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0:17: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村经济调查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从中部地区湖北省孝感市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路径看，其农村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基本同步。从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适配性考察，涉农金融信贷支持还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改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涉农信贷产品任务艰巨。从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路径，涉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涉农信贷管理制度间的关联变化，可列表如右表1。
通过对比分析，当前中部地区涉农信贷支持农村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涉农信贷基本顺应农业经济发展趋势，但助推效应不够明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部地区的孝感市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粮为纲”的单一种植模式向农林牧渔业多行业发展转变，从农业的单一种养向农村经济结构多元化、经营专业化发展。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都在农村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中进行不断调整。在县城内基本形成了以农发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民间金融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近十年来，孝感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由69.6亿元增加到106亿元，增加36.4亿元，年均增幅在4.8%。同期全市涉农金融信贷投入年均增幅4.9%，从涉农金融机构信贷结构看，孝感农发行政策性贷款占全部涉农信贷总额的52%～55%，商业性、合作性涉农信贷波伏较大，近年来且呈下降趋势，对孝感市农业经济发展助推作用减轻，农村民间金融作用仍在发挥。
农户分散经营模式仍为主体，小额农贷市场开始萎缩。调查表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态势是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并开始出现少数专业大户。孝感市94.5万农户中90%的是家庭经营模式。随着农户积累不断增加，以及自2003年以来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发放良种、农机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绝大多数农户正常生产资金能通过自己解决，小额农贷市场开始萎缩。2007年，孝感市各项涉农补贴达2.2亿元，2008年高达3.4亿元，自2006年开始小额信贷连续两年呈负增长，2008年末，孝感市农业贷款较年初下降2亿多元。
农业专业化发展加快，大额信贷配套缓慢。据调查，孝感市农村现有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665家，其中已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72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2万个，种养大户7.6万户，运输户、经营户有3.2万户，这些经济体信贷需求达16.2亿元。2008年底，孝感市涉农金融投入2.2亿元，信贷满足率维持在13.5%左右，且支持对象也较为分散，金融助推作用不够明显。其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投放2230万元，信贷满足率只有10%；对种养、经营大户贷款5600万元，信贷满足率为21.5%。现阶段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过程中的信贷需求，受借款人缺乏有效的抵质押资产，缺少为农户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以及行社信贷管理权限诸多因素制约，大额农贷发放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发展急需的农产品种养加工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因得不到大额贷款支持难以做大做强，专业村难成规模，农业产业链难以提升，缺少一批类似大悟花生协会、汉川城隍镇炒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信贷支持比较成功的典型。
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不强，涉农企业信贷投入重点不够突出。当前，孝感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了较快发展，也有部分企业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如湖北神丹食品有限公司，其产品在全国同行业市场占有较高份额。但绝大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缺乏龙头引领作用，制约了银行信贷的较快投入，而缺少银行信贷的强力推动，延缓了农村经济主体结构的优化进程。据调查，孝感市是湖北省重要商品粮棉油基地，2008年分别达到217.6万吨、2.86万吨和19.84万吨，同时也是湖北省重要的水产品和禽畜生产地，农产品资源丰富，可为龙头化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初级产品。全市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96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24家，但每类产品缺少1～2户行业领军企业，每个行业都有几十家企业参与竞争，绝大多数企业处于设备同型、技术同档、市场同向、价格同低，其结果是原材料深加工程度低，转化增值少，物流成本高，龙头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直接制约了涉农信贷的重点倾斜。调查显示，全市有信贷关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户数为72户，贷款余额8.8亿元，户均1200多万元。若剔除贷款大户孝棉集团3.7亿元，户均仅720万元银行贷款。同时，缺少了信贷的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全市经济推动作用有限。
劳务贷款需求萎缩，创业信贷满足度低。到2008年底，孝感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达110.8万人，占全市农村从业人员的54.5%，因差旅费、子女外出上学、包工头工程启动费等而产生的信贷需求每年在10亿元以上，孝感市涉农金融机构自1998年陆续发放打工贷款，2005年仅农信社发放打工信贷达3.5亿元。因农民工外出务工地点不固定、收入不稳定、信用等级难评定，导致信贷部门跟踪管理难，劳务信贷违约率较高。如孝昌县小悟乡信用社打工信贷违约率保持在80%以上，这种信贷自2006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孝感市县各信用社打工贷款新放不到1亿元。
创业信贷需求快速上升，但满足度较低。经过近30年的历练，孝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已发生新的变化，逐步实现由数量型输出向质量型回归、由资金回流型向资本回流型转变，回乡创业成为新的经济现象，创业信贷需求上升较快。2008年末，孝感市由返乡回归人士创办或投资过10万元的企业1900多家，总投资金额102亿元，其中有信贷需求的约占一半，需求额在35.2亿元以上。自2000年起，孝感市涉农金融机构对部分市场前景看好，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型200多户企业试办信贷业务，累计信贷达7.5亿元，仅占需求总量的五分之一。安陆市欣华禽业公司是一家典型创业公司，开办时人员不过7人，固定资产不过85万元。现在，该公司人员超过200人，固定资产4050万元，年创税收过百万元，安陆农村信用社2003年尝试贷款50万元，在信贷权限制约下，目前的贷款也仅为750万元。
农村体制改革进程提速，涉农金融创新相对滞后。近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呈加快的趋势，伴随林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催生新的信贷载体，问题是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创新的速率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林权制度改革来，孝感市县分别成立了林权评估中心和林权交易中心37家，为林农利用林权开展信贷融资开辟了绿色通道，催生信贷需求成几何级数递增，至2008年，林权信贷需求达到4.5亿元，是2007年的10.5倍。开办林权质押贷款业务较早的是孝昌、大悟信用社，分别发放林权质押贷款200万元，规模做的最大的是汉川农发行，对康欣木业发放林权质押贷款3000万元。统计显示，林权质押贷款不足需求额的十分之一。
伴随土地二轮延包，农民承包土地期限大幅度延长，加之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村分田到户开始向合田到户的发展，部分农民通过流转获得大量的土地，从事种养加工专业经营，必将要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办理贷款，产生了新的信贷需求。目前，孝感已成立中介机构31家，流转双方签订合同31500余份，涉及9.27万余农户，耕地面积37.87万亩,农村土地经营权向优势产业集中，向种养专业大户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调查显示，这类信贷需求将以每年5亿元以上的速度递增。尽管通过农户联保、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担保能解决一些信贷融资困难，但整体上看，还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数量大、方位全、层次多的信贷需要，还有农村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的信贷需求还没有较为可行支持方式，信贷创新任务艰巨。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信贷支持滞后原因分析
基于农业经济“三化”进程较慢，信贷投入受制因素较多。当前，孝感市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是：分散家庭承包经营开始向专业化经营过渡，但数量极其有限；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开始建立，但作用不明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发展，其根据市场需求指导种养业发展，引导市场消费的作用远没发挥出来，没有形成跨区域、广覆盖、共发展的农业产业化企业集团，承载涉农信贷需求极其有限，更难实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安陆神丹公司是孝感市内最大的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加工、销售禽蛋产品，年营业额在6亿元左右，但与孝感市内安陆、汉川、孝昌众多的禽蛋养殖大户基地、集团未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主体分散、额度小，只能在低端服务状态上重复。
基于对农村经济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认识欠缺，涉农金融服务难以适配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金融机构对现代农业是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特征认识不足，金融投入多注重当期效益和控制当前风险，其在农村城镇化、农业专业化、企业龙头化进程中作用不突出，涉农金融在制度创新上滞后，阻碍了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助推作用的发挥。伴随而来的新情况是：部分得到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发展日趋稳建，而众多的家庭承包经营户获得金融支持的力度和密度越来越少，呈现出新的涉农“二元”金融现象。通过调查，孝感市涉农信贷与农村经济发展适配呈如下表变化（见下表2）：（1）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主体缺位。涉农金融组织体系建设迟滞、经营取向长期不明。在股份制改造市场化取向下，国有商业银行已基本完成从乡镇的战略性退出，信用社基本完成撤并分社、信用站等分支机构计划，涉农银行机构在乡镇的机构数量和人员数量大幅度减少，相伴随的是涉农银行机构对农村经济信贷支持减弱。县域支农信贷资金无论是增速还是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农村信用社经营边缘化问题严重。其改革为省级联社统一管理以来，集中调度资金拼大项目、投大企业、进市场赚利差的趋势明显，部分农贷资金管理办法脱离农村经济运行实际，导致农贷员怕终身责任追究，宁可少拿工资也不愿放款。邮政储蓄银行基层网点最多，但定位难料，是否真正定位县域经济的意向不明。从孝感市情况看，金融机构密度是逐年下降的。（2）涉农银行机构服务对象移位。当前县域涉农银行信贷机构，目标设计在服务农村，实际信贷投向定位主要是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和城市商业物流企业。县域信贷资金由上级行集中，再由上级行转投到大城市、大项目、大企业。县域以下企业、涉农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找到贴心的金融机构。调查显示，孝感市信用社从2007年起，就开始收缩农户信贷，2008年的投放重点在上市公司和优质中小企业，以及少量农业专业合作社、种养、经营大户，这部分贷款占新增贷款的80%以上。涉农金融服务对象的移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户远离金融。（3）涉农金融机构经营目标与社会原则难以均衡。涉农金融机构在经营上把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客观上难以处理服务农村经济与实现经营目标的关系。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银行机构改革把上市作为目标。既然要上市，就有一个利润最大化目标，就会减少甚至放弃对农村信贷的投入，因为农业信贷的低收益、高成本、高风险问题不可避免，而真正解决涉农银行机构配置农业信贷资源积极性不高问题，关键是解决等额信贷投入不等收的问题。国家对各级涉农银行机构要有针对性地政策倾斜，其信贷业务要统一经营、分类管理、分账核算，制定单独的支农再贷款、农业贷款利息政策、税收政策。
