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提升路径
一、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将参与到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去，极大地丰富信息传播的方式，拓展信息传播的范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个人的成长方式，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面对媒介现实性的问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是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网络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努力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道德准则，健康的伦理观念。
1、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准确把握国际形势
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逐渐渗透到每个角落，尤其在信息传播领域，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互联网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不断塑造着新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传播活动更加方便活跃，传媒手段多样化，传播信息多元化的趋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在享受信息时代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复杂的信息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作为网络信息的积极接收者和主要使用者的大学生，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尤其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建构。在时展的大潮中，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拒绝，而应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努力培育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发展能力，在网络世界里有效驾驭信息，用批判的眼光挖掘网络信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最终做出正确选择并采取有效措施。
2、立足国家需求，科学判断，积极推进社会发展
曾强调：“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在全媒体时代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需要依托强大的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猛，却也存在许多问题，媒介素养水平的提升，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集中系统的一种观念表达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之中，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价值取向、标准、尺度和追求的具体化实现。
3、坚定政治立场、积极参与，争做新时代新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广大青年中的特殊群体，肩负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根精神支柱，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既要发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关注世情、国情、党情；又要关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美好社会诉求，积极倡导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渗透家国情怀，养成良好的媒介习惯；还要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素养，以正确的价值导向甄别不同的媒介信息，做良性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使用者和传播者。
二、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必须坚持从主体优化、过程优化、内容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1、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重点在于主体优化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短缺向信息过剩的转化，在信息爆炸时代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关注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优化。积极开展教育宣传活动，提高从事信息传播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水平，有效发挥媒介把关人的作用，从源头上做好信息获取、筛选和工作，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传播主体的一部分，也影响着校园媒介环境，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倡导学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信息，保证传播信息的进步性、积极性、有效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身边的同学，助力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2、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关键在于过程优化
美国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并不会决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或者某种意见的看法，但常会通过提供特定的信息和安排与之相关的议题来影响人们对一些事实和意见的看法和观点，包括他们讨论的先后顺序，因此新闻媒介给大众提供的是他们的议程，一般情况下，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大众的关注程度是正比关系。因此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此外新媒体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提升了“议程”的被执行力，[4]在线实时的交互传播，让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方便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而带有这种观点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影响大众的选择和行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优化有助于对校园主流文化及舆论导向的控制，通过媒介议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议程，使学生在思想上形成价值认同，行动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核心在于内容优化
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内容，发扬有利于全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杜绝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传播。弘扬主旋律，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源。把人生理想、政治思想、科学文化、道德品质等融合起来，以品质教育为重点，以社会公德、个人美德、职业道德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价值为突破点，营造符合时代特点的精神价值氛围，让媒介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统一思想、催人奋进的作用。创新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增添时代元素，充实媒介信息内容，改善媒介信息的碎片化趋势，打造完整性强，正确性高，主流价值浓厚、人们喜闻乐见的媒介信息。
三、加强媒介素养培育的协同探索
