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气颗粒物 能见度 大气污染形势 霾污染 成果
雾霾是影响能见度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生产生活的快速发展，雾霾天气出现的范围呈现出进一步扩散的趋势，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均受到了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基于此背景下本文展开了大气颗粒物对能见度影响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实际的治理工作提供经验参考，以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大气颗粒物对能见度的影响危害分析
能见度的准确定义为在天空背景下人的肉眼所能识别的黑色物体的最远距离。由于空气中颗粒物含量的激增导致了能见度严重降低，机场航班被迫延误或者取消、高速公路关闭、交通限行等问题的发生说明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目前雾霾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广泛出现，大中型城市受到的影响极为明显，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在2013年全年时间里只有5天不存在雾霾天气，可见在我国大气颗粒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大量的颗粒物悬浮于空气中导致了能见度的下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巨大，已经成为了我国科研工作的重点。能见度的降低意味着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造成了居民对重度污染企业的投诉与相关部门治理工作的满意度下降，我国政府机关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1]。
2 影响能见度的大气颗粒物来源分析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汽车已经不再属于昂贵的奢侈品，而是走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了一种消费品。由于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导致汽车尾气排放成为了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的公交车、货车等所排放的毒性颗粒是造成目前雾霾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针对此种情况我国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限制柴油汽车的使用，确保毒性颗粒物的排放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保证空气质量[2]。
2.2 燃煤取暖产生的废气
由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冬季寒冷漫长，需要采取相应的供暖措施来保证日常的生产生活有序进行，我国是一个贫油富煤的国家，煤炭资源在我国资源储量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燃煤取暖就成为了我国北方主要的供暖方式。煤炭在燃烧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充分燃烧导致了大量的颗粒物通过排烟系统进入到了空气中，悬浮于大气中与空气进一步结合导致了雾霾现象的出现，由此引发了能见度的下降。燃煤取暖方式已经成为了继汽车尾气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毒性颗粒物来源途径。
2.3 工业生产活动的排放
工业中的冶金、化工、锅炉燃烧、机电制造等行业的正常生产活动也是毒性颗粒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工业生产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高，导致了工业生产不断向空气中排放有毒气体，大量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造成了雾霾的产生，大气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现象。而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其危害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落实还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
2.4 可生长颗粒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不仅包括化工类的物质，还包括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菌群，由于大量的有害物质排放到了大气中，较多种类的细菌能够通过吞噬有害物质来进行繁殖，导致空气中的有毒生物菌群含量进一步激增，不仅严重影响了大气能见度，也对人类的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空气治理已经成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目前比较严重的污染现象，保证我国居民能够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
3 提高能见度，减少颗粒物排放的具体措施分析
3.1 转变经济结构
由于工业生产是空气中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其地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在逐渐下降，被其他产业所取代，因此针对目前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对重度污染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将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到人、落到实处，切实保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大气颗粒物排放量逐渐减少，缓解目前严峻的环保压力，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4]。
3.2 出台空气质量标准，将社会监督引入实际工作中
空气污染程度需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来进行分级，让人们能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也为全社会对污染程度的监督提供一个基本依据。因此，我国PM2.5标准的提出不仅弥补了此方面的空白，也为社会监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将其引入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督促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能够真正的落实，不仅能够促进环保事业向前稳步发展，为我国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对大气污染物的成因以及来源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相应的标准也已经出台，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气污染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将会得到有效的改善。
参考文献：
[1]谭吉华.广州灰霾期间气溶胶物化特性及其对能见度影响的初步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2007.
[2]杨复沫，欧阳文娟，王欢博，刘源，田密.大气颗粒物对能见度影响的研究进展[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3，12（03）：252-258.
