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工 征地 工业化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转贴于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3)乡村工业化型。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发展自身的工业企业，增强经济势力，带动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实现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市民的全面转型，从就业结构、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因此，乡镇工业化型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路径。相对农民工外流之路，乡村工业化之路对城市的依赖较小，而且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和转型，离土不离乡，在亲缘、地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成本相对要小得多，农民自身也不存在被城市边缘化的问题，相对征地吸入型，乡村工业化之路则要经历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也相对缓慢，因而整个城市化的转型较为平稳。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乡村工业化之路也相对而言较低，征地吸入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城市较集中、较高水平的辐射，而乡村工业化型则要经历更多的探索过程。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路径依赖；演化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也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①。但与此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城市化或商业化现象加剧、乡村景观特征减弱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1]。乡村旅游社区复杂的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2]、社区增权[3]、社区治理[4]和社区居民感知[5]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景观空间的演化是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相关研究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向良性方面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文献研究
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概念内涵
景观是地球表面的动态系统，是包括地球表面的沉积物、岩石、土壤、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形态等复杂体，而且还包括空间结构内在的能量物质变换过程[6]。景观通常可以依据人类对其影响程度大小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完全未受到或受人类影响较小的景观，称之为自然景观；第二类是指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称之为人源景观。对这两类景观进一步划分，自然景观又可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人源景观可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是指那些虽然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之后还是能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7]。乡村旅游社区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乡村社区范围内开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其本身是一种文化景观。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方面，它是由地域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产生和发展而成的[8]。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分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9]，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10]。
综上，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如表1所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部分，其中，聚落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各种房屋集合所形成的景观，包括民居、厂房、社区公共建筑等；民居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房屋景观，包括居民住宅内景、外观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等内容；土地利用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所形成的景观，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旅游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内容。
1.2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现有解释
（1）符号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景观形成及演化机制。陈岗等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及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就形成了旅游景观[11]。根据符号学理论，当旅游者对乡村社区景观产生“凝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乡村社区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吸引旅游者的时候，景观符号就从自在的景观符号转换成为乡村旅游景观符号，形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自在的乡村景观的“改造”过程，实质是通过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外来开发商等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意义博弈”最终形成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过程。在“意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旅游者的外来文化背景，使得乡村旅游社区遭受现代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因此，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所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就是乡村旅游城市化的本质含义。
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演化的解释是将社区旅游景观形成的过程视为意义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一定会导致商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会使乡村旅游社区景观走向消亡，也即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演化是单维的（最终走向消亡）。这种单维演化理论是针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长期演化而言的，忽视了乡村旅游社区在某一阶段通过创新而走向复兴的可能，因此，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性。
（2）传统经济学及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城市化解释。池静等应用经济学“公地悲剧”等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性被削弱、城市化和商业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进行解释[12]。乡村旅游资源公共产权的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无度挤压，公共管理的无效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短缺损耗了社区核心资源，损害了社区旅游品牌形象。钟伟运用城市化理论构筑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化问题”这一概念，探讨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两种不同情况对乡村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危害并从宏观背景、客观因素和主观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13]。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客源是渴望体验乡村文化景观的城里人，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城里人虽然渴望体验“乡村性”浓郁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在游客消费习惯的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经营者向往城市化生活的双重推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14]。可见，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但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未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2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等因素和经济地理相融合，借鉴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及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概念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景观演化给予了有力的解释[15]。相对于传统景观空间演化理论的解释，演化经济地理更加注重对区域经济景观演化的历史和过程分析，其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16]。因此，本文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视野下，借助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的演化（图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化共同决定，这个演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它们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每一时点将会形成一个演化面，最终形成景观空间演化。在该分析框架中，遗传机制、变异机制是景观空间演化的内部因素，选择机制、关键事件和起点状态是外部因素。
（1）遗传机制。正如生物体具有遗传基因一样，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三个层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遗传因素的影响，这种遗传基因实际上是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乡村旅游社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继承、相对固化的聚落分布等。
（2）变异机制。在自然界中，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称为变异。生物体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体产生新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变异对生物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理，就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而言，也存在变异，如在旅游等产业的冲击下民居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改变、社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等。
（3）选择机制。自然界选择的基本准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解释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是决定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4）关键事件。演化经济地理还认为，外部环境的突变对区域的演化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偶然因素的触发机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还受社区外部环境突发性因素影响，如交通条件改善、重大政策或社会因素影响等。
（5）起点状态。不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起点不同，对其演化的方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3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体现了随着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在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迁，其本身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演化特征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路径依赖过程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每一阶段都是随着产业变迁的变迁而发生演化且每一阶段都形成各自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1）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村田园风光……，这些社区景观在外来旅游者“凝视”之前都只是乡村社区景观而已，旅游者的“凝视”使之从乡村社区景观转化为旅游景观。因此，在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的演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向旅游景观空间的演化做准备或者创造机遇，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机遇成熟，乡村社区景观空间将开始向旅游景观空间转换。
