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十八世纪仍是势单力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第一节
我在以前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十九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骗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的欧洲，在日本、中国、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了，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1572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内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措施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1)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推理。杜尔哥(2)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3)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五十余年以来，在经验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第二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Shonfield)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不可胜数的争吵和辩论。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20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十五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骗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成语“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或热那亚，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十六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Fernhandel(德文，意为远程贸易)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牡览硪彩视糜诘迅J贝挠⒐?BR>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德国，在十三世纪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Katari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Katair；Negociant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与negoziant(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发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间。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热点之间：如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十五—十七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办法，即puttingout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puttingout系统相比，工场直至十九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十四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从1579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1612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独点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第四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S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R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W苤纳浅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5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十八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注释：
(1)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2)杜尔哥(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3)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得多。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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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斯特；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谱系”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独领。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是对1992年至2001年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其理论是犀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态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各抒己见：有人把它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认为是工业文明的恶果，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科学家和主流环保主义者往往只强调一些具体的改善环境的措施：例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穷；控制人口增长，等等。福斯特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上探寻原因。所以，“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1］68。
与这些观点迥异，福斯特强调，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学理主张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抵牾。所以，人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说，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和利润的生产，目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而资本主义不会是静止的，其资本积累也是不会停止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1］127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74。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象地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它要处于高速的运行中，一旦停止，这种体制就终结了。
福斯特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辞其咎，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是其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
二、对传统经济学应对环境危机的经济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基于三项主张：（1）一种制度如果追求财富无休止的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2）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3）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传统经济学自诩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上的商品，而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因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有限论”，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有限增长，只是人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期盼，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3。
福斯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为代价的。其次，资本家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诸如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等可持续性问题，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资商一定要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所以，投资于需时较长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投资商既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意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举了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事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美国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此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美国经济为减排而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承担。
《京都议定书》在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惯性，它不会轻易使自己的发展模式发生逆转，不会改变工业文明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针对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辩护。对此，福斯特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指出，如果人们相信了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燃烧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壤排放废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气层、海洋仍然是工业国家处理废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废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国从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非物质化”的观点变成了谎言。
