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骨性关节炎；痹证/中医病机；《金匮要略》
骨性关节炎(Osteoarthritis.简称OA)临床上又称退行性关节炎、增生性关节炎等，膝关节是骨性关节炎的多发部位。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关骨性关节炎的研究又迎来了新的热潮，并引进了循证医学的概念，使本病的相关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1 病因病理
祖国医学对此病症的研究奠基于秦汉，充实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完善于明、清，创新于现代［1-3］。《素问·痹论篇》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痹者，闭也，就是闭阻不通之意。《灵枢·营卫篇》中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由于老人气血亏虚，风寒湿邪易客注凝结于关节，使气机阻滞，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乃发为本病。《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指出：“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当人衰老时，肾精亦衰减，不足以养骨，则可出现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症［4］。《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篇》［5］指出“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又指出有形于外而不足于内之“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同时认为：“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便为历节。”并指出“汗出入水中”，“饮酒汗出当风”及“风血相搏”为历节病发病诱因。“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至隋代《诸病源候论》明确指出：“亦有血气虚，受风邪而得之者。”唐朝《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则认为外伤瘀血也可产生痹症；金元时期更进一步认识到“劳力之人”、“辛劳过度”也可至痹。通过以上关于痹症的论述表明，这一时期的医学家已经认识到慢性劳损可以引起某些痹症。清朝叶天士所著《临证医案指南》中有关痹症的论述作了精辟的总结：气血营卫内虚是致病的内在条件，风寒湿邪外袭是致痹的外在因素，经络气血阻滞则是痹症的主要病机。可谓言简意赅、透彻明了，高度概括。总之，祖国医学认为：(1)人体肝肾精血不足，筋脉失养，寒湿之邪侵入人体，流注关节，使气血痹阻，即原发性骨性关节炎的病因病理；(2)或过力劳伤，或跌打损伤，瘀血停滞，经脉瘀阻，均可发为此病，即继发性骨性关节炎的病因病理。由于瘀血阻络，经脉不通，“不通则痛”。故引起关节刺痛、顿痛或肿痛，肢体麻木，关节僵硬，屈伸不利等症。
2 循证医学和骨关节炎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临床医学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临床医学基础学科，循证医学创始人之一DavidSackett教授在2000年新版“怎样实践和讲授循证医学”中，再次定义循证医学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6］。目的是要把最新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形成可供系统评价的证据；搜集、整理证据，进行系统评价(systematicreviews SR)；临床诊疗原则的调整;应用EBM证据和新的诊疗原则指导临床实践。余丹丹等［7］从29篇有关膝痛康复干预的文献进行循证研究，结果推荐经皮神经电刺激和治疗性练习对膝骨关节炎具有临床重要效益；而温热疗法，治疗性按摩、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性超声、电刺激和综合康复干预等缺乏功效证据，这些推荐获得了实践者良好(73%经皮神经电刺激，98%练习)支持。在中医关于骨关节炎的研究中引进循证医学的意义有两条［8］:(1)可以解释不同方药用于同一病却都能有效的病因病理；(2)根据中医理论，可以选择最佳处方，指导临床用药。
现代研究表明，保持廉便验安全优势：中药能延缓膝OA的病理进程，但不能完全阻止骨关节炎的进展，对已经变性的软骨无可逆作用，但其预防软骨退变的作用是肯定的［9］，贵在早治，积极发挥中医药预防膝OA的作用。有人观察以中医柔肝为治法的中药软骨方及非甾体类抗炎药扶他林对实验性骨关节炎家兔正常效应部分(胃粘膜、肾皮质)PGE2和发病部位(关节滑液)PGE2的影响，结果为扶他林对胃粘膜和关节滑液中的PGE2有明显抑制作用，软骨号方只对关节滑液中的PGE2有一定抑制作用，其作用强度不及扶他林，但对正常效应部位(胃粘膜、肾皮质)的PGE2不抑制，无胃肠道副作用［10］。
任何医学理论的形成，都是为了有效指导临床实践，提高疗效，我们若能撷取循证医学精髓，为中医药治疗膝OA所用，定能扬中医之长，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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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顾名思义是指在各种医疗行为和决策时都必须遵循最新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医生对患者的诊治应该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任何治疗上的决策都应该有最佳的证据。循证医学应包括3个部分:第一是患者,患者需找医生治病;第二是医生,医生要正确地为患者作出诊断和治疗;第三是发掘并掌握诊断和治疗本病的最佳证据。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对患者的诊治的最佳效果。