基于体制改革滞后，涉农金融机构体系与信贷产品创新滞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来，在涉农金融组织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明确的发展模式，导致涉农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长期成为决策层工作重点，至今还只停留在规划中。涉农信贷产品的创新，在设计和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上，始终是一种追随型而非契合型的发展模式，难以满足不同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趋向多样化，孝感市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缺乏创新动力和能力，较少推出类似林权质押、订单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农户等信贷新品种，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满足度不高，覆盖面不广。
基于沟通管道不畅与协调机制缺位，相关政策间协作效应欠佳。调查显示，孝感市农、林、水等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部门间总体上还没有建立协调沟通管道，大多是按照自身的分工从事份内职责，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扶持孝感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推进模式还没有形成。部分经济主管部门本位意识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信贷投入。如孝昌县农信社为保全信贷资产而营销保险，被当地某部门认定为不正常竞争进行处罚，就极大伤害了信贷营销经济性，也不利于保障信贷资产安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间协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3年农村税费政策改革前，财政基本上是从农村取得多，投得少，农民人均税费负担450元，高峰时达到800元以上，相当部分农户靠借贷上交税费，村组借贷的70%以上也是用于交税费，致使金融富农政策大打折扣，近10亿元的此类涉农信贷成为呆账。
基于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涉农信贷当期和预期损失难以预料。由于农村经济承受自然、经营和市场三重风险的压力。在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条件下，银行对农业的信贷投入面临很大的经营风险：（1）保障信贷资产安全的农业保险机制尚不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起步较晚，商业性保险参与的双方积极性均不高，农业投资项目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遭受自然灾害，最初受冲击的是农户和涉农企业，随后风险将迅速转移到放贷的金融机构。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中，孝感市农业因灾损失达3.62亿元，其中与银行信贷相关的损失有1.2亿元。在2008年8月30日的暴雨灾害中，孝感市农业因灾损失4.47亿元，与银行信贷相关的有1.9亿元。由于绝大部分损失主体没有参加政策性或商业性农业保险，即使有保险的也难以得到足额理赔，如孝昌某林业公司报损100多万元，而保险公司仅认定10余万元。因此，仅两次灾害就造成银行信贷3.1亿元难以按期收回，预期损失尚难预料。（2）有利于信贷营销的农业担保体系尚不健全。目前，孝感市还没有成立专门面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担保机构，更缺少直接为农户服务的农户担保公司。现有9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规模小、实力差，平均资本金不到1500万元，除对少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所担保外，对农村经济一般较少介入。（3）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尚不完备。财政性补偿较少，税费优惠期较短。政策性信贷损失弥补政策不够明确，涉农信贷总体改革与发展方向是商业化经营，农村经济对信贷吸附能力较差。涉农信贷现行管理手段与考核办法未能体现差异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严于一般性商业信贷，严重制约了一线信贷人员营销积极性。
优化配置与政策建议
更新观念，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强度和密度。提高对现代农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认识，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上，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在经营理念和信贷管理上，要更新理念实现三个转变：从支持单个、分散农村经济主体向规模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农村经济主体转变；从重点支持打工经济，向重点支持创业经济的转变；从与商业金融争市场分利益向重点支持农村发展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涉农企业龙头化转变，立足长远目标，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整合孝感市农村金融的整体服务功能，共同打造具有长远生命力的信贷支农品牌，共同培植大型的农业产业集群，在拉长产业链条中寻求新突破，支持“公司＋农户＋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构建大规模的产业带。
把握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推动信贷产品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创新要把握好几个趋势：一是把握好农户与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间结合加快的趋势；二是把握好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三是把握好农业产业龙头企业间合作形成产业化链条、与现代物流企业结合、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四是把握好信贷产品与产业财政资金相结合的趋势；五是把握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机遇，积极推进金融业务和管理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在信贷产品设计上，探索以股权、仓单、应收账款、商标品牌、林权、专利权等有效物权作担保抵押的信贷方式。在信贷管理制度上，将现行的信贷责任终生追究制度调整为责任追究与业务奖励并重的激励约束双向机制。
发挥合力作用，建立健全产业、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要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对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税费政策要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农业投入积极性。财政支农资金与信贷支农业务要实现整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信贷风险。政策性金融要用好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和引导各类信贷资金投向“三农”领域，以支持农业现代化。运用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灵活的利率政策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并逐步改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据测算，近几年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高达30%左右。如果以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作为我国的脱贫标准，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的数量估计仍在1亿左右。
1996年至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2.472.512.652.792.903.1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1111??这些统计数据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我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不得不深思的是：是什么在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让它每前进一步都如此艰难？
我个人认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资源环境2.??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3.??地方政府的无作为4.??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5.??地方人才的缺乏6.??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
一、资源环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资源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资源越是丰富的地区，越是发展的快，相反那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发展却相当艰难。工业革命至今的历史也证明资源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拥有了资源，在其它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其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在农村经济体系中，水资源不可替代地成了其它资源得以发展的前提。因为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命脉的耕地资源离开了谁就丧失了其地位和功能。据我国农业水利专家研究，到2030年，农业灌溉面积将达到9亿亩，用水量将从现在的4000亿立方米增长到6650亿立方米。从目前水资源供给现状来看，如此大量的农业水资源供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资源问题，而解决资源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水资源问题。只有生存环境得以改善，才能谈得上农村经济的发展。
2001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现有3000万贫困人口，而我国农村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贫困人口本身便是一种资源，一种潜在的社会财富。由于资源匮乏，环境恶劣，他们始终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如果我们的扶贫不能解决他们的资源环境问题，那便是失败的。通过改善他们的资源环境（包括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而且也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并长久发挥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拥有客观发展的条件，他们存求发展的欲望将会无限扩张，而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将为他们自己所惊讶。
从全局意义上看，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是在农村，主要是通过扩大内需改善资源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在短期内的效果远不如那些大工程、大项目，但其长远意义却很深远。
二、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实质就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我国的农业可以养活十三亿国人，但却不需要由9亿农民来支撑它。因此，分离一部人来从事其他产业发展是相当必要的。
由于农业的比重过高，也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
无序、紊乱的农业生产是农民增收困难的最大症结。由于市场的缺陷，加之农民把握市场的不成熟性，造成产品与市场的严重脱节，即使有市场前景的农产品农民也不知该如何进入市场。对他们而言，进入市场的风险和成本是相当大的。
在如此脆弱的产业中，政府应采取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帮助农民以最小风险进入市场。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因地制宜的划分农业区域，避免重复生产。
三、地方政府的无作为
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可以使现代化的进程缩短一半。廉洁带来的是干群关系的良好局面。高效带来的是高生产力。而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则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体制问题，公务员职业是“金饭碗”，只要不贪污受贿，就不必有“下岗”的忧虑。高效来自竞争，没有竞争自然就不会有高效。与此同时，由于公务员收入较低，工作积极性无法调动。
现在农村地区干群之间“没事谁也不找谁，有事谁都想找谁”的局面很耐人寻味，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I.??干部腐败问题
在农村，“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现象屡见不鲜，以家族为纽带的关系网正在成腐败的最大温床，而且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关系网也急剧膨胀。金钱和利益是关系网的核心。他们的贪欲为行贿者大开方便之门。一张关系网可以垄断地方经济或成为地方一霸，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干部被发现腐败问题后，便能暴露出一大批腐败分子。关系网的存在，造成了群众对干部的极不信任和无可奈何。他们刚什么事都得找关系，走后门。同时，一张关系网的存在，许多无才无德的统计分子混进政府机关，靠吃“皇粮”过日子。他们不仅造成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国家负担加重，而且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出现排挤了有才能的干部，造成人才流失。
2.??乱收费问题每年摊在农民头上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国家进行的税费改革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与此同时，农村出现的收费新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为了弥补因税改带来的损失，一些地方擅自提高各种办证收费。
事实上，农民花在教育上的负担是最重的。主要是学（杂）费过高，再加上学生学习期间要交的各种费用（如教育费附加、校服费等），更让农民囊中羞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并未从农民实际出发，城市农村一刀切，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学（杂）费却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一个台阶。
