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9-06 16:01: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国际传播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①。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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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1、传播媒介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传播媒介与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人类借以传播信息的辅助工具，一方面，媒介传播内容彰显人文精神，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体现的人文精神通过不断地媒介接触传递给受众，并进一步通过普遍的价值规范引导和制约社会人文精神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推动媒介进步，人文精神强调的严谨理性的思维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强大智力支撑。人文精神倡导的自由、人本和理性思维不断地推进传播技术进步和新闻理论的发展，加速了新闻事业的自我完善。
2、传播技术创新过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追述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其中比较具有技术意义的有四个阶段：印刷技术阶段，广播技术阶段，电视技术阶段和网络技术阶段。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革新，高速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廉价报纸应运而生。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广播和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人类传播活动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通过网络不同时空被连为一体，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
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传播媒介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传播效果不断强化的历史，媒体功能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媒介接触时间越来越多，这也给人文精神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前，对人文精神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和传媒负效应的扩大两个方面。
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主要表现为部分媒体在新闻制作报道过程中对于技术设备的过度依赖，以及公众对全新的文化娱乐享受的过度依赖，新媒介强大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不能自拔，加剧人类的自我封闭，给人文精神投下了浓重阴影。
传播媒介负效应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体暴力戕害公众心理健康。影视、游戏、网络等媒介信息内容中的暴力倾向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增长，频繁接触，会使公众对现实暴力反应迟钝，增大模仿概率，使暴力传播、扩散。第二，新技术强化了媒体刻板印象。媒体是公众形成自身观念的参照标准，媒体有意或无意的刻板成见，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也会影响受众，使媒体或媒体人的刻板成见演化成普遍的社会刻板成见。第三，媒体分众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标准。媒体依据不同的特性将公众分为不同的群体，针对性强，但传递的内容也很容易造成多元价值并存。第四，形形的广告，使充裕主义盛行，唤起人们无止境的占有欲和享乐欲，势必会造成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表面上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强化，而实质上却是对人文精神的彻底颠覆。
3、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人文主义精神的重建
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社会文化道德倒退，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且，我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良好的社会政治保障，媒体和公众的觉醒是牢固的杜会基石。
重建人文精神主要有三方面途径，即媒介、受众和社会。
第一，媒体提升媒介素养是重建人文精神的关键。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影响社会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因素，媒体自身应以受众为本，关注公众需求，以人为本的报道原则是媒介自身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塑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精神的前提和基础。媒体人应以身作则，坚持新闻伦理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升报道质量和人文内涵，做社会人文精神重建的先行者。
第二、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基础。良好的媒介素养是受众分辨媒介信息真伪对错，进而形成普遍的社会价值观的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社会人文的认识，公众不仅要明确评判传媒的标准，还要积极科学的利用传媒资源，监督媒体的传播行为。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张科，王景发.期刊网络采编系统研发及系统功能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4）.
[3] ，韩锟，游苏宁.采用稿件网络采编系统对期刊时滞的影响——以《中华神经科杂志》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2）.
[4] 国荣，邱芬，胡爱玲.重视呈现度和发展机遇：提升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影响力[J].编辑学报，2011（6）.
[5] 刘虓，冯金东，刘飚.我国科技期刊的网站建设调查[J].编辑学报，2006（S1）.
[6] 张宜军，杨中启.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现状及发展[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2（3）.
[7] 李若溪，黄颖，欧红叶等.国际学术出版开放式访问（OA）：实践与前沿问题研究进展[J].编辑学报，2006（3）.
[8] 曾湘琼.学术信息开放存取模式运行机制与前景探析[J].情报科学，2006（2）.
[9] 陈海燕，卢有泉.优先数字出版：学术期刊面临的新浪潮[J].编辑之友，2011（3）.
[10] 郑丹.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探究[J].今传媒，2011（7）.
[11] 郑爱莲，任玉欣，张晓晔.抓住机遇走网络化出版之路[J].中国科技信息，2009（23）.