循证医学是近10年来在全世界医学界备受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已引起医学界和各国卫生行政部门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自从1992年以加拿大学者DavidSackett为首的一批临床流行病学家正式提出循证医学概念后,循证医学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首先英国成立了循证医学中心,并以本国已故著名流行病学家、循证医学奠基人ArchieCochrane的名字命名为科克伦(Cochrane)中心,之后又成立了Cochrane国际协作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国际协作网下属的15个Cochrane中心,已经有64个国家(地区)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成为Cochrane系统评价的用户。为医学临床、科研、教学以及卫生管理决策提供着最新、最佳的科学依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众多医学专家认为循证医学是“一项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一场以人为本的医学革命;一个让全人类共享最新医学成果的壮举”。21世纪必将是循证医学的天下(见《健康报》2002年4月4日第6版)。
2循证医学产生的背景
循证医学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依证据办事,要求的是最新的、公认的证据。循证医学所以能够兴起并引起世界医学界的瞩目,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2.1信息的爆炸和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医学为例,新知识以每年6.7%的速率在递增,临床医生掌握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医疗水平。据统计,全世界已拥有生物医学杂志约25000余种,每年发表的论著约200余万篇,如此浩瀚的文献,任何人要想都去阅读是不大现实的。循证医学就是将各种医学信息资料通过专家的评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有价值的、公认的精华部分输入计算机,作为能够说明问题、解释各种疾病的最佳的科学证据,去指导医学实践。使用者只要将问题输入计算机进行检索,便能从循证医学中心的国际互联网上(科克伦中心)得到最新、最佳的科学证据,使医学工作者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最新的信息资料,始终站在医疗、科研、教学的最前沿。
2.2不同地区对疾病治疗方法有差异。研究发现,对同样的病情,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采用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治疗方法所产生的疗效和所需的医疗费用悬殊也很大,使人们对这些治疗方法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不规范的治疗方法使医疗费用急速地增长,加重了患者与政府的经济负担。因此,对医疗行为和措施进行科学的规范,是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然而,这种规范化的过程需要有最新的科学证据,能够让医学界都能公认的“金标准”。循证医学的思路就是用计算机收集最新信息资料,经过相关专业的专家(如信息科学专家、统计学专家、各种医学专家等)评价,作为科学证据对医疗行为和措施进行规范,使患者得到应有的合理的治疗。同时政府根据其提供的科学证据制定医疗费用补偿政策和保险范围,能合理高效地使用卫生资源,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
2.3以人为本的观念的转变。循证医学顺应时代要求,将传统医学以“疾病”为中心转移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上。体现在对疾病疗效的评价上,从以往只注重仪器检查和化验结果等“中间指标”转移到患者的临床指标,如病死率、生活自理能力、生命质量等“终点指标”上。在医患关系上由过去单纯医生说了算转变到患者具有知情权及选择权,患者对治疗方法具有选择和决策的权利。
3循证医学的意义
3.1对证据的要求能促进临床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避免乱医乱治,一方、一药和各种检查的简单重复,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3.2能促进医务工作者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学术上自我更新,紧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时代脚步,永远站在新知识的制高点上。
3.3提供最佳的科学证据,有利于卫生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化,减少医疗纠纷。
3.4提供的科学信息有利于患者自己检索,从而参与医疗决策及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保障自身权益。
4循证医学与中医辨证论治
我们认为,循证医学与中医辨证论治是一致的,它们都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中去。循证医学要求用现有最好的证据来指导临床实践,为每个患者作出最佳的治疗选择。而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正是这种最佳方案的实施和应用,它与循证医学有着许多共同点。
