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 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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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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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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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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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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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
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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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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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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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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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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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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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
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着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从公共行政专业演化来的,而公共行政专业则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英国传统的政府管理者多毕业于像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名的大学,并取得政治学、法学或其他文科学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从5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伴随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员。适应这种需求,在英国开始出现“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市政管理专业证书”起初仅是一种职业资格证明,并不是专业学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术学院作为职业大学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些多科技术学院中,“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专业学位。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来自富顿(Fulton)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建立富顿委员会的目的是检查公共服务,在该委员会1968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务员及其他各类公共服务人员都应该有明确的专业教育背景,而不单纯是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来接受大学毕业后的再教育。而且,当时富顿委员会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因而,正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迅速发展,并要求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职业化的背景下,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在多科技术学院里诞生了。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并不是从政治学专业中分化出来的,也不隶属于政治学,它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公共服务职业化的需要,产生于英国早期职业教育机构———多科技术学院之中,这也为英国公共行政专业后来进一步向更具实践和技能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转变埋下了伏笔。
1968年,英国第一个公共行政专业的学士学位在Sheffield多科技术学院被授予,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已经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学士学位①。虽然公共行政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职业公务员,但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仍建立在社会科学之上,以政治学为主,辅助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社会政策分析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大学也开始设立起类似于公共行政的专业。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政府研究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Kent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种是从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第一种类型偏向于政治学,第二种类型则已经开始倾向于经营和管理科学传统②。1979年以后,伴随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公务员需求的变化直接冲击了多科技术学院和部分传统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使之开始由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转向以经营和管理学科为基础,并且更为关注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新的课程,像经营战略、管理学、营销和财务管理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而进入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多科技术学院公共行政专业学科基础转换过程中,英国“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起了关键性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协调和监督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英国政府建立了两个委员会,1973年建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业教育委员会(BEC)。公共行政教育隶属于BEC。1983年,两个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采纳了与一般商业教育更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观点,使公共行政成为BTEC商业和金融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属的商业和金融分委员会负责。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响应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新型公务员的要求,职业技能训练取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公共行政课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进一步体现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学科交叉”的主题。BTEC曾对“通用技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开发、与别人一起工作、沟通、管理目标和解决问题、应用计算、应用技术、应用设计、创造在内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属的多科技术学院的课程都必须围绕提高这些技能来设计。虽然英国传统大学并不受BTEC指导,可以自行设计课程,但由于BTEC在英国职业化教育中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这使得传统大学中的公共行政课程也从强调理论知识和社会科学基础转向强调技能和经营管理基础。一场席卷整个英国教育系统的“技能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多科技术学院还是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都更趋向于应用性和操作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为永恒的主题③。正是这场“技能运动”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彻底转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国还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和5所传统大学授予公共行政学位,但到1997年,英国竟然没有一所大学再单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在现有的16家进行公共部门研究和学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共行政学位已经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两种学位所取代[2]。虽然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型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过程,但真正的突变却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许多科技术学院像传统大学一样自行决定专业和课程设置,提供高教产品,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多科技术学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的8所多科技术学院)得以升格为大学,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大学”。从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几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学位名称都消失了[2]。从公共行政裂变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在核心课程设置中更体现了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决策科学和公共经济学等成为公共管理专业首选课程。即使在公共政策专业,技能导向也越来越明显,学科基础也更倾向于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1]。英国大学公共部门研究的专业和课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由其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技能运动”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响之外,来自英国大学商学院的竞争和冲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术学院和传统大学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MPA),相关的硕士学位专业和课程要么隶属于政治学或政府学系,授予文科硕士学位(MA),要么隶属于商学院,授予理科硕士学位(MSc)或MBA[3]。20世纪80年代席卷英国高等教育的“技能运动”,不仅影响到公共行政的学士学位课程,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萨切尔内阁支持公务员取得MBA学位,而不是与公共行政相关的硕士学位[2]。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或政府学系中与公共行政相关的MA学位的规模日益萎缩,而商学院中相关的硕士学位尤其是MBA课程却急剧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商学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类MBA课程,其名称为“公共部门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它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数,竟然和商学院完全一样。而且,在课程设置上,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课程。