3.计生工作问题在一些地区，计生工作落实不当也是造成干群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民长期存在的封建意识，对计生工作带有强烈的抵制，而一些地区为完成计生工作，应付检查，往往采取比较粗暴的方法，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对立
干群关系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干部作风问题等。但最根本的是政府的不作为，一个基层政府如果不能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长，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需要的不仅是廉洁高效，更重要的是使群众能够富裕发展起来。
四、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
对长期贫困中的人们来说，长期贫困容易钝化他们本能的生存意识。人在社会竞争压力中出现短暂性贫困后，他们本能的生存意识让他们容易产生摆脱贫困的意识，但当这种短暂性贫困转变为长期性贫困时，在一个缺乏竞争的环境里，他们改变生存的欲望就会逐渐被惰性所取代。因此，我们在关注农村资源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应关注农民的思想意识，只有当他们的思想意识真正走出贫困时，富裕才会向他们一步步走来。
物质上贫困是可怕的，富裕起来后的精神贫困同样可怕。在一些农村地区，赌博泛滥，譬如“”，其所到之处，都会出现经济下滑，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在一些严重地区，它已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赌博的泛滥也从侧面说明人们内心的空虚和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不乐观。精神贫困导致的结果是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停滞不前。
五、地方人才的缺乏
城市集中我国绝大部分人才，而在农村，人才却极度匮乏，特别是科技人才几乎是真空。由于人才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很难成为可能，一些依靠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地区，一旦出现资源枯竭时，经济发展就会缺少后劲。除高级人才缺乏外，农村较有文化的初高中毕业生都进城务工，尽管他们的务工有助于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农村地区长时期出现人才资源短缺，会严重阻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农村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一是落后的农村经济无法吸引人才。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导向作用，任由资源在市场的盲目流动，造成农村人才流失，城市人才过剩；二是农村大学生的入学率不高，使很多有志于投身农村现代化事业的人被阻挡在大学高墙之外。当然，入学率不高，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大学学费城乡同费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一大部分农村学生拒之于高等教育门外。能否按照实际，实行农村学生少收费制度呢？即使我们的财力无法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对所有有志于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农村的学生实行减免学费制度；三是农村虽有人才发挥才能的广阔空间，却缺少发展的土壤，主要是客观条件不具备。
六、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版权所有
农村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
1.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保护落后意味着排挤竞争，最终的局面只能是越保护越落后，地方经济越不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特别是农村信息化方面，农村通信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现在农村居民已不单纯停留在传统的电话通信业务上，而是向互联网应用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广大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各地区农村条件又参差不齐，相对于城市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中国的广大农村仍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无论从普通的互联网上网，还是上升到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应用，都需要各级政府投入较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农村互联网已对农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剂，之所以互联网能被广大农村群众所认可，源于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形象直观，能较快地了解外界信息，同时加之电脑设备成本逐渐走低，部分地区已经有条件享受这一现代信息工具。于此同时，互联网提供的内容较为广泛，图文并茂，流媒体文件在网上可以直接观看，对于那些渴望学习农业知识，养殖技能的农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免费老师。同时，通过互联网可以了解外界的农业需求。总之，基于互联网，既可以推动农村信息化进程，同时对于通信行业来说，也找到了新的发展市场。农村互联网作为新农村信息化的一个实现途径，对于我国打造农村信息社会，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农村科技化，助力现代农村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评价指标制定
有关对农村互联网的研究，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琪(2008)认为我国广大的区域无论是互联网情况还是经济发展情况都变现出显著的差异，通过收集各地区互联网使用情况及调研经济数据，发现互联网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关系，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发现互联网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显著影响作用［1］。陈宇瀚(2009)认为互联网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农村产生影响，其一，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二，对广大农村居民的观念产生影响。通过对农民使用互联网的实际调查，从而找到互联网使用情况与农村增收之间的内部关联关系。同时分析了影响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提出具体的建议及对策［2］。李伟(2010)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研究由城市转向了农村，认为农村互联网是农村信息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与笔者实际对农村互联网的实践调研，得出互联网从以下4个方面来影响农村的经济生产生活，如图1。
三、影响途径重要性评价
(一)AHP模型简介。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Analytichi－hyProcess)，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及运筹学家A．L．saaty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来的，属于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将一个系统问题分解为多目标及多准则，进而分解成不同的层面，通过两两因素相互比较，得出层次单排序及层次总排序问题，从而得出影响因素的权重，属于多方案优化决策评价方法。
(二)模型构建。
选取黑龙江省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专家调查问卷法，共发出问卷2000份，发放对象有高校教师，农村实用互联网的村民，政府人事，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采取面访与电子邮件相结合、及网络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回收1650份，1300份为有效问卷，有效回收为0．65。建立我国农村互联网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判断矩阵，采用专家调查问卷法，共发出问卷2000份，发放对象有高校教师，农村实用互联网的村民，政府人事，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采取面访与电子邮件相结合、及网络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回收1650份，1300份为有效问卷，有效回收为0．65。其准则层判断矩阵如下:
，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涉及我省市的个县（市、区）。到年底，已累计完成造林面积万公顷，提取世行贷款万美圆。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历经年，尽管每一期项目的具体目标有所不同，贷款的条件和转贷渠道也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讲，项目建设不仅加快了河北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工程的建设进程，储备了大量用材林资源，而且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借鉴世界银行管理办法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造林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加入后在造林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项目建设的成效
（—）增加了森林资源。按照项目的既定目标，一、二期项目主要是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三、四期项目除发展部分速生丰产用材林外，发展部分经济林，以帮助农民在短期内实现脱贫致富。间完成的万公顷造林面积中，速生丰产用材林万公顷，名、特、优、新干鲜果经济林万公顷。根据幼林摸底调查结果，一、二类林面积达到以上。世行贷款造林项目的实施，为我省实现造林面积和林木蓄积双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首先，增加了项目区的林木资源，使世行贷款造林成为我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的主体工程；第二，使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个百分点，其中一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二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三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第三，上述完成的万公顷速生丰产用材林，按每年每亩平均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可持续生产万立方米的木材，将有效地缓解我省木材短缺等诸多问题。同时完成的万公顷干鲜果品经济林，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可生产万吨的干鲜果品。
（二）促进了农业发展。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区主要分布在我省中南部平原以及太行山和燕山贫困山区的个县（市），项目的造林地重点利用的是各河流两岸多年滚动形成的沙荒地以及进一步延伸的次耕地。我省的永定河、沙河、滹沱河、漳河的两岸和故道，一直是我省平原农区遭受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大沙区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开发改造沙荒、沙滩地万多公顷，新打机井眼，修渠公里，整修道路公里，使沙荒地变成了林茂粮丰的稳产田，并涌现出永清、安次、定洲、新乐、大名、临漳等一大批治沙造林先进典型。世行造林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第一，栽植的树木防风固沙改善了生态环境。据河北农业大学在本项目中持续年的关于杨粮间作的林木生长效应、农田小气候效应、农作物产量效应和杨粮间作的生理生态学基础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杨粮间作使农田小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白杨幼林（）可以使农田平均气温下降度，平均相对湿度提高—个百分点，平均风速降低—。第二，小气候的改善提高了粮食单产。在上述条件下，间作物亩产可比对照提高。第三，项目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在山区，世行项目坚持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凡在度以上的坡地，都采取反坡梯田、水平阶（围山转）或鱼鳞坑整地、品字型栽植等措施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此举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每亩一般还可开发出—成的可耕地；在平原区，则通过开发沙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大名县在境内条古河道形成的条大沙带范围内（沙荒和流动沙地占以上）营造间作式速生丰产用材林万亩，通过开发改造沙荒增加农业种植面积万亩，林地间作小麦增加产量万公斤、花生万公斤。
（三）提高了农民收入。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农民在高产稳产田上种植农作物，两茬纯收入每亩也不足元，而世行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首先是营造林木的直接收入。世行贷款造林一、二期项目，重点分布在中南部平原农区，其土地资源主要是沙荒地和次耕地。实行林粮间作后，由于农民的耕作对林木起到了以耕代抚的作用以及林木的边行优势效应，使毛白杨的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比相似条件下的毛白杨纯林提高—。保守一点，按每亩每年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每亩每年仅林木一项就可增加收入元；其次是间作的农作物增加的收入。沙荒地开发后仅种植花生一项，每亩可收获多公斤，折合人民币余元，同时，次耕地改造后，农作物产量至少可增长倍。截至目前，定洲市共完成项目造林万亩，仅间作物一项平均年增加小麦、花生作物产量万公斤，增加收入多万元。永清县、安次区在沙荒次耕地发展的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益。第三是发展经济林增加的收入。三期项目重点分布在山区县的贫困乡村，自年实施以来，在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同时，重点发展名、特、优、新及有市场前景的热杂果经济林，目前已涌现出临城的围场、赞皇的花木、涿鹿的赵庄、丰宁的两间房、承德的东窝铺等项目示范村。以东窝铺村为例，全村总面积万亩，其中山场面积万亩。全村辖个村民小组，户，口人，分别散居在东西两条沟，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不足元。实施世行项目后，共整地造林余亩，栽植各种果树万株，并完成退耕还果多亩，老果园改造亩，果树高接换头万株。人均栽植优良新品种果树株，—年进入结果期后，仅此一项就会远远超过其人均收入元的目标。
