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一、乡土与都市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的，因此作为相对于都市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乡土具有重大的存在意义、辨析价值。乡土在此具有多重指涉意义。一般而言，乡土指的是作家出生、成长、曾经离开的出生地或原居地。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乡土具有原乡神话色彩。乡村的原型意义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源意义的代名词。乡土还具有巨大、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在此找到寄托。
在乡土美学之既定学科语境中的乡土，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大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乡村[1]。乡土并非如某些字词典所阐释的等同于家乡、故乡、地方、本土、本乡等。正如简德斌所言，乡土具有时间、空间的多层面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乡土的空间性指的是区别于都市的农村、乡村。乡土的时间性则指向它是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传统、古典、前现代社会。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自近代社会开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城市和乡村不再只是空间意义了，同时，更是一种时间上的新旧对照，蕴涵着丰富的指代意义：城市往往蕴涵现代、将来、发展、进步、创新、文明、富裕等意义；而乡村则越来越成为传统、古典、过去、守旧、愚昧、野蛮、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了。
正因为乡土地域空间的特殊性质，加之中国农业大国国情，就决定了乡土文学必然关注农民命运、农民革命，展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不同于都市文学的别样特征,也天然决定着乡土文学在20世纪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地位。除了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探讨乡土文学独特性外，还要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学上表现、及对乡土现代转型关联问题的思考。乡土文学研究要格外关注社会学认识论研究。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乡土性的[2]，与他国不同：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乡下人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他们和泥土分不开；传统社会是个严格遵守“差序格局”[3]的礼俗社会或“礼治社会”。这样结合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学生明辨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突围的艰难与阵痛的必然、农民改造问题的艰巨和深远。
二、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概念变迁需要比较研究，它不仅展现了时代巨变，同时彰显作家创作主体能动性。概念厘清实质就是对该门学科性质的把握。
乡土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应追溯到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明确提出的“乡土文学”概念。他依据当时贵州的蹇先艾、江浙的王鲁彦、许钦文等乡土作家创作而归纳。鲁迅得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的结论。鲁迅强调的是乡土文学“乡愁”和“异域情调”特征。“乡愁”指的是自我放逐或被放逐的20世纪乡土现代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还乡思乡与漂泊意识。“异域情调”凸显的是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这两点在严格意义上是20世纪乡土文学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世界乡土文学发展的理论共识。美国赫姆林·加兰1894年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就曾强调地方色彩对乡土文学至关重要[4]，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实践。
教学中要强调除了鲁迅揭示的经典乡土文学的特质外，还要结合中国社会变迁乡土文学所表现出新的审美内涵和气质。如乡土文学还有“农村题材”、“地方文学”、“新乡土文学”之说。农村题材主要是指建国十七年时期，摒弃、弱化经典乡土文学概念上的风俗、乡土特色，被裹挟在革命古典主义思潮中，更强调意识形态、政治理性的乡土叙事。其概念渊源来自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关于乡土文学》论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指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提出“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此类乡土文学逐渐从重视乡土风情的描绘是转向重视作家世界观和人生观及作品对被压迫阶级命运的关注。其原因与农民运动普遍高涨，以及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向30年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转化相关。茅盾政治层面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农村小说成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新乡土文学”概念明确提出在2007年由《佛山文艺》发起，联合《人民文学》《莽原》及新浪网主办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上,并对乡土文学之“新”作出了相应阐释：一是在视角和观念上，“新乡土文学”要求作家在文化全球化和乡土现代化背景下要具备一种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去发现和阐释巨变中的新乡土。二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乡土，不要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复杂性、多变性的地理空间；最后描绘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农民，既包括那些长期穿梭于城乡之间的企业家、乡村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以及离乡进城的打工者。
综上，农村题材是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或宽泛化的乡土文学。经典乡土文学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政治命运的展示，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新乡土文学概念具有有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独特题材、内涵、审美特质。
