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 正 文 】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科 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 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 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 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 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 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 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 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 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尔（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 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 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 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 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 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 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 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se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 注：Neorealismand Its Critics， 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 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 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 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马克思主义”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77-04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2]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3]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4]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5]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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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形势；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381-02
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加剧；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多变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和特点
1.冷战后两种社会制度斗争呈现出新特点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斗争，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热战”、二战结束至80年代末的“冷战”，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一是斗争的主要形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遏制与反遏制，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军事战略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存在，且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三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接触”和“交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
2.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由于世界上多种战略力量的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欧盟正在走向经济、政治一体化，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日益突出；日本尽管近年来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但仍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它还在不断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挫折和困难，但它仍是一个具有资源、科技和经济巨大潜力的核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巴西和印度，经济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一些地区性的集团如东盟、非统组织等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也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地位、作用和力量。
3.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变化
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西方某些大国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热衷于扮演“世界领导者”，充当“世界警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现新的形式：一是“新帝国主义”理论凸现；二是“新干涉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三是美国单边主义气势逼人；四是文化霸权日益突出。从霸权主义的变化中可以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的增强为其称霸世界、建立单极国际政治格局提供机会，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越来越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称霸和多强反称霸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突出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斗争加剧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融入世界经济竞争体制，“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1]这就要求各参与国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其经济。实际上，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这种让渡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的不合理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其某些权力，以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自身发展。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就面临国内规则与国际不协调的冲突。
（三）科技发展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科技的影响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影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其较强的渗透性，虚拟性，突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区地理、心理和制度的障碍，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扩大了人们活动范围。使整个世界经济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极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这就是说，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发展能提高国家实力，改变国际关系，但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威胁是人类不可估量的，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危害，给世界和平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全。
二、国际形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合作交流成为主流，促使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非制度融的新形式。所谓非制度融指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上日益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和吸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为社会主义利用，这必然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淡化”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差异与斗争，从而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2.政治多极化加剧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流转和冲撞，西方发达国家借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因为不同文明的生存根底和传播力量不同，科技力量相对落后、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丧失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危险。
（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改变经济生活，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思想和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经济全球化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大量涌入，混淆人们的视野，加大了人们辨别是非的难度。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路途就变得更加艰难，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遭到了挑战。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全球化，在这个信息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三）科技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各地区、各国家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失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御和控制上也产生倾斜。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波曾说过“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控制信息的优先权，占据网络的制高点。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科技发展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如何运用高科技传播信息还处于劣势。在国际交流和沟通中，西方运用强大而完善网络和科技设备，进行文化渗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冲击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淡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国际形势多变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对人们灌输西方价值观，降低人们鉴别能力，国外的敌对势力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这时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和研究。