世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世行项目造林在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项目村的林业发展模式，亦是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加强组织领导。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解决木材供需矛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亦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同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发展速生丰产林的管理是严格的、科学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林业技术和资金财务管理，还涉及有关政策和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每期项目开始前，省、市、县各级都要根据工作需要，由主管领导牵头，吸收林业、财政、计委、土地、审计等有关部门参加，建立健全各级项目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并在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配备精干的技术和专门财务人员，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时，聘请教学、科研、种苗、森防等单位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支持组，使项目建设可以随时得到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周密组织实施。在项目建设的准备阶段，首先要自下而上以政府名义提出参加项目的申请并履行相应的承诺，同时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以项目县为单位的造林总体设计；在项目生效启动前，要编制严密的生产计划和资金计划，制定项目的实施细则、造林技术模型、施工设计方法、检查验收办法、会计核算办法、提款报帐办法等规章制度，作为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间共同遵循的准则，使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效地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生产计划、资金计划和以保证质量为核心的检查验收制度、报帐拨款制度，做到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
按标准检查验收。凡是无造林设计、造林成活率不达标、不符合造林标准要求的，一律不予验收、不予报帐、不予拨款。
（三）增加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项目建设的质量。为此，项目建设中突出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用良种壮苗。当前造林靠壮苗，长远发展靠良种，良种壮苗是造林工作的基础。据调查，用材林良种的蓄积生长量较之一般品种可提高—。因此，各项目县以国营苗圃为中心，推行了“定点供种、定点育苗、定点供苗”的三定育苗办法，不仅保证了所需苗木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良种的推广落实问题，确保了林木的速生丰产。特别是在三期项目中，良种使用率普遍达到了百分之百。二是推广适用技术。针对我省十年九旱特别是春旱的特点，在项目造林中大力推广了“生根粉、抗旱保水剂、地膜覆盖”三项技术。在⒐我省连续两年遭受特大干旱的情况下，项目区由于采取了上述三项保证措施，造林成活率仍然达到了以上。三是加强科研和推广工作。世行项目实施后，先后开展了杨树优良无性系选择和推广、落叶松良种引种和推广、项目实施效果监测等十几项科研推广课题，并及时将阶段性成果组装配套运用到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加强技术培训。为提高项目区农民的技术水平，省市、县、各级都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并采取电视台讲座、发放录制光盘、编制小册子、现场参观考察、地头直接演示等多种形式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培训。三期项目实施三年来，仅省级就向市、个县、个乡（镇）、个项目村发放各种小册子、光盘、录象带等余册（盘）。
（四）建立健全经营管理机制。经营管理机制是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世行项目实施十年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一是资金管理报账制。报帐提款程序是每年春季造林结束后，经专业队伍全面进行检查验收，由县（市）林业世行贷款项目办公室组织，按小班、树种，逐村、乡汇总报帐单据，经县（市）财政授权提款人签字，逐级上报到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然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提款报帐手续。报账制的优点在于，资金投入同造林成效直接挂钩，有效地避免了资金投入的风险，保证了投资效益最大化。二是经营模式多样化。项目造林以村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项目完成后根据农民的意愿，实行分户经营、股份经营或集体经营。但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其收益的大部分要归属农民。三是项目造林合同制。具体要求是，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都要签订土地承包（拍卖）经营合同。合同中要明确自主经营内容，权、责、利、义务、责任以及土地承包使用年限，土地承包（拍卖）使用年限不少于年。同时要明确经核算和债务分割双方确认的承贷数量、还贷年限、还贷计划等。合同制的应用，将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大激发了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保证了项目建设的成效。
在项目建设中，各级项目办都注意用社会林业、混农林业、立体林业等现代林业模式和观念指导实际工作，在保证林木速生丰产的前提下，千方百计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由于持续地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世行造林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高标准地完成了万公顷速省丰产用材林，万公顷名、特、优干鲜果经济林，更重要的是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对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和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借鉴和推行了世界银行的科学管理方法，在资金管理上坚持“投入有偿制、支付报帐制、使用专项制”，对于习惯了拨款造林粗放管理的干部群众来讲，约束当中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增强了质量意识、还贷意识、责任观念和效益观念，较好的遵循和实践了林业改革思想，是林业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
三、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业世行项目实施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有些地方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到已建项目的还贷、在建项目的质量、以及进一步的引进和利用外资问题。
⒈责任意识不强，短期行为突出。有些干部急功近利，
争取项目时积极主动，轻易承诺，但言而无信，一旦项目上马，就觉得万事大吉，于是出现了配套资金不到位，生产管理不扎实，在还贷问题上推诿扯皮等现象。我省一期项目从年开始还贷，按照现在的还贷条件，全省每年平均还贷万人民币。就一个县来讲，每年最多还万，最少还万，且一般都涉及⒍个乡，几十个村，应该说还贷的压力并不是太大，但实际结果却很不理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省财政采取了财政预算逐级扣款还贷的办法。
⒉工作漂浮，管理粗放。有些地方不能按项目要求办
事，随意性很大，挪用、滞留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地方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能很好地研究和落实经营机制，习惯于大轰大嗡式的粗放管理，形成了上边一头热而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存有应付过关的心理，结果是既影响了造林成效又劳民伤财，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在二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不中止了几个县项目的执行。
⒊认识不足，配合不够。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展林业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且，世行项目造林不仅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情，它涉及到技术、政策、土地、扶贫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及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临城、涿鹿、承德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造林，把项目造林作为富民工程、德政工程，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来抓，积极协调林业、农业、土地、水利、扶贫以及财政等部门，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比较而言，有些项目县，对项目造林重视、支持和协调不够，工作方法简单，只是林业部门自己在孤军奋战，影响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几点意见和建议
⒈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扩大对外开放是我省林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借鉴和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是促进我省林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利用世行贷款造林，一是贷款时间长，二是资金有保证，这既符合林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目前，我省的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利用外资（贷款）造林，就其管理上来说是严格和烦琐的并且项目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造林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切实把项目建设抓紧抓好。当前，各地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和等、靠、拖的侥幸心理，从维护我省各级政府信誉和林业部门形象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认真督查，保证在建项目的优质高效，搞好竣工项目的扫尾工作。特别是在一期项目的还贷问题上，要采取目标考核、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以及现有幼林拍卖转包等有效措施，按计划完成还贷任务。
⒉严格管理，保证质量。我省世行二期林业项目将于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8-0050-04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政策支持重心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逐渐转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重点解决“三农”问题上。但是客观国情仍然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涉农政策逐步完善中、资金支持乏力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土地。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在引进承包业主、创新土地流转方式、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和谐，尚须进一步提高完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情况
(一)周口市农业概况
周口市位于豫东平原，下辖八县一市两区，总人口108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88万人，占总人口的72.6％，是典型的农业大市。至2008年底，全市已实行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为1088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3.5％，承包农户数为226.6万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进行流转的面积116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10％、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0.6％，流转土地规模极小(如图1)。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的对象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民外出打工、进城经商的数量逐渐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对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1 农民之间。农户之间流转或流入专业大户的面积达70.7万亩，占流转面积的60.1％；流入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面积45.3万亩，占流转面积39.9％。在用途方面，用于种植粮食的流转面积为21万亩，占流转面积的18.1％；用于其他用途的面积95万亩，占流转面积的81.9％。此类多有口头协议，自发流转，发生在亲邻之间。一方因外出务工、经商等原因，将土地转让给亲邻耕种，土地承包金每年200元，亩一300元／亩左右。