4.1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在获取临床证据的基础上,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所谓辨证是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就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去收集患者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概括、判断,按照中医的理论及中医的自身规律,确定中医的病、症、证进行辨证施治。中医把人看成完整的整体,认为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阴阳平衡的失调。调整阴阳,以平为期,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在辨证的基础上确定治疗方案,其思路和循证医学完全吻合,即收集临床资料(四诊)评价(辨证)确定最佳证据(证型)指导临床实践(论治)。所以,中医治病是有证、有法、有方、有药,其灵活性是证变、法变、方变、药变,可见证据对中医医疗实践的重要性。
4.2中医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中医工作者十分重视历代医家文献著作、著名医家的宝贵经验及名老中医的治疗心得,对中医临床经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就是继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去研究中医中药便是创新与发展。这与循证医学强调从医学研究文献所获取的系统信息指导临床决策具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4.3循证医学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中医学的整体观的思维逻辑方式几乎是一致的。中医学对疗效的评价依据是患者的临床反应,这与循证医学所用的“终点指标”是一致的。中医学的发展史和循证医学的兴起,其目的均是在寻找证据,寻找科学的、最新的证据。其目的同样在于提高诊疗水平,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延长人类寿命。
5从循证医学看中医辨证论治的不足如前所述,循证医学要求采用的证据是最新的、最佳的、科学的证据,是医学科学研究中最新的成果。依此来看中医的辨证论治,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应当发展与深化。
5.1中医获取临床信息的方法是宏观的,相对落后。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获取临床信息资料,中医的四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先进的,但是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四诊所收集的病理信息,不再是简单的神、圣、功、巧了。另外,由于患者的自我感觉和表述能力以及医生的经验不同,对同一种病情所获取的这些原始资料常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到证据的建立(辨证)。如何将中医的四诊与现代医学检测与分析手段结合起来进行辨证,这是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有人倡导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临床检验指标与辨证相结合,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5.2中医证型需要进一步丰富内涵。中医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个方面来分析疾病,即所谓八纲辨证,脏腑是辨证的核心,结合卫气、营血、三焦、病因病机、气血津液、经络及六经等辨证方法确定中医的病名及证型,来指导治疗方法与用药。虽然符合中医的自身规律,但是由于四诊缺少客观化,辨证不够规范化;还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与认识的差异,所得到的证型(证据)不同,则治疗方法也不同,缺乏统一的标准,这是中医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怎样将现代检测指标和实验数据与中医的辨证论治融为一体,西为中用,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必然趋势。
5.3对证据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由于中医对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缺乏严密的科学性,不能全面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全过程,从而影响疗效的评价标准,这就是中医疗效重复性差的原因所在。
6用循证医学的模式发展中医的辨证论治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疾病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多因素疾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为主,西医的单病因、单环节的诊疗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中医的整体观在预防疾病,治疗某些慢性病、老年病、功能性疾病、恶性肿瘤无手术指征时的独特优势越来越明显。标准化中医的成果要想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只有走中西医结合之路。随着循证医学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开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借助循证医学为桥梁,实现中医的现代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6.1建立科学的中医证型信息库。系统整理、挖掘古代医家和现代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和理论,运用现代中西医研究的最新成果,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医证型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用先进的手段来阐述中医证的本质,使中医辨证更科学、更可靠,为国际医学界所公认。通过对中医的证型进行严格的评价,作为证据输入计算机,建立中医证型信息资料库。
