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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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2.
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武术术语英译成为近年来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从跨文化传播、功能派理论、目的论、文化全球化语境、太极拳术语、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与原则、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等视角或策略成为研究课题。李特夫(2006)主张以“外尽其形，内显其理”为准则，注重音译的文化传真优势、语码混杂的文化共生特色、形象移植的文化整体韵味、图像附注的文化跨媒介传达等文化表现问题［11］。诸多学者从武术术语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拼音+汉字+英文注释翻译方法、“准、顺、活、全”武术谚语翻译标准、翻译文本、最佳近似度标准、翻译特征、武侠小说俄译、文化空缺词的零翻译等方面展开讨论。然而，总体而言，学术关注点仍局限在单纯翻译或更甚是空泛的“翻译原则”上，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12］(佘丹，2010)，武术翻译问题亟待解决。段红萍和刘祥清(2011)主张在社会实践中，武术翻译过程要经历武术翻译生产、传播和消费［13］，与外语界翻译专家合作编写武术翻译书籍和教材。目前，武术特别是太极拳的译介实践工作早已开展，但武术的编译、出版和传播需要跨文化译介的机制和措施，学术界应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实践探索、现状和系统，进入理论联系并指导实践的良性轨道。
在“我者”与“他者”分野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武术国际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等多种障碍。因此，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和对话，应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多维对话模式中展开［14］(王庆军方晓红，2010)。武术跨文化传播要注重个性，内容要具有兼容性，“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准契合点”［15］(刘沁，2010)，应寻求文化共性，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ABC电视网络副总裁Dzodin(2007)指出，通过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创意中国正借助武术建造连通世界的文化之桥［16］。另有学者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武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影响因素、受众障碍、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北美的功夫电影等进行了探讨。李吉远(2012)认为，当前武术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术界与管理层的现实关注，要着重从技术和文化方面，上升武术跨文化传播为一种国家战略［1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图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所需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是一种常态的、富有个性化的、深入至文化层面的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机制，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调研针对所选取的具代表性的样本地区，测量指标和调查手段会有所不同，但均要求调研测量能挖掘出受访者的文化深层感知信息。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将结合对境内外武术国际传播者的深度访谈和武术国际传播的个案剖析，从而保证武术国际形象和武术跨文化传播重点调研主题的测量信度与效度。武术跨文化传播课题研究应当提取适当的文化感知和传播影响的调研指标，科学设计调研提纲和问卷题目，实施境内外的实地调研。
>> 中华文化复兴的国际战略思考 中华文化与传播策略 受众视角下的中华文化传播 中医翻译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论“中国梦”战略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弘扬中华文化 谱汉语国际推广新华章 教汉语更要传播中华文化 简论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 从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论中华文化走出去 论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与中华文化传播 云南桥头堡建设视阈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战略思考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的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浅议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探析 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年11月29日。
⑥参见江胜信：《契合国际语境的传播才更有效――代表委员畅谈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文汇报》2015年3月15日。
⑦参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⑧参见汤一介：《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⑨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⑩陈雅莉：《全球媒介事件中的民族符号与国家形象传播》，《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
适应需要：努力建设我国国际传播体系
王晨在主旨演讲中对此次研讨会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次研讨会是在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舆论形势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对外传播的重要研讨会。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对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把握国际舆论动向，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对外传播理论发展，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晨认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拥有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才能确保传播的自主性，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难以做到的。
王晨指出，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充分认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王晨强调，建设国际传播体系，要加快发展步伐，建设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要适应新形势，大力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要加大“走出去”力度，实现更大范围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要实施“本土化”战略，切实增强对外传播实效。
网络媒体：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启恒，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李希光分别作了题为《迎接网络传播时代》和《用对话新闻重绘全球传播新景观》的演讲。
