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SPV；选择
引言
目前，我国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开始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将资产证券化融资方式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性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资产证券化的融资特点。经过长期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初步得出了三种常见的变通模式，且各个方案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和自身优势，因此，在选择过程中必须要充分的了解各个模式的特点和风险来源及交易结构和适用范围，并结合资产证券化模式选择原则择优选择，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融资目的。
一、资产证券化概述
资产证券化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简单的说，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收入的资产，通过合理的结构调节和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实现资金的流动应用[1]。目前，我国正在尝试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模式，就是通过将收费稳定的基础设施的未来收益转变为融资权，为以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因此，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地解决融资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从而有效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质量安全。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且目前存在不止一种的变通模式，所以，必须要正确的选择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才能最优实现融资目的。总的来说，资产证券化可以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从而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使其充分的活跃资金的流通价值。
二、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变通模式分析
（一）城建公司下设SPV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
城建公司下的证券融资模式是三大融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主要是由城市建设投资商设立的变通模式。并且，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发起人设立的SPV模式，也是目前最常见的模式之一。但是这种变通模式在融资渠道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融资金额有限，所以，适用范围相对较窄。此外，这种模式的特设机构（SPV）由新组建的城市建设资金管理公司充当，所以，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并且，这种模式主要是以购买固定基础资产发行证券，以获取最大利益。
（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设立SPV进行证券化融资模式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下的证券融资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融资模式之一，因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基础比较扎实，所以，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下的子公司通过设立SPV形式进行证券化融资，可以在地方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择优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将基础较好的项目转手给子公司管理，从而形成流动性较强的资金链，便于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2]。国有资产管理与城建公司管理模式的融资流程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发起人，并且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在城建公司下设SPV不足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发起人与特设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
（三）信托型SPV进行证券化融资模式
信托型SPV进行证券化融资，是目前国际上资产证券化的典型模式之一，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期美国就是通过信托型SPV证券模式实现资产隔离的，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后来，国内在吸取美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信托型SPV形式进行了改造设计，使其更适用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要。具体操作是以信托公司为发起人，将基础设施建设资产及其所能带来的利益作为信托基础，面向社会发行证券筹集建设资金。一般情况下，信托型证券融资模式多在本地发行，所以使用范围有限，且信托公司是以诚信为原则的融资模式，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障体系，所以在融资方面有一定的可行性价值。
（四）三种变通模式的对比分析
以上三种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都有自身特有的利弊，例如信托模式是目前被认为法律保障最完善的模式之一，但是如果从资产证券化定义原则的角度出发，信托模式则不能称为资产证券化变通产品。且信托模式不能在一个公开流通的市场上将资产证券化，从而制约了证券交易的流动性方式。
比较来看，由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所以比城司和信托模式更加具有安全性。而信托模式不能在一个公开的流通的市场上将资产证券化，且信托期限较短，所以一定程度上来看，信托模式的发展空间没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稳定。其次，城司的融资范围仅局限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所以获得的回报和资金量较小，从而制约了融资金额。因此，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特定的优势，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在选择时需要从实际出发，并根据融资项目的特点选择最优变通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融资目的。
三、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的选择标准
对于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的选择多种多样，但是每种方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如何能够让发起人、特设机构和投资者三者之间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资产证券变通模式选择的目的和意义。下面来阐述一下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的选择标准：
（一）符合资产证券化定义的原则
资产证券化原则是正确选择变通模式的基础，因为在选择过程中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推出的产品是否为有价证券，如果没有价证券就无法实现证券交易。因此，从证券化定义来看，无论是资产的外延和内函如何变化，只要推出的产品具有较高的证券价值，就可以实现证券交易。因此，要保证产品的发行主体中必须要有SPV载体的存在，才能有效地控制证券交易风险[3]。并且在选择的过程中还要保证SPV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不仅要独立于发起人还要独立于服务商。只有将SPV架空到一个独立的空间内，才能使其不会受到实体破产的影响，从而有效地将风险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二）“满足主体收益最大化”原则
一般情况下，资产证券化主要牵涉到三方利益，分别是：发起人、特设机构和投资者。而这三者之间的利益不仅是相互联系，同时还是相互冲突的，并且各方都有自己坚守的利益基础，例如：发起人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主要考虑的是融资的成本控制，因为，发起人的净资产收入是运营收费获得的经经济收入与利率融资成本的差值[4]。发起人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必须要严格包握住成本优势。对于特设机构来说，主要看重的是净收入，但是SPV净收入越高，发起人的投资成本就越高，导致特设机构与资产发起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所以，在选择证券融资模式的时候也会产生利益冲突。因此，遵循资产规模和持续期为满足主体收益最大化原则，能够有效的在保证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协调各方的利益损失。
结语
综上所述，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的选择，需要结合市场及第三方利益标准为原则，才能正确的选择出合适的变通方式。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模式来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因此，还需要充分的考虑到证券市场的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地将基础设施建设与资产证券化进行有效结合。总的来说，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变通模式选择需要长期积累经验，并分别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进行考虑，才能选择出可行性与安全性并存的变通方案。
参考文献
[1]王磊.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研究[J].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06-26
[2]彭文峰.我国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模式设计及比较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特殊目的机构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概述
(1)资产证券化基本概念。就广义而言，证券化是指以发行证券的方式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行为，证券化可分为传统(企业金融)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2)《试点指引》对资产证券化的界定。依据《试点指引》第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是指证券公司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以计划管理人身份面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出受益凭证(以下简称“受益凭证’’，按照约定用受托资金购买原始权益人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将该基础资产的收益分配给受益凭证持有人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二、《试点指引》中要求的律师的主要工作
依据《试点指引》第五十一条：证券公司应当委托律师事务所，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发表明确的法律意见：(1)计划管理人、推广机构、托管人的资质及权限；(2)计划说明书、资产转让协议、托管协议、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合法性，(3)基础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权利归属及其负担情况；(4)基础资产转让的合法性；(5)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风险隔离的有效性；(6)专项计划信用增级安排的合法性、有效性：(7)专项计划合法性、有效性的总体法律意见。依据上述《试点指引》的要求律师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中应该履行以下主要工作：
1.尽职调查。律师应该为出具资产证券化法律意见书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应会同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资信评级机构共同向原始权益人发出尽职调查清单，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应该涵盖所有出具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尤其是应该对基础资产，内容包括基础资产的基本法律原理、结构、质量、违约纪录、提前偿付风险、信用等级、权利归属及其负担、资产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基础资产能否实现与原始权益人风险隔离等；计划管理人、推广机构、托管人等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中介机构的资质及权限等；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用增级的具体安排，包括内部增级与外部增级的合法性、有效性等。
