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思想政治学科考试大纲
（试 行）一、命题依据
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福建省教育厅颁布的《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方案（试行）》和《201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思想政治学科考试大纲（试行）》，并结合我省普通高中教学实际情况进行命题。
二、命题原则
1．思想性：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宣传和贯彻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国家意志，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法治国和创新精神教育，体现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求，反映学科的德育功能。
2．基础性：反映基础教育的要求，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查，关注理解和运用相关知识思考、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试题难易适当，不出偏题和怪题。
3．科学性：试题设计必须与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思想政治学科考试大纲要求相一致，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和一定的区分度。试卷结构合理，试题内容科学、严谨，试题图文简洁、规范，试题答案准确、合理，阅读量、思考量和答题量适中。
4．人文性：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关注学生的发展，落实素质教育要求，在考试内容选择、试题形式设计和答题要求确定上，既体现学科特点，反映社会热点，又努力贴近学生的生活，尊重学生、理解学生。
5．导向性：面向全体学生，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体现高中新课程理念，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加强与实际生活的联系，适当探索开放性与探究性，充分发挥基础会考对普通高中教学的正确导向作用。
三、考试目标与要求
根据水平考试的要求和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目标和特点，思想政治学科基础会考以课程标准规定的核心知识测试和基本能力考核为主，重视知识获得的方法、过程，以及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考试目标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1．再认或再现所学的时事知识和《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等模块的基础知识；能使用学科术语回答问题，条理清楚，表述准确。
2．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等模块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重大时事，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3．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对相关社会现象和生活问题进行观察和认识、分析和说明、评价和探究，并作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和行为选择。
4．在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中体现出积极的情感、态度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考试内容
考试范围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四个必修模块及当年度时事。具体内容如下：
必修1：经济生活
1．1 了解商品及其基本属性；
1．2 理解货币的本质及其基本职能；
1．3了解纸币及其发行量；
1．4学会正确使用常用的信用工具；
1．5 了解外汇与汇率；
1．6 认同正确的金钱观；
2．1 理解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
2．2 理解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2．3 理解价格变动的影响；
3．1 理解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3．2 了解消费的主要类型和结构；
3．3 了解几种主要的消费心理；
3．4 认同正确的消费观；
4．1 理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4．2 理解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4．3 理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4．4 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性；
5．1 了解企业的含义、公司的含义及基本形式；
5．2 理解企业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
5．3 认同正确的择业、就业观；
5．4 学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6．1 比较几种主要的投资方式及其特点；
6．2 尝试制订投资方案；
7．1 理解我国的分配制度；
7．2 了解收入分配公平的含义和途径，理解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
8．1 了解财政的含义，理解财政的巨大作用；
8．2 了解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及其种类；
8．3 理解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8．4 了解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的基本含义；
8．5 了解税收的含义及基本特征；
8．6 了解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含义；
8．7 理解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增强纳税人意识；
9．1 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
9．2 理解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及优点；
9．3 分析用法律和道德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性；
9．4 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9．5 理解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目标及手段；
10．1 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认同科学发展观；
10．2 理解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1．1 了解经济全球化含义、表现及其影响；
11．2 了解世贸组织及其基本原则和作用；
11．3 分析我国应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必修2：政治生活
1．1 理解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1．2 理解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1．3 懂得公民应该履行的政治性义务；
1．4 学会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
2．1 比较不同的选举方式，树立依法行使选举权的正确态度；
2．2 理解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和意义；
2．3 了解基层民主自治的途径和方式；
2．4 懂得民主监督的方式，明确参与民主监督的意义，体会公民参与民主监督的责任；
3．1 分析我国政府的基本职能，感受我国政府的作用；
3．2 理解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
3．3学会通过正确的途径与方式进行求助或投诉；
4．1 理解政府依法行政的意义和要求；
4．2 理解政府如何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4．3 理解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意义和主要途径；
4．4 说明我国政府应如何树立；
5．1 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职权；
5．2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5．3 理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5．4 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6．1 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6．2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6．3 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6．4 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7．1 明确我国的新型民族关系，学会在生活中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7．2 理解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7．3 理解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然性、优越性；
7．4 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
8．1 了解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
8．2 懂得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作用；
8．3 了解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8．4 理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8．5 说明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必须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9．1 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9．2了解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9．3 分析当前国际竞争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9．4 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9．5 说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必修3：文化生活
1．1 了解文化的含义；
1．2 理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2．1 理解文化对人的影响及其特点；
2．2 理解优秀文化对塑造人生的作用；
2．3 理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受文化竞争力；
3．1 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作用、学会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3．2 了解文化传播的途径和促进文化交流的意义；
4．1 理解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
4．2 认识传统文化的作用；
4．3 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4．4理解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5．1 懂得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5．2 领会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
5．3 理解文化创新的途径和方向；
6．1 理解中华文化的特征和包容性；
7．1 懂得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7．2 认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必要性；
7．3 懂得怎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8．1 了解大众文化的含义；
8．2 观察和分析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自觉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
9．1 理解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9．2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要求；
10．1了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地位、基本任务和根本要求；
10．2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3理解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的关系。
必修4：生活与哲学
1．1 了解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
1．2 懂得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2．1 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
2．2 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
2．3 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特点；
3．1 说明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3．2 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4．1 懂得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