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备受尊敬的胡启恒院士在演讲中，从互联网这个变革了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到网络传播如何改变着我们，以及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娓娓道来。她认为，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到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和进步，网络媒体正和谐地交融于我国传播事业之中，与传统媒体合奏出美妙乐章，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她特别提出，受到各国重视的公民媒体文化建设，对于建设一个拥有高素质社会公民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我国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李希光在演讲中讨论了全球传播语境下，对话新闻与新闻自由、新闻真相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关系。他认为，对话式新闻是指新闻与观点的多元主义，它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对话式新闻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渐渐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人、做重要决定、决定爱与恨的最强有力的信源，因此，媒体更应该通过对话式新闻成为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效果评估：建设有效外宣的保障机制
著名媒体评论人曹景行作为大会论文宣讲的点评人在接受《对外传播》采访时说，以前在海外做媒体的时候，总有一种发不出力的感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最窝囊的感觉就是碰到事情我们没办法发声音，发出声音，人家也不听。以前说弱国无外交，大概弱国也不会有太好的外宣。而2009年10月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很多西方主流媒体的‘大佬’居然会一个个排着队来北京参会，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说明这些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都愿意到北京参加这个峰会，也表明了西方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忽略中国的声音。”
曹景行谈到如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时说，应该让世界的主流媒体为我所用。他举了5・12汶川大地震时的例子：“我们没有要求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媒体做什么，对我们进行怎么样的报道，只是因为我们开放。当CNN的记者跟着、跟着救灾的人员一起前往汶川途中，碰到了乡党支部书记，那个书记告诉记者说他的全家全死了，但是他要去救灾，就那一个镜头，我想打动的是很多美国人，我当时评论说这可能是CNN从1980年开办以来第一次赞扬了一个共产党的书记。”
大会征集的论文基本着眼于对外传播的前沿问题，既具有学术性，更立足于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面向未来的发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关于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议题，成为大会研讨的一大亮点。在论文宣讲环节穿行了听众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令论者和听者都有意犹未尽之感。
地方外宣：对外传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外宣部门对此次大会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大会收到各省区市新闻办论文近20篇。其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的论文《在服务中展开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江苏省委外宣办副主任波的论文《关于建立地方外宣工作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议》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讲。
宋超的论文作为大会上唯一获奖的地方外宣办论文，较引人瞩目。他在发言中提出，外宣需要通过服务的软管理，通过对国际媒体的新闻服务和受众的信息服务，在服务中开展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这样的外宣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力。从实践层面来讲，要把握好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是紧贴大局开展服务，通过认真研究大局，吃透大局，准确把握服务的重点；第二是回应国际开展服务，遵循现代传播规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国际媒体和受众对我们的信息需求；第三是切入国际主流社会开展服务，开拓创新，多元多样地开展工作，有效影响国际主流舆论。
来参加大会的地方新闻办人员有的论文入选，有的没来得及提交论文，他们都表示此次大会将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助益。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葛本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对外传播实力相对于国际地位还很弱，建立一个对外传播体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对于地方而言也是重大课题和挑战。尽管没有提交论文，但很想听听领导和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很多问题如果在理论方面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实际工作会有很大的益处。”
理论与实践：对外传播研究展开广阔平台
传播业界积极响应本届大会，从2009年6月到9月，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里，大会即在全国范围内共征集论文160篇，论文作者中既有专家学者、高校师生，也有来自实践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但都对理论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论文选题内容包括新时期软实力、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力、现代传播体系和媒体建设的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传播业界所有领域。大会完全按照学术规范来评选入选和优秀论文，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会上，对评选出的12篇优秀论文的作者进行了颁奖。
此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新闻宣传、涉外工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省市区新闻办等单位的领导、知名媒体人士和专家学者约200余人共襄盛会。
大会第二天，特别召开了专家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就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定位和下一届会议的主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大会专家委员会是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常设机构，集中了全国重点高校、研究机构的学科带头人以及媒体资深人士。副部长蔡名照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32人担任主任委员和专家委员。主任委员分别是赵启正、周明伟、周锡生、范敬宜、杨正泉、朱英璜、马胜荣、黄友义。