1 大气颗粒物对能见度的影响危害分析
能见度的准确定义为在天空背景下人的肉眼所能识别的黑色物体的最远距离。由于空气中颗粒物含量的激增导致了能见度严重降低，机场航班被迫延误或者取消、高速公路关闭、交通限行等问题的发生说明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目前雾霾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广泛出现，大中型城市受到的影响极为明显，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在2013年全年时间里只有5天不存在雾霾天气，可见在我国大气颗粒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大量的颗粒物悬浮于空气中导致了能见度的下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巨大，已经成为了我国科研工作的重点。能见度的降低意味着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造成了居民对重度污染企业的投诉与相关部门治理工作的满意度下降，我国政府机关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1]。
2 影响能见度的大气颗粒物来源分析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汽车已经不再属于昂贵的奢侈品，而是走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了一种消费品。由于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导致汽车尾气排放成为了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的公交车、货车等所排放的毒性颗粒是造成目前雾霾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针对此种情况我国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限制柴油汽车的使用，确保毒性颗粒物的排放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保证空气质量[2]。
2.2 燃煤取暖产生的废气
由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冬季寒冷漫长，需要采取相应的供暖措施来保证日常的生产生活有序进行，我国是一个贫油富煤的国家，煤炭资源在我国资源储量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燃煤取暖就成为了我国北方主要的供暖方式。煤炭在燃烧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充分燃烧导致了大量的颗粒物通过排烟系统进入到了空气中，悬浮于大气中与空气进一步结合导致了雾霾现象的出现，由此引发了能见度的下降。燃煤取暖方式已经成为了继汽车尾气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毒性颗粒物来源途径。
2.3 工业生产活动的排放
工业中的冶金、化工、锅炉燃烧、机电制造等行业的正常生产活动也是毒性颗粒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工业生产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高，导致了工业生产不断向空气中排放有毒气体，大量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造成了雾霾的产生，大气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现象。而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其危害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落实还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
2.4 可生长颗粒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不仅包括化工类的物质，还包括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菌群，由于大量的有害物质排放到了大气中，较多种类的细菌能够通过吞噬有害物质来进行繁殖，导致空气中的有毒生物菌群含量进一步激增，不仅严重影响了大气能见度，也对人类的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空气治理已经成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目前比较严重的污染现象，保证我国居民能够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
3 提高能见度，减少颗粒物排放的具体措施分析
3.1 转变经济结构
由于工业生产是空气中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其地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在逐渐下降，被其他产业所取代，因此针对目前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对重度污染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将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到人、落到实处，切实保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大气颗粒物排放量逐渐减少，缓解目前严峻的环保压力，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4]。
3.2 出台空气质量标准，将社会监督引入实际工作中
空气污染程度需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来进行分级，让人们能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也为全社会对污染程度的监督提供一个基本依据。因此，我国PM2.5标准的提出不仅弥补了此方面的空白，也为社会监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将其引入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督促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能够真正的落实，不仅能够促进环保事业向前稳步发展，为我国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对大气污染物的成因以及来源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相应的标准也已经出台，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气污染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将会得到有效的改善。
参考文献：
[1]谭吉华.广州灰霾期间气溶胶物化特性及其对能见度影响的初步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2007.
关键词：机会成本；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博弈
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事情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规律来解释。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又有趣的学科。下面，用我学到的一些道理来解释身边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恋爱。在享受爱情的甜蜜的同时，你是否想过，不掺杂利益的、纯美的爱情也会和经济学扯上关系。或许你会觉得恋爱与经济扯上关系是对爱情的亵渎，但是，其中的分析也有它的道理，可能会对你的行为选择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下面来看一下恋爱中的经济学道理。
一、恋爱的机会成本
在大学里谈恋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是谈恋爱的人从总体来说仍是少数，下面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谈一下，为什么大学不谈恋爱。
机会成本是你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放弃的所有东西，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时间、物品、劳务、情感。现在来看看恋爱的机会成本有哪些。