4．2 懂得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
4．3 说明事物运动是有规律的；
5．1 理解意识的基本内涵；
5．2 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5．3 理解意识的作用；
5．4 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
6．1 了解实践的含义，理解实践的特点；
6．2 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6．3 懂得真理是客观的、有条件的、具体的；
6．4 理解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上升性；
7．1 理解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
7．2 掌握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
7．3 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8．1 理解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8．2 理解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8．3 掌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9．1 理解矛盾及其两种基本属性；
9．2 学会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9．3 学会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认识方法分析事物；
10．1 理解辩证的否定观；
10．2 坚持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
10．3 明确创新的社会作用；
10．4 自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11．1 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11．2 了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11．3 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同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
12．1 理解价值观及其导向作用；
12．2 掌握正确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基本要求；
12．3 明确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与途径。
时事政治
1．当年度国内外重大时事。
2．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
纯时事知识考试的知识范围，2018年1月份考试为2017年1月至12月重大时事；2018年6月份考试为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重大时事。
五、考试形式
1．答卷方式：开卷笔试，考生只可携带教材和时事进入考场供答题时参考。
2．考试时间为90分钟，试卷满分为100分。
六、试卷结构
1．题型分值比例：
选择题约60%；非选择题约40%。
2．内容比例：
必修1《经济生活》约占25%；
必修2《政治生活》约占25%；
必修3《文化生活》约占15%；
必修4《生活与哲学》约占20%；
时事约占1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05-03
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是创新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问题。尽管其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学术的争鸣不仅没有削弱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随时展需求而创新和发展。但毕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代与当代全球化经济推动下的历史时代存在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所强调的发展性必然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应当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在此条件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拓展和延伸。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研究对象的论述
顺应时展需求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对象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范围，影响到理论成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要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经典作家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阐释其研究对象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最经典的论述就是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对于这段话中“生产方式”的含义，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有见地的是卫兴华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一文中的观点，他首先肯定了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生产方式”的含义不是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它是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概括起来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生产的技术方式一般属于生产力范畴，不具有阶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性质，而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2]，由此我们可知，序言中所指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序言中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那么就应该是指社会方式，即在什么社会关系下进行生产。卫老先生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总和）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或决定条件，所以，《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2]
二、当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对当今问题解释乏力。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再加上长期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地位、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虽然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也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致使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弱化，散见于有关章节，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明显乏力，这意味着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需要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
2.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对象的限制，传统政治经济学比较侧重于对体力劳动分析而较少对脑力劳动分析、劳动对象偏重于对资源和土地而较少对社会资源的分析、劳动工具侧重于对实物形态的机器而较少对非实物形态的知识、技术、信息与管理的分析。然而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信息与管理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力日渐突出，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苍白。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侧重于所有制的统一性而较少对其分离性的研究、侧重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对立关系而较少研究他们之间协调沟通的问题、侧重于研究资本家的绝对控制与雇佣劳动者的附庸地位而较少研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产权理论占主导地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激励机制等广泛存在并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劳资关系呈现二战前所没有的相对融洽关系，这一切都显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不紧随时展，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学，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3.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正如上面所谈到的，这些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处于弱势，其解释和指导作用甚微。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理论，而且也带来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它们都不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现有根本经济制度下集中研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发展，其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的具体解释和指导功能较之政治经济学更为有力，其在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并构成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强大威胁。要想改变这种窘况，传统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和吸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合理成分中进行创新，而这必然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上入手。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拓展：资源配置
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继工业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又迈向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地位，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指任何生产过程必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如何合理配置以实现效率优化的问题，不论社会形式如何，由于资源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必然要根据资源的用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一切社会组织生产所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源配置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的经典著作中都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论述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照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5]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6]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无关地位。
新时期将资源配置问题明确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其开放性、革命性品质的要求。揭示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但这一根本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本质分析的同时，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并认真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研究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要想完成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任务，只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那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这是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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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5.
