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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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技术;麦克卢汉;技术决定;异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51-02
媒介技术的发展，愈发模糊了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边界。如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科技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应对媒介的“异化”效应，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理论指导有助于我们看待问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划时代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先生就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等著名理论。即使是如今、相隔半个世纪来回顾，麦氏理论也仍有许多精妙绝伦之处。它涉及了多媒体融合的、立体化的现代媒介环境;它突破了以往语言、符号哲学对媒介关系分析的单向度思维;此外，它还将传播的多要素：主体、客体、媒介与信息等放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去分析，丰富了媒介理论内容，也更贴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麦克卢汉多角度论述过他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倾向：正是媒介的改变，让它们所触及的人类社会安排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新。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发展攀上了新的高峰。一方面，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给我们海量的信息和闻所未闻的娱乐方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弊病――我们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严重依赖着各类媒介产品，虚拟的媒介交互取代了原有的社会交往活动，一些人变得孤僻，产生心理疾病，甚至引发社会问题。使用新媒介技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最大的便利，但我们却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陷入了“被新技术所使用”的吊诡境地。
在高科技和新媒体的覆盖下，我们总是被动接受的吗？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将科技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尽量减少它带来的危害？我们现在的行为，是否应视为对它们的过度依赖？
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似乎早早预言了一切。但只有重新细读经典，并对当今媒介技术异化人体乃至社会的问题细节进行审视，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做准确描述分析，才有可能辨明真相，找到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真实答案。
一、从虚拟现实技术再看“延伸论”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麦克卢汉最经典的理论之一，在这一方面，大概没有什么比虚拟现实技术更加极端的了。
麦克卢汉在代表作《理解媒介》中说：“电力技术到来后，人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模式。到了这一步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
媒介改变了人类的感知，而我们依靠感知来建构世界。所以媒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延伸大众身体表达、交流信息的物质技术，而且还必须是改造和建构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一般意义上，媒介对于人体感知影响越显著，它重新建构社会的力量也就更强大。从过往印刷术、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发展、资本兴盛，使媒介技术发展到当时的极致。媒介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我们的感知，带来了人类思想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传播与交流，从而反过来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让媒介本身也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一过程反反复复，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体量出现，改变了社会结构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麦氏眼中，媒介作用绝不仅止于思想领域，而对社会历史发展发生多方面的影响。但也必须意识到，任何媒介，都依赖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而进步，并受其限制。例如，机械化印刷技术形态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因此印刷媒介的发展，不可能发生在这之前，更不可能反过来催生和推动这一技术形态。回到虚拟现实技术。这一技术的核心是“分享想象”，也就是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相互表达图像和听觉的世界”，产生沉浸。沉浸的感觉“来自于某些设备，他们能完全将人们的感官隔离开来，让人觉得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里所说的从一处到另一处，其实就是从现实转移至虚拟，或者从虚拟再回到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可谓是对于人体感知影响最为显著的媒介技术了，但它的基础依然是“现实”。技术可以将现实中所实际存在的感官体验在虚拟环境中以最“真实”的方式重现，可以让两个真实存在的人在虚拟世界中互动，但它无法完整地代替、重造一个现实出来――因为这需要计算机和人之间，也就是机器要对人，进行与人类彼此间并无二致的反馈、互动――在机器没有人类智能、情绪、个性等的前提下，这显然并不现实。
声音也好、图像也罢，机器所能给与我们的刺激，是依靠比对匹配完成的。而决定虚拟现实以怎样方式重塑我们感官，设定其规则的，自然还是我们人类。所以即使虚拟现实技术成功应用于仿真推演、教育训练等领域，也一样最终需要真实环境下的训练演习。历史的因果关系是不能倒置的，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类本身。这为我们成为媒介技术的主体而非客体，提供了信心。
二、社交媒体时代对“媒介即信息”的重新检验
“媒介即信息”是麦氏的核心理论，揭示了媒介的形式与信息的内容并非二分，而是前者可以对后者起决定作用。1964年，他对媒介的社会作用做出了论断：“社会仿佛成为语言的回声，成为语言规范的复写……语言媒介和生产资料一样塑造社会发展进程，这个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颠覆作用，是最严重不过了。”麦克卢汉看来，信息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形式决定的，而媒介形式又是由时代的技术发展与人文特色所决定和影响。麦氏抱定这样的一种理念：“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也就是说，媒介是社会发展，各类重大生活现象产生、变化的终极原因。
