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展；重要性；方法
《形势与政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答疑，满足其知识需求，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牢记光荣使命，珍惜宝贵机遇，以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创造的激情、务实的态度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做科学发展的奋力推动者、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然而，就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着诸如重视程度不一、开展情况不尽如人意等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起来。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使《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机遇。当今社会，新闻娱乐化和网络庸俗化的风气甚嚣尘上。网络中充斥着海量信息，难辨真伪。在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某些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缺失、理想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和信奉享乐主义等问题。当代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形势与政策》教学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引导。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做好了，就有利于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下一代的思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没有做好，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团结、学校的稳定以及个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形势与政策》教学不仅国家重视、学校重视，大学生也很感兴趣。《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做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所以，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深入推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形势观教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也是学校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责所在。要真正在校园实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使得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二、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需要遵循的原则
1.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针对性。要从宏观的角度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等。《形势与政策》教学应系统地根据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和综述性专题来开展教学，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方法论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即基本国情和当前政策教育，综合性专题即当前形势与政策及热点问题教育（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
2.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形势与政策》教学应实现“三结合”，即与专业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思想实际相结合。课程教育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常识，比如，“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地缘政治学说。哈·麦金德将欧亚大陆比喻为“世界岛”，进而指出中亚—中东地区就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提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围绕中东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以及冷战后美国为控制这一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197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指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占据了国际关系的有利地位。因此我们看到，中东最具战略地位的石油资源，是大国争相夺取和支配的目标所在，也是导致冷战后该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把它们看做是理解当前国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还要使学生对其中的观点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判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当代大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还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3.讲究效果和方法的综合作用
《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表明，教学效果与教学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要避免过去那种 “填鸭式”理论授课模式，可以按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实现双向互动；或者听取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进行“点菜式”的专题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多采取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增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外，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的45分钟，可以将课堂授课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座谈会、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的形式让学生广泛参与，深入探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讲学，或者带领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参观学习，让他们深入一线，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当然，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要去引导学生了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体现在要教会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能将个人的主观臆想过分夸大，切忌不要随意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及结果。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探讨时，我们可以采取层次分析法，从个人、政党、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层次来分析问题，同时做到换位思考，使大学生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方法
1.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和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世界总体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肯定会给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带来负面影响，进而不断出现许多贸易纠纷和政治争端，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之争、南海问题等。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学生用矛盾和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世界。我们要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全面分析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要让学生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让学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纠纷和领土争端分歧，继续同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发展友好关系，通过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表现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即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教育学生坚决维护包括国家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在内的核心利益。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致力于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了解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我们总是强调、问题及领土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国势力干涉和侵犯，因为这些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和尊严，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局和发展方向。
