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常态经济；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中等收入陷阱
一、背景介绍
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常态。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意味着不同以往；“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和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经济，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转变。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其中，消费需求变化居新常态之首。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而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模仿排浪式消费指消费没有创新，消费热点比较集中，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消费为主导的消费方式。其优点在于，能够在一波消费大潮中获得极高的增长率，并且获得强大的市场话语权；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消费不稳定、持续性差。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排浪式经济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消费逐步向个性化、多元化发展，消费结构亟待升级。在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面临着较大的变化。
二、消费需求增长的动能
消费需求指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企业将向市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的趋势。
（一）消费结构提升
在满足个人自身物质、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居民追求更广泛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等作用关系中的种种需要；心理需要层次的提高，需求变得更复杂多样；不同的个体，在情感、精神的追求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居民消费不再是过去的模仿排浪式消费，消费需求愈发广泛化和高度化，个性化和多元化。消费结构的提升，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实现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消费能力提高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经济从开始由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转变，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我国经济更加平稳的发展，居民精神、物质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将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
（三）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
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上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转换。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新常态经济下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第三产业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经济的平稳发展有利于居民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动力可观。
（四）创新激活消费
新常态经济下，经济的增长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突出创新驱动，让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创新更紧密地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新产品、新项目、新产业，另一方面则从供给面扩展了消费内容、提升了消费层次，为消费需求的提升创造了可能。
三、消费需求增长的风险
（一）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而错过发展模式转换的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的瓶颈等相应改革问题的出现，我国经济很可能因动力不足而陷入停滞状态，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回落或停滞，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面临挑战。
（二）增速下滑影响经济预期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换轨”，乘客极易出现“晕车”等不适应现象。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消费者可能对其信心不足，调整经济增长的预期，而预防性储蓄动机则增强，消费需求不足。
（三）收入差距扩大制约社会平均消费倾向
进入新常态，恰逢“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旧增长模式下的收入差距大，赶上经济转型期创新驱动下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加之我国社会保障等“托底”制度的不规范，这一系列问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将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拉大。消费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也取决于消费倾向，即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高，但消费倾向远不及中低收入群体，而社会收入水平的拉大，将带来整个社会消费的降低。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消费需求的增长动力与风险并存。消费需求的增长需抓住新常态下经济下的多重刺激因素，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面对消费需求增长的风险，则应从经济改革的全局着手，坚定改革和战胜风险的信心，积极释放经济平稳增长的信号，加快民生工作进程，防止消费需求不足。
参考文献：
[1]王庆.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F]，中国市场，第15期（总第730期）
[2]曾艳丽，毛晔.转轨时期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与对策分析[F]，三峡大学学报，第26卷第6期
关键词 大数据 经济增长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29-07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也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大数据带来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革命。在大数据背景下形成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与大数据带来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中国在大数据时代下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必备要素，只有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才能对经济增长转型给出正确的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来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这些都必须充分面对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出发，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线索，以产业融合、结构变化和要素调整为主要手段，分析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转型的路径与政策。
一、大数据时代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是相对于小数据时代而言的，根据库兹涅茨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方程，在小数据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是扩大内需、进行投资以及出口三种方式。而传统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增长机制也是在小数据时代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这些方式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过于重视宏观方面的增长，忽视了由结构变化和要素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微观主体造成的影响。①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在基于小数据的背景下，无法对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完备并且种类多样的数据前提下，可以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计算，而从这些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机制完全与以前不同。这些不同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方面进行分析：
1.对微观要素、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要素、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无法精确到每一个个体，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只能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定价，对每个厂商的特殊要素要求无法实现，因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利润的损失；对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在消费市场上有营销的“长尾效应”。在短头部分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规模需求，而在长尾部分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每种需求的消费者群体都不多，如果按照这种需求情况投产，生产者只能生产大规模的同质产品，而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同质化的产品，这对生产者来说无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无法满足，消费者剩余将大大减少。倪庆平：《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分析》，《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
而在大数据时代，基于大量存在的数据和高超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制造业呈现出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互联化和生态化等特点，传统的产品要素需求和供给结构已经被打破。3D打印技术的出现已经使得“长尾理论”彻底颠覆，这种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长尾需求提供了契机。市场将能够提供每个消费者所需要的异质化产品，由此将导致厂商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将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将得到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整个社会将会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状态。