在素质化教育趋势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大学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主阵地，要在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根本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培育，需首先在理论层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媒介素养标准，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媒介素养知识传递；其次在实践层面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第二课堂的开展，全校上下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后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提升，多途径展开媒介素养培育协同模式的探索。
1、媒介素养理论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辨识和批判意识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为人师表就要加强自身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老师要自觉学习媒介素养知识，做到教师和网络一同更新，正确认知和运用媒介，传递给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正能量的媒介信息，在传授网络新技术的同时扩展学生网络视野，自主更新网络知识结构，此外，教师还要运用媒介，如教室中的投影仪、多媒体等设备，让学生认识到媒介的积极作用，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及时为学生解决困惑，让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论性、思想性的基础上变得有亲和力和针对性，在理论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
2、媒介素养实践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获取和使用能力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离不开实践探索。高校要打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网络媒介，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丰富除专业理论课外的“第二课堂”文化实践活动中意义重大。高校应充分整合、利用网络资源，丰富高校网络文化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参与网络媒介的实践能力。[6]尤其是校报、广播站、新闻网页、海报、校园橱窗等由大学生自主运作的校园媒体，虽然规模较小，但也是依照媒体技术的要求而建立，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则来运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实践操作的良好平台，在参与校园媒介运作的过程中，了解媒介的性质、特点和运作流程的基本知识，掌握创作和的技巧，理性区分媒介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进而感知并获得媒体信息的价值以及使用媒体的能力。
3、媒介素养自我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参与和发展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既是媒介信息享用、媒介功能使用的主体，也是媒介环境丰富、媒介系统发展的主体，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媒介表达，促进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作为媒介信息享用者，要努力学习媒介素养知识，阅读与媒介素养相关的书目，形成良好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能力，积极融入媒介实践过程中，掌握获取和使用媒介的技能。作为媒介系统的发展主体，在媒介环境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贝克汉姆曾说：“媒介即讯息”，意思是说正是媒介技术本身而非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与内容对人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要加强自我教育，正确使用媒介，理性对待媒介信息，作为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者，关注媒介发展的趋势，倡导建设健康的媒介环境，让媒介在传递社会信息、整合社会意见、传承知识遗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机制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工作，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及时应对出现的新挑战，是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诉求，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性机制是对之前媒介素养教育成果的维护，也是之后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障和参照。就目前我国媒介领域的发展状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延续机制缺乏，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资源集约和绩效评价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1、加强顶层设计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总结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宏观把控媒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结构体系，比如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任务，规定媒介素养教育相关要求、原则，以及运行方式的设计和规划等。让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教育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为实施过程提供机制保障，为教育成果提供绩效评价，扎实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占据媒介信息舆论导向、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使媒介素养教育产生更开、更广、更深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纳入重点，找到更加适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方式。
2、促进资源通融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媒介素养教育要促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合理整合。在媒介信息方面，整合资源变各自服务为公共服务，例如信息采集者外出时，可以携带录音笔和相机，为互联网和广播同时提供稿件，保证了稿件内容的一致性。鼓励学者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深入调研，优势互补，扬优去劣，探寻符合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与方法，宣传有效的媒介素养知识；政府加强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建设健康的媒介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场地、教育人员的支持。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基础上，联合多项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开展相应的实操训练等。
3、完善绩效评价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依据和保障
《新新媒介》作者保罗・莱文森是美国著名的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音乐人，他在媒介理论方面独树一帜，理论观点新颖独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建树，可以说是个全才。在媒介理论方面，他有《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等著作，为媒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他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新锐人物，被称为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这一点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有所体现，书中作者试图运用麦克卢汉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媒介环境，使麦克卢汉的观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发展。