三、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特征，但整个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命题。因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民族解放的问题也即是农民解放的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地位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走向，因此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即以乡土文学占绝对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等一批大家，几乎中国的每一个现代化进程不乏代表性作家。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以来，乡土文学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打工文学、打工诗人名噪一时。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表现为乡土文学，分析文学的现代性也必须从乡土文学开始。而乡土文学与现代性命题关系从其诞生之日就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个阶段的乡土文学即是对现代性不同侧面的回应。从五四启蒙乡土文学的呼唤、肯定现代性到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反思、批判现代性，到解放区乡土文学反旧习俗、封建迷信的现代性，再到80年代中后期伴随文化上新儒学热出现的乡土寻根文学都体现为对乡土现代性转换的深入挖掘。现代如何进入乡土、民间？现代与传统关系该如何演绎？我们该怎样建构不乏传统美德、又富有现代意识的健全民族品格？启蒙对于中国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需要回答的一个世界性命题。因此从现代性角度研究乡土文学能更好地把握乡土文学发展变迁脉络和时代审美特征，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乡土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关系，以便在全球化时代明确乡土文学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备注：本文为吉首大学教务处新开课程建设立项（2012kc809）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1]简德彬.乡土何谓?——乡土美学引论之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3]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关键词】乡愁 情感 文化 审美
古往今来，乡愁一直是文人们反复吟唱的主题。这种欲说还休的情感，具有一种能轻易俘获人心的魅力。苏教版必修一的“月是故乡明”专题，汇集老舍等五位名家的的典范之作，深入地诠释了乡愁文学的意蕴与内涵。可以说，本专题的设置为广大师生品读、鉴赏乡愁文学，体悟乡愁文学的魅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基于所选文章对家园之思阐释的角度与主旨的差异，五篇选文被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由《想北平》《我心归去》《乡土情结》组成，侧重于阐释人与故乡的关系，文本主要表现与故土、家、亲人等相关联的具象情感；第二板块由《前方》《今生今世的证据》构成，该板块将家园的概念虚化，升华为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家园由具象的故乡进一步指向祖国、精神的皈依与生命的明证。五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揭示了乡愁文学内涵的多解与丰富。乡愁是漂泊旅人、他乡游子难以割舍的思念与眷恋，乡愁是文化的归属和精神的归附，乡愁带有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笔者将以“月是故乡明”专题为切入口，从三个方面对乡愁文学进行品读与鉴赏。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最浓烈的思念。每个异地客居的人，心中总有一个让他辗转反侧的故乡。无论是《乡土情结》中提及的山水的滋养，树木的蔽护，还是《想北平》里雨后的什刹海，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这些深入骨髓的故乡记忆，时时让背井离乡的游子眷顾，每每忆起，他们心中总会泛起炉火般的温暖。乡愁是游子梦里蹒跚离家时的斑驳足迹，无论是为了功名，为了梦想，还是为了生存，一旦离开了家，游子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孤寂而落寞。乡愁于是成了他们精神的支点。无论走到哪里，慈母手中的那根丝线，都会幻化成无限的牵挂，走得越远，线就会收得越紧，直到在心头勒出一条条深深的印痕。于是，我们有了“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的牵挂，有了“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期待，有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有了“不知何处吹芦萧，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凄苦，有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悲怆……乡愁它道出了一种心境，诉说了一种感动。它化成一根思念的线，穿越了遥远的空间，让一颗游子之心飞回故土；它也穿越了久远的时间，延绵的历史，从古代而来，感动着今天的你我。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溯源，是一种寻根。台湾的余光中先生，早年离开了大陆，这种别样的流浪，让他的乡愁更浓、更深：乡愁在他那里是枚小小的邮票，是回家的船票，是亲人的坟墓，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他以发诸心灵的文字深情地呼唤着自己的祖国，寻找着炎黄文化之根。同样的，台湾女诗人席慕容这样诉说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对于远离祖国的人来说，地域的距离造成了传统的远离，造成了文化的隔膜；而作为深受传统影响，具有浓烈民族情感的文人来说，诉说乡愁往往不仅是单纯的故土之思，还有对祖国文化的眷恋，对民族认同感的追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韩少功在《我心归去》中，传达出的身处异国他乡那份文化上的疏离和精神的寂寞。可以说，正是对文化归属感的呼唤形成了乡愁文学所具有文化溯源和文化寻根性质的特征。风光时，要衣锦还乡；苍老后，要叶落归根，即使是一把骨灰也要葬在家乡的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抹去家的记忆；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改变打在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烙印。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是距离和空灵让乡愁变得如此美丽。可以说是距离拉伸了乡愁，造就了乡愁特定的美。根据英国布洛提出的审美心理距离说，我们知道，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客体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钩搭时，客体才能充分显示其美的本色。正是时空的距离造成了游子和故乡的心理距离，从而形成了故乡的美丽。这种对遥远美丽的追寻和呼唤也形成了乡愁这一情愫的美丽，正如哲学家周国平所说：“乡愁萌芽在朴素的地方，乡愁生发在辽阔的原野。”是朴素与辽远成就了乡愁。长路漫漫、跋涉艰难的现实，束缚了归乡的脚步。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拉伸了空间上的距离感；兵荒，战乱，等人为造成的不安定的因素，更是加重了乡思的分量。正是特定的社会背景，是特殊年代的那份朴素，让一切情感回归故乡。悠悠乡愁，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愁或多或少还有几分虚无空灵的色彩：当一个人不满足于现状又没有归属感时，忽然觉得曾被自己抛弃的昨天不是失望而是温床；因为不满现状，因为没有归属感，所以故乡变得重要起来，根变得重要起来，乡愁似乎又并不只是因思乡而愁苦异常。此时乡愁实际上成了一种精神的慰藉，变成了羁旅途中由悲苦和孤寂而产生的一种渴望回归的心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揣摩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悲凉伤感之所来由了。游子的思乡情绪，都是他们漂泊生活的体验与结晶。因为和着诗人的血泪，所以此时故乡在诗人心中，就有了一种更为特殊的亲近感。特殊的情境让故乡上升到了一个前未有过的高度，于是，乡愁的虚无美就由此生发出来。《前方》中作者曾尖锐的指出，人无法还家，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中。漂泊旅人们心中想念的那个家，只是由家的温馨与安宁养育起来的一种抽象的感觉罢了。《今生今世的证据》里，作者也曾沉痛道出“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此时的乡愁带有抽象的空灵，乡愁准确的说是虚无中灵魂的泊止与寄托。