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这一解释似乎得到了更好的验证――例如微博，这一将普通个体与权威、明星乃至国家机构拉平到同一层面的媒介，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参与公共议题的方式，并促使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微博反腐、明星卖萌，严肃话题被娱乐化消解――例如庭审微博直播讨论，到最后变成了星座之争。而极为平常的话题，也可能引发舆论巨大关注，令人猝不及防，如“妹妹不肯吃青菜怎么办”获得热议，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同时，我们又看到，媒介技术手段对于社会并非单独起作用，它必须和传播的内容相互配合。对同一个热点事件的评论，在同样的媒介平台上，有的内容赢得转发点赞数万，有的就默默无闻淹没于信息之中。更多时候决定传播效果的，是内容、信息源的质量，也是公众意见。最近几年，公众也见识到了不少利用新兴媒介技术裹挟大众意愿的案例（例如微博打拐，又如药家鑫案），这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舆论操弄民意现象，隐隐有共通之处，尽管两者的媒体发展情况已经天差地别。因此，一个时代传播的信息究竟是什么，既是由媒介的形式生成的，但也更是由所有参与到社会传播行为中的当时代的人，所一起造就的。
三、电子媒介影响社会生活的两面性
新兴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们交流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个性化――不同民族间的传播交流变得频繁而激烈，但这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的文化特质。
而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只要存在，便是最基础的、符号化的媒介。它们随着历史进程、以自己的速度缓慢进化着，并保有着一个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所以在电子媒介广泛运用的今天，不仅没有让拼音文化消亡，没有让印刷文化绝迹，恰恰相反，是完善和丰富了它们。这些作为基础媒介的语言文字，承载着自身的文化信息，冲破了屏蔽和限制，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让人类真正步入“和而不同”的全球化、“地球村”时代。
麦克卢汉一直关注媒介技术对人的反作用：“文字对发明者和使用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的理论是研究转变的理论。人们在使用工具时被工具改变了。”按照这一理论追索，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这就是随着新媒介发展而出现的“御宅族”。宅男、宅女们大行其道，他们沉浸于虚拟的世界，不关心自己身边的真实人际交往，懒得步出家门，将各种生活需求通过网购来实现，并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被认为是促成其产生、流行的根源。网络媒介确实是造就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远称不上是根本原因。在任何时代，都有拙于人际交流、而宁可耽于幻想的人存在，人类也永远会有懒散、坐享其成的基本欲望――这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基本动物欲望。网络、手机等新媒介不过是一种工具，让这些本就存在的欲望得到了实现，使得某种原本不存在但很多人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可能。将这完全归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失之偏颇的。随着媒介发展，有多少人宅在家中点外卖，就有多少人因为互联网的便利搞定了远行的车票。新兴媒介越来越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确实不假。但我们行事的真正动因，很多时候并非仅仅出于媒介的教唆，而也来自于内心深处原本就有的、隐秘的愿望。“倘若电视在希特勒之前问世，希特勒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了。”“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发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麦氏技术决定论的断言，不止于此，颇为绝对。
笔者并不否认，人们的认知方式、价值原则、政治模式乃至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媒介技术的明显影响。伊尼斯、麦克卢汉以降的多伦多学派，对于这一方面的理论与现实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开拓，影响了大批读者。
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忘了曾一度影响麦克卢汉的、源自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符号互动论”――人们通过语言符号介入社会活动，并在社会互动中，调整个人意义与社会整体关系。这是我们研究传播与社会时，一个不可抛却的前提;这也是我们认知自我与人类时，一个理应珍视的基础。
比麦克卢汉时代略早的、控制论的开创者维纳在他的代表作《人有人的用处》中曾经写道：“我愿表明，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量学习和研究工作，乃是生理地装备了这种能力的，而蚂蚁则缺乏这种能力。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确实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而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笔者更愿意跨越时空去向麦克卢汉先生这样表述：媒介技术，有媒介技术的用处;而我们人类，也必有着更壮丽的、更伟大的，作为人的用处。这终将令媒介为我们所用――为我们所善用。
参考文献：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 phone, cell 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 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美]保罗 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3]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参考文献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人类传播的历史便开始了。从古至今,人类传播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以及电子传播时代,这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传播观念不断创新的直接结果,是人为突破人体自身的时空有限性,突破权力的强制性和信息的单向性,满足人对于久远的时间、广远的空间和强大的权力之外的信息获得,而逐步探索、逐步创新的结果。
口语的产生,使人完成了从动物向人的转变,在口语传播时代,口语传播随说随逝,受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限制很大;文字的产生,使人完成了从原始到文明的飞跃,克服了口语传播的时空受限性,使信息在空间上可以传至广远,时间上传至久远;而印刷传播时代的到来,实现了文字信息的批量化复制,使能够阅读的人增多,导致了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哲学和科技急剧变革,推动了生产工业化、生活城市化、教育普及化和社会民主化;到了电子传播时代,无线广播和电视的产生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加快,互联网的出现则使得信息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由此观之,一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就是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完善、不断活跃的历史。
传播媒介的进化
传播学史告诉我们,麦克卢汉曾致力于研究媒介发展的四定律,企图摸索出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媒介进化的规律,开启了媒介进化研究的大门。之后,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其著名的媒介进化论,该理论认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有补救作用”。具体地说,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涵盖了三个主要理论,即“补救性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软媒介决定论”。补救性媒介理论认为媒介进化中体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满足人对自身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到渴求和幻想,第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因而整个媒介进化的过程都被保罗・莱文森看成是补救的过程。人性化趋势理论则认为人在媒介进化中发挥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主观能动性。软媒介决定论则是对麦克卢汉的“硬媒介决定论”的修正,认为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
