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J．I．Charney．Politics，Values and Functions: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s，1997． 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按照培养目标的组成部分，可将其分为所培养人才类型，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以及人才去向和人才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等方面构成。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三类高校培养目标进行了比较。比较发现，三类高校培养目标既有共性又有差别。共性主要表现在都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技能，这是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差别表现在：
1、所培养人才类型的差异
综合类大学侧重于高级综合型人才，财经类大学侧重于商务应用型人才，理工类大学侧重于复合应用型人才；
2、能力要求的差异
综合类大学侧重于扎实的基本功，财经类大学侧重于较宽的专业知识面，理工类大学侧重于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工科基础。
3、人才的去向的差别
综合类大学多面向各类涉外企业、事业单位和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国际经贸、政策分析等工作等；财经类大学多面向为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等进行实际业务、管理以及宣传策划等工作；理工类大学多面向国内外贸易公司、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政府涉外经济部门、外资企业等进行实际的外贸业务操作。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
国家教委的相关规定将高校的课程分为五类，即公共基础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性课程。本文按照该分类，对各类课程的学分总数进行了统计并加以平均。结果显示各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都注重基础课程的学习。在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必修课这些基础性质的课程上分配了相对多的课时，为不同学科间交叉、渗透、融合、搭建了平台。通过样的课程设置，以期培养既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又全面掌握国际经贸基础理论、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人才，使学生毕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灵活就业。而它们的课程设置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综合类大学侧重于基础理论知识教育，针对于公共基础课程以及学科基础课程课时比重大，凸显了“厚基础，宽口径”的特色；财经类大学注重学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专业选修课的比重，该类课程涉及经济类专业知识较多，从而能起到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的作用。而理工类大学课时总量较大，课程种类较多，学生的学习强度较高，同时课时分布比较均匀。
三、实践教学的比较
为了比较各类高校在实践教学的侧重，本文将实践教学的内容分为即基础知识实践内容、专业性实践课和实习等内容，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比较发现，三类高校在实践教学也存在着共性和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均形成了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内容都包括了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以及实习等几个部分。通过这些环节的安排，使得学生能掌握本专业从基础能力到专业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差异性则表现在三类高校对实践教学内容侧重有所不同。综合类大学实践性教学且更加注重对理论结合实践类型的课程设计。财经类大学实践性课程总学时比较适中，且比较注重实践教学的应用性，开设各种类型的岗位模拟以及商务能力运用的实践课程比较多。理工类大学实践性教学总学时最高，且课时较均匀分配于三种类型的实践课。另外从开设的课程上可以看出，理工类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性课程比较注重实际动手能力操作的课程，如各种贸易实务的模拟，以及计算机应用和金工实习等，这些实践内容有利于学生多样性科技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特性。这样，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可根据自身不同类型技能优势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内容。四、启示通过比较，三类高校国贸专业培养模式各有各的特色以及侧重点。面对新的外贸人才需求形式，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需要找到合适的专业定位，从自身专业建设特点出发，改善目前的专业建设情况。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
1、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高校需要结合目前国际贸易人才需求情况进一步调整各自专业培养目标，从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突出培养特点。综合类大学，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可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科研能力的要求以及对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明确自身培养的人才对基础知识结合实践能力的运用的要求；而财经类大学，则可从培养目标上对学生需要具体侧重对哪些方面的知识进行拓宽掌握进行规定，并正确引导学生进行知识面的拓宽；理工类大学则可凸显学生的对复合类型知识的掌握，并加强对工具性应用知识的掌握。
2、调整课程设置在确定了培养目标后
课程设置方面也应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进行课程体系建设，不仅要体现高等院校对于经济、国贸、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培养的系统性特点，而且要紧跟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对不断出现的新贸易技术、新规范等给予及时的介绍和讲授。三类高校可依据培养目标对各自的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对综合类大学来说，它的课程为了实现其“厚基础，宽口径”的特色设置，在学生基础知识的加强上，可相应的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类型的课程以及数理工具等类型的课程，并对学生的理论结合实践的应用能力进行强化；而财经类大学，则可采取必修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主修专业课程与兼修专业相结合，扩大学生选课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提供多种类型的知识课程供学生选择，从而达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目的。对理工类类大学，除了要强调学生对不同科目的知识都有所涉猎外，可加强对不同类型知识的应用型知识的课程的授课。
3、进行有差别的实践教学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运动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东亚经济迅速崛起，而欧、美等强国则相对衰落。然而，针对这一现实，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没有改变，只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断做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框架调整，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新的突破因素仍在旧的理论框架内循环。对于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旧的理论范式和倾斜的政策使其很难在全球分工中获取“真实利益”。重构国际经济学体系，使其能够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和金融的快速发展，并使之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服务就成为当务之急。不同于旧有的国际经济理论体系，新的体系绝不只对强国或强势集团有利，它旨在构筑“多赢”的经济格局。所以，新旧体系的思维论战从来不基于某种意识形态，也不突出某种国家民族主义，它旨在从多赢的视角来解释和指导国际经济现象，从而在现实中构筑有利于全人类的贸易、金融和国际协调机制，进而提高全人类的福利。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对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科学地认识当代经贸关系的现状与本质，理性审视当代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有效处理各种关系、积极促进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用马克思基本理论指导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也为中国制定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指明了方向。