关键词：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振兴农村；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42-02
一、简论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波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派及其政治主张应运而生了。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是“起于救济乡村”，“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乡村建设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概括起来，其政治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以实现“知识下乡”；二是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标准选拔乡村的公职人员；三是通过“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转移过剩的农业人口。
二、不同派别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一）中国农村派的批判
中国农村派首先批判了梁漱溟没有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掠夺当成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下，想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来实现民族自救是行不通的，要挽救衰败的农村经济，彻底改变农村与农民现状，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1]。其次，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梁漱溟和其他的乡村工作者没有认识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怎样分配生产阶段及生产物，怎样经营农业和改善农村经济等问题是改变农民悲惨命运的核心内容。如果忽视生产物的分配，尤其是土地分配的问题，肯定无法达到解救农民、挽救衰败的农村的目的。
（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
独立评论派主要是站在西化的立场上，对梁漱溟的以农立国论进行了批评。1933 年8月，吴景超打响了批评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炮，吴景超称以农立国论是一种“经济上的复古论”[2]。随后，陈序经重点批评了梁漱溟把西洋文化称为都市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称为乡村文化的提法，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以中国乡村文化为主而吸收西洋的都市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认识
从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对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评来看，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与历史事实还是有出入的。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点谈一些鄙见：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足之处
1.没有从根本上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在当时的情况下，乡村运动者由于其自身的阶级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分配制度这个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实现长久稳定与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所表述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3]，“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因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4]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若不触及土地制度，迅速对整个社会制度加以变革，根本拯救不了农村，更谈不上复兴民族。
2.把乡村建设简单看作文化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命运是由这一民族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的胜利是由于文化的胜利，而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源于文化的失败。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进行文化改造。时任北大经济学系教师的千家驹曾讽刺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是先发明一套礼俗习尚，而后改造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事实上是行不通的。”[5]诚然，帝国主义对中国最首要的是政治侵略，而文化侵略应该是其次的，因此把近代中国的失败直接归因于文化的失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法的作用
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非常重视文化和道德对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民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道德素质的措施，却没能有注意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乡村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缺少了统一标准与有力保障，这样乡村建设理论是难以冲出试点，在全国推广的。
（二）乡村运动终结的历史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曾对乡建思潮和乡建运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不开的：
第一，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他们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初衷并不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怎样利用村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对乡村资源侵占，为其军阀统治服务。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力量，依然会走军事扩张之路，从而引发军事冲突。在那样的形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当时军阀混战的社会背景使乡村建设运动的命运与军阀息息相关。各个地方势力纷纷争夺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为其军阀统治服务，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是在韩复榘的支持下进行的；山西的“村政建设”，则基本上是贯彻了阎锡山的意志[6]。很难想象在没有掌握政治权力并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始终贯彻其政策措施并取得成功。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 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170-02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基本特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它与乡村旅游提高“三农绩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积极论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必将实现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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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打工妹在简陋的舞台上，放声歌唱“这里不是我的家乡，这里夏天没有闪烁的萤光，这里秋天没有金黄的稻香”时，欢笑和泪水同时涌上了台下那些打工者的脸庞。