2.对中观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产业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且在小数据时代，在数据获取成本比较高和数据分析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利用数据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有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产业结构基本上仍然呈现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层的格局，三产之间的融合和同一产业内部的融合程度很低。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低下，产业结构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化、大数据和工业化的融合，产业制造的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化、智能化与产业发展的不断融合使得产业呈现出融合趋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席晓丽：《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经济》2007年2月。信息化能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信息资源的开发，促进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知识共享，并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依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现代新兴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并通过优势产业部门来代替衰退产业部门来实现的。一个产业部门的优势地位在外因上表现为需求拉动；而内因上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增强、要素成本降低，特别是产业竞争力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来推动效率提升而形成的。通过技术创新与业务交叉的形式促进了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产业共用性加强，导致产业边界模糊，使得相关产业融合到技术水平高的产业部门中去，推动产业创新和融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并进一步使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时代产业融合的表现就是3D打印机，由3D打印技术与大数据相互融合所构成的数字制造将对传统产品制造造成冲击，生产和制造将由工厂转变到社会，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无数个微制造中心。
3.对宏观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生产制造将完全转型为社会制造，每个个体都在提供信息，每个个体都参与生产过程。未来的生产模式首先通过计算确定短头和长尾两种制造模式的比例，在长尾需求和短尾需求之间确定均衡点，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短尾需求仍然由专业的大规模厂商制造，以便降低成本，而面对长尾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则由个人制造。而二者之间均衡的确定要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在摩尔定律和数据指数化增长的背景下，数据将在社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数据分析行业的全面崛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数据分析方法带来了革新，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将基于精确的数据分析展开。数据作为中间的桥梁将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智能化社会连接起来。由大数据分析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与产业发展融合起来。信息化广泛而深刻的应用，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将是大数据背景下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一个新的驱动力。
二、大数据时代给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分析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量数据交叉聚合所形成的突变效应进一步提升，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现象又将对依靠传统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一系列冲击，传统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大数据对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鼓励正面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产业融合等特征将给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
1.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着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这些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挑战表现在：
（1）对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大数据只是技术应用的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数字化是把经济现象转化成能够进行制表分析的一种量化形式的过程，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信息革命出现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新型资源，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信息仅仅被视为一个假设条件，被排除在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外。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新价值的创造。信息化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具有很强的积累效用，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融合会产生放大效应，改变经济学上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因此，大数据时代信息应被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而不再是被当做一个假设条件。
（2）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机器的诞生标志着，机器能以比人类劳动力更加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机器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围的方式实现，这对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要求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那个阶段是替代体力劳动。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智能化浪潮又对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人类，智能化机器在数据处理分析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方面表现得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挑战，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失业造成的效率损失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3）对经济增长效果的挑战。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效果取决于资源利用水平。而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取决于数据的质量与数据利用水平。对于经济指数、物价指数等各类经济参数的计算，在大数据时代可以采用新的模式，提高数据质量，彻底改变传统方式来计算。对于统计学中可能存在的异常点，传统的处理方式是丢、替代或者是平滑。但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样本众多，异常点成为受重视的资源和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原始统计数据和各类经济参数是经过加工和处理以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在数据的处理和应用中，人们更加重视这些有突出特点的原始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因为统计数据一旦经过加工处理，就会成为二手数据，如果一手数据处理和加工的过程出现问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二手数据出现误差、失真和变异。同时，大数据为高频数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高了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效果。而这些统计数据衡量方式的变革也将会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是指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影响数据质量来培育自身竞争能力、竞争优势和竞争手段，获得外部资源，在市场中为顾客创造和生产新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一种综合性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寻找与新竞争环境及其相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传统的竞争力包括：人才竞争力、决策竞争力、组织竞争力、员工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人才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和信息作为资本取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具有智能化的载体。这些能够被企业随时获取和充分利用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引导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帮助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数据时代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挑战，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带来影响，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正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数据分析能力正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面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挑战，企业必须把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有效利用作为新常态下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由追求经济大国向追求经济强国转变。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追求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给中国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宏观层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动力上是要素驱动型发展，在目标上是数量型增长，在战略上是追赶型增长，在结果上是环境破坏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造就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从追赶型战略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机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资源。大数据的作用机理是数据生产信息，信息改善决策，进而提高生产力。在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中，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一起构成了“新四化”，这是中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是大数据时代的战略任务，大数据决策对完成新四化的战略任务意义重大，大数据应用不仅能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将成为造就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将助推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