（2）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社区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乡村社区就逐渐完成了由社区景观空间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的转化。在遗传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景观仍主要保持着原有的乡村景观特色，但同时，旅游者的进入使得乡村旅游社区产业发生演化，社区逐渐出现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此推动原有景观空间发生变异，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现代化配套设施增多等方面。在此阶段，乡村旅游社区旅游产品处于开发成长阶段，供小于求，选择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在遗传和变异机制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逐渐形成。
（3）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接待游客量快速上升，景观空间变异加快，吸引外来旅游投资商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商业用地增加，乡村集体用地减少。同时，社区民居内外景观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外来旅游投资商在乡村旅游社区投资建设的旅游商业服务设施，将使得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现象更加明显。此阶段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农家乐经营户之间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规模较大、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强的经营户接待游客较多，规模不断扩大，侵占庭院景观，同时农家乐经营户和外来投资商也开始了市场竞争。
（4）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锁定或创新阶段。在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停滞或衰落，由此社区景观空间将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固化，旅游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外来旅游投资商经营不景气并逐渐闭门歇业，农户接待游客量显著减少，乡村社区景观破败，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逐步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通过创新（变异）寻求新的演化路径，就有可能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创新。在促进空间创新环境的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会走向创新和变异，从而进入新一轮演化。
4 案例研究：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4.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衰落，由此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前卫村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后，前卫村乡村旅游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全村有108家农户开办农家乐。除此之外，前卫村还引进外来资本建立了“木化石馆”等景点。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前卫村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全年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为了掌握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和事实，研究者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资料搜集等方法。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
4.2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分析
自1970年建村，到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再到2011年开始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崇明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大致经历了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景观空间形成阶段（1999～2004），景观空间发展阶段（2005～2010）和景观空间锁定阶段（20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各个层面演化过程及主要特征如表2所示。
4.3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如表3所示，在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前卫村围垦后形成的景观空间起点状态体现了农业产业特征，1978年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前卫村产业发生巨变，1981年开始和上海市长征联营厂合作开办工业，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其发展轨迹，传统农业产业发生变异，走上了村办工业的发展道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景观空间产生变异。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前卫村村办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长征联营厂和上海市牙膏厂合作失败这一关键性历史事件终止了原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遗传机制作用下，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所积累的良好的接待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知名度为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打下基础。1999年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并迅速走红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这一关键性事件更强化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10年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和上海世博会召开这一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逐渐崛起，竞争日趋激烈，选择机制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前卫村农家乐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中风病倒使得其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陷入停滞和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5 结论及展望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旅游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和旅游景观空间停滞或衰落（复兴）阶段，每一阶段演化特征和机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景观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聚落景观上，随着景观空间的演化，旅游设施和商业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在民居景观上，开办农家乐农户住宅内外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商业化氛围浓厚；在用地景观上，农业用地面积不断缩减，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道路广场用地大量增加，最终推动景观空间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缺乏定量分析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制以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研究成果支撑；二是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仅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三是案例研究仅以前卫村为例进行验证，缺乏更多乡村旅游社区案例的支撑。以上这些不足有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邹统钎. 乡村旅游发展的围城效应与对策[J]. 旅游学刊，2006，21（3）：8-9.
[2] 保继刚，孙九霞.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 地理学报，2006，61（4）：410-413.
[3] 郭文.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 旅游学刊，2010，25（3）：76-83.
[4] 王林. 乡村旅游社区文化遗产的精英治理―以广西龙脊梯田平安寨村委会选举为例[J]. 旅游学刊，2009，24（5）：67-71.
[5] 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26（11）：65-70.
[6] Thomas M F. Landscape sensitivity in time and space―an introduction[J]. Catena， 2001， 42（2）： 83-98.
[7] 汤茂林. 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00，19（1）：70-79.
[8] 王云才，石忆邵，等.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1）：19.
[9] 房艳刚，刘继生.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J]. 地理研究，2009，28（4）：968-977.
[10] 金其铭. 试论文化景观[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10）：84-88.
[11] 陈岗，黄震方. 旅游景观形成与演变机制的符号学解释―兼议符号学视角下的旅游城市化与旅游商业化现象[J]. 人文地理，2010（5）：124-127.
[12] 池静，崔凤军. 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研究―以杭州梅家坞、龙坞茶村、山沟沟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2006，21（7）：17-23.
[13] 钟伟. 乡村旅游地城市化问题及防范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57-69.
[14] 邹统钎. 乡村旅游发展的围城效应与对策[J]. 旅游学刊，2006，21（3）：8-9.
[15] 胡志丁，葛岳静，等. 经济地理研究的第三种方法：演化经济地理[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5）：89-94.
[16] 颜银根，安虎森. 演化经济地理：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J]. 地理科学进展，2013，32（5）： 788-796.
[17] Martin R.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Rethinking Regional Path Dependence： Beyond Lockin to Evolu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86（1）： 1-27.
[18] Mulan Ma， Robert Hassink.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rea Develop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1： 89-109.
Evolve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in Qianwei Village， Shanghai
GONG Wei1， ZHAO Zhong-hua2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Dept. of Event Managemen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新常态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此，从分析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入手，探讨两大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提出推动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新常态下，旅游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国发〔2014〕31号文件《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挖掘文化内涵，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点，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2017年1月12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积极实施“三步走”战略奋力迈向我国旅游发展新目标——2017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上明确说明，“515战略”实施以来，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积极推广‘旅游+’等模式，推进旅游业与农业、林业等深度融合”。乡村旅游仅依靠产业规模的扩建、配套设施的完善等方式进行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明显呈现出原创力不足，其衍生产品的价值不高、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机理、路径、模式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理论与对策。以“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为词频在CNKI中文知网文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找到20条相关结果，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有6篇，关于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有4篇，关于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的有7篇，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和产业链发展的有3篇。