关键词：全科医师；教学；循证医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2-0126-02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专科医疗已难以满足基层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要。全科医学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了临床医学、预防和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等于一体，涉及各种年龄、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是一个综合性的临床二级学科[1]。作为基层的医疗保健体系，全科医疗已得到医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我国目前合格的全科医师匮乏，提高专业技能的诉求迫在眉睫。近十年来，虽然在全科医学教育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对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科医师尚缺乏统一、有效的教学模式。本文试图就全科医师培训中循证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和基本途径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全科医师培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0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试点工作，自2010年起又将全科医学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27个学科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培训的具体方法和内容尚缺乏统一的标准。我国全科医师的培养现处于过渡期，主要的途径包括基层在岗医师转岗培训、强化全科医师的技能培训、提升基层在岗医师的学历层次、鼓励大医院医师到基层服务。
目前注册的全科医师仅占执业总数的4.3%，而在发达国家，可占到总数的1/3甚至1/2以上。现有的全科医师来自不同的社区和基层医院，年龄跨度大，虽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总体学历偏低、业务素质薄弱，知识更新较慢，最突出的特点是临床思维缺乏系统性，显著阻碍了专业技能的不断提高。
二、循证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21世纪的医学进展日新月异，仅仅依靠医学院校教育远不能满足临床实践的需要。因此，院校教育结束之后，延续的职业培训和持续终身的继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循证思维模式的培养在临床决策的制定以及继续教育中都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的经验式教学偏重灌输具体的知识和技能，以教科书或专家意见为指导制定医疗决策，却忽视了临床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以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与传统医学相比，循证医学以科学严谨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为基础，不断获取最新、证据级别最高的临床研究，使临床决策的依据更加可靠[3]，同时以问题为先导，“循证—评价—决策”的思维模式更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4]，是一种高效的终身学习的临床教育模式。运用循证思维解决临床问题是快速提高全科医师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5]：首先，促进了诊疗决策的合理化，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其次，可以督促专业知识的不断更新，也有助于自我继续教育能力的提高。
三、如何训练循证思维
在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中，临床思维的培养可以针对循证医学的各个环节，有目的、有计划、分步进行系统化训练。
1.发现并提出临床问题。以“病人为中心”是循证医学的精髓，本阶段需要引导学生详细了解患者的教育程度、、心理状态、对疾病诊疗的期望值等，结合病史、体征和辅检，针对不同的病人，帮助学生准确地寻找疾病流行病学、诊疗和预后中的特殊情况，提出针对性的临床问题。不断产生的问题激励创新，创新思维的成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能成为新的证据。
2.搜集临床证据。学生对提出的问题在课下需提前做大量的自学和预习工作，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及后果，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进行检索，包括书籍、期刊、电子光盘以及一些未发表的学术报告、会议论文等，选择性、批判性地寻找出最可靠的证据，证据的来源可以是研究原著、系统评价报告、实践指南以及针对指南的综合研究证据或者专家共识。查阅文献的过程，既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也培养了追求知识更新的自觉性，锻炼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证据的可靠性及实用性评价。证据搜集完毕，需要对检索结果进行系统性评价，包括试验设计和统计方法的科学性，是否盲法比较，样本有无代表性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6]，治疗性研究需强调前瞻性及随机、双盲、对照的原则。预后性研究则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随访的完整性、结果评定标准的科学性。Meta分析法对用统一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可定量并能及时更新，体现了最佳的证据等级；临床诊治指南是专家讨论制定的关于疾病诊治及预防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评估临床证据的过程，既增强了评判性循证思维能力，也有助于培养科研意识。