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内涵
（一）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和基础地位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社会主义本质应作为构建系统、科学并具有话语权的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和起点，以国际经济新格局为前提，把中国社会主义对外经贸作为实践基础，兼具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最终实现中国特色国际经济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张宇（2012）概括比较了各种理论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优势。可以概括为：坚持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全心全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劳苦大众服务，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作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在整个理论体系中贯穿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始终坚持历史和逻辑统一、现象和本质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整体与个体统一的分析方法，旨在实现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为我们透彻剖析当今国际经济的本质和未来走向，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可能。
（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的内涵要充分体现历史观
“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将现实的要素，如历史、文化、制度等全部隐含，这一直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前提，这种方法势必弱化了上述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使得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分析国际经济问题时避开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在研究世界经济的主体对象时，无论是哪个流派都会把两国的经济差异作为基础，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资源禀赋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分析如果忽略了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无疑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理论也将失去其历史的内核。因此，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观为指导，要正视不同国家和区域主体走过的历史道路，正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深刻反映各国历史对国际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影响。
（三）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观
西方国家和中国客观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分歧，要消除这些差异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以中国的实际为基础，警惕西方国际经济学打着经济理性人、公平贸易、市场经济的旗号，在中国推行其自认为普适的价值体系，并把他们制定的市场游戏规则强加于我国。西方国家的这些理念不过是为了诉求自身的利益，西方世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不等同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和利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崛起，呼唤新型的适应全球化的民族经济利益观，它是一种既全面开放又独立自主，既兼顾世界经济利益又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利益，既符合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规律，它是建立在平等共赢、公正合理原则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益民族观。
（四）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应该具有包容性
具有中国特色的贯穿着人文关怀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要求中国学者保持自信和平和的心态，站在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视角，坚持理性的科学研究精神和开拓创新勇气，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观为取向，从国际经济的事实出发，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借鉴包括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新的体系不仅要证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还要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同时应在国际学术界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在这一前提下，应努力做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对当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做出合理的、符合现实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二，要努力完成马克思当年《资本论》尚未完成的六册写作计划中的世界经济学部分；第三，要在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构建以中国对外经贸活动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
三、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特点
（一）理论体系应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平衡
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的继承和推动，大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担当和进行的。与纯粹的学者和理论家不同，这些人大多是出于社会现实和历史责任来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其研究对象大多是关于世界和国家的全局性问题或现实热点问题，导致宏观和微观内容严重不平衡，微观内容少之又少。这就要求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内容构建应注重微观和宏观的平衡，既要阐述全局性问题，又要对具体的贸易、金融、要素流动、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内容做科学微观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要比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更加科学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始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因此，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应更加科学地研究国际经济的发展规律。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范式作为既定的前提，割裂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采用静止的、孤立的和违背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际经济学教材中，开篇对分工和贸易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从贸易利得和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着手，只专注于贸易和分工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历史的存在，没有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历史，也没有指出由于早期对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剥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首先强调的是贸易和分工现象的历史性，揭示贸易和分工的历史规律，更加严密地论证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范畴，为落后国家争取公平待遇提供了宝贵意见，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