[12] 谢明俊.学术期刊数字化的版权保护问题再认识[J].出版广角，2011（6）.
[13] 张小强，张苹.学术期刊开放式访问中的著作权问题及其对策[J].编辑学报，2009（1）.
[14] 张今.期刊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版权困境与治理[J].出版发行研究，2011（3）.
[15] 施勇勤，张凤杰.数字版权概念探析[J].中国出版，2012（5）.
[16] 施勇勤，张凤杰，马畅.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在出版领域的应用[J].科技与出版，2012（3）.
[17] 董琳.网络版权技术措施刑事保护研究[J].中国出版，2012（7）.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关键词：少林武术；传播模式
河南是中华武术的发祥地之一，博大精深的少林武术发源于嵩山少林寺，“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形象地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和世界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少林武术以风格突出、特点鲜明、内容丰实、文化内涵深厚而享誉中华武坛，历经千百年的演练、融和与发展，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武术流派，习练人群逐年增多，遍及世界各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林武术文化传播由此进入了崭新时代，少林武术已从神州大地走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研究和探讨少林武术的传播模式，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产生背景
在众多的武术流派中，植根于中原沃土的少林武术，以其刚健挺拔的雄姿，粗犷豪放的风格，健身益寿的功能，陶冶情操的魅力，成就了“少林功夫甲天下”的美誉。少林武术是中国古老的佛教文化和武术文化有机结合，在一千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独特人文资源的文化体系。特别是近些年来，少林武术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外产生轰动效应。博大精深的少林武术资源，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深深影响着世人。少林武术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通俗的表达，成为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支点。
据统计，少林寺地区仅带少林字头的武校便有八十多所，他们传播武术，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因此，为了弘扬少林武术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河南省郑州市政府主动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本着“弘扬中华武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以武会友，共同进步”的宗旨，决定以郑州和登封为武术节的主要活动场所，报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中国武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在1991年创办的一个集武术、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活动——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从1991年2010年，郑州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少林武术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外产生轰动效应，少林武术节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为载体，集武术、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活动，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少林武术的故乡，从而形成一股新的少林武术热潮，促进了少林武术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加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武术运动的交流和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少林武术传播模式的分析
（一）对少林武术传播者的分析
进行少林武术传播需要传播的主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少林武术传播者，凡是直接传播少林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是少林武术信息产生的出发点，没有传播者，则传播无从谈起，因此，对少林武术传播的整个过程都起着主要的作用。少林武术传播者是少林武术传播模式的首要因素。作为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组织者政府，在少林武术传播活动中具有更强的指导和管理作用，进而有力的推动了少林武术的传播。
少林武术节从1991年开始，到2003年共举办了7届，2004年升格为世界传统武术大会，郑州承办了前两届。2009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2010年继续举办第八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并将原来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郑州市主办，升格为国家体育总局和河南省政府主办。政府作为组织者，有力的保障了少林文化和少林武术在全世界传播。在武术节期间，还设置有登封迎宾式、论文报告会、武术竞赛、闭幕式等重大活动。比赛环节设置武术套路和散打两个大项。通过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员参与到少林武术传播当中来。
在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期间的武术节竞赛项目包括少林规定项目、少林武术传统项目、少林对练项目、国际竞赛规定项目、男子散打项目等5个大项及其他项目，每项按男女分为5个年龄组，并分设一、二、三等奖。特别第八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本着以少林拳术、器械为重点，兼顾太极拳、械，既突出少林武术节的特色，又扩大参与武术节的广泛性，有利于中华武术推广和有利于境内外运动员参与的基本原则。
（二）对少林武术传播对象分析
少林武术传播对象是少林武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关系到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武术传播的最终受体是武术学习者、爱好者。不同的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对武术内容的选择是不同的。有的人比较喜欢武术技击术，有的喜欢竞赛套路；从练习目的来看大部分人学习中国武术是为了获得攻防格斗能力和理解中国文化，也有些是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来学习少林武术的。