3.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其实就是要把握两个内容，一是形势，二是政策，让两者内容紧密结合，使课堂所讲内容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学生普遍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建设最感兴趣。就《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际而言，可以推荐或给学生播放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新闻调查》《世界周刊》《深度国际》等节目，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趋向。通过教学实践的总结可以看到，相比课程讲授、专题报告及社会实践与考察，观看相关视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效果也更为直接和形象。比如，在讲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时，通过放映中央电视台《深度国际》节目制作的《欧元的麻烦》这一视频片段，学生深入了解目前欧债危机下仍在发酵的美元与欧元之争以及中国和美国就美元地位与人民币升值展开的争论。经过教学意见回馈，学生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该节目制作精良、分析到位、很受启发。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针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开展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而又丰富多样、具有实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是每一位从事此项教学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要真正作为国家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努力做到大学生的同心人、知心人和贴心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引导、互动和沟通，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更好的结合，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5—05.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关键词：三位一体；形势与政策；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3-0155-04
作者简介：王小川，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肖祥，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和伦理学原理。
《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世界，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三位一体”的目标。“三位一体”教学目标的构建，使得《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更有针对性、有实效性、有特色、有吸引力、有感染力。
一、《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性质及其重要性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形势与政策》课将政治理论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其重要性与其它专业课程相比有其不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二，关注时事，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用丰富生动的现实材料印证理论知识的正确性，为提升大学生对现实的把握能力奠定基础；
其三，在充分把握现实的基础上，用更加自由、开放、理性、科学的思维方式，摆脱一时、一人、一国的束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变化中把握世界共同的整体发展情势，探寻人类共同的发展方向和终极目标，培育大学生关注世界的能力。
因此，提升大学生这三方面的能力就成为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重中之重，这三种能力可概括为：具备社会责任意识的能力，现实把握能力，关注世界的能力。而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2]因此，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来说，全面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大学生把握现实的能力，进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关怀的当代大学生，具有重大意义。
要培养大学生的上述三种能力，对应地就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三位一体”式的教学，有针对性、系统性地加以解决。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三位一体”目标定位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目标定位于“三位”，即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世界；三者分别着眼于社会责任意识、把握现实问题、关注世界这三种能力的培养，具体的做法分别是培养责任意识，留心现实问题，树立世界眼光。同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我们也要将这“三位”统一于“一体”，在整体完善、优化发展的过程中共同推进。
1.关注社会，培养责任意识
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坚持爱国民主，乐于奉献，积极进取，敢做敢为，这是当代大学生所应呈现的精神面貌，也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2]《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促使大学生关注社会的课程，不是一门脱离实际的理论课，而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形势与政策。
要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现行国家大政方针的教学过程中，感召大学生去关注社会，进而思考国家前进的方向，以及个人的抉择。古语云：“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新时代的新人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指导下关注社会，既是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素质的要求，也是他们提高自身修养的需要。所以，《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更应该注重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2.关注现实，留心现实问题
关注社会现实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永恒的主题。如果《形势与政策》课程脱离社会现实，不能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和考虑、反思现实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表现出的各种现象，不能正确有力地批判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那么，《形势与政策》教育在社会现实面前就难免会显得苍白无力，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关注社会现实，留心现实问题，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留心现实问题，应该以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为主，以大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小事为辅，着重解决大学生在面临某一社会问题时的思想分歧，坚持有理有力，正确地批判形形错误的社会思潮，促使大学生人文关怀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保证他们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人民性的原则和立场，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一致。
3.关注世界，要有世界眼光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世界。不论是主动接纳，还是被动吸收，全球化意识已经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认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求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融入这一时代洪流，就必须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经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处理好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和立足中国实际的关系。
在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培养大学生的世界眼光，引导他们树立“世界意识”十分重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要实现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和信念，使之真正与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同脉搏。所以，跨越国界和地理空间，以世界维度的开放思维方式思考世界，以开放视域的世界眼光关照现实世界，更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要求。
4.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世界”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目标的“三位”，分别强调了培养责任意识、留心现实问题、具备世界眼光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统一性，即“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关注社会，培养责任意识，是“三位一体”目标教学的素质基础。责任感是人唯一可以发掘自身内心的需要，是做人成才的基础。教师应教会学生对自己的将来负责、对父母负责、对社会负责，从而使他们确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才会在自我责任感的驱动下，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关注社会生活。