（2）中观层面推动产业融合的机遇。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导致了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模式的兴起。而新兴经济模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促进了产业融合。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广泛渗透和深入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约束，推进和加快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信息化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知识的生产、利用和扩散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信息技术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降低资源的消耗、减轻环境压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信息化的发展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使人类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得到扩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提高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人类对生产过程做到了精准控制，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同时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提高了生产效率。王金友：《基于信息化的产业融合与创新探析》，《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对中国新常态下产业融合给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产业融合也为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3）微观层面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机遇。商业模式是指企业在市场中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并由此给企业带来的营利机会和盈利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生态化不断加深，企业传统的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市场主体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为具有不同需求特点的客户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获取利润的条件和空间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企业可以近似精确地了解到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和习惯，能够预测到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甚至做到比客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将能够促进企业在提供标准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基础上创造个性化的新附加值，这是大数据时代企业利润最重要的源泉。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从大量存在的数据中挖掘出对人们更有价值的信息，来获得对客户需求的全面了解，及时发现和捕捉客户需求的这些新变化，这就需要加快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建立新的盈利模式，使得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要加快企业从过去的以生产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向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转型。因此，大数据时代为推动中国新常态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机遇。
（4）制度层面降低经济增长交易成本的机遇。交易成本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市场主体在交往和合作中为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支出。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倾向、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因素，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合作，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各类经济主体的决策方式由感性的主观驱动走向客观的数据驱动，大大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信息化而导致的市场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将使得监督实施成本下降和违约支付成本上升，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信息化相伴产生的细分市场和智能制造，将降低市场交易中的资产专有性，提高资产的通用性，促进交易的形成；市场的透明化程度提高和信息的完全化和对称化，将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促进市场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沟通将变得便捷高效，不同信息之间无法沟通的现象将进一步减少，市场被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将得到改变，少数交易的行为将减少。因此，大数据时代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机遇。
（5）决策层面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和生产决策中数据思维将逐渐代替经验思维，使得决策思维变得更加理性和科学，从产品设计到市场定位，从组织变革到大的战略调整，从组织部门调整到市场开发，企业的决策和管理都将以数据信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数据和信息使得管理走向科学化的轨道。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将变成提出正确问题，然后依据海量数据的筛选来给出正确的答案，据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管理。依靠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方式将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和盈利机会。而且依靠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还会指导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这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最有效率的支持。依据大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企业将从过去粗放型投资转到精确型投资，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将大大提高。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机遇，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科学决策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型的取向
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充分抓住大数据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优势，结合中国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增长方式做出全面转型。
1. 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取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性、低价值密度性以及精确性等使得数据在获取和处理上较以前的小数据时代有很大进步，数据质量也大幅提高。马建光、姜巍：《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国防科技》2013年第2期。因此，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增长的战略应该从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转向基于精确数据分析上的集约式质量型经济增长。
基于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重视短期、忽视后果的增长方式。基于经济增长数量为首要目标的政策主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唯数量论”，这种论点虽然导致了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唯数量论”在不精确计算和分析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决策，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严重后果，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环境污染、不平等程度加剧都随着经济增长而来。这样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补偿外部性，真正能被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分析和由此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对传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带来变革。基于大数据的优势，经济增长能做到精确的衡量和计算，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理性决策，从而可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这一切都保证质量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基于庞大的数据基础和分析结果，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外部性之间实现均衡，确保在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进一步实现新常态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2.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取向
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基于小数据下的不完全分析，以及由此做出决策的投资和出口，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行业快速崛起，由数据分析引起的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现有的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D打印技术、在线学习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都是以数据分析和计算为基础的。而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以资源为依托，而重点强调新思想、新信息以及大数据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与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在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将大幅提高。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数据技术将给创新带来不同的影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但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将从传统的创新方式向数字化创新方式转变。