福斯特对环境经济学理论预设进行了批判。针对生态环境学家的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他们主张如果人们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这样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福斯特认为，该理论前提确信生态环境可以经济量化并融入到市场体系中去。对于这个前提，福斯特视为“乌托邦神话”。在他看来，生态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到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因为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不能简化为市场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于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们强行给环境物品，如风景优美的海湾、沁人心脾的空气定价，人们并不认为此举有助于环境保护，相反，倒像是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福斯特列举了鸣禽类面临灭绝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事例来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他看来，把鸣禽类动物纳入正常的市场体系也是徒劳的。因为提高鸟类价格会刺激一些人捕捉鸟类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鸟类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不是因为林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也不是因为林木没有标价。其实，长期以来，森林产品早已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着，森林的市场化不仅没有保护该生态系统的安全，反而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三、对“自然资本化”理论的批驳
环境经济学家针对商品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新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外在表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会计统计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会计统计方法，在企业的损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企业就将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本”的价值并以此来拯救生态环境。
对于“自然资本”理论，福斯特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主要目的是掩盖为了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能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国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的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该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红木林，因为它们是乱杂木，不能当成生产性资产，为了市场的需要，必须清除这些杂木以腾出空地培育统一规格、处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这些森林的悲剧，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环境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理论时，福斯特指出了该理论的生态局限性。环境经济学家在论述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时，仅仅看到了这种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全球变暖将对非市场领域的影响，即濒危物种和随着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湿地的价值，以及与环境难民的产生有关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来，随着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通过生产成本的外化还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真正的可持续性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而给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独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鱼类——赋予货币价值，这实际是错误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个体部分，个体部分也可以简单地拼凑起来”[1］51。
四、“让他们吃下污染”——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剥削与压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被传统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资本积累的逻辑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反人类和反生态的本性。萨默斯的部分观点被冠以“让他们吃下污染”的题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杂志《经济学家》上刊登出来。
萨默斯生态学三谬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工资收益上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值钱。所以，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应该是污染最少的国家，那里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还处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第三，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为基础的，也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业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主张，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谬论是令人厌恶的，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人们不要以为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是他丧失理智的痴语，其实，这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也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大暴露。“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1］55萨默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大实话”。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环境评估越来越严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限制。为了给资本扩张扫清障碍，为了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外在化或他乡化，向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料、工业垃圾就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贯做法。福斯特认为，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美国国内正在实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应用。1983年，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区附近。福斯特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才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为“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费，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加恶化”[1］69。
五、对资本主义技术决定论的生态批判
福斯特发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1］86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社会舆论都认为，技术改进是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面对这个观点，福斯特提出了质疑：新技术及其应用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为了批判技术能解决环境危机的观点，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因创立边际效用主观价值理论而成为近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专著《煤炭问题》一书而成名。杰文斯认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看来，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列举了蒸汽机发展的历史来论证他的观点。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福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1］96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技术改进，生产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对汽油的需要。同样，冷冻技术的改进导致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技术不是万能的。面对气候变暖的事实，美国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该技术既允许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于是，美国能源部投入数千万美元对这类技术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将其注回到煤矿、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以便使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样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项这方面的技术具有使用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技术。即使有了这样的技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也是问题。吸收技术的解决方案只是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问题是，将海洋作为堆放人类经济废物最后地点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也不一定会被广泛采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1］94，所以，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
六、结语