综上可看出,媒介进化,是指在新旧媒体之间,不断经历着的软约束与硬约束、渐变与突变的交替过程,是新媒介在旧媒介基础上加强变化,保存优势,改观劣势,将旧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的过程。
综观人类传播有史以来大大小小的媒介进化,可看出媒介进化是在时间、空间和心理三个维度上单独或交替进行的。时间维度的媒介进化,既表现为想要超越现在指向历史和未来,也表现为对飞速传播的无限追求;空间维度的媒介进化,表现为想要跨越现实空间,感知更为广阔的空间内的信息,指向空间覆盖面的大小;心理维度的媒介进化,则表现为想要挣脱强权,获得信息交流和沟通的互动性和平等性。
人类传播历史的媒介进化过程表明,未来的媒介技术依然会在时间、空间和心理几个维度上进行,但随着在时间、空间方面技术创新的日渐饱和,以后媒介技术进化的主要方向应转为更多地满足人们平等互动传播的心理需求。
民主传播的可能
民主,本是政治术语,意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的本质内涵是所有人的平等。将其内涵移植到传播过程中,本文称之为“民主传播”,体现为传受双方的交流和沟通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平等性,而这种平等性在现实传播过程中体现为互动性。它指向的是参与传播的人――传者与受者双方,和传播工具渠道――媒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传播过程简化,得到一个只包含传播主体(传者)、传播渠道(媒介)和接受主体(受者)的传播链,他们共同生存于传播生态环境中,传播过程中的民主与否在于传受双方在传播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的平等程度如何,进而体现为互动程度如何。
麦克卢汉提出其振聋发聩的“媒介讯息论”之前,媒介一直以传播工具的身份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当时的传播环境处于波兹曼《技术垄断》一书中所说的工具使用阶段。“媒介工具论”强调媒介作为传播工具,仅仅承担着传输内容的功能,媒介是以其传输的内容来影响人,而不是媒介本身影响人,而对媒介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
“媒介讯息论”则强调了媒介技术本身对人感知和思维的影响,认为不同性质的媒介是对人不同感官的延伸,而通过对人不同感官的不同延伸直接影响人们感知媒介拟态环境,进而影响人们感知现实环境。麦克卢汉提到,萨诺夫将军在接受荣誉学位时在演说中说到:“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的是它们的使用方式。”而麦克卢汉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认为,萨诺夫的话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媒介工具论”和“媒介讯息论”开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对内容的关注和对形式的关注,而要探寻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内容和形式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要实现内容上的民主传播,重点在于人,即传受双方,内容上的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存在于传者、受者双方的观念和素养,这是民主传播最根本的动力之源。要实现形式上的民主传播,重点则在于媒介技术所形成的传播渠道,形式上的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则存在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这是民主传播最基本的技术保障。也即是说,传受双方越是秉持自觉参与自律进行的传播观念,媒介技术越是进步、互动平台越是创新,实现民主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
民主传播的未来
一方面要实现内容的民主,需要观念的突破,一方面又要实现形式的民主,需要技术的革新,人类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一直曲折而又坎坷。这是因为人性本身对权力的渴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掌权者与非掌权者之间关于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抗争与反抗争。人类传播过程也是传者与受者关于权力的博弈过程,体现为关于信息的公开与否、透明与否、平等与否、互动与否的控制与反控制、抗争与反抗争的斗争过程。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人类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主传播将向着一个光明的大道前行。在此过程中,控制者控制的手段和形式可能花样翻新,更加隐蔽更加不易察觉,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民主传播道路将布满荆棘与挑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传播亟需我们每一个参与传播的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版
②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2版
③杨陶玉:《媒介进化论――从保罗・莱文森说起》,《东南传播》,2009年第3期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0―0028―03
媒体技术观是指人们对媒体技术的看法和观点,它是随着媒体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回顾媒体技术的发展历程,先后出现了“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实在”等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不断冲击人类思维的时代,我们亟须对媒体技术观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解析不同时期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系统阐述后现代视域中的媒体技术的特点和影响,以期发掘出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媒体技术与人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探讨教育技术学科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 后现代主义概述
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开始由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渐成气候,到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并波及到我国。后现代主义原是一种以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当解构主义加入后现代主义行列之后,它逐步发展为一种遍及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在全球颇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它被概括为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泛指19世纪以来所有对现性展开批判和超越的哲学流派或思潮。自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一部分哲学流派不满于“现代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分离或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展开对现性的批判与超越。这些流派主要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总之,凡重视非理性价值,体现以人为尺度的哲学流派均可视为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总言之,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1]它以存在论代替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用模拟取代了现实。后现代思维方式则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尔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宣明的对照。[2]本文则主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结合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的媒体技术观展开相关论述。