同时由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将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由此引起从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创新扩展到全社会的创新。由数据引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将对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和产业产生影响。从统计指标到做出理性决策，数据已经内生到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3. 经济增长实现路径转型的取向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要从数量型体制向质量型体制转型。一是在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方面，要形成新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速度型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创新驱动、产出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代价、污染减排水平、人的发展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依据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为大数据时代企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创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在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型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产出行为，并以此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激励市场主体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在科技体制的转型方面，以提高投资效率为目标，建立适合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促进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在投资体制的转型方面，建立健全大数据时资决策的体制机制，抑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引导经济主体在大数据分析下做出理性的和科学的投资决策，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所导致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转型。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产业分工一直明确是经济增长和评价社会效率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有效，但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性加强。而信息和数据的使用将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提高产业效率。基于信息化和数字融合为基础的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产生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平台，产业之间的公用性加强，使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提高产业效率。李林：《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实践》，《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增强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产业融合是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深入应用和原产业间联系效应加强的基础上，在管制放松的外力推动下，实现产品、业务、市场和业务流程的交叉融合，强化产业间的多向联系效应。吴颖、刘志迎：《产业融合――突破传统范式的产业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同时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人力资源作用的有效发挥。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提升了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都是通过人力资源作用发挥来实现的。
4.经济增长政策转型的取向
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政府应该实行开放的数据政策，提高数据利用的共享性。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中，数据的开放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创新，快速滋生新的数据文明。不但要扩大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力度，更要将原始数据公开供社会使用。在数据开放的政策推动下，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美国政府从1967年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而中国政府在2008年前后，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实施绩效来看，效果还不理想，同时在规制方面的力量也还不成熟。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不仅有民间的诉求，还需要新闻界以及司法力量对政府的监督。
关键词：经济增长，效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即CDP的增加，它是对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和结果的整体反映。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实现的途径也有差异。中国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既与底子薄、科技落后等基础国情有关，也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制度安排有关。这种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国内市场需求、弱势产业、区域和行业差距等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是要把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和社会结合统一起来，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人手，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
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可以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
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
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应更加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旧的增长观念和发展思路的思维惯性还在发生作用，特别是由利益原因产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国实现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当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再生产结构不仅是生产，还有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增长方式的意义。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据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2.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人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钱纳里等，1989)，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得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3.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缓解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根据张卓元(2006)的分析，2004年中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4.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削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使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改变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两个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当前，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方面人手，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1.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要素的范围，发现自然资源新的生产用途，对新劳动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二是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外，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保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重视公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方面，中国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近年来虽有所提高，2004年达1.35%，但比例仍较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资的见效周期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长效项目。当前迫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
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人、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2.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体制和制度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创新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
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通过利益机制，如产权制度、分配体制等，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就是适应并服务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的产物。三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
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
体制制度创新必须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通过金融创新改革现有投融资机制，才能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体制创新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对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行政垄断、价格和市场准人方面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造成大量的寻租、贪污和资源浪费。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应体现在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效应的弥补上，诸如国土规划、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公共安全与卫生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干预。
关键词：索罗模型；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惯性运动；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7-0016-07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贡献是对经济增长稳态性的分析，修正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关于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存在但不稳定的结论，以及搭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其主要缺陷是实现经济稳态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等于零（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和人口增长的条件下）。为克服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缺陷，谋求稳态经济的正增长率，孕育并产生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也掩盖了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重要内涵，忽略了对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进一步研究。
