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7 16:13:5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经济发展；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河北省位于渤海地区的中心地带，形成了独特的环京津、环渤海经济圈，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河北内环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经济相互辐射和渗透，构成了京津冀经济区。本文旨在研究影响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及影响因素，并对所包含的11个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聚类，寻找差异，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进一步促进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实证分析
1.指标体系
对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的设计，要从经济总量，经济质量和经济效能，指标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考虑。在借鉴了相关文献资料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五大类10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经济总量指标：地区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三产业总产值。
经济效能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水消费（取水总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人民生活水平指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对外经济指标：外商直接投资额。
人力资源指标：人才资源总量。
2.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河北省11个市2011年相关指标数据，所有数据取自《河北经济年鉴2012》。
3.分析过程
本文数据操作，均使用软件SPSS 19.0进行。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使各指标的均值为0，方差为1。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将10个变量抽象为少数几个抽象的因子。本文中提取因子的方法选取主成份法。为了能更加明确地表示因子与原始指标间的关系，使得每个因子在一些指标上的载荷较大，而在另一些指标上的载荷较小。选取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抽取的主因子及将因子进行旋转后的因子贡献率。
公共因子的贡献率表示公共因子反映原始指标的信息量，累计贡献率表示相应的几个公共因子累计反映原始指标的信息量。由运行结果可知，1到3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1.697%、30.287%、19.936%，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2.770%、72.916%、95.158%。可知前3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5.158%大于85%，即3个因子可以反映原始指标的95.158%的信息量。因此，我们认为提取三个因子为宜，且提取因子的效果很好。
我们得到三个因子后，为了清楚三因子的实际意义，可通过因子载荷矩阵进行，但是实际上得到的载荷矩阵无法解释共因子的实际意义，常通过因子旋转来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示抽取的主因子与原始指标因子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因子载荷的绝对值愈大，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愈大，主因子对原始指标因子的代表性越强。对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因子在地区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三产业总产值、人力资源总量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有较大的载荷，载荷分别为0.967、0.806、0.680、0.925、0.836，表明第一因子代表河北省的综合经济实力。
第二因子在地区生产总值、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水消费（取水总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情况上有较大的载荷，载荷分别为0.662、0.858、0.801，表明第二因子代表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能力。
第三因子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外商直接投资额上有较大的载荷，载荷分别为0.930、0.856，表明第三因子代表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
由因子得分矩阵，可以得到各市的综合得分如下表1：
通过因子分析可知，河北省11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最高的为唐山，其次为省会石家庄，位列第3位和第4位的是邯郸和保定，然后依次为沧州、廊坊、邢台、秦皇岛、张家口、承德、衡水。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在经济综合实力方面突出，唐山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更有潜力，唐山市、廊坊市和秦皇岛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优于其他城市。
为了更详细的表明各市经济社会水平如何，在区域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本文将对11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通过数据建模简化数据的一种方法，将具有相似性的样本或变量合并为一类的过程。本文利用分析模块下的分类选项，采用系统聚类方法、组间联接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根据河北省各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4个等级，据此，可以把河北省划分为4类地区。石家庄地处太行山山前，面积广、人口多、经济总量大，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凝聚了来自各方面的资源，在政策方面也占有一定优势，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超过其他城市，作为第一类。唐山资源丰富，地处连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交通便利，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构成经济圈，工业发展迅速，拥有京唐港和曹妃甸港两个港区，贸易发展突出，归为第二类。而承德市、张家口市、邢台市、秦皇岛市、沧州市、衡水市、廊坊市，属于发展中等的城市，属于第三类。保定市、邯郸市，靠近北京，具有区域上的相似点，发展模式也相似，归为第四类。
三、结果评价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河北省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11个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差距扩大。为实现河北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优势，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具体对策如下：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协调区域发展。政府应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扩大政府转移支付规模，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加大扶贫力度，鼓励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进行帮助。
因地制宜，发展各地区优势。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结合各自的地区特点，发展特色经济。例如石家庄、保定、廊坊的产业集聚程度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应打造成创新型城市；唐山、邯郸等地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则有发展煤炭、钢铁产业的优势；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下转第167页）（上接第165页）可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和旅游，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等以增强区域自身的竞争力。
加强与京津的交流，积极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河北应充分利用京津的辐射和空间结构优化，将京津周边地区打造成贸易、交通、制造业副中心。制定相关政策，打破河北省与京津的行政壁垒，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廊坊、保定、张家口等区域发展功能定位要充分考虑京津都市经济空间调整优化要求。
互通有无，加强各市的交流与合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张家口、承德、衡水等市经济长期“乏力”，主要就是由于人才匮乏造成的。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河北各市之间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吸引外地人才流入；健全合作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技术协作；健全互助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1]洪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9（20）.
