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并通过这种两重属性与经济社会产生密切联系，现代系统理论将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而人口、经济、社会等都是其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等人口系统的情况及其变动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凭空判断。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的人口数据为例，评价分析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将韶关市看作一个具有复杂功能的特殊系统，人口、经济、社会都可以看作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以韶关市2000—2010年人口、经济、社会指标为例计算评价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分析韶关市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及空间分布是否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协调性，全部数据来源于2011年韶关市统计年鉴。
二、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全面、客观地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状况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应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涵。2.实用性原则。合理地选择指标，指标数据应易于统计，统计数据能确保权威性。3.完备性原则。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能反映和测度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4.可行性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那些在统计上无法量化、数据不易获得或相对不十分重要的指标可暂时不列入。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相关原则，选取的指标如下：
三、人口、经济、社会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评价的原理及具体步骤如下：1.收集整理基本数据，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求相关矩阵、特征根、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3.求主成分及其得分；4.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与其特征值的乘积和得到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本文利用spss软件处理上述数据，可自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计算主成分得分。
下面以人口子系统为例，简述系统评价过程：
第一步，收集原始数据，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所选变量的值见表1，将表1中的6个变量数据粘贴至spss软件中，利用数据分析、降维、因子分析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分析软件输出的公因子方差见表2，表2给出了提取公因子后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它刻画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xi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变量x1的共同度为0.980，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对变量x1的方差做出了98.0%的贡献。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子的效果是显著的。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韶关市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以前是上升趋势，以后呈下降趋势；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年以后人口系统水平又变回负值，2010年水平与2000年相差不大，说明人口方面2005年以前是不断进步的，2005年之后水平呈现逐年退步趋势；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07年之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这与韶关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与日俱增的进步密切相关。
四、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韶关市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呈现出不同趋势，其中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在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如果韶关市人口水平继续沿此下降趋势发展，人口问题可能会成为制约韶关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
导致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出现先升后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韶关市人口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尽管韶关市户籍人口每年都以低速增长，但常住人口数量自2005年292.26万人以后不断减少，2010年人口数量降至282.66万人，这主要是由韶关市劳动力流出数量大于流入所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于缓解资源压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转移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本地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对本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韶关市本地有多所技校，但是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首选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只有少部分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从而不利于韶关市工业发展。
其次，在校生人数呈下降趋势。尽管韶关市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在校人数在2000—201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由于多年来人口只维持低水平增长率，小学在校生人数由2000年的338916万人降至2010年的207299万人，在校生总人数自200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韶关市当前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
【关键词】 红河州 人口发展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协调发展
人口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既影响着资源、环境的发展，也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南部，与越南毗邻，总面积32931平方公里，下辖10个县和3个县级市，基本特征表现为多山区、多民族、贫困人口多、边境线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红河州人口发展已经由控制人口阶段渐次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由于长期累积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问题，对构建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发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红河州人口发展现状及特征
1、人口数量
人口增长率降低，但人口惯性增长势头强劲，稳定低生育水平压力巨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红河州总人口达到450.1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413万人相比，十年增加了37.1万人，增长8.98%；平均每年增加3.7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86%。与1990—2000年这十年的情况相比，年均增幅减少了1.0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37%。2010年全州13个县市中人口超载的达11个，仅有开远、个旧两市可继续吸纳人口。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有效地抑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红河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于全国0.57%的0.2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的0.16个百分点，人口总量在全省的比重由2000年的9.75%上升到9.79%，上升0.04个百分点。全州人口总量列全省16个州市的第4位，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位。
2、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老龄化进程加快。红河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州男性人口234.13万人，占总人口的52.02%；女性人口215.96万人，占总人口的47.98%；总性别比为108.42∶100。虽较第五次普查有所回落，但仍高于107∶100的国际警戒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红河州0—14岁的人口为96.66万人，占总人口的21.48%；15—59岁人口为304.78万人，占总人口的67.71%；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48.6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0.8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33.36万人，占总人口的7.41%，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56个民族中，红河州有49个民族类别，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257.23万人，主体民族哈尼族、彝族人口数为183.3万人，占全州总人数的40.72%，占各少数民族人口数的71.26%；其中，哈尼族78.97万人，占少数民族的30.7%，彝族104.3万人，占各少数民族的40.56%。
3、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根据2010年红河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州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为9.52万人，占2.43%；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人口为33.31万人，占8.50%；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为92.09万人，占23.50%；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为181.43万人，占46.30%。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为31.47万，占15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重为8.9%。文盲人口由2000年的63.5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31.47万人，下降了50.4%。据2007年红河州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红河州有各类残疾人282496人，其中城镇残疾人47772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9%，农村残疾人234724人，占残疾人总数的83.1%。