笔者在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思考中，重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有了新的认识，并试图将思考中的认识一一阐述，以期能与更多的学者共同探讨和研究。
二、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回顾
1.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推导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路为：经济增长决定于总产出增长，产出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所以产出长期的动态变化由要素的积累情况决定。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资本存量的变化是解释经济增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假设社会总储蓄函数为s=sY，s为储蓄率，Y为总产出且为资本K的函数[Y=F（K）]，S为总储蓄，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I；假设生产规模报酬不变，且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可以表述为资本存量的变动量等于投资减去折旧，用人均量（小写字母）表示的公式为：
k=sf（k）-δk
其中，k为人均资本的变动量；sf（k）为人均储蓄，可以转化为人均投资（i），即i=sf（k）；δk为人均资本折旧；δ为折旧率。公式表达的内涵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量等于人均投资减去人均资本折旧。
人均资本的变动量由两种相反的力量决定，新增人均投资[i=sf（k）]使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增加，折旧（δk）使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减少。因此，当投资大于折旧时，即sf（k）>δk，人均资本的变动量（k）增加，人均资本存量（k）增加，人均产出[y=f（k）]增加；当投资小于折旧时，即sf（k）0，或k
2.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
一个经济最终总是走向稳定状态，因为“无论经济初始的资本水平如何，总是以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为结束”。换句话说，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终点和归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增量（k）来源于储蓄（sf（k）），而储蓄（sf（k））是由没有消费掉的总产出直接转化而来，资本与产出的关系赋予了资本两大特点：“一是边际生产率递减；二是边际生产率递减意味着边际成本递增。因此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为了增加相同单位的资本所需要的成本是递增的，并最终增加到无穷大，因此是不合算的。所以，能够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体最终会放弃继续资本积累的努力。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技术特点保证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零的结论”。从动态的角度看，生产资本的技术特点也保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终点和归属。因为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量是递减的，所以起先的资本投入会创造较大的产出，产生较大的经济增长率；随着资本增加，产出递减，经济增长率下降，直至增长率为零，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
三、对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五点思考
1.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运动与物体惯性运动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物体的惯性运动相契合，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世界上一切运动的事物都有共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物体运动最直观，与人类生活最密切，所以科学家一般最早认识物体运动的规律和特征，并通过实验给出明确的定律。其实物体运动只是所有运动事物中的一种形式，从物体运动中总结出来的运动规律和特征同时也是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征。经济运动是运动事物中的另一种形式，经济运动与物体运动有相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物体的惯性运动具有相同的特征：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保持原有的静止或运动状态不变。
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原有静止或运动状态不变的特性，物理学将这种物体固有的属性称为惯性。惯性定律（牛顿第一定律）则阐明物体的运动规律，其表述为：“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因此，惯性定律揭示了只有通过外力克服物体的惯性，才能改变物体原来的运动状态；同时明确了物体运动与力的因果关系，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按照惯性定律可以做以下分析：当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总是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如果原先静止就保持静止不动，如果原先运动就按原来的速度（大小、方向都不变）做匀速直线运动；当物体受外力作用（外力克服物体的惯性）时，物体改变原来运动状态作变速运动；一旦物体与外力相脱离，物体将按外力消失时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如果外力消失时物体静止就保持静止，如果物体运动就保持此时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以发射太空飞行物为例：火箭未发射时，飞行物保持在地面静止不动；火箭发射，飞行物在火箭的推动下升空，以图1的实线曲线表示；当火箭将太空飞行物推进到预设高度H’和预设距离S’（图1所示），火箭脱离飞行物，飞行物在没有外在推动力的情况下，按火箭脱离时的速度在太空中匀速飞行，以图1虚线A表示的箭头方向飞行。以此类比，可以得到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特征与脱离火箭时太空飞行物的运动特征相似。
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均资本的增量是经济增长的外力，犹如太空飞行物情景中的火箭推动力，没有资本增量的增加，人均资本与人均产出（犹如太空飞行物）保持在原点不变。随着人均资本增量的增加，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量也不断增加（犹如火箭升空带动飞行物上升），以图2中的生产函数曲线y=f（k）表示；一旦进入稳态状态，人均资本增量在运动中为零（犹如火箭脱离飞行物，外力消失），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按资本增量为零时达到的量y’（犹如预设的高度）和k’（犹如预设距离）在时间t方向上作零增长运动（直线匀速运动），以图2虚线A箭头方向表示。显然，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太空飞行物脱离火箭后的匀速飞行一样，都是外力消失后事物保持原有的匀速直线运动：惯性运动。前者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后者是物质形式的惯性运动。所以，笔者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称为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
2.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惯性定律
用物理学的惯性定律解释，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低碳经济相契合，符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运用物理学的惯性定律，参考人类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到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运动的经济内涵。
第一，保持惯性运动，外力为零，能耗零增长。根据惯性定律：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可知物体惯性运动时，外力为零。物体惯性运动不需要外力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的内涵，就是每年保持经济总量相同的运动（经济增长率为零）不需要额外增加外力，即人均资本增量为零，可以引伸为投入要素零增长。稳态经济零增长时投入要素零增长，在满足社会和居民现有需求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投入零增长，是一种经济合理的运动形式。
第二，利用惯性可以节能。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会利用惯性达到省力的目的。例如下坡时车辆关闭油门照样前行，火箭发射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节省发射的推动力等等。利用物体惯性运动省力的原理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的内涵，就是每年保持经济总量相同的运动（经济增长率为零）不仅不要增加外力，甚至可以省力，实现要素投入负增长。因为在重复的经济运动下，人们在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可以更加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和减少浪费，在技术水平没有提高的条件下，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显然，在满足社会和居民现有需求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运动形式。
当今世界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日益恶化，依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的生产方式日益受到制约。所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在惯性运动中投入要素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与低碳经济的核心理念相契合，符合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稳态经济零增长所达到的经济总量能够满足人类正常的需求时，要克服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和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充分利用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惯性运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3.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惯性属性
用物理学的惯性属性推理，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应该优先考虑小经济体。一切物体不论它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都具有一种维持它原先运动状态的性质，这种性质称为惯性。惯性是物体本身固有的一种属性。从惯性的属性，可以得到改变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经济内涵。
第一，克服惯性需要能耗。根据惯性的属性，外力是物体改变原有运动状态的原因。因此，让静止物体动起来，或让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改变速度和方向，需要外部注入能量，成为克服物体惯性的推动力。同样要改变经济运动的原有状态，要求其加速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或减速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都需要通过外部能量的介入，即通过生产要素的增加或损耗改变原有状态。所以，经济运动一旦进入了稳态零增长时，要实现经济正增长，需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即使让经济负增长，理论上也需要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去拆除一部分生产设施。虽然现实中不会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去拆除生产设施，而是让其闲置，但是闲置的生产能力是损耗，与制动的能耗意义相同。如果稳态经济零增长所达到的经济总量不能满足社会和居民基本的需求，增加要素投入，实现加速经济增长就成为必要；如果稳态经济零增长达到的经济总量能够满足社会和居民基本的需求，是否还需要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加速增长，就必须考虑要素投入的代价。