例如,Aston大学商学院公共管理系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组织变迁管理、营销管理、公共政策、客户服务和质量管理、应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则包括:治理和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大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学是英国最早、也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在商学院中创办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学之一,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则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机构。从这两所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核心课程设置上不难看出,英国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导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课程已经很难与一般MBA课程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说,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门MBA阻止了MPA专业在英国的出现,反过来,也进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专业的发展空间①。因而,英国大学商学院大规模培养公共部门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专业20世纪90年代最终转向公共管理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由公共行政教育演变而来的大学公共管理教育,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显著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1)更强调实践导向,而非理论导向;(2)更注重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而不是政策制订;(3)从社会科学基础转到工商管理基础;(4)由重视知识到强化技能[1]。伴随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转型,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与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显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教学倾向于单向式教学,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学则强调双向沟通式教学,以学生和问题为中心,更注重未来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实际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及其所需各种实用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学方法较之公共行政则更为灵活多样,已不限于单纯的课堂教学和讨论班。像商学院其他工商管理课程一样,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分析也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还包括实地调研、实习(如三明治课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实际部门的实习)和计算机模拟等。目前,在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灵活的教学模块和跨专业的联合或荣誉学位,已经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教育的鲜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未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学生。
二、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及其危机
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形成要早于大学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20世纪初,英国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由Webb夫妇建立的,他们的经典研究工作是关于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系统研究。Webb夫妇具有实用主义形式的关于外在于政治过程的政府职能的研究工作,长时间主导着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风格[4]。在Webb夫妇的积极倡导下,1922年,英国皇家公共行政学会成立(RIPA),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和咨询组织,旨在发展作为一种职业的国民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推动公共行政研究。RIPA创立的第二年,英国著名的《公共行政》杂志创刊。RIPA的创立和《公共行政》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建立起来。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个领域的工作:其一,运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职业实践;其二,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学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国家中公共行政所应遵循的原则[5]。为此,RIPA定期举办各类演讲和会议,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联系,支持个人研究,并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6]。RIPA对于维系和促进英国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规模都十分有限,真正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也很少,研究主题主要是对英国政府的历史描述和运作现状的批评,研究方法多采用历史案例分析,即通过历史史实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组织结构、职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7]。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整个60年代都被称为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英国政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此时都从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跃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4]。在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的学术领域被定义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就是将公共服务看作由政府供给的产品,重点研究政府的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它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概括地说,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2)相信政府“计划”可以弥补市场失败;(3)捍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8]。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范围开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两个学科的迅速发展及其向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广泛渗透[7]。
组织理论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国的本土化发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学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的,他们由此创建了组织理论学科发展史上世界闻名的Aston纲领和Aston学派。Aston学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这段时间,他们运用大样本的制造业企业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一套组织理论中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如规模、专业化、集权、规范化、标准化等等,用它们对组织结构进行测量,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变组织理论。Aston学派后期的工作是将权变理论运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开创了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过程的先河,并为英国公共行政领域中研究范式的转换创造了条件[9](p.90)。英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研究内容集中于政策过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强调在政策形成和传递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网络分析,同时也更为关注政策内容和结果评价以及与提高政策质量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基础已经不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开始进入政策分析领域。英国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洁空气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Birmingham大学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学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学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评价、政策网络分析等至今在国际上仍颇具影响[10]。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虽然并不是隶属于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的研究领域却与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作用,同时也为该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英国,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使得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面临潜在的危机。盖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经指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胁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很多学者通过运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和政策分析来研究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学术努力又恰与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战略规划、预算改革和公共服务战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时,学者和实践者都相信通过运用战略管理、结构重组进行有效改革,可以创造出更具响应性和说明义务的行政单位,并发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围扩大了,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学者,还包括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管理研究专家。然而,也恰是从这时开始,传统的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开始消退,而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11]