就像罗大佑在上世纪80年代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一样，今天，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吞噬着乡土中国的一切风貌，大陆社会也开始萌生都市文明笼罩下的乡愁。在春节的当口，这种乡愁来得尤为剧烈。
怀念故乡的，不仅有这些常年徘徊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底层劳动者，还有那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早已脱离乡村生活的人们。春节前后，友人聚餐，自己出生的村庄里的种种奇闻异事总是最容易成为餐桌上的主题，也有很多人开始用文字或影像记录自己的乡村变迁史，记录那些失去与坚守。
不过，当他们回到故乡时，通常都已经不再适应“老家”的生活，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今天，中国的都市和乡村从外在风貌、内在组织结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已形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经济的限定，更是两种不同生存境遇中生发的文化意义的断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传统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支离破碎时，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群体中间，曾经爆发过一场类似的“怀乡病”，如梁漱溟所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最近几十年，乡村开始被破坏，这破坏主要是受西方影响，以农业为主和以乡村为主的文化遇到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主的西洋文化的挑战。”
对于农业文明锻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来说，乡土中国，一直是这个民族整体上的故乡。所以，那场怀乡病的爆发相当激烈，无数文化精英卷入其间，或哀叹，或论争，或者如梁漱溟、晏阳初那般干脆投身乡间，希望凭借一己之力，重建故乡。
那场知识阶层的“怀乡病”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诸如“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这般动人的现代诗歌；一整套完备的乡村建设理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下产生的事关人类文明走向的哲学忧思等等。
到今天，中国现代化工程终于在物质上取得了傲然于世的成就，我们成了“世界工厂”，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城市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楼宇的高度和密度举世无双。与此同时，梁漱溟们当年预言的景象，也终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乡村消逝了，一并远去的还有传统中国和她的文化。
如果说，梁漱溟们的“怀乡病”是原初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知识阶层基于焦虑而生发的忧思，如今面临消逝的乡村，这病症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怀恋了。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
于是，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超级都市里，有了中产阶层基于血缘的对故乡的怀念，他们用书籍、音乐和互联网上碎片式的文字抒发着小资情调的乡情，以前思乡或因“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打拼”，现在则关乎“我在城市里有点累有点伤”。那些最为功利化的广告片，也都在用各种形式迎合着这种思绪。
精英阶层也开始发起各种各样对乡村世界的基于怜悯的关怀，他们送书、送温暖，送各种各样乡村社会用得着用不着的东西下乡。今天的文化精英们则又开启了百年以来一轮又一轮关于“文化自觉”的宏大论争，面临今天文化主体意义上支离破碎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千差万别的乡村社会所保留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传统，可以为新时期民族文化振兴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源泉，他们试图在乡土中国生发出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上的近代社会理想之间，建立融通的机制。
不过，这些建构与努力，在权力主导下强势的“现代化”语境和实践中，仍旧显得虚空和无力。乡村成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他者，成了我们怀念的对象、表达爱心的空间和被改造的主体。
在皮村的春晚临近结束时，全场又响起了那首《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歌唱者在追问：“打工的人儿啊，是什么让你甘愿把故土装进行囊？”
乡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若问及乡愁何来？答曰：缘于近现代工业化所导致的“乡衰”
今日乡愁之浓郁深切，缘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它已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社会那些诗词中所表达的意境，而是作为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以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观照农业文明而滋生的复杂情感。它意味着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然心性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欲望横流的反动，也是在发展潮流裹挟下对自身生存道德的渴望和追求。乡愁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作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它在今日每个人的心性里蔓延，也在这个国家的当代民族心性里蔓延。
其实，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就理性认知的层面而言，缘于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乡衰”，本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对国家工业化内在规定性造成“乡衰”事实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一些知识分子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心声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的本质是一种“成本转嫁论”。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资本经济全球扩张下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而导致的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家主导的以固化城乡二元制度和制度为保障的工业化过程，其制度变迁均符合“成本转嫁论”之说，只是就一定的历史视野来看一个失败了，另一个成功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进行资源资本化的时代；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辅之以“亲资本”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经历着“追求地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个经验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也即主流所认同的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转嫁的“致贫”、“致害”效应，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现。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的成本转嫁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