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加强国情教育，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实际，提高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素质。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理论建设任务。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一方面，使得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使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断加紧对我国的“细化”和“分化”。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向社会化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管理工作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社会作用。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独角戏”的状况，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要引导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学习并掌握一定的教育方法，参加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和社会化的教育。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势头的强劲，导致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要面向国际发展，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成为这时期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增强国际化意识，加强对外宣讲，要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的禁锢，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接触，不能交流沟通的观念，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交流，对外要讲清楚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争取更多外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在面对国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理论、学派，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自身发展。要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分析辨别能力、选择吸收能力和批判抵制能力，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清楚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自己，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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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
自由贸易政策将提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配置效率，增进各国的经济福利。贸易保护经盛行的国际贸易政策演进，却往往与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古典处方相矛盾。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分析已经不能对当前各国实行的政策做出合理的诠释。
贸易条件改善论：贸易条件改善是以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为代价的，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可能引起贸易伙伴国采用同样手段进行报复，最终可能引致关税战，导致贸易剧烈萎缩，降低世界福利水平。
市场失灵论：贸易政策不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最佳选择，只是一种利用外部手段治理内部失灵的“次佳选择”。处理某种国内市场失灵时，应“对症下药”，针对失灵根源制定国内政策进行干预。贸易政策与国内扭曲根源只有间接联系，间接的政策定会带来较高的干预成本。贸易政策的分析表明，直接采取生产补贴的办法比关税等手段效果更好，因为生产补贴只会造成生产扭曲，但可避免消费扭曲。
战略性贸易政策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无一般原则。其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寡头垄断模型，这样最佳贸易政策通常随厂商的竞争行为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在实践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完备的微观信息，因为政府需要比较准确地掌握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厂商预期利润等情况，也需要准确了解与该产业争夺资源的其他产业的情况。此外，战略贸易政策仍面临着外国报复的威胁。
由此可见，贸易政策选择的纯经济分析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促使经济学家着手进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政策决策的过程中探寻选择贸易保护政策的真正根源。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主要观点
（一）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即国际层次的分析，采用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的国际现实主义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其自由观点基于三个假定前提：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个人是理性的；第三，个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其效用满足最大化的。政府的经济角色相对有限，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会限制市场力量，从而阻碍贸易的发生。诚然，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某些“公共物品”应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提供，认为政府在维护自由竞争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国际现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萧条时期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以邻为壑”贸易政策的福利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理性的国家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各国都有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不同于经济，政治是一种零和游戏；第三，国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做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属于各为自主的领域；而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学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他们强调了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的贸易政策仅仅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反映，贸易政策的制定目的在于增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竞争力。此外，也强调了贸易的外部性，认为安全因素对一国贸易政策起着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的这种国际经济学分析，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金德尔伯格、格尔潘和库拉斯纳等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并且通过制裁、报复等强制手段来执行规则。霸权国家提供了自由贸易这一公共物品，并具有稳定和维护国际体制的能力。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贸易政策的变化，认为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和途径，各国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贸易政策的选择。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虽然按国家利益行事，但常处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两难境地，并且常有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结果往往背离了效率原则。因此，在贸易政策实践中，通过两国或多国谈判达成协议要比单方面实施减税政策容易，单方面实施关税减让会引起国内较强的反对，而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得到那些因关税减让而得益的部门、集团和阶层的支持；而且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有助于避免贸易战的发生。
（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贸易政策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如实反映各种集团利益的政治过程的决策。国际贸易研究在这方面的进展得益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市场的开创性研究。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民作为政治市场需求者，投票选举那些能够增进他们利益的候选人；总统和议员等决策者作为政治市场的供给者，追求当选或连任。这一理论运用于贸易政策的决定，并且假定经济市场是完全竞争、收入再分配可行、以直接投票的简单多数原则确定当选者且投票成本为零，决策者应当选择最有效率的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并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呢？这是因为上述结论的种种假设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已证明，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扭曲，使自由贸易政策不具备效率优势，自由贸易的好处亦因不能惠及大多数人而难显示其优越性。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市场的缺陷为前提，解释了政治体系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动因。鲍得温等人认为，保护是来自于特定的选举人集团、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党的要求，并受到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支持，并以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为例对贸易保护作用做了政治市场分析。一般说来，赞成关税的集团即关税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是供应国内市场与进口竞争的国内企业，也包括生产互补性产品和为进口竞争企业提供投入的企业。由于贸易保护的政策效应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产量，所以尤其是在国内失业处于高水平时，保护主义者集团往往有着很强的游说力量，在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赞成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出口企业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必然会导致国外报复，从而影响其出口贸易。但由于这种损失是间接的和难以事先定量的，因而他们很难将其出口利益转移为有效的政治行动。
从事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和生产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企业也有赞成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但这些企业同时往往又属于与保护利益有关的进口竞争部门，因而其政治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保护是影响特定经济部门或领域任何成员的公共物品，因此存在着某一成员企求享受利益而不愿做出努力的免费搭车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在自由贸易政策中显得比贸易保护时更强烈。因此，政治决策者认识到，应当根据院外活动力量的变化来确定政策取向。通常，院外活动力量作为就某一保护政策进行游说的集团，对于那些在事关该集团利益上持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官员和候选人会给予或收回自己的金钱或选票。