在福斯特看来，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变，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6。这里，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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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第一阶段,自1895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年底这30年时间。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势必有一天,要冲勇而去”[3]。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1924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第二阶段,自1926年至1927年7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北伐途中的邓演达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6]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彭泽民也说“,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实在是一个疑问”[12]。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年7月至1930年9月。
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等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因与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1924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超级秘书网
第四阶段,从1930年9月到1931年11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小农经济；农业资本主义化；法国式道路；农业现代化
近代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形式，在世界各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明显特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般把英国式的“地主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三层阶级结构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看作是现代化农业的典型形态，而把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看作只是一种过渡形态。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1]（p782-783）因此，“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1]（p774-775）“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像英国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2]（p263）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土地耕作比起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法国农民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3]（p128-129）总之，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实行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为主。”[2]（p116）
我国理论界和经济史学界在对待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这一问题上，人们过去总是带着“阶级偏见”和“道德标准”去评判历史，一味地谴责英国圈地运动中所发生的“羊吃人”现象，极力地歌颂法国大革命中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所取得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甚至把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执政时期出台的三个土地法令看作是“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的神奇速度”[4]（p221）。但在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小农业直到今天还是法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拖后腿的因素”[5]（p3）。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布伦纳对此评价说：“法国农村居民最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但在英国，恰恰是缺乏这种权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6]可见，“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7]（p342）为此，本文试图把人们归列于“美国式道路”的法国范例从与其不甚相符的模子中提取出来作一独立考察，以期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近代法国“蜗牛爬行”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
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8]（p582）但是，这种激进式的政治革命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法国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革新，恰恰相反，“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9]（p485）从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871年法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场激进的变革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的革命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10]（p127）换言之，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序幕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时而急促，时而骤停，时而加速，时而倒退，反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殉难史。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指出的，“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却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1]（p179）总之，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要想从经济上彻底改造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不是光靠用‘雅各宾式革命’这种残酷无情的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4]（p221-222）
那么，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为何会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小农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经济史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解释和争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认为：“这种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土地形状上的传统主义，共同耕作方式对新精神的长期对抗，农业技术进步的缓慢，这一切的原因不都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吗？远在王家法庭最终批准法律承认自由租地耕种者的权利之前，小农经济就名正言顺地建立在领主的习惯法基础上，并且从地多人少这一现象中找到了它经济上的存在理由。但是，小农并非惟一持有土地的人；大地产主同他们过去进行过、现在仍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没有大地产主，农业革命将是不可能的，它正是从大地产主那儿寻到了出发点；大地产主还创立了现代的领主兼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5]（p268-269）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认识偏见。不过，他对法国大革命初期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变动情况所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基本抓住了问题实质，即“178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没有摧毁前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所有制。没有逃亡的贵族和土地兼并资产者——这些人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在逃亡的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保留了财产，他们有的通过亲属或中介人重新购回财产，有的从执政府和帝国那里恢复自己的产业。法国某些地区中的贵族财产的幸存——尤其在西部是我们近代社会史研究得最少但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一。当然，国有财产的拍卖——教会的财产、流亡者的财产——这对大财产所有者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为拍卖方式本身并非不利于人们购买大块的田块、甚至一个完整的地产；大佃农成了大地产者；资产者也在耐心而有效地继续着前辈们的土地事业；富裕的耕农们也增加了继承的遗产，最后进入农村资产者的行列。然而大革命将如此大量的土地投入市场，因而也巩固了小地产所有者的地位。许多贫穷的农民——尤其在那些公共生活方式最强、甚至在买卖条件中都存在着集团压力的地区——也获得了地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连雇农们也在竞争中获得了一份土地，由此上升到占有者阶层。对公有地的分割也产生相同的结果。总的来说，旧制度的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地产所有制与小农经济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革命后的新法国继续存在着。”[5]（p264-266）简言之，“法国大革命拍卖国有土地并没有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是扩大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财产，并且鉴于国有土地拍卖的组织形式，这种扩大也是相当有限的。”[12]（p228）布洛赫的这一独到见解，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质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事实上，雅各宾派掌权后所推行的土地法律政策，最大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大地产，而按小块出售国有土地的办法并没能阻止资本下乡，反而使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财富购买城市周围的大片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比如，法国在旧制度末期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分布的基本状况是：教会地产约占6%，贵族地产约占25%，资产阶级大地产约占12～15%，农民土地约占22～27%[13]（p228-229）；大革命爆发以后，资产阶级大地产上升到20.8%，人均占地273公顷，中等地产占到46.6%，人均占地33公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89.4%的小农户，仅拥有全部土地的32.6%，人均占地2.65公顷[12]（p11-12）。