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国家表现不同。比如，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在正进行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其作用就不一样。正确的选择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寻求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和政府功能的复杂性相对应，集中体现政府意志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中国经济属于追赶型后发型，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早在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国领导集体制定并有力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中国要想实现自己下一步发展目标，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并调整自己的战略实现方式，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下面具体阐明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特殊作用。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作用不同而已。否认政府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其实，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及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作用。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国家意志从来是在经济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国家意志左右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奉行不干预无非也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对政府作用的争论没有停止过，但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仍然是大幅度的扩大了。在IMD（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和WEF（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政府作用和绩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政府的功能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对市场拾遗补缺，它还具有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职能。
当然，不同国家的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就比现在更为明显。虽然英国统治者在1776年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而欢呼，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按照斯密的说教去办事。英国人让自己多如牛毛的法律、制度，甚至带着血腥的政治指挥着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而对外却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力鼓吹“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政策，这显然是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表现。当代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号称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在以保持“全方位”的全球领先为目标，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纺织、钢铁业、汽车业、电子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等行业失去了全球统治地位。于是，它一方面借助关贸总协定机制和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保护和推动自己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创新战略全方位提升国家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举起振兴美国经济的旗帜，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将科技与市场相结合的项目，继续进行官、学、研合作创新研究项目，实现“小政府、大投资、强国家”等等。在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为显著。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各个国家的现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
因此，中国要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社会制度、内外环境、经济发展的任务等，并借鉴各种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
第二，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和许多经济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怎样从理论上论证市场化、自由化的合理性，怎样反对国家干预，各个国家的领导集团还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非常注意从战略上来考虑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西方许多非主流经济学者也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合理性提出非议。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J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瞻远瞩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他还认为应当“对积聚国家财富的问题采取战略规划的方法。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和使命感，他们应当努力通过所制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结构为全国每天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第三，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收敛，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符合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发国。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来发展经济才达到目前的水平。在一两百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制度安排因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变迁，由于时间较长，许多变革可以依靠自发的力量来完成。因为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3%左右。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英国从1780-1838年用了58年，美从1839-1886年用了47年，才使人均产出增加了1倍，而我国从1977-1987年只用了10年人均产出就增加了1倍。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时间走完的路程，我们希望在30年、50年里面走完。既然如此，那么物质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提升、生产活动的特性都会变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下就会有很多社会组织、金融安排等属于比较接近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需要随之发生变革，由于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种变革如果单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将会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必须进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政府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但在启动现代化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有效推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而不在于它是民主还是集权。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然，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民主是政治体制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其发展进程必须根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定。
第四，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强有力的政府推行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转型国家那种政治剧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改革是一个破与立结合的过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一场革命，其间要克服的难题很多。中国政治的品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制定和推行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五，经济发展战略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从当代中国经济的特点看，中国急需经济发展战略指导。
一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性、方向性、长期性的总体谋划，它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然而，它对大国的作用更大。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其国家经济活动相对简单，其战略规划层次比较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手段等都简单明了，因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简单。然而，大国却不一样，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地位特殊，更需要全盘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就要在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大国战略设计与小国战略设计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正如动物世界中大象的战略战术绝不同于小鼠的战略战术，拳击比赛中矮小选手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于高大选手的战略战术一样。从国内战略来看，大国的发展就存在如何协调地区发展的问题，如何实施正确的人口战略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大国的生存和发展要比小国复杂的多，也就更需要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就更需要完备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的观点，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国际国内形势看，21世纪初的前20年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的腾飞。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互动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相对小。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3.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0.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的十分封闭的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联系的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实际上，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当然，融入世界必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中国人看来，21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在世界看来，这是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做出及时调整的重要时期。从历史上看，大国的经济崛起无一例外地导致对外扩张和战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头雁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最大。在国际社会，各种对中国发展方式、发展影响、发展结果的猜测、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尽管其中有积极客观的认识，但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大国对中国却坚持以遏制为其战略基点。所谓“中国”、“围堵中国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改变内向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处理好中国发展与世界的互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处理好兴起与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要求中国领导人以理性的思维，以历史的眼光，站在全球的制高点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
>>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探索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消费内需的影响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日本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影响因素分析 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下的汇率变动 浅谈我国石油钻井市场经济发展战略 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前瞻性研究 浅析如何加快推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浅论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地区收入差距分析 基于价值工程的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论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渐进式转变过程 浅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浅析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宋林飞.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其评估[J].南京社会科学，2010，（1）：6-14.
