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总体水平需要提高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经济的影响，因此其科技人才、科研体制、科研基础、科技手段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国现代农业的科技实力、生产水平和社会承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向发达国家看齐，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取得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相关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达到10～15年［2］。从当前的情况看，科技发展对我国农业的贡献率为49%，但是从发达国家的贡献率看通常为60%，甚至有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我国现代农业科技落后是造成我国农业生产落后最直接的原因。通过对我国农业耕地情况统计，我国中低产田占整个农村耕地面积的70%，农业化肥利用率和灌溉水当年利用率都低于40%，主要农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和牲畜养殖单位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产水平仅为高产国家的45%～65%，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高造成的，因此，现阶段正是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集中力量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水平。
2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农业科技投入力量不足造成的，现代农业科技转化成果机制不健全导致农业科技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当前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策略应该建立完善的农业科研体制，逐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技能。农业科技力量总体投入不足，科技支持力度较低是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3］。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多少直接决定农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决定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量，因此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农业科研水平，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农业科研发展趋势的重要策略，是整个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从我国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状况看，明显存在不足的现象，经费的支持度偏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农业科技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当前的情况我国农业科研人力不足，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比较低也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看，其绝对规模比较大，但是相对我国庞大的农业部门本身规模来说，呈现相对比较小的局面。科研人力投入相对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农业科研具有人力资源集约型的特点，农业科研人的整体素质将直接决定农业科研能力，从现代农业科研发展趋势对农业科研人员的要求看，具有几个显著性特点，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因此，正规性教育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获取知识和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现代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直接反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趋势。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比较弱。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研究中需要对农业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从现阶段看，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成果转化存在一定的弊端。农业科研、技术水平和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之间存在分离的问题。这种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获取各种文化信息技术的机会较少，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速度会进一步的降低，农业科技传播和扩散的范围比较少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不属于同一个部门领导，两者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机制，两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顺畅，农业推广和农业科技之间的不衔接导致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对整个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每年产生农业省部级可科研成果达到6000多项，但是其成果转化率仅达到30%。而美国的农业科技成果率转化达到60%，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成果转化率也都在60%左右。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主要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性质认识不清，对市场只做了片面性了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过程中受到短期效应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人们放弃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协调，大幅度削减农业科技推广的事业经费，这样形成了所谓的断奶、脱钩政策。因此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危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对科技成果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业科研成果的扩散和传播在农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技术交流落空、技术指导失灵，导致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不到位，从根本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农业科研管理体制自身存在问题，行政干预性较强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自身存在一些弊端，传统农业科研体制存在行政手段干预，其是一种集权制的管理模式［4］。由于科研管理存在集权性特点，所以管理层次存在混乱的现象，政研不分、职责不清、决策与战略合一、科研管理手段出现行政化特点，对整个农业科研全过程进行干预，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科研成果推广，对农业科技成果趋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业科研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件、会议、报表和指标等形式进行行政干预，农业科研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分配型运行和执行型运行，因此，农业科研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附属物。
关键词 东部沿海地区 农村商业银行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得到高度重视，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信社改制的产物，在农村金融的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但随着许多其他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使得农村商业银行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尚未完全形成一个系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本文拟通过量化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尝试做出探讨。
二、实证研究
（一）指标体系及模型的建立
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存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机构性缺陷等问题。同时，农村地区“弱质性”的特质，导致农村商业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低、盈利能力差。笔者通过对大量已有资料的搜集、整理，选取了14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评价指标作为分析对象，用来构建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我国东部沿海省份10家农商行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构建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层次结构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邀请多位农村金融方面的专家，运用Saatty提出的1～9标度法对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各层次判断矩阵C，采用yaahp7.5软件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权向量、各指标的权重Wj。同时得到各判断矩阵的CR值分别为：A-B为0.0001，B1-C为0.0423，B2-3为0.0748，B3-C为0.0399，由于各判断矩阵CR值均小于0.10，说明各判断矩阵均满足一致性检验。
（二）数据的选取
我国东部地区较早完成农信社改革，区域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程度更高。因此，研究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选取东部沿海省份10家农村商业银行2011～2013年的数据，对大都市与地县级农村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农商行作为大都市农商行样本，张家港、江阴、常熟等7家农商行作为地县级农商行样本。结合所得各指标权重加权求和，计算得到各银行的评价值：