胡德(Hood)也认为:“英国公共行政从70年代已经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弱点。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论建构相当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案例分析,而且这些研究经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识而非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导致它极其易于遭受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的攻击。”[12]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已经面临其他学科诸如公共选择和公共管理的挑战,但它的真正危机还是来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已经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传统的公共组织科层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级制、规则和普遍有效性原则之上的,这些原则随着政府职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内部市场机制、竞争定价、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公共组织的性质、目标、结构和相关利益领域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迫切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并开始成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世纪80年代所资助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中也不难发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政府间关系研究”和“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是依据政策、职能和活动领域的变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寻求对政府间关系、政策制订、实施和说明义务的新理解。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则是建立在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类型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及其相关的政策网络形式[7]。可以说,ESRC所资助的这两个重要研究项目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围,相反,却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三、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续危机,到90年代终于酝酿出一场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转换。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国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标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学会于1992年7月因破产倒闭而寿终正寝[6]。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为主导研究范式。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有两大理论支柱,即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7]。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是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公共部门同样适用,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义强调授权、职业管理、明确的标准和绩效测量、结果管理、货币价值、客户导向等等,这恰好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3E标准(即节约、效率和效益)给出了合理性说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强调作为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失败而不是市场失败,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基于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化、合同外包、准市场和消费者选择,这为英国公共部门私有化、政府职能化作出了理论注解[13](p.47)。无论是管理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已经不再将公共管理看作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仅仅等同于是单纯公共部门的管理,而是将其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个过程中由各种不同角色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治理,这些角色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会集团,压力、行动和利益集团,社会志愿组织,私人和商业组织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门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务是如何供给的。基于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横亘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之间的那些传统界限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治理(gover-nance)成为核心问题。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关系实现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为复杂的机制、过程、关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调解他们的差异。在一个给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保护其差异和表达其利益的能力是与他们在治理过程及其实施机制中的利益和权力配置相关的。因此,治理过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参与、负责、平等、具有说明义务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网络中谁行使权力及其行使权力的程度的函数①。一般地说,好的治理包括四个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说明义务(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护人权(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经济资源或公共服务的基于效率的狭义管理,而且还包括使政府更开放、更负责、更透明和更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仅涉及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更关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说明义务”关系,亦即人民不仅仅是消费者或顾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权力要求他们的政府对其所采取的或没有采取的行动做出说明,公民确实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理想的低税率,但同时他们更期望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能够得到尊重[14](pp.4-5)。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公共治理”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在这个议题下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研究问题,如说明义务、国家或地方公共服务网络、伙伴关系、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组织能力、机构、合同外包、政策网络等等。
一、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基础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及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管理学及公共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研究领域的视野、范围、理论和方法论不断地发生改变，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当代（70年代以后）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已大异其趣。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渊源来自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人所奠定的。威尔逊在1887年所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诞生的象征性标志。这篇文章对公共行政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作出规定，是该学科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1911年所写的论官僚机构或科层制（即建立在文官制度基础上的政府体制）的论文则对后来公共行政学研究以正式的政府体制为焦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行政学的形成也受到了（工商）管理学的强烈影响，即受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学管理学派的示范性影响。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泰勒（FredricW.Talor）的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并利用和发挥了法约尔（M.Fayol）等人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思想。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由于政府改革、科学管理运动和政治学中的新学科方向的推动，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开始出现。其典型的标志是1926年同时出版的两本教科书：一是怀特（LeonardD.White）的《行政学研究导论》和威洛比（WilliamF.Willoughby）的《公共行政学原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学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逐步发展，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生教育项目以及公共行政学院。
二战后，随着政治学领域中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公共行政学传统因其内在的缺陷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例如，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在“公共行政学中的三个问题”（1947）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学忽视规范价值等方面的批评；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在《行政行为》一书中对传统行政学所提出的行政（管理）原则所作的批评。尽管这样，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以及“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的出现，公共部门或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政策科学（政策分析）以及“新公共行政学”，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导地位终结。“新公共行政学”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青年行政学者对传统行政学提出挑战而形成的“新”理论。它强调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然而，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研究领域新范式的是政策科学。政策科学力图克服传统行政学的一系列弊端，要求将科学知识、方法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一种以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公共部门或政府研究领域的新“范式”。政策科学提倡跨学科、未来研究，提倡以问题为焦点而不是以学科为焦点的知识产生方式，并以行动取向，体现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新范式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在70～80年代极为盛行，导致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院的衰落，许多著名大学将原来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所或学院改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或新开办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研究生院）；即使保留公共行政学名称的研究所或学院也大量增设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或在公共行政学课程中大量增加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
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公共部门及政府部门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即（“新”）公共管理学“范式”开始出现。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更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公共管理学突破了传统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之中。例如，它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经济人”假设、市场竞争、成本—效益分析、交易成本等当作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利用了当代（工商）管理学的成就，将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它把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对于公共政策、政策系统和过程的研究成果以及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溶合于公共管理的理论之中。
由此可见，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的变化——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突破。应该说，这一领域的名称并不是统一的，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事务（学）”（PublicAffairs）、“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PolicySciences,PublicPolicy）、“公共管理学”（PublicManagement）等等。但在不同时期常用的名称有所不同：60年代以前一般称为“公共行政学”，七八十年代流行“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公共管理学”这一名称［70年代以后“公共事务（学）”也使用得相当普遍］。
二、国外MPA的培养方案