其中，李霞对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进行了策略研究；张曼婕研究分析了贵州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发展状况；张硕等提出了北京乡村旅游与创意产业互动发展的途径；李霞提出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各节点上的融合建议；赵华等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当前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对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没有统一界定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后所产生的新业态的名称和概念，难以准确把握这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规模和效果。第二，集中于初步描述和探索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现象，倾向于对这两大产业融合的宏观策略进行探讨，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型研究较少。第三，没有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模式，还需进一步做理论和实证的重点探索。因此，研究经济新常态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互联网+”“旅游+”时代下，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逐渐由原本依靠要素或投资驱动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乡村旅游需要全域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为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衍生出新的旅游业态创造了天然的基础。为适应当前大众旅游消费升级的特征，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应依托乡村生态，融入文化灵魂，突出农耕生产，体验乡村生活，打造乡村旅游的升级版。要立足地区实际，挖掘特有资源，注重人文关怀，实现乡村旅游的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人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便是一条有力的发展路径，文化创意产业可将原有的乡村文化进行再挖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主题产品，最大程度地发掘出农业的多元化功能。另外，文化创意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将乡村文化资源、场景创意等进行商品化、市场化开发，利用乡村旅游产业手段实现文化资源的商业增值，开辟一种乡村文化资源产业型发展的新模式，使文化创意产业在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中实现效益最大化，改变文化创意产业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扩展其附加价值，完善和延长其产业链。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最终将带来乡村旅游的巨大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最佳手段
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指出“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4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旅游局等七部门共同启动乡村旅游富民工程。2016年8月，国家旅游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下发《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旅发〔2016〕121号）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通过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使全国1万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年旅游经营收入达到100万元，贫困人口年人均旅游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新常态下，乡村旅游目前普遍的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模式，在食品卫生、服务水平、安全甚至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发展乡村旅游来实现精准扶贫，就是要把各种旅游资源整合起来，重塑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延长乡村经济产业链。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解决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城市化、产品单一雷同、环境污染、缺乏科学规划等问题，将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紧密结合，打造出能够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特色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精品，加快文化创意型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优化乡村旅游产品的结构，加快休闲农场、房车营地、乡村民宿、艺术村落、乡村庄园、乡村博物馆和市民农园等乡村旅游新业态类型的发展，扩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和产业面。再通过吃、住、行、游、购和娱等旅游基本要素的本地供给，为当地村民提供更多参与开发建设、旅游服务、经营管理、发展决策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的机会，实现当地村民收益的最大化，扩大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造血”功能。
三、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瓶颈
乡村旅游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创意素材，提供更具特色的创意环境，提供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实现乡村文化多渠道、多层面的表达，倍增产业效益，实现产业集聚和区域优势。但是，当前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的瓶颈。
（一）缺乏整体规划，联动发展不足
文化创意是一种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将乡村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加以创新，以不同的文化创意物质表现体现乡村文化内涵，使乡村旅游开发，联系创意生活，让原有的村落以现代形式彰显。只有依托乡村文化底蕴而发展，才是文化创意的重要展现，才能带动相关区域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大多数村落的发展模式都较为单一，造成村庄的生活模式只适合于当地村民，真正融入乡村的艺术家和扎根乡村的文化创意产品较少，真正受益的村民不多，区域联动发展不足。要想让艺术家与原住民共生共融，文化创意产品独具特色，还需要村落的整体规划，甚至区域的整体规划，在尊重原生态、原风貌的基础上，促进艺术家与原住民的共生共融，让村民更多受益，让艺术家更接地气。
（二）产业链不完整，发展后劲不足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需要进行农业生产创意、乡村生活创意、乡村景观创意、乡村功能创意、农产品科技创意和乡村旅游品牌创意，助推乡村旅游方式从“旅游”到“生活”的转变。然而，当前我国引入文化创意开发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大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复合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力度不够，产业链过短，没有形成多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产品。只有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空间，全面打造集文化艺术展览中心、农事生产销售、主题酒店、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园，重点发展一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和国家农业公园，构建统一的乡村创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互融与共荣，用文化创意发掘乡村文化、表现乡村文化、营销乡村文化。
四、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路径
用文化创意推进乡村旅游产品研发和产业融合，可形成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如何将原有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民族习俗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融观赏、考察、度假、学习、参与、娱乐和购物于一体，提升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市场化运作能力，是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应走一条基于资源特色的差异化融合发展路径，不同资源类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其产业融合发展具体路径与发展重点均应有所不同。不同地区都应找准自己最独特的资源优势，培育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新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格局。如农业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发展创意农业旅游，一方面提高创意农业的科技含量，集约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作物产品，完善创意农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开发体验型创意农业旅游产品，让游客回归自然，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并充分发挥出创意农业旅游的科普和环保教育功能；历史建筑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关注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彰显自身特色，在规划中坚持对自然肌理和历史文脉保护的基础之上，进行历史文化教育旅游、生态旅游的开发；节庆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应重点发展特色文博和主题文化旅游节，大力开发农业的绿色、环保、休闲、体验和示范功能，开展各类乡村体验特色活动。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要通过文化元素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从文化创意、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渠道建设和个性化等多方面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优美产业，推动生态建设、创意农业、观光体验同步发展。
1.分圈层差异化发展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应按照城市、近郊、远郊3个圈层来差异化发展。城市圈层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氛围为主，在适宜区域发展景观创意农业。近郊圈层以休闲农场、乡村庄园、市民农园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重点，发展社会生活功能型创意农业；远郊圈层以设施农业、精细农业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农产品，兼顾创意生活功能。近郊和远郊在发展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时，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有所不同，如近郊首先要解决交通和停车问题，而远郊则更关注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差异。但不管哪个圈层，都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突出体验性、娱乐性，做到精致化、生态化。
2.分区域功能化发展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时必须进行区域功能划分，哪些是当地原住民的保留区域，如核心生活区域，游客不得前往，也没有前往的兴趣；哪些是游客的专有区域，主要进行乡村文化体验、娱乐；哪些是原住民和游客的共有区域（分享区域），既能为游客提供各项旅游服务体验，又能为原住民所用，甚至参与文化创意旅游的开发。只有增强原住民的认同感，原住民的参与也才会有持久的动力，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才可能有持续的力量。
3.规划先行，过程管理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要先进行整体规划，将一切可能出现的原住民与游客之间的文化和利益冲突问题事先解决，尤其是大量游客到来之后不能给原住民带来生产和生活上的不便，在乡村文化创意旅游实施过程中还要做到管理上的平衡，使游客和原住民的幸福感都得到保障。然后，将原有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民族习俗等资源进行再挖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主题产品，将创意设计、广告营销、零售流通、管理培训等前瞻性地融入乡村旅游价值链产生的每一个环节。
4.注重新媒体营销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注重渠道建设，包括官方渠道、民间交流渠道和网络渠道等。乡村文化创意旅游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乡村的生产创意、生活创意、景观创意、功能创意、科技创意、产业创意和品牌创意都要通过官方渠道、民间交流渠道和网络渠道向外传播。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获取旅游信息，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将成为乡村文化创意旅游营销宣传的新阵地，通过社交媒体将乡村优美的意境和养心养美的场景传递给游客，是一种情感营销。总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走一条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发展之路，发动民众的创新力量，形成叠加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李霞.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2]张曼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4（14）：3430-3433.