关注现实，留心现实问题，是“三位一体”目标教学的有效途径。陶行知先生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同时，责任感教育也要真正落实到“导行”之上。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根据不同国情、不同地情，相应也会产生不同的政策。限于教师水平、学校条件等诸多不利因素的限制，要想解释得全面、具体、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我们熟知的某一个社会现象导入课题，再结合学生兴趣点进行及时的跟进式讲授，就能更方便地使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例如在讲授“通货膨胀”这一课题时，可以结合自己日常买菜做饭的事例，鼓励学生讲述自己吃饭、穿衣、出行这些日常生活支出的事例，在讲述的过程中，再适时引导学生了解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政策，让学生能对当前的经济通胀问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关注世界，具备世界眼光，是“三位一体”目标教学的高层次要求。我们正处于一个一体化的世界里，没有世界眼光，就无法正确分析这个世界，就难以在一体化的世界里立足。这就要求广大学生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要想正确了解社会，就要有世界眼光。看待问题，不要仅仅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角度出发，进而产生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具备了世界眼光，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评价本国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3]
三、《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及其改进办法
《形势与政策》课虽然作为本专科学生都要学习的必修课程，却具有其它四门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特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三位一体”教学目标的构建或许会为课程教学的改进和发展提出一些新思路和新途径。
1.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关注社会方面：缺乏对时事的关注，对课程重视程度不高。据一项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重要性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学生认为很重要，要认真学；31%的学生认为重要，但没必要花太大精力学；32%的学生认为不太重要，只要考前突击一下就行，甚至可以不开设。[4]由此可见，部分学生认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离自己成才成长和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和生活、学习内容相去甚远，对成才成长没有什么帮助。抱着这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心态，学生顶多只把《形势与政策》当成时事报告，知事件之“然”而已，责任意识的培养就淡化了。
（2）关注现实方面：脱离社会现实谈理论，现实关怀不够。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如果没有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就不可能实现教学目的和任务。”[5]由于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理念认识出现偏差，脱离社会现实，《形势与政策》课程单项灌输多、双向互动少，理论说教式的“一言堂”、“满堂灌”占据了课程教学的大部分时间，忽视了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生的抵触和反感，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而流于形式。所以，《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大学生在了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理论过度“灌输”势必会弱化学生的主动思考，也会挫伤学生留心现实问题的积极性。
（3）关注世界方面：缺乏世界意识和全局观念，视野狭窄，层次单一。部分大学生对待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由于年龄、心态以及不同社会背景的影响，感性的冲动有时大于理性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看问题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甚至还会将问题复杂化、极端化。他们对社会事件表象的关注，常常大于对事件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其热情有时易于走向偏激。二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为不法分子所诱导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虚假信息和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大肆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或就涉及国家安全、对外交往、国家形象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滥发议论、妄加评判。这些内容迎合了喜欢自主思考的大学生的求异心理，很容易起到误导作用。
2.改进办法
第一，创新教学形式，围绕学生普遍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和生活中存在的难点问题，通过提高学生兴趣，继而拉近课堂和社会的距离，激发社会责任意识。
形势与政策教育要收到实效，必须要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特点出发，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确定教育教学重点时，应体现出针对性；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接收、消化、编辑时事资料，为教育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并采取多种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如时事辩论、时事展览、社会实践活动、社会调查，等等，提高学生关注社会的兴趣，为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
第二，充分整合优化教学资源，发挥教师“指挥棒”和“主持人”的作用，引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留心现实问题，分析现实问题。
形势政策课教学的关注点，是贴近大学生思想和生活实际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就业问题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在这些身边发生的事件中敏锐地捕捉信息，从学生面对的实际问题入手，设计一些重要的、有讨论价值的中心问题，在课堂上展开讨论，以便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留心现实问题、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用传统方法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同时，结合新媒体技术运用，如采取开设网络专栏、专家信箱等形式，贯穿于各种实践性学习的始终，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尽可能地培养学生把握现实的能力。
第三，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以世界性眼光、开放性心态思考社会问题，不至于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不同声音”、“不同观点”， 教师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应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是拘于消极的回避和盲目的攻击，以帮助大学生培养关注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客观全面地把握世界的能力。“形势与政策”课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其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谈到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时，不要以单纯的意识形态论是非，更不要以主观传统偏见论是非，而是要以其本身的是非曲直论是非。要教育学生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文化，并结合中国实际，走一条既符合世界潮流、又契合国情民情的道路。只有如此，以世界眼光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角度观察世界，得出的认识及其结论才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世界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三位一体”目标，是今后课程教学发展的一个新思路。培养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关注社会的素质要求，留心现实问题是大学生关注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而具备世界眼光才能让大学生真正符合当下新形势的要求。“三位一体”教学目标的“三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我们在建设这一课程的过程中，应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形势与政策》课的运行规律，把理论知识运用到课程建设的实践中来，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为课程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3]曹雁彬.在现实中培养学生世界意识[J].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 社会条款 社会倾销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 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2)事实上目前国际劳工标准正从单边贸易领域一步一步走向多边领域。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作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进行单边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中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甚至将国际劳工标准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的先决条件。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已是必然趋势，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3)发达国家的市场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国际劳工标准。有调查表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消费者己养成一定倾向的消费定势，他们愿意购买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即使多花些钱也乐意，而不愿意买不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国际劳工标准，应对买方要求，才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打开销路。