MPA学位是建立在公共管理及政府研究领域（学科）基础上的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它的英语名称是“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asterofPublicAffairs”以及“MasterofPublicPolicy”（MPP）等。MPA项目专门为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机构培养公共服务的高级人才，与MBA（工商管理硕士）为私人部门尤其是公司企业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相对应。下面，我们以美国为例，介绍国外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及其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1.培养目标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
种通才教育（generalisteducation），它的目标是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以及（高级）职员。MPA研究生教育项目要为学生提供这一项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与国际事务学院MPA项目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通才——那些能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处理复杂公共问题的高级人才。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University）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PA项目的培养方案是这样规定的：MPA学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职业（Professional）学位，它主要（而非绝对）是为那些打算去各级政府机构和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中的公共服务就职者而准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现在的口号是“为21世纪准备领导人”，它的MPP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公共部门的政策分析者和领导者；通过一个严格的二年制训练计划，为未来的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管理者准备其职业所必需的广泛技巧和概念框架。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学院）MPP项目的培养方案规定：“MPP的目标是为有效的公共政策实践建立起智力框架并提供分析工具，它的课程设置是培养学生?治鑫侍夂陀行Ы饩鑫侍獾哪芰Α薄?/P>
MPA及MPP毕业生的实际就业情况与各校所提出的培养目标及去向相符。这些MPA学位获得者的就业背景十分广阔，主要是在公共组织或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服务工作，也有少数在私人部门（公司、企业）的行政部门就业。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协会、基金会、工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公司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是MPA毕业生就业的四个主要机构。
2.学制、培养方式与学位要求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理论;高校管理;文献综述
新公共管理理论近年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无所不在,丰富多彩,凡有公共活动必有管理方法。所以,在高校管理中同样理应场面热闹,新论迭出。但通过检索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高校管理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一、现有研究成果状况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目录下进行文献检索,通过对2000-2015年间与本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关于高校管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因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2、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也比较多,体现了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趋势的认可和重视;3、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文献检索结果较少,反映出研究者对这个研究问题角度的忽视。
二、现有研究的基本观点和认识
(一)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到外部取向的转变,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强调管理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两大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认为“从实践来看,它是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理念、新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是以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为基础,对行政与管理概念、内涵的重新解读,对经济理论、私营部门和技术变革的关系进行再次梳理。”中央财经大学周湘林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公民为本、市场化、结果导向、分权协作、民主参与、多中心自主治理等理念和指导原则,旨在促使政府职能从‘划桨’回归‘掌舵’,并走出规制导向的困境。”虽然研究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相同点主要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人为本,加强公共部门内部竞争,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措施等。对我们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研究高校管理具有启示和帮助作用。
(二)关于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现状
从已有文献来看,当前研究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研究着重点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上。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把当前政府与高校关系的问题主要归为两类:1、政府对高校行政的干预;2、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表示近些年来,由高校外调入高校任职的干部逐渐增多,高校中政府对高校的严格管控,因而高校中出现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让高校中逐渐缺乏学术氛围。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湘林教授提出政府应采取何种模式管理高校的问题。通过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模式分析,指出我国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管理模式仍主要表现为“政府服务”模式。并提出基于契约的高校管理模式,即政府与高校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协商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通过中介机构的评估,帮助双方判断和辨明对方是否尽到应尽之责,即政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和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产出责任。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其他方面的研究有教师绩效评价角度、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等,目前尚不足,还有待深入完善。
(三)关于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高校管理的完善
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完善尚且不足之处。河北工业大学石小娟、高骏敬在理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引入竞争机制方面提出建议。主张建立现代化高校,树立服务型的行政管理理念,取代上级对下级的绝对管理模式,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并可以从人事制度入手。在完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上海外国语大学吴慧针对目前高效管理队伍中存在的管理角色模糊、管理观念陈旧、管理效率低下、管理目标粗放等问题提出完善措施。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责任和结果的强调及突出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对服务理念的追崇等理念,研究者吴慧认为应转换职员任用机制,在管理上强化岗位聘任和岗位考核,打破职务终身制,增强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率。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属于紧缺的公共产品,高校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现在高校的复杂程度、参与社会领域的深入,对高校本身的管理也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因此,对高校管理的完善在今后也应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对现有研究的基本评价
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们乐观地认为，政策分析将成为政府中的一项新职业，因而，政策学院及政策研究必须以培养政策分析员为己任。(1)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政府工作在性质上只有很少_部分属于分析工作，绝大部分都属于行政或者说管理性质的。因而，即使政策分析能够成为—项政府职业，其“市场”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如果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政策学院都致力于培养政策分析员，那么，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中的很多政策学院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政策学院必须将重心重新调整到行政或者说管理的方面上来。如此一来，政策学院和政策研究又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院及其研究有何区别?如果没有，它们将如何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些现实的追问下，公共管理的概念成了这些政策学院既强调行政管理的内容又与传统公共行政学院及其研究保持必要距离的两全选择。事实上，正是借助于这些政策学院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度走向沉寂的公共管理概念也得以重生，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公共_、起源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管理”
在20世纪40年代“公共管理”的概念曾一度流行过，但是，学者们并未赋予其不同于公共行政的独特含义，所以，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在学术文献中的出现频率明显下降。当然，由于1926年由《市政经理杂志》更名为《公共管理》的刊物一直存在，也就使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没有消失。事实上，弗雷德里克森在《通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而在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弗雷德里克森还多次在《公共管理》杂志上发表过介绍新公共行政思想的文章，意欲表明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当时并不排斥公共管理的概念。不过，从理论上看，作为一场旨在维护公共行政概念的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与公共管理的概念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尽管它没有对这一点加以论述。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概念的再度流行是与新兴政策学院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流行是政策学院发展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哈格罗夫(ErwinC.Hargrove)所说的“‘公共管理’是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与APPAM(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协会)所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其所指的是过去被称作‘公共行政’的东西。