2.参与资产证券化方案的制定。律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应该依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及原始权益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试点指引》规定的资产证券化方案。原始权益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确定所需融资的规模，对现有的基础资产进行清理、估算和界定从而确定基础资产，律师在基础资产的界定过程中应为原始权益人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法学理论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等基础法学理论的支持。律师应该协助确定原始权益人选定的基础资产属于中国证监会确定那一类别的资产，并就具体类别的确定提供法律支撑，以法学基础理论证明基础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3.参与特殊目的机构的创设。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基础资产确定后还必须设立专门进行证券化工作的特设机构即SPV，如没有专门的特设机构SPV，谈不上真正的资产证券化。在资产证券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中通常存在专门的符合资产证券化要求的发行人，在新兴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资产证券化业务刚刚开展试点的市场上，专门的发行人还未形成或者没有基本符合专项计划要求的发行人，这样就需要重新构造SPV。律师应该在特殊目的机构的创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参与各项法律文件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律师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具体起草、审查与制定的文件主要包括：(1)《资产转让协议》。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律师应该制定基础资产出售的协议，从法律上保证基础资产出售的真实性，保证资产证券化的安全性。(2)《托管协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专项计划管理人与受益凭证持有人应该签订《托管协议》，专项计划的任何货币收支活动，必须通过专项计划账户。计划管理人应当以专项计划的名义设立专门用于再投资的账户，以确保计划资产的独立性。为保证专项计划资金的安全律师必须参与起草托管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对计划管理人的要求，确保专项计划的安全实施。(3)《认购协议》。资产证券化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应当签署《认购协议》并在协议中承诺其是以真实身份认购专项计划受益凭证，认购资金的来源、用途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协议》同时也是受益凭证持有人与专项计划建立的合同关系，对于保障受益凭证持有人合法权益意义重大，故律师必须参与文件的起草，充分保护专项计划各方的利益，并保障专项计划有效的实施。
参考文献
[关键词]准市政债券；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风险
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和效应分析
(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庞大，工程的投资额往往超出了一个城市的年度财政收入，而且建设周期较长，是一般税收无法支撑的，因此需要多种融资方式加以保证。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债券融资占基础设施投资额不足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基础设施债券融资占1／3左右。例如1989年美国州和地方的资本支出中只有20％依靠当年税收，大部分(55％)资金来自借贷(Cranford，1992)。如果禁止债务融资，此类工程就很难开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额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Peletier，DurandSwank，1997)。所以这类工程可以主要依靠包括证券化在内的金融运作。我国基础设施资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企业大都是国家骨干企业，投资收益的可预测性强且相对稳定，并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所以基础设施支持证券的违约风险比较低。因此从投资者角度看，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是乐观的。
(二)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实际上等于把不能分割的基础设施资产变成可分割的资产，把不可移动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这一方面为一般投资者提供了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短期货币资金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资本金，也扩大了社会的投资渠道。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可以集中社会闲散资本，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短缺，缩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收期，回笼资金用于新的市政建设，从而实现市政建设的良性循环和滚动融资。其次，由于资产证券化实现了破产隔离，将项目现金流的风险与建设企业的风险分离开来，与发行普通的企业债券相比，提高了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低了融资成本，而且审批手续没有那么繁杂。最后，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渠道，缓解社会资金投资难的难题。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有政府信誉作担保，投资风险较小，收益又比国债略高，是社会资金稳健的、理想的投资渠道。
二、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尝试——“准市政债券”
我国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而无法通过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在地方政府所筹集到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融资方式，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何通过金融创新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难题?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证券化方面进行尝试并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在这些尝试中，“准市政债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准市政债券”是指那些由和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发行，所募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名义上虽是企业债券，但发行单位是政府直属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部门)，政府也提供了事实上的隐性担保，具有相当程度的市政收益债券性质，属于“准市政债券”。这一融资方式在一些城市已经得到了运用(娄涛，2004)。
从这些城市的实践可以看出，“准市政债券”呈现出如下主要特征。
1．完全按照企业债券的流程操作。尽管准市政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是那些投资额大、回报期长、带有公益性特征的市政项目，与一般的企业债券差异很大，但从债券的设计、审批到发行、流通与清偿，其模式和企业债券是一样的。
2．具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债券发行计划上给予发债企业极大倾斜，另一方面为发债主体提供诸如隐性担保、开发许可和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一旦出现兑付问题，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责任代为清偿。因此，准市政债券的发行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它带有很强的政府行为。
3．信用级别高，筹资成本较低。以地方政府信用作为最终保障的准市政债券在信用级别方面具有相当优势，再加上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直接融资担保，所以信用级别比较高，使得准市政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一般的企业债券。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另一方面市政债券的发行存在法律保障。因此可以预计，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市政债券借助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出现，满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将成为近期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三、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
基础设施证券化主要以基础设施的未来收费所得而产生的现金流收入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又称为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为保证现金流的充足和稳定，应该选择城市基础设施中有稳定、长期收益的经营性公共品着手来进行，下表给出了理论上可以通过证券化融资的公共品范畴，之前列举的“准市政债券”多属于这些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收费权质押已在各类贷款业务中得到广泛运用。1999年《国务院关于收费公路项目贷款担保问题的批复》规定，公路建设项目法人可以通过收费公路的收费权质押方式向国内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文件作为公路收费权的权力证书，地市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作为公路收费权质押的登记部门。该批复同时规定，质权人可以依法律和行政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公路收费权，并实现质押权。所以基础设施收费权的证券化在中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项目。其基本运作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由上图可知，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的基本运作过程是：(1)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一般是当地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这类原始权益人)将与融资规模相当的一定期限的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目前该角色一般由信托投资公司或券商来充当；(2)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3)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方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手段，提高ABS的信用级别；(4)SPV向投资者发行ABS(如信托受益证书)，以发行收入支付收费权的购买价款；(5)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基础设施的消费者收取费用，并将款项存入指定的收款账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6)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
四、基础设施证券化的风险及防范
(一)违约风险
基础设施收费通常是比较稳定的，但与贷款、应收款等资产支持证券不同的是它的现金流只是未来收入，而不像贷款等作为债权有合同规定，有法律保障，因此未来现金流的不足或不稳定有可能影响其本息的支付，导致违约风险。对于违约风险，可采用对策有：调高收费水平或以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资金进行弥补等。不过后者可能引发地方财政风险。
(二)公共风险
1．影响宏观调控。现阶段的市场参数还不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宏观调控还离不开行政手段。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放开将使地方的投资权进一步扩大，这使得行政性的宏观调控将大打折扣，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绕过银行来筹集所需的建设资金。
2．影响宏观经济。通过资金供求形成的利率水平也可影响货币供应量。在大量发行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条件下，往往会抬升利率，利率水平的提高会挤压其他领域的资金供应，可能迫使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
3．影响区域发展。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行基础设施证券化的限制条件就越多，诸如可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三)财政风险虽然，一方面因为证券化的发债主体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从而降低了证券化产品的违约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由于宏观经济波动、政策改革、项目管理不善等不确定因素而导致债券违约(Fisher，1996)，那么地方政府难以置身事外。因为通过证券化融资来建设的基础设施都是地方政府决策的结果。所以，一旦发债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基础设施支持证券作为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可能大部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地方政府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这种“或有连带责任”，便构成了地方财政风险。