二 媒体技术与媒体技术观
媒体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媒体形式随之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人类对媒体技术的认知也见仁见智,不同时期各种媒体技术观层出不穷。
1 媒体技术的嬗变
媒体作为储存、提供和应用信息的工具,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在古代,图画和手稿的发展,以及借助它们对文本进行储存和复制,可以看做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媒体发展的一个更显著的跨越是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文本和图画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19世纪留声机的发明以及照相、投影和动画的发展为信息的传递创造了新的可能。20世纪60年代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电子时代预言式地宣告了“现代”思想的破产,电子“后现代”已经来临。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至80年代,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今的媒体凭借着世界性的计算机链接,正通过无线电、电视和网络使通信加速。计算机网络的茁壮成长已经形成了一张用于人类交流的巨大的网,它能提供生动的资源,有力的工具和交流的平台,这种新的电气语言形成了瞬息的反馈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一门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2 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和“虚拟现实”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
随着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大众媒介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到媒体技术的地位和内容。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他的观念里,轮子或者文字都是媒介,因为轮子是人脚的延伸,文字是人的语言在其他载体上(石头、羊皮、纸)上的延伸,它们能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帮助我们将信息传播得更远更久。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涉及非常广泛,它和传统的媒介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外,他在书中还指出:“‘媒介即是讯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的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3]“媒介即讯息”的理论提示人们在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媒介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问题。此观点主要侧重媒介自身的影响和产生的社会后果,突破了人们对媒介的狭隘的认识,把媒介的概念的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对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2) 媒体等同
20世纪90年代,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的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经过大量实验得出如下结论:人们对电脑是很礼貌的;人们对待用女声说话的电脑和用男声说话的电脑是不一样的;屏幕上放大的人脸可以侵入私人空间;屏幕上的动作和现实中的动作一样可以影响人的生理反应。在他们主编的《媒体等同:人们该如何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一书中全面向我们证明了人和电视、电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此研究表明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而不是如何使用类似于锤子或汽车之类工具的那些规则在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暗示着媒体不单纯是工具硬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员,与人类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我们与媒体之间有着交往和互动。所以,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显示生活中的一样。[4]换句话说,新媒体所塑造的“存在”已经与现实中的“真实”拉近了距离,该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人――机关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媒体技术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3) 虚拟现实
近些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在大众媒体或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事实,这正是虚拟性的体现,是一种“虚拟现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事实。虚拟现实是指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5]它是当今计算机网络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和功能。“虚拟”一词的当代用法来自软件工程,后来变成了任何一种计算机现象,从计算机网络上的虚拟邮件到虚拟工作组,到虚拟图书馆甚至虚拟大学。在每种情况下,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美国电影《骇客帝国(The Matrix)》所虚构的那个程序和机器控制的世界,也许就是对未来社会绝好的形象化隐喻。当然这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三 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已经折射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隐含着那么一种“虚拟即实在”的倾向,这正符合眼下的新潮流。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时代即将变革的本质,新媒介将使异常成为常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迎来了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媒体无疑使得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讯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麦克卢汉在40年前就创造了“地球村”、“信息时代”这样的词汇,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还是有部分的重叠。当然,就后现代思潮的基础而言,常把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和那些流行文化作者的作品比较,其中包括巴特和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主要研究媒介的结构,而很少涉足媒介的实质)。这些说法所内含的意义是,麦克卢汉是个原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媒介的探索率先讨论了后现代的观点。麦克卢汉的媒体技术观强调了社会的分裂性、多元性和由拟像(或脱离概念化的符号)所主导的消费文化的崛起。[6]
