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将同化与整合阐述为族群之间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和步骤。他提出了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终结会经历七个阶段,即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与帕克秉承统一观点,戈登认为,“民族群体作为独立的实体及其独特价值观念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家亚布拉姆森提出了社会可能力求实现的三种同化与整合的途径,第一种是非主体族群可能融入到主体的支配族群中,第二种是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族群,第三种是非主体族群可以融入到另一个非主体族群中。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主要以列宁对民族同化问题的基本看法为政策的出发点,列宁认可除了暴力之外的任何民族同化形式。然而,同化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普遍在各地受到少数族群的抵抗,给政治系统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与同化论理论相对应的则为多元化理论。西方涉及多元化理论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斯·卡伦于的《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他也由此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皮特·凯威斯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公民身份中的一种补偿性认同,是一种寻求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种认同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杰佛瑞·雷兹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基点。应该强化对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共识的认知,不能将社会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人为地同质化,多元文化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在其编撰的《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内核在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社会中有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生存空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论述了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对少数群体作要求)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对国家作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助于支持国家的民族建构。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其他研究方向而言,我国政治学学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二十一世纪以前,正式刊印的论文中基本没有族际政治整合相关的文章。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涉及该领域的专门研究著作。当前,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方式进行刊载。

国内主要研究族际政治整合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为:周平教授在其《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一文中,在政治整合这一术语的基础上分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概念和范畴,认为多民族国家应该以“求同”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的层面承认差异的存在,但也不主动强化差异。此外,他还在另一文中,回顾了我国古代的族际政治模式,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变化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形成的挑战,提出在国家建构中,应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政策体系,取代我国原有的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常士訚教授在其《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指导思想。并在《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出,在多民族后发国家中,族际政治整合的成功离不开本国政治文明的大环境。如果国家建构中缺少对政治文明环境因素的重视,那单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常士訚教授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分析》中将族际政治整合分为多个层面,族际政治整合是国家内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互动,并认为族际政治整合应该从经济与生态层面、文化层面、规范与制度层面、政治权威层面入手。马戎教授在有关当前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争论中提出,我国的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他认为,我国应该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而自然推动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政府不应该主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该观点相反,王建娥在有关族际政治整合政策的研究中提出,族际整合政策应趋向民主化建设,认为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民族差异的权利。张友国的《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论述了官方语言在族际整合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各个民族拥有共享的官方语言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陈纪在《多维互动: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中,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个维度互动为出发点,研究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多为互动机制。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当前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数从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论证,他们突出了二者张力对国家形成挑战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国外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更倾向于以族际互动的不和谐为研究视角,对族群关系冲突的原因、结果等进行解析。而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价值取向与互动机制入手,缺少以定量的方式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证性研究。此外,在国内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缺少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0-85.

[2][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23.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1-19.

[4]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12):35-40.

第7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政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独立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政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政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军队,但在军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伊斯兰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政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政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政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政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政,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军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政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政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政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解放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1]彭树智.阿拉伯国家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2]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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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5]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第8篇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 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 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 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