[3]甘孜州2015年地质灾害防灾预案[EB/OL].
[4]地区脱贫离不开政府管理思路“脱贫”[EB/OL].
[5]河流湖泊[EB/OL].
【关键词】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一、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向
1.战略性调整所有制结构
我国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依据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对我国国有经济的所有制进行调整，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正确的调整方向做出保障。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通过改革保证公有制的核心地位：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指应该对国民经济中主要、重要行业实行控股，适当参股非国有经济。
（2）通过改革保证多种经济制度共存：针对非国有经济的主要、重要组成行业，国有经济应该适当从其中退出控股，或者可以选择参股，以便保证多种经济制度共存，共同发挥作用，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得到满足。
2.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应该重点把握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它对于国有企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着主导和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缺少战略性规划，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产业结构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大致趋同，而是应该与各国政治、经济实际情况密切相关，随着产业性质、所有制目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调整应该包括两方面：（1）从空间结构上调整国有经济产业分布情况。（2）从中观层次调整国有经济关于某既定产业中观层次上的规模。
3.战略性调整产品结构
对企业产品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可以从根本上为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证。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产销率低的现状，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中，应该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为前提，大力发展投资品，形成消费品与投资品达成同等发展地位。但是针对投资品，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和开发投资品方面。
4.战略性调整企业结构
企业结构与国有经济结构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必然会影响企业结构，而战略性调整企业结构会加强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效果。所以针对目前企业结构存在的组织规模失衡问题，以及组织结构失衡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战略性调整，以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成效。
二、深入探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改革举措
1.战略性调整外部总体布局
在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位置的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提高非国有经济的参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主要包括：（1）建立和完善调整国有资本的动态机制，保证国有资本进退的有序性和合理性。（2）以存在高竞争的行业为着手点，适当降低国有资本的比重。（3）以产权为纽带，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程度，采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作用。
2.战略性调整内部产业布局
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关键在于“集中范围，增强保障”。比如，在国有经济中提高公益性或者战略性行业的参与，将国有经济行业的标准适当放低，促进多种经济制度共同存在，共同作用。
3.鹇孕缘髡微观产权布局
通过调整措施，让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保证经济的持久发展，合理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改变以往的绝对控股形式，逐渐转变为相对控股。主要包括：在调整国有企业过程中严格把控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以合理的方式调整或者减少国有制经济的控股程度，比如上市。除此之外，需要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国家的控制力。例如采取措施加强设立政府特权，主要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或者通过制定公司章程等办法，从而为政府的话语权做出保障。
4.战略性调整企业规模布局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序退出规模相对较小的国有企业中，主要集中发展大型企业中；二是针对规模相对较大的国有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从真正意义上做到规模大而且发展强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对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作用，应该在调整中注意区别功能，不能盲目进行调整，要保证国有经济的公益性以及竞争性。中央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中，合理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以保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战略性调整时，应该注意保护和发展各地方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企业，减少以延伸政府职能为主要功能的地方性城市建设企业，并且要注意对于风险的把握和调控。而针对目前存在的竞争性企业，发展其多种混合制经济，以为有序退出作出保证。
三、总结
结合目前国有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且及时提出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合理方向，准确把握国有企业的职能作用，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不仅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会对国有经济的掌控力有所作用。希望本论文关于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改革举措的内容，对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有所作用，提高国有经济的活性。
参考文献：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核心；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各省域“走出去”战略的共性分析
“走出去”战略是指我国政府或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实施的系统的方略和措施，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全球化经营战略，要求开展跨国经营或去海外发展。不同省域经济中的“走出去”战略都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因此，对于不同省域经济主体来说，它们的“走出去”战略必然有着统一的共性特征。