第二，惯性越大，克服惯性的能耗越大。物体惯性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运动的状态越难改变；质量小的物体惯性小，运动状态容易改变。改变大质量物体的运动状态就需要更大的外力，注入更多的能量。同理，经济运动中的经济体（GDP）越大，惯性越大，要实现其增速或减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损耗也会更大。由此得出结论，在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条件下，小经济体会比大经济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三，利用惯性的大小分门别类。由于物体的质量大惯性大，质量小惯性小，所以，利用惯性可以对不同质量的物体进行筛选和分门别类，例如农村的扬场将砂石、粮食和粮糠分开。同样根据经济体的大小分门别类，可以推知在要素投入数量相同经济增长更快的地区或区域，以便对国家的不同地区和区域实施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
综上所述，经济运动与物体运动具有相同的运动规律，只有依靠外力克服惯性才能改变原来的运动状态，或加速或减速。经济体越大惯性越大，克服惯性改变原有的运动状态需要注入的外力就越大。所以，在投入生产要素相同的条件下，小经济体增长速度更快、经济效率更高。将改变经济运动状态需要增加要素投入，且经济体越大，投入要素越多的原理运用到我国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笔者认为：面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小的省市主要在中西部，应该制定优先发展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平衡，而且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4.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学原理：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由此推出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也是下一轮经济增长阶段的开始，稳态经济零增长率连接着两轮不同增长方式的经济增长阶段，肩负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
从长期的经济运动看，一轮经济加速增长一定与特定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有关，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直至到达均衡状态：稳态经济零增长。再次开展新一轮的加速增长前，必须出现新的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新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就决定了稳态经济零增长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段。
在这个时段中新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一旦形成，新一轮经济加速增长开始。新一轮经济加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又会遇阻，将再次进入稳态经济零增长，依次类推得出长期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呈阶梯状（如图3），横线为稳态经济零增长阶段，斜线为特定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加速增长阶段。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经济加速增长反复交替出现，每一次交替出现的加速增长都是对前一次加速增长方式的变革，稳态经济零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过渡期，连接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赋予稳态经济零增长阶段特殊的任务：技术创新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国变经济大国为经济强国的出路就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5.稳态经济零增长率与缓和社会经济矛盾
经济零增长率连接着两轮不同增长方式的经济增长阶段。肩负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缓和社会经济矛盾的重任。
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经过一段经济高速增长后达到的，是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或终点。高速经济增长之所以结束，除了上文阐述的生产技术特点的原因外，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也会促使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结束，尤其是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是在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经济矛盾也会积聚。矛盾激化不仅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甚至社会动荡，“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例证。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拉美地区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腐败现象严重，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制度受到挑战，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几经反复，至今还未跨人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经济零增长阶段不仅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枯竭之时，也是社会各种矛盾集中和激化之际。要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在生产力层面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关系层面上需要缓和各种社会经济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均收人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但20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社会经济矛盾显现并加剧。由于经济增长初始过度关注经济效率，忽略分配公平，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围绕财富分配还出现其他问题：如非法占有财富——；过分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社会公共服务品缺失等，由此又衍生出精神、伦理道德和管理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如信仰和诚信缺失、自私自利泛滥、公信力下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和缓和社会矛盾非常重要。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来时，我们不妨遵循经济增长规律，让经济增长软着陆，在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利用经济增长缓慢的平台，把国家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着力解决各种突出的社会经济矛盾。只有在各种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有序、社会和谐、居民安定的前提下，才能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四、结语
经济学一般将均衡作为经济运动的理想状态，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达到均衡时的表现，是经济运动的理想状态。但是，为什么零增长率是理想状态呢？笔者认为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与物质的惯性运动相同，是经济形式的惯性运动。惯性运动赋予零增长率的运动经济、节能，是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成为理想状态的根本原因。稳态经济零增长率的运动是惯性运动，改变惯性运动实现经济正增长需要增加要素投入，要素投入多少服从惯性属性定律，实现同样的增长，经济体越大投入越多，经济体越小投入越少。
用长期动态的方法分析，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一轮经济增长结束，也是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连接着两轮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稳态经济零增长率是两轮经济增长的过渡期，肩负着调整、转变的重要责任。调整与缓和前期经济快速增长时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为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好准备。
上述研究结论告诉我们：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不可怕，相反，如果人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层次，可以适当延长经济低增长的时间。第二，经济低增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社会经济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三，启动或加速经济增长应该选择经济体小的地区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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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决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只有双管齐下、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生产力；双重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进步；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19-05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称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0年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在分析原因时，有人归因于体制，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有的人归因于科技，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科技和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本文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点粗浅分析。
一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它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因此，要分析经济增长，就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过去，在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上，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革上，而对生产力发展的自身原因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实际上，除了生产关系反作用外，生产力发展还有自身内部的动力，这就是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人类生产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其特点是借助于工具等劳动资料来改造自然物。这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变化和增加的，在现代生产中，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有管理、科技和资金，等等。不过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1]生产要素根据生产的客观技术需要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构成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和基本内容，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生产。
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客观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及其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远古时代，由于人的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工具简陋，没有市场和交换，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比较简单、原始和直接；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的复杂化、分工的精细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数量在不断扩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技术结合方式也更加高级化和多样化。