（三）应加强从制度角度解释国际经济现象
单纯从技术因素范畴解释贸易或金融政策的效应已显得不够充分，还应当从制度的角度做进一步探讨。比如，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就能很容易地推进结构调整。于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2008年上半年，我国同时提高利率、汇率和最低工资水平，而政策的实施只不过是加速了中国沿海制造企业的破产潮，并没有使中国免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形，中国政府果断地调整了2008年下半年的政策，着重用财政政策刺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更新，从而比西方国家更好地抵御了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可见，如果没有公共部门的社会支撑，私有部门的技术或市场优势就不可持续。况且，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坚持自己一贯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反而采取了更严厉的政府采购等贸易保护措施。
（四）要研究中国的经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
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成就令人瞩目，研究其成功路径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对外经贸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价值显而易见，因此具有中国话语权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必定应该把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典型化事实作为经验研究对象。国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经济学家更应捷足先登，根据在国内感受到的最深刻的东西，利用更全面的数据资料，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原理和理论。
（五）新体系应注重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真实利益的获得
依据发达国家的利益得失而改变语调，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贯做法。高柏（2008）认为，全球化的运行规律近乎钟摆运动，于是，为之服务的主流国际经济学范式也总在主张构建社会公平和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之间摇摆。当全球经济高涨时，发达国家便四处宣扬自由市场机制的好处，要求世界各国的大门为其优势商品和投资敞开；当全球经济衰退时，为了保护其国内利益集团，这些国家也会非常迅速地实施贸易保护和投资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顺应全球化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得以升级。但是，随着产业的持续向外转移，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制造业部门的失业率持续上升，自由贸易和投资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似乎更多的是国民的反对和政治压力。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将取代自由主义。然而，这种钟摆运动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不能持续地从全球化中获取真实利益。传统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主要侧重于个体研究和纯粹的经济技术研究，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静止不变的，从而撇去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联系。此外，西方学者以均衡和平等思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等自然属性问题，也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受到剥削的本质。面对这种状况，新的国际贸易体制要着重于高效和开放，要更加注重公平。这种贸易体制要摆脱过去被少数强国控制的局面，其治理全球的目的是使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都获得比较均衡的利益，而不是使利益只流向某几个国家。当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付出环境、人口、政策等代价，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发达国家有责任给予一定的包容和补偿，而这需要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下实现。
（六）在新的体系中应该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评价体系
当前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的分工与贸易现状，使全球贸易的评估体系严重滞后。众多学者指出，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形态已被产品分工所造成的紧密的生产链条所改变，投资对象国和母国之间的不平衡投资状况势必引起贸易的严重失衡，而这种不平衡并没有直接反映到经常项目核算中，原产地规则等评价方法成为上述错漏的根源。因此，为了避免很多国家在失真的评估结果上做出被误导的政治经济决策，并因此带来全球经济运行风险，修正和调整旧的国际贸易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七）互利共赢原则是国际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基
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使贸易双方都获利，无论其分工基础是基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素禀赋的区别，还是规模经济的不同，这就模糊了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格局，显然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很不平衡。目前普遍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支配，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它的基本特征是，中心地区从周边榨取利益用于自身的发展，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和剥削关系，造成了世界各国之间以及中国各区域和地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程一样，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利益和谐与利益冲突并存，合作与斗争并存，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利益冲突和摩擦面前，要采取友好协商的态度，从互利共赢的战略高度，摒弃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思想。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兼顾本国利益和对象国的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要防止制裁、报复等两败俱伤的局面发生，以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所以，各国应牢固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找更多的利益契合点，深化经济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内容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均势格局，从而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应该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一套较完整的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著《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视角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冲突。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如此剧烈，以至于吵闹得似乎要打贸易战，可是往往都会在最后“莫名其妙地”风平浪静。