第一，战略实施主体一致，即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很多学者认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不应当是政府而应当是企业。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政府同企业一样也应当是战略的实施主体。诚然，“走出去”战略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上，最终走出去的必然是企业。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执行的既有企业自身制定的微观层面的“走出去”战略以实现企业的微观效益，也承担着由政府或地方政府制定的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的“走出去”战略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当然，这里既不存在政企不分问题也不存在地方保护问题。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战略，是省级政府作为战略的主导者，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按照省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谋划全省企业“走出去”的行为，因此，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在省域经济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包括落实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自、保护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引导企业避免恶性竞争等。
第二，总体战略目标一致，即鼓励省域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与合作，促进省域经济持续发展。勿庸置疑，所有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总体目标都是要从政策、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最终使本地企业走出去，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行“双向开放”，实现“双项效益”，获取发展条件和市场、资金、技术等等方面的持续竞争优势，从而促进省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因各省域经济基础和发展方向重点不同，“走出去”的主要动因和阶段战略目标也将不同。
第三，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都涉及多个层次。按照实现程度可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商品走出去，既包括传统的实物的出口，也包括无形服务的输出。二是资本走出去，这是较高层次的走出去，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的方式开展跨国经营,培植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三是“完全走出去”，这是最高层次的走出去。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地去追求商品出口或资本输出的走出去，而是从根本上追求有进有出，进出互动，能够真正的融入全球一体化，很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配置“两种资源”，走出去驾驭国际市场竞争，实现自身强大的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甚至是整个第三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
第四，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当前，每一个省区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也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推动全球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增强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世界产业面临新的格局，这给省域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掠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也对省域经济“走出去”形成挑战。国内环境方面，国民经济结构面临战略性调整、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增加、入世后市场开放带来竞争压力以及人民币坚挺对出口形成的压力等都对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五，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和作用基本相同，既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满足国内战略资源需求；同时有利于省域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对于利用国际技术、人才、信息进入国际主流技术体系以及突破国外以反倾销等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重要。当然，由于各省域条件和基础不同，又各自有不同的“走出去”的意义和目的。
制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经济学研究的省域差异主要指省域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是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差异，常用GDP和人均GDP指标来衡量；二是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这又与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经济总量差别很大，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走出去”战略在不同省域的战略地位、战略阶段、战略目的和实施重点等都不能等同。从总体上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力要远远强于其他地区，2003年超过10000亿元的省份全部在东部。西部地区最为落后，除四川省外，其余11个省份GDP都在3000亿元以下，还有3个省份在500亿元以下。就人均经济实力而言，省域差别更为明显。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中西部大多数省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落后阶段，而东部有些省份比如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区已接近于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就工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而言，东部一些省份已经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后工业社会”，产业发展依赖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而中西部部分省份工业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本积累阶段甚至是资源依赖阶段，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和形式是由该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其“走出去”战略的不同：第一，东部很多省份完全具备“走出去”的实力和条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应当“商品走出去”与“资本走出去”并重，在保证各种形式的商品输出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对外投资。同时，要把“走出去”战略与产业结构的转移、优化和升级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自己省域经济的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能力。第二，中西部多数省份“走出去”的实力较弱，目前“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必须做到两个结合：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结合“引进来”战略。“走出去”战略现阶段应当以“商品走出去”为主，并有选择地实施以促进商品出口为主要目的的对外投资与合作。
一、区位优势差异对“走出去”战略的影响