何谓“新新媒介”？这是本书所提出的新概念，新新媒介不同于新媒介的特征是：新媒介用户不得不等待别人生产的内容，而新新媒介用户拥有选择生产和消费只为他们提供的新新媒介内容的权利，他们是消费者/生产者的共同体。《新新媒介》是一本理论性不强但实用性很强的书籍，其以美国当前活跃着的新新媒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为切入点，对新新媒介的基本属性进行了阐述，对如何操作这些新新媒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本书也试图探寻新新媒介与新媒介、旧媒介、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本书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尤其是对于当今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媒介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媒介环境。因此，当前的媒介环境尤其迫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媒介理论。在这方面，《新新媒介》本身就是产生于当前媒介环境，其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当前媒介理论的空白，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本书在媒介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首先，本书最大的理论创新点就是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个概念。互联网成熟以后，有人把新一代媒介称为社交媒介、银屏艺术或Web2.0，莱文森对这些概念都一一否定。因为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媒介都具有社会性，所以社交媒介并不妥当；银屏又不能充分涵盖新新媒介的传播渠道，例如类似于播客和纯音频的新新媒介，其并没有通过屏幕来进行传播，所以称为银屏艺术也不准确；而数字不能表达具体内容，难以做到严谨而准确。因此，作者开创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表达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也满足了当前的学术需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其次，本书还预测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的发展未来。目前新新媒介的软件和硬件都在飞速发展，新新媒介的未来离不开硬件技术的进步，现在硬件技术发展迅猛，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接受任何信息。而关于新新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莱文森在本书中提出，未来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即“仿生版”。但是关于“超级版”的新新媒介是什么形式的媒介，书中莱文森没有具体展开来阐述，但不管莱文森笔下的新新媒介的“超级版”或“仿生版”到底是什么样的媒介，这种思想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
再次，作者在书中也对新新媒介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以论证。互联网产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以来，美国的大选和一些政治事件都离不开新新媒介的身影。书中作者从维护《第一修正案》、“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等一些列政治事件入手，分析了新新媒介在政治事件中的推动作用。政治上，新新媒介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方面的特质使得政治由原来的精英政治向公民政治转变，虽然这个转变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现如今新新媒介使得政治精英制定政治决策时开始考虑每个公民的政治权益。换句话说便是，新新媒介使民主政治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实，我们应该深知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社会，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新新媒介关系密切。这一点不可否认，也是我们新媒体理论研究关注的领域和研究方向。
最后，《新新媒介》重视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书中处处都体现出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可见作者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之深。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新颖独特，独树一帜，被当时的传播学者所不齿，并说其是“奇谈怪论”。但是现在看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确实正被逐渐印证，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理论至今仍发挥着其独特的光芒。如今新媒体时代，技术对媒介发展的重要性也与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重视不谋而合。而在本书中，作者莱文森也着重从技术方面对新新媒介进行阐述，认为硬件和软件技术是新新媒介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莱文森同时指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关键看发明这些新技术的人如何控制和掌握。另外在媒介发展问题上，作者认为，每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都是对已有旧媒介技术的补充和完善，它们相辅相成，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媒介环境中共存。我对这个观点一直以来都深信不疑。
虽然《新新媒介》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为我们的媒介理论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上存在重复，逻辑性不强。作者是按每种具体的新新媒介来安排章节的，比如，Facebook为一章，Twitter为一章，这种纵向的章节安排导致内容上缺乏联系，逻辑性不强，甚至出现重复。每一种新新媒介都有其特性，但也有着共性，每一章在阐述个性时不会重复，但在阐述共性问题时，每个章节之间难免不会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
第二，论证不透彻，结论不清晰。有些方面，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书中提到类似于Myspace等一些新新媒介的衰落，但并没有明确分析其衰亡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书中关于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分野问题的阐释也是模棱两可。比如，书中把Wikipedia和Blogging列入新新媒介行列。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新媒体脱胎于被莱文森否定了的“Web2.0”时代，其互动性强，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被打破，变得模糊，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麦克风”，都能随时随地“发声”。而博客、百科是互联网发展前期Web1.0时代的产物，其互动性、灵活性并不强，这与书中所谓的新新媒介特征并不太相称，但是《新新媒介》这本书却仍旧把博客、百科纳入新新媒介行列。由此看来，新新媒介比我们平时所说的新媒体还要“旧”。其实在书中，作者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媒介界定标准，他对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界定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不能说这种重新定义是好还是坏，只能说这是一个新的的界定媒介发展阶段的方法。
第四，本书只关注PC端的新新媒介现象和问题，缺少对手机移动端的探讨。手机移动互联网是当前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新媒体研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莱文森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倾向于对电脑端新新媒介的探讨，缺少对移动新媒体问题的探讨。所以，这一点是滞后于当前媒介技术发展步伐的。