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在社会中，人是隶属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物也这样那样地归属于社会：或者归属于个人，或者归属于某些集体，或者归属于全社会。因此，要进行社会生产，生产因素除了要进行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外，还必须进行一定形式的社会结合。所谓“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就是生产要素根据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隶属关系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结合。比如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是作为氏族成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作为氏族的共同财产在劳动过程中以集体劳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中，人与物直接结合进行集体劳动是其技术结合方式，原始公有制则是其社会结合方式。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是生产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没有它也不会有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两种“结合”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解决的是生产的操作问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解决的是生产要素的社会归属问题。同时，这两种结合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下才能实现它们的技术结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且，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还直接制约着它们的技术结合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作为既定的社会条件规定了生产要素技术结合的方式和范围。比如，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造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和经济割据，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打破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状况，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促成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组合。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又依赖于它们的技术结合。从根源上讲，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从属于和服务于它们的技术结合。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基本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形式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生产要素的这两种结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1)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要素层面，一个是要素结合层面。首先，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为前提。要生产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更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劳动者素质越高，劳动资料越先进，所能形成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力发展也越快。其次，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也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不同，功能和作用也不同。结构合理，就会产生1+1>2的放大效应；结构不合理，就会产生1+1
(2)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根本上说，生产要素以什么方式组合，并不取决于社会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和发展水平。但是，社会关系特别是
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条件，对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社会形式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正向反作用；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负向反作用。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后者则是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有人把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动力。我认为，无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还是其社会结合，都是社会生产的内在形式，因而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看待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但是，也不能把生产力发展仅仅归结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仅仅寄托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或改革上，因为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本身并不直接生成生产力，其功能和作用在于为生产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以此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 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是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未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资源较多，因而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来实现。近代社会，物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密集使用和资源的巨大消耗来实现。但是，长期的粗放型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强大的今天，再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日渐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优化了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改造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催生出一系列新型产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出现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索洛、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的主要因素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他们通过计算，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70％，而这些国家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5～20％。一般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可见，科学技术既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达国家正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
首先，科学技术能够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由其中包含的科技含量决定的。科技含量越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就越高，生产能力相应地也就越强。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大小。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是人根据一定认识而发明制造出来的，“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更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加工、制造，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至于生产管理，无论是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手段，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内，科学技术具有乘数效应，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可以表达为：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管理)，其功能在于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科学技术则是使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和经济增长日益集约化的关键因素。
其次，科学技术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社会的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取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日益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从而使经济资源的配置优化；二是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提升社会的产业结构，淘汰过时产业，创造新的产业，减少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加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再次，科学技术能够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不但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出，而且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就是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利益的。