4、人口分布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人口空间分布不合理。比较2010年与2000年，红河州城镇人口由105.6万增加到161.13万人，增长52.59%，每年平均增长4.32%，城镇化率由25.57%提高到35.8%，其中个旧的城镇化率达到70.7%，开远的城镇化率达到69.5%，蒙自城镇化率达到57.9%，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二、红河州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现状
1、经济发展现状
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红河州生产总值相继突破了400亿元、500亿元和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11.5%，人均生产总值已达2000美元以上。五年共完成财政总收入631.85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达到225.60亿元，累计完成财政支出559.94亿元，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州市排序中继续保持第四位。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推进，粮食连年丰收，年产量突破了140万吨。蔗糖、茶叶、畜牧和林果等传统产业得到巩固，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有效推进。农业总产值达到173.97亿元，年均增长7.2%。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104.4亿元，年均增长6.3%。新型工业化全面提速，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同步推进，工业园区建设成效彰显。
2、社会发展现状
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红河州累计投入科教文卫事业资金160多亿元，年均增长53.3%。义务教育得到巩固提高，“两基”顺利通过国检，小学、初中入学率稳中有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农科培训、科技普及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医疗救治能力明显提高，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得到增强，新农合参合率达95.84%。建成了一批文化基础设施，县乡“两馆一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得到有效实施，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5.9%和95.6%。文化事业改革和文化产业培育取得新进展，群众文化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体育设施不断完善，竞技体育水平持续提高。
3、资源环境发展现状
2005年底，红河州有62.48万公顷耕地。其中，高度适宜耕地12.4万公顷，占19.85%；中度适宜及以下的占80.15%，中低产田地占的比例较大。现有林地面积151.6万公顷，其中有低产林地20.7万公顷，占14%。全州有城镇村工矿用地5.15万公顷，人均占有0.013公顷；河州土地利用率只达72%，还有66.3万公顷荒草地和裸土地资源可供开发利用。全州平均水资源总量148.1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水资源量97.56亿立方米，地下水水资源量50.56亿立方米。到2005年底，红河州共发现矿床（点）近1000处，矿种49种；红河州区域内登记勘查面积5195.5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16%，其中，个旧地区仍是云南省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科研的重点区域。全州有湿地面积1930平方公里，约占土地面积的0.6%，其中河流面积700平方公里，湖泊面积1230平方公里。在对云南省20个主要污染物城市空气质量监测中，红河州的四个城市中开远市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最高，为1.91，其次是个旧市为1.82，河口县为1.53，蒙自市为1.29。
三、红河州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人地关系紧张
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对粮食、能源等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增长以及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现行政策反差较大，流动人口、高收入人群、再婚人员违法多生育问题日益突出，使得红河州的人口数量控制工作比较艰难。红河州人口总数占全省人口数的9.8%，而粮食和GDP总量却分别占全省的8.9%和9.0%。尤其是位于红河州东南端的河口县，由于地理因素，全县97.8%为山区，使得资源更加紧张，人地矛盾突出。
2、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压力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红河州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经济总量偏小，发展质量不高，资源型产业较大，产业发展层次较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节能减排、生态建设任务繁重。州内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问题，在国务院确定的云南省资源枯竭城市中个旧市为其中之一，经长期开发，个旧市土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加剧，地面水污染严重。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城乡收入差距大，都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人口结构失衡阻碍经济发展
就红河州人口年龄结构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使被抚养人口增加，劳动力人口负担加重，制约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小康家庭目标的顺利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将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造成严重的冲击，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民族结构中，红河州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州总人口及汉族人口，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就人口空间结构分布来看，红河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不强，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压力，也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4、人口素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可持续发展以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核心，人口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是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红河州人口素质较低，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短缺，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利用率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低下，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要付出更多的资源代价，产生更重的污染。而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建立资源有偿的观念和制度等，都必须以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为基础，以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由此引发了红河州人口素质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四、推进红河州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对策
1、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也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红河州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增加民族地区教育资金投入，加强基础教育，继续开办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班，重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人类资本建设提升地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提高少数民族民众的身体素质，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作为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其素质高低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想要把人口“包袱”变为社会财富，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必须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逐步实现由“廉价规模劳动力”向“技能劳动力”再向“知识劳动力”的转变，实现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不断提升红河州在市场中人力资本的优势。
2、优化人口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在年龄、性别、城乡分布、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合理发展。各级政府及各级卫生部门应该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行为，有效地控制出生性别比偏高，改变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严厉打击针对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倡导“积极的老龄化社会”，解决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强以养老、医疗为核心的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抓住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养老储务金制度，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老年人事业的良好氛围。稳定和扩大城乡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小企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建立健全扩大就业、促进创业的有效机制，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积极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支持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等灵活多样的、非正规的弹性就业形式。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跨区域劳务协作和国际劳务输出，健全就业援助制度，从而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改善人口分布格局，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主导力量，改变城乡间二元结构和城镇内二元结构非均衡社会制度构架，逐步建立城乡均衡统一的社会管理框架。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公共事业、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大融合，推动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4、综合整治，努力减少生态赤字，缓解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加强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全社会的共识。由于当前技术经济政策不配套，资源综合利用管理体制未形成，所以必须结合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制止各种破坏资源、危及环境的不良行为。对已经破坏了的环境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恢复与治理，努力减少生态赤字。政府应提高环境意识，对于工业三废、耕地、森林、草地的恢复，应调整能源结构，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在深入开展“退耕还林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低产林改造项目”、“城市增绿和绿色长廊工程”的同时，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实现红河州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1] 红河州政府：红河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十二五”规划[Z].2011.