可以说，有激进的现代化变迁，就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就会有“故乡的沦陷”，以及从个体、群体到整个民族不同层面上的“乡愁”。
乡恋：工业化城市化的另一面
若问及乡恋何处？答曰：归心园、从田居
对乡村生活生产、建筑人文、生态风光……，想念不忘、爱慕不舍，是为乡恋。“乡愁”仅是对社会客观规律造成的“乡衰”现象本能的情绪流露；“乡恋”则是建立在真性自觉基础上的高级情感表达：那是绿叶对根的感恩心、回报心，是对归心园、从田居的“想念不忘”与“爱慕不舍”。
所谓“归心园”，正是到乡村去发掘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伦理之源泉。每一个社会人、精神人，都要有能使自己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明白自身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自我认同的乡村方式。自明清以来，的城乡市场区域化，主要是靠传统宗族和地缘为主体对传统国家的市场发育而形成的。城市中多是来自于同一地缘有着传统根基的同乡人联合体，他们对城市认同和阶级认同均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他们对家乡的责任和介入，则源于回馈家乡的情感使然以及对自身扬名立命的追求使然。从中国乡村走出来的谋生者，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就是当代外出打工创业之人，其心灵深处，都潜伏着深厚的恋土和恋家之“乡土情结”。
而对田居的追慕，来源于人作为自然生物人、生命感性人，追求在乡土农业、田园生活中返朴归真的人生意味。陶渊明《归园田居》对田园生活的自然怡性之演绎，令人叹为观止。就现在看来，从田居，既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囿于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在未来中长期不得不为之的一种精耕细作的生产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呼应为解决现代生态危机而提倡“低消耗、低投入、高福利、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越来越多“城里人”在后工业时代即将掀起的一种体验自然生命空间的时潮行动。
乡建：发掘乡土强大的生命力
若问及乡建何能？答曰：提高参与者觉悟并复兴乡村社会
乡建就是从事乡村诸多方面建设的各种行动、实践。从事乡建的人们，既要“高高山顶立”，又要“深深海底行”：立足于高山之巅，然后所见始广；潜行于深海之底，然后所行始切。乡建，方能了结“乡愁”、成就“乡恋”。
乡建的功用有两个层次，一是提高乡建参与者的觉悟。人类的身体构造、心性特质与大自然原本是一个整体，原本就有身心合一、通会万物的本领。志存“乡建”，并力行之，日渐会打开向他者开放、尊重多元差异、对他人和自然有感觉力的“觉他意识”，这是一种宽厚情感和深度智慧。从事乡建多年，我们总结出一套乡村情景分享行动：朝话——早上到田间地头、林间旷地、传统民居、村社宗庙、祖宗坟茔等地进行朝话；夜话——晚上相互之间的分享，这是对一天内的重要事情和想法进行归纳、交流和写作；话饭——在集体吃饭之前，请轮流找食材做饭的成员表达一下对“本地、新鲜、当季”饭菜的感受。如上种种，用以提高乡建者对乡土性的觉悟能力。通过尽力去感知乡村内在的真善美，并在发现、发扬这些真善美的践行之中，获得乡土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乡村，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其产业建设从本质上和持续的意义上而言，是多样性、循环性和共生性等得以修复和构建的过程，其社会秩序建设是人生社会之大伦的修复和构建的过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莫不由经济产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上生发而来。因此，一切适宜的小型农耕可持续发展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自洽的传统习俗、儒家、道家等文化，与对乡土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参与支持。乡建实践自有其相适宜的阶段性目标和关键点。无论是有利于生态文明战略实施的人才计划、乡土知识体系建设，还是思想觉悟建设；无论是从农民合作到城乡合作，还是从生态农业到公平贸易……；均是要积极支持发扬的。
作为百年中国真命题的乡村建设运动之脉，在一意决绝的现代化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潮之间，其方法、精神、内容，从参与者修身觉悟和复兴乡土社会的乡建理路，直指向民族国家的长远全局发展，必将通向生态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苏雪林曾说过：“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呢？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11]而此后沈从文也明确扬起了“重造经典”的旗帜。这所谓的“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12]。在他的创作中激荡着对“生命”和人性的褒扬，目的就是获取重造经典的思想文化资源。即如他在谈及《边城》的创作目的时所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或梦里。”[13]“五四”前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异常鲜明地提出过改造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宏论，但在文学领域内，除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张扬了生命强力以外，这种生命形式却一再遭到“”。于是沈从文选择以另一种生命体验来唤醒这种生命情绪，用楚地民间文化的强悍来冲破民族的沉闷氛围。“边城”以及“湘西”正是他为楚地民间文化选择的文化载体。沈从文在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姿态之上，又赋予他的创作以文化寓言的身份。因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在文化批判的视角下对“乡土中国”的观照。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认为是既符合道德，也不违背健康的职业。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死亡成为人对社会的最后一击，比如《两个油漆匠》中被社会逼上绝路的油漆匠。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4］、［15］樊洛平、黄春明：《我要做一个播火者——一个乡土之子的情怀》，《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4版。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8］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皇冠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9］、［10］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92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12］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4］沈从文：《〈从文小说心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16］周海波：《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