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眉山 偏远乡村 经济发展 建议
一、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要求
目前，绝大多数的偏远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处于滞后状况。在经济决定一切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制约了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为此，进一步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要求。
1.符合党的经济政策路线和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
改革不断深化和推进中，党中央提出了发展三农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针对农村地区发展的重大部署和决策；国家“十二五”规划将山区发展摆到突出位置、专项规划，为农村发展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为此，发展偏远地区乡村经济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家决策部署的政治使命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责任感，赋予重要的政治意义。
2.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任务与内容
建设繁荣富强，特别是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要求。繁荣富强，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指城市的发展或中小城镇的发展，也包括远离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偏远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现实中，把推进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用当前城市出现的繁荣富强来容盖、代替偏远乡村的贫瘠与落后，拉大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差距，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因此，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建设的繁荣富强，是实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任务，对于推进全面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3.符合当前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已30多年，城市经济发展已进入空前规模，特别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房地产经济，其发展达到世界前列，超过中国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而在这一疯狂和超常规发展掩盖、遗忘的背后，却是日益贫穷落后的偏远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二元差距，改变中国蜂拥城市，遗忘乡村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推进偏远乡村的共同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因此，推进乡村经济发展对推进中国城乡平衡发展、化解二元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4.乡村自身发展的需要
乡村需要通过政府或社会援助者的帮助，推进自身经济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生存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改变，步入同城市同步增长的现代化富裕生活，而不是眼望城市现代化生活，自身却陷入原始落后的贫苦生活。这是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现实、最迫切的社会要求。
二、四川眉山乡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状与问题
乡村经济发展主要指远离县城和城镇的偏远地区农村从自给自足生产活动向创新型生产活动转变，从传统原始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农业转变，从传统农家生活向现代农家生活转变的经济活动、经济状况。
1.眉山乡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状
1.1原始农业是主要
全市区县偏远乡村广泛存在着乡村村民依赖着有限的土地，种植着油菜、水稻、花生、红署等小农作物，以农家院为依托养殖着猪、鸡、鸭等家畜，形成原始农业为主要耕作的生产活动。只有临近乡镇的乡村交通发达、便利，产业调整活跃，这种状况在相对减少。比如，洪雅县个别偏远地方乡村以奶牛和茶叶进行产业调整，以野菜、野生植物为市场取向；东坡区广济乡在产业调整下以农家乐为市场取向，突破了原始农业的影响。与其相反，青神县的柑具有产业规模，增加了乡村民众部分收入，但没能扭转山区农民仍然束缚于原始农业局面。整体看，眉山偏远乡村原始农业仍然占着主要地位。
1.2劳动力过度流失
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偏远乡村农民守着三分田、三分地，富不了、饿不死；而城市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市，造成偏远乡村的90%以上轻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外出务工；95%初高中、大中专学生学业后离弃乡村，投奔城市，即使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归村里。导致能改变原始农业耕种和进行农村耕种的技术创新、推广应用新型农业种养技术的劳动技能人员和新生劳动力缺乏；甚至造成以家庭为主体的原始农业耕种后继无人的局面。
1.3致富项目远离市场
一些诸如草莓、葡萄、大枣、猕猴桃、山核桃、梨、桔子类等新型产业品种被引进偏远乡村，但生产后的产品远离交易市场，产品不是被践卖，就是荒弃山野，没有形成产供销的新型产业链和公司加农户的产业运作机制；其次是一些新引进的农业产品项目在初期受市场拉力吸引，受到市场青睐；后期因技术缺乏支撑，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严重挫伤村民发展信心。
1.4土地荒废严重
在劳动力过度流失下，家里没有劳动力，通过临时雇用劳动力或将外出的劳动力召回，导致劳动力投入成本增加，劳动力投入在土地上的收益远小于外出出卖劳动力。于是，偏远乡村出现放弃土地还不如荒废土地现象非常严重。
2.眉山乡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2.1交通制约是瓶颈
偏远乡村在发展新型产品后，交通不便制约新型产品成果运输到外界，致使新型产品远离交易市场，挫伤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村民开发新型产品的欲望。交通不便表现为，一是缺乏乡村道路；二是乡村道路质量低劣，不具备节约成本的运输功能，个别还成为运输的危险设施。由此，交通状况成为阻碍偏远农村新型项目发展，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2.2资源利用无效率
在偏远乡村，劳动力流失造成土地资源荒废严重；农民在取水困难的同时，节约用水、环保用水意识缺乏，形成对水资源浪费严重；现代技术推广应用不到位，农民普遍不懂得如何利用高效、便利的日光资源；对农作物废弃物除了用作燃料或饲料，就地深处理缺乏，形成农作物废弃物污染环境严重；施肥和投放农药不当，污染食品、土壤、环境严重。
2.3项目技术支撑问题
致富项目选择不当、跟不上市场发展或缺乏市场预测，缺乏生产新型产品技术的持久支撑和公司加农户的产业链运作机制，成为挫伤偏远乡村生产和创新生产的问题之一。诸如，青神县柑之乡，东坡区脐橙之乡等特色产品，因技术创新支撑缺失，导致产品难以持久巩固、占有市场，又因公司加农户的产品销售、深加工后劲缺失，目前市场竞争力已呈现逐渐衰迹。此外，致富项目不适应当地环境造成致富失败等问题也存在。比如，仁寿的一些偏远乡村就不适应养殖奶牛，盲目引殖引发失败。仁寿县原团结乡过去引入的波尔羊，因后期支持不到位，最后失败收场。
2.4政策资助太缺乏
有针对地资助乡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缺乏，特别是农村农业补贴缺乏。个别地方还出现资助搭车，增加农民负担现象，即政府资助60%、村民要自贴40%。导致政策资助过程中被层层剥皮，实际到位的资助已起不到作用等现象；导致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惠民政策资助在形式主义操纵下被胡弄落实。
总体看，眉山偏远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状况是：缺乏新型产业链和公司加农户产业机制，缺乏新型产业技术支持和创新型人才；由缺乏创新的自给自足小型生产为主，伴随传统原始农业、传统农家生活，形成狭隘的市场目标主体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
三、四川眉山乡村经济发展的机遇与对策建议
1.眉山乡村经济发展机遇
1.1成渝经济区的战略发展机遇
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的主要发展目标是以城市发展、工业园区发展为依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以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产业为基础作为原料深加工的第三产业发展。眉山作为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的构成部分，其偏远的乡村经济发展在远离城市和工业园区发展中，毗邻这样的发展而蕴藏着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是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发展战略的拉动效应机遇。眉山被纳入成渝经济区域规划发展，又被列入天府新区发展内。成渝经济区是由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构成的新型工业发展经济区；天府新区是以新型产业为发展龙头的经济发展区。天府新区是成渝经济区的重大战略中心。眉山被纳入和列入成渝经济区、天府新区，标志着眉山进入了新型工业发展区域和新型产业发展时代。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发展战略的拉动效应，一方面体现为拉动眉山进入新型工业地区，拉入眉山跨入新型产业时代；另一方面体现为以成渝经济区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发展规划和天府新区为龙头的新型产业项目，拉动眉山进入新型工业规划和开发新型产业项目，同时，通过新型工业规划发展和新型产业项目发展，拉动眉山的第一产业项目同第三产业深加工的发展。二是毗邻战略影响机遇。根据毗邻战略理论，当一个不发达地区或贫困的内陆地区，如果它毗邻着发达地区或富裕的沿海地区，则它会受到发达地区或富裕的沿海地区发展影响，从而拉动自身的发展。眉山毗邻发达的成都地区，因而，眉山的第一、二、三产业发展都受到成都地区的发展影响。特别是作为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轴心的成都，其发展将是突飞猛进。这种情况下，毗邻成都的眉山也将受到影响，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1.2“十二五”规划发展机遇
“十二五”规划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方式的转变摆到发展的重中之重；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将农业发展重点放在加快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将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三农”发展的战略举措；将推动山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区域重点；将推动全民创业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源动力；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农村社会建设的主攻目标。
1.3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机遇
目前，眉山已开始在全市推进新农村建设试点，这是眉山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行动，对偏远乡村的发展形成大好机遇。具体可以体现以下方面:
一是改变居家环境。新农村建设将改变农村居住生态化、交通便捷化、生活现代化、资源无污染化方向发展，形成“十二五”要求的山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景象。二是改变耕作方式。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化；加快农业技术引用，走现代农业发展；转变农业耕作方式，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步入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三是缩小城乡差距。新农村建设在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宜居建设和耕作制度转变中，受现代新型生产、生活工具和信息技术影响，农村在居住、生活、生产方面都将缩小同城市的差距。有利于抑制农村人员向城市转移居住，抑制城市高房价；或受城市高房价的抑制，在新农村建设拉力下抑制乡村人员向城市转移。同时，偏远的无污染现代生态家园建设具有吸引城市居民返回乡村的吸附力，有利于形成山区生态休闲走廊。
2.眉山乡村经济发展建议
2.1加快水电气基础资源的自然生态建设
偏远农村蕴藏了丰富水电气等基础资源。这些生态型的自然资源在新型技术的利用与开发下，用于乡村改善生产、生活建设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同时，又具有保护乡村生态建设的作用。
一是利用太阳能技术。目前，欧洲等发达地区的乡村都大量转向太阳能的利用与开发，许多太阳能设备来自于中国生产和出口。为改善中国乡村发展，可以采取企业引导，政府适当补贴方式推行乡村太阳能使用技术，改善偏远乡村用电难、用电成本过高等问题，从而改善乡村产生和生活状况；也有利于社会节能、效能建设。二是节约保护用水。乡村靠天吃饭，雨水过多成灾；雨水过少，也成灾。要就地做好农田的导水和蓄水，防止水污染；要保护好饮用水，做好污水排放；要节约用水、清洁用水、循环用水，引用现代技术改善用水设备设施。三是开发利用沼气。做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沼气技术在眉山农村都有推广应用，但普及率不高。究其原因有其成本过高问题，也跟乡村民众认识有关；还有跟沼气的生产技术有关。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使用沼气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户户使用沼气化。
2.2破除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道路设施建设
眉山的村村通乡村道路建设率非常高，但许多村村通道路只是形式主义的道路相通。因为有的路基不到2米、十分狭窄，道路弯曲、不能耐用，造成道路无法错车、较大的车无法进入，用于简单的生活还能勉强起到作用，若用于支持经济发展，这样的乡村道路不但难以起到作用，而且还成为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方面，路通而不实，容易形成道路杀手；另一方面，路通只是形式上的事实，这种既定事实却阻碍民众重新投资修路或开辟新建道路。就如眉山的106线，可以原地维修，却制约了另外开辟新建道路的既定事实。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由宽敞的大公路、安全的公路、结实的公路建设做支撑，才能将乡村的产品运输出去，将乡村建设需要的物质和人脉运输进来。目前，这样的道路建设在区县个别乡村已实现，要推广到其它山区乡村有一定困难。对于资源丰富的偏远乡村，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对公路建设的理念。修通不等于有发展，要修得有经济发展的实际价值。否则，即使修通不合格、不标准的公路，反而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2.3以现代田园生态家园为主的特色经济建设
在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的拉动效应和毗邻战略影响下，眉山乡村经济发展将出现两个发展机遇：一是为两区新型人员供给休闲走廊，走现代田园生态园建设；二是为两区新型人员、新型产业供给大量农副产品、第三产业深加工需求的农业原料，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为此，眉山乡村经济发展以现代田园生态家园为目标进行特色经济发展，不但是现代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也是城乡一体化同步发展的建设要求。
一是保护耕地，创特色家园。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使远离污染、生态环境优美、农副特色产品丰富的乡村，被外界吸引和追逐。保护偏远乡村耕地不受污染，推进劣质土地退耕还林，维护生态建设；调整农业特色产品的产业结构，形成诸如坚果、野菜等特色产品，为建设现代特色家园，形成田园家园、田园风光、田园休闲，构建和夯实田园农家乐、田园休闲走廊发展的特色经济基础。二是就地取材，维护生态。偏远乡村要按照城市化发展标准，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做到用水、用电、用气自给自足；必须做到厕所、厨房、牲畜的三改，确保生产生活卫生健康，生活环境优美。三是夯实基础，构建保障。现代社会是四个车轮社会，偏远乡村要成为农资产品的生活中心，要成为民众热爱的现代生态家园，必须要夯实道路建设，不能让道路建设成为制约生产、生活的瓶颈。
