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产方式；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1－05
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垄断资本》一书的“导言”中，巴兰和斯威齐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关系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专业化和实证化，这导致了对当代社会总体分析能力的丧失，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来说：“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着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1］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当下时代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主题。
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理解。
第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的思考中，生产具有双重的规定。一是作为一般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在这里，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这种意义上的生产，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解读。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时指出，自我意识的真实基础在于奴隶的劳动活动，奴隶的劳动体现了双重性的创造，一是对外部自然界的陶冶，一是对自我的陶冶，正是劳动，才使奴隶最终战胜了主人。这构成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发展的基础，也只有当自我意识产生时，才会产生“人”。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劳动过程，这正如一般的商品交换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一样，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这就涉及到生产的第二个规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概念。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生产的质性规定是最重要的，因为生产的最后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质性规定只是生产的量性规定的载体，生产也不是直接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生产增殖的资本，这使得量化的劳动时间在资本增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品的质性规定让位于产品的量化特征，这是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内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现在则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正是依据生产的历史性规定，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形态。生产的历史性规定，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意识到其生产的内在变化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谈到社会分期时，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社会的时空结构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期而言，一方面，我们确定其生产方式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将之看作是一个同一化的过程，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转折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转变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了协作、分工、机器和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协作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起点，但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协作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又存在着区别。工场手工业还是以劳动力的分工为起点，而机器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主观的分工原则被机器的自我分工所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2］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第二，以生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结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框架的主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本身自动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虽然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核心内容，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因此，从生产出发，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化的存在，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以社会关系替代个体性的要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哲学的基础是个体化的市民社会，而新哲学的基础是人类化的社会，即社会关系人类化的社会，而不是物化的社会。在这里，社会关系具有优先性，所以黑人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成为黑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使社会各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复杂结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化生产逐渐世界历史化的过程。但任何生产不仅是技术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因此，揭示各种不同要素的内在结构性关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主导结构的变化，这构成了从马克思社会形态分析方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方法论。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发生时期还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扩展，那么在其产生之后，政治与文化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在分析现实历史时，既要抓住基础的作用，同时也要抓住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性内容。比如说，在自由竞争时期，如果说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政治与文化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因素一起形成了影响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说经济仍然是基础性的，那么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更转向了政治与文化层面，正是这个原因，列宁特别强调阶级意识的培养，葛兰西特别强调霸权的建构，伯恩施坦的政治参与和道德培育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性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主要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而无法解决。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很快地死亡，而是继续存在。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基础上，其主导性的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调整的？这些调整如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出发，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的方法论自觉。
第四，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目的。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种观念，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构成了一些学者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这种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走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批判理论是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出发，揭示出这个结构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主体在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展开以及对无产阶级对这种矛盾的自觉意识基础上，批判既表现为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也表现为从科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但这种自我批判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应该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揭示这个形态的存在的不可能性，是为了更好超越这个形态。
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讨论资本逻辑的历史形态演变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方法论前提。依据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组织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和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的两个历史性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
二、福特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再次进入一个长足发展阶段，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私人化的公司开始被股份公司与垄断公司所替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14年，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使技术与劳动分工更为合理化，劳动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广，但在两次大战期间，福特主义的推广受到限制。二战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使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强盛阶段。虽然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采用“福特主义”这个概念来加以描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时段。后来者如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也都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部的组织化，在这个意义上，拉什和厄里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体现了福特主义的重要特点。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而且这个概念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变化。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福特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劳动方式的转变。从生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协作、分工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自由竞争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人附属于机器生产的状况，但实际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推广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各个层面的渗透。福特生产线的推广，使得工作不断地被分割为小块，并根据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实现对工人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零件的标准化和移动的生产线，不仅降低了成本，使劳动工人成为半技术工人，而且产生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工艺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李佩兹所说的，劳动场所中管理者（工程师、技术主管和技术人员）与被管理者的（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3］。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可以通过管理革命得到补偿。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就认为：“管理革命才是20世纪阻止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因素。”［4］