(四)工程建设、经营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往往涉及大量的征地拆迁工作、大量的地下管线处理等，因此在工程建设费用及建设质量方面会存在工程建设风险。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包括收费和成本控制在内的运营与维护管理工作都是相当复杂的，所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项目效益低下的经营风险也是值得关注的。
(五)风险防范和发展建议
1．应适时进行市政收益债券发行试点，同时将发行市政债券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相结合，避免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2．最大限度引入市场化机制来防范和控制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完善的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等市场化机制是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培育信用评级机构，增强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保证评级结果客观公正；加强发起主体的财务信息披露，保证发行人准确、及时地披露一切对偿债能力和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使参与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识别风险。还要建立、健全资产支持证券的财产抵押机制、债券保险制度等事后清偿机制，以保证债务的偿还。
3．实施有效、科学的监管。为防止地方政府滥用举债权盲目扩大债务融资，促进基础设施证券化市场的良性发展，有必要加强监管，主要包括：发行主体资格审核和项目审批。不过在发达国家，一般并不对发行主体进行严格限制，因为市场化机制会把风险过高的发行主体自然排除在市场之外。鉴于此，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我国也应逐步取消对发行主体的严格审批制度，把能否发行和发行多少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五、结论
1．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缺口巨大，单一的融资方式无法满足需求。考虑到目前收费权质押在各类贷款业务中的广泛运用，所以基础设施收费权的证券化在中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融资方式，而且凭借诸多优势，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运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158-03
1 城市基础设施证券化的社会需求
城市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就是将原始权益人(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有者)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在建资产以其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构造和转变成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城市基础设施证券化的实质是融资者将城市基础设施运营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权、经营权可以不发生转让。进行资产转化的公司称为发起人(Originator)。发起人将持有的各种流动性较差的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分类整理或单一项目或做成资产组合，售给特设机构(Special PurposeVehicle)，即买方(主要由投资银行承担)，再由交易组织以购买下的金融资产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债券(Asset BaCkedSecurities)，以收回购买现金。受托人管理的存量资产所发行的现金流人用于支付投资者回报，而发起人则得到了用以进一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资产支撑证券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已经有些实际应用，由于种种原因还未有大面积推广，但现实经济界却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
首先，从发起人方面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相关证券化的发起人分为两类，即项目公司与项目贷款银行。由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周期长，占用资金规模巨大，出于资金流动性的考虑，无论财政资金还是银行贷款资金都会急于寻求资金退出渠道，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回收部分资金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开展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政府扩大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减轻政府财政开支压力；开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银行分散和转移信用风险，改进资产负债结构，增加银行资产流动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而对于筹建、在建项目来说，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恰恰可以为它们筹集大量的建设资金。并且在筹资规模和筹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选择性，筹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是一条极为有效的融资渠道。
其次，从SPV方面看，在创新和规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燃气、供水、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站、垃圾处理等这些项目无疑可以具有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并且经济效益良好，这样，在具有可比性的国债融资与发行企业债券、利用银行贷款融资的利差范围内，SPV就拥有一个较大的操作空间，可以通过合理定价来实现较高的收益。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项目，政府一般会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设施使用协议、产品购买协议、政府定价等方式为项目提供担保，这样既可以降低证券的发行成本，也可以相当程度地降低SPV的运作风险。在低风险、高收益的利益驱动下，SPV会积极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中来。
再次，从投资者方面来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一般都具有政府公开或隐形支持的成分，因此以此为支撑的证券较之普通债券更为可靠，从风险收益配比的原则出发，该种证券预计应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引入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具有可行性，并且预计会有一个较好的市场前景。
2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运作
2.1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参与方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是一项专业分工细致非常复杂的融资技术，它的发行涉及参与方很多，主要包括：发起人、服务人、发行人、投资银行、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受托管理人。
(1)发起人(originators)。
发起人是指未来拥有可靠现金流人的实体机构，即原始权益人。它的作用是确定资产整合，然后出售给特设机构(SPV)，将沉淀的城市基础设施固定资产转换为流动的现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维护维修。
(2)服务人(Services)。
服务人是指负责收取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追收到期的应收账款的机构。一般来讲，服务人既可以是信用可靠的发起人也可以是社会其他金融机构。
(3)特设机构(SPV)。
特设机构是进行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载体，是做ABS的核心。它是为做此种业务而特别设立的组织机构，要求拥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一般来说，SPV可以通过新设立公司的方式，即SPC方式来实现破产风险的隔离，也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来设立，即SPT。
(4)受托管理人(Trustees)。
受托管理人是指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投资者利益的代表。受托人的职责包括关心证券化资产现金流的状况、监督合约的执行、帮助和保证受益人获得支付等。在公开资本市场中发行时，受托人还要担负定期向投资者提供报告以及维护投资者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当服务人取消或不能旅行其职责时，受托管理人应该并能够取代服务人担当其职责。
(5)信用评级机构(rating Agencies)。
信用评级机构是指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化过程中涉及的信用评级是对资产支持证券所包含的信用风险的一种市场评估。
(6)信用增级机构(Credit Enhancers)。
信用增级是减少证券发行整体风险的媒介，目的在于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信等级，提高其定价和上市能力，降低发行成本。实践中通常由发行人或第三方提供。除此以外，特定的资产支持证券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服务，从而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
(7)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ers)。
投资银行在资产支持证券化过程中负责向公众公开销售其包销或代销的资产支持证券，或者向特定投资者私募发行这种证券。投资银行在证券化过程中还可以同发行人一起进行策划、组织证券化交易的整个过程，以确保发行结构符合法律，规章，财会，税务的要求。当然，在证券化结构安排上，投资银行也同信用提高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参与方进行合作。
(8)投资者(Investor)。
投资者是指购买资产担保证券的机构和个人，如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公司和散户等。
(9)其他支持机构。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交易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因此还需要一个广泛的外部支持机构来降低这些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这些机构主要是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和中介机构。
2.2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运行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是个许多参与主体相
互联系的融资过程，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其基本运作程序如下：
(1)发起人确定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目标，进行资产整合构造资产池，一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较大一个项目就可作为一个资产池，寻找特设载体SPV，发起人向其出售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实际为该项资产未来现金流)。
(2)SPV获取该项资产使其与原始发起人其他资产隔离，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SPV再利用信用增级手段对该项资产进行信用增级，进行证券发行评级，设计证券发行、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购买价格。
(3)发起人实施资产管理，累积现金流。受托人负责监督管理现金流按期对投资人还本付息。