根据上式，得到各银行的AHP模型评价值，各银行得分与排序情况（见表2）。
表2 10家样本农村商业银行2011～2013年AHP评价值及其排序
（三）各指标评分分析
大都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分，远高于地县级的农村商业银行，同时，地县级农商行中，广东省的顺德、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高于江苏省吴江、张家港等5家农商行。我们发现，农商行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当地经济发展越好，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地县级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趋势，优于大都市农村商业银行，其中吴江、张家港、江南、常熟、顺德农商行都保持上升趋势，江阴和东莞农商行基本维持，大都市农商行除广州保持较好发展趋势外，北京和上海状况不佳，特别是北京农商行呈现负增长。可见地县级农商行成长性要优于大都市农商行。规模小、起点低，能更好与当地农户与小微企业实现金融供需对接，在满足当地农村金融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都市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及地县级农商行。现阶段，大都市农村农商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分的绝对值，远高于地县级农商行，但地县级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趋势更优。一方面，地县级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地县级农商行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表现更突出，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证。而地县级农商行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趋势，主要依托于当地特色中小企业的支持。
四、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推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以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形成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实现良性互动。
第二，坚持以农村市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农村商业银行要明确自身定位，以服务“三农”的目标作为根本出发点，积极开拓农村金融市场。
第三，充分发挥小银行决策高效性和运营灵活性的优势，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与抗风险能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作者单位为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J].国际金融研究，1998（5）.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趋势；对策
吉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占吉林省经济比重的绝大部分，农业经济的发展状态直接影响了吉林省整体的经济情况，进而影响全省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状态。因此，对农业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调整，从根本上实现吉林省经济的飞速发展。
1发展现状
“地广人稀”曾经是对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条件的简单概括，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发展，单一的种植粮食型农作物使农业能够实现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有限。吉林省政府以及农村经济管理部门，开始对吉林省农业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和创新，其中即包括农业生产方式放慢的创新，也包括经济组织的整改等。吉林省农业经济的改革创新发展有风险也有机遇，因此要建设新型农业产业体系、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新型农业运营体系，合理运用农业政策，快速有效的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转变以往农业的发展方针，最终实现吉林省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增长。
2发展趋势
2.1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不断进行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趋势，从传统农业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到现代农业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由个体经营转向合作社和企业经营形式；从种植单一的粮食作物到实现农村土地的立体化应用，经济结构由扁平化模式转为多元化模式。目前，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体现在绿色农业的建设方面。首先，吉林省农产品进出易额在逐年增长，而农产品生产标准与国际要求相差甚远，进行绿色农业生产成为进一步提高进出口贸易利润之必须；其次，应环保规划和城市生活的需要，粮食作物和蔬菜已经不是城郊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很多农户以及农业企业开始转向果树种植园和花卉种植园、农村休闲娱乐项目的建设，这不仅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更使农村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2.2农村经济发展加快
现代经济发展将各个行业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跨行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农业发展也需要应对这个趋势。从农业经济本身发展的需求来看，参与金融经济发展，将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结合起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首先，吉林省农业企业和农户个人在农业经济项目的经营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融资活动势在必行，这是农业金融发展的契机；其次，国家对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的构想中，有关于金融介入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容。
2.3信息技术介入农业经济发展
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介入各行各业的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是如此。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利润的提升，表现在很多方面。吉林省提出“智慧农业”发展战略，从2013年开始，加大智慧农业建设示范项目，并把实现农业智能化生产、农业与物联网融合发展确定为主要发展方向。目前，吉林省己经建成了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并开发了玉米、水稻两个产业物联网技术服务系统。通过“一台二系统”可以远程直观地查看作物长势、土壤墒情、预警病虫害、组织实施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工作，实现了农情监控、生产管理、信息采集的信息化与自动化。
3发展对策
3.1调整农业经济发展配套设施
绿色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企业以及农村个体劳动者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社会服务业的参与，例如，酒店建筑和管理、导游服务、销售等。因此，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建设绿色农业，需要从全面调整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套设施入手。对吉林省广大农村进行村容整体建设、修建道路、规划旅游区项目等。
3.2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农业经济建设
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活动的加强需要商业银行的介入，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应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在广大农村地区设立办事处或者银行网点，深入农村了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为农业经济提供适合的金融产品，与农业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以实现农业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3.3加大农业信息化投入
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并争取把涉农专项资金向农业信息化倾斜。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起多元化的投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向农业信息化投入，促进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结构优化趋势，金融参与农业经济发展势在必行，而信息技术的介入则会给农业经济活动带来更多的帮助。优化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套设施、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农业经济建设，并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行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能够使农业经济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晶晗.吉林省绿色农业发展路径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7(08):115-116.
[2]刘宏.浅析农业信息化背景下的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策略[J].现代交际,2016(06):123-125.
关键词: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96-06