1.地理位置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东部沿海，西部沿边，不同省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上的比较优势，对于沿边的省域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边境贸易，大力发展边贸经济。西北部的省域可以充分利用欧亚大陆桥“走出去”，西南省份可以充分利用“10+1”合作机制与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南部省份可以利用泛珠江三角洲的优势在“走出去”战略上做文章。对于海外华侨相对集中的省份，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本省籍海外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到境外进行投资和合作。比如浙江省共有100万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独联体、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该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99%都分布在这些地区。
2.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不同省域经济在“走出去”战略中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广大中西部省份矿产、能源资源丰富，应当大力挖掘自身的资源型商品。对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省份来说，更应当注意如何利用“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资源型合作开发项目，来弥补资源的短缺。比如云南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地缘优势，为鼓励本省企业走出去，采取了包括建立3000万元的“走出去”发展资金等多种措施，在2004、2005年两年内先后开发了老挝万象钾盐开发项目，越南老街省贵沙铁矿项目，缅甸伊洛瓦底盆地D区块石油天然气勘探产品分成项目，成效显著。
二、非区位优势差异的影响
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一个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实质上直接决定着该地区商品的生产供给能力，这些要素禀赋即丰缺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该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该地区输出商品的能力和输出商品的种类或者决定该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和方向。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的省域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要素的现实差距或者说要素禀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影响不同省域经济“走出去”的方式、商品结构、地区分布、投资流向；同时，不同省域的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也决定了省域经济“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渠道和难易程度，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劳动力要素的差异。
省域劳动力禀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省域经济“走出去”的内容和方式。劳动力要素禀赋由三个因素综合决定，一是人口数量，这是基础性指标；二是劳动力的质量，即人口素质，这是关键性指标，由受教育情况和人才比重等综合因素衡量；三是人力资源发展环境，这是个重要指标。笔者选取2000年相关指标的数据，利用SPSS10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对各省的上述三个指标进行处理，根据处理的综合分值对各地区、各省域劳动力禀赋的差异进行比较得到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部省份劳动力要素综合禀赋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省份。各省域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劳动力禀赋的差异：第一，对于I类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智力型劳务输出或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第二，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时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数量众多，素质较低，成本低廉，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开展多种形式的体力型及技能型劳务输出。
2.资金要素的差异。
资金要素在一个省域经济走出去过程中本身既是“走出去”的战略内容，同时也为“走出去”提供强大支撑，影响着“走出去”的方式。资金要素禀赋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即资金规模、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
笔者选取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总额、企业利润总额、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等8个指标，利用SPSS10软件对各地区、各省域资金要素禀赋的差异进行综合比较得到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资金要素禀赋的排列顺序依次是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而且差距明显，前六名中东部占去五个，中部6省和西部12省除云南和新疆位于II类地区外，其余综合得分值全部为负值，位于III和 IV地区当中。东部省份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省份。各省域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如下内容：第一，东部资金要素禀赋突出的省份在商品输出层面上应当大力发展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投资，既可建立贸易性企业，也可建立生产性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和境外加工。从投资方向上，既可“走”入发达国家与其进行水平型或混合型的分工合作，也可“走”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型投资。第二，位于第III和 IV类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在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应当将商品输出作为自己的重点，而且在商品输出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垂直型分工。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特殊情况开展以贸易性企业为主的资本层面的走出去，在地区方向上宜更多地选择发展中国家进行单向或双向的投资。
3.技术要素的差异。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和深度。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自身的技术要素禀赋。
技术要素禀赋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技术投入水平，它反映一个地区科研活动的能力及其活动现状并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产出；二是技术要素的产出和转化能力，它反映一个地区科技成果的数量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推广和使用情况。笔者选取8个相关指标利用SPSS10软件对各地区、各省域技术要素禀赋的差异做出综合比较得到表3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技术要素禀赋也大致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度分布，东部地区在技术要素禀赋中占有绝对优势，占据了前6名，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技术要素处于落后位次，中部的江西和山西以及西部的陕西、广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都位于IV类地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对于技术要素占绝对优势的部分东部省份，在大力促进其技术密集型产品“走出去”时，可以进行科研技术型投资，创办境外研究开发机构。同时还应当将其技术要素向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转移，努力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产业“捆绑”一起，共同“走出去”。第二，对于技术要素相对落后的中部或西部省域来说，其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应当是以垂直的方式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商品”，或者与其进行多种形式的劳务合作和多种形式的加工贸易，比如“三来一补”。当然，也要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直接引进，采用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然后“走”向发展中国家，或以“反梯度”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