(4)投资人购买ABS获取本息或出售使ABS进入二级市场流通。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由于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原始资产的发起人、发行机构、中介机构、以及各类投资人等相关主体，因此必将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巨大。从对资产证券化的要求来看，首先，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适于证券化的理想资产一般具有可预测的现金流，并且平均偿还期至少为一年或者以上，同时拖欠率和违约率较低，以及多样化的借款者和较高的清算价值。很显然。宜进行证券化的资产最关键或者说最基本的条件是该资产能够带来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否则，投资者难以得到预期的收益，则购买的动机就会不强。其次，由于资产证券化应用起来非常复杂，因此应该具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条件，不仅需要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烈的投资需求，而且还需要一个完备的法律环境及制度环境。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在此方面还难以及时地健全起来。再次，对资产证券化操作的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要求具备较高的素质。由于资产证券化涉及诸如担保、评级、定价、税收、会计制度等问题，因此对资产证券化方案设计、运营和处理，需要相当的技巧。但关键是三个核心工作；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三个核心工作分别是构造资产池、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构造资产池：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在分析自身融资镱求的基础上，根据需求确定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目标，然后对自己所拥有的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根据资产重组进行组合，形成能够证券化的资产。风险隔离：所谓的“风险隔离”，即这些卖出去的证券化资产，由于所有权不再属于资产持有者所有，同时也不属于为实现这些资产证券化而参与的中介机构，包括为受托资产证券化处理的信托机构、保管这些资产所带来的现金流的银行、托管这些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等等，因此即使这些机构破产，也不影响其资产的收益，从而把这类风险与证券化的资产收益分离开来以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信用增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并降低发行成本，SPV必须对整个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交易进行信用增级t以提高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通过信用增级，可以缩小发行人限制与投资者需求之间的差异，使证券的信用质量和现金流的时间性与确定性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同时满足发行人在会计、监管和融资目标方面的需求。信用增级的手段有很多种，主要可以分为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优先／次级结构、金融担保和保险都是信用增级的主要方式。
2.3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工具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向投资者提供的证券产品在期限、利息、偿付方式等方面的组合方式很多，按照对现金流的重组与否来分，常见的运作工具有转递证券(Pass-Through Securities)和担保抵押债券(Collateral MortgageObligations，CMO)。
(1)转递证券。
转递证券的设计思路是对具有相同和相似期限及利息的贷款项目重新组合成为一个资产池，再将这个资产池出售。这样这些贷款产生的现金流就可以被构造成好像是一笔贷款产生的。发起人继续服务贷款，将收取的本金和利息扣除服务费后“转递”给投资者。但转递证券存在借款人在到期之前提前偿还贷款的可能，这造成了转递证券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2)担保抵押债券。
与转递证券不同，CMO不仅改变了债务债券人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债务债券的结构。CMO通过创造不同等级或不同形式的债券，从而分级分期限偿付本息，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能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比较常见的一种CMO是将债券分为四类：A类、B类、C类、Z类。其中A类是期限最短的债券，B类、C类的期限依次较长，Z类债券是一种应计利息累计债券，在其他债券都被偿付以后才能获得利息。具体来讲，当CMO的受托人获得本金时，这些款项被用于支付A类债券的偿还，这时的B类、C类债券只能收到应得的利息，对于Z类债券来讲。利息是应计未付的，并加到本金之中。当全部A类债券被偿付后，所有获得偿还的本金就被用于偿还B类债券。当B类债券被全部偿清，获得的全部偿还本金就被用于支付C类债券。最后当A类、B类和C类债券都被偿付清以后，担保品所产生的现金流才被用于支付Z类债券。
3 风险分析
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信用增级机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机构等众多市场主体，而且同一主体可能兼任多个角色，交易结构复杂，风险隐蔽性强一般的来说，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风险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税收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质量风险等。
首先是法律风险。目前如设立特设机构、风险隔离措施等具体做法与我国的《公司法》、《破产法》、《担保法》、《信托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有关内容相违背，从我国从已经开始的金融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制定的规范看，其制定层次较低，仅是以央行、银监会名义的公告、通知等，其法律效力低于全国人大的《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不排除可能会有人以某些资产证券化活动“违反上位法”为由提讼(譬如，资产证券化试点关于债权转移只要“公告”即可，但《合同法》、《民法通则》则要求通知债务人)。
其次税收风险：资产证券化必须有税收优惠，否则参与各方就因多重环节重复征税造成操作成本过大不能做。但在当前的试点阶段，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尚未有明确说法。而从稳健性考虑，至少应由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通知。
经营管理风险：发起人通常保留对原有资产的服务，有时甚至还兼证券的承销人和保管人，但这种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管理风险的加大。另外，承销商和托管人的破产等也将影响履约的顺利进行。
财产风险：为了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现金流量的稳定，资产支持证券需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但由于市场变动、意外事故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用于抵押的资产的价值下降，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权益。特别对于过手证券，投资者的收益完全取决于抵押品的处理，在市场波动剧烈时，抵押品的处理价值可能远远低于期望值，难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资产质量风险：由于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都相对较长，因而证券定级后，评级机构还要进行跟踪监督，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起人、发行人等相关因素，做出监督报告向外公布，并根据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对己评出的资产证券级别进行升降调整。随着评级的变化，浮动利率的证券可能会随着评级的变化而变化，而固定利率的证券持有人就会遭受损失。
4 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1)经济环境方面对策：完善和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债券发行制度，对债券品种进行创新，促进具有参考意义的基准利率市场的形成，对于我国利用ABS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将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针对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应尽快明确城市基础设施支持证券的发行主体，为此要积极推行政企分开。一方面把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的行政性机构转变为国有企业或准国有企业，根据使用者付费所得到的收入制订完善可行的预算，并赋予这些企业管理和财务自，而政府只在必要时，提出企业必须达到的社会目标，并明确予以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允许外资和非民营经济参与竞争，提高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生产效率。跨国发行是改善资产支持证券需求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存在外资被内资化的倾向，只是获取了资金而没有得到国外的技术设备等。同时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质量在这几年有迅猛发展，特别是集中在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应该放开不必要的准人约束，扩大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允许保险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扩大对证券化资产的需求。顺应拓宽融资渠道现实要求，修订有关分业管理的规定，同时也要注意到解决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问题应该循序渐进，应该允许保险业投资于收益较为有保证的城市基础设施证券化融资项目中来，对于商业银行的投资限制也应该逐步放松。
对于投资者，应利用媒体等途径宣传ABS的基本知识，大力提高投资者的素质，并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以逐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外部环境。
(2)服务机构方面对策：针对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尚显不足的缺陷，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我国的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工作：①尽快统一资产评估管理尺度，建立一个以评估基本准则为纲、若干应用准则为目的的资产评估体系，规范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②借鉴国外资信评级机构的经验，对当前的证券评级行业进行改革，着重培养几家具有社会独立性、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现阶段实行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可以考虑直接引入国际权威资信评级机构，或与之合作。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交易结构 法律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2.287 【文献标识码】A
资产证券化概述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为华尔街金融大鳄的一种金融创新工具，自诞生以来深受资本市场的喜爱，已然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的一种全新融资模式。然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工具，普通投资者很难辨别其中的投资风险，基于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原则，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作用便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是普通投资者进行投资时唯一的可信赖工具，而信用评级机构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却趋向于隐瞒风险、调高评级，以达到运作更多项目、收取更高费用的目的，这也成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致命缺陷。
有鉴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有效加以利用，很可能重蹈2008年次贷危机的覆辙，中国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后起之秀，更应格外注意其中暗含的种种风险，以达到趋利避害的金融创新目标。
资产证券化的定义。资产证券化源自美国，因而在探讨其准确定义时有必要追根溯源，还原其本来面貌，经过大量的文献检索，笔者倾向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即“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企业（资产出售方）将其所有的流动性较差的存量资产或存在稳定现金流的可预见未来收入整理和包装成为资本市场上更易销售和流通性更强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为有效连接交易双方，存量资产会被卖给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中文多翻译为特殊目的载体），然后由SPV或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证券以获得资金，实现存量资产提前获得现金资产的目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体制、法律制度以及资本市场交易规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在资产证券化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持审慎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资产证券化的分类。资产证券化因其交易结构的灵活性、资产配置的复杂性而显得神秘莫测，但究其本质，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的起点，抓住了资产证券化背后的基础资产，便握住了资产证券化的命脉。依据基础资产的不同，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分为四类：一是实体资产证券化，主要指实体资产和无形资产经过一系列处理成为标准化金融产品上市流通的过程；二是现金资产证券化，主要指将现金投资证券产品后，从而将现金转化为证券的过程；三是证券资产证券化，就是将证券投资基金、认股权证等金融衍生工具发行上市流通的过程；四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重组打包成标准化产品，发行证券流通的过程。第四种模式也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分析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可以实现将流动性较差但是可以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交易模式设计，对基础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等基本要素进行划界、分离与整合，从而将其转化为资本市场上可以自由流通的证券性资产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有别于以往的表外融资、结构性融资和资产信用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究其本质，是通过一系列逻辑严密的设计实现将流动性不足、但具有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流的债券性资产转化为具有充分流动性、并经过有效风险隔离措施的资产分离与重组过程。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流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各步骤涉及的交易内容和法律结构各不相同。（如图1所示）