如果哈格罗夫的说法是准确的，如果这些政策学院所使用的公共管理概念所指的就是公共行政，那么，为什么又不直接叫它公共行政呢?对此，波兹曼的分析是：“政策学院过去所着重的是正式的定量分析，尤其是应用经济学。不过，它们开始日益认识到了一种严重的局限：公共部门对于正式定量分析或政策的‘宏大设计’的需求极小，而其对于管理的需求则是很大的。政策学院需要某种类似于公共行政，但又不属于这一‘老式的'手艺导向的东西。于是，公共管理就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而被发明了出来。19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员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并开始构想(如果还没有开始实施的话)公共管理的课程了。威尔达夫斯基也看到“有些学院(如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与马里兰大学的公共事务学院)开始更加强调管理的重要性。目前来说，这意味着在常规课程之外少量增加公共部门会计与财务(征集收入、借款、还债、投资、以及通过支出分配控制内部运作)的课程。通过置换一个词语，即从‘行政’到‘管理'公共行政的旧世界在‘公共管理’的新名号下得到了复活。〔5〕在这两段话中，波兹曼与威尔达夫斯基都指出了公共管理概念从政策学院中兴起的事实，但他们对于这一事实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威尔达夫斯基倾向于哈格罗夫的观点，认为这种变化只是“新瓶装旧酒”，并不包含内容上的进化。因此，所谓公共管理其实也就是公共行政。但是，根据波兹曼的分析，政策学院所采纳的公共管理概念则是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概念有所不同的。尽管他们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同，但都把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政策学院联系在了一起，这应当是合乎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正是，公共管理的概念是被作为政策量化分析不足的补充而被提出来，并加以使用的视角。所以，阅读这一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公共管理的概念是经常性地出现在政策分析的文献中的，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完全量化分析的政策分析途径。
1979年，APPAM正式成立，1981年，该协会将旗下两大杂志《政策分析》与《公共政策》合并为《政策分析与管理学报》，无论在职业团体还是在专业杂志的名称上，“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都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表达。1982年，在新的《政策分析与管理学报》上，APPAM主席、兰德公司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沃尔夫(CharlesWolf)发表了题为《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的文章，提出了“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是一个新领域”的观点，认为这一领域“有六大特征可以把我们的领域同与其相近并对其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其他学科和专业区分开来。……第一，政策分析比经济学或操作研究更加关注更为广泛的政策问题，因此也更关注分析的跨学科方面。……第二，政策分析比政治科学或公共行政学更具有定量性、统计性与更加数学化。……第三，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比系统分析和操作研究更加关注政策的执行和管理，视其为好的分析的入门与构成部分。……第四，政策分析比经济学更加关注规范性问题、客观职能的替代性说明、公平(包括其极其广泛的解释与标准)、伦理以及道德困境。……第五，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经常并日益与涉及工艺学、工程学以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和选择联系在了一起。……最后，政策分析已经与编程实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6〕在这段话中，政策分析的出现频率显然比公共管理要高，且公共管理总是尾随政策分析而出现的。这表明，公共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策分析的一个途径，或者说，政策分析是当时政策学院研究与教学中的基本内容，而公共管理则是从属于政策分析需要的另一项内容。不过，在稍后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的从属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获得了不同于政策分析的管理内容，再到后来，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的关系甚至出现了颠倒。总的说来，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在政策学院中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属于政策分析到作为政策分析之补充再到包含了政策分析的过程。
在政策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公共管理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内容也体现在政策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比如，在杜克大学的公共政策硕士(MPP)项目中“其核心课程包括政策过程、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决策分析、数据分析、评估)、伦理学、宏观经济学以及一个政策分析研讨会。在这些核心课程中增加了一门一学期的公共管理调查课程，此外，学生们还被要求从一份包括高级调查课程、预算或财政管理的选修名单中选择一门额外的公共管理课程。哈佛的MPP核心课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哲学与实践、政治与组织分析、决策分析、经验分析(数据、研究设计)
以及一个政策研讨会。这一核心课程也被加上了_门_学期的公共管理调查课。此外，学生们还可以选修大量更加专门化的公共管理课程，包括核心调查的进级课程。在埃尔默尔(RichardF.Elmore)看来“使管理与政策分析杂交，制造出了_种显著不同于公共行政的混合物。这些差异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第_，由于其与经济学理论的原初‘契约'政策分析对政府干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CharlesSchultze称之为一种‘可辩驳的假定'即‘实施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理想模式是通过……私人性质的志愿安排——简言之，就是‘私人市场'政策分析大体上就是在‘界定使这一假定真正可以辩驳的条件'……第二，政策分析是规定性的和政策驱动的。这种对于好的决策及围绕它的分析框架的专注，意味着公共管理更有可能将管理者视为决策制定者，并告诉学生，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分析与决策，或是作为那些分析与决策的人的下属。……第三，政策分析与政策一行政二分没有任何关系。……通过将学生视为决策制定者，或决策制定者的咨询对象，而不是决策制定的观察者或对象，公共政策项目表达出了一种政府就是政策制定的观念。……换句话说，管理就是政策制定。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作为一个主要在政策学院中得到使用的概念，公共管理被赋予了强烈的政策内涵与市场属性，在这一点上，它有着不同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内容，至少“‘公共管理’思想中不存在传统公共行政思想中极为常见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
当然，正如公共行政学者在公共行政的概念上也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解读，政策学院中的那批学者们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彼此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产生于1960-1970年代的美国的新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尤其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将‘公共管理’引入了它们的课程安排之中，正是这_举动使这一概念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通货，并引起了_场新的学术运动。这场运动将其自身与在前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院以及大学中流行的正统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途径区别了开来，正如15、16世纪的新教教会将它们自己与旧的教会体制区别开来一样。到了1980年代‘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地可以同时用来指称一种活动与一个研究领域，尽管它相对于公共行政与一般管理科学的独特性仍然是难以捕捉的。作为一个概念，就像之前的公共行政一样，由于被用于学院及其课程中，由于频繁地出现在期刊与书籍中，由于一些会议机构用来命名，公共管理日益为人们所熟知。”‘‘在1980年代，在关于公共部门的著述中，公共管理倾向于取代公共政策分析而成为一个支配性主题。可见，通过这些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学院的活动，在公共行政研究史上一度流行又一度沉寂了的公共管理概念不仅得到了复活，而且被深深地嵌入了既有的大学体制与社会科学体系之中。
二、作为研究主题的‘‘公共管理”
随着公共管理的概念进入了各大公共政策学院的核心课程，以公共管理为题的相关文献也迅速地增多起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戈伦别夫斯基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波兹曼出版于1979年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以及佩里与克莱默(JamesL.PerryandKennethL.Kraemer)出版于1983年的《公共管理：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观点》等。〔12)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公共管理已经从—个学术概念变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的重点关注。1975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下设的StudyCommitteeonPolicyManagementAssistan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将公共管理分为政策管理(包括资源分配的战略性问题)、资源管理(包括预算、人事等行政辅助职能)、以及项目管理(包括公共项目的日常运作与执行)三大范畴。这一三分法在吸引那些希望整合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的群体上是相当成功的。”〔13〕接着，1978年和1980年，GeorgetownPublicServiceLaboratory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NAPA)分别进行了两项调查，欧弗曼(E.SamOverman)和加森(G.DavidGarson)在评价这两项调查时说：“乔治城调查将公共管理的要素分为：人事管理、人员规划、集体议价与劳资关系、生产率、组织/重组、财务管理以及评估研究。NAPA调查采取了一种更广泛的途径，只描绘了公共管理的三大要素：人事行政、生产率以及财务管理。〔14〕可以看到，这三份研究报告都提到了公共管理，并各自表达了对公共管理的认识。显然，1975年的报告对公共管理的描述反映了政策学院中的新情况，而1978年与1980年的两份调查则体现了更多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特征。虽然在对公共管理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公共管理作为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的地位已经被确立了下来，从而为其含义的进一步丰富和明晰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次调查都是由联邦机构资助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的研究对象属于官方机构的研究成果，所以，所呈现给读者的也是官方研究机构对公共管理概念的理解，至于学术界是如何看待这一重新流行起来的概念，在这三份研究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有鉴于此，1980-1981年，NationalAssociationofSchoolsofPublicAffairsandAdministration组织了一项新的研究thenational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urvey(NPMRS)，对于学术界的公共管理研究做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和调查。这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反映在加森和欧弗曼的《美国的公共管理研究》(PublicManagementResearchintheUnitedStates)〔15〕一书中，他们认为“公共管理根源于公共行政的思想传统。〔16〕因此，要弄清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历史脉络。为此，他们回顾了自古利克提出POSDCORB以来的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状况，并发现，‘‘在一份完成于锡拉丘兹大学的先知性的博士论文中，华尔德(EmanuelWald)通过对整个美国的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的调查而勾勒出了公共行政学在两个维度上的特征。华尔德所描述的关于公共行政学未来的意见模式，表明了一边是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另_边是管理与政策科学之间的分裂，并如他所说，反映了‘公共行政领域中行为主义与非行为主义的传统对立’。”17)“正是由于公共行政学两大传统的分裂，公共管理才搭着政策科学的顺风车而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政策分析将政府的政策与项目作为其分析单元，公共管理则聚焦于贯穿在各政策和项目领域的政府行政职能和过程。政策分析学者已经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把全部行政与管理问题都包括进来的地步，政策执行与政策效果等问题也在同等范围内被纳入到了公共管理的视野之中。”18〕也就是说，独立于公共行政学的公共管理研究从政策科学中产生了出来，并通过与后者的互动而开始了最基本的自我建构。
在对NPMRS调查的认真整理中，欧弗曼和加森总结出了当时公共管理研究的六大特征：
第一，“公共管理仍然与关于行政的科学管理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二“公共管理信奉关于公共行政的更为理性化和技术性的解释。……公共管理仍然代表着对于今天的公共管理和政策问题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救治方案。大多情况下，公共管理回避了对公共行政所作的新自由主义解释。在所调查的公共管理研究中，‘新公共行政运动’所倡导的社会正义价值、公平与责任的标准等并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而是仍然局限于作为政治理论的公共行政探讨之中。很少有研究会认为公共管理最终是一个政治理论的问题。……公共管理研究通常所遵循的，是西蒙在1946年描述的作为一种行政理论之途径的理性方法论。