第五，翻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导致内容稍显冗杂，长篇累牍。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关键词：媒介融合 物联网 媒介 延伸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为例，它们确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方便和惊喜。从发展趋势来看，下一代的信息产业发展将更加快速，其中媒介融合与物联网的实现将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向。目前，美国许多新闻学院已经开办媒介融合专业，为未来实现媒介融合做起了前期准备，国内外有关物联网的各种创新发明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光明图景。《理解媒介》一书中有关媒介的理解和诠释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呈现出它的经典和魅力。本文以媒介融合与未来的物联网为出发点，试图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日益发达，对我们的传播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前iPhone、iPad等新的媒体平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智能化的多样化的媒体终端给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冲击。“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和业界提起，它将是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但目前而言，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当前的融合媒介是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融合新的传播功能的综合载体，例如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融合的界定指标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将实现统一形态的媒体平台。从它的发展态势看，这种融合不仅包括媒介融合，而且包括媒体与受众的融合，这两者是深层交织的，未来会更加融合。从传播形式上看，媒介融合方向下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将趋于一体，成为一个综合意义的传播模式，作为传统媒体的普通受众，将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变成一个个移动的媒体平台和信息互动终端。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媒介融合的时代，先进的媒体终端在持有人的手中变得灵活丰富，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平台，不仅接收着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即时方便地传播着自己的见闻、思想、情感。随着传播技术的演进，媒体平台必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媒体平台，这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媒体，不仅是新技术的推动者，更是被新技术深深地影响着。正如麦克卢汉早年的观点：“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麦克卢汉的观点侧重于媒介技术对人的感觉中枢的影响上，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解构和延伸。媒介融合方向下的技术革新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尺度”，带给我们新的延伸维度，将媒介对人体的辅助性提升到更好的水平上，更符合人性化的社会需求。在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将打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融合体，一边接受和传播着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一边被这些信息所融合、解构。同时，各种媒介与受众之间的融合也将使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改变，传统意义上媒体权威、高大的形象将有所消融，而受众的主体意识将会逐渐苏醒，成为新技术的推动者。低门槛的参与使他们与媒体的界限减小，通过新的技术平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或许将在媒体平台上现场直播。人们一边观看着与自己一样普通的人的动人故事、点滴生活，一边也在播报着自己的见闻、理念。从媒介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介越发达，留给个人的私密空间就会越小。“虚拟全息传播把传者几乎所有的信息都传达给接收者（如果不能传递所有的信息就形成不了全息），传者被置于毫无保留的传播状态下，人的自我空间逐渐变成公共空间。”②新的技术革新必将促进“媒介化社会”的进程，对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技术都在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积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③网络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学习、娱乐、购物和沟通等环境，而媒介融合将会带来更加新鲜的传播景象和社会环境。丰富多样的个性化产品将是未来媒体传播的重要目标。各个媒体内容的相互嵌入、信息传播渠道和接收终端的多样化都会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媒介融合将带来的是载体的‘先合后分’的局面，即各种媒介产品都将汇流到网络中进行传输，而后又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接收终端中，这样仍然可以保持媒介产品的多样化。”④这样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将成为人们不同形式的触觉、视觉、听觉等的延伸。人们依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接收信息，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延伸”方式信息。“在这个电力时代里，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⑤这些预言在今天都变成了对媒介发展方向的强有力的形象描述。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隐去了对社会机制等现实因素的考察，但是从单纯技术方面来说，他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璀璨的媒体发展前景。
从物联网理解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视野下的媒介似乎无所不包。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阐述了多种媒介，不仅包括他视为神经中枢的电力媒介，还包括机械媒介、自行车、飞机、电视、电报、汽车、服装等，这些在他眼里都成了人体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而当前与物联网相关的发明方兴未艾，这给未来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和人、物互动提供了方向，更在很大程度上给麦克卢汉思想领域里对媒介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⑥。2010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物联网（传感网）博览会上，一批吸引眼球的最新科技成果首次亮相。“新型笔记本电脑无限防盗装置”、“智能名贵花卉培育能手”、“智能输液感应器”等一批由大学生激情创作的科技成果让人耳目一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各种传感装置实现人的各种梦想。这预示着未来新一轮生活方式的变革。“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份报告描绘了物联网时代的图景：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⑦这预示着未来智能化生活方式将触手可及，舒适的生活空间、便捷智能的生活服务不再是梦想，各种物体都将进入数字化和网络化，将使人与各种物体的关系更加紧密。每一个物体都将成为一个信息平台，而且似乎对主人的需求和意念心领神会。这样的图景或许可以充分地诠释麦克卢汉几十年前所说的“有了电力技术，一切实在的商品都可以借助信息电路，以实在商品的形式被召唤到我们的眼前”⑧，而物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智能化生存方式的变革是大势所趋的，我们不得不感叹麦克卢汉奇迹般的预言。
媒介融合与物联网的实现，是信息技术发展趋向中的两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样的信息平台和终端，它们都将更加方便、人性化、智能化，与人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不管麦克卢汉在媒体不够发达的年代里遭受过怎样的非议和批评，他的一个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理解媒介》将会承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媒介融合与实现物联网的必然趋向外，信息技术将出现怎样横向或纵向的飞跃与发展，信息的沟通与传达以及未来生活空间将会怎样的便捷与舒适，我们将翘首以待。
注 释：
①③⑤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28日。