第二,科层制的盛行｡科层制理论主要来自于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思想,按照布劳(Peter M. Blau)和梅耶(Marshall W. Meyer)的看法,科层制(Bureaucracy)是“为了系统协调许多人的工作以完成大规模行政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是对大型组织中的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其目的是创造有效率的组织，而不是没有效率的组织，［5］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韦伯时代科层制还更多具有理论抽象的特征，那么在福特主义之后，科层制就越来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福特主义首先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批量生产的展开，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企业，这是集原料采购、生产、组装、销售为一体的组织结构，过去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工厂，现在被聚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集团，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科层化官僚管理体系，［6］这正是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集团产生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计划特征，“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被“看得见的手”所替代，国家的调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家干预作用的加强，没有以前激烈了。
第三，资本积累和调节方式发生变化。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这导致了消费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大批量生产，这构成了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经济增长逻辑。对消费的这种倡导，同西方国家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认识相关。对于这个危机，过去我们的解释还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来理解的，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一危机的根本在于，财富的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商品的积压，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失败，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构成了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和广告的盛行，使得引导性的消费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从制度性的调节来看，大企业内部和全国性的工会在劳动集体谈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国家的社会纷纷进入到政府机构，发挥着作用，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构成了制度调节的重要内容。国家干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调解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福利国家政策保证了孕妇、病人、失业和退休人员的稳定收入，这不仅保证了消费的顺利完成，而且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第四，通过消费规划，福特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化模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在城市中机械化生产已越来越普及，但广大乡村还没有被纳入到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之中。随着福特主义在战后的推广以及电子媒介的普及化，消费规划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这是新一轮的社会化，人们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完成了拜物教过程，而且在审美和文化领域中，也形成了合乎商品要求的现代审美情趣。对于福特主义的这一职能，哈维这样评论道：“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也以各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尤其是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爱好，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形式（受――技术理性的原则指引），以及赋予这种体制以连贯性的政治权力的结构，则依靠了通过各种特殊利益的平衡而结合在一起的大众经济民主的各种概念。”［7］“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8］因此，消费也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方式。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现代主义当然是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的，但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前两个阶段发展的要求，它体现为对本源的追问、对总体理性的追求、对真确性的向往，强调主体的自律性和创造性。这种文化理念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理念支持。
第六，福特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将越来越二元化，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福特制的推广，首先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消隐在大幕之后，出现在前台的却是劳动工人与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工人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福特主义的伴生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积累演进可以看成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的生产职能交给了充当管理者的工人；二是，所有权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金融机构手中，使得大资本家和小股东在宽泛的制度内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三是，工资收入等级化，在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差别，经理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区别，经理人员又可分为上层与下层。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形式的转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更多体现为经理人员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对立，另外小额股东也分享了大资本家的某些条件，过去的阶级对立似乎变成了社会之间的合作，“当代社会中可找到两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学’：（1）传统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虽然也有集体）。（2）在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地方社会化的新形式，逐渐超越了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性。”［9］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阶级的调和，也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七，福特主义的普及化，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情势。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为主导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形势，生产、贸易和金融日益国际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的作用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相互扶持的状态。这种互为一体的状态与冷战格局相适应，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福特主义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发展，但福特主义在其繁荣时期，已经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福特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危机。赫尔什将福特主义的危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泰勒制管理为原则的生产过程，无法吸纳传统的技术工人以及无技术的工人大众，这是资本普遍化过程中的障碍；二是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由于利润率下降和社会要求的增长，国家已无法支付庞大的社会需要；三是技术创新危机，福特主义的普遍化使技术成本革新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半国家化的垄断企业中，这使得创新的源泉和要求越来越弱；四是福特主义主体的危机，福特主义使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大众消费成为积累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使得标准化的生产与个性化的消费之间产生矛盾，使主体变成内在裂变的主体，而个性化的消费说到底是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是由物体系的差异关系决定的；五是生态危机，这是原材料和能量的危机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消失。法国学者高兹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称之为“破坏性增长”。六是全球福特主义危机，这特别是由于福特主义向第三世界发展之后的结果，使得一些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债务国。［10］福特主义的危机，导致了资本形态的新转型，驱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三、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弹性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转向了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制工作人员，以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是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弹性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弹性生产中，移动与流浪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特点。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中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增加了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转包这种形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基地，而加工以及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逐渐转向了第三世界和非发达国家，使世界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11］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这时，生产过程中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似乎不再重要，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对立被呈现出来，而这种对立不再从属于阶级对立，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文化意义。
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与大公司相比，专业化和灵活的设备削弱了规模经济的冲击力，更善于掌握微观市场的细节变化，并迅速作出反应。因此，小批量生产和转包具有福特主义体制无法克服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也正是在这种转包和微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才能产生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各种地方性特征的经济均被纳入到全球经济的规划之中，但又保持着区域性的特征。