[2]张建国，王小梅.关于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区域经济，2007（4）.
1.1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鉴于浙江旅游数据以市为单位进行统计,文中以浙江11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分析2000~2012年间的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和市际差异及其演进.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文中主要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同时考虑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的数据可获性.据中国人民银行汇率计算: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当年平均汇率+国内旅游收入.文中数据源自《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公报》、《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报告》和各市2000~2012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1.2研究方法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方法,主要借鉴发展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方法测度.绝对差异是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差异,相对差异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平均水平的分异程度.本研究采用标准差反映区域绝对差异,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反映区域相对差异.
2浙江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演进
2.1浙江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计算2000~2012年浙江省各市旅游总收入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表1)发现:(1)浙江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只在某些年份偶有波动;而标准差却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2012年变异系数从1.11下降到0.72,下降了54.17%,仅在2002~2003年期间呈现略微上升趋势,但对总体下降趋势影响不大.而标准差从2000年的61.08上升到2012年的353.06,上升了478.03%,上升趋势明显.(2)按照国际标准,以0.4作为基尼系数表征收入差距悬殊与否的警戒线,将其应用到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测度,浙江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4下降到2012年的0.39,下降了38.46%,从0.4以上逐渐下降到0.4以下.这表明浙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渐趋合理.整体而言,浙江旅游经济近13年呈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该趋势仍将继续.
2.2浙江省旅游经济市际差异
2.2.1市际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构建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和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衡量一个地区国际、国内旅游在全省所处的地位,以此来探讨各市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年际变化规律.其中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各市国内旅游收入/全省国内旅游收入平均水平;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各市国际旅游收入/全省国际旅游收入平均水平,计算结果见表2和表3.对比2006年和2012年浙江省各市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可知:(1)2006年在国际旅游方面,仅有杭州和宁波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杭州发展水平指数高达4.69,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倍多;嘉兴、金华分别为0.83、0.99,接近全省平均水平;湖州、绍兴、台州等水平较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2)2006年在国内旅游方面,杭州、宁波、温州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杭州依然遥遥领先,发展水平指数高达3.13;宁波、温州分别为1.92、1.06;绍兴、台州在0.9以上,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嘉兴、金华两市都在0.8以上;丽水、衢州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3.综合国内、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发现嘉兴、丽水、金华、舟山4市在全省范围内的国际旅游地位高于其国内旅游地位.(3)2012年在国际旅游方面,除杭州、宁波外,丽水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指数为1.0021;杭州依然位于领先地位,发展水平指数高达4.70;金华仍保持在0.9以上.(4)2012年在国内旅游方面,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除杭州、宁波、温州外,又增加了绍兴;嘉兴、台州、金华在0.8以上.同时,2012年全省范围内国际旅游地位高于其国内旅游地位的市由2006年的4个减少到3个,分别是杭州、丽水、金华.2000~2012年浙江国际旅游方面,湖州、绍兴、丽水、衢州等4个市的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在全省地位不断上升;杭州在2000~2007年国际旅游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2007~2012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宁波与杭州正相反.而2000~2012年浙江国内旅游方面,湖州、嘉兴、丽水、衢州、舟山等5市的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不断提高趋势,而杭州、宁波总体呈下降趋势.总体上,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市际空间分异(图1):杭州、宁波的国内、国际旅游发展在全省都处于优势地位,是带动浙江省旅游发展的龙头;但其旅游发展水平指数相比其他市上升缓慢,甚至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国内旅游方面,两市都呈下降趋势,表明杭州、宁波国内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在放缓。
2.2.2市际旅游发展水平与产业地位空间分异各市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在全省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各市旅游总收入占本市GDP的比重表征旅游经济在本市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表4).以2012年数据分析发现浙江省多数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在本市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一致:(1)杭州、宁波两市的旅游经济在全省旅游经济中的地位高于其在本市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舟山、丽水、湖州、衢州、绍兴等市的旅游经济在本市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在全省旅游经济中的地位,尤以舟山、丽水两市表现明显,舟山旅游经济占本市国民经济高达31.31%,丽水也达23.25%.
