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单因说。有学者主要从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角度看待新自由主义的产生。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因为凯恩斯的积极干预政策失败，所以人们想到用自由放纵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实践中的失败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的直接原因，干预政策失灵，所以人们在实践中只好采用自由放纵的办法。凯恩斯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是新自由主义得以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后果，这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有了直接的经济依据和现实契机。三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三点原因。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还有学者提出三因是:一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需要寻求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的对策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二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衰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50—70年的初长期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有了新口实。五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五点原因: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导致对于过度国家干预的反思，走向自由放纵思想;二是福利国家的破产，导致对于国家主导经济的反思;三是全球化理论的大力宣传与炒作;四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此消彼长;五是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不断调整、革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中发展，根据时代的特点不断修改和调整自己的理论，并逐渐扩大其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的传播途径制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颠覆他国而有意为之的，是被制造出来的。“新自由主义之登上世界舞台和扮演主角，并不简单地是学者鼓噪、媒体传扬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阶级的、政治的甚至政府有组织行为的产物。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选择和人为的制造物。这个阶级把巨大的荣誉给予它，投入巨额资金扶植它。他们相信‘思想总会结出硕果’，这曾经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的一本书的书名。新自由主义被有意制造出来、推广开去，目的就是由此颠覆社会主义、重新奴役第三世界和强化压迫本国工人阶级，取得资本扩张、利润最大化的绝对自由，实现美国的世界霸权。”［18］经济援助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援助而实现的。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援助计划使落后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援助的国际经济组织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以经济援助为名进行的计划有:贝克计划、布雷迪计划、华盛顿共识等。在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有意地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思想。新自由主义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学术出版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出版物是新自由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或主要方式。而各种讲坛是由各种新自由主义译著派生出来的传播渠道和方式，著作的出版必然导致在各种讲坛上要对其介绍和述评。各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讨论会则是传播走向深化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学术研讨会加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自从传播到中国来以后就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入。在这里主要介绍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一)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国际垄断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的安全。学者们主要从消极方面来分析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三消极因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得以传播，导致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到冲击;二是宣扬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得以认可，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三是主张产权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并进，影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9］也有学者认为三个消极影响是:一，鼓吹非调控化、自由化、私有化，以达到意识形态趋同，妄图使我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二，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大力反对集体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集体主义被抛弃;三，标榜西方民主和散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20］四消极因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二是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三是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四是抹煞民族主义，鼓吹经济全球化，危及到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五消极因素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二，积极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三，极力散布“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导致人们对国有企业的不满，进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满;四，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用股份制来冒充私有制;五，在借口“经济全球化”的幌子下，鼓吹与西方全面接轨。
(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为一种在凯恩斯主义失败之后流行的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毁誉参半，从积极的方面说，新自由主义弥补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不足之处;从消极方面说，每一种学说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包打天下，新自由主义也有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学者们把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来考察，但以研究消极影响为主。从积极方面来看，学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推动转变计划经济体制。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推动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借鉴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主导的理论精华，指出计划与市场同为经济手段，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以此为理论基础，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取得了经济改革的丰硕成果。［22］为经济改革提供借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正是因为有对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借鉴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道路。这些借鉴主要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加强法制和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产权改革。［23］推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形成。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革初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形成。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形成。“第一，加速了价格双轨机制的瓦解。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自由的发展经济，由市场主导价格，迎合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理论思潮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价格双轨机制的瓦解;第二，促使政府职能转变。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主张经济自由化，力推私有制，要求政府移开“看的见的手”，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治安等问题上，这就对政府职能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对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企业私有化，其观点过于走极端，但对后期我国企业进行股权改革，允许私人、员工参股是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表现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首先，新自由主义反对垄断、鼓励竞争的观点为我们所借鉴推进了我们的垄断行业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引入市场机制，或部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收费，使消费者受益;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少量的有限的国家干预也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对我们实现政企分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长时期以来，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没有太多的自，部分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的领域和范围，实行政企分开。另外，关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的观点，关于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观点，关于加强法制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等都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消极方面看，学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有以下影响。使国有企业改革误入歧途。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很大危害。一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损害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愈演愈烈。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暗箱操作、收受贿赂、低估贱卖国有资产，这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二是国企私有化改制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造成日益庞大的城市贫民群体，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国企私有化改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且难以遏止、日趋严重。四是国企私有化与外资大量过度涌入，严重威胁我国民族产业和经济安全。［26］严重削弱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公有制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严重下降，而民营经济的总量和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使我国经济过分依赖外资。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资。我国为了加速改革开放，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以致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外资占我国GDP的40%。而相对而言中国本土企业遭受的是“非国民待遇”，面对外资的竞争，处于劣势。如果外资撤走，中国GDP增长将下降一半。长此下去国内企业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有学者看到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有很大影响。一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造成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大量工人下岗，进出口放缓，尤其是出口大幅下降，房地产出现严重泡沫。二是影响我国虚拟经济，使我国虚拟经济积聚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造成了我国股市的大动荡。