2.4以项目为优势的特色乡村经济建设
项目就是市场。要围绕偏远乡村自身特色优势打造项目，拓展乡村经济发展。
一是稳固一村一品。一村一品是党和政府新时期针对农村发展推行的发展策略。在政府主导和相关部门支持下具有合理的发展趋势。不过，在现实中的偏远乡村能否做出一村一品，做大做强一村一品，首先要把一村一品建成公司加农户的产业链；其次需要村民的坚持和相关部门的持续支持和对产品的技术创新支撑，更需要调整产品对市场的持续适应。否则，产品不适应市场或被市场逐步淘汰，不但一品失败，更挫伤村民的信心。青神县柑之乡，东坡区脐橙之乡地位及品牌优势就因为产品创新能力减弱和公司加农户缺失而逐渐丧失市场地位和品牌形象。二是开拓特色项目。全市区县偏远乡村因所处地形地貌的不同，栽种、耕种作物，养殖、种植产业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与差异。因此，稳固一村一品建设中，结合偏远乡村劳动力不足，鼓励和支持村民利用自留地发展适合当地土质、气候的投入低、产出高的新型特色产业。比如，中药材、特色坚果，特色养殖等。三是发展科技农业。确保家庭为主体的村民自主耕种、自主经营，将科技农业方式融入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中，引导村民从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转型。从产量提高，节约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投入，耕作方式简单化，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实现向现代科技农业转型。
2.5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合作经济建设
以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发展新型产业为契机，推进跟农业相关的新型产业为纽带，形成农户是生产对象，公司是深加工，市场衔接目标，实现新型合作经济建设。
一是公司加农户。借鉴眉山泡菜产业形成的公司加农户实例，针对眉山偏远乡村拥有资源的不同状况，可以深入推进蔬菜深加工，食用菌深加工，水果深加工，中药材深加工，林业深加工，养殖深加工，豆类和根茎类食物深加工等形成的公司加农户产业。比如，仁寿县中部浅丘地带可以走林业和豆类、根茎类食物等深加工；仁寿深丘地带可以走中药村、林业等深加工。根据其它区县偏远乡村自身土地特色、自然环境状况和交通状况，开发投入少、成本低、污染小，有利于生态家园建设的公司加农户项目。二是集约经营化。以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发展为契机推进偏远乡村农业走集约经营化。集约经营化主要是指将偏远乡村农户拥有的土地资源租让给租用方即土地流转给租用方，租用方实现以农业项目为生产的集约经营。集约经营化有利于乡村农户获得资源出租出让金，同时可以优先被租用方雇用为产业工人，获得工资收入。对于农户担心的自身生产生活问题。口粮方面，可以由租用土地方按国家供应标准按人口按月或按年提供定量补助；农户可以利用剩余土地实现少量蔬菜自种自给，可以饲养少量家畜自给自足。集约经营项目可以是中药村、林业、野菜、水果、茶叶、养殖、种植等方面，也可以是生态旅游开发等。
2.6以新农村建设推进乡村经济发展
新农村建设目前已在眉山全市区县展开。对偏远乡村的发展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一是乡村集中建设机遇。偏远乡村民众远离城镇、远离繁荣、繁华的城镇经济与生活。乡村生产耕作落后，乡村生活因水电气使用原始，厨房、厕所、家畜饲养、居住的卫生、环境条件恶劣，形成乡村生活贫苦。借新农村建设机遇，特别是乡村集中建设机会，将偏远乡村村民集中在道路、水电气通达地方进行集中建设，有利于改变乡村村民步入城镇生活，彻底远离恶劣的环境卫生。影响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是资金投入问题，村民的支持与不支持给负担的资金问题有关。对于资金投入问题，有条件的政府可以全面承担；条件不足的政府可以同村民协商出资建设。二是乡村经济集约经营机遇。将偏远乡村的村民从分散集中到一起后，一方面退还原宅基地为土地，允许集中在居住地附近分配土地进行蔬菜耕作与家畜饲养；另一方面，可以将远离村民居住地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集约经营。集约经营方式可以按土地流转形式出租给外来商人，实现集约经营的商业化发展；可以用入股或租用形式出租给当地村民采取现代化、技术化手段，实行土地原农作物的集中耕作，由村民与承租方达成劳务、粮食分配协议。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具体表现，而在处于工业后期的国家以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的存在暗示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促进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获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有例可援”的好处。但随着“城市偏向”战略的持续性实施，城市现代工业在获得了廉价资源后却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农村经济也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几近崩溃。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是一种合符理性的选择，而结果却与其“赶超战略”的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审视“城市偏向”战略，在我国追求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偏向战略的内涵及其背景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考虑到城市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拉动效应，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倾向于城市现代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格政策、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财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安排，为城市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总体而言，“城市偏向”战略以城市现代工业为核心，通过调整工农关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理解“城市偏向”战略的关键。首先，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劳动生产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工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程度较高；其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下，长期致力于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农村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工人工资；再次，农业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工业不发达、农业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拉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后发优势”。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强烈的追赶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于是“城市偏向”战略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考虑。
二、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
在城乡关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在比较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及其效果后认为，城市工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而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下降。如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着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而城市工业则存在收益递增趋势(张杰，2007)，W・A・刘易斯(1954)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以不断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部门差别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则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3个阶段，但也指出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维持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才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转化为同质经济的目标。D・W・乔根森(1961)通过分析农业剩余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来强调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过程，M・托达罗(1969)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流入城市中“传统部门”，然后再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在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微观机理后指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是影响农民是否转移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二元经济模型在考虑了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减，而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增等经济属性之后指出，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通过提高边际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二元经济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对此有清晰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李广舜，2006)。弗朗索瓦・佩鲁从空间经济研究的角度，也为“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极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以等概率机会出现在各经济地理区域，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中心城市极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业部门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及其扩散能力；源于创新的发展而诱致的资本聚集以及随后的输出；基于前两者的作用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进一步产生积聚经济效果。
考虑到城乡经济联系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都在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的同时，还通过创新扩散而产生的淋下效应，增加农村地区的产品购买、投资增加以及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等，以提高农村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李小键，2002)。
约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间极化理论，在意识到创新扩散后，才构建了“核心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经济地理区域，区则是与核心区存在着广泛联系的、承接创新扩散的经济地理单元。核心区可位于空间系统的任一网络结构上，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来组织自己的依附区；并向区传播创新成果；因而核心区增长的
自我强化机制有助于该空间系统的发展；而且随着系统信息的流动，创新将溢出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诱致空间系统内次级核心区的出现，并形成新的次级区。进一步解释核心区与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理的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基于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发展。缪尔达尔认为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事实上，长期信奉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议采用动态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城乡空间发展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是缪尔达尔用来解释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主要概念。所谓回波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并将导致城乡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趋缓，其时生产要素将向落后地区扩散，从而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就是扩散效应。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不仅得到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来自于区域经济理论以及空间经济研究成果的强力支持。
三、关于城市偏向战略的讨论
毫不讳言，“城市偏向”战略一方面得到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支持，但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特别是那些关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学者。有学者指出，从1948年至196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李广舜，2006)。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惟工业化”的城市偏向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固化甚至强化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扩大而非缩小了城乡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都是城市偏向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马远军，张小林等，2006)。
对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利普顿(Lipton)(景普秋、张复明，2003)。他认为，城乡关系的恶性循环是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其自身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其利益所在，而农村集团只能获得更少的发展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差别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而政府的“城市偏向”战略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其结果便是农民更穷。而科布纳基(Corbridge)(1988)认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考虑到利普顿并没有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把握城乡关系，因而并不同意利普顿基于城乡政治对立的“城市偏向”分析。