Resource Allocation：Political Economics Research Object Theory
HAN Chun，CHEN Yuan-f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Maoming525000，China）
关键词：法治；法治文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45-04
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的重大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决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法治文化”这一概念，但是讲到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论述中的“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均属于法治文化的范畴，这一论述表明，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全面的文化，没有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法治文化最早形成于近代西方，是法律文化发展的近现代阶段。但对于法治文化的含义可谓是见仁见智。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无形的是隐型文化。［1］参照该文化结构理论，法治文化亦可分为显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包含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等）和隐型结构上的法治文化（包含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两大结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法治文化从内容上或结构上都应当是显型层面上的法治文化与隐型层面上的法治文化的协调统一。这是从逻辑结构上定义法治文化。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则从人的生活方式角度来定义法治文化，他认为，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包括人们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意识至少包括崇尚法律的意识、遵守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的意识、维护法律的意识等四个方面。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法律至上、在民、保障人权、权力制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观念为基本构成要素，以依法办事为行为方式的文化。
为什么我们要构建“法治文化”呢？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是法治之源，文化决定法治，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状态。法治文化的熏陶将使公民逐渐养成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法治人格。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 对国家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它不仅为法治国家建设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而且为法治国家提供精神支撑，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法治文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对我国公民的法律观念的转变和更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从现实来看，我国的法治文化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第一，“官本位”、“权大于法”的人治思想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第二，人们对法律缺乏认同，远离法、轻视法、不信任法、甚至厌法畏法的现象依然存在；第三，在民、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等法律理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以权利、自由、平等人群等为内容的法律核心价值观尚未形成，人们的尚法意识、守法意识、用法意识、护法意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四，法治国家要求的国家机关依法办事尚未常态化，依法行为尚未成为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第五，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浓厚，对多数人而言，法治尚未成为价值追求。法治文化中存在的上述现象，严重制约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中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人治”文化，使人们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 “君主至上，权大于法”的思想，这种思想至今仍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在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下，人们重德轻法，严重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受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传统厌讼、惧诉的观念使人们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影响公民正确的法律观念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总之，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礼法思想孕育的是人治文化，与现代的法治文化格格不入。
第二，经济因素的制约。 法治文化形成的客观基础是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法治文化缺乏生长的土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是一种以义务为本位的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阻碍法治文化的形成。我国目前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法治文化的经济基础仍比较薄弱。
第三，政治因素的制约。法治文化的政治基础是民主政治。我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专制政治，毫无民主可言；我国没有经过提倡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实行过资本主义的民主；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在“”时期，民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我国有史以来就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尽管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民主还不成熟、不完善，民主水平不高，法治文化的政治土壤仍较贫瘠。
第四，不良的法治环境的影响。法治环境直接影响法治文化。近年来，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我国的法治环境逐年向好，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问题，如有法不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问题时有发生；违法不究的现象屡见不鲜； 司法腐败仍败坏着法律。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这种不良的法治环境势必影响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 影响公民的 法律情感，进而影响公民的法律评价和法律信仰。没有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和尊重，没有人们对法律的内心认同和积极参与，也就不可能建构法治文化。
三、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路径选择
1.加强法治的宣传教育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皆强调，为了使全体公民遵守法律，国家必须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加强对国民守法观念的培养。法治的宣传教育是培育法治文化的重要途径、有效途径。我国从1986年开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步骤地对全体国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法活动，目前已完成“五五普法”，进入“六五普法”阶段。整体而言，普法活动可以说是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要提高法治教育的效果，促进法治文化的形成，需要对法治宣传教育进行创新。
首先，强化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内含反映人类文明的先进理念，这些理念要为广大市民所认同、掌握，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传播和灌输。［2］以往的法治教育活动一直把重点放在对现行法律条文的知晓和遵守上，没有重视法治观念的培育，造成许多人只单纯掌握了零碎的法律知识，而没有真正了解法律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文化。法治教育应该不只是法律知识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法治观念的启蒙。因此，法治教育的重点必须放在对公民法治文化的教育上，放在公民法治理念的培养上，让法治观念深植社会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公务人员的心中。
其次，优化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以往的法治教育活动在内容上重义务、轻权利，导致权利、义务的错位。使人们认为法律不过是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自己不过是义务主体而已。其结果是人们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消极守法，法治教育也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优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变“义务”教育为权利教育，把权利教育作为法治教育的重心，让人们了解自己有什么权利，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维护权利。这就会调动人们学法、用法的积极性，有助于法治文化的形成。