西方媒体负面舆论的成因和我国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际社会信息传播领域明显呈现“西强我弱”的格局，国际舆论话语权基本被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而正是这些少数发达国家的媒体，凭借其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实力，在信息传播中不断以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向世界传递着各种观点和判断，并形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也因此影响或左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国际社会形象。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西方媒体对发生的3・1进行广泛报道之后，全球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者的比例为39％，下降了6个百分点；持负面评价者的比例为40％，上升了7个百分点。另外一份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CNN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调查统计显示，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占一半，中性报道占25％，有一点积极意义的报道占25％；而在西方媒体反复炒作关于中国的“热点问题”中，、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及与其相关的人权、宗教问题等位列第二，并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殖民论”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灭绝论”等有损中国形象的负面舆论。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媒体相关负面舆论的成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因素：一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知之甚少，而我国少数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不对称、不通畅、不全面，造成了部分西方媒体认识陈旧、以讹传讹和误解误读：二是基于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考量，部分西方媒体刻意寻找和制造负面新闻，以达到攻击中国的目的；三是由于所处国家环境、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西方媒体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评判事物的标准与中国媒体存在差异并带有诸多偏见，使部分外媒主观上乐于采写中国负面报道和负面评论，甚至忽略新闻事实本身。正如有的专家所评论的那样，在跨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很多新闻事实往往敌不过来自价值层面的意识和偏见”；四是东西方媒体在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上有所不同，以负面批评报道和暴露社会问题为主，关注收视率和新闻冲击力，追求新闻轰动效应的西方媒体价值观和传播理念；五是我国媒体整体对外传播实力不强、影响力偏弱，无法向国际社会有效传达强有力的声音，不能与西方媒体形成有力的抗衡。
在少数民族地区信息的对外传播方面，我们在体制、机制、策略和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我国媒体对少数民族信息的传播还没有形成良性发展体制和机制，少数民族信息传播主要以少数几家国家媒体为主，报道也多是集中在政策性宣传上。一些地区性媒体虽有分散报道，但由于媒体自身影响力有限，远不能形成国际影响。二是我国少数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策略上，一直存在主动性和及时性严重不足的问题。三是一直以来，我国媒体对少数民族信息的传播过于僵化呆板，内容单调枯燥，形式传统陈旧，多数报道拘泥于政治符号式的宣传，缺乏感染力、生动性、贴近性。四是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数量仍然极为有限，没有形成一定程度的传播规模与传播声势。五是我国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专业人才严重匮乏，队伍建设薄弱。六是整体上对于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作用与意义认识不足，尚没有引起足够广泛和高度的重视。
加紧调整和实施多元综合策略，提升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影响力
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竞夺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中国整体对外传播实力、发展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影响力、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提高国家综合软实力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整体战略布局中，加快发展少数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更是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信息传播的环境下，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让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有效措施。
第一，构建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多元格局，并形成对外传播“统一战线”，是制衡西方媒体舆论一边倒局面、突破西方信息传播垄断的有效策略。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家整体对外传播大格局下，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整合构建一个以塑造国家形象为核心，以传播真实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形象为目标，以立体交叉的大众传播为媒介，融合组织传播、民间传播、外交传播、文化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具有开放性、民族特色和现念的多层次、宽领域、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体系，打破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仅靠几家部级主流媒体和区域媒体零打碎敲、资源分散、分兵作战的局限，而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专业性媒体基础建设，加大科学系统的资源投入，优化对外传播体系结构，推动形成一个囊括国家主流媒体、区域性媒体、民营媒体、社会个体网站等多元表达主体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国内外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使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形成体系，形成联动，形成声势，形成主动性、日常性、广泛性结合的传播效果。
第二，建立健全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机制，主动宣传、主动设置议题等主动性传播策略，积极主动开展热点问题的国际舆论斗争。尤其在涉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话题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上要做到：快速、及时、主动，而非拖延、封闭、逃避。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消极保守的防御策略只能导致挨骂、沉默、再反弹；面对突发负面事件，更不能集体“失声”，而应积极主动建立舆论场，放大“中国声音”的分贝，增强对外传播感召力。此外，要积极建设中国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议题库，一方面正确分析和积极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的各种议题，另一方面，主动设置和输出中国希望传达的议题，引导国际视听。