法国城市周围的土地大多数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里，比如在巴黎市郊区，资产阶级从出售原教会和王室的国有土地中购得地产占到80%以上，在凡尔塞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96.51%，在萨布勒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78%，在绍莱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56.3%，在博热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53.5%[14]（p289-290）。特别是在1814～1830年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国家用10亿法郎赔偿逃亡贵族在大革命中的财产损失，其数目比1790年没收他们土地的收益大19倍。”[15]（p252）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在法国掌握统治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16]（p377）他们利用发行银行券的手法购得了城市周围的大片地产，结果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而遭受苦难。比如在1852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盆地、诺尔省、诺曼底、卢瓦尔河谷和洛林边界等富饶地区投资购买的土地占到了40～60%，而在中部高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等偏僻贫困地区占有的土地仅为10～17%[17]（p637-644）。到了19世纪60年代，法国涌现出了15万个资本主义大农场主，他们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但其拥有的土地占到全国耕地面积的40%，雇佣农业工人90万人以上，逐渐在农业经营中上升为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力量[18]（p52）。在法国经营大农业的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外，还有源于贵族的包税人、高利贷者和粮食批发商等，这些人把商业资本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逐步建立了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关系。从横向比较分析看，到19世纪末期法国农业中的土地集中程度和资本化经营水平略高于德国容克地主的大地产，比如“在1892年法国拥有4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占整个土地面积的45%；德国在1895年拥有5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仅占整个土地面积的1/3”[19]（p72）。即使从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原始起点分析和比较，法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毫不逊色于同期的英国。比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已经拥有的地产占到了全部耕地的30%，再加上革命期间从出售国有土地中购得的地产，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产规模甚至比英国还略占优势；而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期通过议会式“圈地运动”所获得的地产只有600万英亩，仅占全部耕地3200万英亩的18.75%[20]（p152）。但在19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制度：“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法国）和大规模土地经营制度（英国）”[19]（p146）。据1873年的英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大约7000人的贵族地主手中[21](p145)。从1885年到1895年，2公顷以下的小农户由135736个减少到117968个，经营土地面积仅占全部耕地的12%，致使许多英国人不理解“农民”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19]（p98-147）。根据1862年的法国土地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780万个土地占有者中1～10公顷的小农户占46.5%，不足1公顷的极小农户占38.5%，其中有360万个小农户无力交纳税款。到了1882年，法国农业中80%的农户直接耕种土地，其经营面积占全国土地的60%，而只有12%的农场主采用租佃制经营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和小块土地所有者经营混杂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22]（p244-247）。这说明了，“‘法国式道路’拥有着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煞费苦心用以同法国进行不适当的比较的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农业资本主义的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23]（p236）
我国经济史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当作农业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全部。不少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农民阶层，是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执政府帮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拿破仑法典》再度巩固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并把封建残余势力的旧贵族地产碾碎，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国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这种仓促从事急于求成或怀有不适当的先入之见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二律背反”的认识误区，即一方面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达到的，“1789年8月4日，攻取巴士底狱后过了3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24]（p396）；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大革命使农民获得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以及小块地耕作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农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们除了那一小块土地，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2]（p128-129）“于是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些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5]（p677）这样就把19世纪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微妙的和模棱两可难以确认的时期——“它崇尚自由但又保持官僚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它提倡工业但又是在小单位生产的局限中追求和部分实行工业化；它主张中央集权但又是在地方工业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功；它是旨在发展生产的但又是法国森林的保护者；它是提倡科学的但又是经验主义地利用实际的技术知识。……就整体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12]（p1-2）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经济性质认识模糊，可以说是只摘取某些因素把它们放大而见不到法国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和欧洲环境下的全面复杂性。此外，就1789～1815年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国有土地而完成的土地所有权的激烈变革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赎回土地的具体情况而言，法国官方至今也没有对外公布全面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英国现代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甚至认为：“它可能永远也不存在进行彻底考察的材料。”[13]（p18）正因为这样，“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26]（p354）或者高呼：“法国革命死了，法国革命万岁！”[16]（p401）等等如此之类的空洞政治口号。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近代法国长期存在大量小农经济的解释，并没有纠缠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赋予农民虚幻的土地财产权这些停留在法律层面的东西，而是把关注焦点放在揭示法国历史发展全部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这种联系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演化趋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7]（p153）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因此，“法国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本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25]（p679-680）可见，“法国农民名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为维持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16]（p405）特别是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得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25]（p680-681）根据1840年的法国统计资料，全部农业产值为52.37亿法郎，除去耕作费用35.52亿法郎，余下的收入是16.85亿法郎，再从这个数额中扣去5.5亿法郎用来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交纳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剩下的收入只有1/3（即5.78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16]（p455-456）。这样，“法国农民就以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16]（p455）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74%的小农户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92%的极小农户占地面积不到1公顷，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农民手里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28]。