4.研究结果的应用和评价。循证研究的成果用以指导疾病的诊疗和预后，是医疗实践和循证思维的重要阶段。循证证据与临床的结合，既积累了自身的临床经验，也加深了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理解。同时，要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在不违反医学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患者参与诊疗方案的制定；还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提高诊疗的依从性。
循证决策的利弊，可从疾病确诊率、疗效评定、预后判断和患者的依从性4个方面评价，但要兼顾时效性、地域性和科学的局限性。
四、展望
全科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全科医师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中坚力量。建立以高素质全科医师为核心的基层卫生服务团队，将直接关系到重大疾病的有效防控、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合理控制。
循证医学不仅推动了临床实践和决策的科学化进程，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循证的思维模式，是临床教育的必然趋势。作为一种全新的医学教育模式，它有助于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自学能力、提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全科医师培训中融入循证思维的教育理念，必将为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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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是构筑在中医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是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和方法技术的共享。其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患者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推理及辨证，从而在临床完成相应的护理计划与护理措施。它是一套有异于现代护理学的技术与方法，因此优秀的中医护理人员是保证中医护理质量的必要条件。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则需要做到一下几点。
护理人员应具备中医素质
中医院的护理人员大多毕业于西医院校或护校，对中医理论基础知识和中药知识缺乏了解，中医护理技能操作生疏，因此就要培养护理人员对中医文化的兴趣与认同，通过中医护理知识的讲座，融会贯通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辨证施护的中医护理理念，引导护理人员学习中药知识、煎药技巧、服药护理，定期进行护理病案讨论，加强辨证施护的能力，逐步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
护理人员应创建中医护理氛围
中医护理应着重体现患者的护理要求：顺四时、调阴阳，避时邪、养行神。生活起居有常，情志护理要求调和情志，平静心情，饮食护理则以清淡有节，不偏食嗜食，护理记录中正确合理的使用中医护理用语，规范性的使用中医护理技能操作，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医护理氛围。
护理人员应遵循中医护理原则
整体观念和辨证是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人体与自然的辨证是中医护理的前提和依据，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中医护理则以辨证施护为指导，根据不同症候，遵循并应用扶正祛邪，标本缓急、同病异护、异病同护、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及治未病的护理原则，对不同患者进行相应的适宜的中医护理，以求达到最好的护理效果，尽早解除患者的病痛。
护理工作中应凸显中医护理特色
将辨证施护正确应用在整体护理过程中，通过望、闻、问、切，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史，以中医护理学的演绎思维方法，比较、演绎，以表知里、由果析因，凸显中医特色。结合临床，从整体观出发，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的辨证分析，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正邪盛衰情况及各个病变的关系，然后提出准确的护理诊断，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使疾病得以早日痊愈。
护理人员应熟练中医护理技能操作
关键词：循证护理；中医护理学；临床实践
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nursing，EBN〕是指护士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结合护士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意愿，三者结合，制订出适合患者实际情况的护理计划，提供相应的护理措施[1]。其为先进的护理理念，现就循证护理理念对中医护理实践的发展作用与同行进行探讨。
1．循证护理促进中医整体护理发展，加快中医护理实践走向科学化、专业化道路