4.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改革。“市场化”从根本上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内容上既包括商品市场的市场化也包括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就市场主体而言既包括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既不可能“引进来”也不可能“走出去”。毫无疑问，对于省域经济“走出去”来说，市场化程度是除了经济要素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它不仅决定能否实施“走出去”战略，还影响“走出去”的主体。
2003年，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课题组选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与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五个方面的23项客观指标，采用目前公认较为科学的“主因素分析法”进行度量和测算，揭示了我国各地区、省域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和五个主要因素对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具体见表4和表5。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沿海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东部10省、东北3 省、中部6省和西部12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平均分别为7.25、5.69、5.52、4.71，而且不同省域市场化程度差别也很大。从表5中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深度发展、要素市场的较高程度的发育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理顺是东部省份特别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和上海六省市市场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这些差别影响着不同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第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省份来说，由于其非国有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制定政策时要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利用自身机制灵活的优势“走出去”，使民营中小企业也成为省域经济“走出去”的主力军。同时，要充分发挥商品和要素市场相对发达的优势，开展多种的形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第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广大中西部省份来说，“走出去”的关键还在于大力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政策和制度上推进本地市场化进程，努力与国际市场早日接轨，为本省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同时，由于这些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仍然不大，因此目前走出去的主力军可能以国有企业为主，但也应当大力培植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走出去”。
河南省“走出去”战略选择
河南省地处中原，土地肥沃，矿藏丰富，交通发达，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迅猛，工业化快速崛起，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经济结构优化，在保持农业大省地位的同时，正逐步向工业大省迈进，进而实现“三・二・一”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给河南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根据自身的省情特征和发展基础，确定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走出去”战略，将提升全省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省域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实现中原的真正崛起。
一、河南基本省情及“走出去”现状
河南省人口和经济总量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但就其人均量和经济资源状况来说，却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人均GDP、劳动力要素禀赋、资金要素禀赋、技术要素禀赋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在全国居于第16、14、12、13、17位。目前，河南省的“走出去”状况呈现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河南省在商品“走出去”层面和资本输出层面均居各省第13位，处于中等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要素禀赋比较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说明不论商品出口还是对外投资，河南仍都具有极大潜力。
第二，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业务等对外经济合作及劳务输出方面，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位次，分别处于第10位和第7位。但就其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又相对落后于其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优势（两者分别位于全国第6和第1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位6%和7.48%）。这说明河南省在“走出去”过程中尚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河南省在下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力度，积极引导，采取恰当措施，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商品输出层面和资本输出层面的共同快速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河南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河南省“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确定“走出去”的正确路径。
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将近1亿的人口为河南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河南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走出去”商品构成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应大力发挥河南省劳动力绝对优势，确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大力促进农产品、矿产品和轻纺产品的出口。