（三）对少林武术传播内容分析
少林武术传播内容是少林武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少林武术的内容很多，所以在少林武术传播过程中，传播的内容一定是少林武术的部分内容，而不可能是全部内容。武术是一种文化，少林武术也是一种文化，少林武术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称为文化，为了强调少林武术传播的文化内容，就把少林武术传播的内容大体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即少林武术技法内容和少林武术文化内容。
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是一个综合性的盛会，在武术节期间不但设有武术竞赛项目，而且安排了论文报告会，通过武术竞赛展示了少林武术技法的多样性，论文报告会，内容涉及少林武术文化产业、少林武术发展模式、馆校建设、少林武术禅宗思想、功法以及少林武术传统等领域。旨在对当下少林武术的发展进行总结，共商少林武术未来发展大计。探讨少林武术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任务，从中寻找少林武术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进而推动少林武术的创新发展。
（四）对少林武术传播途径分析
据调查，从第八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始，在武术节期间所有的比赛赛事免费向公众开放，在全民健身中大力的推广武术健身，并且武术表演将继续向民众免费开放，这种从形式深受民众的喜爱，极大的推动了少林武术在国内的传播。少林武术的在国际的传播有参加武术节的国家或地区有17个发展到56个，参加人数有381名发展到1160名，自少林武术节以来，海外人员通过网络、影视、比赛、武术馆校等方式了解、学习少林武术，风靡海外，少林武术在海外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传播。
三、对少林武术节成功的分析和思考
（一）科学规划，政府主导，部门连动，全力打造知名文化品牌
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最成功因素应归功于政府的科学规划与主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能否成功发挥作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在这一点上，郑州市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并科学规划，牵动相关部门连动，积极配合，共同参与武术节的举办与营销，利用合力打造以“少林寺”为核心的文化经济品牌。一边以武术竞赛、武术表演为中心，文艺表演配合武术节的开闭幕式，打造一场内容丰富的视觉盛宴；一边围绕少林武术进行经贸洽谈，带动影视、旅游、饮食等产业链条升级。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让少林寺名扬四海九洲，少林文化也已走出国门，在2006年少林功夫也被正式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整合资源优势，与时俱进市场化运作。
少林武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一个没有经济活力的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死文化，一个没有创意的的文化同样是没有前途的死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把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提高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越来越重要。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少林武术文化的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与时俱进，在市场中求生存，在市场中找出路。
四、少林武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林武术文化内涵阐释不足
在少林武术历史的传承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林武术同样具备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运动为主体的少林武术不仅有它外在的身体活动形式以及设施、器材等物态体系，而且具有内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这些深层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是传播和传承少林武术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少林武术发展的今天，世人对少林武术内涵的认识，存在众多的不足、误解和扭曲，因此，少林武术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少林武术内涵的阐释、传播，让世人真正的认识少林武术内涵。
（二）少林武术传播过程中的“少林武术舞台艺术化”尺度把握问题
少林武术在其发展、传播过程中，从舞台艺术方面，创编了《少林雄风》、《禅武不二》、《风中少林》、《少林魂》等大型功夫舞台剧，这对少林武术的多样式传播，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少林武术在充分展示其舞台表演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舍本逐末技巧化”。出于舞台表演和竞赛的需要，少林武术讲求含蓄内劲的传统风格被难度动作展示取代。少林武术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也在逐渐“舞台艺术化”。少林武术俨然己经是一种“高雅艺术”，这样在传播过程中很明显会使少林武术失去其特有的魅力。
（三）对传播对象缺乏研究
教育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学界，是一门融合教育学与传播学的共生学科，它的价值首先在于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和阐释教育，注重媒传教育研究。我国教育传播学起步晚，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随着我国教育传播学越来越受关注，表现为研究数量增多，发表文章增加，这些成果揭示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状况，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仍然有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迸一步发展，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发展不稳定
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虽总体上处于上升势态，但十年来教育传播的研究发展很不稳定。据统计显示，1998年发展呈上升趋势，但随后又趋于平缓；2002年发表的文章是2003年开始上升，后面几年又有回落；同时研究的人员少，直到2006年到2007年间才出现了一个研究的。这期间，我国的电教工作者发表了大量教育传播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一些重要的教育传播学教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一时期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围绕着教育技术的定义和定位问题展开的，人们热衷于对教育技术定义的讨论和研究，而无暇顾及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便没有大的进展。