而到了1890年，法国农民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已达到80亿法郎，1898年增至110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人口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在358法郎以上。进入20世纪初期，法国只有4%的农民不负债，“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曾让农民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现在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25]（p683）1914年，法国农民高利贷债务额已达到200亿法郎，比1840年增加了1.6倍[28]。总之，“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护小农的土地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9]（p491）也正是由于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导致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穴居人，大约有1600万农民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统计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25]（p681）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此时，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面临着灭亡。”[9]（p485）法国金融垄断资本家在经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缺乏利润刺激的情况下，把国内大量的资本转向国外殖民地投资以攫取暴利，结果使法国小农经济的改造由于缺乏资本支持而延缓下来。1899年，法国殖民地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殖民人口为5640万人[29]（p368）。1910年，法国国内投资额仅为7.79亿法郎，而在国外投资总金额高达30.98亿法郎（1914年猛增至600亿法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资本输出大国。在1909～1913年间，法国从高利贷利息收入中获取高额利润平均每年达到17.05亿法郎至18.5亿法郎之多[29]（p427-428）。正如列宁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30]（p428）所以，19世纪的法国农业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农业设备大体上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作物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几乎相似，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停顿、落后和原始的状态。法国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在1825年是650多万个，而到40年代末则增加为780万个，这些土地所有者共占有1200万个极小的地块。1870年的小块土地数目更是达到1400万个之多，平均每个农户占有土地面积都普遍很小。比如在1862年，法国1公顷以上的320万农户中，占地1～10公顷的小农户有244万个；到了1882年，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更高达全国农户总数的80％以上，其中不足1公顷的最小农户占40％。在1862～1892年间，法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规模由12.5公顷减少到11公顷，占地不足5公顷的小农户有400万个，小农经营不仅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据莱维·勒博耶的计算，在1815～184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率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递增，在1840～1865年间为2.62%，在1865～1900年间仅为0.26%。法国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平均比英国低38%，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39%[12]（p104-118）。总的来说，对于近代法国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及其原因的认识，“必须遵循马克思理论之精神来研究，只是回答小生产在农业中是否有前途的问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农村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所起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又是怎样掌握的；资本在农村中是否产生过一种变革，是否捣坏旧的生产形态，是否引出新的生产形态，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1]（p5）
二、当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途径及其特征
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不仅“剪断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进入20世纪初期（1905～1909年间），法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仍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为880万人。与西方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要晚一些。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法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被德国和美国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从世界的第2位下降到世界的第4位。因此，“法国典型的农场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人物，与普通的农民耕作者没有什么区别。”[13]（p336）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比重（1851年为50.2%），德国在19世纪末期（1900年为54.4%）、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1920年为51.2%）也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而法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这一水平（1931年为51.2%）[12]（p20）。1955年，法国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即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小，在全国230.7万个家庭农场中，10公顷以下的有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0%以上；地块细小零碎，全国农用土地总面积3400万公顷被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个块地仅为0.45公顷[32]。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戴高乐政府痛下决心，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改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政策，通过兼并与破产的途径促使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根据法国1960年颁布的《农业指导法》，各省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实业公司”，由政府担保的“农业地产公司”（S·F·A）以高价优先购买所谓“不生利农户”的小块土地，并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按保本低价格转卖给资本主义大农场主或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青年农民。随后，根据1962年的《农业指导法补充法案》，各省成立了“调整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到了1970年代初期，法国政府又设立了“非退休金的社会福利补助基金”，鼓励年龄超过55周岁的农民领取一笔终身养老金后主动交出土地。为了防止农场规模在继承中越分越小，国家法律规定：农场继承权只能移交给农场主的配偶或有继承权的一个子女，其他继承人只能从农场继承者手中得到一笔继承金。据统计，法国在1954～1962年间共有150万农民离开了土地，其中有44万名老年农民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累计合并集中土地900多万公顷，相当于全国农用土地总量的1/4。从1954年到1975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劳动者人数由3人减少到2人[33]（p592）。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农业土地组合公司共有2000余个，以土地合作为主的农业共同经营组织共有2.5万多个，不仅掌握了对出售土地行使优先权，并且遏制了土地交易市场中的过度投机行为，逐步建立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1955年到2000年，法国农场总数由230.7万个减少到68万个，其中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减少86.79万个，20～50公顷之间的中等农场减少4.74万个，小农场所占全部农场总数的比重由56.3%下降到38.1%，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所占比重由4.1%上升到13.8%，平均每个农场经营规模由13.3公顷/个扩大到41.7公顷/个[34]。截止目前，法国各类农场总数为66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达到42公顷。其中，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10%，占到全国农用土地的40%，50～100公顷的中型农场占17%，经营面积占32%，20～50公顷农场的小型农场占24%，经营面积占21%，20公顷以下的个体家庭农场占49%，经营面积仅占7%[35]。法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比起美国的180公顷虽然小得多，但却是欧盟农场平均规模14公顷的将近3倍，是日本农户平均规模1.2公顷的35倍，是中国农户平均规模0.5公顷的85倍多。总之，战后法国土地法律政策的实质是培植资本主义大农场而排挤小块土地经营，如政府对中型农场（50～100公顷）的补贴为3万欧元，对大型农场（100公顷以上）的补贴为5～10万欧元。这样不仅促进了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而且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基本前提。