最后，科学技术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节约和保护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要素的作用。其结果，在加速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的同时，又把大量废弃物抛给日益脆弱的自然界，不但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依靠科技，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只有依靠科技，才能降低物耗和能耗，减少污染，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的科技水平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世界一流人才比较匮乏，等等。当今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经济发展上掌握主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加快科技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高速度低效益”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 体制改革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决定的，但是也与社会制度和体制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它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之外，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增长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研究了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论证了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们在经济增长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暂且不论，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看到并论证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体制转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社会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环境，单靠经济本身的力量，也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概括地讲，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主体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对人来讲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操纵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4]制度和体制则只不过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它们通过一定利益机制如财产所有权、分配体制等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引导到一定方向，从而在客观上发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通过作用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能够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方式。比如，我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们是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受其制约。不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进行经济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再次，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在不少制度和体制下，政府都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都会借助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比如，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立法，保障公民经济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为经济增长提供法制保证；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调整产业布局，引导社会投资，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体制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当前，我们必须从体制创新人手，消除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微观基础。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只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才可能实现根本转变。当前，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在自身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激烈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促成生产效率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市场竞争不但能使生产要素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使生产要素的结构不断优化，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还与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有关。只有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及法制保障上来，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为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必须与经济密切结合。但是，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科技研发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一方面，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成果形成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企业既不是市场主体，也不是科技主体，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有生产力自身方面的问题，又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轮子。只有双管齐下和双轮驱动，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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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①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可以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应更加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旧的增长观念和发展思路的思维惯性还在发生作用,特别是由利益原因产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国实现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当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再生产结构不仅是生产,还有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增长方式的意义。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据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
2•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钱纳里等,1989),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得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3•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缓解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根据张卓元(2006)的分析,2004年中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4•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削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使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改变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两个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当前,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方面入手,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1•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要素的范围,发现自然资源新的生产用途,对新劳动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二是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外,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保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重视公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方面,中国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近年来虽有所提高,2004年达1•35%,但比例仍较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资的见效周期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长效项目。当前迫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2•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体制和制度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创新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通过利益机制,如产权制度、分配体制等,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就是适应并服务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的产物。三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体制制度创新必须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通过金融创新改革现有投融资机制,才能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体制创新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对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行政垄断、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造成大量的寻租、贪污和资源浪费。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
增长速度换挡，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7%，是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并且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体量上取得的，实属来之不易。7%左右的速度，与我们的年度预期目标是相符的。经济发展受资源禀赋、环境负荷、劳动力供给等制约，有快有慢是正常的，也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新常态需要稳心态。观察速度要看是否过快过慢，是否影响了就业，是否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往铺摊子、上项目的老做法，其产生作用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面对资源的“红灯”、投资的“黄线”、土地的“红线”，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数量速度，拼规模、拼消耗的粗放增长，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增长。近年来单位GDP能耗逐步下降，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7.1%，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在逐步提高。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表明，越尽早转型，主动转型，越能率先发展。比如，地处东部率先发展区域的上海，是最早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地区，转型阵痛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来得早。上海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税收收入增长23%，经济运行优于预期，初步尝到了转型的甜头。
经济结构调整，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致力于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落实，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将迎来发展壮大的新机遇。不容忽视的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仍然严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