第一步：发起人（sponsor）作为资产证券化的起点，会将应收账款出售给SPV（即特殊目的载体），当然这里的出售必须是“真实出售”，因为只有真实出售才能有效防范证券持有人对发起人的追索权，并且发起人如果经营不善破产时，对应收账款亦无要求权，从而达到风险隔离的效果。
第二步：SPV将购买的应收账款等基础资产进行分离、打包、重组，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可以支持特定期限和收益的可在资本市场自由流通的标准化证券产品。仔细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SPV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有效控制基础资产，SPV可能由发起人实际所有或者间接控制，为了防止其自愿性破产，可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债权人迫使SPV的非自愿性破产；还可以通过限制SPV的业务范围等有效手段防控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步：通过多渠道进行信用增级。具体的增级措施主要有：使用银行信用证或者通过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保险，使得资产证券化后的证券在发生违约风险时，普通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应程度的补偿，整体而言，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风险。当然，在增级过程中，为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增级的相关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不能低于需要进行增信的证券产品本身的安全等级，否则，达不到增级的效果；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发起人的超额担保来进行信用增级，但超额担保会额外增加发起人的财务成本，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实践中并不会被广泛运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分为优先和次级两部分，在出现风险时，由次级证券先承担损失，当然为了补偿其损失，次级证券的利率会高于优先证券，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均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到对应的金融产品，正因如此，优先/次级结构增级方式很受市场欢迎。
第四步：进行外部信用评级。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了复杂的包装重组，普通投资者不具备识别相关风险的能力，很难就证券产品的优劣作出判断，为了帮助投资者识别其中的风险，这项工作就需要交给专业的外部评级机构进行，例如：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等知名信用评级公司会根据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大小进行信用评级，主要级别从AAA到C九个等级，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等级的证券产品。
第五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销售和售后服务。SPV所具备的独特结构和业务范围决定了其不可能独立承担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重组与发售工作，必须引进外部成熟的中介机构来完成这一工作，投资银行便承担了资产证券化流程中的融资顾问和证券承销职能，使得整个流程顺利运转起来。普通投资者购买该金融产品后，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回报，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来源于基础资产即应收账款，然而普通投资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条件去监管这一运营流程，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这些业务操作，这些专业机构就是服务人（servicer），而资本市场上的通行做法是服务人由发起人担任，不得不指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因缺乏内在激励机制服务人可能对资产池采取消极放任态度，而普通投资者限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也无力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监督，此时受托管理人（trustee）便应运而生了。受托管理人作为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代表，主要负责监督资产池的运营情况和服务人是否尽职尽责，同时，受托管理人也代为管理服务人交付的本金和利息。
正是通过上述五个操作步骤，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便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分析资产证券化流程时，要善于抓住SPV这一承上启下的枢纽，仔细领悟其在整个运作流程中的功能及效用，其次，还要抓住风险隔离制度，只有充分理解上述两个核心节点才能充分理解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理，在后文法律风险分析阶段，笔者仍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风险隔离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能否将基础资产通过一系列包装重组后在资本市场上自由流通，取决于基础资产的优劣。基础资产优良，加之信用增级，可以有效增强证券化产品的质量；反之，基础资产较差，则无论通过何种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想目的。因而，为了保证和实现基础资产的信用，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金额风险，需要在制度上对相关风险进行隔离，从而防患于未然。
更进一步分析，资产证券化风险主要来自基础资产和相关运营主体的破产风险，正因如此，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隔离制度经常被直接称为破产隔离制度。从广义上讲，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防止任何参与主体的破产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有效支付所造成的冲击都属于风险隔离机制；从狭义上讲，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即将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与发起人及其他相关主体产生的任何财务风险进行隔离，确保基础资产产生的稳定可预期现金流可以按照预先结构设计向投资者进行偿付相关证券权益，实现资产信用融资。
为了有效实施风险隔离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会通过两个关键步骤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在交易结构中设立SPV（即特殊目的载体），二是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上述两项措施可以有效将基础资产和其他资产的风险隔离开来，从而提高营运资本的安全性。
正式破产隔离制度的有效运行，近年来大量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得以大卖，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风险隔离制度具有以下好处：一方面，资产隔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及时隔离参与主体的破产风险和基础资产的自身风险对投资人投资权益造成的伤害，为了有效实施这一制度，会引入外部评级机构，对相关风险进行分析、调研，并向公众投资者进行披露，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风险隔离制度有效实施后，资产证券化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法律设计可使相关参与主体彻底远离其设立目的以外因素的干扰，达到自主运营、独立续存、延续设立该法律主体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使得基础财产脱离发起人所有，成为独立财产，具有独立人格，不受原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和支配。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风险分析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仔细观察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流程图，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必不可以缺少的一环是引入外部独立律所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价，主要以出具法律函件及法律意见书等形式进行。而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意见书中的格式条款、模糊概念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资产证券化中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上，法律风险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相伴始终的重要风险。申言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是建立在财产信托相关法律基础上的，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还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内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进一步讲，没有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就很难界定交易参与方的权利义务边界，降低交易风险更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举一例以明之，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债务时要及时通知债务人，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的通知时债权转让才对债务人生效，即对债务人采取“通知到达生效主义”，依据该条法律，我们可以推知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债权转让亦要通知每一位债务人，然而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数额庞大，涉及的债务人众多，逐一通知不光会带来繁琐的操作难题，亦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很难实际予以运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会成为压垮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粒石子。因而确立以公告或者登记通知债务人的法律有效便成为主流选择，这一模式既方便操作，也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风险是隐藏在资产证券化交易链条中的巨大潜在风险，并具有沿着链条进行链式传播，不断放大的趋势。因而投资者在进行资产证券化金融产品投资时，要格外关注上述法律风险，对不懂的地方，要详细阅读第三方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了解产品的基础特性、责任范围、赔偿标准等核心问题，从而降低自己的交易风险。尤其是风险隔离制度中的法律风险尤为值得关注。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内涵。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将流动性低甚至缺乏流动性的资产通过一系列结构设计分离和重组生成可以自由流通的标准化金融产品，这一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包括：一是建立基础资产池；二是设立SPV（即特殊目的载体）；三是实现资产真实出售；四是债务分层。笔者在这里想强调资产证券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个法律过程，从法律角度分析，“资产证券化实质上就是将现有或未来必定发生的金钱债权转化为证券形式的一种融资方式。”这一定义明确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内涵（当然资产证券化不仅包括债权，还包括物权、股权，不过国内最流行的是债权资产证券化），其实资产证券化包括了债权转让和权利证券化这两个基本过程，是两者交织的一个综合过程，资产证券化产品是最终的成果，呈现在每一位普通投资者面前，最终实现了将民法上的债权、物权、股权等流动性差的权利状态激活，将这些权利与自由流通的金融债券结合，化无形的权利于有形的凭证，既实现了融资目的，又为普通投资者创造了新的投资渠道。