2 “媒体等同”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交往理性”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提倡主体哲学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关注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哲学的研究焦点因此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如上文所述,人和电视、电脑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媒体等同”的理念强调了人和媒体的交互,笔者认为此观点正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折。
那么,我们如何和媒体进行交互呢?在实际使用媒体的过程中,作为存在者的人此时变成媒体空间的“主角”,他们在那里会将虚拟空间里的人和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实在”进行交往活动。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其实是“拟”而不“虚”的,人们在虚拟情境里,可以自由交互和通信,自发形成彼此需要的关系,他们会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去合作和竞争,构筑一个理想的社区。此时他们既是虚拟的角色又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往往与媒体进行着“真实”的交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行为具备现实生活的仿真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将现实与媒体相联系的。电脑桌面并非真正的桌子,而我们却把它当作书桌,那样,我们可以放置很多东西。当我们用鼠标把一个废弃不用的文件拖入屏幕上的垃圾箱图符时,我们已经把图符当作一个虚拟的垃圾箱使用。而那些当垃圾倒掉的比特文件也不是真正的(写在纸上)文件,但实际上,它们却起着文件的作用。这些足以见得,其实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媒体空间之间有着紧密的交往关系,人们在不自觉中便已经沉浸于媒体之中。马克•波斯特曾经说过:“模拟飞行的电脑游戏与伊拉克的空战简直是一回事。”[7]
3“虚拟现实”实现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论’转移”
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它致力于发展一种外周景象,以便让我们体悟并言说各种存在的隐含的背景,即各种存在在其中成为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或境域。[8] 换言之,存在论与我们对事物存在的认识有关,而与事物本身无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泛指的是一切的人和物,而“存在”,则指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它表现为存在者的出现,显露为某种现象,把东西摆出来。对于人这一特定的存在者,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存的方式,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存在。[9]可见,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问题触及了世界或事物显现的背景。
所谓存在论转移,是指我们在认识实在方面的改变。它是一种发生在我们世界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知识和感觉所根植的整个背景的变化,甚至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之前,各种事物就已经改变了。通俗地讲,存在论转移就是指发生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的数据搜索功能可以一下子找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在几纳秒的时间内,微处理器便能吞吐大量的数据;构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学。这些实践足以证明,我们将计算机引入生活以后,世界本身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由此,可以说计算机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
谈论“虚拟现实”,不是指稍纵即逝的幻觉,而是研究人类生命和思想层面上意义深远的转移,即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使命本来就是要询问存在者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它追问的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所谓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指的是决定存在者的“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可知的东西”。[10]虚拟现实创造了一种实在的新型关系,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在人工形式下再造我们的世界。虚拟现实系统可利用网络空间来表现物理空间,甚至在传送实况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遥在,同时,支撑着网络世界的数据,却将用户从驱动其躯体的内部生物能中拉走,进入虚拟的实在情境中。参与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虚拟性的核心中,并且用户已成为在互联网运作的媒介。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的想法,即人类的感官或多或少地与各个媒介有联系,他也建议过“用户是所有媒介的内容”。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曾经提出:“从延伸和代替手臂的棍棒演变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对实在进行摹仿、倍增、多重使用和改进。”[11]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存在论优先于认识论,批判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它致力消解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在后现代的视域里,媒体技术实现了人与媒体的交往,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暗示着人和媒体的和谐与协调。至此,我们可以系统地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理解具有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与媒体的关系,具体归纳为表1:
现今生活中,人类不仅要学会应用媒体技术,更应充分注意到媒体技术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媒体的身影随处可见,媒体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媒体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成熟,教育技术也会在研究人与媒体技术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由于人类历史是一条自我意识之路,所以随着对媒体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我们也将会增加对我们自我的认识。
参考文献
[1][6]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0.