[3]张硕，吴上上，陈跃雪.北京乡村旅游与创意产业互动发展研究[J].北京农学院学报，2014（3）：83-86.
[4]李霞.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述评[J].科技咨询，2014（2）：220，240.
[5]赵华，于静.新常态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2015（4）：50-55.
[6]王璇璇.苏州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4）：28-29.
[7]于莉.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运作模式研究[J].中国商贸，2010（26）：156-157.
[8]金虹.文化创意产业参与乡村旅游的建设模式及运作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2016（8）：32-34.
[9]康杰，杨欣.文化创意视角下乡村旅游开发的策略[J].农学学报，2015（5）：136-140.
[10]罗光华.“互联网+”背景下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及升级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11）：231-23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 建设模式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口、环境、资源等压力下，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与发展措施，使得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人口已经突破了7亿，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态势进入了新时期。然而，传统的资源消耗、劳动密集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经济转型、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下，实施新型城镇化道路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土地利用模式集约化及大中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化。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在各自的城镇化道路上采取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为我国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同于国外，是在“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两方面内容也体现了我国当前城镇化的两种路径：一种是走“城市化”道路，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不断扩大城市规模，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来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另一种路径是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即以农村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提高农村小城镇的人口与经济聚集能力，从而推进农村的城镇化。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代表，从发展影响效果上来看，成都模式与温州模式最具特点，成都模式偏重于城市化中的城乡统筹，而温州模式则偏重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
成都模式。成都市作为国务院批复的首批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自2007年开始，各级政府均将城乡统筹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其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前提下，集中进行“三化”建设（即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工业城镇化），在“三化”集中并进的过程中，全方位推进城镇化，同时兼顾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利益协调。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现耕地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此外，还通过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使农民向城镇、集镇或城市集中，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又能将剩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给城镇，还能够在土地转移与流转中获得级差收益。级差收益的一部分返回农村用来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另一部分归农民自身所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工业区域的集中，从而提高城市的人口及经济吸纳能力，防止城市扩大后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温州模式。2011年，温州市全面启动城乡统筹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其改革的重心是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温州模式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经济、政治、社会三个领域全方面的改革，致力于重新构建国家建设、社区治理与集体产权合作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实现“政经分开”，将农民的社会身份与经济身份相分离，为农民变市民打破身份上的阻碍，农村的自治模式就逐渐向社区管理模式过渡，为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实行“资地分离”措施，将农村集体财产分为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分别界定这两种资产的经济属性。对于土地资产，通过发展合作社的方式来促进土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达到农业现代化的目的；对于非土地资产，则实施股份制改革，将农村工业纳入到城镇工业化之中，共同作为城镇化的经济支撑。通过“政经分开”与“资地分离”两种措施，最终实现户口与产权、户口与身份的分离，推动农民变市民，在此基础上积极保障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各种集体财产权，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保障“三化”建设（人口城镇化、工业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并举。
典型模式下城镇化探索的基本经验
“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两种城镇化路径同时推进。人多地少、资源环境压力大，是我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便按照现在的速度全力推进城镇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超过70%，但仍有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
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生态环境、粮食安全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与制约，通过城市化的道路来强化农村人口聚集，固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在扩充城市的同时也需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同时能够就地安置人口与产业聚集，这两个路径不可偏废，唯有如此，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成都模式与温州模式虽然发展路径偏重点不同，但同时都实施了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两条路径。
以工业化带动与支撑城镇化。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与支撑力量，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相关的支撑产业是难以聚集生产要素的，是难以发挥其辐射、吸纳作用的，所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通过工业聚集、土地确权等措施来加强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乡村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向城镇集中，通过其向城镇聚集，来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保证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积极探索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我国当前城镇化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城镇化就是人口城镇化。各地在发展城镇化道路中，均采取了相关的具体措施来推进人口城镇化。一种方式就是在农村实行户产分离，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完善各种公共服务及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人口城镇化，温州模式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扩展城市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具体是通过农村土地、宅基地的确权，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通过这些权利换取社保，解决农民变市民之后的后顾之忧，如成都、重庆就是这种模式。
从整体上看，在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内外压力之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着眼点。党的十之后，中央明确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新四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在当前城镇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实现人口城镇化、土地集约化、工业城镇化及环境资源协调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与路径。
新型城镇的建设模式与发展路径
全面推进农村财产的确权化与资本化。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农村集体组织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作为政治组织，体现了法律上的“基层自治”，作为经济组织，农民是通过其“成员权”来分享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资产。从产权的角度看，这种结构是不符合产权制度的基本安排，没有体现出产权所要求的清晰化、明确化的权利配置。作为农村集体组织其财产包括土地承包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各种集体财产经营权等，其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主要权利，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以及乡村工业、道路等非农用地使用权。村民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这些权利，只有土地承包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单个享有。
在当前推进城镇化建设中，首要的任务是将农村的集体财产，包括耕地、宅基地及各种集体使用权明确到个体农户手中，采取合作、入股等方式，通过市场进行流转，从而农村资产按照现代产权进行资本化运行。鉴于我国目前土地、集体资产的特殊法律属性，可以设定转让、继承方式，也可以将这些权利与成员权、户籍等制度松绑，本着为城乡一体化、人口城镇化的目标，理清集体财产的权益与户口成员权之间的关系，为农民变市民扫清障碍。