资产证券化蕴含的法律风险。完备的法律制度是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均需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持，大到SPV结构、破产隔离制度，小到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方方面面均离不开法律的支撑。然而我国证券方面的立法却存在大量的功课要补，一方面法律本身的“滞后性”特征加剧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结构新颖，且常变常新，立法者亦缺乏信心将立法过程跟上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步伐，甚至主动“裹足不前”，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资产证券化的野蛮生长。诚如，资本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要具有前瞻意识，主动预防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
具体而言，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法律风险：一是在普通投资者持有证券化产品期间，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甚至出现废除等现象，造成投资者不必要的损失；二是法律意见书本身蕴含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其中的格式条款、模糊条款等；三是资产证券化融资所依赖的法律意见书的撤回将会对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产生威胁。资产证券化所依据的法律发生变化将会给新兴资本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危害，我国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因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趋利避害，将是每一位金融从业者和学者常思常新的话题。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促进我国金融产品创新、丰富投资者投资渠道、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如何做到安全性、风险性、收益性和便捷性的合理平衡，是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结合具体国情，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尽快完善相关立法，让法律为资产证券化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保驾护航。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会计政策；风险报酬转移
资产证券化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在发达国家迅猛发展，而我国的证券化业务起步晚，相关的会计处理原则还不完善，仅有《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用以规范和指导相关业务，而其他交易结构（如企业类、新型交易结构）下的会计处理准则还相对匮乏。因此梳理国内证券化会计处理原则，结合当前我国证券化业务相关会计准则的现状提出有益建议，对于规范各类别证券化发行行为、完善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设计
（一）发达国家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类型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核心在于“出表”结构，其一般交易结果见图1，不同的交易结构决定了其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式更为合适。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市场，具有资产证券化的丰富实践经验，并且配备了较为完善的配套法律和规则，形成了与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不同的交易结构。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以下简称SPV）是整个交易结构的核心，构成特殊目的机构的组织可以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也可以是发起人或由其组织而成的资产管理机构，而不同的机构则直接影响到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按照SPV的构成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分为SPT型证券化和SPC型证券化。SPT是SpecialPurposeTrust的简称，该种模式下的发起机构会发起成立资产证券化信托机构，由该信托机构获得发起机构的基础资产债权，并向投资者出售信托资产份额获得资金。信托资产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信托受益人不能向原始权益人主张贷款资产的权利，而债权人也不能对该资产向其主张权利。因而，符合“出表”的条件。SPC是SpecialPurposeCompany的简称，由原始权益人或者第三方独立机构充当SPV，如果由原始权益人充当SPV时，资产证券化就不符合“出表”的条件，而如果SPV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充当，则可以实现资产证券化意义上的“出表”。按照SPV的作用可以将资产证券化产品细分为现金流型、市值型和合成型。不同产品类型的划分主要影响到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的后续影响或控制。现金流型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下的SPV在获得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之后，按照基础资产的优劣发行不同信用品质的债券产品，SPV并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而原始权益人则具有后续的影响力，此时，资产证券化产品就不能完全实现“出表”。市值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则不同，SPV具有主动选择基础资产的权利，甚至能够自己建仓选择原始权益人来组合基础资产，这一模式下基础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是SPV而非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因此能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出表。合成型模式是上述两种模式的组合，在这一模式下，需要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基础资产进行区分，按照单个项目具体的交易来选择确认是否符合出表条件。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类型
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时间短，交易结构较为简单，SPV多由信托机构担当，SPV并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而是通过信托合同支付信托对价来取得信托资产。发起机构无需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资产进行合并，当该资产相关的风险与收益权转移时则终止基础资产的确认。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发起机构/发起人、SPV（信托机构/受托人）、贷款服务机构等。基础资产的原始债权人是资产证券化的发起机构/发起人，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即为发起银行，其基础资产为其所拥有的贷款。在确定了基础资产之后，发起人将该资产交付给特殊目的机构SPV，由其负责基础资产的交易安排。当前，我国的SPV多由信托公司成立的信托计划作为SPV，SPV作为单纯的交易安排人而不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即多为现金流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实际业务中，市值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我国尚不多见。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组织或个人成为该产品的投资者/证券持有人。由于我国投资者群体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认知程度有限，个人投资者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较少，目前，多数投资者为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存续期，资产证券化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的，第三方称为资金保管机构/资产管理人。资金保管机构/资产管理人负责现金流的核算、管理，将款项按照SPV的要求转给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并定期出具资产管理报告。而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中还涉及到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等。其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信用评级机构需要对基础资产进行评估，对现金流进行压力测试，并对违约情况进行估计，进而对各档证券进行评级，这将影响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定价。正因为如此，对于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起机构相关联的股东或关联方，或者独立第三方可以对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或者整个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增级，从而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三）会计处理的视角及基本思路
资产证券化业务一般涉及多项不同的会计问题，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不同的问题出具相应的意见书。目前我国证券化业务的会计问题主要聚焦在确认、计量、合并及信息披露等四方面。会计问题产生与其自身特点密不可分，另外发起机构基于多项目开展证券化业务，而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会计问题就会形成会计处理中的多个视角。因此，“出表”与否，即基础资产终止确认问题是这类产品核心的会计问题。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后，发起机构对于证券化产品可以几乎不再保留风险报酬，进而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报酬转移模型的评测达到“出表”；另外，如资产支持票据的交易结构不设SPV，该融资方式以基础资产的预期稳定的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主要目的是发起机构希望拓宽除普通贷款及债券融资外新的融资渠道，且仍希望掌控拟证券化的资产所有权。因此对资产选择合适的计量原则是该类证券化产品核心的会计处理问题，如依照账面价值后续计量或公允价值计量问题。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确认、计量、合并及信息披露的处理对应为会计问题处理的基本思路。确认原则是会计处理的核心。由于金融资产不仅分析过往事项的现金流，而且还要对预期事项的现金流进行考量，因此是确认的难点；同时，涉及金融产品的确认终止问题，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2号》进行认定。金融资产的计量是针对其属性及分类的选择，通常依据公允价值并嵌入衍生的金融工具。在具体执行中，由于衍生的金融工具含有正履行的合约使得公允价值实现难度较大。基于此，会计事务所往往利用评级组织对预期现金流测算模型进行综合评判。尤其是发起组织为促进销售，要自持部分证券作为新的资产在会计报表中确认，需要多种模型进行公允价值获取。关于SPV合并，假若SPV控制发起机构，则合并SPV，否则需要把SPV作为独立主体核算。尽管如此，是否对SPV进行合并仍需谨慎处理，如考虑到证券化产品对发起机构影响力强，仅在财务报表披露不合并SPV信息会影响其目标实现，因此发起机构可设立特殊SPV调节利润。另外，关于信息披露，国内实践通常做法是，如果未确认金融资产，则在报表中进行描述。由于证券化产品的后续计量严重影响财务比率，因此在报表中是否详细披露较有争议，需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把握。
二、不同出表模式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会计政策选择
（一）出表动机
证券化出表动机受发起机构性质、资产证券化目的、监管规范度及市场接受度等因素共同影响，这是由发起机构商业行为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一，基于不同的发起机构，企业类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可使融资成本下降，尤其是对信用评级低的机构，基础资产被证券化后更利于获取低成本资金，因此企业类机构希望以担保融资形式进行资产证券化，倾向不“出表”；相反，银行类机构对资产数诉求相对低，资产证券化可获取贷款额度，基于风险资本控制，银行类机构希望实现“双出表”。第二，基于证券化目的，大多数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出表”可以提高股东利益、利润或净资产收益率，降低流动比率或资产负债率，更便于企业融资。而对于金融类机构，资产证券化可盘活不良贷款，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就证券化目的而言，发起组织希望证券化资产要在其单独的负债表外进行确认。第三，基于监管情况和市场接受度，国内的资产证券化监管层面要谨慎处理，发起机构要进一步保留业务仍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监管层面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影响，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仍相对谨慎，便于控制其风险。在市场接受度层面，发起机构自持基础资产及保留部分剩余收益，使得投资者接受度提高，更利于信用档次的提升。
（二）不同出表模式下的会计处理
目前证券化存在两种主要出表模式，一是SPV与证券化资产同时出表，二是SPV不出表而证券化出表。前者通过发起机构设置不附加条件，对基础资产全部出售，进而实现风险报酬转移，或利用会计事务所的转移模型保留少部分次级资产，依然符合国内会计准则相关的风险报酬转移；后者是发起机构保留大部分剩余收益权，以至于在会计层面不能确认为风险报酬全转移，因此依据相关规定进一步确认新的负债或资产，而表外的将把分摊及确认支付对价的账面差值纳入损益。