第三“公共管理以一套相对狭窄的评价标准反映了经典的行政原则。……古典公共行政的基础是采纳自私人部门的经济与效率的标准。行政诸原则——专门化、统_指挥、控制幅度——的目的就是最大化这些行政标准。……效能(effectiveness)是公共管理研究所使用的最主要标准，效率(efficiency)则远逊于此。在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公平与责任的标准出现的极少。效能标准维护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通过衡量的与预先设定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管理效能而回避了规范性问题。对这些目的和目标的证明，更多属于政策研究和政治科学的范围。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变量所展现的当前的公共管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策执行与影响的效能。
第四“公共管理不是关于与政治背景相分离的行政的研究。”
第五“公共管理在其方法与技术应用上与公共政策分析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政策与管理研究的适当类比是经济学中关于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分。政策研究所强调的问题多是处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宏观层面，而管理问题则主要处于组织或微观层面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的联姻不只是出于概念上的方便，而是包含了对许多技术的共享，诸如成本/收益和成本/效能分析、PERT、MBO、ZBB等等。
第六“公共管理是一种拥有多学科来源的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命题的应用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公共管理从所有领域和学科中挖掘其理论，但与公共行政学一样，它现在也发展出了某些自己的理论。……然而，在大多情况下，也许是由于公共管理研究很少表现出理论检验性，本样本中各种研究背后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研究都采取了案例研究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这对于研究目的的应用性质和使研究与一种组织背景相关联的需要而言，是更为适当的。”
总的来说，在上述六大特征中，“前三者将公共管理置于了一个理性和科学的领域之中，它所关注的是技术与效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管理仍然处于科学管理和行政科学的传统之中。后三者则强调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政治维度，强调它与政策研究和政治科学等学科中更为广泛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管理超越了传统的分析，并可以宣称，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综合。”
［关键词］ 本土化；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66―06
Abstract:Sinc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ience has restored, It has been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science branches,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ldom accomplish effective academic and social influence, Academic production fi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ain identification by large community; Because of lack of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normal research methods, Besides the inanition of research problem,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production seldom provide academic production with high quality, which mak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ce identification crisis. In order to walk out of this initialization stag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munity must be fully aware of its underlying influence, try to solve 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main paradig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Key words: indigenous;research problem;methods;identification crisis
公共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共行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该研究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影响亦有所提高。然而，公共行政的研究成果，并未在实践部门与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足够广泛的认同，普通公众仍然将其理解为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难以满足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需要，社会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学术社区中，公共行政研究仍被判定为处于学科发展的初始化阶段。尽管二者对公共行政研究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共性是一致的，即公共行政已有研究所生产的知识，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这种研究现状，当然有历史的原因，该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还比较短暂。但是，本着一种学术自觉的追求，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惊醒，毕竟公共行政研究既有的学术地位与其研究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反思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努力进行改善，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本文的目的不是贬低以往研究的质量，而是尝试将纳入分析视野里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中观层面的评估，希望通过阐释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剖析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改善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
一 非本土化研究的误导与迷失
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研究的非本土化，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学者关注的对象并非国内公共行政的实践与问题，非本土化研究主导着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格局。中山大学的马骏教授将其称为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指出“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家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而不是中国公共行政本身”［1］，本土化的研究非常不足，尽管个别公共行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尝试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研究的努力，但是并未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流方向。
公共行政研究形成这一基本范式是可以理解，公共行政在国内的发展毕竟只有二十几年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时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正是这一研究导向与前置性的学术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成为公共行政学科产生认同危机的起源。问题决非只是马骏教授言称的“非中国化”那样简单，他对于这一问题危害的认知过于简略，对“非中国化”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与说明。鉴于学科知识引入的必要性与学术研究进行国际知识对话的必然性，仍然有必要深入剖析国内非本土化研究的文献。一方面，可以探析其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负面影响，引导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关注点由国外向国内转移；另一方面，指出学科知识体系引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知识引进的质量。公共行政研究之所以产生认同危机，在以下三个方面与非本土化研究密切相关，值得引起广大学人的重视。
首先，非本土化研究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不能为理解国内的行政管理提供系统的知识，在对公共事务的辩论与社会讨论中难以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坐视其它学科分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对自身研究领域的侵入，使得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甚至是个人经历，因而社会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和其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作为中立性的“科学”特征，“我们没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设想，公共行政学的原则在任何民族国家中会同样有效，或者在某个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公共行政措施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中必然也会取得成功。”［2］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汪丁丁与林毅夫教授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依据经济学学科的特点，阐发了盲目尊奉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但是，反观学科知识更加直接受政治环境制约的公共行政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并未受到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国内公共行政学者所提供的大部分知识，充满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耳熟能详的一些学术用语如“铁三角”、“互投赞成票”等，实质上只是国外的公共行政学者，根据特定国家的公共行政的现实，直面行政管理的各种社会现象，所构建的理论概念与解释框架。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根植于特定国家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与心理的具体场域，这些基本理论与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相去甚远，很难对国内公共行政的各种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无助于理解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也难以为政府的实际工作提供符合社会现实的理论指导，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
在非本土化研究格局的主导下，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倾向：以充分掌握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或者获取国外最新的研究方向，作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评判的重要标准，而轻视或冷落本土化的研究努力；在此非正式学术规则的负面激励下，进行本土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风险，二者互为推动，形成棘轮效应，抑制了国内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研究；尤其是早期学者进行非本土化研究所获得的成功，客观上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研究方向，后进的青年学术群体多承袭此研究路向，致使非本土化研究不断持续，误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