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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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政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更是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党执政的思想来源，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55年来的执政经验，首要一条就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也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彰显党的执政能力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国家逐渐走向强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都取决于我们在国家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理论更好地指导并解决了实际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党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我党在执政的关键时期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刚走出“十年浩劫”的全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但这时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这一复杂形势下，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思想理论界逐步提出研究历史、判断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最终诞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给予根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在当时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得到真正的贯彻，使我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这直接的体现出了我党的执政能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首先在理论界经历了长期的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用“发展”的眼光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些理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解决了我们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全面推进，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我党在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直接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建党的问题，体现了党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从国际上来讲，原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和平演变，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我党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执政时期如何建党、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国内来讲，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各项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前提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完全解决的在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如何建党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如何建党的问题作了回答，而且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党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总揽国内全局的执政能力，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总之，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都是在我党、我国处于关键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和推动的，其重大意义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而且体现了我党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判断，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
二、党的执政能力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能力。
首先，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自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以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并努力探索其运行规律，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是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因此，要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首先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分析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回答和解决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的民主政治还不是很健全很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和实行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
第三、党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力。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积累经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最后，从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来看，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党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同时，世界多极化也在曲折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确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认识国际局势，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不断深入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要作好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当前，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结合当代化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究，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任务。
第一、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就，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党80多年的光辉历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冲破教条主义，打破传统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的历史特点。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特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当代，和平和发展仍是现时代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因此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探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结合的伟大理论，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胡锦涛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第一、从理论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80共产党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当我们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会保证我们的工作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这也就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从实践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前进，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从实践出发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要与西方跨国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实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下工作：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形下，在涉外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搞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第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还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理论创新和实际宣传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充分发掘和依凭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循序渐进，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第二，要谙熟国家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技巧，提升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要更加有效地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