（三）常用数理模型
目前依据我国会计准则，基础资产“出表”与否在实务中的首要判断准则为确认基础资产的风险报酬是否几乎全部转移。具体的评价需经过相对严格的测评，并最终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报酬转移模型”确认且出具意见书。除此之外，评价机构及主承销商会相应地设计“证券分层级”及“现金流拆分”模型以配合“转移模型”共同评价。其中，风险与报酬转移的比例会较大程度地受“证券分层级”模型的次级比例的影响，另外，转移模型评价后的“后续涉入法”及“金融合成法”的流程也会进一步地受“证券分层级”模型中的各层次级别及相应的附加担保条款的影响。
（四）会计披露问题
证券化业务中的会计披露要严格遵循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披露要求和企业会计准则。其中银监会对信贷资产类证券化产品发起机构的文件上报有详细严格的规范和窗口指导，相关的发行说明、交易文件及会计意见书等均可通过债券信息网站查询；另外，银监会也对企业资产类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进行详尽说明，投资者可于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查询发行说明书、会计意见书、交易文件等相关文件。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证监会和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对披露内容亦有充分说明。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对相关发起机构在合并及单独财务报表中披露SPV并表与否及出表依据等仅作原则性要求。因此，国内发起机构信息披露标准尚未统一。
三、资产证券化产品会计处理业务问题及对策
（一）确认思路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国际上对基础资产进行会计确认的准则中，美国的“金融合成方法”更能真实公正地反映出交易实质，而就使用的便捷度及成熟度而言，“风险报酬转移”更占优势。而我国则采用以“风险报酬转移”为基本并结合国际上的“后续步入方法”及美国的“金融合成方法”的综合思路，即首先判断证券化资产是否转移所有的风险报酬，继而判断发起机构的控制权与否，如有则利用“后续步入方法”综合评判。上述的步骤突出了风险报酬转移判断，但风险报酬转移是基于风险报酬与控制为一体的观点，这在具体实务中过于理想化，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各种担保等其他衍生产品，风险回报与控制已脱离。因此，这种综合思路在复杂证券化产品的确认中将有失公允。随着我国证券化实务的交易结构不断发展，当前的综合性思路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革。加强修订我国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第23号文件，参考美国FAS165、FAS166相关的会计准则，建立以“金融合成方法”为基础的确认思路。第一，要进一步补充23号准则中的对于“金融合成方法”的描述性条款，在准则中第九条与“控制”相关的条款前列入其概念，进而凸显“合约拆分”和“控制”作为确认的评判依据；第二，修改23号准则中第七、第八条，淡化“风险报酬转移”的核心作用，调整判断标准为“金融资产已不受企业控制”；第三，关于“控制”的评判依据要在第十条后进行相关条款的增加，此部分可参照美国相关会计准则规定，例如企业破产中被转让的资产与企业无关，实现“破产分离”；或者金融资产可以被接受方无限制地转让抵押，而该资产发行的证券收益权则可被投资商有权转让抵押；亦或者拟转让资产将不受企业有效的控制，如在资产到期前企业有回购该资产的义务。最后可根据修改的控制概念及评判依据，并结合上述“风险报酬转移”的评价进行综合分析。
（二）分割监管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国内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处于多头监管状态，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于业务中的基础资产、发起机构及交易结构均属于不同部门分割监管。另外，基于各类项目的差异性较大，使得统一的准则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是存在的，如在大多数证券化业务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分门别类的会计细则进行对应处理，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的监督组织及完善的市场监督法规。针对我国当前证券化发展的初期，分割监管可以更专业及细化地对相关的产品进行有效管理，基于此，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相关会计细则将更利于会计处理的科学选择。本文建议分别以基础资产、发起机构及交易结构为出发点，分类别地进行相关细则的补充。第一，在23号准则中要具体区分基础资产和发起结构的类型。根据发起机构的不同类型，我国分类监管不同的证券化产品。信托类及银行类等由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并制定其业务类型等规则。财政部可将针对于信贷类资产证券化制定的专项处理意见补充到23号准则中。另外，发起机构为非金融企业的，发行证券化产品的目的在于用低成本拓展新融资渠道，实现资产快速升值，在证券化过程中，此类企业为摆脱负担往往选择出售现金流不稳定、质量差的产品。因此，对于此类高风险资产，制定准则机构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意见，把控SPV出表细则。简而言之，将税务总局、财政部、证监会等编写的有关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等相关规定，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按照基础资产及发起机构的性质分类编入23号准则中。第二，根据交易结构的不同编写指引。基于我国当前会计政策形势，根据基础资产和发起机构的差异性来制定差异性会计准则时间成本较高。而交易结构的不同可以体现出不同的出表动机，因此，当前可先根据交易结果制定会计指引。交易结构主要通过“自持”及SPV体现，当交易为“主动管理型”产品时，SPV具备对基础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利，SPV与基础资产“双出表”应被确认；当交易为发起机构可关联控制权的信托发行类产品时，SPV一般不能“出表”。另外，当交易为发起机构有一定比例自持的产品时，可对基础资产分为三类规范，即“出表”、“不出表”及“部分出表”。综上，国家财政部等部门可根据SPV自持比率及基础资产的控制实质，专门补充编写相关的指引，尤其对担保、赎回等条款设置进行会计处理规范。
（三）数理模型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数理模型的指导开发不够充分，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各中介间的交流少，且过分保护重要模型的开放，进而使数理模型在开发上难以一致化。另外，风险报酬转移模型考量中假设及方法较为随意，且在实务中未明确规定具体的计量指标，导致在不同的规则和假设下，数理模型本身的异质性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客观计算“风险报酬转移”比例在实务中十分必要，尽管这一比例不能刻板将“几乎所有”等价于“转移比例90%”进行评价。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仍处于初步快速发展阶段，在相关部门对梳理模型的有效指导开发下，信息对称性可在会计确认中有效提高。针对当前证券化业务发展的新形势，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指导性数量模型设计进行研究，尽快形成一致性规范，尤其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及国内开展证券化业务较多的大型事务所应尽快着手进行。不可否认的是，证券化业务形式多样复杂，任意单独的参数或模型都不可能涵盖全面，甚至发起机构会根据某一模型在设计产品中进行人为操纵，如刻意改变机构自持比例，进而从表面上看似乎“刚好”满足条件。鉴于单一数理模型自身的局限性，改进措施为尽量设计相对复杂的模型，既能更全面地涵盖业务的种类，更能有效监督发起机构操纵套利。具体判断原则的规范要等待进一步的标准完全制定，监管机构也要更为严格地监管交易实质。从具体操作上分析，财政部与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对我国具备证券业务资质的事务所提供窗口指导及专门培训，对事务所中不同的转移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参数规范，进一步提高模型间的可比性。
（四）会计相关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对策
关于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国际上及我国均对风险信息披露做出要求，如国际准则要求，对由证券化产品发行引起的发起机构风险的信息进行详尽披露，国内准则也明确指出企业要对各类金融风险相关的信息进行披露，而对于风险外的信息描述未做披露要求。尽管风险信息外披露会提高发起机构的成本，但考虑到金融危机中全球证券化业务的教训及整条市场信息链的公开投入产出比例，披露风险外信息能降低由于低信息流通而产生的高交易成本，更有效的促进证券化市场规范快速发展。2008金融危机与会计规范的导向性相关。当时的金融危机产品为房地产贷款等基础资产再证券化，而国际及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过于强调公允价值在金融计量中的权限，未对再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及SPV合并做出明确严格的要求，进而导致为净化会计报表而出现的大量的大风险资产，这些高风险未采取足够的警示提示或平衡足够的对价。当前我国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主要有两项原则，一项是不同类别证券化产品的主管机构各自的披露规则；一项为37号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表附录的要素性披露，其中第一项操作性更强，但各机构还未对信息披露进行细则统一。虽然再证券化产品在我国明确禁止，但是基于我国证券化产品的监管及发展经验不足，应相对保守谨慎地制定会计准则，并具体要求披露风险外信息，进而及时把控会计处理中对金融市场产生的一切可能风险。具体而言，应加强证券化产品风险外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要求，如在37号会计准则中增设“会计信息披露指引”，发起机构需按增设的“指引”要求在当年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披露信息进行列示，应着重列示产品的交易结构、事务所对交易结构资产“出表”的评判依据，并且提示模型局限性对会计信息处理的风险。四、结论目前，我国快速发展的多样化资产证券化产品进一步推进了国内会计实务处理的实践性发展。本文重点分析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会计处理的基本规则，包括交易结构设计、会计处理思路、出表动机及信息披露等，并结合自身实际，对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实务中的缺陷逐一进行分析及提出相应建议，从而对各类别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进行规范，并推动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
参考文献：
资产证券化顾名思义，就是将非标准化、流动性差的资产变为标准化、流动性好的资产，被证券化的资产可以是实物资产，也可以是信贷资产、证券资产等金融资产，通过中介机构将基础资产集中购买和重新拆分并转让，对基础资产转让方而言可以实现资产从表内向表外的转移，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实现多方参与者共赢的金融工具。
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些教科书将其与普通债券和债券衍生品并列，作为债券市场的三大金融工具之一。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速度非常迅速，传统范围涵盖了抵押担保证券、信用卡贷款、助学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贷款等基础资产，根据美国债券协会的统计，到2006年底，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规模达到3.9万亿美元，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总规模接近9万亿美元。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国内很多资产证券化产品层层打包过度增信，结构越来越复杂，投资者也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风险，最终成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过度的资产证券化也有潜在的不稳定性，但适度的证券化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肯定是利大于弊。
从我国现阶段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大规模推行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基础已经越来越趋于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基础资产供给方来看，近年来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银行票据等方式进行的表外融资业务规模已经非常庞大，银监会八号文颁布以后，这些传统的非标准化债券都面临着“标准化”问题，这将给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大量可供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而2009年以来银行体系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问题更加严重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有望成为将来银行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其次，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来看，在当前全民理财和金融工具创新速度很快的背景下，无论是基金、券商等机构投资者还是广大个人投资者都渴望有更多收益率较高、价格和信用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最后，从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和资源储备看，经过了前几轮试点，各类参与主体都具备了进一步拓展基础资产的范围，为设计和投资相对更加复杂一些的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近期一系列新的法规颁布，笔者相信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大门正在逐渐开启，这将成为未来债券市场发展潜力最大的业务之一，而一系列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陆续出现，也将使债券市场的投资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结构性融资 监管 信用评级 金融改革