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12］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核心理念。而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后殖民讨论的现实基础。
弹性生产方式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转型，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工业生产方式上，虽然大公司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而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弹性专精的企业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福特主义生产线越来越让位于信息技术的编码作用。正如卡斯特所说的：“信息技术所能促动的正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并提高那些在只有人脑可以掌控的层次上需要即时的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式化能力的工作。”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泰勒式生产线将会成为历史遗迹。”［13］技术上的创新越来越重要。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按照卡斯特的分析，在信息经济中，主流的劳动模型包括核心劳动力和可弃置的劳动力，前者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后者则是依据市场需求与劳动成本而能够自动化和雇佣、解雇和转移到境外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多面向和一般弹性化的结构。
第二，劳动方式的转化，使得垂直型的科层制被水平化的思科制所取代。从组织模型来说，垂直型的科层制适应着福特主义的需要，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垂直型的官僚系统发生了危机，并向水平式公司转变。对于水平公司，卡斯特概括为七个方面：“依工作过程而非任务而组织；平行化的层级；团队管理；依照顾客满意度来衡量绩效；以团队的表现来进行奖赏；与供应商和顾客保持最佳联系；各阶层的员工都有充分信息并接受训练。”［14］公司的组织是依据网站来完成的，这是与泰勒制管理不同的思科模式，即奠基于互联网之经济的企业模型。思科模型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假定之上：“一家公司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一样都是竞争力的鉴别元素；公司分享信息和系统的方式，乃是影响此关系之强度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彼此连接已嫌不足：企业关心和支持这些关系的沟通，必须存在于‘网络化’的构造之中。全球网络化的企业模型，对所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放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启动网络的竞争优势。”［15］正是这种水平化的网络管理，才使得转包等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在积累方式和调节模式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弹性工作方式，使得利润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弹性生产方式要求更具灵活性的积累策略。一方面，准确而快速的信息，对于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高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对人们的审美情趣、时尚等作出快速的反应，也引导市场的发展。就水平化的管理方式来说，国家也越来越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取消福特制国家时期的一些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社会化的方式来看，在弹性生产时代，人们的联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形成了“虚拟社会”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越来越能够交流，当然这种“社会化”的交流是非社会的，也就是说是面对面化的，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状态；另一方面，这种交流本身是依赖于媒体中介的，个体在交流中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存在的，通过电子媒介，我们可以成天生活在郊外的别墅中，在监视器下与人交流。在这种“社会化”中，最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归属感的消失、责任的消失，鲍曼从资本的角度，将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游客与流浪者”。［16］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应，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多元化、碎片化、非深度化、不确定性的文化理念。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后殖民话语得以呈现出来。这些文化形态体现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
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三阶段还处于发展之中。对于这个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构成了目前发展的趋势。但不管怎么称谓它，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构成了其劳动组织形式的主导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存在中，只存在弹性生产方式。实际上，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生产和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同时存在着，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抓住的是在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基础。只有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结构与文化理念之中，真正地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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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着。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中，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方面均有其特殊表现，马克思作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实际地反对资本主义，内在地包含领会社会现实的“主旨”惟有这种“主旨”才有可能克服“思想和现实的抽象对立和无限分离”,马克思把这种“主旨”命名为“新唯物主义”，恩格斯进一步把这种“主旨”在理论的发展形式上比较具体地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和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研究历程的叙述是一致的，这可以算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对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的表述。然而，诸如这种表述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引导人们接近马克思主义却依然是成问题的。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均无法逃脱这样的一种困境，马克思总是以其作品表达和表现其观点，在这些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的形式上，唯独不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讨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可以算作对上述困境的一种补救或者克服，或者说，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内在地具有一种克服主观任性的“法宝”，这个“法宝”现在通常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方式，其对象即资本主义，基本的方法即否定的否定。
毫无疑问，马克思学说是一个崎岖道路上的艰辛探索过程，至于这一过程的起点能否确定为“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难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方式，马克思绝不是以其一己之见或者个人好恶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所达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马克思研究的起点，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敲响丧钟的也不是马克思，而是自资产阶级夺得政权起日益鲜明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从这一事实和“资本主义”的事实的比较对照中发现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序列，马克思做到了“把两种事实尽量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以《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为自豪。[5]同那些有意无意掩盖阶级斗争历史事实的辩护士比起来，更为无知的莫过于把阶级斗争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了，相比于前者理论上的笨拙，那些装扮成评论家的“各种知识的杂拌”以其能言善辩而不觉。所以，重温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无非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对立，这个作用是马克思的学术语言和概念所能够实现的，从某种意义说，学术语言和概念问题怡怡是现代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能力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也是把学术语言和概念问题置于社会生活中的解决方案，在规定性、现实性等可以算作是学术语言和概念本身的问题（这里似乎出现了思辨哲学的问题）在一般形式上的专门技术性讨论话题上，马克思解决了理论本身的问题。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范畴可以表现一定主体（主体，即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但“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而且“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7]，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方式上继承了理论前辈们的思想财产，这同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及其表达和表现的问题。对于马克思的学术历程，学者们研究的结论是马克思扬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的重要的环节。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中不仅发现“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且“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上表述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不仅建立了生产方式概念，以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叙述方式，内在地，概念的历史产生作为解决方案（当人们把马克思哲学革命落实于“生产概念”这一说法时，如果把“重音”落在“生产”而不是“概念”，马克思哲学就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学说）才是唯物史观对于考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这是先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的结果。如果人们只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果的经典叙述形态，而把唯物史观和这总结果”的关系（其中涉及如何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问题）放到一边，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哲学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的对立，例如，阿尔都塞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所提出的学术语言和概念的理论职能问题。如果说唯物史观“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意味着近代哲学观念论“主旨”的唯物主义奠基，是说“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哲学因此也获得了其“栖息地”即作为“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那么，只是这种历史观才能够如此这般，因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而“对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意味着剩余价值学说在科学的形式上只能是批判的。所以，在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理论把握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强调“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包括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两条道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则强调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其中的要害问题即马克思指出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拋开那些不加思考地甚至连起码的“望文生义”都谈不上的词句堆积。现在的问题是，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学术语言和概念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我们能否据此达到思想具体，在已经叙述出来的方式上总要比研究得到这一结果的过程容易得多。