2 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参与。主要是乡、村政府将林场、科研田以合同形式流转；涉农部门及各乡镇积极开展自留地、荒地、废弃地进行流转。一般承包期为15年左右，承包金每年150元／亩一200元／亩左右。
3 其他组织参与。服务组织租赁承包农户耕地，然后再统一规划，搞规模经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合同承包农户土地，实现规模流转。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
1 转包。经村社同意，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原承包农户将不超过剩余使用年限的土地的经营权转包给第三方，自己仍保留承包权，双方签订契约，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而承包方与发包方仍按原承包合同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至2008年底，通过这种方式流转的有52万亩，占流转面积的44.8％。
2 租赁。集体经济组织或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社外的业主从事农业开发，并与之签订相应的土地租赁协议，由业主向农户或集体支付租金。此种流转方式占比14.7％，涉及面积17万亩。
3 互换。农户为方便耕种或流转，与集体或其他农户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对各自的土地经营权进行交换。至2008年底，以这种流转方式流转的流转面积的6.8％，涉及面积6万亩。
4 其他方式。除上述以外，还有入股、转让等其他方式，共涉及流转面积41万亩，占35.3％。
(数据来源：根据周口市农经站调查数据整理)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特征
1 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自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以来，周口市土地流转面积在逐年扩大。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由户与户之间的零星流转逐步转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近年来，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越来越大，自2006年以来，全市土地流转的面积平均以5万亩的速度递增，目前全市累计流转土地面积已达116万亩。
2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呈现多样化。过去农村土地流转多是农户之间转包，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租、互换、入股等多种土地流转方式不断出现，愈来愈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流。
3 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日趋多元化。目前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除农户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科研人员、城镇职工、个体工商业等也都纷纷加入土地经营的行列；土地流转的对象由原来的本村逐步扩展到外村、外乡甚至外县。
4 流转趋利性日益增强、流转收益不断提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的已经从多元化逐步向趋利方向集中；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流转效益凸现，增加了农民收入。
5 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日趋规范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前的土地流转大多属分散、自发和无序流转，口头约定流转条件，违约现象很多，农村承包土地合同管理很难。近几年来，随着流转政策的逐渐完善，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登记制度、成立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等，土地流转正逐步规范，从口头约定到书面合同，从不规范合同向规范合同方向发展，流转双方的责权利日益明确，流转的效益也越来越高。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显现的效果
1 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剩余劳动力向高效益行业合理流动，使一批从事农业的农户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专门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增收的步伐。
2 更新了观念，提高了农民收入和素质。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了招商引资，引进外地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带动了当地的资源开发，为开展精品农业、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而且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了农村经济效益，实现出让方和承包方的双赢。
3 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土地流转使土地逐步向种养能手、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集中，拓展了部分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动农村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
(二)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 流转的空间规模较小。广大农民依恋土地不愿流转。突出表现为流转面窄、流转规模小，大部分流转仅仅限于亲朋好友或邻里之间低层次的流转。另外，群众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还存在顾虑，突出表现为“三怕”。一是部分农民怕土地转包出
去后，自己丧失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起码的生活保障来源，宁愿土地丢荒也不愿转包出去。二是部分业主怕政策不稳，不敢大胆投入。三是部分业主怕市场前景不佳，不敢大规模搞开发。
2 土地流转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当前，90％以上的土地流转都是群众的自发，缺乏制度约束力和规范性管理，政府在土地流转上缺少应有的管理、引导和服务。一些乡镇和村社没有认识到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在工作中还存在错位、越位的现象，在土地流转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操作方式。
3 流转的收益不高。目前，土地流转以低偿型、无偿型为主，这种自发的、分散的、无序的小规模流转，效益较差。再加上多数流转没有约定土地收益增长机制，使流转收益不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得到相应增长，农户流转收益增加不明显。
4 农业产业化进程阻碍重重。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土地分户经营的分散性、随意性与土地流转的计划性、规模性之间存在矛盾。业主在实施土地规模流转时，往往因为一户或几户承包户不能谈妥导致土地流转比较分散，制约了规模经济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农民难以利用大型机械耕作、使用优质种苗药物、提高农产品议价和抗市场风险能力，限制了农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的提升。
5 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一是缺乏稳定的流转关系。大多数农户没有约定期限，随意性较强。二是合同不规范。表现为合同的主体不合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集体“四荒地”流转的主体是农业社，而部分业主一般是与村社直接签订协议；合同承包期限不合法：协议中签订的土地流转的期限往往超过了第二轮土地延包期的剩余期限。
三、财政、金融支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金融支农现状
周口市以增收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导向，以强化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为重点，财政投入逐年增加，2008年全年财政支农投入累计达到7666.62万元。投资项目涉及沼气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农业水利建设、重点农作物建设等，这些项目的完成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在支农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利用“五户联保”、互保等方式发放小额支农信用贷款94.62亿元，重点推广优质玉米、大豆等品种的规模化种植，提高秋季作物的综合效益；扩大冬季蔬菜大棚建设；扶持涉农龙头企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二)存在的问题
调查发现，当前辖区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方面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部分金融机构虽然适应农村土地流转的需求进行了信贷产品创新，但规模和影响较小。金融支持主要形式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和订单贷款两种。金融支持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1 土地流转引起的资金需求增速高于农业贷款增速。调查发现，土地流转前，农户资金需求额度较低，通过自身积累和小额信贷基本可以满足。土地流转后，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因购买大型农机具、引进农业科学技术等，资金需求额度增大。据对辖区2个土地流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调查，土地流转后，资金需求额度较流转前增加近2倍，资金缺口增长409％。与土地流转后农户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相比，农业贷款增长缓慢，基本与全市贷款总额增速吻合，未出现明显优势。以周口市为例：2007年、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增幅分别为10.95％、－13.31％，同期农业贷款增幅是12.8％和－3.62％，受此影响，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由2007年末的21.8％上升至2008年末的24.1％。(如表1)
2 现行金融体制下抵押担保、利率优惠等政策难以满足土地流转的需求。调查发现，由于农户普遍缺少合适的抵押担保物品，贷款难现象较为突出，如调查的189名农户中，103名占比54.5％的农户认为贷款抵押担保条件过高。此外，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利率执行过高也加重了农户的负担，农村信用社对农户贷款利率普遍为基准利率上浮1.5-1.7倍，邮政储蓄银行自2008年初开办小额贷款以来，按照较高的利率执行，几乎比同期民间借贷利率高出近3个百分点。
3 农业贷款品种满足不了土地流转需求。调查发现，当前开办的农业贷款品种主要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担保贷款等，普遍存在额度低、期限短等特点(见表2)，据对辖区196名有贷款需求农户的调查，189位占比96.4％的农户认为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品种无法满足其土地流转需求，当问及原因时(可多选)，主要反映为贷款额度过小、贷款期限过短、贷款利率偏高，占比分别为94.7％、91％和92.06％。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财政对农业生产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保障功能薄弱，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农民还得靠天吃饭。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其自然灾害的风险和市场风险极易转嫁到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关系下来。
四、政策建议
(一)深入宣传，加强引导，形成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氛围
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宣传土地流转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业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土地合法、合理、有序流转。二是加强政策引导。在平等、自愿、互利原则下，通过公司加农户、业主加农户等方式，鼓励、支持、引导农民大胆尝试流转集约经营，以点带面，滚动发展，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要坚决杜绝“一刀切”、“运动式”、简单化的操作处置。三是加强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发展流转服务组织，建立健全土地评估机构和登记机构，为农民、土地承包户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主动做好政策、法律的咨询和指导调解工作，引导土地流转步入正轨。
(二)坚持因地制宜，规范管理，切实解决好土地流转契约不规范的问题
一方面要加强对契约的规范管理，进一步明确租赁双方的责、权、利，引导承包方和农民遵守合同协议，积极做好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合同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规范双方的履约行为，促进土地流转健康有序发展。
(三)加大财政、信贷等政策的支持，切实解决融资难问题
一是通过财政补贴、担保等措施鼓励农地使用权有效流转，对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保障功能，增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考核机制，透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过程。二是加大银信部门的贷款支持力度。对利用流转土地搞规模开发、比较效益高、优势明显的项目.要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农村信用社尤其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积极给予贷款支持。三是成立“三农”发展基金，作为对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有效补充。此外，要鼓励担保机构对农地流转经营项目开展担保业务，积极创新担保方式，扩大农村有效抵押品和权利质押，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