2.2.3市际旅游发展相对水平空间分异测算各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可知:(1)杭州、宁波两市2000~2012年旅游总收入历年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杭州最高可达3.88,最低也有2.82;绍兴在2000年、2011年和2012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台州在200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温州2006~2008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000~2012年的年际变化趋势,杭州、宁波两市比率不断下降;湖州、嘉兴、丽水、金华、衢州、舟山等市比率不断上升;台州在2000~2005年间比率不断上升,之后不断下降;温州年际波动频繁,总体接近全省平均水平.(3)浙江省旅游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但空间差异较大.2012年杭州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高达2.82,而衢州、丽水均低于0.5;同年，杭州旅游总收入达1392.25亿元,宁波为862.8亿元,两市旅游总收入之和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41.58%.这表明浙江省旅游经济主要集聚在少数旅游发达城市,如杭州、宁波等,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差异显著.
3浙江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影响因子分析
3.1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凭借,一切旅游活动都围绕旅游资源展开.一个地区旅游资源丰度,影响着该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是导致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截止2011年底,全省共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处、国家5A级景区10处、国家4A级景区124处、国家级森林公园3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表5).从图2可知:(1)浙江省各市旅游资源丰度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旅游资源丰富且等级较高的城市常常也是旅游经济发达的城市.其中,杭州、宁波等城市拥有数量较多且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舟山、嘉兴等市旅游资源丰度较差,因此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绍兴、温州、丽水、台州的旅游资源丰度高度接近,数值都在1.0左右,但旅游总收入却相差很大,尤其丽水市与其他3个市的旅游总收入差距较大:绍兴旅游总收入为1.03(相对值),而丽水仅有0.42(相对值),说明丽水旅游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在于旅游资源匮乏,而在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等条件较为落后,导致旅游经济发展相对滞后.(3)湖州、金华、衢州旅游资源丰度相近,分别为0.63、0.81、0.74,但衢州旅游总收入明显低于湖州、金华,也可归因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等条件存在的差异.
3.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产业关联性强,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高度的依赖性.只有多个行业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协作,才能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繁荣的背后,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同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越高,参与旅游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将各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进行相关性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用旅游总收入表征,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为0.76.可见,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如杭州湾沿岸地区的杭州、宁波、绍兴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更多的资金、技术等投入到旅游业及其他第三产业中.相反,浙西南的衢州、丽水等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难以对其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3交通条件交通条件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通达性和可进入性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相反,较差的交通条件会阻碍旅游业的发展.鉴于目前国内旅游交通方式仍以汽车为主,选取2012年浙江省各市公路网密度反映地区交通优势度(表6).由表6可见浙江作为沿海旅游发达省份,总体有着良好的交通条件,公路网密度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因各地自然、社会条件不同,交通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对旅游经济产生不同影响,如嘉兴、湖州公路网密度较高,嘉兴高达2.0以上,湖州为1.39.而丽水、衢州处于全省较低水平,分别只有0.82和0.88.嘉兴地理区位独特,交通条件优越.沪杭铁路复线、320国道、沪杭高速公路、乍嘉苏高速公路等贯通全境.2012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4179.1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19.06亿元,分别增长15.8%和18.3%,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居于浙江省前列.杭州、宁波作为浙东北地区的两大旅游集散地,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极为发达,尤其是以杭州和宁波为关键节点的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地区间的时空距离,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浙西南的丽水、衢州等地以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严重影响了游客可进入性,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3.4产业结构与规模产业结构及其变动状况对各产业的发展及总体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其发展需要第二产业及交通运输、商业、金融、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部门的支持.分析浙江11个市产业结构与规模可知:(1)杭州为“三二一”型,第三产业比重为50.94%;宁波、嘉兴、绍兴、温州等为“二三一”型,各市第二产业实力雄厚,较高的工业财政税收增加了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的投资,推动第三产业发展.(2)丽水、衢州等地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高,第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对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有限,旅游业的发展仅依靠独特的旅游资源,未能形成规模.因此,旅游经济总量虽在增加,但与发达城市相比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
4结论及建议
关键词： 新疆；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4.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丁广伟.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4）60-68.