第一，积极促进耕地流转，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会不断减少，因此，应该在土地承包权明确、清晰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权流转交易市场，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第一步是土地确权，只有稳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才能促进生产力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在确权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流转，这样既能解决长期以来外出务工农民土地荒废的局面，也能以流转为突破口，解决我国小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效率低，对抗农业风险能力不足的局面，有利于促进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机制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乡村工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及各种公益性用地。在推进城镇人口化过程中，鼓励农村社区化建设，积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机制，发挥集体建设用地的最大效益。当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交易流转不同于耕地，应该建立不同的交易流转机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毕竟是非农业用地，在入市交易过程中，应该切实保障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在确权的前提下，在宅基地使用期限内可以按照市场机制流转，流转收益归农户所有；其他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建设相应的交易机制，促进集体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机制，当前深圳市正在试点该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第三，通过农村工业聚集方式推进农村工业城镇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人口城镇化、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乡镇企业工业布局分散，与城市工业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加之多数是粗放式经营发展，对生态环境有较大的破坏性，严重影响了乡村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调整农村工业结构及布局，大力发展各种农产品加工及农村服务业，以此来促进农村工业聚集及农村工业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对于与农村关系不大、联系不紧的工业企业可以迁往城市，与城市工业企业合并重组；对于发端农村、与农民联系较紧密的加工类企业或乡村服务业集中建设乡村工业园区。这样的安排可以与当前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相联系，既解决了乡镇工业的用地保障，又能够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市场与收益。
全面实施完全化、均等化的城镇化建设模式。城镇化建设是人口、土地、工业三者协同发展的结果，三者不可偏废。长期以来，基于土地财政及行政主导的影响，土地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工业城镇化及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体制的约束下，工业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动力不足，大量农民进城之后难以享受同等社会福利。
第一，改革当前以户籍为基础的财权事权体制。我国的分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央财政的分配能力，但这样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有所下降，影响了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
在目前的财权事权体制下，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了很多地方政府除了“土地财政”之外的一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无论是社保的财政补贴还是教育的财政补贴，无不体现出这点。但当前这种财政补贴的依据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确定具体的支付转移数额，因此，在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进城的农民由于户籍的差异就无法享有财税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必须要改革当前按照户籍为基础的事权财权体制，应该实现以城镇人口实际数量来确定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城镇户口之外的进城农民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而享有真正纳税人的权利。
第二，改变GDP至上的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的目标与动力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经济收入。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及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单纯追求GDP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应该坚持人本发展理念，保证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人文关怀。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应该注重发展城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需改变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式，减少生产性公共投资规模，扩大消费性、公益性投资规模，为城镇的实际人口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农民对城镇化的认同与支持。
促进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城镇化是全面的、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在地理位置、行政级别、自然禀赋、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定位清晰的前提下，要按照各自的条件实现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强现代通信、交通建设，发展城市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内人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各城市优势，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引领小城镇的发展。
第一，大城市应该发展高科技产业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大城市往往是重工业的聚集地，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大城市应该首先着力产业调整，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利用人才、技术等优势发展高科技产业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为工业化的升级提供各种创意、设计服务，将原有的制造业向周边的中等城市及小城镇转移。这样既能解决大城市中的各种“城市病”，还能够提升大城市的产业辐射作用，当然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着力产业升级，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必须淘汰，不能将污染同时转移到中等城市及小城镇。
第二，中小城市应该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及各种服务业。当前，我国的中小城市多实行的是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及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导致很多中小城市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土地浪费较大及人口聚集不足的局面。
从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协调的角度看，中小城市作为工业聚集与农业人口转移的首要地点，必须着力发展现代工业及各种服务业，从而加强人口与产业聚集。中小城市承担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能够起到连接作用，因此，在发展现代工业及服务业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持续发展，解决当前产业空心化现象，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公共设施与消费性投资力度，解决农业人口聚集后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增加其人口吸纳与产业聚集的能力。
第三，小城镇应该积极发展农业加工业及农村服务业。在整体的城镇化框架体系中，小城镇是位居最底层，但从农村的架构上看，小城镇则是位居中间层，是联系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地带。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小城镇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农村，带动农村地区的资金、技术及人口聚集，积极发展农业类加工企业及乡村服务业，从产业链上延伸农业生产过程，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及农业现代化。同时，从农业发展的外部要素来看，小城镇具有地域优势，比较接近农村与农民，可以发展农业生产需求的服务业和农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
摘要：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郊区和乡村粗放型经济的影响，这就给乡村水土保持，环境防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乡村林业治理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手段，其通过将小流域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流域，这是可以在各个小流域治理中进行普遍推行的一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村；林业；小流域；治理；路径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独树一帜，这对于我国的国家地位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看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郊区和乡村粗放型经济的影响，这就给乡村水土保持，环境防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的功能与目的
乡村是我国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与城市成为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在城市中主要进行着工商业基本活动，而乡村则是以农林畜牧为主要活动，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紧张以及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厂矿企业逐渐搬离了城市，来到乡村选址落户，这极易打破乡村脆弱的生态平衡。加之，乡村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重一时的经济效益，忽略乡村生态的保持，这使得乡村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受到脆弱的生态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特殊模式和路径，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指，“为了充分发挥水土等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小流域为单元。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农、林、牧等各业用地，固地制宜地布设综合治理措施，治理与开发相结台。对流域水土等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1】乡村林业治理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路径。林业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首先，林业治理促进乡村生态治理。林业资源是生态资源的一部分，林业资源本身就能够改善乡村生态环境，通过绿化环境，保持水土来减少水土流失。其次，林业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林业治理是乡村小流域治理的组成部分，林业治理一方面能够有效的实现小流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也能给乡村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即通过林业治理实现生态效果与经济效果的共同发展。因此，从以上功能出发，乡村林业治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乡村小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的基本路径