一般而言，剩余价值（不是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又一个伟大发现,就其作为发现因而根本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而言，可以从马克思极其罕见地明确归为自己并确认其理论地位的思想成果“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们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得到提示。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不仅知道而且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逻辑上的混乱“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这里的“价值形式”也就是阻碍亚里士多德做进一步分析所缺少的“价值概念”或者“人类平等概念”的形式，这种形式即交换价值表现出的价值对象性，它“纯粹是社会的”，所以，“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正是从人们所习惯的经济科学价值概念和哲学价值概念的区分（对立）建立起价值概念，就其能够容纳人类平等、自由等“类特性”而言即“人类智慧”的形式，在其现实性、规定性或者内容上就是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人类解放运动，这样说或许就是马克思在价值理论方面所卖弄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因而，在理论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件理论事实，剩余价值学说在其科学形式上是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学上是一个伪命题；在另一方面，“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说，拋开阶级概念的价值研究只能是抽象、思辨的，不仅无力面对现代性问题，而且在知识上也只能是陈旧的。
毋庸置疑，剩余价值生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方式,这一方式以劳动力价格得到其现实规定，在其完整的形式G-W-G'上，其中的G'=G+荪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加额，马克思把这个增加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剩余价值作为一种剥夺形式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生产的人身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分离为历史前提的，促成这种分离的条件当然是多方面的，需要注意的唯一要点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意味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在形式上或许也一样，但是，“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而且，“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拋向劳动市场”。所以，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以区别于经济学家的论证方式,后者要么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要么只看到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如果说，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_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这个制度必然会改变其自身形态，不只是出于证明的需要，具有足够法律知识素养的马克思消化了大量的以英国为典型的历史材料。在改变了的形式和内容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炸毁这个外壳的，是解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运动，这一运动即一定程度上跟着资产阶级即资本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用由资产阶级“锻造的”武器毁灭它自身。
上述在理论的方式上“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即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就是揭露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种理论作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产物，这个产物在科学形式上是否定的否定，可以表述为资本的毁灭在剩余价值的形式上是一个纯粹“数学”上的事实，这个事实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35]如果我们使用“增长的极限”这一概念，无非是说，资本的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可能而且是既定的形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有其界限或限度，确定这个界限（一定的质所规定的量的范围)的存在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理论事件，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论争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事件的特殊表现。
关键词：社会革命；改良；动力；社会民主党
近年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讨论，包括近期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暴露出了思想理论界本身缺少理论依托的弱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知灼见、并且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革进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反而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变革问题，以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
一、改良与“社会革命”
引起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认识。从词的本意来看，意在通过变革而使不完善的事物变得更为完善的“改良”本应是一个褒义之词。不过，正因为改良之词所含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于是，“改良”因为“改良主义”而受牵连。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因为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政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相对提高视为改良主义扩大群众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实，同样的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也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对改良的客观认识。
但“改革”或“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某些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人们往往要根据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形式来予以区别。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曾经在总结他的整个思想结论时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概念：“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这里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更没有针对后世的具体社会运动来谈论“社会革命”，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角度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这种社会革命带有普遍意义。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之分。从内容上看，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革，它既包括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变革，也包括了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指称为“社会革命”的那些变革并不是泛泛而言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方向性的变革，是以改变某种既定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为目标的变革。正是从这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革命”性。但从形式上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不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的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它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以突变的政治革命(它往往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渐进变革的形式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一种形式占主导，但从他特别强调区分的两类变革中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无论是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还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变革，显然都难以靠一次政治革命来完成，即使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它也是“或慢或快”地进行的。如果把这种渐进的变革看作是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改良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或过程。而且，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的变革都是在渐进的形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渐进的变革积蓄了社会突变的力量和条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就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简单归之为暴力的“政治革命”为手法的。
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革命观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试图克服或缓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保持其创造力的活动纳入到这种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历史范畴中。在此，我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由两部分基本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一是作为其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二是作为建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筝命可以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疑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经历了一场“渐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怍为一种政治制度面临的危机。危机促进了变革的力量和因素的发展。不过，促进变革的力量和因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其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自发变革因素(它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调整上)，也有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变革因素(它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而且，即使是后者本身，它也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既包括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组织力量，也包括了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和组织。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不同的力量都意识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并试图改变它。但不同的力量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显然不同，既有试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调整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的。而且，在最初以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力量中，也既有试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通过渐进的改良来为最终的超越积蓄力量和条件的。后者显然又与上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力量在方式的选择上接近，并因此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容纳趋势。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说，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从结果来看，改良的力量而非政治革命的力量主导了变革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