循证护理以真实、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而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与自然、社会有密切关系。中医护理人员必须以整体护理观为指导，在护理工作中根据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到的资料全面进行分析评估、不仅要考虑病症进行对症处理，而且要考虑疾病发生的原因、脏腑及经络的病理变化，全面分析评估施行护理。例：口腔溃疡，中医认为主要为心火亢盛，心火亢盛会移热于小肠而出现小肠实热症状，表现为大便秘结，小便短赤，心胸烦闷等症状。在口腔局部采用银花甘草液漱口或涂西瓜霜进行对症处理的同时，要注意饮食及情志方面的全面调理，中医的整体护理实践也是遵循这一原则。
另外，中医护理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实施辨证施护。“辨证施护”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结合疾病的具体证候，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的方法。具体体现为“同病异护”、“异病同护”。例如：胃脘痛一病，为脾胃虚寒型。治疗当温中健脾，宜服黄芪建中汤或理中丸类。护理中要注意腹部保暖，可局部热敷，饮食宜温热熟软，易于消化，并应少量多餐；若临床辨证为肝气犯胃型，治疗当以疏肝理气为主，可用柴胡疏肝散或舒肝丸等。护理重在调节人的情志，要开导病人，避免郁怒，使其肝气条达。上述同是胃脘痛，因其“证”不同，故护理方法也不同，表现出同病异护的特点。与此相反，有时不同的疾病，如小儿麻疹和丹痧，这两个不同的时行疾病，在病程后期，都会出现邪去津伤之证，护理时表现出异病同护的特点。由此可见，辨证施护体现了中医护理的科学方法并与循证护理指导思想相统一。
中医护理自身特色和优势已普遍得到国内外护理同仁的肯定和认同。将祖国传统医学的护理理论及经验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开发应用，并付诸实践检验，是中医护理事业得以向前发展的源泉。循证护理的开展，为其不断自我完善理论体系与技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临床实践验证，不断发现旧理论、旧经验、旧技术与现代护理科学的矛盾，用新的实践替代原有的实践，并吸收当代最新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不断发扬创新，从而加快中医护理工作走向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2．循证护理利于中医护理实践模式的转变
当前，中医护理工作仍主要以经验型护理为主，表现为：在应用护理程序时，尽管依照护理程序步骤展开工作，但仍无法跳出被动性接受工作的方法；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时，习惯于以经验替代科学的决策，评判性分析思维能力较差；制定护理计划过于简单机械化，习惯于照搬现有的护理诊断与措施，逐条组成单一的护理方案，缺乏个性化及针对性。在中医护理工作的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辨证施护的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在分析判断疾病的本质时存在辨证依据不足的现象或辨证施护准确但收效甚微等等。如何克服这单一护理工作方法所存在的不足，是有待我们研究改进的问题。
而循证护理强调实证指导实践，以制定护理决策，对转变现行中医护理工作方法具有积极的影响。循证护理一是重视准确运用科学的证据去管理临床实践活动，不仅凭经验及直觉决定护理行为。护士主动了解病人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针对临床实际存在的护理问题进行辨证，并自觉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寻求科学有效的护理手段，准确施护，做到护理工作有据可依，具备科学性和规范性，从而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二是重视调动护士学习新知识及技能的积极性，提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循证护理实践过程中，学会善于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资源，不断进行自身知识及技能的更新，提高发现、解决及处理病人实际存在健康问题的能力，开阔思路，以临床实际护理效果为出发点，不断总结经验及科学论证，寻求既满足人的健康需求又有中医特色的工作方法，推动护理工作向前发展及模式转变。
3．循证护理利于中医护理科研工作满足临床需要
循证护理的开展关键在于护理人员能够应用现有的最好的护理实证来制定出改善病人的状况以及满足病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文化等多层面的健康需求。根据1992年AHCPR对临床实证的分类，护理实证分为以下4类：一类实证：通过系统文献回顾或研究趋势分析，获得的多项随机控制实验性科研结果；二类实证：通过至少一项随机控制的实验性科研获得的实证；三类实证：通过类实验性科研获得的实证；四类实证：通过定性研究或描述性研究获得的实证，或来源于护理专家的临床经验，或专家组的报告[3]。中医护理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且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大量的养身保健及防病治病的理论、技术和经验，至今在临床上仍为护士解决实际护理问题的重要手段。例如脾阳不振证型脘腹痛病情轻者，用花椒20g，吴茱萸15g，研末水调敷脐，12h换药1次；便秘者(急下)用大黄粉6g水调敷脐，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缓解病人的症状，且方法简单，疗效独特，安全无副作用，应用范围值得我们临床加以研究，整理并提高。