与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相反，朗迪勒里(Rondiaeli)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同时强调城乡经济联系的重要性(马远军，张小林，2006)。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来自于城市，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另外，政府应该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以便为农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致力于中小城市和城镇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以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斯多尔(stohr)和泰勒(Taylon)进一步指出，自下而上的发展应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而且应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鄢洪斌，袁媛，2004)。斯多尔指出，实施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一要务是建设和完善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在政治上给予农村地区更高程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自，调控价格体系使之有利于农村经济活动的开展，并鼓励农村经济的外向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麦吉(McGee)(1991)从城乡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经济地理区域Desakota区，为发展中国家改变“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所谓Desakota，主要用以说明在亚洲大城市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显著的发展过程，Desakota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同时具有这两种社会的特征，是城乡两大地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该研究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暗示了可以通过合理的城乡布局，来改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可行性。
国内学者在“城市偏向”战略方面的讨论，以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大多立足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考虑到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等现实需要，调整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探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实施。在中国利学院递交的国情研究《生存与发展》(1989)以及《城市与乡村》(1994)中均指出：传统农业、农村与现代工业、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且尤为突出，以城市工业为发展重点的战略带来的是城市化滞后、现代化受阻和农村贫困化等现象(景普秋、张复明，2003)。在这种背景下，改变“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就成为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并进一步指出，应该将发展重点向农村倾斜，制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目前实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准则，因而城乡一体化理论不能作为调整我国城乡关系的指导思想王圣学(1996)。周加来(2001)也认为，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是：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而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我国现阶段提出城乡一体化设想是不切实际的。王振亮(2000)城乡―体化称作“新乌托邦”，认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本质就只能是平衡增长，而平衡增长依赖于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其实质是建立垄断，消除竞争，所以在目前没有
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在探讨城乡经济关系方面，不仅有上文所述的“非均衡发展”学派，也有学者持“均衡发展”的观点。前者以动态的结构主义方法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迁为对象，而后者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并没有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问题，在“均衡派”学者如拉格纳・纳克斯、哈里斯和托达罗以及芒福德等人(景普秋，张复明，2003)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运转正常，各种生产要素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行合理的流动，因而不会出现城乡经济差异的现象，制定“城市偏向”战略也就不必要了。通过分析发现，“非均衡发展”学派是“城市偏向”战略的支持者，而“均衡发展”学派则否认“城市偏向”战略的必要性。
四、城市偏向战略的评价
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城市偏向”战略，之所以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是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发展自身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并进而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所展示出来的“后发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其赶超愿望提供了支持，而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持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赫希曼的“空间极化”理论与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则促发了以“唯资本化”、“唯工业化”和“唯计划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偏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可以认为，“城市偏向”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社会经济条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得到了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持。
不可否认，虽然“城市偏向”战略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相符合，具有客观而理性的内在逻辑，但‘‘城市偏向”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实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考察了城乡关系后，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但刘易斯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没有考虑到农业部门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也只是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式中，农业部门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杨立新、蔡玉胜，2007)。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改进后的托达罗模型，不是把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视为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但模型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结果持消极态度，也没有揭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意义。这种或单独强调工业，或单独强调农业，都不是“城市偏向”战略的应有之义。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经济系统，割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强调工业或农业，都将不利于城市和乡村经济的良性互动及发展，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让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事实上，“城市偏向”战略是在充分考虑城乡经济联系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否则就不会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后的城乡经济一体化。
留住“故乡”
关于乡愁，有太多的注释可以溶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历史寻踪，人文寻踪，情感寻踪的问题。地理意义上的乡愁无论何时都是一个背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在潜意识里一定离不开地理与地标上的形式面貌。在这个基础上，在自然经济时代，地貌生态的基础上，每一个故乡人在他最初的生命印记都是在这个舞台上镌刻出来的。故乡经历的每个时代的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甚至一颗特定意义的树木、老磨坊，乡村的地理格局、房屋建筑的特殊位置与式样都会成为构成“乡愁”的原素。
然而，现如今提到的“乡愁”完全作为一个涉及农村关于乡土文化特定含义的词汇。这里面有两个背景关联影响到乡村文化的存在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两个背景关联都是由经济变革的规模和方式决定的。一个是由房地产带动的城市经济改变和侵吞了原有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另一个是，绝大多数农村陷于文化的断代，空壳化（村落荒芜或只有建筑没有人气）。由于农村人口两代人进城务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模式。他们要么以在城里工作的收入在乡上建了新房，要么举家迁到了城里。
这个背景和条件下的“乡愁”完全突破了人们情感上的定义。“l愁”对于这些从故乡的土地上出走的人是一个印记很深的符号，在这个符号里包含着过往的情感，生存状态的尴尬，城市消费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对抗。在这种无奈的选择下，乡土文化被拆离得支离破碎。大城化的模仿吸掉了由农业经济决定的乡土文化的承续基础。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县城的立体经济模式直接吸走了乡镇的文化活力。这样的局面，在我们重新回顾留住“乡愁”的主题时，不能不首先看到“乡愁”不仅仅是离开农村、农业、农民，传统文化由乡村有序传承的情感与情绪问题。他首先是经济形式转变的问题，其次，才是固有的乡村文化如何保留的问题。时代在变，生存方式也在变，“乡愁”的表述愈加紧迫。于是，“乡愁”留住，不在变化中失离才是最关键的。
守住乡镇文化
古今居住地的变迁无不受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规模决定。一座城市的基础由贸易和交换中心的经济作用奠定起来。大规模的农村地区那些原住民以经营农业为主要活动，居住方式和文化特色依出生地决定。一方面依靠地理特色选择构建房屋、街道、桥梁、公共设施和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延续与发展。普遍来说，全国大部分乡镇除了人为地拆毁，两百年的面貌基本上保持稳定。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这样，稳定有序的农业经营活动同时也保证了乡镇特色的延续。但连续三十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改革产生的大城市化，除了快速地改变了城市本身的文化特征，城市中以实用为目的的建筑功能几乎没有考虑城市历史的文化传承和美学特色，从而使文化城市迅速消失。在这同时，庞大规模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新一代农民不再把生存的重心放在故乡农村。这无疑使基于稳定的经济模式构成下的村镇文化遭遇突然的。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激烈竞争，使文化价值的注意力被实用主义与利润的目标方向所覆盖。从近三十年的结果看，经济发展对于文化与审美的边缘化所构成的破坏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特色小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将要登场的主题要看到新经济和新经济规模的发展落脚点一定是巩固绿色生态、特有文化、特色审美。没有这个明确的指向，单纯为构成一个以乡镇为单位的特色经济，结果往往会拷贝前期城市经济对特有城市文化的侵害模式。从长远来讲，这样的经济得不偿失。从一些已经发现的所谓特色小镇经济的样式看显然亦在重复唯经济发展的老路。像过去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在讨论乡镇特色时尤其首先突出的就是特色经济内容，一般疏忽有关生态、文化内涵、审美特色上的乡镇表述。那些地区有些乡镇本来就是为大城市分散加工工业产品的工业区构成，乡镇特色早已消失，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在谈论发展小镇特色经济无疑只能推动这些小镇向更大规模化城市经济上发展，使残存的乡镇文化彻底毁灭。相反，有些并不是发达的地区恰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看上去有些落后、冷寂、寒酸。
让乡镇的生态、文化、经济和谐统一
在构建特色小镇、绿色乡村、温馨家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这样认识问题：如果，前几十年不顾一切发展经济是为了在现代化工业补回动乱年代丢弃的时光，赶上现达的经济体。为此，交了生态的学费，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城市特色文化遭遇了破坏。现在，发达的经济必须要反哺前段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与文化损害。固然，我们已经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及时地止住了这个不健康的步伐。好在中国的地域辽阔，文化沉积的历史丰厚。
我清楚的记得在一次有关绿色休闲产业研讨会上，一位老作家指出：“人类的发展结果就是为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休闲。”
这话极有道理。作为人的存在，他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劳动从而换取交换资本。如果那样的话只不过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所以，一个关系决定了人的经济活动的高级阶段是为了创造出体现其精神活动的文化。从人类整体和社会发展的概念上看人类的经济发展除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终极目的是体现文化与审美趣味的结果。这种精神归宿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史。
比如，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山西的古城平遥，那里对于古城文化的整体保护几乎是一个奇迹。也只有这么一个完整文化古城才能围绕着诉述古代社会的诸方面从而围绕这个文化规模展开旅游经济。其他地方如果能够保留下来也只是残缺的一段，但这足以叹为珍贵。