因此，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塑造中国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国家形象的策略问题。具体要把握以下几点：
对于价值观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努力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为了有效、恰当地进行交流，就需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多地加以了解，避免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方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要合理吸收乃至扬弃，在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对于文化竞争，面对文化弱势地位，要面向主流社会主动出击，营造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文化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我们要主动利用各种涉外活动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要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和背景，从而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理念，使我国能更广泛和更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同时，我们也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等，增信释疑，为搞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筑就更坚实广泛的基础。
讲究策略，改进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针对西方主要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中国”拿出对策，以有效化解其负面影响要提高宣传技巧，以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宣传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现状传达到普通大众的心中，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逐步压缩“中国”的市场。
另外，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要提倡国际主义，使人民认识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相信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定能走向普遍化，从而为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3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中国的大众媒介文化产业政策，以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作为先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集，从而突破国际传播“文明的藩篱”呢?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其两个最基本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它不仅为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明显地丰富了文化景观，扩大了文化辐射，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的普世效应，使之更容易被国际传播受众接受，不容易引起文化反感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大力扶持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是扩大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在国际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极好切入点。
3提升华文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地位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除了积极与世界接轨、采取多语传播这样开放的心态外，加强汉语本身在世界的地位，打破英语媒体垄断性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媒体成为世界主要媒体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正如程曼丽教授谈到的一样。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本国语言的振兴运动，以希打破英语的垄断地位。例如：法国现在正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也在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超级秘书网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过的文明，而作为其传承载体的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不断提升汉语以及华文媒体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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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传播 优势与机遇 挑战与劣势 对策建议
一、新时期我国对外传播的优势与机遇
1、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魅力”无处不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中国就创制了夏历；商朝，有了甲骨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秦朝的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西汉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唐朝玄奘和尚“西天”取经，促进与南亚沟通交流；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密切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往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世界医学作出突出贡献；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中国的国画、中医、京剧、传统节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
当代的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尤其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观点，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升华，这些理念对于解决当今国际争端、族群对立、宗教冲突等，有其重要作用。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许许多多不可预见的事件。向往，好奇，怀疑，甚至敌对，无论是持哪一种思维，哪一种态度的人们，都很想了解中国。这就为我们对外传播，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2、中国社会稳定，与世界各国交往密切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相当稳定。稳定的政局，为中国和平崛起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坚持和平发展、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亲民施政风格，社会越来越和谐。由此，我们有理由断定：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都会保持这种稳定发展的社会趋势。
当前，我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关系良好，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日趋活跃。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在心理上也越来越接近了。中国的日益崛起，不仅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也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因此，及时、客观、权威、全面地向国外民众报道或解释发生在中国的事件，阐述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已经成为新形势的一项迫切需要。
3、中国经济持续强劲，“中国热”、“汉语热”不断升温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走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热”、“汉语热”，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华文学校，至少在1万所以上，并且数目和规模每天都在变化，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另外，遍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也达4000多万，“汉语热”，不仅维系了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血统和亲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还大大增进了我国人民同国际友人的感情。
目前，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汉语，同根、同族又同文，紧紧把全世界的华人的心连了在一起，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互动越来越趋活跃。汉语，已日益成为全世界普遍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语言上的特殊地位，正构成我国对外传播的强大优势。
二、新时期我国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劣势
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势力角逐已不再表现为领土扩张，而是通过软实力来争取对象国人民思想的归化和认同。对外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随着我国加入WTO，现存的封闭的传播体系也已发生变化，传媒开放政策势在必行。随着承诺开放日期的日益临近,外国广电节目、音像制品的大量涌入；数字卫星传播、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不断运用；国外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兼并、购并等方式直接进入中国市场。我国对外传播，除了面临以上的挑战之外，自身至少还存在以下三大劣势：