(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的影响更多的是消极的。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表现在:意图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意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该学者指出，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公然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抓住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认为马克思主义连一个学派都算不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希望通过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诽谤马克思主义繁琐、独断，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宗教是偏激的意识形态，以达到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目的。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自由主义者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全球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宣称只有程序民主才是至高无上的，并在全球范围推广这种程序民主，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下是没有人民民主可言的;只有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才可以制衡因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才是民主的。”削弱民族国家认同。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张经济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鼓吹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理论，鼓吹民族国家过时论，认为一个摆脱束缚的市场会安排好一切。实质上是削弱民族国家认同，让我国放弃自己的民族产业，甘当跨国资本的附庸或殖民地。
三、简评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w，即：如何生产（how），生产多少（how m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总结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政治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金融学）的关系，虽然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七大报告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服务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溯源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二、民族主义VS新教伦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探寻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01-02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和制度总结，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所以，经济理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20世纪末提出来的，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制度以及发展规律，是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总结和高度概括。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于正确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长久以来，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对于经济制度的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之上，没有把握其实质上的真实意思，有时还会和其他经济制度混淆，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1]。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意义和本质特征，对于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具有科学合理的社会化发展目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现代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分工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当前的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确和细化[2]。另外，对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跨部门甚至跨国家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有利于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生产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国内和国际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3]。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不变的经济制度也难以适应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在继承和批判原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运用辩证主义的思想对原有经济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4]。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与当前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由此可以预见，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未来的社会制度经济理论一定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水平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整体形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5]。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所以，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所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既有的经济理论做出适当的变通，从而使其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提升服务，使经济理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以公有制橹魈宓木济发展形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展实践中，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公有制资产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走向[6]。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说明，公有制经济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支配地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其制度价值。在当前形势下，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资产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势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下，将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形成优势互补、长期共存的发展局面，让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在各自不同领域l挥经济作用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7]。在此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也包括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私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经济形式。虽然非公有制经济不具有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但是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私有制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说，私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理论，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探寻，对于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经验，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现状以及预测未来经济形势，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蒋永穆.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83-86.
[2] 何召鹏，马慎萧.一部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鼎力之作――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3）：211-216.
[3]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73-77.
[4] 宗寒.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繁荣发展――评林岗主编的《〈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J].当代经济研究，2011， （5）：90-92.
[5] 裴小革.弘扬马列锐意创新――读《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当代经济研究>；创刊20周年纪念文集》[J].当 代经济研究，2011，（4）：89-92.
[关键词]大学生；科学义利观；培养
任何一种社会主导精神的形成都经历了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创造和认同而形成新的统一体的有序化过程。其中关键和基础的部分就是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以及人们义利观的形成和培养。大学生作为正处于成长时期的高知识群体，大学阶段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巩固的关键时期，其基础和核心的方面就是科学义利观的培养和形成。着跟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重视和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义利观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核心价值观念，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大学生树立科学义利观的基本要求
义利观指的是人们对义利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准则。科学义利观的建立和培养，必然要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的核心内涵要求，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好义利关系，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1 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念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理解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是建立大学生科学义利观的前提。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追求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强调效益，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是对劳动者进行利益的激励和鞭策，通过利益0的杠杆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形成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追求效率的意识，竞争的意识。关心和注意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合理实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要求。但对利的需求、追逐和使用又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遵循一定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以义制利”。人类对利益的追求如果不受约束，社会就会处于混乱的无序状态，人们就很难获得自己的利益，已得的利益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市场经济也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协作，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诚实守信、重契约践诺言，权利义务关系相统一并相互制约，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遵守和维护法律的尊严。