法国在进行土地制度变革和农地集中整治的同时，也把农业装备现代化摆上了突出的位置。战后初期，法国国内生产资金极度匮乏，戴高乐政府抛弃“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理财观念，大胆向国外借款，不惜落下一身债务，利用价格补贴和国家担保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等方式首先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政府规定：凡购置新的农机具按原价优惠15%出售，购买农机零件可降价20%，差价由国家补给。到了60年代，政府又规定：农场主购买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给予20～30%的价格补贴，山区和困难地区的补贴标准增至40～50%。此外，对于农民自筹资金兴建的水利、乡村道路、电气化、土地整治等工程项目也给予10～20%的补助。据统计，从1948年的7月1日到1952年的12月31日，法国共发放各类农业工程补助高达50911亿法郎，其中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农业现代化装备基金为1233.9亿法郎，贷款利息由7～8%下降到3～4%。从1960年到1974年，法国通过这种形式提供的农业贷款由60亿法郎增至480亿法郎，即增加了7倍。从1952年到1972年，按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使用资本量计算增长率为8.3%，超过了其他的经济部门。为了保证农机质量的不断提高和机械性能的不断改进，政府直接插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凡在法国市场销售的农业机械必须持有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销售许可证，农机生产企业停产10年后还要保证零部件供应。目前，法国共有农机生产企业2000家，职工6万多人，年产值达到350亿法郎，其中71％的农机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为了降低使用农业机械的成本，提高农机具的利用率，法国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建立农机合作社——“居马”（CUMA）。据1983年的法国统计资料，共有1万多个“居马”分布在各地农村，入社农户25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0%，农机合作社平均经营规模为300～500公顷，农机具平均使用费用比个人购买可降低30～40%[36]。1950年，法国拖拉机占有量只有13.7万台，1958年增至55.8万台，1965年增至99.6万台，1970年增至130万台。1950年，法国联合收割机只有4900台，1958年增至3.79万台，1965年增至10.2万台，1970年增至16.5万台。其他的各类农机设备，如手扶机动犁、机动割草机、捡拾压捆机、机械播种机等配套齐全，农业生产所需的全部动力均由机械自动操作。从1963年到1974年，法国农业用电量由1.8亿度增至64亿度，平均每亩耕地用电量为22.6度。在1949～1950年间，法国化肥施用量仅为100.7万吨，在1959～1960年间增至206.4万吨，在1969～1970年间增至421.9万吨，在1972～1973年间增至538.3万吨，平均每10年翻一番。到了1970年代初期，法国基本实现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据统计，法国农业劳动力人数从1954年的503.6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199.8万人，21年间减少了1倍以上。在1954～1972年间，法国农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1%。在1963～1973年间，法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7.2%，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抚养人口由1950年代的5.5人增至1980年代的26人和1990年代的40人[37]。1968年，法国第一次实现农产品的净出口，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内食品消费长期短缺的被动局面。1972年，法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出口国。困扰法国2个世纪的小农经济格局最终成了历史，代之而起的是领先世界的现代农业。
一、 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继续深化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做了科学阐述。资本积累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积累在工人阶级方面造成了过剩的人口，使工资处于永远不会超出的固定范围，造成无产阶级日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另一极——利润方面，资本主义积累决定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利润量的绝对增长造成了过剩的资本，这种过剩资本按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不可能按通常办法在现有的生产部门中使用，迫使一部分资本闲置，另一部分资本外流，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马克思指出：“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家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促进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追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1〕因此，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使更多的剩余资本脱离生产部门流向高利润的金融部门。
有的文章说，作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基础的某些经济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某些变化。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新现象和新问题。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2〕尽管帝国主义发展出现新现象新问题，但它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展。特别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揭示的另一端：伴随着无产阶级贫困化，整个社会的剩余资本积累，造成资本的积累过剩，由此而产生的剩余资本的转移。进行资本的转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寻求剩余价值、利润来源的变化，即资本增值形式的改变。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充分证实了上述的理论原理。自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繁荣，长达近三十年的“黄金时期”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剩余资本。出现了资本的“过度积累”，出现了滞涨危机。这些资本的盈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无法消化。但是，资本总是要实现它的利润最大化，总是要寻找资本获利的途径。这些剩余资本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就是涌向金融部门，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保罗·斯威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也在他们的研究中描述了这个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许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开始将经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金融领域。垄断资本在剩余不断增加与利润率趋向下降和盈利性投资机会日益缺乏的情况下，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正是通过金融部门的增长来吸收剩余资本并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并且，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过程表明，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金融部门受到了逐利资本的青睐。由于金融业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而成为了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和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3%的银行控制了70%以上的资产。16家最大银行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三分之一的资产，一批金融巨鳄在金融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它们从事于数额庞大的信贷与投资业务。经济的金融化、金融资本快速占据主导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鲜明趋势。
二、 新自由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的影响
20世纪70 年代，由于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滞涨”普遍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资本积累的替代方案，生长于20 世纪20 年代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甚嚣尘上，出现老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理论的新版本——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它适应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需要，被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政策工具，成为金融资本实施金融化的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实施全球新的金融扩张的先锋，主导了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思潮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统治的需要。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运行规则。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在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中心与等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根本标准，社会活动的最高目的和行为的最高价值是什么，新自由主义从价值观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说，适应新时期的金融资本统治需要。其思想来源：一是洛克、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和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特别是自由化、市场化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市场的规则也被应用到政治中，金钱前所未有地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成为大多数政党共享的事情。