（一）统筹规划乡村林业，促进小流域治理
乡村小流域治理时一个系统工程，即是指通过对小流域单元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合理规划，科学治理，运用生态的，工程技术的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综合的治理。林业治理是乡村小流域治理中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林业治理也需要针对小流域单元内的农林畜牧业以及河流，土地资源综合考虑基础之上进行统筹规划。统筹规划林业治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让林业规划服务于综合治理的全局目标，尽最大可能的利用林业治理的效能以及给乡村小流域单元内的农副业生产带来积极的效果。具体见下图：
（二）加强乡村林业治理的补助力度
乡村林业治理小流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单单依靠小流域范围内的政府投入和群众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比较全国各地在小流域治理方面的投入来看，吉林省仅2011年，全市投入治理资金1288万元，对22条小流域进行治理，完成治理面积10.1万亩。而山东省莒县借助国土整治、农业综合开发、植树造林等项目进行水土流失治理。4年来，累计投资达6761万元，通过对芦家河、大山、万子山等3条重点流域进行了清洁生态型集中连片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8.62平方公里，先后治理小流域38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86平方公里。小流域单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其生态，水土环境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小流域区域的群众参与治理的力量是有限的，并且是薄弱的，因此必须加强乡村林业治理的政府财产补助力度。因为小流域治理不仅对现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更是一件利在千秋的大项目。
（三）提升乡村林业发展加工水平
小流域治理是对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性，补救性质的治理。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乡村地区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环境成本。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经济需要不断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对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基础之上，探索一条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又不影响乡村小流域生态环境的道路。通过林业治理乡村小流域作为一条重要路径，那么则可以通过提升乡村林业加工发展水平，摒弃粗放式的林业加工模式，增加乡村林业加工发展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将乡村小流域的林业治理与乡村林业发展相结合。让林业资源一方面为小流域的生态环境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乡村的经济效益服务。
三、结语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经济普遍落后。加之我国小流域数量众多，并且较为分散，这给我国小流域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全国各地的小流域各有特色，并且小流域附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小流域治理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路径。但是乡村林业治理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手段，其通过将小流域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流域，这是可以在各个小流域治理中进行普遍推行的一种治理模式。
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是力图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其中，关于乡村政治和经济的思考，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可能采取的路径和方向。
一、关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探索
20世纪上半叶，实现乡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是乡村建设运动最早提出的目标，虽然各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米氏父子在翟城村的改革就是为了实现乡村自治。1917开始的山西村治，虽然具体的实效受到质疑，但山西村治倡导从“安民政治”向“用民政治”转变，尤其是1922年以后的“村政”时期，提出民治主义口号，主张政治要与人民一体，要人民加入政治，开创了一条主张民治主义的自治之路。乡村自治思想的出现体现了“五四”运动以后，民主思想成为一股时代巨流，民主政治成为强烈的时代诉求，也波及到乡村治理。20年代相继出现了两个鼓吹乡村自治的知识分子团体――“中华报派”和“村治派”，他们极力宣传村治主张，将村治置于国家与社会基石的地位，主张建设“村本政治”，使“一切权利，根本在民，政权操纵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强调乡村自治中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在乡村自治组织的设计中贯彻了民主制度的理念，体现了教养利民的乡村自治精神。“村本政治”理论不仅提出了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建设问题，而且涉及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对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思考。
乡村自治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建设工程，在30年代后的乡村建设事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梁漱溟在邹平推行以村学、乡学为组织的“政教合一”自治制度。乡学、村学是邹平的文化教育组织，更是行政自治组织。从梁漱溟对村学、乡学社会组织的设计中可以看出，民主政治建设及其真正实现必须从处于基层的乡村、农村做起，无此则不能有真正的民主。他高度重视农民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意识的训练与培养，强调通过教育启发、引导、鼓励村民参与政治的主动精神和民主意识，最终达到乡村自治的目的，这是他20年代以来乡村自治思想的延续和实践，也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政治现代化目标的实践。
自治化和民主化也是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政治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目标。定县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平民成为有聪明才智和进取心的中华民国公民，平民教育在一定意义上给乡村自治打下了基础，是在中国培养最可信赖、最有建设性的民主力量。中国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应该从内部乃至外部创造一种现代的民主，使村民视野开阔，兴趣广泛，谈吐理智。用晏阳初的话来讲就是，乡村平民教育如果成功的话，它将为改变四千年的帝王统制，建成现代共和国而奠定基础(《晏阳初全集・中国的新民》)。“民有、民治、民享”是晏阳初追求的重要乡建目标。晏阳初根据自己多年的乡建经验认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度，“为民所治”比“为民所享”更强大有力，因此，当定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县后，晏阳初便着手县政改革实验，提出新的县政机构“不可不注意县政府对于新政治要求之适应，而尤不可不注意全县人民之政治组织与政治动员”。晏阳初始终把培养农民的自治能力、自治精神作为自己的重任，他所从事的乡建实践的最后结果便是为了实现农民的“自治”。
总之，乡村自治中民治主义政治主张追求一种现代民主管理模式，培养了农民的民主意识，这是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事业给传统乡村社会带来的新气象，而乡村社会也在这种新风气的影响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革。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在乡村政治现代化方面所作的上述思考对当代农村政治改革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二、关于乡村经济现代化的探索
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特征。引导乡村经济走合作化道路从而走向市场化和开办乡村工业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振兴经济的主要措施。
首先，推行各种合作社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各实验区都采取的方式。在思想认识上，乡村建设派认为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梁漱溟说：“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济技术的进步，此种进步，均从小规模进于大规模，从零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这种情形，都是竞争的结果……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与工业同……农业既不能走竞争吞并的路，其经营复须相当的大规模，则舍农民同意的自觉的‘合作’，殆无他途。”(《梁漱溟全集・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这里，反映了梁漱溟以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的用意，他把合作社作为农业经营技术的一种进步，企图通过合作社将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引上大规模经营的道路。合作社经济思想是乡村建设派经济思想中最有特色和最有成就的部分。就连乡村建设派的批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孙晓村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中写道：“要问到中国目前乡村工作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建树唯一的而且最普遍的就是合作社。合作社的组织自然是一件于农村有益的事……”创办合作社为各乡村建设实验区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在30年代以后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各实验区都成立了数量不等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在实际运作中，各合作社程度不同地利用集体的资金和力量开展生产和经营，“具有一定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有的合作社实行了产销联合，“具有一定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性质”；有的合作社为了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和提高农产品的经营收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系统，“在经营理念上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在实际操作上有较强的效益追求”(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所以，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各种合作社，无论从资金还是人员上来看，其规模都很小，其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也很有限，但是合作社的运行已经显示了明确的经济现代化的趋向。