农业合作社自产生以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初农业合作社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为了提高自身在市场谈判中的地位,抵制中间商人的盘剥而自愿形成的联合组织,是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条件而产生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推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西方国家在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产业组织和现代技术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产业化、一体化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农业合作社在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与外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方面。为了自身的生存,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农业合作社针对自身内部制度安排的不足,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农业合作社开始突破了传统合作社的框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表现为,许多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放弃不赢利的目标,将获取利润作为其重要经营目标,公司化趋势明显;一些农业合作社引入股份制,向社会发行股票筹资资金;一些农业合作社通过联合和合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业务经营纵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许多农业合作社外聘企业家或专业管理人员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一、 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
(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合作社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20世纪后期,国际大额资本为寻求发展和投资机会,向各个有利的产业延伸,而且得益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传统的贸易壁垒被打破,许多大型跨国农业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营销网络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操纵着全球的农产品市场,在此背景下,农业合作社面临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产品连锁式的超级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从产品生产、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农业经营成本,对合作社的生存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现代农业的特征,对农业合作社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
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1],在此期间,农业产业在产业组织和现代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现代农业中,农产品原料生产、加工和销售等不同环节形成一体化的链条,农产品交易越来越通过一体化经营的产业链进行,传统的农产品市场交易形式逐渐被取而代之。尤其是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逐渐发生改变,人们对消费农产品种类的多样性和品质的特殊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之相适应,产品深加工成为农业组织增加盈利和增强竞争能力的良好选择,这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的发展。而合作社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组织形式,其组织制度必然要适应农业一体化经营的要求进行改革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社业务从单一的销售供应环节向纵向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合作社通过调整自身制度以满足合作社纵向一体化发展对资金和人才的需求。
由于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农业产业,使农业再生产的自然属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风险程度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日益显现,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市场价格风险和生产风险,逐渐转换为经营与决策风险,这种变化也必将会对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很大影响;现代农业是建立在高度商品化、机械化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高度深化,农业组织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必然在各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 政府对合作社的政策扶持日益减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环境面临挑战
20世纪后期,在贸易自由化、政府管制放松的背景下,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对合作社的扶持,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减小,传统合作社所依存而建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合作社在市场中必然面临更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如,美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完成后,对于合作社直接的资金投入变得很有限,大多采取以非资金方式予以支持,支持重点转向技术、教育、培训等方面。
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自身制度的局限性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农业合作社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弱点凸现。
(一)不以盈利为目的,使得合作社的经营出现困难
农业合作社最初是社员实现自我服务的互助组织,以满足社员共同需求为目标,不追求盈利最大化,随着合作社发展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经营策略使得很多合作社经营困难,难以为继,合作社的生存受到挑战。如在日本,目前约有150个农业协同组合陷入了亏损,且亏损数量还有扩大之势[2]。
(二)合作社共有产权的存在,使其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
国际合作社联盟所规定的合作社基本原则中,鼓励合作社留有一部分不可分割的发展基金[3],其结果是合作社中产生共有产权的问题,如有的国家不可分割的集体资产占合作社资产总额的比例可达到80%―90%(张晓山,2009)。这部分不可分割的积累导致合作社财产所有权的模糊界定,使得合作社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增加。而且,集体财产属于合作社所有,社员退社时,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没有真正行使所有权的主体,必然导致合作社社员参与投资经营等事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社员不关心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越来越容易脱离社员的监督。
(三)传统合作社决策分散缓慢的弱点,对合作社经营具有不利影响
在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初期,坚持社员参与管理和民主决策的原则,能够充分调动社员参与决策的积极性。随着合作社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传统合作社决策程序的缺陷逐步显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组织决策效率的要求愈来愈高,而合作社民主管理和一人一票的投票决策机制,过程繁琐、决策迟缓、效率低下,缺乏快速反应能力,往往会延误有利时机,失去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决策过程中,要促使人数众多的社员达成一致意见,无疑也会增加决策的成本。
(四)社员自我管理模式,使合作社对人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早期,传统合作社经营项目少,业务单一,以业务横向联合获得规模优势为主,纵向延伸经营较少,因而对专业管理能力要求不高,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从社员中选举产生,他们不计报酬,追求荣誉和讲究奉献精神。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和经营业务的复杂化,对管理人员专业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的要求大大增加,传统的以内部社员为主的管理模式出现弊端,内部社员在对市场信息把握和分析能力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外聘专业管理人员已成为必然趋势。
(五)筹资对象筹资方式的局限性,使得传统合作社难以筹集到所需资金
传统合作社中,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缴纳的股金,一般情况下,社员缴纳股金大体均等且数量较少,合作社的股金总量受到合作社的社员数量的限制,使合作社很难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很多合作社虽然鼓励社员将多余资金作为资本投入合作社,但是这部分资金只能得到与银行利息大体相当的利息,不利于吸引资金投入。加之,传统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按惠顾额分红的原则,虽然体现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但由于外来资金没有投票权利,资金不参与分红,也导致合作社不利于吸引较大的投资及外来资本。如果说,传统合作社的较为狭隘的资金来源渠道,对于合作社仅仅在横向销售供应及生产方面的联合是可以满足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面对市场竞争,合作社纷纷扩展业务链条,拓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务,寻求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机会,传统合作社资金来源有限的缺陷愈显突出,狭隘的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无法满足合作社纵向一体化及规模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合作社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限制。