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应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概念和术语。毋庸置疑的是，就像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不可分割的，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和核心内容，但又不是全球治理的全部，全球治理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调外，还要共同处理、解决诸如环境、能源、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各个领域的全球问题。但是，由于经济现象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各领域，要严格而又清晰地划出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相区别的边界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在各种场合，比如国际论坛或者学术刊物上，很少对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作严格区分，甚至在同一场合同一语境交替使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定义的概念。［4］（P16－18）比较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基本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治理在提法上要晚于全球治理，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是全球经济合作机制开始运行的标志，但是直到冷战结束前，超经济合作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如典型合作平台G7，其范围并不具有全球性特征。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明显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立的G20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机制，意味着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起步。［9］2008年下半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G20首脑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式启动，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此，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术语在多种场合被广泛运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第二，从治理目标和主体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的子目标服从全球治理以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为宗旨的总目标，维护经济安全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收入公平从而共同塑造全球经济秩序是全球经济治理致力的目标。从一定意义来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调节以及经济运行结果不公平的一种合理纠正，是政府干预、调节和规制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所以在“没有政府的治理”条件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执行主体更强调各国政府的共治，特别是带有超越意义的正式国际组织（IMF、WTO、WB）以及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合作平台（如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还仅集中在那些国家不能完全顾及的领域，如环境、人权、贫困、救济、、艾滋病等领域。在作用的成效上，全球公民社会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明显效果的活动都是个案型的，难以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0］在经济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一般难以形成权威性治理决策，其作用主要是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而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市场运行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赋予它具有一定的“善治”职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跨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但作为本身利益的追求者甚至是部分全球问题的“制造者”，无法超然地行使宏观经济调控等公益性目标。第三，从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来看，全球问题，无论是应对全球性危机、还是处理日常的国际公共事务以及构筑国际社会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等，都是全球治理涉及的范围，而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均衡和公平，纠正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缩小全球收入差距。具体来讲，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治理。针对供求市场全球化与全球市场统一管理主体缺位的矛盾，需要完善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各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合作和协调机制，以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分化的问题，［11］（P109）达到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减少全球经济的波动、预防危机的发生或在危机出现时共同“救市”的目标。二是全球金融治理。源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全球化与全球金融监管不力的矛盾，需要构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监管的全球合作和协调机制，防范和处置金融体系风险。三是全球贸易治理。针对产业关联纵深发展带来的贸易全球化与全球贸易共同管理不足的矛盾，要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以调解和处理贸易纠纷。四是全球产业治理。针对生产网络的全球分布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需要建立基于协调的校正机制运作的制度治理系统，需要各国产业政策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与协调。五是全球会计治理。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会计制度非同一性的矛盾，需要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及社会团体等为解决全球性的会计问题而形成对话、协商机制。其核心问题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以形成高质量的、单一的会计标准，建立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认可并执行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准则体系。［12］六是贫困治理。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总体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加剧的矛盾，需要加强和完善以收入公平为目标以减贫、脱贫为主体内容的国际多边合作协调机制，缩小穷国和富国以及南北发展差距。
二、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学科属性是什么？
全球治理的问题发端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研究伴随而生的课题也不应该例外。但是无论是从研究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两者都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全球化发展和相应的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从理论基点上不断冲击着学科意义的国际关系。作为鲜明国家性特征的国际关系学科正面临着某种国家主义淡化和全球主义兴起的挑战，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关系的趋势，全球治理的理念尽管不是动摇国家意义下的国际治理，至少是国际关系范式中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考虑在全球治理范式中部分的已让位于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订、问题的共治和集体的行动。［13］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及其后果，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模式上实现深度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间权力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于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发出了构建全球学学科（globalstudies）范式的呼声。对于全球治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而言，全球治理理应作为全球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因为探索中的全球学科框架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形成共识，即学科特点是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学科体系上是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14］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治理几乎构成全球学学科大厦的屋顶。不管全球学科的设想是否能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全球治理所需的知识系统客观上涵盖了法学（含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门类，任何单独一门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加以研究，但无法完整、准确和深入地构建其理论体系，无法从整体上担当这一综合性课题的研究重任，对其研究必然是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首先涉及治理结构和机制问题，如G20、IMF、WTO、WB等如何改革创新其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这些治理主体主要的治理任务和职责如何协调，从而整体上形成规则基础上的共治网络。上述这些涉及权力、责任、制度乃至于话语权和代表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法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这一层面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子系统还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按经济领域的构成来划分，全球经济治理可以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产业治理等子系统构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全球协调机制与联动效应；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与汇率政策协调；维护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和推进贸易协定谈判；产业政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国际组织的改革机制设计。这些问题需要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高度关联的子系统是如何相互影响，协调机制如何构建，如何评估和模拟机制系统的运行效率，才能从整体上设计出有效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机制，这需要系统科学和预测科学的知识系统来加以分析解决。治理一词本来就意味着从政府统治的善政向多元管理的善治的过渡，对国际事务、全球问题的管理显然需要管理学系统知识构建有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效率。既然全球治理是一种组织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则是要保证获得利润，国家的组织结构是要确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是要有利于全球问题得到较好治理。［15］（P41－43）尽管全球经济治理与公司治理无论在治理的理念、目标、主体和模式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相对成熟的公司治理理论通过某种改造和扩展，可以探索性地运用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研究上。在研究工具上，全球治理多元行为体组成的集团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尤其是在日益多极化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博弈论作为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可用于寻求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的均衡解，分析这一集体行动的难题。从方法论上讲，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更多是价值判断和应然性地讨论，在实证上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方法，还处于前实证阶段。尽管这种以形式逻辑对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思辨分析方法直观明了，比较容易形成见仁见智的学术思想，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难以证伪的理论命题，难以形成逻辑缜密的能够经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不利于国际标准的学术对话系统的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研究，有待于经验分析和先进的实证方法引入，这也是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分水岭。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需要怎样的战略理论准备？