【摘要】乡镇企业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灵活性，因而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能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增加其份额比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并在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着生力军作用。下文从我国乡镇企业的概念内涵出发，对其发展阶段、历史地位以及形态转变等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富阳市乡镇企业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寻求乡镇企业的突破之路――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平台，从高起点上促使企业的再度腾飞。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农村经营组织逐步放松管制，借此东风，我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并且快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主体和中国近几年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看，乡镇企业已经突破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成为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转化因素和动力源泉，其发展变化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入世，一方面给企业进一步拓展空间、打开市场、参与国际合作创造了契机，但同时也给我国乡镇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造成了冲击。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市场销售能力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顽疾、新症极大地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更何况，面对开放的市场环境，我国乡镇企业现有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难抵挡来自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在这一形势下，乡镇企业的调整、改革已如利箭在弦。
笔者作为一名直面“三农”，分管工业的基层干部，多年来密切关注着我市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变迁，经多年的工作实践与理论总结，认为富阳市的乡镇企业要突破瓶颈、再度飞跃，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走集聚战略之路、走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之路。
一、乡镇企业的基本概念和发展模式
从广义上看，乡镇企业是指所有成立于农村地区、由农民投资和组建的企业，包括乡、镇、村的集体企业，农民组办、联户办和个体办的企业。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从法律的角度明确把乡镇企业定义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1】本文所阐述的乡镇企业侧重其广义范围。
乡镇企业源于中国因经济不发达而形成的城市与农村相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村人口在长期政策规定下的身份限制和不流动性，使得在农村自发生长起来的企业与其他形态企业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成员构成、社会地位、发展轨迹和运作方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群体。乡镇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两种较为典型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对江苏南部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模式的统称，主要特点为由乡镇或村政府掌握企业发展初期的所有权，企业经营者则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接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私营、个体企业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经营模式的统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苏南模式”以集体企业为主，而“温州模式”主要以家庭经济为主。在当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两种模式互为作用，交替发展。【2】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地位
（一）发展阶段
在我国广大农村，非农产业早已存在，但真正形成一定规模并上升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经济改革后出现的事物。乡镇企业在其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社队企业恢复与发展、乡镇企业高速增长、调整与波折、再一轮高速增长以及变动整合与提升等几个阶段。【3】
1.社队企业恢复与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日益庞大的待业群体。因势而起的社队企业，在改革后农村的就业压力下得到进一步扩张，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2.乡镇企业的首次飞跃。至80年代中期，中央相关倾斜、鼓励、扶持政策的颁布实施，为农民自主联合办企业和农民个体办企业开了绿灯，社会上下形成同心协力推动乡企发展的高潮，农村企业发展滞后的局势得到很大改观。据统计，1984年5月，仅在浙江省一省范围内，就兴办起2万多家乡镇企业。【4】
3.调整与波折。由于片面追求市场的自主协调能力，忽视宏观调控力度，导致80年代后期，全国范围内出现经济增长过热，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等经济问题。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遭到抑制，各地相继出现一股“压乡办企业，保全民企业”的潮流。面对“银行不贷款，原材料实行专营，电力严重不足，煤炭价格飞涨还难以买到”的市场环境，乡镇企业的生存受到极大挑战，企业普遍开工不足，亏损上升。
4.乡镇企业的第二轮高速增长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乡镇企业迎来了又一次的大发展机遇，众企业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长足发展，其经济总量、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均取得快速增长。
5.变动、整合与提升。进入90年代，我国主动接轨国际，加大参与国际竞争的力度，以激活和重组国内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乡镇企业何去何从又面临着新的转折。企业为求生存、发展，积极转变观念、整合资源优势、提升御险能力，其结构形态上发生很多转变。首先，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个体私营企业迅猛发展；集体企业内部的产权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其次，企业的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第三，企业的规模档次拉开、配置趋于合理，大量的小企业开始为大企业配套生产，形成了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历史地位和发展形态的转变
以富阳为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市的乡镇企业通过实施改革驱动、外向带动、科技拉动、人才推动等多项战略，冲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基本形成了产品众多、门类较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乡镇企业进入了“跳跃式”、“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阶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资本经营取得重大突破；规模经济优势更加突出；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大大提高。至2003年底，我市已拥有各类工业企业10118家，实现工业总产值414.8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85家，创造工业产值234.8亿元，实现利税近20个亿。乡镇企业的地位及发展形态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首先，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实现了由“微不足道”向“举足轻重”的转变。发展初期的乡镇企业仅仅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而组织生产的，在社会经济中属于“补充”地位，其总产值、工业产值更是少得可怜。现如今，不断发展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点，其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
其次，在产权和投资主体上，实现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早期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基层政权机构直接兴办、经营的部门，呈现“乡有乡营、镇有镇营、村有村营”之势，其所有权、经营权“两权不分”。近几年，各地通过不断加大企业产权改革的力度，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产权的转让，企业所有制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大量外资和民间资金的涌入，使乡镇企业产权和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混合型的趋势。
再次，区域布局实现了由“分散经营”向“相对集中”的转变。乡镇企业兴起之初，强调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以致造成布局上的极度分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逐步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向“相对集中、连片开发”转变，从而实现了优势的互补与整合。
从外延分析，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由“四轮驱动”向“多轮驱动”的进化。1978年以前，乡镇企业只是单一的社办工业，勉强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轮驱动”的格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优化配置和重组，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投资、相互融合，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大量出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联营和中外合资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真正形成了“多轮驱动、多业并举、多轨运行”的所有制格局。【5】
三、面临的困境以及制约因素
乡镇企业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它在振兴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不单单是促使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主体，也是中国近几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然而，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早期脱胎于农业、由农民创办的传统乡镇企业，萌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发展在“双轨制”的体制里，生存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中，投资主体、管理体制、分配机制单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6】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结构、发展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乡镇企业普遍感到压力和困惑，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适症”。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不同的企业将被放到同一个标准上进行公平竞争，乡镇企业将在更加开放、竞争对手更多更强、市场要求更高的舞台上谋求新的发展，难度可想而知。就我市来看，目前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已不容轻视。
1、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规模小、数量少。富阳的乡镇企业和我国大多数中小城市的企业一样，点多面广，各自为政，没有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产品的销售没有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企业规模较小，技术人才短缺，自身的研发中心实绩不多，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这个机构，在技术的革新、产品的提升和企业的发展上，只能跟着商品的销售形势走，盲目追逐市场，追求利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至2003年底，我市规模以上企业585家，仅占全部企业的5.67％，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更是只有2家。与毗邻的余杭区相比，在总量规模上，两地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十分接近，但在浮动资产平均余额及企业负债额度上均大于余杭区，而工业销售产值相差48个亿，工业增加值差14.13个亿。此外，我市360多家造纸企业平均生产规模只有0.9万吨每年，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极容易被淘汰。
2、产品定位落后，技术设备陈旧。拥有重点高技术的企业只有26家，部级仅3家，省级18家，杭州市级5家。无污染且工艺先进的企业甚少，大多为造纸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因吨纸污水排放量超标，对富春江水系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据调查，目前只有极个别造纸企业污水排放达到国际标准，在45m3/吨纸——65m3/吨纸，大部份企业污水排放在65m3/吨纸——250m3/吨纸。这种现状，由于耗水量大大超标，从而导致排污总量直线上升。其次，我市造纸企业产品结构过于单一，且大多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落后，导致产品能源消耗高、污染重、质量不达标。高能耗、高污染、大进大出的产业链已成为我市工业企业的显著特点，如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或是要素供给矛盾进一步加大，就容易给我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诸多限止因素，就很难产生大企业带动效应和创造较高的工业增加值。
3、零散企业多，品种杂，规模小。虽然我市有一个经济开发区和19个工业功能区，产业布局有一定的思路和规划，但长期的企业自主发展所造成的品种杂、规模小、分布广的局面是难以一时解决的。如常绿的织布业，几乎家家户户有织布机，却各自为政，品种多，规格不一，设备也旧，始终成不了规模，形不成定位，市场竞争力弱。另外，由于点多面广，政府也没办法扶持，造成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配套投入严重不足，只能任其随行就市，自生自灭。
4、销售渠道狭窄，销售网络的形成差距甚远。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多数只靠几个供销员去找渠道和业务，信息闭塞，销路单一，对产品市场的前景缺乏预见性。我市虽然成立了《白板纸网》和《中国球拍网》但上网信息的企业很少，大多数业主并未真正认识到网络销售的优越性。导致企业走的步子放不开，迈不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速度。
此外，负担沉重，弱势地位并未完全改观；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程度有增无减；人力资本缺乏，企业发展缺少后劲；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等现状都成为限制我市乡镇企业持续高速发展的缰绳、绊索。
四、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有效途径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为了保持我市经济的增长步伐，改革的重点应从过去供给结构的调整转向着眼于解决长期性的结构问题。不仅要进一步调整供给结构，使之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提高竞争能力；更要注重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的整合，从过去简单供给调整转向合理引导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相结合上来。