(六)社员异质性问题的存在,使传统合作社组织认同和承诺淡化
传统合作社最大的特征是同质性,社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意识, 他们基于大体相同的目的参与合作社,并对合作社有较强的认同和承诺。在合作社的创办和发展的初期,合作社社员强烈的合作精神和认同承诺削弱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Fulton ,1999) 。然而,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使社员越来具有异质性, 表现为,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民后代兼业化的问题突显,农民分化现象严重;社员需求多元化,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差异;随着农业老龄化的出现,老一代社员不断退出合作社,新成员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复杂,对合作社的认同和承诺淡化,从业后继者不足;一些规模较大的社员认为自己贡献多,收益较少,合作社不再具有吸引力。农民的异质性使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困难重重,活力减弱,异质化问题成为困扰合作社发展的一个因素,合作社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信心。正如国际合作社联盟在《迈向21世纪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合作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合作社内部,即“合作者的泄气和理想的破灭[4]”。
三、农业合作社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上文分析可见,由于合作社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合作社业务及制度的变革已成必然的趋势,自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合作社的发展开始突破传统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
(一)经营目的向盈利性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竞争形势,不以盈利为目的,为内部社员服务的合作社经典原则发生了改变,追求盈利成为多数合作社的目标,由面向合作社社员需求向面向市场需求转变,并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通过合并、重组、改良,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合作社经营企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 如美国、加拿大在在过去20 年左右的时间发展起来的“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其最大特点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化运行,属于“投资―利润”取向,这与传统合作社的服务宗旨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农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企业化经营,向追求效益转变,他们消减、合并农业协同组合系统内的非盈利部分,在农协对待非会员的服务中,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追求盈利目标[5]。近几十年来,在德国的消费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中也出现了向赢利企业发展的倾向。瑞典合作社商业经营色彩也越来越浓,有些合作社把经营业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社员提供服务,属于非盈利性;一部分为非社员提供服务,属于盈利性,追求利润最大化[6]。
合作社经营目标由非盈利性向盈利性转变,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合作社业务实践中,而且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中也都有所反映。如墨西哥1994年修改的合作社法中就删除了合作社不得有盈余这一条法规。
(二)制度上出现明显的股份化发展趋势
随着合作社规模扩大和纵向一体化的推进,合作社所需资金大大增加,传统合作社依赖社员缴纳业务股金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合作社的需要,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许多国家合作社突破了传统的筹资方式和办社原则,向股份化方向发展。合作社股份化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普遍,我们可以从以下国家的情况窥见一斑。
美国大约80%以上的农场主合作社属于“股份合作社”[7],他们发行优先股票和普通股票,普通股对于社员出售,每人一股,拥有投票权;优先股可向社员出售,也可向非社员出售,非社员购买后还可以转让。而“新一代合作社”采取投资成员制(investor - membership)也属于一种具有股份化特点的合作社。在发起时,合作社根据加工数量确定需要募集的资本量,并把发起资本的30%―50%作为社员权益资本,社员必须购买交易份额,才能成为社员,这种交易份额既代表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又表现为一定的资本量。其所需资本的剩余部分通过负债,或通过发行优先股解决,其股息是固定的,或者受到限制,股东没有投票权,但持有的股金可以转让。
为筹集资金需要,新西兰合作社改变传统合作社的经典原则,引入多种类型的合作社股份制。一种是比较常见的股份制合作社,社员所持有的股份分为投资股和资格股,社员可持有这两种股份,其中,资格股不参加分红,股份数量和交易量是成比例的,而投资股与社员的交易量没有关系,股份可参与分红;还有一种类型是有限制的吸收非社员的股份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社员缴纳股份以外,还允许吸收非社员股份,但占股份的比重不超过49%,其中所吸收的非社员股份,有的没有投票权,属于债权股,有的具有投票权。由于合作社重视资金的权利,并允许吸收外部资金,合作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投资于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是新西兰农业合作社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合作社股份化的趋势在澳大利亚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加大融资,澳大利亚的农业合作社可以上市,从股市筹集资金,更多的人通过股市持有合作社的股份,为合作社筹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加拿大合作社也是如此,1996年,加拿大的小麦合作社发行B股上市,经过上市,获得资本近6 000万加元,大大增强了其经济实力[8]。
适应合作社股份化的发展趋势,合作社开始重视股东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决策方面,为了吸引投资,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发生了改变,许多合作社开始对考虑按一定的资本份额确定投票权利,并承担经济责任和利益,美国一些合作社在表决权上,实行加权表决,对于社员股金明显较多的成员社,给予其代表增加表决票数;在欧洲,表决权的一人多票也十分普遍。一人多票或按入股份额来分配投票权的做法在德国、法国等国已经普遍流行。在剩余分配方面,公平原则已经为强调发展和承认差别的原则所替代,许多合作社开始突破按惠顾额分配盈余的方式,从严格限制资本报酬率向外来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发展,将一部分剩余索取权赋予资本要素所有者,或者通过将社员的惠顾额与投资额相联系,兼顾惠顾者和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如“新一代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每年合作社盈利扣除成本和必要的提留,剩余的部分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原料农产品交易量进行分配,但由于交易量是社员购买的,也就是社员的出资,按交易量分配盈余实际上也就是按社员缴纳的股份分配。
(三)产权出现明晰化改革趋势
由于模糊产权的存在,农业合作社的纵深发展受到显著影响,因此明晰产权成为合作社努力的方向,这一点可以以“新一代合作社”为例得到说明。在新一代合作社中,利润每年年终按各社员认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分给社员,合作社不留或很少留公积金,每个成员的财产权份额基本上是清晰的,合作社发展新项目所需的资金,再向社员发行股份或向外借贷。“新一代合作社”既是适应现代农业变化的一个调整,也是合作社对内部制度安排的缺陷进行的创新和改革。
(四)组织结构上外聘职业化管理人员
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合作社从生产者导向战略向市场导向转变,获得竞争优势成为必然。要获得竞争优势,合作社需要具有准确、迅速获得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能力,以及及时反应和果断决策的能力,这就需要有管理经验和智慧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以便使合作社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应对市场的变化。所以,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合作社都开始注重外聘有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的专职经理,进入理事会和管理层。如日本农协就从社会上聘任企业家担任常务理事,具体负责农协的日常业务经营;丹麦屠宰合作社,其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外聘38名雇员代表,在理事会的19名理事中有5名外聘雇员,这些雇员进入权力机构,可以充分发挥雇员的经营管理专长;印度的阿牟尔合作社把搞好经营管理放在工作首位,他们注重引进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经营管理,使合作社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这是阿牟尔合作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业务上趋向于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发展,业务范围纵向延伸至农产品深加工领域
随着农业产业化一体化发展,许多合作社越来越倾向参与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经营,将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紧密连接起来,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丹麦就是很好的例证,养猪业是丹麦农业的主导产业,合作社将专业饲养生猪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生猪专业合作社,他们拥有加工设备,产品检测手段,以及高效的运输和销售管理体系,经营从良种繁育、饲料加工到饲养、屠宰、检验检疫及科研所等系列化运作服务,参与猪产业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直接销售到终端市场,其中75%的产品直接销往国外[9],丹麦生猪合作社的成功发展使丹麦成为世界猪肉生产大国。