最近，美国的琼斯出版了他的新著《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记叙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他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到了1980年代，也就是第三个阶段，他说：“最终的结局却演变成了把自由市场理念当成一种总体性哲学的全盘接受。这种‘市场哲学’与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更具妥协性的哲学立场相比，其实也已经有所不同。这个巨大的跳跃是由政治上的极右分子完成的，时间则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在英国赢得大选、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在美国赢得大选之后。”并且，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怎样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政党竞选和统治的工具，该书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各种新自由主义观念——关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取消政府管制的各种观念——是以什么方式转变成了英美两国的竞争纲领和胜选计划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金融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法、新的积累方式，具备其理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其发展新的阶段性的标志。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两个方面助推金融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其理论政策工具，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开辟道路。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迎合金融资本统治的需要，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它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欧美等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同时，虚拟经济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泡沫支撑下的财富效应。听任金融自由创新，听任金融信贷自我膨胀，使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不仅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而且增大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理论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伦理、文化等方面。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三化”，即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具体指，第一，全面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即主张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第二，效率就是一切的效率与公平观。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第三，绝对市场化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只有市场能够解决问题，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与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极端推崇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的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主张以全球化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更强调金融与银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反对对金融市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反对对金融资本施加严格监管。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在全球进行金融化统治，进行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其剥夺世界人民的、最后造成贫富两级分化的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无论是撒切尔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住房成为首批被私有化的资产，还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实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阿根廷开展的异乎寻常的私有化浪潮，其结果都是野蛮的剥夺行为，它们的剥削程度在历史上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相对较小的作用。在发展金融经济和利用其积极功能中，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但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化、全球化进程中，奉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的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主张，极大地助长了经济自由化、金融化、虚拟化。与罗斯福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不同，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国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 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 推进金融自由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力量大大增强， 步入了其“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金融资本力量得到恢复和加强的直接后果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开始金融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个促使资本从“价值生产”到“无价值生产”即价值寄生的东西，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客观存在的阶级兴趣，阶级利益，为了逆转下降的利润率，要求放弃凯恩斯主义，而实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大行其道的政策。在新自由主义“自由化”措施的激励下，激发了虚拟资本的狂热积累。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裹挟着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在世界泛滥。对经济落后国家经济、政治进行损害；对原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极大的危害。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大肆泛滥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广泛接受和共同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原则被写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这个协定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1990年代，上述组织还根据上述新自由主义原则，在许多国家中推行“结构性调整”政策。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这些原则总结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全球推广，它包括以下要点：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管制以及加强私有产权保护。
三、 垄断资本向虚拟金融垄断的深化、发展
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的阶段性变化，集中体现在虚拟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相对独立膨胀上。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垄断程度的加深和垄断问题的复杂化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发展膨胀。由于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以及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发展，二者在更高的垄断程度上相互融合；在股份制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大量企业上市融资，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在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同时为金融资本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提供条件；资本家阶级不仅获得剩余价值，还通过向工人阶级提供消费信贷等方法，利用金融的方式从工人的工资收入中获取利润。所有这些都说明金融资本垄断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传统的金融资本把垄断之手又伸向金融领域，通过金融领域实现剩余价值的占有、掠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受极少数垄断资本操纵和控制，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手，在传统的实体资本垄断基础上，又加强虚拟金融资本垄断，后者逐渐成为垄断利润的最大来源渠道。
所有这些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垄断的深度、广度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膨胀，金融与实际产业的分离，是在高度垄断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的统治不是由于这种分离而削弱，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强硬的手段加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完全依赖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而“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3〕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使传统的金融部门从包括金融以及保险扩大到房地产部门，（通常以FIRE表示），通过私有化导致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扩大，扩展到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五大泛金融部门，即金融、保险、房地产、垄断的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的垄断权力空前增大，同时增强的也是不劳而获的能力，扩大寻租，扩大食利性经济。
并且，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等各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金融资本在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起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后，必然要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机器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因此，当前阶段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有的论著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
在当今世界，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垄断空前发展。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2011年10月13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时说：“整个金融的操作，其数目非常庞大，手段极其复杂。而庞大的金额和操作机器，却只落在非常少数的几个人身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十五人集团’。就是这些跨国银行的寡头在操控着地球。这些寡头大部分都在美国，譬如说摩根史坦利集团、高盛集团，就是这些人在玩弄整个金融体系的衍生性商品。”〔4〕