第一，要提高认识。首先，要达成“发展区域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共识。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单元，毫无疑问应该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其重中之重倾注大量的精力。要对乡镇企业高看一层，厚爱一分。其次，要认识到“发展乡镇企业，就必须走内涵发展与外延并举的路子”。
第二，要拓宽思路。在成分上，进一步放开手脚，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以及股份合作、联营、外商投资企业一起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可以适当把步子迈得大一些。在领域上，放得更宽、更活，坚持一、二、三产业一起上，贸工农、种养加、产加销齐发展，不限产业看市场，不限规模看项目。
第三，要调优结构。一是优化企业布局。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市乡镇企业工业布局已渐趋合理，但“天女散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乡办、村办、组办、户办“散而杂”的现象依然严重。今后，应该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加快小城镇建设这两大战略结合起来。原有的乡镇企业尽量创造条件，逐步向小区和小城镇聚集；新办的乡镇企业，统一安排在工业功能区。二是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很多商品已经供过于求，市场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因此，对乡镇企业来说不能只是上一些一般性的项目，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重点发挥乡镇的资源优势，避免与城市企业结构趋同，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三是优化产品结构。乡镇企业由于受“三就地”原则的束缚，生产的产品普遍存在“五多五少”现象：即资源性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长线产品多，短线产品少；大路产品多，高科技产品少，其劣势显而易见。今后，乡镇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名牌战略等措施来不断提升产品的档次，在注重质量提高的同时，搞好产品文化内涵等的提升。四是优化技术结构。在人才使用上，引导乡镇企业冲破“小农经济”“情感经济”的局限，打破“一方水土用一方人”的人才“田螺壳”模式，解除亲族和血缘关系的绳索，真正建立起“才用八方、智纳百川”的用人机制。
第四，要放活机制。乡镇企业机制已经用了2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不善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改革，因企制宜、择舟上船，为企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提供制度、组织和动力保证。
浙江作为全国经济强省，具备特定的市场优势和区位优势，乡镇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前矛，走具有浙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重大战略部署。富阳作为构造环杭州湾产业带，构筑接轨大上海的前沿阵地，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其典型性和前瞻性。结合本市实际，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富阳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素质性的矛盾；扭转产品层次低、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低下的现状，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不失为一项有效之举。
先进的制造基地是以高新技术为先导、核心企业和优势主导产品为龙头，规模经济显著、竞争优势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区。打造先进制造基地是加快我市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行现代化的主要支柱；是提高我市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举措。
1．做大做强骨干企业。
鼓励乡镇企业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制度创新，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形式做大做强。以发展培育制造业新增长点为主攻方向，加快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明显、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
2．提升发展中小企业。
加快形成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发展格局，支持形成各具特色的企业联盟，提高中小乡镇企业的国际合作水平；完善产品质量检测网络，建成一批具有明显区域性特色的行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3．强化工业功能区的规划与整合。
坚持“统一规划、企业集聚、资源共享、整体优化”原则，按照“适当集中、形成规模、体现特色”的要求，根据已有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规律，提高我市各类工业功能区的总体规划水平，进一步形成层次分明、各具特色、功能完备、有机链接的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相近、功能雷同园区的整合步伐，提高功能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发挥产业链优势，将园区建设的整合、扩容、提升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功能区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作用，不断增强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4．推行清洁生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推行清洁生产，整治环境污染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必要条件。目前造纸行业是富阳乡镇企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市有各种不同规模、规格、型号、质量的造纸企业360多家，年生产规模达到420多万吨，拥有总资产81.6亿元，全行业从业人员达到3.9万多人，并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20.7％，2003年创年税4.76亿元，对全市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造纸行业犹如一柄“双刃剑”，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污染问题。我市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水资源，更对富春江水体造成不可忽视的破坏。因此当务之急是积极引导企业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节约能源法，尽快采取措施进行全面技改，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制造发展模式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形成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和生态环保型为特征的制造业新格局。
5、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
近几年来，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有关政策措施，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政府职能机关对个别存在争议的项目，仍存在推、扯、拖、卡等现象；能源动力，信息化基础网络，防火减灾网络，高效力交通网络等项目的建设还远远满足不了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需求。
6、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
顺应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发展外向型资源，融入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必然趋势，只有坚持以加速技改，以质取胜，挤入国际市场，扶持优势企业到国外建立营销网络，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创建生产加工基地，才能真正发挥产品市场效应。
7、扶持、巩固、发展优势加工产业。
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只抓主导的具有强势的支柱产业是远远不够的。到2003年底，我市轻工纺织业、机械、电子、都市型农产品加工业等总产值已达百亿元以上。因此，扶持和巩固这批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它们的产品档次，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加快进入国际营销网络，已迫在眉捷。这将是巩固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有力保障。
富阳作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杭州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拓展空间，要积极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化调整各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以特色优势行业为依托，大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推进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联动发展，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之机，促使我市的乡镇企业冲破束缚，再度飞跃。
【1】《乡镇企业概念新解》
【2】陈斌《中国乡镇企业》2001年第8期
【3】《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4】《中国乡镇企业的变化和发展》
一、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性因素及其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农村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 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在趋于强化。城乡差距扩大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乡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1，1983年一度缩小为1．82?1，此后就不断扩大，2003年扩大为3．23?1；已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而农民收入中包括生产经营支出等因素，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6?1。 在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关键还是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诸多体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 第一，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第二，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批发贸易基本仍由国有流通企业垄断经营。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很难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第三，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第四，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如“三统筹、五提留”，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 二、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个过程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趋突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失时机地在重要、关键环节推进改革。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个过程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趋突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失时机地在重要、关键环节推进改革。 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要求的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要肯定，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是，也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体制因素，如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依然滞后，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要循序渐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根据条件成熟程度，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局部地区先行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三、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为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在有条件的地区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取消农业户口，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依据，实行新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取得城市户口以后，与原城市居民一样，尽同等义务，享受同等权利。逐步取消城市各种消费补贴和城市特有的社会福利，同时逐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 第二，推进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换社保”的政策。改革土地征占用制度，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公益性用地要提高补偿标准，合理调整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农民间的分配关系；经营性土地要真正引入市场机制，开展集体用地交易试点，由市场机制决定土地占用价格。探讨建立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省以下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分成制度，并将土地出让金纳入国家及地方预算，以体现国家对土地的所有者权利，抑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和对土地资源的粗放性使用。探索土地出让金按年征收的可能性，以避免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促进地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农业用地非农化实现“土地换社保”的政策，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形成的批租收益的一定比例，建立专户定向用于失去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第三，加快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统一城乡税制的主要对策，一是逐步减征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过渡期内可加大中央和省、地（市）三级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逐步减免和取消乡镇统筹等收费，将农村公益性支出和乡镇行政管理支出列入政府预算，并逐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三是巩固和完善县统筹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省和县（市）统筹，区别情况实行不同的统筹比例，中央逐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第四，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向农村延伸，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在农村的覆盖面。