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法宝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至少，它能够“超现实地”诱导中美双方的思想，中美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都使大家无法抗拒，因此，它约束并归顺着中美双方的行为。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冲突，但它们之间同时存在更多的合作和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历经30年发展的现代中美关系，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构建了很深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且共同建立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合作为特点的观点。这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是观察国际关系的第三个视角。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关系。近年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把对方看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就是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赖的变化，但能够减少力量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并增进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合作。而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为此，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战略思想，这是与国际体系里的其他成员友好“共生”的理念。构建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建构主义思想的活案例，其根本使命就是构建中美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构筑中美战略互信。
与建构主义思维方法比较接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认为，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看成是一个群体现象的话，那么造成这个群体现象的根源就是其“文明”、“文化”。中美构筑国家认同的核心就是构建文化价值观认同，避免中美文明冲突和国家冲突。
参考文献：
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2002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 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 改革研究
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经管类人才的培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培养此类人才的国际经济学课程也随之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国家教育部特此确认国际经济学课程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类各专业的中心课程。纵观近几年，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国内人士也相对应的对存在的问题作了行之有效的探讨（崔艳娟等，2010；费新，2009；韩刚，2009；孙玉红，2012），但以“学生为本”理念对国际经济学教学所作的讨论成果不多。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法发现国际经济学课程所存在的潜在问题，特针对问题力求找到改善办法和策略，力争达到教学改革模式，满足学生的需求。
1 对国际经济学课程主要特点剖析
国际经济学的特点如下：
1.1 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学的发展依托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以相对应的它的研究方法也是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础。国际经济学包含两大板块内容，它们分别是微观部分，即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即国际金融部分。
1.2 在研究内容上不断创新演变。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形式，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微观部分对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和宏观部分对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单一性研究，而是对国际经济学变化中的领域也进行相对应研究，以此来适应全球性经济的发展需求。
1.3 在课程体系上承前启后。为了更好的学习国际经济学，前期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充足准备，如学好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相应的基础课程，为后期学到的财政、投资、金融、贸易等学科埋好伏笔。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与后期的相关课程，如国际投资学和国际金融学相连接。
1.4 数学素养在学习国际经济学中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因其逻辑性强，理论体系大多运用数学模式进行讲解，所以学生的数学知识一定要过硬，才能对国际经济学有更加渗透的了解。
从教学角度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千变万化，教师又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增加了教学的难度。教师必须有充足的理论支撑，并着重培养学生实际解决经济问题能力。
2 对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2.1 对调查问卷内容的设计和样本的选择研究 从国际经济学的课程特点而引发的本科国际经济学教学问题，这些都有待解决。问卷调查方式能有效解决和实现本科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理念的改革，我们对关于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对南京晓庄学院2010级、2011级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发现现有的国际经济教学问题，并针对问对提出改革方案。本次调查所涉及到的专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与保险专业、物流管理专业、会计学专业，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份，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237份。有调查问卷得出四类主要问题：第一类为学习效果；第二类是教学方式；第三类是教学效果；第四类为教学期望值。调查内容涵盖范围广，所涉及到的有教学方法和质量、教学进度安排、专业考核要求、学生的兴趣态度等。
2.2 对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由问卷调查得出，国际经济学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水平及教学效果需要改进，其主要问题如下：
2.2.1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连接不上 在本次调查中，65.2%的学生认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连接不上。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只重理论，而忽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应引起广大老师的重视。
2.2.2 教学手段不够丰富 截至目前为止，多媒体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具直观性和趣味性，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多媒体教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例如，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存在大量图形展示，用多媒体展示既美观又可以节省时间。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劣势，比如信息量的大量输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这无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最后，学生难以理解教学内容，弱化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此外，教师在多媒体教学生仅充当放映员和播音员的角色，缺乏了师生互动。从调查问卷中我们得出，有31.1%的学生认为多媒体教学逻辑不够严密，没有传统教学严密。有13.5%的学生认为信息量输入大导致教学重难点不突出，有32.3%的学生认为与传统教学相比，多媒体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教学互动明显变小。综上所诉，在国际经济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应该与其他教学手段相辅相成。