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才能正确引导大学生确立科学义利观。
2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义利观
马克思主义义利观认为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问题上，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双重属性出发，既注重集体利益又兼顾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辩证地统一起来。市场经济强调效率和竞争，优胜劣汰，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肯定利益对道德的决定作用，个人对利益追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社会合理性。同时，市场经济也讲协作、诚实、自律和守法。因此，需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关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
3 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义利观的核心问题。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各个阶级的不同的义利观都会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自然本性；但人又是社会中的人，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找到最佳结合点时，社会关系和谐融洽，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当个人利益的实现越过集体利益的底线，对集体利益造成损害，即只重个人利益、忽视或否定集体利益时，就会导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紧张，道德质量下降，不仅集体利益受到损害，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而只注重集体利益，贬低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就会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乏力，社会就会趋向积贫积弱。因此，必须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既不拿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也不拿集体利益压制个人利益，而是二者并重发展。
二、大学生科学义利观培养的基本内容
1 坚持辩证观点。正确处理利益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坚持义利并重
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构成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利益决定道德，道德为经济利益服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就需要有什么样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利益的实现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不受道德规范和约束的利益，是非正义的、危险的、不能长期持有的利益，利益必须“取之有道”，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要实现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就必须对人的正当利益进行激励和尊重。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非常宝贵，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因此一方面，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要求，也是正确理解义利观和建立科学义利观内容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强调权利和义务相互制衡和约束，遵守和服从法律、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也是市场经济基本价值要求，是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能够得到实现的保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义的要求和规范。市场经济注重利益的要求和实现，也注重利益实现的手段和途径，注重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因此，大学生科学义利观必须是义利并重的义利观。
2 注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义利观内容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义利观认为个人利益构成集体利益的基础，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体现。没有个人利益，就不会有集体利益。“共同利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构成利益价值的两个相互依存方面，必须辩证地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既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实现，又主张在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的实现不能损害国家的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也不应损害他人的合法正当的利益。因此，在利益关系问题上，必须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并重发展，并处于一个相互制衡的利益关系中。集体利益应当体现在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遵守和服从上；体现在对社会规则和社会公德的遵守和维持上。“集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应当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正确理解“集体利益”的科学含义是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键。 转贴于
3 坚持公平竞争，讲求互助协作
市场经济讲竞争也讲协作互助，竞争和协作是市场经济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使人成为自由流动的社会人，个人将会经常面对陌生人、面对陌生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因此，必须学会与陌生人相处，善于与别人合作，在协作中完成工作，学到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与别人协作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竞争促进协作，协作增强竞争，协作是竞争的需要。因此，公平竞争和协作互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确立大学生科学义利观的重要内容。通过公平竞争和协作互助的价值意识的培养，使学生养成科学的义利观念，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大学生科学义利观培养的主要途径
市场经济时代讲求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和相互制约性，在大学生科学义利观教育上强调的应是一种权责义统一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c·so lomon)认为：资本主义成功并非因为它使人致富，而是因为它产生负责的公民和繁荣的社会。它不可能长久容忍经济活动只关注利润和粗俗，忽视传统责任、社会和整体美德。因此，大学生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感化周围的人们，使更多的人明白义之所在、义之所重，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规范和约束自己的利益行为。
1 加强大学生法治意识和诚信教育
建立健全法制，使法律和制度能够细化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每个求利行为都能形成权利与义务相互约束的法律机制，把因为法律和制度的缺失造成不讲道德的行为降低到最小程度，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必须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让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自觉遵守和服从的理念，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义务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和法治理念教育，让人们自觉养成敬畏法律、遵守和服从法治理念的意识，是形成大学生科学义利观的前提。
市场经济作为契约经济，要求社会从法律、政策、机制各个方面保证诚信的实现；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要求交换双方诚实守信、信守承诺、不弄虚作假、不坑蒙欺诈；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经济，更是企业形象与信誉的竞争。可见，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内产生的一种伦理原则，它内在地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信用，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现代社会，伦理层面的诚信道德和经济、法律层面的诚信原则是相互融合、辩证统一的。对大学生而言，只有践行“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荣辱观，树立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责任意识，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就容易导致见利忘义、不守信用，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践踏道德法律，最终走向违法犯罪。
2 构建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个人道德的基础，也是形成大学生科学义利观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分化重组为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无序和不公正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人不法致富、钱权交易以及贫富分化，尤其引起人们不满的是各种利益群体间最大的差别不是占有社会资源的数量方面，而是占有社会资源的方式、获得利益的途径存在重大分异，即机会的不平等以及起点的不公。出现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以不义的手段获得个人私利的膨胀，达到暴富的目的，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和惩罚，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必然损害到诚实守信、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基本价值观，损害社会的公平、公正。由于个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就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活动包括道德活动的性质，很难想象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会大量产生不道德的人，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个非正义的或基本不正义的社会会培养出大量有道德的人。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对于个人存在的先在性、示范性，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利益结构的正义要求与评价应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和评价。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分配和纠正方面的基本公平、正义，如果不率先作出这些方面的调整和改变，单方面地要求个人在道德上如何，那就可能流于虚伪和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正如休谟说：“如果我独自一个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出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可见，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机制对大学生科学义利观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3 改变教育观念。在行动上使学生养成权责义统一的责任意识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 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