其次，由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地位与其学术作品的质量高度关联，非本土化学术研究自身的迷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行政的学科地位，成为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一个基本原因，这种迷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公共行政知识的选择性引入，获取的知识比较片面；二是盲目接受国外理论研究结论，缺乏批判汲取的学术精神。首先，非本土化理论研究先天的不足，造成对异域公共行政知识的片面理解。学术是在一个相对有效竞争的学术规则下进行的，相关知识的增进与累计需要学术人共同的努力产生，因而只有在一个本土化研究的框架下，才能获取较为全面的公共行政知识，这先天性地决定了非本土化研究的不足。由于公共行政知识的推进，过分依托非本土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将获取国外公共行政知识作为学术追求目标，由于时空与价值观念的限制，加上许多学者并未在国外获得过正规的学术教育与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缺乏充分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加上在学术观点引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致使获取的许多公共行政知识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加重了知识引入过程所产生的适应性问题，以其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时，常常忽视了国外学术共同体对其的批判，在未对国外公共行政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的前提下，片面强调此类改革的正面效应，将该思潮作为严谨的理论进行传播，误导了国内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兰志勇教授指出国内“新公共管理的学习，属‘紧跟潮流，生吞活剥’”。［3］事实上，根据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迪格对美国100个大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名不副实：一方面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规模极其有限，局限在一些资产专用性不强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如垃圾回收与街道维护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并不必然能够起到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效果，“城市官员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随着城市的差异和时间的流失而变化，诸如城市中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签约者的数量、城市的政治气候、城市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城市政府的监管与评估体系。”［4］许多城市在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契约到期时将其收回，重新由政府机构提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表现为：当国外将拉斯韦尔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日渐冷落之时，许多学者仍然将其作为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将其作为替代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图式。在引入绩效评估时，忽视绩效评估的社会技术特征以及其与法治和民主价值相得益彰的交互作用，将其过分地理想化与科学化。这些片面的研究或者选择性的引入，使非本土化公共行政的研究呈现一种病态的特质，而且或多或少地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的实践。由于许多研究仍将一些新概念的引入，作为自身学术推进的有效路径，我们所获取和提供的知识，只是一些缺乏有效统一的知识线索或公共行政知识的断切面，研究作品的质量与信度比较低劣，进而影响了公共行政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国内公共行政非本土化研究的另一诟病，是对国外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的盲从，存在着不敢逾越的强烈倾向，难以产生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由于公共行政学科诞生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暂，即使在公共行政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美国，在研究质量与研究规范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国外的理论研究，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进行认真评估后，指出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仍然限于描述问题，并将其概念化的阶段，从学科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国内的非本土化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其进行编译，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使国内关于公共行政问题的研究屈从于国外学术权威的观点，没有超越国外学术研究水平的内省追求，研究的质量与层次必然难以提高，所获得的知识必然不符合本国的国情，如何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中指出“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5］可见，质疑已有的理论研究对于理论向精深方向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成果，乃至研究方法的盲从，无疑制约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与学术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与前面两种不利影响相比，弊端更为深重，将别国未经充分验证的学术观点与学科标准奉为圭臬，湮灭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超越的冲动；尤其是它误导了公共行政研究的青年群体，使其屈从于已有学术权威观点的压力，难以创造出符合国内现实的理论学说，持续地影响公共行政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此问题上，同属社会科学系列的社会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有许多值得公共行政研究学人认真借鉴的地方，他们在学习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努力进行学术超越和开展学术对话，而不是盲目的顺从与驯服，极大地提高了其学科分支体系的质量，获得较高的学术声誉和良好的社会认同。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勇于突破既有的学术羁绊，以开放的心态锐意进行革新，使理论研究在植根于国内公共行政现实土壤的同时，积极开展学术对话，致力于解决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才能生产出能够符合国内公共行政现实的精深理论。
二 研究问题泛化和空疏
如果非本土化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的起因，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则是公共行政缺乏学术影响的另一重要原因。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这门学科发轫之时，即带有强烈的实践导向，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其基本的学术使命之一，实现这一使命则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基本条件。“（社会）科学研究是以个体思维方式从事的社会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他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6］ 而许多公共行政领域理论研究者在学术行政化的影响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官方评价体制下的学术成就，忽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缺乏剖析实际问题的勇气，致使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显得泛化与空疏，作品缺乏现实性与针对性，不但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降低了学术的品格，二者交互作用，加剧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认同危机。
所谓研究的泛化与空疏，主要是指许多研究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研究成果的贡献局限在学术观点的引进与评析上，而对于这些学术观点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与前提假设缺乏认真的思考与论证，缺少理论的验证与辨析。研究的空疏与泛化，一方面表现在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研究上，许多公共行政的研究停留于概念的辨析，盲目追求国外的“学术时尚”，满足于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归纳，这种学术努力对于完善学科的基本知识当然重要，但也是理论研究泛化与空疏的原因之一。国内知名行政学者周志忍指出“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政府改革的研究相当重视，西方政府治理新理想可谓耳熟能详。但除了少数例外，多数研究停留于总结和概括新的提法和新的理念上。”［7］对其他民族国家改革的具体原因与存在的问题，则缺乏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国外行政改革实现的前提条件与实施机制的探讨也比较少见。许多研究作品只是在国外学术思想与观点的导引之下，辛苦地进行概念的辨析与争论，许多学术成果只是已有学术下带有强烈臆想色彩的填词游戏，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创造与思想发明。此外，部分学者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术理念，在对国外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及其经验研究之后，往往简单地推断出相关的借鉴经验，盲目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普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国情的基本限制。事实上，西方的这些理论学说只能是一些“地方性”的知识，或者是“地域性”的经验，并不必然能够适用于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许多研究者将问题的研究停留在逻辑的演绎，甚至是主观的想象之上，鲜有学者能够结合我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符合现实行政环境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国内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缺乏国外公共行政现实的经验感受，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现实难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很难客观地把握国外公共行政的真实的发展趋势，基本判断往往只能停留在已掌握文献的分析与整理上，因而，以之为基础得出的政策建议，其空洞与肤浅就在所难免。
尽管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泛化与空疏，影响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但这只是问题相对不太重要的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对国内的公共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比较稀少。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明确研究问题所导致的空洞性。客观而言，公共行政学人对于国内问题的研究虽未成为主流，但也不乏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然而，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泛化与空疏的问题，这些研究泛化与空疏与国外问题的研究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过于宏大，对于研究问题的界定缺乏明确的界限，致使研究缺乏有效的约束范围，导致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大而无当，追求宏大叙事的系统化，形成了一些看似是理论精品的观点堆积，而缺乏有力度的分析。许多研究只是将不同学者围绕某一问题的观点进行分析综合，而忽视了不同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对于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学术创见。更有甚者，是部分学术作品根本没有研究问题，只是围绕某一研究主体，进行漫无边际的“浅谈”，研究的空泛性便不可避免。二是许多研究问题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假问题”或“伪问题”。“假问题”与研究问题的过于宏大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突出表现为研究问题缺乏真实性，即许多研究设定的“问题”是假设性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由于研究围绕一个大而且空的“假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只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言论。由于公共行政带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从服务于社会的角度而论，解决和解释现实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责任；公共行政研究的“真问题”应该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问题，它不应该是学术研究者的臆想与推测，而是忠实反映公共行政领域现实问题的学术追问；公共行政的研究应该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经验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入揭示出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前置条件、行动意义与社会后果。