二、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过于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动力，我们事实上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的变革动力。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两种变革形式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力量。一种是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相联的内在市场动力机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在不断地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并由此驱动生产的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失败之处，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其中，以下三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这一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后两者体现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
首先，竞争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内在动力。
人们常常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为了生产和交换而不顾后果、但却有活力的制度，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而其关键就在于该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竞争和积累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断确切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的特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的确，不停滞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其他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这一特征根源于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原则基础上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始终的、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和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作为个体的资产者，他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生存，为此他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变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积累过程中，利润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变化的杠杆。它是一种诱惑，因为赢利的可能性是企业主进行再投资的动因；它是一种杠杆，因为投资创造带来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积累视为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摩西和先知。竞争和积累的需要驱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创新，包括生产过程、企业的组织和积累的战略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同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也是以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伴随竞争和积累的同样也有生产的动荡和破坏。不过，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破坏性与资本主义的创新机制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变化的体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的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此外，熊彼特还强调了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瞬间来判断这一过程的意义。二是承认某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的真正意义。而如果哪一天“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它就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了。也就是说，一旦它失去了这种竞争和积累的动力，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熊彼特更为强调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经济结构的革命化意义，而马克思更为强调这种破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危机意义。
当然，如下面我们所要谈到的，20世纪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机制，国家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不过，这些调整的限度在于适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广泛运用，以及与之同时福利国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并不矛盾，它们适应了福特主义时代的那种高增长、高积累的模式。它们只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的要求往往只有在同时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后才是最可行同时也才可能是功能最大化的。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还是福利国家模式，一旦它们在社会积累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它们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动力也会相应被削弱。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有关现代福利社会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它们对社会积累的价值。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竞争和积累机制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变化着。这不仅包括资产者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这既包括了竞争主体之间的变化，出现了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多层次的竞争；同时也包括了竞争空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竞争)，也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后者主要显示为国家对市场的规范和控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以及国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的服务机制的变化。这些也是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机制研究不能不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其次，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一个有力因素。
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作用首先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进的社会变革进程似乎也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意义受到削弱，但从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变化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形式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始终能够看到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激烈趋势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生产和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动力。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首先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方式的变化，迫使资产阶级在积累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多地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作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也促使国家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更大程度地干预劳动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最重要变化，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形式上超越具体的阶级的力量对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调控，都直接或间接是受阶级斗争的形势驱动的。如果撇开了阶级斗争的因素，人们很难解释推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政治民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因素。
当然，应该承认，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结构显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所造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直接影响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被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形式纳入到了合法的制度框架中，由此而促进了非暴力的改良政治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活动形式，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以及一系列政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日益体现了这一特点。阶级斗争从简单的对立发展到了既有对立也有合作的形式，这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考虑阶级斗争的作用。同时，承认阶级斗争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变革都能够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冲突中，阶级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因素同样是许多社会冲突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会聚使得现代社会冲突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这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再者，政府活动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尤其是作为国家职能集中体现的政府的作用加强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化的一个突出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实质上是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变化使得政府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除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外，一些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托的政党也日益把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活动作为了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在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方式，包括其调整的方向、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的平衡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及平衡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具体来说，政府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即人们所说的由其惟利是图的本质所决定的不道德的一面的约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规范，尤其是通过对伴随资本主义生产集中趋势的垄断的限制政策，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资本主义末期所表现出的无序和动荡加剧趋势。