再次，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立新必须破旧，没有对旧文化的批判，就没有新文化的确立。因此，进行法治教育必须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即“人治文化”，通过批判，使“人治文化”成为一种“恶”，人们就会弃恶从善，自觉抵制落后文化，自觉接受法治文化。
最后，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的载体。要以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为载体，发挥文化的宣传、教化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使法治文化成为民众的自觉追求。文化产品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要根据法制宣传教育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不同的载体和形式。如通过电视、广播开办法律服务热线，通过报纸、杂志开设法制专栏，利用互联网建设法制网站，通过讲师团开展法律宣讲，通过法律进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还可以通影视等文艺作品进行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各种法治宣教活动营造法治氛围，使人们在法治氛围中接受法治文化的熏陶。
2.构建法治文化的基础
法治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断于法”的景象，但终因缺乏基础而最终昙花一现。因此必须构建法治文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法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法治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提倡权利神圣，注重个体权利，有利于形成的平等、自由、自治、独立等观念和行为习惯；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个人权利，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有利于形成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行为需要法律来保护，市场秩序需要法律来维持，市场关系需要法律来调整，市场纠纷需要法律来化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以，只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为法治文化奠定基石。因此，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基础。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主导地位，对法治文化具有制约作用。法治文化的政治基础是高度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实行在民、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有利于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的生成；民主政治限制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人们形成自由、权利、平等、人权等观念，而这些观念是法治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专制政治决不允许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生成和存在。在没有民主和的时代，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民主政治长期实践的产物。因此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扩大民主范围，提高民主水平，建设民主政治。
社会基础。法治文化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3］(P6)市民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市民社会是相对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是一种经济交往体系；它拥有法律保障体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以各种自愿自治组织为中坚；它以个人自由、平等、权利、契约为根本原则和价值。”［4］市民社会的特征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因此必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和社团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市民社会。
3.创设法治文化发展的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可以塑造人，也可以培育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发展需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氛围。首先，执政者要率先守法。共产党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也应当是示范者、引领者。执政党的行为对全体国民会产生示范效应。因此，执政党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率先垂范，带头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其次，政府应依法行政。政府是否守法同样对全体国民会产生示范效应。政府如不能依法行政，而是以权压法、以政代法，就会使人们怀疑法律权威和效力，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蔑视，阻碍人们对法治文化认同。因此，政府应当是法治政府，政府的官员要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 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第三，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如司法失去了公正，伤害的不只是法律本身的尊严，而且将直接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信仰。”［5］所以，只有公正司法，才会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人们才会信法、尊法，才会自觉地守法、用法、护法，法治才能深入人心，融入内心，生成法治文化。
总之，法治文化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一定会实现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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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for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al Country
ZHANG Feng-hu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Law,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Puyang，457000,Henan，China)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立足实际；机制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当前遇到了3个方面的挑战。（1）许多社会消极因素抵消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使之难以发挥作用。如收入分配不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少数领导干部的行为等等，常常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使政工干部苦口婆心的教育化为乌有。（2）思想政治工作缺少物质载体，造成企业思想工作与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脱节。（3）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间接性、潜在性、积累性等特点，不象物质奖励那样直接、现实、功效快，使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产生错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好比一把伞，“天晴无用场，下雨顶一场”，用处不大。面对企业经营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种种困扰，我们要积极探索新思路，研究新办法，围绕企业改制和生产经营，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1. 加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含量
（1）要提高思想政治含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性。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干部职工的头脑，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考涉及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指导实施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企业的精益管理，促进人与企业的全面发展，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实践。（2）要运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要加强对职工群众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的研究，运用思想调查、思想分析等手段，精确地把握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的规律性，尤其是面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充分掌握职工群众的思想情况，增强开展思想工作的预见性。（3）要运用科学人性化的疏导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运用上，要层层分析，采取因势利导的方法来引导职工群众走出思想误区，通过循循善诱，趋利避害，不仅使职工群众“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达到正面引导、提高觉悟的目的。
2. 加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含量