[关键词]协调发展;投影寻踪;指标体系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在快速发展经济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协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协调发展的研究首先是从对经济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开始起步的。
申海元,陈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系统的评价体系,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实证研究中。柯健,李超[4]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及数据包络最优分割聚类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中,提供了协调发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张晓红,戴昌钧利用灰色预测计算国民经济与电力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以此对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马敏娜等[6]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提出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因素引入分析当中,由此产生了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的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王西琴、刘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系统的指标体系,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评价中,作为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的方法,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苏州市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发展对策和建议。齐晓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和隶属度函数对西北五省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指出陕西省为中级协调水平,宁夏、甘肃和青海三省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新疆处于初级协调。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引入了资源利用作为一个子系统,建立了经济-环境-资源的三系统评价体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核算与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陈国权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思想内涵出发,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作了系统分析,着重论述了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内部冲突与协调的关系。
纵观整个协调性评价的研究,目前的协调发展对经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和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也比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数据包罗和灰度赋值法。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还比较少。
本文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并引入投影寻踪模型作为权重赋值的依据,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探讨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协调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均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指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作为一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分割。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不断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由协调―不协调―高层次协调,循环往复,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一个时期内一定区域内经济与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就是衡量和评价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过程,并由此反映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达到使该区域整个有机系统中诸要素和谐地、合理地发展,达到总体发展的最佳。“协调”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中,而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根据曾嵘等人对北京市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设计出北京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1. 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投影寻踪(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
维空间上,从而寻找出反应高维数据结构或特征的投影,达到研究高维数据的目的。利用多指标进行测度能从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画系统的特性,但问题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确实指标权重带来的误差,本文使用投影寻踪进行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投影寻踪建模步骤如下:
步骤一: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分为两步:
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有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有
(2)
其中, 分别为第j个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指标特征值,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然后将 尽享标准化处理,即
(3)
其中, 分别为第j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步骤二:设样本是p维观测数据,投影寻踪所要研究的是通过研究这些数据的一维投影来分析数据的结构和特征。设是p维单位向量,数据在a方向上的一维投影值为
(4)
步骤三;投影指标就是的函数,构造为:
式中,为投影值的标准差,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他的选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内的投影点平均个数不能太少,避免滑动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随着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据研究,其最佳取值为任意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其计算式为为单位阶跃函数,当 ,否则。
步骤四:当给定样本数值时,投影指标函数只随投影方向a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维样本数据的某种等级特征结构。因此通过求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的问题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对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进行计算,以求得北京市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从而反映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发展情况,并作为北京市协调度计算的基础。
2. 北京市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作为复杂系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不稳定和不协调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调节,才能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系统整体及各个子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进而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效应。协调发展协调性是指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及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合作、互补、同步等多种关联关系,以及由这些关联关系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的协调结构和协调状态。其次,这种关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协调关系。