[4] 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8]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7][11]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哈罗德・英尼斯 时间偏向 空间偏向 传播思想
一、哈罗德・英尼斯生平及学术成就
哈罗德・英尼斯(Horold Innis,1894-1952),1894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乡村的一个浸礼教家庭。受宗教环境熏陶,个人主义和政教分离观念是童年英尼斯最早确立的信仰,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学术追求。
根据学术视野的不同,哈罗德・英尼斯的一生,先后可分为 “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和“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 两个不同阶段。“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其学术成就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的田野调查、超强的综合整理能力,使他成为当时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的大宗商品生产问题》、《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等。“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从1940年起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传播学史论研究,英尼斯把传播媒介放在社会历史运转工具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后来蔚为壮观的媒介环境学派。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
二、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
(一)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
一般认为,英尼斯是“泛媒介论”者。他认为,凡是能够负载信息的物质都是媒介,媒介的含义应该非常广泛。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英尼斯所认为的媒介,还包括石头、教堂、图书馆、莎草纸等几十种之多,甚至把货币、高楼大厦也纳入其中。他的著述中还隐含着一种思维,即把口语、字母表、诗歌、戏剧、法律、哲学、数字、广告等也看作一种媒介,因为它们能够反映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化和社会思潮。
英尼斯认为媒介性质决定内容特征。媒介性质不同,其传递的内容和对使用者的要求也存在差异,新的传播媒介不仅能产生新的内容形式,也能改变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新媒介出现伊始,会使用己有媒介的内容,但当新媒介的长处和短处被使用者熟悉了解后,就会发展出相应的新的表达方式。①
此外,英尼斯强调,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征,有其长处和短处。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多种媒介并存,它们共存时既能弥补彼此性质上的差异,也能抵消彼此的功能。社会上主导媒介和非主导媒介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而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认识不同媒介的价值,在媒介的使用上保持平衡。
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新文明的诞生――以媒介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志。英尼斯以媒介为考察文明兴衰的工具,将漫长的历史划分为9个部分: A、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B、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C、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D、中国纸笔时期;E、印刷术初期;F、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G、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H、电影时期;I、广播时期。同时,他还有一个简化的版本:“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分期方式,英尼斯论述重点都是历史上各帝国和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他的研究通过分析主导媒介性质及主导媒介对文明的影响,旨在探寻人类文明兴衰的内部机制。
(二)传播偏向论
英尼斯从媒介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的理论: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其偏向性。举例来说,羊皮纸、石块等重型的材料是“偏向时间的媒介”,由于这类媒介与具体物质紧密相连,因此它倾向相对稳定的政治集权。相反, 诸如莎草纸则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它更易于促进世俗关系朝政治分权方向发展。
从文化角度来讲, 时间文化是信仰的、来世的、礼仪的和道德的文化;空间文化则是世俗的、科学的、物质的和不受约束的文化。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它与等级体制和集权化宗教形式有关。空间则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意味着帝国的兴起、扩张,它与现实的世俗政治权力有关。显然,在任何文化中,这两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一显一隐发挥作用,若一味地偏向时间或空间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然而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扩张,西方文明违背对时间的延续问题,一味地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异国人民。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是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关键。显而易见,英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偏向论”来提醒西方人在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时, 务必采取更加谦逊的态度来正视自身文明的偏向及特征,并努力克服。
(三)知识垄断
英尼斯把“垄断”这样的经济学术语应用于文化传播领域,深入研究了传播媒介之于知识的控制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知识垄断与商品垄断类似,意味着人类知识及话语权的独揽。与金融寡头类似,知识寡头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由此形成被某一部分人所独有的政治威权和文化权威。