由于河南省资金要素不占优势，而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明显，同时，河南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生产能力富裕，结合省内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应选择适当产业产品对外投资建厂。因此，在“走出去”的层次和阶段上，应确立大力推进和发展商品层面的出口战略和服务层面的输出战略，在此基础上鼓励发展资本层面和技术层面的输出。在“走出去”的方式上，应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同时适当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收购兼并、BOT等方式进行商品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
在“走出去”地区分布上，应坚持“多元化”战略。具体来说：第一，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垂直型输出，另一方面利用劳动力优势大力开展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第二，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进行富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输出，同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展工程承包和咨询服务等经济合作。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衰退，经济危机之后，2014年世界经济逐渐开始恢复并保持相对稳定趋势，增长速度将慢慢超越2013年，中国经济也将趋于小幅改善。党的十八大指出，今年将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放“改革红利”，加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针对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国家还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控当前市场经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综合平稳中不断发展前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三季度的GDP增长较二季度已经有所回升，物价也保持在相对合理的空间范围内，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市场经济将会实现快速转变。
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社会各行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企业经济形势增长缓慢，大多数企业进入了“冬眠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许多企业也顺势进行了相应的企业结构调整和战略方向的改革，例如一些制造业勇于创新，打破传统以生产制造为主的企业运营模式，大力开拓市场，向工业服务型企业转型，在不断尝试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财务部门是企业非常核心的部门，负责企业的财务资源配置管理，决定企业资金活动的动向。财务战略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战略的调整方向，所以企业战略调整必须综合考虑财务战略如何定位，同时财务战略调整一定要认真分析企业内外影响因素和行业发展状况，有长远目标和全局眼光，统筹规划，勇于突破，敢于改革创新，有科学规范的理论支撑，综合考虑企业实际工作，将科学理论与企业实际业务相结合，帮助企业快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一、以往企业财务战略综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许多中小型企业和部分大型企业受危机影响，市场萧条，销量严重下滑，更糟糕的是不能及时得到财务资源补救，企业战略调整不及时或不全面，无法在危机中顺势转型，最终纷纷倒闭破产。当时国家针对经济形势实施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如政府的4万亿投资、国有银行超10万亿的增量贷款、出口退税等[1]。经过一年多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实现了大幅回升，企业也在国家调控的帮助下度过困境，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而此时企业财务发展战略的定位将不再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而是危机过后的“重建”策略，怎样快速融入危机过后的新经济环境并快速发展，已经是企业财务战略调整的关键所在。
1.分析经济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危机过后，受一系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市场经济结构会出现较大的改革变动，会产生新的经济环境。我国经济2009年第3季度的增长将接近9%，实现全年保8%的目标已经没有悬念。由于一些企业的倒闭破产，一部分市场空间被闲置出来，同时国家实施的一系列调控政策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经济产业环境并不紧张，正是企业快速升级、实现技术改革的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后的重建过程中，许多资产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抛出，一些企业领导者敏锐的抓住时机，果断出手，对有用资产快速收购积累并重新配置，快速积累优势占领市场空白区域，摒弃保守的财务战略，敢于创新，设立积极、长远的企业财务发展战略，以最短的速度成为当时市场领跑者。
2.重新定位整体财务战略方向
在经济危机初期，企业往往需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状况，选择保守的财务战略，保证资金流和资产的稳定安全，只求能平稳渡过危机周期。此时企业整体战略规划方向一般是立足于节省一切人力、物力开支，尽力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将企业各项支出压缩到最低限度，保证企业“安全过冬”。那么此时的财务战略定位自然要从成本费用的角度出发，严格把关，降低企业运营各个环节费用成本。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得以实施的资源动力，危机过后，企业立即转变观念，变“保守”为“开放”，变“被动”为“主动”；从节省费用开支转变为利用各项资源获得收益，从“稳中求过”的经营目标转变为“发展壮大”的运营模式。此时企业的战略方向是如何快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确定投资方向获得收益带动企业快速冲出危机阴影，彻底摆脱“危机后遗症”。财务战略方向也定位在为企业整体战略调整提供资源支持服务的角色，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配置，为企业战略调整服好务，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财务战略调整的几点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演变，这对我国企业财务战略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企业正从树立质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形成、高新技术的应用、消费观念的更新，要求企业财务管理的观念到方式，从企业的经营理念到市场定位，都要作出相应的变革，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对于财务战略定位的认识尚存偏差和不足，使企业管理层在工作中走入一些误区，影响了财务战略的制定和有效实施。
1.借鉴以往经济危机财务战略调整策略
当前经济环境可能与以往经济环境相差很大，但人们应对经济危机时产生的战略思维是不过时的，在同样遇到困境的今天，应该充分分析以往企业在经济危机后财务战略调整案例，从中提取出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有用知识，为企业财务战略调整提供借鉴。例如，有些公司为适应危机后的新经济环境，在综合分析企业材料成本和利润收入的基础上，首先在投资方面进行了财务战略调整，弱化发展前景不确定产品投资，果断摒弃盈利能力差的项目，将企业现有资源重新配置整合，重新确立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主攻投资方向。还有的企业首先从资金流方面进行了财务战略调整，通过多渠道融资获得更多资金，然后将资金流高度集中，把主要资金用到关键技术的提升上，提高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
2.发展创新思维