首先看一下在大学期间的谈恋爱所需金钱成本。谈恋爱不可避免的是两个人想要时时刻刻的在一起，了解彼此的情况。但是这在现实社会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手机等来联系，时时刻刻获得对方的消息。这样一来，手机话费就成为恋爱人群中一项必不可少的、相对数量较多的费用。另外，谈恋爱的年轻人，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对于异地恋情况，两人见面需要来来去去的数额不小的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是路费。逢年过节，不管是情人节、圣诞节，七夕春节还是元宵节都要互相赠送礼品，为礼品成本。男女朋友还要时不时的去外面吃饭，两人一起出去玩、买东西，是一种日常开支成本。
另外，整天跟恋人在一起，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你学习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这是一种时间成本。整天陪着恋人，必然会影响到跟其他人的交往，即日常的交际活动，影响人际关系，跟朋友、亲人的感情；当两个人发生矛盾、冲突，吵架分手的时候会影响自己的心情，这是一种情感成本。而谈恋爱获得的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满足，得到的是自信心，来自他人的支持和鼓励，减少了孤独感，这些也可以从朋友、亲人那里获得。
综上所述，谈恋爱的机会成本包括话费、路费、礼品费、日常开支等金钱成本，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等等。如果只顾着谈恋爱而忽视了其他，影响了学习等其他东西，机会成本还不只这些。而放弃谈恋爱的机会成本只是那些心理上的满足和爱情的甜蜜，而且这些东西还有其替代品——亲情和友情来替代，所以，我想是因为谈恋爱的机会成本太过巨大，其收益远远小于机会成本，很多人选择在大学期间不谈恋爱，而是专注于学业。很显然，这是明智的。
二、恋爱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一般来说，恋爱过程是这样的：两个人互相有好感，互相喜欢，或者一见钟情，进入热恋阶段，两个人都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山盟海誓、海枯石烂都发生在这一个阶段。男生对女生千依百顺，女生对男生仰慕倾心，两个人体验着恋爱的美好感觉。但是，当时间久了之后，双方之间开始有争执、摩擦、冲突，这时候的爱情不再像一开始那么美好，两个人或许都开始对对方有意见，当矛盾升级到一定程度而不可调和的时候，两个人可能面临分手。于是，身边的男男女女分分合合变得很常见。
另外，对于有过多次恋爱经历的人来说，初恋的感觉是最美好的。我们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指在一定时间内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小。把爱情看为商品，爱情所带来的美好感觉为效用。随着时间的增长，爱情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恋爱中的男女会觉得爱情越来越不如想象中的美好，也许并不是因为某一方移情别恋，只是两个人的感觉不如原来好了，也会彼此选择分开。所以恋爱中的男女会由热恋发展到分手，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同时也是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初恋总是最难忘的。因为初恋带给人们的爱情的感觉是最强烈的也就是说效用最大，而随着恋爱次数的增多，也就慢慢的“麻木”了，每一份爱情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小。这也体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其实不仅仅是爱情，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带给人们的新奇感和热情激情总是后来的多次所无法比拟的，第一次总是最难忘的。这也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发挥作用。
三、恋爱中的博弈
恋爱中许多现象都涉及到博弈论的知识，甚至可以说恋爱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博弈论译自英文“game theory”，直译是游戏理论，但是博弈并不等于是游戏。博弈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在生活中，面对多种策略、多种选择时，要在多种策略作出决策，从这些策略和选择中选出相对于其他来说对自己较为有利的一个，在恋爱中同样也会面临这种情况。下面通过恋爱中经常会发生的两个情况来分析一下恋爱中的博弈行为。
前面已经提到，恋爱中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电话联络。但是经常会有电话打到一半掉线的情况发生，当电话打到一半掉线时，博弈开始了。首先，双方都有两种选择：马上打过去或是等待对方打过来。如果双方都选择等对方打过来，那么就会一直等待下去，俩人没办法继续聊天；如果双方都选择接着回过电话去，则也无法聊天，双方都是占线；如果一方选择打过去，一方选择等待，则聊天可以继续这种情况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事件两个均衡：一是男生打电话，而女生等在一边，另一个是女生打电话，男生等在一边。一般情况下，恋爱中的男女通常是主动追求者打电话。
第二个情况是恋爱中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那就是背叛。这是恋爱双方分手的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当感情出现危机时，双方策略均有背叛和不背叛两种。一种情况是双方都不背叛，共同弥补感情；一种情况是一方背叛，一方不背叛；还有一种情况是双方都背叛，和平分手。这时有两种均衡：双方都不背叛或者双方都背叛。最佳策略应该是双方都不背叛，共同弥补感情。但对于失去信任的恋人来说，这个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背叛。这个就类似于“囚徒困境”。
如果两个人谈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分手而不是继续在一起,那么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时间成本、感情成本、物质成本都无法收回，就都变成了沉没成本。
综上所述，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是件得不偿失的事，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是一种对时间对情感的浪费和不负责任。作为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要成为社会精英的我们，是不应该把精力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我们应该专注于学习理论知识，研究学问，而不能把美好的青春荒废掉。（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如今这本《新卖桔者言》，收录了张五常先生谈价格、土地、劳动合同、国际贸易的多篇随笔，还是那种以闲话家常文字探讨司空见惯经济现象的路子。若将书名拆开了看，有五重意思：“新”，是这个聪明的懒人在“卖桔者言”的基础上，育出的“桔子”改良品种，或日姊妹篇；“桔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卖”，当然是小宗贸易，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要素在此过程中缺一不可，也渗透了经济市场的种种吊诡和好玩之处；“卖桔者”，张教授也，一位旁观者亦是参与者；卖桔而后“言”，是从现象或者事实出发，从而作出合理的解释。
以小窥大，六个字当可概括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方法论要点：之一，行内中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张教授则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认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再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后者是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之二，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张教授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即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但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缺乏科学的解释力。