事实上,协调发展系统运行的协调与否,不能简单地以“协调”或“不协调”来衡量。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更多是处于“协调”与“不协调”之间。所以,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只能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进行描述。作为[0,1]区间上的实数,隶属度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依据这一思想,可以构建北京市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函数。由于北京市复杂系统包含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四个子系统,因此,这里涉及的协调发展协调函数包括某一个子系统的对另一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函数,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状态协调函数。具体如下:
(1)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的协调发展,x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表示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其中,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的定量计算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获得,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为自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交响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2)描述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统、j系统和k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和k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表是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对应年j系统和k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其中,通过建立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和k系统为自变量进行一次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项式的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较小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各个子系统的投影值作为各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利用线性回归拟合的方法计算出其他系统对该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系数,以及某一子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从而计算出评价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协调度,并以此作为计算北京市各子系统之间及北京市整体协调发展的依据。
四、北京市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1.北京市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投影寻踪模型,对1992～2007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人口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分类投影方向参数(如表2) 和根据投影方向参数计算得出某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和总体综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统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经济子系统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环境子系统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统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经济子系统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环境子系统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协调性评价结果
为了方便起见,以P、E、R分别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分别以P、E、R的一个为因变量,其他子系统为自变量,进行线性方程拟合、二次方程拟合、三次方程拟合。选择最优的拟合方程,计算出个子系统的最佳估计值。再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各个子系统的综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两子系统间、三子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指数。结果见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协调发展协调性评价的结果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处于相对良好的发展状态。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平均协调发展指数0.9450;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次之,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351;人口-经济的协调性最差,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8927。如果进一步划分协调发展指数U的范围,定义[0,0.5]为极不协调,[0.5,0.85]为不协调,[0.85,0.95]为基本协调,[0.95,1]为协调的话,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均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特别是自1999年开始至2004年的连续6年间,人口-经济的协调度稳定处于0.97以上,达到并超过了协调发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经济在某些年份出现了较大的不协调,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经济协调度相对较低。从原始数据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快速的增长,经济发展指数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与1993年基本持平,没有显著地变化。这说明是的发展不协调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早于人口社会的发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两子系统间协调发展指数
而2007年出现的人口与经济显著地不协调,则是因为2007年的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出现了显著地下降。而其他两个子系统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状态。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开始人口社会子系统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张)和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公里)出现了显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运营总里程从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达到9.58%。于此同时,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和千人拥有床位数(张)也出现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从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达24%;而千人拥有病床数量(张)从2006年的6.77张下降到2007年的4.71张,降幅达到30%。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子系统的特征值从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时期的北京市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使得经济发展子系统的特征是从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导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仅为0.5787。同时期的人口-环境协调指数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波动。通过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投影值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对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发展不仅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重视质量的提高。
从整体的协调度来看,人口―经济―资源的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205,在[0.85,0.95]内,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从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发展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基本协调状态。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体发展基本处于一个基本协调的良性发展状态。
五、结论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综合水平,以综合发展水平为基础研究了北京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协调发展状态从整体上讲一直处于较为高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的状态。这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约发展道路。人口-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这些年份显著地快于人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三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指数平均值看,均已达到 基本协调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北京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逐步形成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综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不断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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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纵观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口的增长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比如：英国是最早进入到工业化建设的国家，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以年平均2%的速度增长，社会上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与英国的殖民扩张，殖民扩张以及大量国外务工者涌入导致英国人口显著增加，这为英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劳动力保障。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独立以来人口激增，这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家又增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增添现代化设备，使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落后，人民生活贫病交迫，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加只会延缓社会经济发展。