随着EBN的引用，越来越多的护理理论与护理技术操作期待研究证据。要找出解决它们的新方法，就必须以可信赖的科研成果来解释和支持。因此，护理科研应从护理应用学科的角度出发，以解决现实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突破口，在继承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实验研究，着重从护理理论的科学依据及技术操作的可行性、安全性、舒适性入手，选择最适合于临床研究的课题并利用互联网资源共享文献数据库中公开的研究路径进行设计，融合循证护理理念，加快对祖国传统护理的学术思想与技术专长的挖掘及研究成果的转化，使中医护理工作在适应医疗技术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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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 中医证型 肾虚 脾虚 肝郁 淤血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以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成分和骨基质等比例的不断减少，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临床表现为腰背痛、身体畸形、骨折等。由于世界人口老龄化［1］，致使该病发生率高［2］，且合并严重并发症［3，4］。据统计，有25%的男性骨骼骨折是由OP引起的，女性OP患者发生骨折的可能性为40%（男性为13%），其中髂骨骨折的可能性为23%（男性为11%）。据统计，未来25年内每年将为OP这一疾病花费325亿美元左右，对个人、家庭、社会构成严重负担［5］。因此，WHO将OP列为四大老年病之一，对它的研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医学课题。
中医无“骨质疏松症”这一明确的病名，但历代中医文献的记载中，“骨痿”“骨枯”“骨极”“骨痹”的描述与OP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极其相似，其中定性、定位比较准确的当属“骨痿”。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力图探讨其辨证的实质，以有助于OP辨证客观化、标准化。现将目前OP中医证型实质研究思路综述如下。
1 肾虚
《素问·痿论》云：“肾气热，则腰背不举，骨枯而髓减，发生骨痿。”认为其发病根源皆在于肾。《素问》中有“肾之合骨也”，“肾主身之骨髓”的记载，说明肾与髓均为肾之所主，肾之精气的盛衰关系到骨髓的盈亏及肾功能的状态。肾中精气充足则骨髓充盈，骨骼化生有源而强健有力；肾中精气虚衰则骨髓空虚，骨骼失其滋养而脆弱无力。说明肾精的盛衰与骨骼的生长代谢有着密切的关系。肾主骨生髓，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肾气不足，影响骨髓和血之化源，精不生髓，骨失髓血滋养，发生骨骼脆弱无力之症。根据中医的脏象学说，肾的生长、发育、修复，都有赖于肾之精气的滋养和推动，随着年龄变老，肾气渐衰，筋骨解坠，临床可见腰背酸痛、骨痛等肾虚症状。基于中医的基本理论，近年来许多学者利用骨密度仪结合中医辨证对健康人群和肾虚患者进行调查研究，证实了“肾藏精，主骨”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6］。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肾虚证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人体骨骼中骨矿含量却逐渐减少，肾的盛衰与骨矿含量密切相关［7］。国内一些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了肾虚患者骨矿含量不但低于同龄的健康人，而且低于非肾虚的患者。肾虚是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将OP的中医辨证归属肾虚证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国十三省市骨矿含量调查显示［8］，人一生中骨密度的变化分3个时期：第1期为发育增长期（出生到20岁）骨密度持续增长；第2期为平衡峰值期（20～40岁），骨密度处于一生的峰值期；第3期为衰老下降期（40岁以后），骨密度逐年下降。骨密度的变化规律和《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女子七岁，肾气虚，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肾气盛，天癸至……今五脏皆衰，筋骨懈堕，天癸尽矣。”肾气的变化规律一致。研究发现，肾虚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同龄组健康人，并且中老年人肾虚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高。由此证明“肾主骨”理论的正确性。现代医学对肾虚本质的研究表明，肾虚者有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减退，性激素水平下降，进而引起肾功能下降，使单位体积中骨量减少而发生OP［9］。近年的研究也表明，补肾中药能使实验动物OP的骨骼改变，可见OP与肾虚密切相关［10］。
2 脾虚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是故谨和五味，则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灵枢·决气篇》云：“谷人气满， 淖则泽注于骨。”《辨证录·痿门》云：“胃气一生，而津液自润，自能灌注肾精，分养骨髓矣。”《灵枢·本神篇》云：“脾气虚则四肢不用。”《素问·太阴阳明论》云：“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主四肢，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肾精依赖脾精的滋养才能不断得以补充。若脾不运化，脾精不足，则肾精乏源，导致肾精亏损，骨骼失养，则骨骼脆弱无力，终致OP。陈士铎《辨证录·痿证门》云：“胃气一生，而津液自润，自能灌注肾经，分养骨髓矣。”又脾主肌肉，实四肢，骨骼的运动与肌肉发育和四肢活动是紧密联系的。脾运健旺，则肌肉发达健壮，四肢活动轻劲有力；若脾失健运，则四肢乏力神疲体倦，少气懒言，腰膝酸软。说明筋骨肌肉若要强壮发达有力，须补益脾气，促进气血生化。近十几年，经过各学科、各层次临床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认为中医学的“脾胃”主要属于消化、吸收、营养代谢系统。同时也涉及植物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等的功能，而且通过健脾养胃可以调整这些系统的功能［11］。钙、磷、镁、蛋白质及微量元素Zn、氟等营养物质与OP的发生、密切相关。而它们均要经要饮食摄入和肠胃消化吸收。众所周知，维生素D与OP发生密切相关，维生素D的来源途径之一是小肠的吸收，经过肝肾的转化最终成为1，25-(OH)2-D3，而1，25-(OH)2-D3是促进肠道Ca吸收的唯一因素。Ca与OP紧密相关，Zn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之一，机体没有功能性储存，一旦机体从外界摄取不足或排出增加，机体迅速处于缺Zn状态。Zn对骨代谢有直接影响，缺Zn可使生长缓慢，对胶原形成不利。另外，蛋白质和氨基酸是促进骨有机基质合成的重要原料，而且组氨酸、精氨酸、甘氨酸等可促进Ca的吸收［12］。研究证实体重的轻重及肌肉发达与否与OP有关，而机械性应力（如肌肉牵拉等）可对成骨细胞产生刺激，使其活跃，增加骨形成，从而防治OP ［13］。