有人说，张五常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就说这本《新卖桔者言》，文笔轻松，但却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落笔处看似很细小，但其背后的视野却是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国家的全方位形象，而经济学200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张教授一贯特立独行，其辣言辣语在学界备受争议，却总也绕不过去。比如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国家正式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意在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啻为一场雨后甘霖，尤其是劳工。为何?收入有基本保障了嘛。可张教授在《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一文中却又说： “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驳斥之声骤响，但教授不为所动。《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现在为什么高技能人才很少失业?为什么那些具有高职业素养的人很少被淘汰?归根结底，职能决定职路。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五常的言辞虽然火辣了点，但却说到了点子上。设法放开劳工自力更生的机会才是解决他们成长自我、不被淘汰的根本之道，所谓有了金刚钻，才会揽瓷器活。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采纳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即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以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材相互区别，本科生教育涉及初级和中级课程，研究生教育涉及高级课程。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规范化、国际化，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初级宏观经济学是继初级微观经济学之后所有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它也是一系列后续主干课程如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的理论基础，其作用承上启下、其地位举足轻重。初级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知识涉及面广、抽象程度高却又与现实联系紧密等特点，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大多数都会反映无论是理解内容还是完成习题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付出比同期其它经济管理类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开设定位明确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背景下，进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积极探索无疑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根据多年研习、教学初级宏观经济学的体会，拟在教材选择、内容确立和教学实施三个方面展开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论述。
一、教材选择
关于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学生的反馈意见很通俗、却很在理：遇上一个好的老师是学生的福分，但不是每一届学生都有这样的福分，其实，如果有一本好的教材，老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已经有数也数不清的宏观经济学本土教材，但称得上优秀者恐怕凤毛麟角，大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定位不明确，初级、中级搅合在同一本书里，两个级别的内容都没有讲清，两个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幸好近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了由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教材，业已涵盖宏观经济学的所有三个级别，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常见的属于初级层次的就有9种，见表一。与本土教材相比，上列外版教材具有定位明确、内容翔实、体例活泼、印制精美等等优点，更容易被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接受。笔者认为，在现阶段缺乏科学合理的本土教材的情况下，从表一中选择一本作为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指定教材或指定参考书，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上列外版教材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沃尔什的《经济学（下册）》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而目前使用量最大的应该是曼昆的那本，如该书中译本第4版封三所介绍的，前三版的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选用最多、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笔者在本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一直采用这本教材，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会有同样的反映：曼昆的书是经济管理类教材中自己平时还想翻翻看看的一本。
二、内容确立
对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课程内容必须在两个层面加以确立,一是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二是课程的主要特点。
(一)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对象通常是低年级的本科生或专科生。经过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些零散的经济知识，同时，基于若干年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对宏观经济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所感受。但是这些知识只能称为经济常识，而绝不是作为经济学专门学科的宏观经济理论。因此，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掌握、理解并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现从经济常识到科学理论的质变。结合授课对象和教学目的，再综合参考表一所列外版教材，笔者认为一门保质保量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具有表二以模块结构表示的主要内容。如果课时较少而不得不对上述内容作出删减，可以略去模块5、9、10、13。
(二)课程的主要特点相对于确立课程内容，把握课程特点可能更加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教学方法。初级经济学不像中级以上经济学那样注重理论逻辑性、注重定量分析，而是更加重视经济学直觉的培养，也就是一个经济学道理能否尽量用大白话讲清楚。初级宏观经济学也有模型，常用的模型见表二，但是阐述同样一个经济问题，初级课程主要使用举例、类比方法，以文字描述和不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回避使用微积分，中级课程主要使用逻辑推理方法，以方程描述和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一些地方开始使用微积分。这是每一位从事经济学教学的教师必须领会的不同级别经济学的重要区别，而且需要一以贯之地指导日常教学。
三、教学实施
选择教材、确立内容之后，为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还需注意专业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和经济数据的本土化问题。