法国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为主,围绕某一产品进行产业化经营,纵向一体化发展,如粮食合作社、奶制品合作社、肉类合作社等,为其社员提前、产中和产后的系列化服务,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及营销出口等各环节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同样,巴西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如葡萄合作社、牛奶合作社、大豆合作社和咖啡合作社等,都不再单纯的经营产品生产和销售业务,而是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许多大中型合作社创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巴西合作社在业务上的纵向一体化拓展,是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是以专业合作社占主要地位,近几年,这些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从初始的以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销售合作社为主,向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合作社发展,业务涉及到农产品的收购、储运、整理、加工直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多个环节,包含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农产品流通全过程,实现了纵向一体化[6](44-45)。许多合作社不仅从事初加工,而且发展到深加工,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种植桃子的农场主,组建合作社后,建立了大型加工企业,生产罐头、果汁和快速冷冻食品,社员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往国内外市场。
从发展趋势看来,农业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向纵向一体化发展,不但使农民获得了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利润,而且为农产品开辟了更为稳定的销售渠道,能有效降低合作社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大大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各国合作社发展的趋势。
(六)通过联合和兼并合作社规模得到不断扩大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农业合作社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采取联合和兼并等方式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增强实力。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美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大型化趋势,合作社数量上不断减少,规模越来越大。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联合与兼并始于上世纪中期,1945年美国共有农业合作社10 150个,到1986年减为5 369个,到1991年再减为4 494个,至1995年则减为4 006个。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总营业额却由1945年至1946年的60.7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715.34亿美元,增长了10.8倍;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间,平均每一个合作社拥有的净资产增加了1.2倍,雇佣的员工数量增加了30%[6](9)。
法国合作社经过联合与合并,数量不断减少,目前,法国合作社数量已经由10年前的6 500多个减少到3 500个,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如法国兰度费牛斯奶业合作社经过了多次合并,经营范围已涉及到4个省;苏迪尔奶业集团年营业额达到172亿法郎,这些合作社已成为法国农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领头羊,显示出强大的竞争能力。目前,法国年营业额达到30亿法郎的合作社集团超过19家[9](16,29),有不到10%的合作社企业实现了农业合作社营业额的2/3[10]。
农业合作社联合与合并的现象在新西兰、瑞典、丹麦等许多国家都大量存在,1990年新西兰全国有奶制品合作社35个,到1998年合并为14个,2000年减少到5个,现有的合作社都属于合作社集团公司新西兰奶制品局。瑞典的奶业合作社,从1940年共有570个协会组织到1984年减为24个,而年营业额却从1977年的64亿克朗上升到1984年的149亿克朗,到1996年,瑞典奶业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9%。2001年底丹麦两家生猪屠宰合作社合并,使丹麦合作社成为欧洲最大屠宰合作组织,拥有26家生猪屠宰场,6家熟食加工厂,雇员达到20400人[14]69。
可见,各国合作社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即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合作社
的规模不断扩大。
四、农业合作社的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一)农业合作社的自身发展与制度选择必须适合外部环境的需要,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应允许合作社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由于国外合作社发展的历程较长,其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农业合作社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要把先发型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矛盾,浓缩为本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同阶段、相同时期的矛盾(姜长云,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在地区间呈现不平衡状态,同一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为,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形态与现代农业形态并存,小规模的传统分散生产方式与少量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并存,手工畜力耕作与现代机械化作业并存,传统的经验耕作与现代高新技术种植方式并存,现代的组织与分散小农生产并存,龙头企业化规模经营与家庭承包并存,外来资本与农民自有资金投入并存,部分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与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专业化并存。可见,我国转型农业的特征浓缩了发达国家农业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农业产业组织的模式也呈现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和特点,我国合作社在当前一段时期将国际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特征集中表现了出来。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不但会有传统合作社的存在,还会同时出现类似“新一代合作社”的新型合作社模式和特征。
同时,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合作社建立的经济基础和环境条件也不相同,因而也就决定了国内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的多样性,在各地区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不必强调一致,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不同的地区千差万别的条件,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不管是偏于传统合作社特征的,偏于股份合作社特征的,只要适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的,都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
(二)从各国合作社的发展趋势看,合作社的股份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与发展中,对股份合作社的大量存在的现象应正确认识和对待
从国际合作社发展的趋势看,各国合作社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纷纷选择股份合作的变革模式,尤其是随着合作社业务范围向产业一体化纵深方向延伸,规模的扩大,加工程度的提高,对资金的需求和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而,合作社股份化的倾向在所难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期,股份合作社的发展也因其吸引稀缺资源的优势而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对此,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积极引导,促进其沿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迈进。
(三)竞争的加剧,使合作社面向市场更注重竞争能力的提高,在我国买方市场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初期要在竞争中求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和重要
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外农业合作社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普遍转向盈利性经营目标,外聘专业管理人员,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我国合作社是在一个农业竞争国际化环境中,在农业产业化的推动过程中兴起的,在此阶段,国际上,大型的农业跨国集团主宰着世界农产品贸易,操纵世界农产品市场,要应对国际市场竞争,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成为合作社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国内,农产品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农产品销售面临着各种风险和困难。由此,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加之,在我国农村经营规模偏小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必然更加依赖企业家人才,尤其是具有社会关系和销售才能的人才尤为关键,表现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初建对人力资本与资金资本身兼二任的牵头人会形成依赖,但是,从长期看,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及业务的纵深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会增加对外聘专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