（1）逐步转变单一传统说教的方式，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良性互动。经常性地开展职工座谈、班组讨论、交流谈心等活动，增强干部与职工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减少工作中的误会和矛盾，加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达到通思想、受教育、增感情、振精神的目的。（2）加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技术含量，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水厂局域网、供水报、宣传栏的宣传作用，结合近阶段党建工作制作成各类宣传展板，形象生动地将党建工作的重点内容和要求展示在职工群众面前，提高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和感染力。
3. 加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含量
进一步增强党建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使党建管理和企业管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更加科学化。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通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党员，带动企业和职工成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员工，注重以人为本，满足员工个人发展的需要，协调引导个人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从而提升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确保水厂能够科学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4.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政工干部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先导和保证作用，才能从无地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以有为争有位”的观念，实心实意为企业发展服务，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企业信任和员工的拥护，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建立在有效的服务之中。衡量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主要应当看思想政治工作是否紧贴员工思想实际，是否真正解决了存在的思想问题。强化企业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廉洁自律的模范带头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说服力往往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高尚人格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员工群众正是以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为依据来判断谁是党的路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谁是群众利益的根本代表，从而真心实意地相信谁。一个富有强烈事业心、进取心、责任心，怀抱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具公道正派、廉洁奉公、自省自律作风的领导层，必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必然能够团结奋斗、风雨同舟、开拓前进。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干部，对待功名利禄，多一点“无我”；对待事业工作，多一点“忘我”；对待自己的缺点毛病，多一些“非我”。为此，就要善于学习，乐于奉献，视企业为家，视员工为亲，时刻倾听呼声、关心疾苦、排忧解难，要严于律己，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最大限度地减少在职消费，避免经营“败德”，真正做到无私无畏、无欲则刚。而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5. 发扬主动服务精神
（1）要加强员工的理论教育。在政治理论教育上，要系统地进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进行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岗敬业意识，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2）与行政干部一道，围绕和结合生产经营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3）紧紧抓住企业经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脉搏和情绪，与关心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办了实事，再讲道理，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积极转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改制工作的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载体和狭小阵地已捉襟见肘，难当重任，迫切需要开拓新视野、拓展新阵地、寻找新载体。为此，必须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1）广泛深入的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作为新载体，寓教于体（育），寓教于文（艺），寓教于乐，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2）把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努力实现两者的结合。（3）大力推广和运用现代化宣传工具。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转变，必然会推动政工干部自身素质的提高。政工干部为了适应载体的转变，应加强学习，努力培养和造就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懂经济，既会管理，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7. 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并重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物质需要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通过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中体会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因此，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激励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从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的肯定与分析，来寻求适合当代社会的政治形式。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批判与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著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所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开始更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同时，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观点与立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类解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上层建筑；文化领导权
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绝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分析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作简要说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靠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推动的，而这两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原理与方法的继承。与此同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力求同许多其它国内外理论资源进行对话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改造。第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法表示认可，但另一方面又不认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从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正面分析，来寻求适合当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形式。第三，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发展轨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初肯定工人阶级主体的能动性，导致了文化主义范式的出现。后来，一些研究者开始肯定结构的重要作用，并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分析社会和文化问题，形成了结构主义范式。随后，他们发现葛兰西霸权理论同时承认主体的能动性和结构的制约作用，弥补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缺陷，因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借助葛兰西霸权理论实现了对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的超越。第四，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明确的发展主线，即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研究。尽管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理论背景的变化及英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工人阶级文化转变到后来的亚文化最终又转到多元文化上来，但从本质上说，这三种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而不论从研究者本身的政治经历和立场来说，还是从研究者对大众文化与政治关系进行阐述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贯穿于整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文化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英国文化研究正是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批判与继承，推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对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间关系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文化研究，而且对于深入理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甚至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人类解放的价值观和唯物主义文化观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1人类解放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从而使其文化观具有了政治意蕴，也赋予了文化观以人类解放的维度。这种观点与思路为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者所继承。