1、对外传播模式单一，官方色彩过浓，民间声音稀薄
按照西方民众的思维，凡是来自官方的东西，很可能会被视为虚假的，不可信的，有欺骗性的，不但不予接受，而且还会相当地排斥。但以民间交往的形式进行传播与交流，则更容易被接受。我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无非就是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而我们对外传播，常被人指责为失去公信力，不被重视或采信。除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巨大鸿沟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对外传播模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官方色彩过浓，缺乏半官方或民间的机构或声音；而且在对外传播时，也习惯板着脸、就像政府发言人，以政治化的口吻、四平八稳、呆板老套的语气来报道新闻、阐述观点；即便有民间声音或观点，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给自己贴上“官方”标签。这样，就很容易给外国听众造成一种印象：中国的媒体报道，就是政府表态。这种单一呆板的模式也与当今的传播理念和潮流格格不入。
2、受众定位“针对性”不强，节目内容“本土化、民族化”欠缺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受众定位上摇摇摆摆，而且有过波折。在“”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受众基本上定为“政治上的中间分子”，即：对我国了解不多，甚至对我国还有许多疑虑但并不敌视的人。“”期间，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间听众论”、“迎合资产阶级”，而把“马克思主义左派”确定为主要的受众。结果，失去了许多受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国际受众一般定位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这样的定位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因此，从一定程度说，我国传播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直至现在，也尚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更没有做到细众化、分众化。这种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对外传播的巨大不足。我们应该贯彻“本土化、民族化”战略，“入乡随俗”、大胆聘用外籍雇员，因为当地人很了解所在国的文化和传统习惯，多雇用他们，不仅能增加新闻的贴近性，还能增加节目的个性化。
3、传播理念、技巧和效果差
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遵循过时的传播理念,“只褒不贬、不全面”的报道模式，不但不符合客观实际，还会大大降低新闻的可信度和实效,难以获得国际受众的信任。我们对外传播的技巧，也值得推敲。那些在世界上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话题，比如人权、环境、老龄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文物保护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对外报道的很好的题材和切入口,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另外,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加入WTO后媒体进一步开放，先前采取“堵”而不积极“疏”的措施,也应该需要得到相应的调整。
三、新时期我国对外传播的对策思考
新时期，对于我国对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传播必须走出当前的窘境，应该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强大国际传播体系，大力发展半官方和民间模式，鼓励发出更多的民间声音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增强。目前，正是我国建立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强大国际传播体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中国国际传播电台，打造成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英国的BBC新闻中心那样的强势机构。政府每年可以投入大量经费，电台也应当以强大的功率、多国别的语言、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传播、电视、互联网等形式，向全世界播出，详细介绍我国的社会和对外政策，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报道、评论别国的内部事务；在国际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议题，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描绘我们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我们必须改变全球新闻传播的格局，影响全球的舆论。
在打造官方强大对外传播机构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制定鼓励政策，大力发展半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模式，汇天下之精华，集各方之优势，做大做强我国对外传播影视业。这类媒体主要面对的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对于这类媒体，国家主要应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对其进行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运作。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如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这类媒体代表着我们民间媒体的总体形象，发出民间的声音，为我国的国家整体利益服务。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发展新媒体业务，逐步实现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由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由对外传播向国际传播转变，发展成为集无线传播、在线传播和多媒体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现代传播体系。
2、打造以欧美为重点，兼顾东南亚、南美、中亚和非洲地区，实施主动出击的传播新战略
由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多元化，更由于现代卫星、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国与国的领土疆界和意识日益弱化，西方国家依靠其强势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倾力打造并推销其强势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欧美等西方国家占有“绝对主导”的话语权，而来自其它地区的话语微乎其微，仅有的，也大多以负面为主。思想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关键，是国家实力的真正较量；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传播，就无法称得上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无论基于哪种考虑，都必须具备强有力、强量、强效的国际传播。
当前，我国应当利用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说华文的优势，团结“”和全世界华人华侨，以振兴中华民族为旗帜，以繁荣中华文化为已任，进而影响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当借鉴美国模式，成立类似“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年1月21日），制定法规，颁布政令，保障“主动出击”政策的实施，为其提供法律层面和政府机制的保障。美国已故前总统肯尼迪说过，“真理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神话：前者是有意编造的，虚构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后者是符合现实的、持久的和有说服力的。”古今中国的“神话”，已经在全世界流行，我们完全可以打造这些不容置疑的“神话”，来打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从而借助他们的选票，影响政治人物，影响世界舆论。
3、重塑中华文化品牌，挖掘传统，重视创意，讲究传播策略和技巧，走专业化、特色化频道的发展道路
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一个和谐的世界不可能是单一的世界，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性同样重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灿烂，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谐性，对于解决国际纷争、族群对立和宗教冲突，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重要性。然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被边缘化、同质化，被降格、扭曲、肢解的危险正日益上升。复兴中华文化，促进对外传播，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不仅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更是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当前，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必须重塑中华文化品牌，充分挖掘其内涵的悠久性、丰富性、独特性乃至神秘感，要重视创意，讲究传播的策略和技巧，要不局限于历史，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内容。即使是有关历史、文化的对外报道，也要防止一般性的展示，而要挖掘其中的时代气息、时代风貌。要让外国民众清楚了解我们国家的真实面貌，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生活和风俗习惯，更要了解我们面临的困难、困惑甚至挑战。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国家，关键看你是否把“问题”做深、做透、做好。正面报道虽不可少，但问题一定不能“视而不见”。与其让外国媒体武断胡乱地报道，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地、准确地进行报道。我国对外传播，还应当尽可能满足受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及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确定走专业化、特色化道路。
4、打造传媒“航空母舰”，大力发展新兴媒体，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大胆实施“本土化”人才战略