二、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类对自然资源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社会发展水平往往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可以增加对资源的利用率而降低环境污染。工业化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的激增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科技的进步与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同，影响着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速度，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总之，一个国家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上。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在世界人口空气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诚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科技也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和改造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人类从自然界直接提取的资源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逐渐变少，新资源代替旧资源的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忽略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放松对世界人口的控制，如果人类盲目乐观地认为地球有能力供养超出自身承载力的数百倍人口那也是不切实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空前增长，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耗也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增加。我们必须看到，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口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之间，客观上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我们应该自觉地保持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使人口发展与自然发展相互适应。
三、结束语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需求理论；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人口增长与节制生育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1949 到1953 年之间，人口死亡率由1949 年的20‰降到1953 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 年的16‰增至1953 年的23‰，我国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数量控制成为人口政策的重点工作。1953 年，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1957 年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明确指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节制生育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式的人口生育政策
1958 年开始的“”运动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导致了人口理论研究和节制生育宣传活动被迫停顿。1959至1961 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计划生育工作停止，广大群众的生育处于自发状态。1962 年起，全国出现了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在1963 年达到43.3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7 年的23.3‰升至1963 年的33.33‰。此时，人口的急剧回升和膨胀问题得到重视。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64 年，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指导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这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在广大农村基本未全面开展计划生育，迎来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三）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978 年3 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九十年代，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91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00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将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向转变。2006 年12 月22日《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人口生育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
在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90年代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预计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18.4%左右。预计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1.4%，且高龄人口以年均5%的惊人速度递增。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现象将日益突出，我国将来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将不得不为大量的老人服务，而老人终将逝去，严重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人口比重逐步降低
中国现在的年生育人口仅为1600万左右， 大学招生650万， 每年剩余的普通劳动力不到1000万。中国现在的在校大学专科以上的学生人数达2800多万，并计划到2020年达到3500万以上，即年大学招生人数可达800万以上.到时候中国的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与普通劳动力人数基本相当，即各为800万左右.扣除农村的劳动力， 中国每年能转移的普通劳动力将仅几百万人，而退出的普通劳动力人数可达2200万。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向我国，对劳动力需求较高，而普通劳动力越来越少，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性别比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而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我国1982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过国际警戒值107。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100以上，9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三、理论基础
二胎政策符合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人口需求论。凯恩斯主义人口社会学理论产生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把人口数量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人口缩减会引起经济停滞。他认为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资本系数才能增大，他主张用增加人口，扩大“有效需求”解决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者们认为，劳动力供求水平取决于经济增长，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失业率降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也认为，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人口增长会催生技术，促进投资与开发，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David E. Bloom 和Jeffrey G. Williamson 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人口发展为实例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他们指出人口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在人口转变初期，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小，抚养负担过重，不利于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并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此阶段为人口红利阶段。当生育率与死亡率水平相当时，人口转变趋于稳定，对经济的影响趋于中性。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即人口年龄的红利因素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1/3～1/2。而我国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得益于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的人口红利。因此人口需求理论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人口有一定需求。