本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有关媒介素养基础理论、媒介教育理论以及媒介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及有关媒介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均可，投稿邮件主题请写明媒介教育专栏。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1]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2]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 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 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地结合。
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观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媒介教育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信息媒介影响的认知上，但对于技术媒介影响的认知的教育还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空白，并开展相关研究、开设相应课程加以弥补。否则当这种媒介技术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或者说某种技术的偏向超出了社会文化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媒介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伴随的种种不良后果会使人们成为媒介发展的牺牲者。
媒介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的转变：多元媒介技术的平衡参与、环境互动模式、传播文化内省
经过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我们的媒介教育在实践上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动地位，更加调动受众的能动性，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应该促进各种媒介的参与，发挥它们的现身作用。但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体的实践、参与，应该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态学认为，现在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处于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态失衡导致的如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趋势。应对这种媒介技术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将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观点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文化之中，寻求文化的各个侧面里保存和革新两种倾向的平衡。 在实践上，就是提倡多种媒介技术使用的协调，从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维护并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环境中传受一体的新型媒介人的信息生存素养。
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该改变现在以网络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教育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发挥印刷媒介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显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术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够保存并发展人的理性文化。
应结合媒介技术造成的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现状，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差异化的媒介素养目标，采用多样的立体、互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将媒介作为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种媒介的比重整体均衡且有所侧重。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该采用“环境互动模式”，即不仅要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全面分析媒介的信息和技术环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术，也要鼓励大众参与到媒介文化的塑造当中，学习通过各种媒体正确地表达意见，发挥监察媒体的能力，在促进人与媒介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教学策略中，不但要坚持批判观点，还应引导公众进行“传播文化内省”，即在识读、使用媒体时，帮助学生从生态互动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会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公众本着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使用媒体，从而实现传播生态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信息环境的共生共荣。
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技术、符号媒介和社会文化间共生、互动的联系，并从一个更宏观、纵深、辨证的角度来探索由新媒介凸现与发展所带来传播以及社会文化问题。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对媒介生态的理解与研究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而这些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主张将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在它的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理论的视域下，坚持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质的新型媒介人，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媒偌介环境的恶性循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注释：
[1] “媒介教育”在中国内地也被称作“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香港称作“传媒教育”，中国台湾称作“媒体素养教育”。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个体的媒介素养，个体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径来得到培养与提高。因而，将媒介素养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称为“媒介教育”较之“媒介素养教育”更为合适。
[2] 对于“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在学界尚有争议，以何道宽教授为代表，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而邵培仁、陈世敏等学者则支持译为媒介生态学，而本文的两位作者也倾向译为媒介生态学。因为译为媒介环境学虽然能够突出此学说重视媒介技术的环境效应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人与媒介环境的生态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 同上，第12～14页。
[5] 徐永贵、梁启冰：《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分析》，载《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页。