第三，加大境外媒体公关力度，影响和引导国际媒体舆论走向。在现代信息社会，媒体导向常常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判断，因此谁影响了媒体，谁就可能影响公众的倾向。因此，在少数民 族信息对外传播中，我们要放弃“非友即敌”的传统思维惯性，以战略的眼光建立和维系境外媒体关系，加强境外媒体公关和对话，针对友好国家、中立国家的媒体，与之建立稳定、通畅的沟通路径，提供专门的信息资源，避免使之沦为西方强势通讯社和媒体信息的附庸和盟友。同时加强交流和合作，引导它们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报道中国少数民族事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国际媒体客观公正的声音，形成合力，营造于我有利的舆论环境。
第四，积极采用现代传播技术，提升少数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以其特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及时性、多元性、广泛性优势彰显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这一公共交流平台对传统意义的媒体“话语权”已经带来了一种颠覆性革命。在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不受地域和时空限制，快速而广泛，不同政治背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们可以自由平等地互动交流，信息反馈及时。同时，超大容量以及数据、文本、声音及图像一体化的特点，使得信息传播更丰富多样，更全面完整，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对传播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宗教古刹等几千年丰富文化成果，传播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可喜变化及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针对各类少数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传递事实真相、打破西方舆论垄断、驳斥虚假传言，将发挥出特殊而有力的作用。
[摘要]：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之上。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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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华传播学会（2002）.中华传播学刊之创刊号专题：传播学的众声喧哗.台北：2002年6月.[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2002）.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No.1，Special Issue: Heteroglossia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aipei：June，2002.]
一、概念界定
“所谓官方话语，是指国家领导人、官方文献或官方发言人发表的正式观点， 是一种包含具体目的的、受制于一定政治文化的语言的具体使用。……官方话语具有政治话语和机构话语的双重性，是政治人物或官方机构的话语。”①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文化和跨语言。而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是通过人际和组织传播及大众媒介向所有外国人传播代表国家喉舌的国家领导人、发言人及政府机构发出的话语。
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结构可用图表归纳表示如下（如图1）。
二、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
相比国外研究，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多集中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领域，语言学研究学者介入很少。综合分析期刊文献、硕博论文以及专著，笔者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相关研究：
第一，结合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理论在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传播学理论对官方话语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条思路：1.传播学领域的官方话语变迁研究，主要是梳理官方话语与传播的关系，以及官方话语的功能衍变。2.官方话语的传播模式研究和新媒体时代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这主要集中在2010年之后。3.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主要是分析热点事件的官方报道，如“非典事件”、“汶川地震”、“3・1”、“甬温高铁事件”等等。或是，将其与外媒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外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不同之处，以及如何应对可能预见的一些报道冲突。这些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战略性、对策性，其中不少文章是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可见国家近年来非常重视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②
第二，结合国际关系及外交学学科等的研究。官方话语对外传播起着表达政治观点，在国际社会创建有利发展环境的作用。这些都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学科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也是一大热点。该方面的研究往往涉及国家形象构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政治观点传播等等。
第三，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包含有话语分析研究和官方话语文体特征研究。话语策略研究，如模糊性策略、闪避策略以及隐喻的运用等受到学者重视，其中语用模糊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话题。对于官方话语，模糊性既是一种语言特征，又是一种交际策略。语气隐喻是另一研究较多的话语分析话题。语气隐喻研究有助于分析人际关系和会话意义，从而应用于政治实践。针对政治人物话语的文体特征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到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都有一些个案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还有翻译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语言的翻译以及对外报道的翻译策略等。这些都是通过研究官方话语的语言特点以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付诸实践。
总之，以官方话语对外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相关研究大多是跨学科交叉研究时边缘性涉及官方话语。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论文多是在案例分析法的基础上，跨学科对官方话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在研究主体方面，对国家领导人话语的研究较多，以政府发言人为主体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和对政府机构的公关宣传和组织标志系统的研究较少。研究素材多为演讲资料，而诸如领导人会谈和访谈、政府报告、政府声明、以及政府网站内容的研究较少。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研究对于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针对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层次的研究更少。有关官方话语的理论研究也较薄弱，只有极少的研究通过对政治语言的定义、研究历史和方法综述，从而研究媒介社会中政治语言的传播特点，并归纳和总结媒介社会中政治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并对媒介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提出前瞻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