四、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均衡过程。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既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和谐。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必须得考虑全盘因素，牵一而发动全身，结合具体国情情况，符合特定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综合分析个人、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应对我国复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人口众多、资源稀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依然是中国最基本、最突出的国情。在控制生育政策下，实行二胎政策，稳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当前，我国实行二胎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第一，应对“用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易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的前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2009年开始中国内陆地区纷纷呈现出“用工荒”的苗头，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也未能“幸免”，仅在重庆，就有百余个工业园出现“用工荒”。2009年7月份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人口红利期后，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消费人口比例提升，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二胎政策的实现可以弥补经济持续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不足，解决用工荒问题。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我国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劳动力数量，解决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不协调问题，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表现为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当个体生育者在“早”、“多”这两个方面由于整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更加趋向于选择男孩。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新生人口性别被“人为性”扭曲，性别选择影响人们生育价值观，致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我国人口的历史数据统计提供了证据，我国1950、1960 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正常，而且十分稳定，它基本不存在性别比例上的偏失。但自198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大多数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 以上，明显地偏离了人口出生比例正常值，且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逐年攀升。二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遏止生育性别选择和性别歧视，降低性别比例，使人口性别比例回归正常。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多年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打破了人口替换正常规律，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未富先老”问题在我国开始出现。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 ～ 10000 美元，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更加严重。我国人口的比重在2010 年就已经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 岁及以上人口占7%。若我们继续实行较低人口生育率的一胎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35，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空前加快，到2020年将会陷入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困境，到2050年将高于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将是印度的2倍。若我们选择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引来的社会负担，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因为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减少、中青年负担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诣。
五、结语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方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数量起到重要作用。但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作为长远的人口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胎政策的开放有利于在保证人口质量基础上提高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充分认识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的密切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素质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二胎政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必要的人力资源，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人口、社会、经济是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其中，人口又是关键因素。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健康也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本保证和防止人力资本丧失的重要手段。在实行二胎政策基础上，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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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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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1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社会分配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等都具有产生了影响。另外，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企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方面成为薄弱性环节，不能够进行更新换代，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会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二，在城市中，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部分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生活能够得到保障[2]。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急剧流失，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村里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所依靠的对象，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三，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3]。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学设施、生活必须品、社会公共设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支出，我国的经济迎来了挑战，对于财政的分配和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在社会生产的技能方面，工作时间久的员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阅历，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质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积极性的影响。其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的人才在面临着更新换代，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巧不熟悉，很难独自开展工作，这时企业可以通过老员工带领新员工的方法，让新人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学习老员工的经验和技巧，为培养新型的工作人才提供重要条件。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会使得员工为企业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延后。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能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熟练工作技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能够让老员工的资历不断加深，工作技巧不断积累，有利于企业的运营。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积极方面，人口老龄化刺激了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经济循环发展的作用。如今，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见很多老年人的保健品，而且价格都很高，子女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顺，对于保健品的采购量逐年上升，刺激了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像我们经常从广告上看到的脑白金、黄金搭档、善存等都是知名的营养品，近几年，像这样的营养品消费市场越发的火爆。市面上凡是与老年人有关的商品价格不菲，宣传重在展现儿女的孝心，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在医学领域的支出会越来越大，刺激了医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尤为重要，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由于身体不适就医等方面都会花费不小的生活支出，促进了医学经济的发展。在消极方面，如今，我国的老年人的收入都不算很高，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除了儿女为老年人买的老年用品外，老年人自身可能会因收入水平而影响消费水平，遏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苏子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迁移到城市发展，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农村，对于老人而言，缺乏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但是进行社会分配时，要用国民生产总量去除以国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此来减小儿童的增长比例，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基数过大的现象，有效的平衡社会分配现象。虽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是可以相对的降低儿童数量的增长率，使得我国的人口数量维持一定的平衡，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
三、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也促进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总行和国力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黄瑞.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2，10（04）：112-113.