(四)建立各种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农民、农业及扶农企业保障的问题
一要逐步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农民医疗保障和养老制度，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并对农地流转相关环节收取一定的费用，逐步建立农村土地基金，用于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应的经济保障。二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加快农业政策保险立法。三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再保险机制。
(五)多措并举，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一是在确保国家惠农政策连贯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扶持，引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进一步缩小农产品“剪刀差”，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比较效益，使农民看到种田的好处，让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受益。二是做好农业产业化、种植业结构调整工作。确保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分散型向规模化生产转变，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和途径；搞好农产品深加工，成立涉农企业和近农企业；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强对农业的中介服务。三是加强对农资生产、供应的监管。要加强对农资质量的管理，防止“假货”流向农村。物价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实行最高限价。对违规商户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在有关媒体予以曝光，并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四是要注重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要加强科技支持力度，强化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要注重推广农业新技术，发挥好农业科技的支撑作用；要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要加强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应用，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参考文献：
初夏的皖南小城旌德，云雾氤氲，满山滴翠。穿行徽水河十里南湾，宛如畅游山水画廊。十里南湾别称“小小三峡”，从三溪镇穿流而过。如今的三溪镇，不仅以秀美山水闻名，更因一场重塑乡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经营模式的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越来越受到关注。
2016年，从徽水河畔到黄山东麓，旌德实施整县推进，构建集体资产股份化、经营管理公司化的农村集体经济新模式。截至到6月，已完成68个村的清产核资和股份公司组建，改革正迈进一个新阶段。
旌德率先整县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勇当击楫中流的先锋，改革是怎样逐步推开的？“旌德路径”又是怎样形成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带着这些待解的疑问，《决策》记者穿梭旌德乡村，一是探寻答案，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旌德样本”。
农村股改“四步走”
在三溪镇路西村，走进名为“溪水人家”的民宿，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每间房门口都有宽带WIFI标识；老板娘正在厨房里做当地特色土菜，香气四溢。像这样企业化、信息化、标准化的民宿，路西村现有12家，共有70多个床位。
路西村是2015年旌德县确定的三个改革试点村之一，但路西村不是最早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先于路西村的改革试点是白地镇高甲村，该村被称为旌德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试验田；另外一个改革试点是与路西村同属三溪镇的三溪社区。
旌德县按照统一部署、因村制宜的思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探索出三种模式，让人看到希望。更重要的是，试点树立起信心，激发出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于是旌德乘势而为，经安徽省农委同意，2016年整县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2016年2月25日，《旌德县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整县推进工作实施方案》正式。旌德县农委主任钱告诉《决策》：“该方案20易其稿，全县统一部署。为确保改革有序推进，旌德县制定了四步走的实施方案。”
改革“破冰”首要在于确权，第一步是清产核资，抓住产权“牛鼻子”。只有产权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势如破竹，所以“第一粒纽扣”必须摆正。
在实际操作中，成立由村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组成的集体资产清查小组，清产核资结果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审议通过，张榜公示7天。“过去，村集体资产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但对个人来说算不清、摸不着；现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村民对集体资产的关注度、参与度和监督力度，从而使集体资产管理变得更加有序。”旌德县白地镇党委书记柴长宏对《决策》分析说。
第二步是界定成员资格。由各村结合户籍登记、实际居住、土地承包和劳动贡献等情况依法民主确定，界定结果登记造册、张榜公示。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成员界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农村政策，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成员的合法权益。
合理设置股权是第三步。配置原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享有股份，具体配置比例由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股权终身不变的管理方式。在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后，以户为单位发放由县农委监制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作为持有集体资产、参与管理决策、享有收益分配的凭证。旌德县兴隆镇党委书记金新木告诉《决策》：“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实际上是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变革，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更好地产生效益。”
在成员界定、量化到人、确权到户的基础上，第四步是成立法人主体，召开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审议通过组织章程，并向县市场管理部门申请法人登记。同时制定资产、财务、档案管理制度，报乡镇“三资”中心备案。
经过这样有序推进、步步衔接的四步走后，每个行政村挂四块牌子：党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经济有限公司。
“母-子公司”双层结构
倪德田是高甲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人植树造林，积累下400多亩集体林场。2015年7月，高甲村以村集体资产出资，旌德县旅游公司以现金出资，成立高甲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母公司。该母公司再以马踏石林场400亩林权入股，成立林场子公司，通过招商和丰谷香榧公司按照递增分红模式合作，并修建旌歙古道旅游环路，开发香榧观光游，实现增绿添金。
高甲村的试点，是旌德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样本。这种“母―子公司”的双层结构下，母公司是资本投资公司，而子公司则是运营公司。
“在集体资产运营管理中，村集体母公司不参与经营；通过招商、吸收能人、扶持双创等方式，引进民营主体，由母公司跟民营资本共同注册成立子公司。”旌德县副县长张蕾告诉《决策》：“子公司按照市场规则开展各类活动，独立经营。母公司和民营主体签订收益分成协议，根据投资比例，合理设置保底收益金额，按照‘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方式，保障村集体的稳定收入。”
对于这种制度设计的好处，钱对《决策》分析说：“一方面是有效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动力不足、经营人才不足、创业启动资金短缺等问题。母公司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承载体，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体现了公平；子公司作为从事经营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效率；改革后的产权与经营权有效剥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能有效预防村干部的廉政风险，也有助于培养一批企业家，扶持创新创业。”
当这一套改革设计方案落地到行政村后，实际操作是怎样进行的？以首批改革试点村之一路西村为例，该村的6个自然村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在各自所属的合作社中拥有相应的股份；6个合作社作为股东再共同发起成立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这是母公司。母公司以美丽乡村建设形成的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资产入股，引进南京康富源公司，成立再现徽商旅游发展公司，由康富源公司派驻经营人员，路西村母公司不参与经营。
2015年，经康富源公司运作，路西村成功创建3A级景区，接待国内外游客7万余人，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印象路西”已成为皖南乡村旅游的一个品牌，“建设美丽乡村，路好了，村子漂亮了，游客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路西村党支部书记黄小本告诉《决策》：“路西村的发展，已经成功实现由建设美丽乡村到经营美丽乡村的转变。”
路西村的转变，只是改革整体效果中的一个方面。随着旌德整县推进的步步深入，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的多层面转变，正在悄然发生。
“三变”与“多赢”
在兴隆镇三峰村见到刘小俊的时候，他正在油桃地里除草，干得热火朝天。刘小俊是位“80后”大学生，2006年安徽财经大学毕业后，在外拼搏3年，2009年回到三峰村。2011年他开始试种油桃，经土地流转扩大到150亩。2014年，他挂牌成立桃花源家庭农场，每年举办油桃采摘节。
但在扩大再生产中，刘小俊遭遇资金瓶颈，怎么办？恰在此时，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开始，三峰村成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集体经济母公司，以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30万元作为入股资金，刘小俊以油桃基地评估后的资产出资，成立桃花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刘小俊负责经营，村集体保底收益每年5万元。经过这种股份合作制改革后，大学生创业获得资金支持，村集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收入。三峰村在与刘小俊进行股份合作的同时，又招商引进一家企业发展旅游“悠然谷项目”，初步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经过这些内引外联，三峰村在改革中转变思路，开创出“集体经济+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创新创业”的新模式，新的产业链正在延伸。
三峰村的实践，是旌德整县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改革后的旌德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旌德县委政研室主任毕剑勇对《决策》分析说：“改革前，很多村子是有优质资源，但没有集体经济收入，陷入一种‘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每到年终时村干部四处‘化缘’。正在推进的改革切中要害，盘活农村‘三资’、激活农民‘三权’，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之举。改革后，原先的空白村，实现集体经济零的突破。”
俞村镇桥埠村原先是集体经济空白村，改革中成立丁家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30万元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作为出资，引进客商共建加油站，每年保底收益为出资额的20%。“三峰村帮扶刘小俊的30万元，桥埠村的30万元，都来自旌德县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1000万元，在关键时刻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毕剑勇告诉《决策》。
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改革成效。根据2014年的统计，旌德县68个村（社区）中，集体经济收入空白村28个，占全县41.2%；0-2万元的25个，两项合计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有53个，占到全县的77.9%。经过一年努力，2015年共减少集体经济空白村20个，相比2014年只剩下8个空白村，只占全县的11.76%，下降近30个百分点。全县68个村（社区）中，有55个拥有经营性收入，占比为80.88%。
通过空白村减少和经营性收入增长，一降一升两条数据线的对比发现，改革的积极效应正在释放，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政府、村集体、本地能人和外来投资商“各炒一盘菜，同办一桌席”。
精准扶贫，四种新路
在改革红利中，精准扶贫获得新动力。在路西村，村集体帮扶贫困户马来青将自家房屋改造成农家客栈，建成客房6间，有床位12张，每月营业额可达5000多元，2015年顺利实现精准脱贫。