四、 垄断资本推行全球化及其控制的全球市场经济体制
金融资本为取得更高的利润，不仅向金融领域集中，而且在地域上扩张，20世纪80 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的扩张、以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增殖，这决定了资本的行动逻辑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张以追求价值增殖。它一方面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另一方面造成全部社会关系按资本的愿望向一切社会领域中广泛渗透，因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这是垄断资本支配作用，在全世界进行更广度和深度统治的重要表征。
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加剧金融与产业分离的趋势。一是垄断资本推行的资本输出，全球资本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助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世界形成两极：一极是获取高额垄断利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巨头，一极是发展中国家的广受剥削的劳动大众。二是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全球性的虚拟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交易，使遍布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中心所控制的金融交易空前巨大。在空间纬度上，金融资本所操控的金融市场通过全球空间布局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加剧了资本脱离实际产业的分离趋势，加剧虚拟金融资本的膨胀。
全球化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全球性金融市场的独立与发展是重要特征。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出现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利润率持续下降。垄断资本所积累的大量资产必须找到新的增殖空间，世界金融市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的大发展，金融市场的独立是金融与产业分离的一个条件，使金融资本不必经过生产过程，把资本直接投入金融市场运行就可获得收益。实现了G—G′的现实运动。正是借助于这种形式，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最大限度地满足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迅猛扩大；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崛起；衍生金融产品、有价证券、风险资本等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资本不断地流向这些领域。法国学者德洛奈认为，货币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提取和集中世界储蓄的体系，“确切地说，金融市场是进行控制的地方，它能够保证资本所有者的绩效最大化”。〔6〕
五、 美元与黄金脱钩，失去货币的价值基础和货币发行的约束力，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体制性原因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 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美元以及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样，黄金不再是具有货币意义的商品，而美元一旦不再兑换黄金，其他国家便没有进一步将其盯住美元的义务，世界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货币体系。许多汇率——包括主要币种之间的汇率——开始不断地在自由市场上浮动。”〔7〕
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为虚拟金融资本膨胀奠定了制度和体制的基础。
我们还应重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关于价值与货币的理论，货币是执行价值尺度的商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8〕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商品的价格标准，执行着两种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9〕这里清楚地表明货币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当世界市场形成，商品交换成为国际性商品交换，社会劳动获得全面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各国的社会劳动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商品的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世界商品交换的基础。
在各国货币与美元对比，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世界货币体系下，金银作为表示商品价格中一定的价值标准，是货币进入流通、执行货币职能的前提。然而， 在美元与黄金脱离，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这一变化，也促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变化。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好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的积累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过度金融化。
在世界货币性质、作用改变的情况下，以及世界货币汇率浮动制下，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受限制地发行，同时用于金融市场流通的信用货币量激增，都大大加剧了金融化趋势。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大量发行还为了满足信用货币的需要，即金融市场中为资本增值而流通的信用货币。金融市场中运行的信用货币具有自我膨胀、虚拟化机制。当达国家金融的过度扩张，金融活动自身存在着的自我膨胀、虚拟化的机制，各种金融衍生品、金融创新泛滥都反映了立足私有制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信用活动扩张趋势。在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资金日益流向股市、证券交易市场，出现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国民经济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信用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它可以利用美元霸权掠夺世界其他国家，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可以任意印发，并获得了大量来自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盈余，以弥补日益增加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享有巨额的铸币税收益，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享受着别国廉价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形成了新的“中心—”架构，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美国还有着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信用评级机构，它们与美元霸权相互支持。危机中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贬值把自身的危机向外转移。戴维·哈维指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利用其货币帝国主义和资源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利用美元贬值导致了国外债券的缩水，使全球资产的价值缩水了数万亿美元，从而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债务，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的危机转嫁。
六、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成果成为金融资本实施金融化的技术性原因
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利用互联网统治的核心技术，不仅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方式的转变，而且使金融资本形态发生变化，统治手段发生着变化。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改造最显著和最深刻的领域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特别是金融模式。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金融资本获取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问题在于生产力进步和科技革命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了资本的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依托于信息技术，在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两个纬度上迅速膨胀。由大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金融业成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主体。信息化与全球化为资本的时空运动提供了最大限度，资本在全球灵活布局大大增强了对雇佣劳动的统治。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和理论政策工具的影响；垄断的深化与发展，是资本主义金融化阶段性特征变化的根本原因，制度性原因；市场化、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世界货币性质与作用的变化；生产力进步和科技革命的突破，是其变化的体制性、技术性原因，体制性、技术性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资本的属性，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操纵、运用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论述了资本主义金融化变化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288.
〔2〕仇启华，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当代〔J〕.中国社会科学，1980，（2）.
〔3〕列宁全集：第27卷〔M〕.人民出版社，1990.374.
〔4〕〔法〕黑弥.艾海哈.不是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EB/OL〕.中华论坛网，2011-1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25.
〔6〕【法】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5，（10）.
〔7〕【美】托宾.J，戈卢布.货币、信贷与资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3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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