(一)专业术语的规范化学生在学习初级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掌握、理解、记忆常用专业术语非常重要。然而，同一个经济学英文术语有不同的中文译名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译名不仅在表一所列外版教材之间互不相同，而且也与国内媒体上时常出现的名称不相同，这种情况令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深感困惑。笔者将常见的中文译名不统一的专业术语整理成表三。经济学需要学以致用，处在中文语言环境下，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中文专业术语。每逢一个专业术语，在教师首先讲解准确含义后，三个步骤应该完成，一是学生掌握英语原文，二是教师介绍常见译名以便学生参照，三是教师给出建议译名并解释理由以便学生记忆。笔者给出的建议译名见表三的建议译名栏。
关键词：历史教学;激发兴趣;活跃气氛
【中国分类号】G623.41
山西省的新课程改革已进行了将近六年的时间，虽然国家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地方也积极的实行，但课堂模式还是免不了走回传统模式的老路，既不能让老师“懒”下来，也不能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这样容易培养学生形成狭隘、自私的心态，不利于学生真正的道德知识提升。而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应该是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兴趣的教学模式。而如何让学生动起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就显得异常的重要。高中学生与小学初中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有更强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与老师之间也能进行语言、思想、情感的沟通和交流。教师也更需要提升课堂的活跃性和幽默感，以提高教学质量。
一、教师搭台，学生唱戏
老师要能够放下架子，放心大胆的把更多的时间让给学生，让学生进行探究、自主、合作性学习。这样才能发挥他们活泼好动、求新好奇的特点，实现新课程所要求知识与能力、课程与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比如：讲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学生对古代民主的理解与现代民主的认识不够明确。教师可以精讲主要知识点，让学生先对古代民主相关概念进行了解，然后安排学生自导自演古代民主政治的社会状况：教皇要体现权威、蛮横、贪婪，国王要体现有限权力，贵族要体现特权、财富、霸道，平民要体现渴望自由、卑微、地位不平等。这样让学生们充分认识到虽然平民不断的争取民主，民主的政治也逐步建立，但古代民主政治的本质依然是特权社会的民主，与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最后教师总结点题：尽管如此，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已经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古代民主已经是现代民主的雏形。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二、形象讲解，感情升华
在讲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时，非常枯燥乏味。这时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学生更轻松的理解历史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概念生活化、形象化。程朱理学的理是什么，先把“格物致知”弄明白，说的简单点就是探究事物的过程。以粉笔为例，看到粉笔能了解到粉笔的颜色、形状，再拿到粉笔能感觉到粉笔的质感，最后思考粉笔的实质是什么。只不过理学探究的是理，科学探究的是本质。那理在哪里，它不是具体的东西，他是抽象的概念，像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样，存在于事物之外，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意会的概念。理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伤天害理”这两句话最能说明道理，其实理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同时也是规范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陆王心学也一样，他们的理是在人的内心之中，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致良知”就是陆王心学的精华，凭良心、良知来做事，凭自我反省来约束自己。通过讲解王守仁的生平事迹，从他相信程朱理学、到怀疑、再到心学的创立，最容易让学生接受。
三、以史为鉴，学以致用
讲解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可以列出人口数目增加，土地面积拓展，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表现，白银广泛流通的数目，佐证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再出示明初和康雍乾的盛世局面，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文化书籍玲琅满目等辉煌历史成就的图片，让学生的民主自豪感、国家荣誉感大为提升。正当学生还沉静在明清辉煌历史的时候，教师应严肃的告诉学生，明清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泡沫，随时都会有破灭的危险。虽然出现空前的繁荣，但却是异常的黑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官府成风，思想禁锢万马齐喑，军事上武器装备落后，经济上虽然农耕经济发展异常繁荣，但闭关锁国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告诫学生不要满足现状，取得成就不要沾沾自喜，一定要加强自我反思，多进行交流与沟通，不断的找出自己的不足并改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不被历史的浪涛湮灭。
四、创设疑问，引导提升
讲解美国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时候。老师可以创设问题：“同学们你们见过‘牛奶河’吗？”学生：“在动画片里见过。”老师：“那同学们你们相信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牛奶河’吗？”学生：“不可能吧？”老师：“‘牛奶河’真的存在，那老师就带你们去见识好吗？”学生：“好。”通过这些问题调动学生兴趣，然后老师出示短片、文字介绍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紧缩，造成牛奶无法出售，统统倒进了密西西比河，就形成了“牛奶河”。然后老师提问：“那面对经济‘大萧条’胡佛总统是怎么做的呢？”学生回归课本，回答“放任自由，不管”。老师：“对，那放任自由的政策对吗？”学生：“不对”。老师：“在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经济上施行放任自由政策是没有错的，就是要快速发展经济。但到了20、30年代，经济发展不稳定，股市崩盘，不管不问的政策就不能实行了。每每在紧急时刻，美国大片里都会出现大英雄、救世主。那谁会是这次危机的拯救者呢？”学生：“罗斯福”。老师：“那我们就看看大英雄是怎么拯救他的国家的。”这样穿插问题，用幽默的方式把学生紧紧的引导在教学上，并让学生参与其中。不仅增加了学习而且教学的效果也非常好，学生对知识印象也非常深刻。
五、探究挖掘，相互联系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他的名篇《国富论》中，他论证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财富的根源；经济秩序是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安排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一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
一、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要求，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在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要求支配之下，人类形成经济和政治秩序。他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心理，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并且认为这种努力只在人类社会才存在，乃是人类的特质，并不见于其他动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的利己心。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①
，，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求改良。”①