3 肝郁
《素问·五脏生成论》中有：“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若肝藏血功能失调，或肝血衰少，因精血互生又可致精虚，精虚则不能灌溉四末，血虚则不能营养筋骨，官窍筋脉失养，从而启动衰老程序［14］。肝藏血，主疏泄。《素问·痿论》云：“肝主身之筋膜。”《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肝气衰则筋不能动。”情志抑郁或暴怒伤肝，或外邪阻滞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若影响于脾则脾失健运，气血化生不足而不能濡养筋骨；若影响于肾，则致精藏失职，肾精亏虚而不能充养亦致骨痿。肝主疏泄，调达气血，与全身血液循环有关。研究显示胆汁淤积性肝病（CLD，包括一系列的肝病）、酒精肝、病毒性等各种肝病皆可发生骨丢失［15］。统计显示1/3肝病患者存在OP，另1/3骨量减少，约20%发生非外伤性骨折。CLD并发OP的病因病理仍未完全明了，目前肝内胆汁淤积病症为首要原因［16］，肝内胆汁淤积使肠腔中胆盐减少，引起维生素D，Ca吸收障碍。
4 淤血
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衰退，体虚气弱，易受外邪侵入，导致气机不利，气虚无力推动血行脉中，使经络不通，气血不畅，故老年人脾肾皆虚并伴血淤。肾虚元气不足无力推动血行，可致气虚血淤；肾阳不足又可致血寒而凝；肾阳不足，肝阳上亢，又可使血稠而淤，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些都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改变有关。血淤使机体微循环障碍，不利细胞进行物质交换，导致细胞功能改变而使骨发育、生成紊乱而发生OP［17］。近十年来，中医药在防治OP的过程中，活血化淤方的应用占15.7%。根据中医“以方测证”理论可见淤血阻络是导致OP不可忽视的原因。OP是老年期发生的生理病理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脂质过氧化损害的严重，不可避免会出现微循环的障碍和血流变的异常，表现为血黏度增加，流速减慢、携氧能力下降，管壁增厚通透性降低、严重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导致细胞功能丧失。细胞所需的和营养物质的吸收、交换和利用都发生在由组织细胞和毛细血管共同组成的基本微循环功能完成的。微循环和血流变功能失衡、必然导致细胞能量代谢发生紊乱，细胞的正常功能发生障碍而影响钙的吸收调节而发生OP［18］。常世卿等［19］认为，活血化淤药物具有改善血流动力状态，扩张血管，增加组织血流量的作用，与益气补肾药物同用，具有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促进成骨细胞生成的功能，可使钙化骨形成增加，防止骨量丢失，增加骨骼强度。
5 结语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骨组织始终要经历骨重建过程，它包括激活期（Activation，A）、吸收期(Resorption，R)、形成期(Formation，F)、静止期［20］。0～30岁左右骨吸收小于骨形成，30岁左右以后二者趋于平衡一段时间后骨吸收大于骨形成［21］。OP是人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和退化等多种综合因素导致骨吸收与骨形成失去平衡，骨吸收大于骨形成所致。目前治疗OP西医药物主要是骨吸收抑制剂（雌激素、维生素D、降钙素、二磷酸盐等）和骨形成促进剂（氟化物等）［22，23］。
中医药采用整体调整的疗法，其中中药主要补肝脾肾，活血化淤，作为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协同促进增效、配伍适中安全”特征的中药（草药）复方已经开始引起人们开发的兴趣［24］。中药对OP的治疗有独特优势，辨证论治，标本兼治，副作用小，价格低廉，适于长期服用，可起到延缓OP发生和发展作用。中医疗法虽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目前临床上仍缺乏统一辨证分型客观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客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结合，深入探讨证侯的内在机理，以揭示OP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对于无临床症状的OP的辨证尤其具有意义。从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两方面提供辨证分型理论依据，阐明我们的研究思路，有待于更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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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 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参考文献】
[1]杨永勤.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趋势[J].西南国防医药,2003,13(6):633.
[2]邢建宇,许波.蛋白质组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6,4(2):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