由于美国AECT94教育技术定义的引入和我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研究的关注，以及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本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猛速发展，使得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无暇去研究作为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出现了研究的缺失。
2对教育传播学理论研究相对重视，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
纵观整个教育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强是主要问题之一。我国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足，理论指导教与学的研究就显得薄弱，这说明理论体系建构相对滞后，因此不能形成学科强有力的基础。与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编著的繁荣景象对比，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基本上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来看，目前拥有的教材指导书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如宣伟伯、余也鲁著的《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高蕴琦、林克诚等编著的《教育传播学》，魏奇、钟志贤著的《教育传播学》，邵培仁编著的《教育传播学》以及南国农、李运林编著的《教育传播学》等。这些著作中即便近年来有的进行了修订，但内容更新仍然比较少，新的理论著作就更少。
2003年金振坤主编的《远程教育传播学基础》一书，从某种层度上讲也只是教育传播学的一个子系列研究———远程教育传播研究，但已经是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与教育传播学相关的论著了。
还有，教育传播学理论指导教与学的深度、广度也明显不足。这些都必然导致学科研究的推广度不够大，从而无法使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效应用的工具与方法。
3研究作者所属机构集中在高等学校
由于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未对教育传播的研究足够重视，研究作者所属机构几乎集中在高等学校。资料显示，教育传播学研究论文的作者85％来自高等院校，小学教师却只有5％。这说明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及实践应用相对重视，其他部分则相对疏忽。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并且鲜活的教学实践也孕育着新的传播模式和理论。不仅高校的研究者需要走向教学实践，一线教师也需要通过研究教育传播的理论以改进自己的教学。
4教育学界专门就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较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作为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教育传播学，在有些论文中只是做很少的描述。此外，专门供教育传播研究的文献也较少。而教育技术专业作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受研究领域界定的困扰，尤其是AECT94定义的出现，使得教育传播学这一基础理论的研究时兴时弱，还曾出现过研究断层现象。
从发表的文献类型看，我国理论探讨类文章较多，占45％，因而教学实践类较少；从发表的刊物级别看，一般刊物居占54％，国家核心刊物仅占45％，说明论文总体发表层次较低，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从期刊论文分布情况来看，教育界的一些研究较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有跟着市场打转之嫌，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偏少。就算是教育技术界，目前专门研究教育传播学的学者也很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技术界主要的任务是开发技术，再加上网络技术的挑战，教育技术界顾及不到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这也造成对教育传播学的忽视。而目前，研究也大都专注于技术、认知、技术哲学等领域，水平有待提高。
5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互动和合作偏少
从上面提到的专著编著者的学科背景来看，国内学者中以传播学作为学科背景的较少，大多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背景。纵观传播学的刊物，传播学界对教育传播的研究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而且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学者的合作很少。
在期刊论文方面，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者中，大多数研究者来自于教育技术学，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介入的较少，即便有也多是一时的关注，缺乏持续性，成果偏少。另外，从的期刊分布来看，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电化教育、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科技教育类期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报上，在传播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少。
6过多专注于学科的界定划分，对教育传播学的地位不够重视
就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很多学者过多专注学科界定划分。基于某种教学媒体的单一教育传播现象研究有所重视，而理论层面研究太少。而且缺乏研究的持久性、深人性和系统性，未能形成良好的氛围，致使我国的教育传播学研究多停留在表面，没有体现其作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地位。在广大从事教育传播活动的一线人员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较少，地位凸显不够。再加上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教育传播史学研究的缺失，使得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大而空，显得枝叶不全、纵深度小，指导教育传播活动的效力不足。
7缺乏传统与现代的建构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