总之，正是由于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缺乏对“真问题”的探索，因此难以生产符合国情的“地方性”知识，更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应有的理论指导，社会公众不得不从其它学术共同体那里获取相关的基本知识，这即是其它学术共同体频频侵入该研究领域的外部力量与社会需要，也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努力，难以获得社会认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与症结所在。因此，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认识到自身学术研究的社会性，谨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决非简单地追求个体思维活动的愉悦，必须根植于公共行政的现实领域，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发明与创造。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公共行政的研究不仅可能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二等公民，而且可能因为丧失在自身学术领域的发言权而继续沉沦。
三 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另一突出的问题。如果说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是该领域研究作品质量不高的初始原因，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则，则是制约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瓶颈，它使学科进步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首先，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制约了学科的知识增长。“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规则）指的是知识的辨伪存真、有序积累和继承，以及学术交流、对话和批判性反思所应遵循的一整套规则和标准。”［8］西方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与其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学术研究规范是分不开的，各个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科的传承和扬弃，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学科的对话和批判，才得以持续的繁荣。整体而论，我国的社会科学尚未形成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规范，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公共行政研究方面的问题，则尤其突出。因为其它社会科学分支学界同仁，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大概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心理契约，能够对学术作品的研究质量，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则对此缺乏必要的内省与反思。
由于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研究规范缺乏足够的内省与重视，公共行政的研究一直缺乏学科内部的学术质量评价标准，对理论研究的可验证性与效度缺乏学术关怀，因而难以对学术作品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直接导致许多研究作品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潜在地激化了研究的空疏与泛化，许多公共行政研究总是在综合、归纳已有学术观点上徘徊，缺乏明确的文献综述，既不标明别人的理论贡献，也不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之处。文献综述是理论对话的起点，既然缺乏理论对话的基础，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而且，由于缺乏基本的研究规则，其它研究者难以按照作者的理论观点，遵守大致的资料收集原则，进行类似前置条件下的研究，影响了学术研究作品的可验证性，使后续的研究无法获得比较稳固的研究基础，难以进行必要的学术批评。研究作品往往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稍加综合，便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得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结论与对策意见，根本谈不上学术的创见，难以将研究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倾向，即将理论引述作为理论研究水平的标志，研究论文中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引述。事实上，理论引述并非研究水平高低的可信性标志，只是在进行专题性的文献评估或理论论战时，它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即使从这个层次而言，研究者也必须具体说明这些文献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进行理论的构建或检验。“（文献）引用只能表明作者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资格，而不能用来论证理论的建构。”［9］
其次，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在研究方法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与其它社会科学分支相比，这是制约公共行政研究水平提高的关键原因，是公共行政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工具问题。因为，虽然社会科学整体上尚未建立其规范的学术规则，但大部分的学科分支，已经就研究方法问题，形成了共识，促进了学科内部的交流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公共行政学科，则缺乏这样的共识，无论在研究方法的认可，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都非常混乱。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一是部分学者对研究方法存在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将文字描述理解为定性研究，而把数据分析理解为定量研究，误解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内在本质。二是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存在模糊认识，比如对扎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认识不清，否定其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作用，拒绝将其接纳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将案例事实的列举与堆砌视为案例研究，对如何开展规范性的案例研究，缺乏必备的理解和训练。此外，一些研究还将方法与研究视角相互混同，影响了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颇受许多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的学术共同体轻视，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事实上，关于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问题，早已引起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内有识之士的注意，除上文提及的马骏教授和徐湘林教授外，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都曾对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陈振明教授非常注重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指出“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在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用跨学科研究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10］胡伟教授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底子薄、基础弱的现实，提出“公共管理在其发展之初，就要注意提高学术门槛，重视学术规范、术语和方法，培育自身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尽可能提升公共管理的专业化水平。”［11］认为只有在方法和术语上严谨，才能防止学科门槛过低的倾向。然而，整体而论，公共行政学科在方法论上，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或是简单的理解为借鉴其它学科的思想观点，摘要性地选择适用别人的观点，而置别人的研究方法与得出结论的途径于不顾，难以用开放的心态，采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学术作品的质量。或是囿于自身学术训练的局限性，纠缠于其间的难以言明的学术利益，对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不利于学科内部规范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行政研究停留在初始化的阶段。［12］由于缺乏学科内部的研究规则与规范的研究方法，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意思”，造成该学术领域门槛过低，研究质量难以提升。
大概而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数据的分析，揭示社会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达到理论分析与预测的目的；质化研究方法则是通过田野调查质量的收集、遵守特定的研究程序，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定性与定量研究质量的争论，但质化研究方法的扎根理论、民族志、现象学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在探讨社会个体、社会团体以及组织行为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许多学者不为学科分支的桎梏束缚，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研究各自学科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质化方法也适用于揭露并解释一些在表面之下鲜为人知的现象，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事也能采取新鲜而又具有创意的切入点，而且，对于量化方法所无法铺陈的一些细致复杂的情况倒也颇为得心应手。”［13］加强方法论素养的训练，真正积极、正确地加以适用，深入探测公共行政的诸类现象，不仅能够提升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使公共行政研究步出初始化阶段的困境，促使学术研究根植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高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水平。而且，可以以之为基础，进一步积极地进行学科的国际对话，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影响，有效地解决该研究领域的认同危机。
结束语
公共行政学科的认同危机与其理论研究的质量紧密相关，认同危机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其潜在的或已浮现出的危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信心，因为任何一门学科，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其它社会学科分支，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问题，各个学科也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其研究质量与社会影响的，只要我们能够切实的解决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必然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学术影响。本文针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如何影响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以及学科认同，做了相应的分析说明，希望对此有所助益。
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恢复与重建，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败利钝，已成昔日旧事。然而，与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相比，公共行政的研究还非常不成熟。对后来者而言，关键在于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对待，及时纠正过往研究中存在的缺失，惟此才能继承已有的成就，不断提升该学科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针对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必须本着学术自觉的态度，积极寻求建立学科内部契约性的研究规则，大力倡导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取向，注重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关注公共行政领域的“真问题”，不断提高学术研究的品质，改变研究水平初始化阶段的困境，获取国内的学术认同。并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以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积极进行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对话，力争使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共同体内获得一定的认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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