在有条件的地区，促进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和覆盖进入城市的农民，逐步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首先覆盖农业用地非农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再覆盖进入城市就业并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村转移人口，进而逐步覆盖到农村地区。 第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城乡统筹规划。规范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并使其制度化，国家新增财政收入和股权收益，用于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农村的分配比例。 第六，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鼓励农民建立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增强农民获取市场信息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第七，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放宽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促进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多元化，股权形成和流动的开放化，努力消除资金流动的城乡封锁和分割。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谨慎积极地促进民间金融发展和改革创新，有条件地放宽对民间金融发展的限制和约束，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第八，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稳妥地推进撤乡并镇，适当扩大乡镇政府服务半径，不断提高办事效率。有条件的地方可试点推行乡镇政府改为县政府派出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大幅度减少行政管理人员，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关键词】区域空间；城乡一体化；协调
“空间”是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利动作的载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开辟耕地、植树造林、修建铁路等都构成空间结构的组成部分。空间结构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运费、地租、集聚三个基本因素外，还有如资源的分布、地形与气候、历史特点、社会结构、与周围区域的关系、决策者的决策标准与决策水平等（陆大道，1988）。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巨大变革。在多数国家社会结构体系里，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的两种社会形态，城市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先进的象征；而农村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渐渐沦于愚昧、落后的困境。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使城市和乡村的协作关系笼罩上了城市中心论的阴影，长期以来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相互分离、独立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差距较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城镇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经济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1. 区域空间演进的一般规律
1.1空间演进的阶段划分。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与成长，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关系。区域空间以“核心————网络”为基本结构单元，在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下，呈阶段性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在传统农业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四个阶段演进过程中，空间结构类型依次为均质化空间、极核化空间、点轴化空间和一体化空间（陆大道，1988；潘玉君等，2007）。其空间的组织形态由分散的点状、无发展轴、无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向点轴系统，进而向空间网络一体化系统演进，城乡空间关系由共生、分离、对立逐步走向城乡空间融合。
1.1.1传统农业阶段。这个阶段历史漫长，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逐步出现以居住为主要职能的乡村居民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小城镇慢慢出现，城乡结构初步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城乡之间交通等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低，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很少，没有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疏密问题，空间结构状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即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
1.1.2工业化初期阶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传统的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主体的分散式的城乡空间格局迅速瓦解，区域空间结构开始进入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阶段。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分工明显加快；水上交通、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出现，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聚经济”效应开始出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镇不断吸收广大乡村地区的资源，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商品，城镇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低效的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空间经济梯度突显。
1.1.3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和私人投资能力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重化工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出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资源的开发和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使新的城镇不断形成，单纯的“中心一”模式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城镇职能分工和等级体系初步形成。由于集聚经济在社会经济区位决策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及产业主要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点一轴系统”逐步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空间结构仍处在变化之中（陆大道，1998）。
1.1.4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并在经济建设、城乡规划、生态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事业使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大大下降，“集聚经济”发展超过了所能允许的边界，形成了所谓的“集聚不经济”，“用脚投票”的民主制度使城乡、区域之间的消费、收入、就业和机会选择的差异逐渐消失。生态文明理念受到高度重视，各地区的空间和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以城镇群为主导的“点一轴”空间系统逐步完善，等级差别愈来愈小，整个空间结构重新回到“平衡”之中。
1.2空间演进的三维模型。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决定着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前，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对物质生活的高度渴望，使社会经济的空间运动以集聚为主，其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增长极发展模式成为最佳选择，区域空间结构不平衡不可避免。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公平、正义、发展机会均等社会因素渐起主导作用，经济因素作用下降，平衡布局、发挥社会效益变得愈加受到重视，社会经济区位决策可能偏离经济上的最优方案，随着经济、社会两维空间延伸。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强大的技术手段强烈地改变着自然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生态环境因素愈来愈明显地影响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方向、产业选择和空间布局，空间区位抉择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因素的作用，空间结构变化沿着三维空间延伸（陆大道，1998）。
2. 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现状解析
2.1城乡空间结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
（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而农业部门只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供应紧张、农业部门长期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周叔莲、金碚，1 993）。
（2）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城乡结构在经济、社会转型等多重推力下，正经历着急剧的空间演变进程（李国平等，2009）。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和经济能级提升。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呈现出大规模的开发热潮，城乡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进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2008年底，人均GDP为2.2698万元，已基本具备了促进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件：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了小康水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央政府多次下发文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规划。
2.2影响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1）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在为工业化作出贡献的同时，却由于“抑农保工”和“城镇剥夺农村”两大措施损害了社会公平目标和牺牲了农业效率。农村人口因转移无门而大量滞留在有限的农业空间，农业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隐患（何念如、昊煜，2007）。
（2）我国城乡空间布局混乱，多数城市空间扩展陷入“摊大饼”的怪圈，处于近域无序蔓延，广域扩展严重不足状态。一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困难、地价上涨等一系列过度“城镇化”问题；另外，城镇化将城镇技术水平低和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农村转嫁、扩散，从而也连带地将城镇污染向农村延伸、扩散，形成新的污染区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王春光，1997）。二是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规模存在断层，缺乏大城市，不利于经济要素与产业的快速聚集与扩散，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由于小城镇缺乏投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吸引力差，一些企业不愿在小城镇扎根，使工业合理布局不能顺利展开，疏导大城市人口的阻力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大城市已明显表现出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的许多弊病，却仍然存在着继续集中的趋势。三是在产业发展上，城市之间的依存度不高，产业落差和经济落差大，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发展矛盾难以协调，中小城市的支撑产业普遍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不同程度地发展滞后。四是在行政管理上，大都处于无序竞争、各自为政，而不是有序合作和协调发展等等。
3. 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3.1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外部环境。
（1）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切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一个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其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改变目前主要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调低税率，刺激和鼓励国内消费，启动巨大的乡村消费市场；第三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目前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为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第四是改革垄断行业，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黄坤明，2009）。
（2）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国家要保护农业、建立自然保护区、新城建设引入农业景观、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二要提高人类素质，增强责任感，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也刚步入中级阶段，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保护环境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并不矛盾。