2.2.3 经典教学案例缺乏 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型学科，理应由案例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扩展和补充，使学生能通过案例更好的了解教学内容。因此，案例教学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缺乏引入经典案例，且案例更新速度缓慢。
由调查问卷我们得出，有42.5%的学生认为目前的教学中案例教学恰当，有助于理解和记忆教学内容，但同时仍有45.3%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案例教学不够，这个问题急需提高和改善。在“您对《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的调查中，有58.6%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经典案例教学，以此作为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扩展，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2.2.4 课程考核形式死板 截至目前为止，国际经济学考核形式死板待久，和传统考试的考核形式并无区别，都是平时成绩加上期末成绩。而平时成绩的依据是学生的出勤率和作业的完成情况为主，期末成绩就是以期末考试的最终得分为基准。考核形式死板容易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更不能把这门学科应用性强的特点体现出来。很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考核形式对于他们将来的实际应用能力帮助甚小，因为期末考试是依据短期内的死记硬背通过的，而不是真正的掌握了知识。从调查问卷中得出，有23.2%的学生认为教师的课后督促不到位，有19.2%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考核范围，如添加课程论文和案例讨论环节作为考核形式。由此得出，增加课程论文和案例讨论为考核形式势在必行，如此来跟上教学方式的改革。
2.2.5 教师实践能力不足 担任国际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具有较好的理论功底，但缺乏外贸公司和企业锻炼的经历，导致教师对实际工作缺乏直观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其案例教学的水平。在调查问卷中，我们提出“您认为企业职业经历对于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效果是否有影响。”有66.7%的教师认为企业职业经历与教学是相关联的。
3 对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的提出的方法策略
3.1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综合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很强的学科。单单输入纯理论知识如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单纯的理论知识输入只能使学生对所学的理论半知半解，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理论而不会把理论运用的实际上。单纯的理论是抽象的，教师应该增加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能力，从而增加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能力。案例教学摒弃了纯理论，从而使教学变得轻松活泼，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易于学生消化吸收。此外，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的导入还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力的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源上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
3.2 全方位提高教师的实践水平，构建校内校外教师队伍 为鼓励教师更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经济的真实运行过程，可从以下几种途径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的能力：第一，增加国际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教师的实践能力，通过实践得到锻炼和提高。可以制定详细的计划把教师调到与国际经济学相关的公司或部门挂职学习，这些公司或部门有外贸企业、统计部、金融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等。教师可以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专业知识，也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第二，聘请与国际经济学相关的兼职教师。可引进外经贸实际工作者加入本专业师资队伍，补充校内教师的不足。
3.3 努力提高和完善教学内容，并鼓励参与式双语教学 国际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国际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了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和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国际经济教学应努力不断地提高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多样化并且符合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由于国际经济学培养的人才是跨国际的，所以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要求。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国际经济学的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可以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用英语讲解知识点，营造用英语学习国际经济学的氛围。教师还需要鼓励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真正落实到英语教学。考虑到学生英语水平的不均，教师还得以中文为主，英语为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多端，教师还得以实事为基础，增强教学内容的动态性，做到内容的与时俱进。学校应积极建立学生实践模拟基地，让学生有机会理论联系实际。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学校应建立起网络学习平台，建设课程网站，广泛整合和应用除教材外的网络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视听、CAI 课件、网络教学等。学生可以有效运用网络知识平台，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扩展自己的水平。
3.4 构建综合考评方式，使评价学生学习合理化 单纯依据试卷来评定学生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不能满足国际化背景下社会对国际经济学人才的需求。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可以把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结合作为考核形式，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运用能力，也可以测试到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考”的同时也要注重“评”。可以采用“笔试试卷+案例讨论+课程论文+课堂作业+上课考勤”的方式，每个环节所占的比重由专业和选修性质来决定。由于笔试侧重点是“考”，所以试卷的试题应该合理安排知识的重难点，努力协调试卷的难易程度，同时也要确保考卷体现出全面性。
“案例讨论+课程论文+课堂作业+上课考勤”的侧重点是“评”，案例讨论是考核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课程论文侧重的是学生搜索和查阅整理文献的能力，课堂作业是评价学生提问、发言等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上课考勤是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考”与“评”两种方式结合，最终评定出学生的国际经济学课程考核成绩。
参考文献：
[1]崔艳娟，徐晓飞.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调查研究[J].黑龙江教育，2010（7）：75-76.
[2]费新.对国际金融课程6+1教学法的探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4）：]73-74.
[3]韩刚.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教育管理，2009（5）：9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