创新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都是在创新中获得突破发展的[2]。每个时期经济环境的发展都是无定式的，在借鉴传统财务战略思维调整思维的基础上，还要合理审视当前经济环境，敢于突破创新，发展出适合新经济环境的财务战略思维。对于新的经济环境，企业财务战略思维的调整可以从企业实际运营现状出发，结合企业长远战略规划部署，敏锐洞察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做到在环境最终改变之前，运用逆向思维，将企业财务战略调整到适合新经济环境到来的状态，做到未雨绸缪，更好的将企业整体战略与外界环境相结合，为企业赢得市场先机。
3.分析不确定因素，建立财务预警机制
前面我们讨论到了危机过后遗留的“资源优势”，像市场空白区和国家调控政策等，在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及时发现新环境中潜在的风险因素。经济危机并没有彻底过去，遗留的资源中依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国家政策依然在实施调控，新一轮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新的经济环境并不完全稳定。此时，企业应该深入分析市场形势，可实施弹性财务战略调整，充分利用现代财务信息管理系统的优势，对当前企业财务数据深入分析，建立相应的财务预警机制[3]，为企业财务战略调整方向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结语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国家安全环境
过去几十年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关注力度不够，显然，这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为此，在新的时期增强国家安全战略意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中西方学者针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标准各有不同。西方学术界概括它是“为实现捍卫和推进国家利益的目标而协调运用国家力量的一切手段（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国家计划”，这通常会陷入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战略或大战略混淆的误区。但也有人提出，大战略实际上是战时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战略是包括内政和外交在内的总体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则主要是对外事务战略。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军语》在对军事战略作出相同定义的基础上，将国家战略定义为“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方略”。从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军事战略要解决的是有关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的全局性问题；国家战略所要解决的是有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此后，在这两个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说法不一，但非常明确地包含了共同的基本内涵：国家安全战略，是指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地缘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影响下，本着为保障、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根本目的，判断现存和潜在的威胁，分析可动用的资源，最终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或怎样分配和使用资源来应对威胁。由此可见，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界定国家利益、界定可动用资源、界定威胁以及分配资源。
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之关系辨析
目前学术界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动摇，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国家的安全系数就提高了，祖国完全统一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大力夯实经济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可厚非，但是必须以国家安全不受侵犯、不受威胁为前提条件。研究历史和现实实践可知，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发展和安全。发展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获取更充分更丰富的资源和机会，最终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高国家国际地位和获取更安全的国际环境。安全是指避免和抵御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外来威胁。就两者关系而言，发展并不会必然自动带来安全，但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更多资源。国强要以国富为基础，但国富并不等于国强，更不能自动地带来国家安全。近年来，人们对发展了更多目光，想当然地认为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之后，国家自然就会强盛。但是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近代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
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可用当今国际社会主要大国的发展变化来分析。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理论意义上我们普遍认为对增强国家震慑力、维护国家安全是有利而无害的，但是事实上，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却可能因为自身发展反而会被其他国家尤其周边国家作为对手、潜在威胁来对待，甚至增加对其抵防，由此反而增强了国家的安全压力，导致安全系数下滑。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稳定的高速增长态势下，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就是此类事件的典型，现在美国、欧洲部分国家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俄罗斯的情况恰恰相反，近年来经济低迷不前，政治缺乏民主，国内社会动荡，综合国力有所下降，这种情形下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威胁的可能性减少了。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系数由于国力下降反而同步下降。这说明虽然一个国家实力的变化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有时他们之间并不成正比关系。
当今世界，无论就综合国力而言还是安全环境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相提并论。从理论上说美国应该是绝对安全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发生的导致美国损失巨大财产、人员大量伤亡的“9·11”事件，尤其能说明这一点。随后美国为了追求绝对永久的安全，不断增加军备经费投入，研发尖端军事武器，在全球能源、矛盾集中地发动战争等。但全球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的跃跃欲试等迹象一再表明美国对国家利益界定过宽导致不可能出现他们想象中的绝对安全。因此，当国家安全环境相对和平稳定时，可以更专注于发展，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更丰富的资源到发展中去。但是当国家安全环境恶化时，若继续专注发展，必将会大受损害。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不能自动带来安全，应该把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作为平等关系的国家战略对待，不能用发展战略取代安全战略，而必须把安全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中的独立部分加以考虑。
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1.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2.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