在此过程中，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赋予了原本不受或者说不愿受约束的企业。由此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不再简单是完全自主的经济行为体，其积累的需求要受一定的社会要求的约束。其二，政府职能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无能为力之处。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是其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对伴随该市场机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同样有可能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政府职能加强的另一作用就体现在由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对许多市场机制本身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的责任，如贫困问题、种族以及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缓和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越来越多地由政府承担了。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是其集中体现。其三，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直接的行为者参与并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使得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例如，政府通过其在国家研究和开发机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资本主义保持其创新机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的调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日益突出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状态。它们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当然，政府在这些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政府的实际作用进程和结果。所以莱斯利·里普森强调要注意不同政治体系对于重大变革的吸收能力和完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显示的正是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我们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显示了对改革的更大适应能力，这不仅只是就上述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竞争和积累的动力作用而言的，同时也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对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冲突的吸纳机制，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渐进的社会变革
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欧洲社会的变化时，不能回避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但过去人们主要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而如果以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首先需要澄清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欧洲资本主义变化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与两个进程联系起来，一是福利国家，二是民主政治。一些说法甚至直接就把福利国家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物。其实，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福利国家的演进历史中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只能从20世纪调控资本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调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时代产物，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上半叶客观的历史环境。即使从思想和政治渊源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多种思想和政治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我们可鉴别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对这一进程施加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的出现本身事实上是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也显示了一种政治共识。其共同的基础在于认同需要政府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需求。
当然，这些不同力量在思想和政策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倾向，它们通过各国战后围绕政府的具体职能发挥、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民主政治的斗争反映出来。一般来说，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更为强调社会的平等，并由此更为强调变革现存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更倾向于强调国家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控制，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再分配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更为强调基于“公平”原则的普遍主义政策。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党更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更为强调尽可能利用市场的功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效果”的更为严厉的资格限制政策，更为强调“对个人的激励机制”，由此强调资格限制和个人贡献。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时期里，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几乎成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象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它们的活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欧洲福利国家建设。
从民主政治意义上说也是如此。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最终走向改良主义道路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势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但在参与民主政治的目标和方式上，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个总的趋向是日益淡化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目标色彩，而进一步融入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之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由此强化了自己作为现实世界的改革者的地位，因为这种转变本身使它们成为了稳定的执政力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的“大政府”时代就是这种影响的最主要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使自己融人民主政治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一系列的政府的经济民主活动而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议程，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了。
不过，在判断欧洲社会民主党以及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以德德为主要尺度。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叛同样也包含了道德的批判意义，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对仅仅根据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批评了那种根据分配或出于道义的愤怒谴责资本主义的做法。“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在没落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一个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主要根据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是否适应，而不是所谓的分配或道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渐进的社会变革的意义(或者说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判断的根本依据只能是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适应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否实现了社会革命所追求的使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目的。或者说，这种变革究竟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不可变的。
由此我们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从多个层面改变了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趋势。从生产的组织来看，它从资本的构成、生产的空间和规模、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积累战略、生产的市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关系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适应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社会关系方面它通过劳动关系的改革、国家对经济以及生产过程的调控等方式改变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状态；它通过社会冲突的协调制度和政治民主化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趋于激化的阶级冲突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框架之中。同时，它通过国家承担更大社会职能的方式，尤其是通过社会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机制的失败。也正是这些变革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保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成立的竞争与积累机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道德的一面。