像路西村这样，通过鼓励和支持贫困户利用自有房屋改造开展农家乐、农家客栈经营，在农家乐优先选用销售贫困户生产的蔬菜瓜果，实现贫困人口的“产业型脱贫”。这是旌德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中涌现出的一种精准扶贫方式。
同步创造出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贫困人口在集体经济中享有的股权持续增值，由改革红利实现“资源型脱贫”。第三种是通过合作经营，对不具备投资和经营能力的贫困户，采取房屋或土地经营权入股、旅游开发公司出资经营、对贫困户保底分红，实现贫困人口“财产型脱贫”。第四种是发展全域旅游，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优先聘用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为他们提供保洁员、服务员等就业岗位，村集体优先聘用他们从事集体设施管护等工作，让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实现“就业型脱贫”。
总结四种途径会发现，旌德在改革中实现精准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黄小本用一个朴实的比喻说：“过去是给了一个蛋，吃完就完了；现在是给了一只母鸡，不停地下蛋。”
“旌德样本”新价值
三溪社区在改革中成立三圆生态农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母公司，再裂变成立子公司乐园生态农业股份公司，同村民签订协议流转土地50亩，建设“开心农场”，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租赁给城市人种蔬菜，每平米10元；除去成本投入，每亩地纯收入不低于2000元。在新的经营模式下，乐园生态农业公司每年上交村集体不低于3万元；超过3万元的部分，公司股民按股分红。三溪社区党支部书记、公司董事长刘德荣告诉《决策》：“股份制改革让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也更容易算清自己财产权利的明白账。按照市场经营后的收入，能够‘上得了台面，进得了口袋’。”
从刘德荣的快乐农场一个改革点，扩展到旌德全县来看，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可以称为1.0版；从三个试点村到整县推进，是升级到2.0阶段。目前，旌德的10个乡镇正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合自身特色大胆创新，成立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作为产权承载的主体，闯出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将来，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专业运营、政经分离，则是升级到3.0版。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互相推动的逻辑链条。在其进程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引入新的生长力，再造集体经济，这将引发农业经营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重塑。类似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的刘小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刘方全等新生代创业者，将会越来越多地涌现，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会成为未来企业家的摇篮。
另一方面，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改革后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村集体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带动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
经过2015年的实践和2016年整县推进，旌德正在下活“美丽乡村、集体经济、全域旅游、创新创业”一盘棋。毕剑勇告诉《决策》：“在新棋局上，全域旅游成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换器，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双面胶。”
路西村的改革实践，是这盘棋的典型样本。钱对《决策》分析说：“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国家投入建设的大量乡村设施，缺乏产权明晰，如何盘活这些固定资产？旌德在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中，以合法合规的形式形成固定产权，落实到村集体公司，通过市场运营为村集体经济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内生动力，还能有效破解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债务化解、管养维护、运转经费等问题。这在体制机制上是探索走出一条新路。”
由此可见，旌德以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为突破口，正在布局县域经济的一盘大棋局，创造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旌德样本”。
再从旌德县放眼全国来看，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在这次深改组会议上，强调，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目标方向，是要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搞好这项改革，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2016年4月，在安徽视察时指出：“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摘要】 目的 为了解襄州区农村地区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现态，指导精神病防治和康复及健康教育的开展，尽可能地绝或减少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方法 根据《襄州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1]，按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采用流行病学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诊断标准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ccmd-3）[2]和2009年11月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为依据。结果 查出精神障碍疾病患者1280人，患病率为10.52‰，其中男性593例，占46.32%（593/1280），女性687例，占53.68%（687/1280）（x2=49.17，p<0.01）；精神分裂症占87.58%（1121/1280），其次为发育迟滞、躁狂症；发病年龄集中在18-60岁，占91.02%（1165/1280）。3级以上患病率占24.06%（308/1280）。结论 疾控预防控制工作不可忽视精神疾病，早期干预、病因学研究、健康教育及社会心理康复是当前精神疾病防治的重点。
【关键词】农村地区 精神障碍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
当前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容忽视，各地出现的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不断发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肇事肇祸问题的发展态势让人堪忧。为此，笔者根据卫生部、财政部、人口计生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意见》要求，于2010年8月16日至9月6日，对襄州区5个乡镇37535户121606名农村村民进行了精神障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旨在准确掌握本地区精神障碍疾病流行情况，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全区13个乡镇306836户1034035人，按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采用流行病学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方位随机抽取1个乡镇，抽得张湾、峪山、程河、古驿、龙王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进行调查。
1.2方法
1.2.1线索调查：
1.2.1.1制定方案：根据湖北省卫生厅办公室《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区卫生局制定了《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通知》。
1.2.1.2召开培训会：为切实加强我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排查和随访管理，减少患者因病导致的社会危害事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疾控中心举办了全区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工作培训班。由公安、卫生行政部门按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的十一条标准和《区卫生局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通知》，逐户调查，初筛出可疑病人并填写《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线索调查登记表》，并要求各级筛查人员对可疑患者信息保密。
1.2.2走访调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的专业人员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开设有精神卫生专科的单位进行走访，对近三年收治的精神障碍疾病患者进行排查，属本区域的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1.2.3诊断：根据各乡镇、社区筛查和有住院史的人员名单，由区卫生局指定的襄州区平安医院精神卫生科专业人员（具有精神疾病执业医师资格）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组成专班，逐镇进行诊断。诊断标准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ccmd-3）。危险性等级评估按2009年11月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
2 结果
2.1不同区域患精神障碍疾病情况：被抽样的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中，被确诊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1280人，总患病率为10.53‰，其中张湾为8.21‰，峪山为10.82‰,程河为11.89‰，古驿为10.49‰，龙王为10.64‰。
2.1.1以往治疗情况：在1280例精神障碍疾病患者中，有536例以往接受过治疗。见表1。
2.2疾病分类：被确诊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1280人中，精神分裂症患者1121例。占87.58%，其次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52例，占4.06%，躁狂症患者38例，占2.97%。见表2。
表2 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患者患病率和构成比
2.3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患精神障碍疾病情况：发病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占76.09%。
本次调查男性62187人，患病583人，患病率为9.37‰，女性56418人，患病687人，患病率为12.17‰。经统计学处理，x2=49.17，p<0.01，说明女性患精神障碍疾病明显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关。见表3。
表3 精神障碍疾病患者性别、年龄分布统计表（人、%）
2.4危险性等级评估：本次调查出0-1级的530例，占41.41%，2级的442例，占34.53%，3级的270例，占21.09%，4级的38例，占2.97%。虽然本次没有发现5-6级病人，但3级以上病人占24.06%，躁狂症病人38例，肇事肇祸的危险系数很高。加强对精神障碍疾病患者的监护管理势在必行。见表4。
表4 危险性等级评估统计表（人、%）
3 讨论
从本次调查显示，襄樊市襄州区农村18岁以上精神障碍疾病时点患病率为10.52‰。与1993年全国七地区调查的10.68‰相近[3]。1280例精神障碍疾病中，男性583例，患病率为9.37‰；女性687人，患病率为12.17%。经统计学处理，x2=49.17，p<0.01，说明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与大多研究报道相同[4]。在1280例精神障碍疾病患者中，3级以上的占到24.06%。
在≥18岁以上人群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患病率中，以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占首位，占9.22‰，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为0.43‰，居第三位的是躁狂症为0.31‰，而第四位则是抑郁症为0.22‰，与广东省肇庆市的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排名大致相同[5]。从精神分裂症单病种患病率看，我区高于江苏省盐城市的4.49‰[6]、安徽省阜阳市的4.77‰[7]、山东省的3.37‰[8]。
从本次调查看，襄州区农村精神障碍疾病患者的诊疗情况来看，精神疾病患者存在就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即使就医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没到正规（由精神疾病专科执业许可证）医院就诊。本次调查出有住院史的的患者比例不到二分之一，反映了精神疾病的诊疗现状不容乐观。
精神疾病多为终身疾病，是对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襄樊市襄州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虽然当地农村地区精神疾病流行水平不高，可能与传统文化背景及心理卫生知识的大众知晓率偏低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存竞争的加剧，可以预见的精神疾病快速增长的背景，及早开展社区水平的精神疾病干预措施，有效的建立精神疾病救治的社会网络，避免出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而出现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共同增长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1]襄州区统计局,2009襄州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襄樊市襄樊日报印刷厂,2000.201-203.