1.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的人类解放维度
马克思说过，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1］在他看来，文化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并为外物所控制，成为了异化的人。［2］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文化的解放才会真正实现。因此，尽管马克思非常重视文化问题，但他认识到，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法发展的。因此，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文化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这种批判视角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为后来的理论家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1.2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人类解放维度
沿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思路，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重点分析和研究，并由此体现了其政治立场。
1.2.1从定义上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类解放。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文化内和文化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可以得以建立的领域之一”。［3］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从属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场所，社会主义可以借助大众文化确立起来。由此可见，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大众文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确立，为了人类的解放。
1.2.2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来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内在蕴含着人类解放的价值观。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有所变化，但其蕴含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在其形成初期，研究者研究的是工人阶级文化，其主要目的是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状况，从而发挥潜能抵抗霸权。在发展阶段，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对亚文化的研究，分析并肯定了亚文化的激进性，并希望大众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潜能，从而抵抗统治性霸权。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研究者对以种族和性别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各种统治和压迫形式进行文化批判，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总的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2唯物主义文化观
如前所述，虽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但其初衷是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并基本都声称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这种研究在文化领域的集大成者即是雷蒙德•威廉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对文学和艺术作社会和政治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各类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与历史进程相适应，这就是我所要阐明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4］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根本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从理论内容上来说，文化唯物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2.1“文化”的含义
“文化”的含义问题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身非常复杂。鉴于本文的主题，笔者在此主要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2.1.1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研究旨趣的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论述文化问题的专著，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文化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贯穿于他们的研究始终，并且他们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观点与立场。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说，“文化”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尽管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意义，但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都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且受物质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文化具有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但另一方面，文化发展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不少经典表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表述自不用说。即便直到晚年，恩格斯也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他明确指出，一方面，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相互作用，而且它们还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在以经济为基础的前提之下，所有的这些学科要素都在相互作用着。［5］推而广之，社会各因素之间都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文化和政治等其它因素一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在最终意义上又要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同人类解放的价值观一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同样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启示，当然对作为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的威廉斯也不会例外。
2.1.2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毫无疑问，威廉斯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在不同论著中对文化有过不同的界定，但有一个基本立足点，那就是“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6］在《文化与社会》中，他通过梳理英国文化观念史，指出文化的四方面含义，其中最后一方面就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7］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提出了“文化”的三重定义，即“理想的”、“文献式的”和“社会的”定义。所谓“社会的”定义是指，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也表现机制与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8］类似这样的一些描述与上述恩格斯对于文化与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基于“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立场，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反思。他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合理性，也承认这一模式对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9］只是在他看来，现在人们对这一模式的理解是机械化的，也是为马克思所反对的，它缺乏对物质生产与政治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10］基于此，威廉斯给出了自己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
2.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