3.2城乡统筹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
（1）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乡统筹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既注意城乡之间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又注意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紧密联系，从城乡区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用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来控制城乡土地的使用，使城乡发展相互衔接，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限无序蔓延，保护农业发展。通过建设高度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方便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输，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兴旺发达。
（2）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都已编制了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不少城市甚至进行了多次修编和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弱，随意改动现象严重，致使规划难以落实。只有通过立法，加强规划的约束力，才能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城乡统筹规划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仅是规划专家和政府的事情，必须允许社会公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西方国家所有的规划必须通过市民的审议程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充分转变政府职能，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利益，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通过强化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和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引导和帮助公众去改善发展环境。
3.3发挥政府职能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关键。
（1）统筹城乡空间协调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离不开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扶持和保护。一些人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失，我国可以通过人为地加速城镇化进程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空间的迅速融合。这种想法不但不可取，而且非常有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常常给市场经济造成无序和混乱，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对于自由竞争发展中的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应当努力去调控和纠正。城乡空间发展即有内在的规律性，也需要从外部加强引导和支持，西方国家无不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2）另外，由于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低等，因此，市场对农业的调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农村改革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参与程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参与度和农村面貌改变程度。解决城乡空间二元结构，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必须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业、农村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3.4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途径。发达国家城乡空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并没有消灭农业，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和人类聚落的一种形式，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农业的健康发展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应从具体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通过龙头企业的订单农业，把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种易卖难的后顾之忧；积极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的作物，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值问题。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农业，不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增强农业综合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收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黄坤明，2009）。
3.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基础。社会保障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率，防止两极分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城乡间的差别，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随着城乡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问题仍然很多。首先，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资金支付压力大、部分社会群体保障待遇不合理，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不衔接等问题尤为突出。其次，农村社会保障仍然非常薄弱。一是农村低保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待完善；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配套资金不到位，保障水平过低；三是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定位，农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非农化的发展，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化。另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家庭小型化也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大为削弱。当前农村医疗、教育费用支出过高，抵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导致经济发展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因此，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贫困农民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城乡生产资料的合理流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形成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高效率的社保体系，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不断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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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发展状况
乡村旅游在国外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开展得比较成功的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旅游大国西班牙把乡村的城堡装修改造成饭店，留宿过往客人，这种饭店称为“帕莱多国营客栈”。同时，规划建设大农场、庄园，提供徒步旅游、骑马、滑翔、登山、漂流、参加农事活动等项目，从而开创了世界乡村旅游的先河。乡村旅游尽管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但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村旅游可以说是现代旅游文化中的一项新事物，然而它却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在各国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美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乡村旅游得到倡导和较大发展，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对当地的乡村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乡村旅游开发在世界各地发展迅猛，2001年意大利一万多家乡村旅游企业共接待游客2100万人次，营业额达9000亿里拉(约合4.3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12.5％。在美国有30个州有明确针对农村区域的旅游政策，其中14个州在它们的旅游总体发展规划中包含了乡村旅游。新兴的“绿色度假”旅游活动每年给法国农民带来的收益相当于全国旅游业收入的四分之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前东欧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都认为，乡村旅游业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多样化的动力。
(二)国内发展状况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都市郊区的一些著名景点附近产生了农家乐乡村旅游的萌芽形态，主要以提供当地特色餐饮和兜售乡村土产特产为主要表现形式，此时的乡村旅游基本处于依托著名景区景点的自发和粗放式经营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97年以后，乡村开始出现游客采摘等简易的体验类乡村旅游产品，逐渐开始有观光果园、观光花园和观光农场出现。采摘活动是这种经营方式的代表，它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大都市区旁的乡村地区也开始出现休闲度假的旅游度假村等乡村旅游经营业态。但整体上还缺乏有规模、规划好的乡村旅游形式。第三阶段是在2005年以后，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定为“乡村旅游年”，同时，“十一五”规划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为重要内容，乡村旅游开始高速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企业开始介入乡村旅游的发展，开发较大规模的农场，或者综合利用农村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等资源，提供较多样化的服务。
二、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首先，乡村旅游的发展大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减小了城乡差别，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京郊很多经营农家乐的农户不用到城市打工，利用所在农村的绿色环境，农家的特色餐饮吸引城市消费者，就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收益
其次，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化了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以往的农村经济形式更多的是以粮食作物的种植为主导，间或夹杂蔬菜及水果的种植，还有一些地区从事家禽家畜的养殖。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乡村旅游产品的丰富提供了发展契机，农家特色餐饮、民居住宿、土特产品销售、体验式农庄、农村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等创造了比原来的农村种植和养殖产业更好的经济效益，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优化了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北京为例，北京周边的郊区山地分布密集，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都具有较多的山地资源。过去，山区意味着交通不便、农民收入低、文化水平落后，而且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新农村建设逐步展开和乡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的便利为山区乡村旅游的落地生根创造了条件。北京近年创新了一种崭新的山区发展模式――“沟域经济”。这些对京郊沟峪的区域规划促进了京郊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针对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客源需求，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种类和形式，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近几年，北京乡村旅游业界通过不懈努力，在“农家乐”基础上，开发、培养了一系列差异化、有特色、受到游客喜爱的乡村旅游产品。而北京市旅游局也针对到北京郊区的自驾车旅游者和徒步旅游者呈迅猛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完善这些消费者所要求的服务范围和内容。
三、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
(一)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趋同化
以北京周边农家乐旅游方式为例，这些经营者的思维特征是实用理性，他们重模仿、缺创新，所以经营理念雷同。主要体现在农家庭院的建筑样式、园林风格、室内陈设、菜肴品种、娱乐项目等都比较趋同，缺乏个性化色彩。
(二)乡村旅游经济的过度商业化
过度商业化造成有的农户为了从事农家乐经营，在自家院子旁私搭乱建许多简易设施，然后把这些违建设施承包给其他人经营。有的则是由开发企业投资，在乡村建立大型度假村、豪华酒店以及休闲或娱乐中心，走商业化经营的路子。还有的在景区或乡村附近建造所谓的民俗村，走所谓的民俗表演路数，借机强迫客人消费。商业化运作可以促进农家乐的发展，完善农家乐的产品，增加农家乐的宣传力度，提高乡村农户的经济收入。但过度的商业化运作将会使农家乐乡村旅游变味，丢掉传统和淳朴的乡情，同时也丢掉了农家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村文化特色。
(三)乡村旅游经营的管理缺失
各种经营组织对乡村旅游地跑马圈地，由于没有规划、各自为战，造成整体环境发展不协调，各家自扫门前雪使农家乐的周边环境无人关心，各家各户密集发展，导致旅游地往日舒缓、错落有致的院落变得繁杂混乱，非常像城市中拥挤的建筑，所不同的只是院子与高楼的区别。占地经营造成植被减少，环境破坏日益严重，长此以往，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将逐渐减小，乡村经济的发展将不可持续。
(四)乡村旅游环境破坏严重
乡村环境包括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农家乐旅游所倡导的是保护自然、享受自然，但一些地方在农家乐旅游开发建设上却脱离自然、大兴土木、贪大求洋，不仅与农家乐乡村旅游朴素、本土的内涵相脱离，而且还破坏了农村环境。
四、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
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要深入挖掘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不断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旅游吸引力，推进乡村