当前，全球媒介竞争日趋激烈，传媒经营的集团性、跨国性，管理的开放性以及经营地点的全球性越来越明显。我国对外传媒要同世界的顶级传媒，在全球舞台上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激烈竞争，除了依靠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撑外，还需要我们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组建对外传媒的“联合舰队”，打造顶级对外传媒的“航空母舰”，拥有传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刊出版、影视艺术、节目制作销售、科技开发、广告经营以及各种各样新媒体的大型国际性综合性传媒集团，争取用5-10年时间实现“亚洲顶级、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当前，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已经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对国际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要积极开发利用这些高科技，走多媒体综合集成的发展道路，积极发展手机网站、手机报刊、IP电视、移动数字电视、网络传播、网路电视等新兴信息载体，不断拓展新业务，让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发挥更积极的舆论引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声音传送到世界各地。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由于媒体是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兼备的行业，对外媒体的受众全球性、经营的跨国性，国际媒体的竞争、国际舆论的导向，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对外播出的内容，受到受众国语言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应当在立足本国人才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本土化人才战略，大胆聘用外国雇员，加快培养一批既精通国际传播规则和实务，又懂本国政策法规、风土人情的国际知名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从而更好地贴近国外受众，因地制宜突出节目的本土特色，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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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马旭明，《关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对策的思考》，《学习时报》，2007-05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认知 改革 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117-02
《形势与政策》课是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必修课。面对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紧迫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钻研,积极实践,大胆创新,在对教学现状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科研力度,丰富教学环节,改革评价体系,努力改变《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程的老面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质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科学发展,使《形势与政策》课真正成为高校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一、“知”之一:正确认识、清晰定位,高度重视高校《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程
要搞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必须立足现状,改变旧观念,深化新认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1.当今仍然存在对《形势与政策》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现象。《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教委1987年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一文中规定的一门大学生必修课程,时至今日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情况,一些高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深入,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没有充分重视该门课程的教学,认为大学教育抓好专业知识的教育教学就可以了,抓好“主干”的思政课的教学就可以了,像《形势与政策》这样的课程可有可无,对该课程的教学安排、教学管理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同时,由于《形势与政策》课具有实效性强、政治性强、政策性强等特殊特点,相对于全国高校统一使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教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材建设就稍显薄弱,由此部分任课教师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深度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此外,部分学生还消极对待《形势与政策》这类思政课程,学习流于形式,不少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知识匮乏,对国内外重要事件的认识极其幼稚,《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正确认识、清晰定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必修课,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培养大学生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环节,是高校素质教育的灵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1)《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治性和思想性紧密结合的课程。国家教育部门多次在有关文件中指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根本目标是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要完成这个目标,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容政治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统一认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前瞻性,积极宣传这门课程开设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去观察形势、分析形势、认识形势,从而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人人关心形势、人人学习形势的良好氛围。
(2)《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策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课程。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而《形势与政策》课的政策性就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原则、政策的作用及其对某一方面形势的影响,这对学生正确、全面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并主动贯彻执行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不仅仅是要让学生了解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与政策,更主要的是教师要教会学生将形势与政策的理论和自己及周围的现实事物联系起来,分辨是非,通过纷繁的表面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缓解认识反差,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知”之二:夯实基础、与时俱进,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来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性教学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等。教师要具备坚实雄厚的理论功底,在教学过程中才能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充分挖掘教学材料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在分析论述的过程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教育,达到“授鱼”与“授渔”的有机统一。为此教师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基础涉及多个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内容在课程中都有具体反映,这也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除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之外,还应当具有更加广博的知识。由此,授课教师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努力拓展自身的综合素质。
由于形势与政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调整和完善之中,《形势与政策》课的有些专题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就可能过时。这种时效性要求授课教师要紧扣时代主题,及时补充新鲜资料,使教学内容明确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和思想上模糊的难点问题,帮助他们学会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去观察热点、分析问题,避免在一些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上产生思想偏激、认识模糊现象。