[7] 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 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9]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关键词：媒介融合 物联网 媒介 延伸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为例，它们确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方便和惊喜。从发展趋势来看，下一代的信息产业发展将更加快速，其中媒介融合与物联网的实现将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向。目前，美国许多新闻学院已经开办媒介融合专业，为未来实现媒介融合做起了前期准备，国内外有关物联网的各种创新发明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光明图景。《理解媒介》一书中有关媒介的理解和诠释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呈现出它的经典和魅力。本文以媒介融合与未来的物联网为出发点，试图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日益发达，对我们的传播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前iPhone、iPad等新的媒体平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智能化的多样化的媒体终端给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冲击。“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和业界提起，它将是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但目前而言，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当前的融合媒介是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融合新的传播功能的综合载体，例如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融合的界定指标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将实现统一形态的媒体平台。从它的发展态势看，这种融合不仅包括媒介融合，而且包括媒体与受众的融合，这两者是深层交织的，未来会更加融合。从传播形式上看，媒介融合方向下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将趋于一体，成为一个综合意义的传播模式，作为传统媒体的普通受众，将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变成一个个移动的媒体平台和信息互动终端。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媒介融合的时代，先进的媒体终端在持有人的手中变得灵活丰富，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平台，不仅接收着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即时方便地传播着自己的见闻、思想、情感。随着传播技术的演进，媒体平台必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媒体平台，这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媒体，不仅是新技术的推动者，更是被新技术深深地影响着。正如麦克卢汉早年的观点：“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麦克卢汉的观点侧重于媒介技术对人的感觉中枢的影响上，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解构和延伸。媒介融合方向下的技术革新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尺度”，带给我们新的延伸维度，将媒介对人体的辅提升到更好的水平上，更符合人性化的社会需求。在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将打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融合体，一边接受和传播着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一边被这些信息所融合、解构。同时，各种媒介与受众之间的融合也将使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改变，传统意义上媒体权威、高大的形象将有所消融，而受众的主体意识将会逐渐苏醒，成为新技术的推动者。低门槛的参与使他们与媒体的界限减小，通过新的技术平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或许将在媒体平台上现场直播。人们一边观看着与自己一样普通的人的动人故事、点滴生活，一边也在播报着自己的见闻、理念。从媒介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介越发达，留给个人的私密空间就会越小。“虚拟全息传播把传者几乎所有的信息都传达给接收者（如果不能传递所有的信息就形成不了全息），传者被置于毫无保留的传播状态下，人的自我空间逐渐变成公共空间。”②新的技术革新必将促进“媒介化社会”的进程，对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技术都在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积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③网络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学习、娱乐、购物和沟通等环境，而媒介融合将会带来更加新鲜的传播景象和社会环境。丰富多样的个性化产品将是未来媒体传播的重要目标。各个媒体内容的相互嵌入、信息传播渠道和接收终端的多样化都会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媒介融合将带来的是载体的‘先合后分’的局面，即各种媒介产品都将汇流到网络中进行传输，而后又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接收终端中，这样仍然可以保持媒介产品的多样化。”④这样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将成为人们不同形式的触觉、视觉、听觉等的延伸。人们依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接收信息，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延伸”方式信息。“在这个电力时代里，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⑤这些预言在今天都变成了对媒介发展方向的强有力的形象描述。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隐去了对社会机制等现实因素的考察，但是从单纯技术方面来说，他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璀璨的媒体发展前景。
从物联网理解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视野下的媒介似乎无所不包。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阐述了多种媒介，不仅包括他视为神经中枢的电力媒介，还包括机械媒介、自行车、飞机、电视、电报、汽车、服装等，这些在他眼里都成了人体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而当前与物联网相关的发明方兴未艾，这给未来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和人、物互动提供了方向，更在很大程度上给麦克卢汉思想领域里对媒介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⑥。2010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物联网（传感网）博览会上，一批吸引眼球的最新科技成果首次亮相。“新型笔记本电脑无限防盗装置”、“智能名贵花卉培育能手”、“智能输液感应器”等一批由大学生激情创作的科技成果让人耳目一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各种传感装置实现人的各种梦想。这预示着未来新一轮生活方式的变革。“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份报告描绘了物联网时代的图景：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⑦这预示着未来智能化生活方式将触手可及，舒适的生活空间、便捷智能的生活服务不再是梦想，各种物体都将进入数字化和网络化，将使人与各种物体的关系更加紧密。每一个物体都将成为一个信息平台，而且似乎对主人的需求和意念心领神会。这样的图景或许可以充分地诠释麦克卢汉几十年前所说的“有了电力技术，一切实在的商品都可以借助信息电路，以实在商品的形式被召唤到我们的眼前”⑧，而物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智能化生存方式的变革是大势所趋的，我们不得不感叹麦克卢汉奇迹般的预言。
媒介融合与物联网的实现，是信息技术发展趋向中的两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样的信息平台和终端，它们都将更加方便、人性化、智能化，与人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不管麦克卢汉在媒体不够发达的年代里遭受过怎样的非议和批评，他的一个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理解媒介》将会承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媒介融合与实现物联网的必然趋向外，信息技术将出现怎样横向或纵向的飞跃与发展，信息的沟通与传达以及未来生活空间将会怎样的便捷与舒适，我们将翘首以待。
注 释：
①③⑤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28日。
④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2009（2下）。
⑥⑦http：//省略，中国宁波网，2010年5月14日。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