(四)合作社所遵循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应不断进行自身的适应性改变,我国合作社的发展也是如此
从国外农业合作社变革的趋势看,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合作社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中进行内部制度的变革,而合作社内部制度的变化既是合作社联合与发展的要求,也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联合与发展。换句话说,农业合作社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和规模的不断扩展是其适应竞争环境变化需要的结果,而纵向一体化和规模的扩展又会形成对资金与人才的需求,从而是导致合作社自身制度变革的原因,同时,合作社的制度变革为合作社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及规模实力的增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也是自身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传统农业的特征决定了传统合作社的特征,当农业产业在产业组织和现代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国际合作社也必然会为应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应该与国际农业合作社变革的趋势相呼应,吸收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完成自身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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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趋势发展迅速，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也如火如荼。巴西生态农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对外贸易需求加大。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贸易成为两国商贸往来的重要内容。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的贸易结构不断变化，两者之间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基于这一背景，笔者探讨了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同时对二者的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进行分析，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和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进程给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巴西；生态农业；商品贸易结构；变化趋势；比较优势；互补性
近年来，中巴生态农产品贸易结构不断变化，比较优势和互补性各有不同，因此研究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优势及互补性，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巴生态农产品贸易层次，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提升合作水平和发展程度。
1数据来源和农产品分类研究选取
2002—2013年中国与巴西在生态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外经贸局网站。为使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贸易量更具有可比性，笔者以2002年作为基准，将所有贸易额数值进行比照处理。同时，为了更好地对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趋势以及比较优势等进行分析，根据生态农业标准体系三维框架，将生态农产品进行分类，具体分成大宗粮食商品，主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等基础性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商品，主要包括大豆和油菜等；经济作物商品，主要包括花卉、橡胶以及园艺商品；加工农产品，主要包括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后农产品；最后是动物产品。
2中巴两国生态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贸易进入平稳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中巴生态农产品贸易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2007—2010年，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巴生态农产品贸易额也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每年的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1990—2002年，中国对巴西生态农产品的出口量大，这是因为中国农业发展平稳，政府政策贯彻到位，农业从业人口充足，这一阶段的中国对巴西生态农产品的出口量保持在年均4％的增长率；而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巴西农业收成连年增加，中国对巴西生态农产品需求增加，进口比重从2002年的0．8％上升到2013年的6．45％［1］。以上5种商品的中巴贸易量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分析图1发现，中国和巴西生态农产品中，大宗粮食商品比重逐年下降，在10年之内从45％下降到15％；而油料作物呈现明显增长，从15％增长到30％，在2013年微有下降，但主要在20％上下浮动；经济作物的贸易比重主体变化不大，基本在20％左右浮动；加工农产品在2009年稍有回落之后迅速回升；动物产品比重总体逐年走低，但2011年和2012两年有所上涨，2013年又有回落。从2003年的数据看，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和加工农产品已经占据中巴生态农产品的主要比重，均为25％左右，而一直以来领先的大宗粮食商品则落后于二者，并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动物产品比重一直不高，且2011—2013年呈现下滑趋势［2］。此外，中巴生态农产品的贸易结构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发展趋势稳定。根据图1，中巴生态农产品贸易中，每一分类的商品都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如大宗粮食商品，2002—2012年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2013年之后仍在持续；而油料作物商品在2012年达到30％的峰值之后，2013年则微有下滑，达到27％，究其原因，主要是加工农产品的贸易比重提高，从数据上影响了油料作物商品的产量和比重，因此在比重上呈现出3％的下滑。而动物产品在2011年出现15％的峰值，但2012和2013年明显下滑，在2013年达到10年来的最低值，约为5％［3］。
3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目前，学术界研究商品贸易比较优势主要采用的是贸易竞争力指数。运用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数据及相关资料，笔者绘制出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折线图，如图2所示。分析图2中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对巴西的TC指数在2002—2010年逐年下降，而在2012—2013年有所回升，并且趋势向上。而巴西对中国的TC指数则围绕0．4上下震荡。2002—2012年，巴西生态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动物产品、经济作物和加工农产品的比重提高明显，而大宗粮食商品的增长比重的提高更是迅速，TC指数始终大于0且不断增长，说明比较优势明显。除了中国与巴西之间的贸易之外，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相比，其比较优势也较为明显。中国与巴西两国的生态农产品出口地主要都是日本、美国、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出口商品种类类似，有谷物、蔬菜水果及其加工制品、禽畜加工品、大宗粮食产品等。由于商品同质性强，因此交叉弹性高，商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强。根据笔者得到的数据，2010—2013年，中国生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8．5％增长到12．0％，平均年增长0．8％，同一时间，巴西的国际市场份额从2．5％增长到6．0％，平均年增长0．84％。虽然巴西生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相对中国低一些，但增长速度比中国稍快［4］，因此说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各自都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会不断增加。
4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的出口额有所下降，尤其体现在大宗粮食产品上，而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和加工农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巴西对中国的大宗粮食产品出口额不断上升，园艺产品的出口额也增长迅速。此外，国际贸易中，参与贸易的双方对商品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表现为互补性。因此，当前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正在不断增强，互补性优势明显，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生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为进一步说明中巴两国生态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现状，笔者选取贸易互补性指标TC指数进行具体说明。TC指数是基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出口商品的种类、金额以及变化趋势进行综合分析的一个数据，TC指数一般为正，且数额越大，表示互补性越强，一般而言，TC＞0，就可以得出具有互补性的结论。经过计算，笔者将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的TC指数列示如表1所示。分析表1数据可知，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中，具有明显互补性的是巴西对中国的大宗粮食商品贸易，中国对巴西的经济作物贸易，中国对巴西的加工农产品贸易，以及巴西对中国的动物产品贸易。这和前文所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比较优势吻合。