由上可见,要搞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与业务素质,要树立牢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敬业心,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对学校来说,要把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理论素质和教学能力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改革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尽可能的为任课教师提供学习、培训等“走出去”的机会以拓展他们的教学视野,使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洞察时代的特征,把握学生的脉搏,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从而培养建立稳定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三、“知”之三:以人为本,平等相待,要了解当今时展变化了的教育对象
要搞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还要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的连通,使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更为便捷,思维也更加活跃,他们崇尚民主、科学,要求平等,他们更关注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但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又决定了其看问题有时难免偏颇。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代青年的发展特点和成长需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以更高的要求,更适宜的方法为青年大学生释疑解惑,进行全方位的逻辑分析与思想疏导。实践表明,好的教学内容,如果能用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进行传播,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强调其教育与引导的功能,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氛围中,通过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教师、学生双主体的融洽互动,特别有助于消除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能对所讲的内容信服,并从中领悟道理,真正使《形势与政策》课“入耳入脑”,成为当代大学生“了解世界的窗口,增长见识的捷径”。
四、“行”之一:课件开发,集体备课、说课、评课,优势互补,要注重课前准备
要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切实上好这门课,就必须注重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与实现资源共享。《形势与政策》课区别于“两课”其它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强的政策性、动态性、时效性,所涉及知识面十分宽广,内容丰富,它与现实生活最贴近,最容易与学生产生共鸣。实践证明,《形势与政策》课特别适合用多媒体课件教学,不仅能使教学信息容量大增,而且直观形象,很受学生欢迎。教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的丰富性、更新的快捷性、阅读时空的广阔性,针对我们开设的每一个形势与政策教学专题,通过下载和剪辑提前收集相关材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用丰富鲜活的事例来吸引学生,特别是通过跨越时空的视频影像资料作为案例,可以充分发挥影视媒体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最大程度地增强教学效果。因此,成立课件研发中心,制作多部专题教学课件,可以集中优势资源,不失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好方法。
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组织教师集体备课,教师围绕每一教学专题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可以集思广益,优势互补。通过集体备课、说课、评课等多种方式,改变教师以往“单兵作战”的模式,这不仅能有力地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提升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可以增强教师的团队合作精神,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样做效果明显,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中很值得推广。
五、“行”之二: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教学方法多样化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多,教学难度大,对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要求高。教育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师必须认真研究、大胆尝试改进本课程的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效果,进一步发挥该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1.必须抓好《形势与政策》课的课堂理论教学。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是有效完成《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的最重要一环,教学方法是否科学得当,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教学的效果。
(1)多媒体加引导式的教学方法:教师要打破以往一支粉笔、一张嘴、“我说你记”传统的“一言堂”模式,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多媒体课件,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各种实物资源、现代媒体资源、社会信息资源扩大教学容量,在重理论、强灌输、贵言传的引导式教学中,生动、形象、直观地把《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讲解清楚,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最新变化联系起来,使教学贴近实际,更生动、更吸引人、更具时代气息。
(2)互动式、讨论式加辩论式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要积极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双主互动”的教学模式,通过互动式、讨论式、辩论式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师生一起谈形势、论政策、讲心得,特别是针对有争议的部分,共同讨论,将学习引向深入,最终运用集体智慧,得出正确结论,从而教师可帮助学生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形势、分析矛盾,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2.充分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只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形势与政策》课才能真正做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也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我们可以将《形势与政策》课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各专业课教学实习工作相结合、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在诸如“形势与政策专家报告会”、“老红军演讲团”、“科技下乡”、“下厂实习”、“红色旅游”等大型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不仅使大学生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成就,增强对形势与政策的现实认识,而且激发了他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所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种多维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的不足,极大地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3.探索建立《形势与政策》课的红色教育网站。现如今的信息化、网络化使上网成为当代大学生最喜爱的一种学习、交流和娱乐的方式,新颖、充满现代感的网络极大地吸引着大学生的关注。网络信息量大、便捷、快速的优点,为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时代性和政策性提供了最佳的教学平台;网络虚拟空间的优点,使大学生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疑虑与困惑。要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就要积极探索建立集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为一体的《形势与政策》课的红色教育网站,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活动,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拓展教育空间。教师可将中央电视台4频道、10频道、新闻频道等节目的最新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方面的报道及热点评述在网站中播出,及时运用于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可以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资料库或教学资料信息网,为任课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可以设立《形势与政策》专家网络信箱,定期邀请专家在网络上与学生开展坦诚地交流,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以“网上谈心”、“网上咨询”、“师生论坛”、“实话实说”、“学习感悟”等形式真正地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以更加积极主动和开放透明的形式占领《形势与政策》课现代化的教育阵地。
六、“行”之三:打破陈规、不断改进,考评方式多元化
教学评价具有激励、反馈、导向功能,是体现教学艺术、实现教育价值的重要手段。要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就一定要打破单纯闭卷理论考试的陈规模式,实现考评方式的灵活多样。教师可进行“动态考核+开卷考试”、“动态考核+撰写论文”、“动态考核+口试”等考核方式的探究,在日常的全过程动态考核中,要坚持教学评价的开放性,采取形成性评价,不只注重考核结果,更关注学生在日常的专题教学和实践活动中的进步状况与努力程度,期待不同层次的所有学生在教学中都有发现、思考和提高,我们认为教学就是成功的。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燃的“火把”,也只有这样《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才会有长足的进步。
注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