其次，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也体现了一种经济现代化的趋向。以后，中国思想界随着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不断思考，曾爆发过“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由工业促进农业”的争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出发点问题。在论争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以农立国，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农业，但同 时又强调从农业引发工业，最终实现工业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曾断言“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的翻身之路”，他发展农村工业的理由是――“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均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于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梁漱溟全集・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对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充满期望。梁漱溟的“工业”主要指乡办工业，梁漱溟设计的乡村经济发展道路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但是他强调率先发展农业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主张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体系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重视农村工业在当时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对农村工业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因为是农业国，一般人很容易注意到农业，而忽略了农村工业的重要性。中国农民可以利用农闲从事手工业的生产制造，补助家庭收入，补救生计。所以农村工业在我国整个的国民经济上，应占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以来，大量机器制造的工业品，充斥于市场，给予农村手工业很大的打击，生产没落，工人失业，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危机。中国以往未曾――以后也将无由走人工业资本主义之路，则农村仍未尝不可以保持经济自足的局面。如果应用合作社的原则，则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业，组织联合起来，作共同之经营，又加以技术方面的研究改良，则农村经济之复兴，方可有望。”(《晏阳初全集・(定县村工业调查)序》)
内容摘要：统筹城乡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对城乡的研究主要围绕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滞后、“三农”问题、结构发展失衡等问题展开统筹城乡发展研究。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经营城市、总部经济、产业转移、空间模式等创新的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的路径和模式选择等问题。
关键词：统筹城乡 路径 空间模式 选择
在区域经济学中，城乡是一个极化和计划区域，城市是区域核心，与一定数量的中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腹地形成经济区域，城乡应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中心，城乡之间存在着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城市以其辐射范围内的广大农村地区作为其依托，二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物质、人员、技术的交流，城乡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重工业发展模式，致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即使农村乡镇企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没有和城市工业形成合理的分工，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同时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使得城乡要素不能流动，资金、劳动力等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农村资源得不到开发。由于城乡之间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严重分割对立、非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国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阶段（白津夫，2009）。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经营城市、总部经济、产业转移、空间模式等创新的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的路径和模式选择等问题。
从区域经济视角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从城市经济视角的分析
经营城市的视角。“腾笼换鸟”是经营城市的一种重要模式，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使一些污染大、效益差的城市工业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到郊区或农村乡镇，企业降低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进而提高效益。腾出来的土地则发展一些附加值较大的商贸、房地产业，同时可以改变城市老区过于拥挤，环境恶化的问题，而农村工业也可以与城市迁出的企业进行分工合作，实现工业效益提高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双赢。
总部经济的视角。一个企业如何进行部分搬迁到郊区或农村乡镇，从总部经济来讲，一个企业可采用“总部+基地”的模式，即将组装加工这种利润空间小的生产车间以基地的形式建立在农村乡镇地区，而把营销、研发、决策等利润空间大的机构以总部的形式建立在城市（高洪深，2006）。农村地区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结构升级的机遇，承接其制造基地转移，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加工配套能力，是区域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成熟的重要路径。总部经济这种企业空间组织形式可以实现企业、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
（二）从区域产业发展视角的分析
从产业转移来讲，城市区域在产业发展方面除了对传统产业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以外，另外还要“吐故纳新”，即有的产业要淘汰，有的产业要转移到下一级区域包括农村地区，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发展新的产业，以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农村区域应依托县城规划区、中心城镇和原有产业基础，利用接受城市产业转移的机会，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做大做强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既避免了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又促进了城市工商业向集聚区转移，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形成产业集群。
重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朝阳产业，就业量和GDP增加的空间较大。由于受城市以非农产业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同国外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大大加强。现阶段应优先发展农产品等大中型批发市场，发育和完善资本、技术、劳动等以及企业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作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现代农业赋予了农业的多种功能，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以休闲、观光、度假为内容，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三）从区域经济合作视角的分析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要重视城乡经济合作，城乡经济合作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自愿行为，比较单纯的城市支持农村而言，前者是一种长效机制，更具有可持续性。从合作形式来讲，可引导部分乡镇企业与城市大中型企业专业分工、劳务合作、零部件加工配套，推动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合作、联合和重组，组建新的跨城乡的企业。组织形式上可采用虚拟企业、外包制、企业集团、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企业间网络形式，制度方面淡化城市企业与农村企业的界限和区别，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张平军，2004）。
鼓励城乡要素对流，实现要素在城乡的优化组合。城乡要素具有互补性，农村有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但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城市情况则相反。事实证明，城乡要素对流和重新组合，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城里人到农村投资搞现代农业，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相应的配套制度如户籍制度、税收制度、投资准入等都要进行改革，以促进城乡要素对流。
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模式的选择
（一）统筹城乡发展空间载体的选择
1.中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过于拥挤、基础设施不足、失业问题严重、治安问题突出，而中小城镇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缺乏促进就业和居住的吸引力，难以接受城市产业转移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当前小城镇建设应按照“科学规划、节约用地、合理布局”的原则，多方筹资完善基础设施和城镇服务功能，营造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建设工业主导型、商贸主导型、交通枢纽型、风景旅游型等功能明确、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体系，增强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能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98）。
2.城乡边缘区（Desakota）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边缘区承担着消除城乡对立、缩小城乡差别的职能。这一区域不仅要承担城市一部分转移下来的功能，如居住、接受城市第二产业转移、教育等功能。还要依靠毗邻城市接受先进技术辐射的优势，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还常常会完成自身一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过程。边缘区的发展要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等因素，合理控制资源承载力，使空间扩张与资源集约利用相统一。注意土地利用规划要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相适应，协调好农用地与非农建设用地、城市用地与农村用地之间的关系。建立提高边缘区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的长效机制。
3.农户集中居住区是统筹城乡发展创新的空间载体。农村农户居住比较分散，土地开发空间很大，借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机会，搞好村庄的规划建设，土地节约效益尚为可观。实行集中居住，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集中居住区条件优越，配套完善，卫生、幼教、安保、超市等社区服务资源丰富，生活方便，让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住房条件和社区服务。通过集中居住区建设，可以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城乡空间布局融合、基础设施对接和重要资源的共享。对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住房改革、村庄规模调整以及迁村并点、合村并点等工作，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二）统筹城乡发展空间结构模式的选择