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 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 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 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 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作 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 留于政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 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 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 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政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分 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 ，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 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 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 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 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 “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 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 是政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 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 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 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 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 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 。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 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 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 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 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 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 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 “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 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 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政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 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 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第三，重新图绘社会生产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内在张力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制度与理性规范的分析，鲍德里亚关于媒介文化的讨论以及杰姆逊等人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都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实践的过程都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但任何实践又都是经过主体才能完成，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受具有惯性特征的实践意识的直接作用，而且又能够将自己与实践过程拉开距离，将实践过程“陌生化”，使之成为审视的对象。特别是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种审 视的过程扩大为国家的干预与监控，这种张力空间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而到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时空压缩”的时代，资本的空间布展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并通过媒介的作用，直接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建构来说，只有理解了这种多重的内在空间，我们才能理解社会的运转过程，理解人类展现自身的方式，为我们全面分析批判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概括的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全书的体系和结构，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分别可以概括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
关键词：资本论；劳动；价值；利润
一、《资本论》第一卷
列宁说过：“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马克思对整个《资本论》第一卷做了个总结，这个总结的内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对本身加以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重新同生产者结合起来，但已不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成就―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土地与由他们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研究经济现象的，即在它们的互相联系和运动中，也就是在矛盾的连续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中研究它们。商品从一开始就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细胞的形式”来考察的，也就是说，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整体的出发点来考察的；并且是研究商品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价值在交换中从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研究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货币中寻求解决，即寻求自己运动的形式。但是在这里商品和货币都不是作为孤立的物，而是作为价值表现的两极出现的。
二、第二卷
资本论第二卷要主要讲流通领域，但是应该把单纯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或资本流通过程分开。商品流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流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流通时改造了流通，使单纯流通成为资本主义流通。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资本；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也加入了流通了。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所谓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生产经常再生产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再生产资本和资本家，而且再生产无产阶级，即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资本主义流通的客体，再生产资本主义市场。资本生产过程不仅以价值，而且以价值的运动、价值形式的交替，即价值从商品形式变为货币形式以及相反的更替为前提的。因此在分析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研究对象的资本生产过程以前，必须先分析商品流通或单纯流通。在第二卷研究的已经不是单纯流通，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后者的分析只能在资本生产过程分析以后做；因为只有在那以后才能弄清资本的实质，弄清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提出资本流通问题，即提出“资本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脱离的不同形式”更替的问题。
三、第三卷
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开始提出并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这卷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转化形式的学说，从作为转化形式的生产费用和利润的分析开始，马克思从这些最一般的生产价格也是最抽象的转化形式“上升”到比较个别和具体的转化形式，即到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平均利润的分解为企业利润和利息，再到额外利润的转化为地租。马克思就利润、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研究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但只是从他们在市场表面上采取的那些转化形式来加以研究的。
在对第三卷的研究中，马克思采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我们要按其具体情况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能只局限于分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还要研究一种“实际运动”，这种运动中“资本以具体的形式彼此互相对立”，马克思不是单独地研究内容或者实质才去研究它们的表现形式。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只是需要把比较具体的形式跟不具体的形式开来。利润就是比剩余价值更具体的形式，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式占有剩余劳动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不是一般的阶级关系，不是一般的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而是具有资本主义外壳的阶级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外壳还未来具有他的全部多样性和具体性，那么，阶级关系也就还具有它的整个现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开始阶级关系的研究，而在第三卷中完成了这个研究。
四、总结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限于他的《资本论》，而是一个几乎囊括了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和方面的、无比宏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了他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等学说。既包括了其“微观部分”，又包括了其“宏观部分”；既包括了对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也包括了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对其他经济学家批判的性质是这样的：当他为了系统发挥和系统地说明自己某种理论而论述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时，他往往很简略地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贡献，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在使马克思感觉兴趣的现象方面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页
[关键词] 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据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年至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1](P140)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2](P68)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了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机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2](P122)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占有别国社会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力求通过创新突破既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1.当前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无限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P67-68)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等同，这一次不同的背景在于，第一，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做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做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的狂想，而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投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做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1](P143)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危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Nick Beam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 Marxist Analysis[Z].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sw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