传统文化的产品化，变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同时，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在实践中摸索继承和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子，使乡村旅游成为弘扬优秀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防止将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庸俗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在保持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加乡村旅游的魅力
中国众多的乡村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传承着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积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众多的西方文化因子，难以保存中国最为原始真实的传统文化面貌。故而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正是促使乡村旅游流行和快速发展的根本。
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的静态互动使乡村旅游产品蕴涵深厚的传统文化，乡村旅游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乡村旅游促进传统乡村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支持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并且强化地域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促进传统艺术发展，而旅游艺术品又可促进传统文化复兴。但是，目前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动态互动除极少数是良性互动外，绝大多数却是恶性互动。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首先，根据乡村旅游地的传统文化特点统一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制定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规划必须体现乡村文化，杜绝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杜绝出现乡村中的城市。按照村一级或镇一级成立专门的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机构，按照旅游主管部门制定的发展建设规划，规范项目的管理，确保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促进乡村旅游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乡村旅游统一经营管理。对于乡村旅游的经营，乡镇一级或村一级应该制定统一的规范和章程，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对外宣传。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乡村旅游从申办环节到经营管理环节严格控制和监督，并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对不符合要求、不达标准的经营户进行摘牌并停止营业。保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和经营的规范性，使其良性发展。
第三，由政府主导，配合乡村旅游经营实体，统一乡村旅游的对外宣传，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开发核心景区景点，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旅游接待服务。采取公司推动的形式，即“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出台优惠政策，引进有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的企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指导、组织农民开展地方风情、渔耕文化、农耕文化等旅游活动，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让更多的城市游客了解乡村旅游和乡村传统文化。
(二)积极寻找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结合点，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和多元化
实践证明，一般的城市游客对乡村原生态文化的要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游客希望体验真实的乡村文化和景观，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无法忍受基础设施、卫生状态、舒适程度等方面的落后。为此，可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在尽可能使乡村整体景观和氛围保持浓郁乡村性的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加强标准化建设，提高农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以适应城市居民的需求。人们的旅游需求日趋多样化，出游时往往有观光、休闲度假、品尝美食、增长知识、寻幽访古等多重目的。农民通过文艺表演、旅游服务、生产旅游纪念品、直销农副产品等方式来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由此可以扩大旅游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旅游收入有利于农村经济、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减轻农村经济因旅游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而产生波动。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一体化；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08-02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应该废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制度。
一、中国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双重的过渡：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正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过渡；从经济体制上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导力量逐渐由政府让位与市场，它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两部门经济转变为三部门经济（城市非农业经济、乡村非农业经济、乡村农业经济），三部门经济从二元经济的角度看，可概况为双重二元经济。
在双重二元经济中，中国整体二元经济由于农业的巨大发展，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乡村非农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农业发展的停滞，乡镇企业的增长趋势缓慢和城市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又出现了加剧的趋势。而农村二元经济基本上处于二元程度加剧的阶段。
受二元程度加剧的影响，中国城乡一直存在巨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还要大。
二、影响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改革虽然使中国的二元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依然存在着种种阻碍中国顺利实现二元转换的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导致轻重工业不能长足发展。中国的农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农业增长停滞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结构不能升级，造成了长期的消费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从而导致了轻工业增长的停滞。进而由重工业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由于积累来源的不足而举步维艰。在这种形势下，工业部门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因而不可能持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这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障碍。
2.城乡就业压力普遍存在，制约城乡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一直面临着城乡两方面的人口过剩的压力，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企业特别是老公有制性质的中小型企业，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甚至名存实亡，这些企业将部分或全部员工打发回家，这些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却没有被认定为失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隐形失业人口。加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中国城市和农村均面临解决就业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两难选择。
3.大城市发展过于饱和，中小城市及城镇相对发展不健全。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过分偏重于大型城市，使得大城市在工业、人口等各方面都处于过饱和状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没有发展空间。相对而言，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落后。这些城市和城镇与农村临近，发展的落后导致他们无法发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给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
4.城乡各种制度约束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中国现在存在大量导致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规章制度，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不公平的制度导致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地位差异，即便农民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没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而且，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土地流转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而相关的土地流转制度没有跟上当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形势，不仅农村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没有制度保障，而且也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5.中国面临就业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突出。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决定了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对环境的低适应力。这限制了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而且，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不够，尤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更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6.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农村劳动力长期剩余。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很强的自给性，因此农村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将由此受到限制，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无法被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过多，使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缓慢，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危害，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途径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上亿农民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地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
2．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中，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3.加快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市化。中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但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中国城市化模式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在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同时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将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放在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上。
4．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要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5.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重点是求知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规则意识和市场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
6.要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针对当今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有所调整。目前农村的生育政策是第一胎为女孩，两年之后可获得再生一胎的“指标”。此政策的实行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有足够的男劳动力，以及照顾农村的思想观念。而从马克思的整体观点出发，第一胎和第二胎在生男生女上的概率是完全相等的。另外，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的发展，机械化劳作的不断普及以及人们思想感念的进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越来越与性别无关，男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突出。因此，结合当今的情况来看，此政策应当有所改变。这样以来，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的现象，而且可以解决农村子女的教育成本问题，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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