在斯密看来，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虽然每个人的利己要求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彼此协调彼此促进的。这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岁月里自发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秩序。在他看来，利己心是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经济联系的纽带。人们由于天性中追求利益的倾向而进行生产和交换，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久而久之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并促成其它经济行为的生成。利己心是人类和谐经济秩序的原因所在，压抑利己心，势必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鼓励和倡导利己心，则会顺应自然，促进财富增长，社会繁荣。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L"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L"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③
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私人的利益。尽管人与人的利益有着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人类自发而生的交换倾向和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和谐的经济秩序，就使人的自利心理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促进个人财富增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进，并不会彼此冲突而致文明衰败。
由于他把这种利己心看成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他认为对于出自人的本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一切活动，都不宜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凡是符合这种利己心的就是自然的，反之就是违背自然的发展的。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失败。所以，他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这是自然的要求。
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 )、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著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解决这些难题，回答上述的一系列疑问，弄明白这些异态的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长时间去调查和思考。我们感到，研究上述中国工业区、城市区语言特异状态的最关键问题，是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语言发展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人民公社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 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毛泽东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文革”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汪洋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 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lkwy.8u8.com或lyc56.cn.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志书类：各省省志（人口、方言、机械、纺织、煤炭、冶金、化工、军工、电子、电工、铁路、建筑、城市建设等卷）；各城市市志；各工业区区志；各厂厂志，及有关专业志等。以上志书均1985—2002年间出版。
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区统计年鉴，各重要企业年鉴，单位年鉴及有关专业年鉴。
3．《当代中国》丛书类：《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铁道事业》、《基本建设》、《城市建设》等；《当代中国的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甘肃》等等。丛书撰写计划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统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写作班子，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5年后陆续出版，共达200余卷，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套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4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 曾壁钧等《新中国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7.《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8.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9.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0..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
11.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
12.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13.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东北师大主编《世界经济地理》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15.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崔功豪 ：《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工出版社，1992年版。
17.《中外城市研究》兰州大学城市研究中心，1991年版。
18.同济大学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
19.陈松岑1999《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靳洪刚1997《语言获得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徐大明等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祝畹瑾1992《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23.罗杰瑞1995《汉语概论》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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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杨晋毅等1997a《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
27.杨晋毅1997b《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
28.杨晋毅1999《试论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
29.杨晋毅2002a《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
30.杨晋毅2002b《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郎文出版公司。
32.胡明扬等 2002《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