一、资产证券化定义、发展及特点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即期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流的资产进行组合和信用增级，并依托该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未来现金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可以流通的有价证券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美国是资产证券化业务最早起源的地方，资产证券化业务距此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最早出现于2002年，但真正受到政府支持是2005年，而后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停滞。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改革的创新时期，未来资产证券化发展将加速。
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工具主要分两大类。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基础资产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累计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22支，筹资总额达775.60亿元。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基础资产为企业所拥有的收益权及债权资产。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发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13支，筹资总额达325.05亿元。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的结构性融资模式，其融资方式也具有灵活、创新的特点，具体的融资特点为：
一是融资的方式具有结构性的特点。首先，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对拟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以下称“基础资产”）进行一定的分解，按照基础资产的资产结构和回报利息率的特点，对基础资产进行一定的拆拼和组合，再根据重新搭配好的资产进行定价，确认新的风险和收益；其次，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也可以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得到分解和组合，从而将单一的贷款回收风险转化成为多家中机构共担风险和获取回报的活动。
二是融资的方式具有收入导向性的特点。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收益高低是决定资产证券化业务融资规模的先决条件，其次，当资产证券化业务面向投资和发行时，投资和也会对基础资产的稳健性、预期现金流量的规模及资产的优良性进行考察，从而决定是否购买。
三是融资方式具有低成本的特点。资产证券业务的融资利率一般低于其他债券类融资业务。首先，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资产必须经过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并适当的采用担保方式进行增级，增强了债券的发行条件；其次，通过设定优先级及劣后级分级的产品结构方式可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所以，资产证券化业务很少折价发行，且债券发行支付的佣金费用较发行其他债券类产品低。
二、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一）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阶段
1998年起，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就开始讨论在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为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SPV）的方式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法律空间。
2005年3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第一批批试点资格，标志着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大幕徐徐拉开。12月15日，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式发行，标志着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正式开始。
2007年4月，国务院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家银行进入试点范围；9月以后，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先后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标志第二批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正式启动。
2008年，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出现，各金融管理部门态度谨慎。
2009年至2011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暂缓，期间未有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产品面市。
201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暂缓了四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总规模500亿元，2012年9月7日，国开行发行重启后首单产品。
（二）项目发行情况
截至2012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合计约872亿元，其中2005年至2008年发行规模约668亿元，2012年重启后发行规模约205亿元。
三、中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一）中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阶段回顾
1.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第一批试点。2005年8月，“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设立，第一单专项计划业务正式诞生。截至2006年8月末，专项计划模式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共推出9单，募集资金总额达到260多亿元。
2.2006年9月至2009年5月，试点总结与研讨。2006年9月以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暂停专项计划新项目的申报审批，进入总结阶段；2009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和制定相关制度和管理办法。
3.2009年5月至2012年，第二批试点。2009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通报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情况的函》，标志着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重新启动。2011年8月5日，远东二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发行，成为第二批试点中的第一单项目，总规模12.79亿元。
4.2013年3月至今，试点转规模化。2013年3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对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资产类型、交易业务的结构、交易业务的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定义，进一步延伸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范畴。
（二）已发行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发行规模。自2005年8月至今，共有13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顺利发行，累计融资超过300亿元，其中7个专项计划在深交所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
2.项目发行特点。行业分布方面，截至2011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范围包括高速公路收费、网络租赁、设备租赁、电力销售、BT项目、污水处理和股权转让等相关的各种挂应收账款或未来现金流（收益权），共涉及电信、交通、租赁、电力、市政设施等5个行业。其中，电信行业发行额占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发行额的71%，电力、市政设施、租赁以及交通行业占比分别为10%、10%、7%和2%。
在期限结构、交易方面，现有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项目存续期由60天到64个月不等。
四、未来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及相关建议
最近十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金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已经为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从大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建立，资本的流动达到了较高水平；从小的角度看，中国的大中小企业及银行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具备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的金融市场不断进行改革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已与国际资本市场实现了对接，这也为中国的资产证券业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起步晚，发展缓慢，各项业务的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资产证券胡业务的发展还面临着国内政策的各项约束，未来的资产证券业务的道路仍然很长。为了保证未来资本证券化业务的蓬勃发展，政策制定者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参与者仍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持续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不断把资产证券化业务做大做强
当下的中国仍处在城镇化的过渡阶段，政府仍在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而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金的投入，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如果单一依靠政府税收投入难以保障和满足；通过将基础建设的资产的未来收益打包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融资难的问题，降低银行的坏账风险，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二）适当放松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
根据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案例，若一国的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较少，则一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良好，例如资产证券化业务全球排名第一美国。反之，若一国对资本市场监管较严，则会阻碍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例如日本。在资产证券化的初期日本层实行严厉的监管政策，严重阻碍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一直较为严格，在过去，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降低了中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所以中国一直未有大型的金融危机爆发。但现在，在中国资本市场已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情况下，严格金融监管制度反而限制了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进行适当的金融改革，放松对资产证券业业务的监管，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不断优化资本市场的同时，进一步丰富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
在国际市场上，任何与其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都可以进行资产证券化，而在国内，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处于试点阶段，资产证券化种类的品种仅仅集中于基建资产及应收类账款等，没有充分发掘出更好的投资品种。政府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大力拓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产品种类，实现资产证券业务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杨农.中国企业债券融资：创新方案与实用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