一、引言
城市化进程是工业化发展、社会化组织和市场化管理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载体的城市化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或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48-52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既有网络上被评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克拉玛依市，又有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南疆三地州，区域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差异悬殊。2000年新疆城镇化率仅为33.75%，2013年新疆城镇化率达44.47%，新疆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在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却产生高能耗、低效率、区域差异大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了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钱纳里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2]24-26方创琳等（2011）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算我国城市化效率，认为我国城市化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3]1011-1022孙东琪等（2013）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效用。[4]1061-1071刘雷等（2015）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进行测算，发现山东省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目前山东省处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侧发展阶段。[5]75-82关于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韩桂兰、孙建光（2008）研究了新疆农村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6]128-130李广舜（2008）通过对新疆城市化现状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发展缓慢、南北疆区域差异大等问题，认为应该加快推进新疆城镇化。[7]18-22刘雅轩等（2014）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方法，对新疆15个地州的城市化效率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市化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的城市化仍旧依靠扩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8]42-50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研究范围多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研究较少。新疆国土面积16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1/6，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大开发”重点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DEA模型分析了新疆15个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耦合度模型研究二者的时空变化，以期为我国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DEA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DEA模型分为CCR（规模收益不变模型）与BCC（规模收益可变模型）两种类型。CCR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Cooper、Rhodes 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之上假设其规模收益可变得到的。[9]51-56
DEA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地州市视为一个决策单元i=1，2，3，…，m；其中xi、yi、Q分别表示第i个地州市的投入、产出变量和相对效率值，根据CCR模型，该线性规划为：
式（1）中MinQ为目标函数；s.t.代表限制性条件；为各个地州市在某一指标上的权重变量；和分别代表决策单元的原始投入和产出值。CCR模型是在假设决策单元为固定规模收益（CRS）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用CCR模型计算得到的Q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
在CCR模型中加入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BBC模型。
式（2）中Q表示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VRSTE），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9]51-56
2.熵值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新疆15个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熵值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它根据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量进行客观赋权，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精确。[10]387-398
3.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
（1）耦合度模型。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是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城市化效率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响应模型，定量测算二者关系。[11]38-45具体计算公式为：
从空间范围来看，新疆经济中心不断向北疆集聚，地域差异日趋明显。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逐渐集中在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交通沿线附近，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而南疆三地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三）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根据前文运用DEA模型测算的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熵值法测算的新疆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运用公式（3）（4）测算新疆15地州市4个时间点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越大，说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越协调；反之则不协调。
根据表2数据，利用Excel、ARCGIS10.2可绘制 1998、2003、200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图3）以及空间分布图（图4）。根据聚类原理以及新疆的实际情况，将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划分为4种类型（表3）：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较高耦合，高度耦合。
从时间维度分析，新疆15地州市1998-2013年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1998-2003年）――迅速上升（2003-2008年）――缓慢下降（2008-2013年）的趋势。新疆15地州市在1998、2003、2008、2013年4个年份年的耦合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173、0.52550、0.58104、0.57432。在1998-2008年期间，新疆经济快速发展，首先，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对当地经济带动效应明显，增加了当地就业，城镇化投入形成规模经济，促进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另外，新疆在大力发展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业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农业领域，随着现代机械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纯技术效率水平提高。新疆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当地城市化效率水平，城市化效率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由于石油化工产业占新疆产业比重较大，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已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效率的促进作用下降。2009年新疆积极推进兵团城镇化建设，截至2013年底，新疆建设兵团城镇化水平已达62%。新疆城镇化受政府主导影响较大，且2009年受金融危机及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新疆城镇化效率受社会因素影响日益明显。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下降（1998-2008年）――急剧下降（2008-2013年）趋势，地域差异明显。1998、2003、2008、2013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062、0.5013、0.5019、0.4603，说明新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的质量呈下降趋势，并且日益明显。