威廉斯认真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上层建筑”最初的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实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第二层含义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式，第三层含义是指人们在全部活动中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突进行克服的过程。［11］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这三层含义变得日益狭隘，主要用来指涉制度机构、各种意识形式、政治和文化实践等范畴。这样做的结果是，“基础”的含义也日益狭隘化，转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个词句：第一，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第二，对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第三，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12］而这些“基础”概念以及由此而来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曾经列举了希腊艺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的例子来证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13］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张从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决定”、“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威廉斯指出：所谓的“决定”，是指由各种界限和压力构成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过程；经济基础以及文化实践具有动态与辨证性；上层建筑不是独立的观念体系，而是现实的总体社会过程的重要元素；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应作为一个整体被考察。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威廉斯看到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概念正好表明了文化的生产性和能动性，因此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和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借鉴，威廉斯提出了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
2.3文化领导权
关于文化和思想领域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即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试图将自己的文化思想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而将自己的文化合法化。［14］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马克思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展开。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说延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2.3.1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实现霸权，主要不是以暴力等为手段，而主要是通过文学艺术和传媒等文化形态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元素渗透到人民大众当中，并尽可能使社会和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同这些元素。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这是现今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因此，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就必须争夺文化霸权，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地，最终获得解放。
2.3.2威廉斯的“霸权”及“三种文化形式”概念。受葛兰西影响，威廉斯给出了自己对霸权概念的理解。霸权总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不是简单的压迫和强制，其内部结构总是处于不断的更新、再造和调整的过程，不断地与对立的社会集团及其价值观念进行谈判、调停，尽可能地将对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体系之中，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因此，霸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在生活中对特定阶级的统治和服从的文化。［15］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统治性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统治性文化是居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性文化的主体掌握着文化霸权。但统治性文化有可能逐渐丧失霸权地位而成为残余文化。残余文化是在过去形成但至今依然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统治性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吸取残余文化中对其有益的成分，去除其不利成分。但残余文化中也有些东西与统治性文化是对立的，它们有时候会对统治性文化构成巨大挑战，甚至消解文化霸权。新兴文化是新实践、新意义和新经验。与对残余文化采取的手段一样，当新兴文化出现，统治性文化就试图吸收其有益成分。由于新兴文化主要是与新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统治性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往往存在激烈对抗。在这种激烈对抗之后，新兴文化也有可能逐渐转变成为统治性文化，继而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16］这样，三种文化形式之间的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不断循环往复，并始终存在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了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的能动性与复杂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总体来看，英国文化研究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价值观的继承，并主要从文化的含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解读以及文化领导权这三个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3英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不仅深化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同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文化与社会
如前所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也是其总体性思想与方法的体现。这种论证对于我们理解某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8］这些言论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但在所有这些要素当中，经济居于首要的和根本的地位。因此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应考虑现实的社会历史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文化建设，同时也要以文化建设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观点正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时所强调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3.2普通人的文化
英国文化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研究文化问题，致力于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研究，将文化引向日常生活。著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认为，人类活动逃脱不了某些客观规律和某些决定性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代表人就不能对历史产生推动作用。他通过球赛的比喻，说明历史上的男男女女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主人。［19］这种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关注，正是我们现今中国政治和文化建设中正在采取的方针政策。我国一向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主张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时代主题之一。一些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实际，关注当下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创作出了很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中国梦365个故事》等纪录片，就是建立在对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进行记录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源于普通人的生活，更能激励普通人，同时又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立场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也因此，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社会文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作者：李凤丹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32.
［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98-100.
［3］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A］.陆扬，选编.大众文化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1.51-57.
［7］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