[2]姜向群，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13，08（02）：97-98.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效应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乡出现了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人口现象，那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期间，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都不惜黄金版面（时间）予以报道和讨论，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和法规。尽管流动人口问题如此引人注目，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效应还缺乏应有的了解。
一、流动人口的正面效应
人口流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深入到流动的过程，我们发现其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都产生较大影响。
在正式的统计中，只有户口迁移才被计作迁移，其他人口移动均被当作人口流动，这类人口在字面上就包含着不稳定性，流入地没有长期接收这类流入人口的意愿和政策基础，所以那些在流入地已经居住相当长时间的人口又常被称为“暂住人口”。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户口迁移是符合国家计划调配的一种“正式迁移”，“暂住人口”则是游离于国家计划之外的带有盲目性和无序化的“自流人口”，这也是他们常被歧视性地称之为“盲流”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现今流动人口已不再是“挣了钱就走”的非稳定人口群体了，很多人具有常住性质。他们吃在城里、住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在城里，已成为实际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了。流动人口直接参与居住地的经济活动，同时充分享用居住地的交通、医疗、体育和住房等各种服务设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流动人口促进了流入地――城市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合理的人口流动又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很大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1）人口流动加快了全国各地的交流与合作，使市场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经济形式，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表现，一方面，它可以减轻过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给土地带来的沉重压力，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发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小城市,为市镇建设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2）中国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以流动人口为主的民工潮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生产力解放的必然反映。
城市流动人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在市政建设、第三产业、环境卫生、家庭服务等行业中逐步取代城里人，是城市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既给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又为城镇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的消费者，刺激了城市生产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的来说，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人口了。
2、流动人口有利于流出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1）能够缓解人地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2）部分外出民工学到了本领，回乡创业，勤劳致富，带动了家乡的产业发展，能够促进非农业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加快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3）大量农业劳动力通过流动从传统村落农业文明一步跨进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中，无异于接受了一次现代化教育。流动人口也将资金、新生活方式、新技术、新经营方式、新文化观念和新的管理形式迅速地反馈到农村欠发达地区，“反哺”了我国内地欠发达地区，直接支援了农村的经济建设。
3、流动人口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口大量流向城镇，特别是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为城市增加了财政收入，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了城市建设特别是市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快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强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促进城与乡之间科技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是平衡城乡、工农差别的新兴力量，加快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4、流动人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贫困地区有“流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应。例1990年四川农民的劳务输出就提供了8-9亿元纯收入。农民外流，已成为部分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外出民工把部分收入回流农村，用作农业资本的积累与投入，弥补了农村发展资金缺口，扩大了农村资金规模，促进了农村的发展。1997年全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工在县以上城市打工达半年以上，57%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东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6633元；25%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中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454元，18%的农民工去了我国西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158元。目前农村的非农劳动力人均产值比农业劳动力高3.3倍。外来人口挣回的人民币，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
6、流动人口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农民进城务工加强了城乡之间全方位的交往，有利于社会成员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农民进入现代城市务工的过程，实践着“观念催生行为，行为催生习惯、习惯催生文化、文化催生制度”这一先进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城乡文化同步发展和农民观念的变革；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将推动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7、流动人口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的活力。人总有向上发展，努力进取的欲望，社会应鼓励社会成员将这种欲望付诸实践。因为合理的向上流动，可以形成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实现社会成员与社会位置的最佳结合，增进和加强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了解，从而持续不断地给社会机制带来生机和活力，确保整个社会良性运转，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说明目前我国社会是有相当活力的。
（2）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90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所以鼓励社会流动，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户籍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
二、流动人口的负面效应
对于城市来说，外来流动人口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一般以农村轻、壮年为主体，他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
1、扩大了城市贫民阶层
由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职业素养较差，而且他们大多是采取无组织、无计划的流入的，大部分外来人口工作待遇差，还有一些则成为无业游民，目前，大量的外来人口正沦为城市新贫困一族。
2、加重了城市的负担
外来人口的流入增大了城市人口密度，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程度加大，恶化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拥有大量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则成了城市恶性的“毒瘤”。
3、妨碍了社会治安
外来人口中不少人无一技之长，又没有社会关系，很难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谋生，一些“三无”盲流人员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潜伏点。近几年许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数目及刑事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带来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对城市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
此外流动人口聚集区的管理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会服务问题、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等，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妥善解决巨大的人口流动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总之，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激增是近年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人口地理现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其中的消极因素也需引起应有的重视，关键乃在于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能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