从空间维度分析：（1）乌鲁木齐市最早出现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下降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城市、亚欧大陆桥重要的城市节点，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商贸物流、产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权重相对较小；另外，乌鲁木齐1998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2.7%，其城市化水平已处于较高阶段，很难再快速提高，所以乌鲁木齐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水平较低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在此期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属于资源密集型地区，资源性产业占其GDP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其经济发展受资源开发的影响较大，受城市化影响较小，故这些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低。（3）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迅速提高。喀什、和田地区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来受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影响，喀什、和田地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城市化水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二者相互促进。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地区、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处于迅速上升期，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断提高。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石河子市在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前4个地州与石河子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悬殊。前者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阶段的高度耦合，石河子市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高度耦合。
四、结论、对策与讨论
（一）结论
1.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综合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达到DEA有效的地州数下降明显。新疆城市化的扩张主要靠增加投入，而技术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并且纯技术效率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综合效率下降。从空间格局来看，北疆城市化效率明显优于东疆与南疆地区。
2.新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日益扩大，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地区。
3.199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1）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2）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相对较低。（3）在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相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同。
（二）对策
1.增加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协调区域经济差异
新疆现阶段有11个地州市的城市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条件等还比较薄弱，新疆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2.加强教育发展
技术不仅是制约新疆城市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动力。新疆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应加大新疆教育投入，加强技能培训，如普及中小学双语教学、增加南疆地区高等学校数量等。
3.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大多聚集在绿洲地区，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建设生态城市。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域，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应延长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4.大力维护边疆及社会安全
近期世界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猖獗，新疆与多个国家相邻，易受恐怖势力影响，应大力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为新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讨论
1.新疆地处西域边陲，多民族聚居，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期，研究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对类似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与东部发达地区明显呈倒“U”型发展趋势略有不同，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未来趋势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2.新疆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是很高，别的区域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应加强对资源型地区或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徐雪梅，王燕.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4（2）.
[2]钱纳里，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M].李 新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方创琳，关兴良.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J].地理学报，2011（8）.
[4]孙东琪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13（7）.
[5]刘雷，张华.山东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J]经济地理，2015（8）.
[6]韩桂兰，孙建光.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10）.
[7]李广舜.对新疆城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2008（5）.
[8]刘雅轩，肖逸，段祖亮.基于DEA的新疆城市化效率研究[J]新疆财经.2014（4）.