[2]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344.
[3]张维熙,中国七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1998.31.69-71.
[4]石其昌,章建民,徐方忠等.浙江省15岁及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4):229-236.
[5]饶顺勇,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相关因素回归分析[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3):233-234.
[6]李祥仁,朱正峰等.江苏盐城市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调查[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3.3(5):356-357.
【关键词】 郊区农村； 已婚育龄妇女； 避孕方法；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69.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36-0066-03
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一直是全球总避孕水平最高的国家，避孕方法以长效措施为主，该模式相对稳定，对于维持低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人口学意义[1]。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2012年北京城镇化率已达86.2%，本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脱离传统农村生产方式，成为有资产、有住房、有社保、有工作的新市民。在北京郊区，大批农村青年与中心城区就业人口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享受规范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障[2]。有调查显示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择存在显著影响[3]。因此，随着北京市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避孕观念和方法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旨在了解目前北京市郊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选择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更好的开展北京市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13个自然村全部家庭中50岁及以下的本地户籍已婚有偶育龄妇女。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设封闭式回答的调查问卷，于2013年11-12月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对50岁及以下的本地户籍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进行入户调查。调查采用面对面方式，由调查员读出问题，受访者回答，再由调查员记录。发放问卷1690份，收回信息资料完整的问卷1650份，问卷有效率为97.63%。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问卷经专业人员复核后，使用EpiDate v3.1软件建立数据库，所得数据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有偶育龄妇女1650人，年龄25～50岁，平均37.6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比例依次为：24.84%、42.33%、16.91%、15.92%；职业以无业为主；尚未生育妇女90人（5.45%），活产生育次数为1次、2次、3次的妇女所占比例分别为59.39%、27.21%、7.95%。
2.2 避孕节育现状
1650名调查对象目前采取避孕措施的有1428人，现避孕率为86.54%。避孕方法构成以宫内节育器（IUD）为主（49.86%），其次为（25.49%）和口服避孕药（15.55%），其他避孕方法使用比例少，可逆性避孕方法占避孕方法构成的96.22%。各种避孕方法使用构成，详见表1。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妇女各种避孕方法使用情况
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口服避孕药使用比例下降而使用比例上升。不同文化程度组中，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比例最高，与其他文化程度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 不同活产生育次数的妇女使用的避孕方法构成
随活产生育次数的增多，妇女使用及口服避孕药的比例降低，使用IUD的比例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5 不同年龄妇女各种避孕方法使用构成
不同年龄组中，31～40岁年龄组IUD使用比例最高，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北京郊区农村妇女学历构成较低
本调查显示北京郊区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有研究显示大多数农村妇女是通过影视广播等媒体获得避孕知识[4]。通过此渠道为来源的避孕知识一方面存在专业性、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文化水平低会造成理解力差，不能很好地正确理解并掌握相应的避孕知识。因此北京市郊区农村地区应加强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宣教，尤其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妇女采取面对面的讲解更为重要，通过细心讲解使其更加系统地了解避孕知识从而正确选择避孕方法，保障广大妇女的生殖健康。
3.2 避孕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现避孕率即节育率，节育率指某时点在已婚育龄妇女中已采取节育措施人数所占的比例，反映已婚育龄妇女采取各种节育措施的总体情况。但已婚育龄妇女中，有不孕症、绝经、待育、怀孕或哺乳等不需要节育者，所以节育率不可能达到100%[5]。调查显示北京市郊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现避孕率为86.54%，与近期国家对全国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87.1%相近，高于北京市周边河北省农村75.0%的现避孕率水平[6-7]。
3.3 宫内节育器使用率低
调查显示本市郊区农村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使用率为49.86%，低于全国农村水平（69.1%）[6]。此结果与有关调查相一致，相关调查显示本市户籍已婚育龄妇女选择长效避孕措施的人数及率在减少，以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人数的减少最明显[8]。
3.4 口服避孕药、使用率高
口服避孕药使用率为15.55%，不但远远高于全国农村地区水平（0.46%），且高于北京市城区水平（1.84%）[6-9]。使用率为25.49%，高于全国农村地区水平（7.50%）并高于全国城镇地区水平（18.60%）[6-10]。口服避孕药及使用率远高于其他地区水平，一方面由于随着北京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口服避孕药与在农村地区较易获得，且本辖区社区卫生部门多年的生殖健康宣教，改变了育龄妇女以前的错误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口服避孕药及的好处，使更多的适应人群选择口服避孕药或，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某种避孕方法的构成比过高，意味着有些并不适合这种方法的人也在使用这种方法，因此尤其在本地区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方面也可能存在不适应人群的滥用情况[11]。因此在今后农村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宣传过程中，应把口服避孕药及的适应证、副反应与禁忌证作为重点宣教内容，保障人群合理选择避孕措施促进生殖健康。
3.5 避孕方法使用构成呈现城市化特点
调查显示北京市郊区农村避孕方法选择模式正逐渐向城市模式靠拢，即不可逆的绝育术选用比例低，可逆性避孕方法如宫内节育器、等使用率较高，占避孕方法构成的96.22%。因此北京市农村地区避孕节育服务模式应相应改变，在保持提供优质IUD技术服务的同时，要加强可逆性避孕方法的技术服务能力和增加供应品种，特别是和口服避孕药。
3.6 避孕方法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
年龄、文化程度、活产生育次数对避孕措施的选择有显著影响。30岁以下妇女由于多数尚未完成生育，故选用短效方法如、口服药的人数较多。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越倾向于选择可逆、短效的避孕方法，可能与绝育术对抵御生育风险不利有关。此外生育次数也与避孕方法的选择有关，生育一孩以IUD为主，为辅。因此在今后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工作中应提供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生育次数育龄人群的具体避孕方法的指导。
参考文献
[1]王存同，郑晓瑛，陈功.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水平及避孕方法使用趋势[J].人口学刊，2007，29 （4）：57-62.
[2]涂露芳，战冬娟，杨晓琼，等.北京城镇化率86%全国第二[N].北京日报，2014-02-09（5）.
[3]徐倩倩.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及个人因素对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黄伟栋，武俊青，陈锡宽，等.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满意度分析[J].复旦学报（医学版），2004，31（3）：254-258.
[5]白明华，滕国兴，谭伟良，等.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变化趋势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36）：5164-5166.
[6]蔡建华，张妍，俞华，等.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0，19（9）：522-526.
[7]张广荣，肖永红.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245-248.
[8]高丽丽，沈洁，潘迎.北京市育龄妇女选择长效避孕方法情况及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2，23（1）：99-101.
[9]王力宇，张世红，韩颖，等.北京市东城区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0，19（8）：465-468.
[10]张妍，蔡建华，俞华，等.城镇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选择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0，19（10）：602-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