此外，中国与巴西的经济作物出口TC指数增长迅速，说明在经济作物中，中国与巴西已经能够进行较为深入的融合和互补，说明当前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的互补性优势正在逐渐显现，未来仍将按照这一趋势发展。此外，从整体上看，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贸易往来不断深入，双方生态农产品贸易日益紧密，互补性强。例如，巴西在动物产品、经济作物和加工农产品方面的进口来源广泛，中国只占据其来源的30％左右，还有70％的市场有待开发，同时中国大宗粮食商品的需求量巨大，而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不足中国市场的10％，也具有相对较大的增长空间［5］。总而言之，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在现实贸易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两国农产品贸易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中巴农业合作和贸易的稳定发展对促进中巴两国经济发展和商贸往来有重要作用。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以及中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国家，在关税待遇、减少贸易保护措施等方面有较多的政策倾斜，双边生态农产品贸易额增长迅速，从2001年的7．32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34．87亿美元，贸易稳定性和互补性增强，贸易发展迅速［6］。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对外开放型经济格局不断形成，参与国际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生态农产品在国际上所占份额逐渐提升，双边比较优势体现更为明显。
5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5．1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挑战综合上述分析，当前中国与巴西的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遇到一定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容易出现不良竞争。现代国际社会市场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势，市场竞争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而中国与巴西当前在生态农产品方面的竞争性明显大于互补性，商品有一部分甚至具有同质性，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竞争，影响两国国际贸易效率和规模的发展。此外，近年来，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受到疲软的国际经济环境影响。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宏观经济环境走弱，始终没能摆脱经济发展不景气和进出口贸易疲软的状况。而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也十分明显［7］。因此，现阶段国际市场贸易的整体环境也影响了中国和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的管理。再有，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由于粗放式经营管理，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一种产品质量不高的品牌印象，这种印象影响了中国生态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进程和步伐，制约了商品贸易发展的金额和发展速度。
5．2政策建议综合全文分析，中国与巴西在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方面的贸易结构差异和互补性都十分明显，且竞争性为主，互补性为辅。同时互补性正不断提高，原因是中国和巴西生态农产品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各自的优势。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巴西生态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进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5．3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树立品牌优势从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上入手，打造中国生态农产品品牌优势，扩大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市场份额，树立中国生态农产品品牌形象，改变中国农产品只求量，经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不高的状况，同时开拓国际生态农产品高端品牌市场，不断实现农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
5．4找准生态农业发展的侧重点，因地制宜要对生态农业行业发展有所侧重，因地制宜，重点发展适合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在国际市场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产品种类；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差异，制定现实可行的生态农产品发展方略。如，中国农业劳动力充足，传统农业发展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加上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品，例如水稻和小麦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生态农产品的发展选择上，中国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是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产品贸易的前提和基础。
5．5利用好WTO贸易规则中国和巴西都是WTO成员，且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贸易优惠方面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WTO对于保护正常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有一系列良好的措施，能够提高国际贸易规范性，减少交易成本。生态农产品的贸易额是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态农产品产量提高而产生的，因此有的WTO规则可能并不适用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因此中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扮演与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贸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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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电视；数字化；乡镇
当今数字化电视发展已经成为广播电视的主要形式，广播电视数字化的这一趋势也正在从城市向乡镇发展，我国乡镇分布广泛，地域辽阔，将数字化电视推广到广大的乡镇农村对于提高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农村发展建设要求。在推广数字化广播电视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以下笔者结合我国南方某地的乡镇广播电视数字化对我国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在乡镇的发展做出分析探讨。
1 我国广播电视数字化的发展现状
1.1 数字电视自身的发展优势
数字电视业务正在逐渐发展扩大，向着农村地区蔓延，这不但得益于广电总局的政策支持，更是由于广播电视事业自身具有较大的优势。从政策上，国家当前正在推进数字电视的转换模式进行，这一趋势已经在各大中城市开展并且在利用广电有线电视网络的基础上有很好的基础。在提供的业务上，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图像更加清晰。数字电视的推进运行可以通过引进投资的方式，结合成政府、投资、用户共同负责的费用支出安排，不但用户的负担小，还能提供到比有线电视数量更多、品质更好的服务。我国浙江省的某镇在试行推广中已经发展了数字化电视用户超过万户，效果十分显著。
1.2 数字化广播电视在乡镇发展的竞争
数字化广播电视在发展同时新崛起的还有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形式，这些新媒体形式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和优势，使得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首先，与网络电视之间的竞争，网络电视业务在我国出现到目前已经发展了大量的用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包括网通、电信的IP网络，也已经有央视国际网络公司等多家单位正式运营网络电视。
其次，与手机电视之间的竞争，手机电视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一个业务，对广播电视数字化的推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家对手机电视也有相关的支持，对手机电视的运营也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标准，国内最大的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也都在积极的推进自身的移动电视业务发展。手机电视通过移动网络来进行业务的推广，加之现在使用终端产品的用户量大，使得手机电视业务一经推出就获得了赞许，同时也使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和好评。
此外，数字化广播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来自卫星电视的竞争，尤其是在广大的乡镇农村地区，卫星电视接收机将信号连接到普通的电视，国家在政策上严令禁止个人安装卫星接收设备来收看电视节目和收听广播，但是为了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业务需求，卫星电视业务也将会得到发展。来自卫星电视的竞争对数字化电视的影响主要在于乡镇大量客户的分流和广告客户的分流。
根据国家制定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2015年我国将逐渐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进而全面推广数字化广播电视。我国广大的乡镇农村地区占有我国电视事业的最大市场份额，只有将数字化广播电视推广到乡镇地区才能实现数字化的发展目标，因此当前广播电视数字化必须要在广大的乡镇地区打好基础，为与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竞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2 广播电视数字化在乡镇的发展趋势