1.增长极模式。该模式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运用上，主要适用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该区域在资金技术等实力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可重点选择能够培育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城镇，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创造有利于增长极发育成长的软环境，产生较高的投资效果。在把城市培育成经济增长极的基础上，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农村腹地发展。
2.点轴（线）开发模式。在一些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一般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其工业和小城镇往往围绕某一中心城市及交通路线交汇处形成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这类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空间结构模式的选择方面，关键是选好重点开发轴线，如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各种线状基础设施，其中以交通线为主。再在重点开发轴线上，有选择性地培育增长极，以扩大增长极对农村地区发展带动的广度和深度。点轴发展模式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模式，它不仅能带动城市周围的乡村腹地的发展，还能带动交通干线周围的农村腹地的发展（许鲜苗、宋福忠，2010）。
3.网络开发模式。点轴经过长期的渐进扩散，结果形成点轴纵横交错，形成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复合集聚，在空间上形成经济网络。网络开发模式较适合于经济发达地区，此时通过增长极和轴线的影响，在较大的城乡区域内已经基本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选择该模式有利于城乡之间产业密切联系、要素顺畅流动，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形成众多面积宽广的城乡融合区，通过城乡融合区的不断演进发展，带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实现城市化，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发展模式。
区域统筹城乡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
在统筹城乡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方面，由于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应根据本区域的区情灵活选择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可能是上述模式中的一种，也可能是上述模式兼而有之。如成都是西部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位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川西平原，区位优势明显，城乡经济较为发达。但具有大城市带大郊区、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一突出矛盾。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根据建设“世界田园城市”的设想和区域发展特点，通过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带动城镇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农村建设，农村定位在发展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产业方面，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的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重庆市和成都市都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动大农村，而且大多数农村都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偏远地区，这与大城市小农村的成都市有着诸多不同。在城乡统筹方面，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和西部中心城市，也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发展功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在区域分工的需要，城市主要从事教育、金融、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城乡边缘区和农村地区需要承担一部分重庆市区转移出来的功能，如发展机械、化工等加工工业和发展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旅游、娱乐等产业。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根据重庆农村山区较多的特点，发展重视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而四川自贡作为一个有待改造的老工业城市，存在着城市老区过于拥挤、环境恶化、传统工业效益欠佳的问题。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应注重城乡和工业协调发展，城市可采用经营城市思想，对传统的经济效益差、占地面积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或部分转移到城市郊区和乡镇，通过调整城市的工业结构和大力发展房地产、商贸等新兴产业，城市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城市形象得到大力提升。四川自贡作为一个丘陵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空间载体方面，除了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外，应主要采用农民集中区建设的模式，引导农民由“散居”变“集居”，该市在推动农民集中区建设中探索出的小城镇扩展型、产业支撑型、项目带动型、基础设施带动型、征地安置型等模式都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白津夫.保增长要城乡产业发展[J].北方论丛，2009.3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平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关键词：统筹城乡内涵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中的首位。足见统筹城乡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统筹城乡发展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国民经济全面p持续p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制定重大经济社会决策时,把“三农”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使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大
城乡隔离,收入差距拉大。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放弃农村、发展城市的指导思想,造成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偏向城市等原因,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世界银行发表的《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报告》不无担忧地警告:“如果中国听任当前城乡差距与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02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而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城乡社会福利事业差距大
我国城乡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p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讲,生老病死伤残等只能由自己负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民只能靠农业和外出打工等收入积累来看病、养老。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城乡统筹力度,农村社会保障开始逐步在探索中建立,不少地方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受益农民群体不断扩大,但是总体上覆盖面还是太低。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
1.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发展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但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必须反哺农业,这是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路径选择,而城镇化是融合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
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为解决我国当前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对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第一,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以工业化思维办农业,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同时努力建设一批优质的农产品加工基地,对农、林、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和增值加工,形成比较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第二,大力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积极培育具有高起点、大规模、经济实力强、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集团,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经营,发挥规模效益和示范带头作用。
3.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统筹城乡基础设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首要条件,在具体工作中,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对城镇规划,应重点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大趋势,重点建设好中心镇、中心村。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完善农田灌溉体系,加大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好骨干道路沿线的路、沟、渠、田、林、塘、湖、村的综合治理,塑造新的田园风貌。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建立有效的养护管理机制。
(2)加大对农村信贷资金的注入
国家要改变偏重城镇,忽略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增加对农村和小城镇的投资力度,要通过财政、国债、信贷等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加强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分配,加强对农村小城镇的支持。要改革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体制,培育小城镇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在尊重不同投资主体利益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谁出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吸引农民、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鼓励通过转让经营权、股份合作制等融资方式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小城镇建设的良性循环,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周淑莲等.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2]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
[3]郭翔宇,颜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