英尼斯强调,形成知识垄断的两个条件是:一是主要媒介的占有,二是媒介使用技能的掌握。他说,“一种书写的复杂系统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所有物,并且倾向于支持特殊阶级。”媒介是权利的工具,传播是思想的扩张。回顾西方近代史,口语社会的口头传播,成就了具有超群记忆的人。文字的出现,使识文断字的读书阶层成为文化精英。印刷文明又使神权式微,人权彰显。这种知识垄断的形成依赖于传播媒介的以下潜质:不同的媒介对使用者的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对稀缺、不能广泛传播的媒介或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等技巧的媒介很可能被拥有权力和资金的上流阶层所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英尼斯指出:现代社会知识垄断并没有消失,而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上的媒介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仍然需要掌握专业的技巧才能使用。虽然人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增多,但是缺乏控制媒介和反馈信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对传播的控制日益加强,知识垄断的机制已经根深蒂固。 ②
(四)西方文明危机
英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导致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英尼斯赞美古希腊文明早期的口语传播“最终使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而中晚期“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进而提出西方“文明危机说”。他表示,西方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正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全局性、本质性的结构性的失衡与危机。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共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时间偏向的文明和空间偏向的文明的平衡。
英尼斯认为,现代媒介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反馈的能力,大量受众在现代传播机器面前失去了参与讨论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的出现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施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僵化。这种奴役、掠夺、摧残和僵化,不仅是构成各种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与传播技术发展相对的,是当代西方文明偏向空间,忽略时间的趋势。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③
在对西方文明的危机表示悲观的同时,英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通过政治、遏制技术社会的扩张主义倾向、在现代技术之外创造民主讨论与参与的途径,才能控制技术的偏向;只有通过发展道德力量去与物质科技的力量相抗衡,才能阻止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消亡。
三、英尼斯传播思想评析
(一)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开拓意义
1、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独特的研究视角。英尼斯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它后来成了媒介环境学派大家惯用的方法和一大理论特色。美国传播学者凯里这样评价:“在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的时候,英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探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④
2、英尼斯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命题,构成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主题,对后来的研究深有启发。英尼斯提出了集中化和非集中化问题,成为此后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媒介偏向论”指导产生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他还提出:“在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向另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动荡。”这一思想也给后来者以丰富的灵感。麦克卢汉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冲突的准确预测,梅罗维茨提出的印刷场景和电子场景相遇时地域感的消失,都映照出它的影子。
(二)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缺陷
首先,传播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英尼斯过分强调传播对社会的重要性,与社会互动论的辩证视角存在很大差异。
其次,实践证明,传播技术作为传播中介,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有效传播,中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沟通上的障碍。现代传播技术在征服空间与时间上确实比以往的传播方式更为先进,但很难说它一定比面对面的传统传播方式更有效。⑤相反,在社会现实中传媒通常影响人际沟通的顺畅,尤其在网媒出现之后。
最后,传播技术的使用者或使用情境会因人而异地左右传播技术的运用,英尼斯传播思想中并没有包含这种动态的思维。事实证明,媒介使用不当引发的问题会是灾难性的――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对媒介的运用不可谓不成功,但它带来的却是社会的退化,而不是人民所期待的充分民主。
在传播技术领域,英尼斯和他的“门徒”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一般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派”或“多伦多学派”,他们的思想早己越过美加边界,对现代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尼斯的传播思想提醒我们,在享受传播技术带来的超越时空的便利时,要充分认识到平衡使用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传播技术的重要意义;针对现在“比邻似天涯”的人际冷漠,重视口语传播、面对面交往的价值;注重媒
介形态本身极其周围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这对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唐克军,《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③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史学理论研究》,2005(2)
④【美】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12页
⑤胡翼青,《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