广播电视数字化虽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竞争，但也有着自身的优势，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发展中要牢牢把握住乡镇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给数字电视发展更大的支持和保护，促进农村数字化广播电视的更好更快发展。
2.1 个性多样化数字电视业务的发展趋势
广播电视业务过去的发展都是采用统一的模式，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均衡，在推进数字化广播电视的过程中也要结合各地乡镇的不同发展情况，在初装费、收视收费标准上进行个性化的定制，采用更加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对乡镇的数字化电视业务进行管理，做到因地制宜才能实现更加广泛的应用发展，才能吸引当地的群众安装数字电视。同时在具体的节目编排上也要尽量多的结合三农方面的信息，例如融合当地特色的乡镇农业技术信息、农业市场信息汇总以及农业致富类节目等，这些都会受到乡镇农村地区的人们欢迎。
2.2 促进广大乡镇农村卫星天线安装的取消
在广大乡镇农村存在的大量的家庭安装的卫星天线是非法的，需要由国家的行政机关加以治理取缔，鼓励用户安装合法的卫星电视或者数字化电视业务。有了数字化广播电视为取缔卫星锅的安装提供了服务上的保障，这也是保护国家卫星信号的一项举措。
2.3 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化电视的科学化管理
在乡镇农村发展数字电视是丰富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作为乡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支持，可以形成政府的主要考察业务之一，通过数字化电视的推广，政府和数字化电视经营主体共同致力于推广数字化电视的研究、检查和验收等，对数字化广播电视业务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浙江省某乡镇也是应用了这样的策略在发展数字化广播电视业务。
2.4 数字化广播电视与计算机的有机结合
数字化广播电视与计算机的有机结合将成为在乡镇地区的发展趋势，数字化有线电视是面向大众的一项服务，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种手段，由于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收费是必须的，在收费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因此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一些监督检查措施，这也能够加快资金的回收，对进一步的推广和扩大服务也是有好处的。
2.5 数字化广播电视与网络的有机结合
数字化广播电视与网络的有机结合也将成为数字化广播电视在乡镇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数字化广播电视传输建设中所建设的光缆具有超大容量，具有丰富的广播电视节目，同时利用这一资源还可以进行多媒体的开发和其他业务的推广。因此与网络进行有机的结合，做好服务基础，形成畅通的渠道运行，将使得广播电视数字化在乡镇获得更长久的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数字化具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卫星电视等方面的竞争，但是结合乡镇地区的发展需求和数字化广播电视的发展势头，广播电视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十分良好，市场广阔，广播电视数字化在乡镇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必须是符合三农政策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在乡镇这一市场站稳脚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产业结构中农业经济占主体，并且农业形式多样化
湖北省在农业产业结构上，呈现出一个比较明的特点，那就是在整个农业产业结构中，农业经济构成了整个经济结构的中坚力量。但是湖北省在农业经济中并非单纯的以种植业为主，在湖北省的农业经济中，种植业、牧业、养殖业呈现出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局面。这是一种良性的经济发展形势，这种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湖北省的农村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基础，并且在农业经济中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有种植业还有养殖业和畜牧业。这种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良性的发展状态，并且能够适应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
1.2农业产业在区域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湖北省凭借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了以农业为特色的经济建设活动，各产业的总产值数额较大。但是这些产业在各个区域中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呈现了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产值的差异上，还表现为区域间农业产业的相互合作上。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也加深了区域之间在农业上的差异，由于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各地对农产品种类和农产品数量的需求也不尽一样。这导致了湖北省在不同的区域种植的作物种类和种植的数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量和种类的差异也进一步使湖北省在产业结构的不平衡表现的更加明显。
1.3农村产业结构和市场的关联更加紧密
湖北省的农业产业结构在宏观上表现为有的农业产值增加，有的产业产值在减少，有些产业发展充满活力，而有的产业则渐渐不被看好。比如棉花产业在近十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水产养殖业则保持着上扬的活力。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市场的变化导致了湖北省在农业经济结构上的调整，这种调整直接导致了各种农业产业在近年来产值的变化。很显然，经济的增长促生了消费者对较为高端的服务业的需求，这种市场的导向使湖北省在农业产业的发展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改变了原有的凭经验凭个人喜好进行生产活动的情形。这些改变，都是在市场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湖北省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市场的关联更加紧密了。
1.4特色农业以及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在众多的产业中，除极少数产业产值在下降外，水产养殖、特色农业和服务业产值都在走上坡路。其色农业作为新出现的一种产业，其发展则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发展态势较好的的服务业也同样在产值和发展的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仅表现在发展的规模上，而且还表现在发展的程度上。相比较之前的经济结构，新增加了特色农业和农业方面的服务业之后，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更加有活力。这种良好的产业现状，也极大的促进了湖北省的就业，进一步使湖北省的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并且促进了省内经济的发展。
2湖北省产业发展趋势
2.1农业经济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农业经济是目前湖北省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目前湖北省内产业种类较多，且发展速度较快的经济。农业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但是湖北省的农业经济会朝着科技化和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并且科技和科学的管理将能够在农业经济上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湖北省的农业以往是靠扩大农业规模来实现的话，那么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将能够摆脱以扩大规模来实现增长的现状。未来的时间里，湖北省的农业将能够在科技的应用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在有科技支持的情况下，还会加入科学的管理方法，这将推动湖北省在经济呈现出高效率的特点。
2.2特色农业和服务业将能够有长远的发展前景
湖北省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一种适应市场、面向市场的特点。这种现状将会引导省内的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并且进一步促进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趋于合理，并且在特色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更加快速。在产业结构在升级之后，特色农业和服务业的重要性将表现的更加明显。并且由于经济的长远增长，湖北省的消费能力将能够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上扬的姿态。这种良好的消费状态必然能够带动湖北省在特色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就湖北省而言，省内特色农业和服务业是有长远发展潜质的。
2.3农业产业和第二产业密切结合
就目前而言，湖北省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相对较弱。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也在农业产业的发展下得到资源的补充。因此，随着农业产业化，大量的农作物产出必然会带来农产品加工业的兴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的一些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将能够为湖北省工业产值作出相应的贡献。而工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2.4农业产业发展将呈现技术化和科学化趋势
湖北省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转型的阶段，这种趋势将科技的力量带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科学的管理和新进技术将会在省内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并且将能够有较大的进步。在这个阶段，湖北省的农业和工业发展都将表现出一种用科学的方式管理，用新进的技术生产的趋势。因此，科学化和技术化将会是湖北省未来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这个方向不仅会促进省内经济的发展，并且科技的力量将会使湖北省在产业在整合上表现的更加内涵，并且在经济的发展上，湖北省将能够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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