一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理解为一国政府、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公民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理念、态度（意愿）、能力、地位、权力和责任配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表现为能力的不足、地位的次要和行动的约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全球治理、尤其是“被”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16］冷战结束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在致力于国内建设的同时担负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综合实力，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综合国力、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历史性地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从学界研究热点到政要的积极态度，表明中国已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为此，需要理论和政策的双重准备。其一，中国国际定位问题。国际定位是指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基本确认。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自我认知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评判与认同。两者基本趋于均衡和一致，才有实质上的意义。但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定位存在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一些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作了梳理和论证，凝练出了我国阶段性的国际定位的基本特征。［17］但中国国际定位应随着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提升、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极化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积极表现作出阶段性动态变迁，蕴含中国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发展观的国际定位，需要在新的阶段进一步清晰化、准确化，也需要国际认可度进一步增强。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从目前来看，全球治理的理论大多都是基于没有世界政府条件下的多边主义治理的理论阐述和学术诠释。
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寻找一个合理和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方案，在各种类型的多边主义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权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多边共治理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变量，多边进程下的全球治理将会怎样因为中国的积极加入而使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强化，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或中国式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关键。为此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一是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18］但是没有霸权不等于没有领导，因为没有国际领导的多边主义往往是效率缺失的。一定意义上讲，对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呼吁本质上是对新的国际领导的期盼。［19］新的国际领导不是霸权更替，而是新的国际集体领导，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键时期，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者的角色，要更多地体现集体领导成员的角色，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相当程度的体现这种新的国际集体领导下的多边治理的关系。要使得现行的多边治理体制因中国的因素显得更加有效，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国际集体领导的责任，责任的增加需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变革中相应的影响力、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提升，也需要在集体行动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维护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在这种利益认知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判断利益。［15］（P39－41）二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强化治理的合法性。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中国提出的，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民主化和多元化也是新多边主义理论孕育的思想理念，对多边主义的理论的完善有待于体现更多的中国模式。其三，全球治理下中国理念的贡献。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在对全球问题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念支配下解决问题的集体行动，反映了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在这个国家为单元的世界里，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理念提供显得尤其重要。当代的中国传承着古代文明的文化基因，“无外”和“天下”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国“和”的世界观，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再到“和谐世界”等，无不体现这一世界观的理念模式，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作为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理念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体现出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深刻思考与中国式的世界理想。［20］问题是如何把“和谐世界”理念转化为全球认同共享的知识？为此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具体化“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基本结构，“和谐世界”的概念包括四个全球治理改革的原则，即民主化、公正和共同繁荣、多样性和包容性、和平原则。［21］（P5－39）概括起来的要意是，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和谐共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共赢为指导，谋求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二是“和谐世界”与“共同价值”的衔接。“和谐世界”的主张和来自西方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性，如果一味强调两者的对立，本身就偏离了“和”的要义，当然，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准则，实行“霸权治理”干涉他国内政，也扭曲了全球治理的根基。共同价值应超越国籍、种族、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鉴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应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才是关键。［22］三是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理念的认同与共识。
“和谐世界”主张要转化为全球治理的知识公共产品，需要系统化的提炼、有效的经验推广。也就是说，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和建议者，更应该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和维护者，有效的经验和行动效应一旦形成，通过系统化的提炼和推广，倡导的理念才比较容易转化为共识性的价值。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国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各国的多样性需求，唯一的出路还是“和而不同”，［23］这是世界相互依赖条件下多边共治基本原则，也是“和谐世界”的智慧所在。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经验积累还不足，需要从整体上布局和设计参与战略。具体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国家合作模式参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结构必须反映这种变化，他们在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有共同的意愿和诉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体现这种群体效应，运用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合作平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增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区域合作模式参与，区域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补充，发挥中国在周边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实践中不断注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机制建构理念，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推动东盟共同体顺利建成，强化中国主导或主要发起的区域合作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与中国国内政治体制相适应，国家政府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体，但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培育鼓励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育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参与模式。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