[9]李红锦，李胜会.基于DEA模型的城市化效率实证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010 年，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区域经济振兴[1]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必然要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导向。因此，能否实现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间协调发展、促进区域教育资源与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2]，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我国学位授权体系成熟度的重要标志。1981 年以来（1981-2011）国家共实施了 11 次学位授权审核。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我国学位授权体系整体的发展变化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点数量的增加以及学科布局、区域布局的改变上[3]。同时，以硕士学位点为基础的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各省的发展情况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对以硕士学位点为基础的硕士学位授权体系的发展情况（发展水平、区域布局等）展开深入研究，将有利于国家学位授权体系的改革与深入发展。
二、文献研究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硕士学位点是硕士学位授权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硕士学位点的发展情况直接决定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布局，是硕士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的最直接反映。国内已有研究对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2, 4-9]，其中不乏一些基于学位点发展情况的量化分析[2, 9]。但是，目前还缺少从实证的角度探讨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情况以及描绘区域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基于学位点变化情况展开多时间点的追踪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以硕士学位点为核心的我国硕士学位授权体系随时间变化的总体发展趋势[10]，同时还有利于精确地刻划这种发展趋势的具体特征。
三、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区域间发展差异的现状
从硕士学位点的发展情况来看，2005 年至 2011年间我国硕士学位点规模发展迅速, 其数量从 2005年的9849 增加至 37180。这一方面体现了“逐步放权”思想指导下的学位授权体系自身正在不断成熟与完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但是，因多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性，硕士学位点在各省份的发展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本研究整理了 31 个省份在 2005 年[11]、2007[12]年以及 2011 年[13, 14]的硕士学位点数据，具体如表 1所示。
从直接数据来看，2005 年到 2011 年期间，硕士学位点发展规模（绝对增加值）居前三位的省份为北京、江苏和湖北，而增长率居前三位的是、青海和海南。为了清晰地揭示硕士学位点在我国 31 个省份的发展现状，本研究对上述硕士学位点数据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显示，2005 至 2007 年间，31 个省份的硕士学位点数目的平均增加值为 486，方差为 398；2007 至2011年间，31 个省份的硕士学位点数目的平均增加值为 395，方差为 240。这说明，从总体上来说，各省硕士学位点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间的发展较为迅速，各省之间的发展规模（数量上）差异较大。而在 2007 至2011 年间，各省硕士学位点的平均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较之2005 至 2007 年间），各省之间的发展差异开始缩小。
另外，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还提供了四种不同的估算结果。四种估算结果趋于一致，即 31 个省份的硕士学位点在2005 年到 2011 年之间的平均绝对增加值与0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15]。这说明，31 个省份在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硕士学位点总体发展情况（包括平均发展速度、加速度等）存在显著差异性。但是，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程度是怎样的？区域硕士学位授权体系的发展趋势是线性模式还是非线性模式？区域经济因素对这种差异到底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仅仅从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中难以找到答案，有待于进一步展开追踪研究。
四、研究方法
多层线性模型技术是追踪分析中广泛采用的方法，它能将不同时间点采集而来的数据进行分层嵌套处理，形成多层级的嵌套数据结构。较比传统的分析方法而言，多层模型分析技术能够清晰地呈现多个层级的差异性。[15]
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对我国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 31 个省份的分布与发展情况进行追踪研究，尝试构建 31 个省份硕士学位点发展模型，并对 2005 年、2007 年和 2011 年的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揭示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该趋势的影响程度。表1 31 个省份硕士学位点变动情况统计[11-14]（单位：个）表2硕士学位点变化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五、数据介绍
本研究是基于三个时间点（2005 年[11]、2007[12]年以及 2011 年[13, 14]）数据的追踪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多层线性发展模型（HLM）。因此，数据结构是两水平的嵌套结构，即不同时间点的数据（2005、2007、2011）为第一水平，31 个省份的数据为第二水平，第一水平的数据嵌套于第二水平中。
另外，为消除不同量纲对多水平分析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研究中涉及两组时间变量（年份、年份的平方），这两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故本研究还对该两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六、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模型的构建与实证
1.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了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区域硕士学位点发展模型。在模型中首先加入了时间的一次项 B1*(T)，用以考察硕士学位点数目随时间变化的线性趋势；其次，模型中加入了时间的二次项B2*(T2)，用以考察硕士学位点数目随时间的非线性变化趋势。研究模型如下（模型一）：
第一层：各省内测量模型
Yti= B0+ B1*(Tti) + B2*(Tti2) + R上式中，Yti是第 i 省份在时间点 t 的观测值（即硕士学位点数目）；Tti是时间变量，它反映硕士学位点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增量；Tti2是第 i 省份随时间变化的非线性变化情况，它反映硕士学位点随时间变化的增长率。鉴于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客观要求，分析过程中对时间变量进行了编码处理（2005=-1.5、2007=-0.5、2011=1.5）。第二层：各省间测量模型B0i= G00+ U0B1i= G10+ U1B2i= G20上式中，G00是平均截距，代表了T 取 0 的时候，所有省份硕士学位点的平均值[16]；G10代表了各省硕士学位点数目随时间变化的线性斜率的平均值；G20代表了各省硕士学位点数目随时间变化的非线性斜率的平均值；U0代表了各省硕士学位点发展的差异情况；U1代表各省硕士学位点增长率的差异情况。#p#分页标题#e#
2.实证分析结果
以 HLM 为分析工具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固定效应的结果与随机效应的结果[15]。本研究的 HLM 分析结果如下所示：表 3 模型一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表4模型一的随机效应分析结果由固定部分的结果（表 3）可以看出，时间的二次项作为自变量，其系数为-0.144（P=0.000）。这说明硕士学位点的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增长趋势（二次型曲线）[17]。由随机部分的结果（表 4）可以看出，最后一次学位授权审核（2011年）后各省硕士学位点平均数（U0=0.638，P=0.000）以及硕士学位点发展水平（U1=0.082，P=0.000）都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即各省硕士学位点发展（规模和水平）并不均衡。二次型曲线的具体特征由极值和相应系数来决定[17]。本文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所提供的非线性发展模型相应系数绘制了基于各省发展情况的硕士学位点发展趋势二维图示，以此来揭示区域硕士学位点发展趋势的具体特征（比如二次曲线的曲度、加速增长还是减速增长、发展规模的拐点等），具体如图 1 所示：图1我国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模型如图 1，本研究所建构的发展模型对应的二次曲线处于第一象限（Y 轴右边，X>0 象限）[17]。这说明，目前各省硕士学位点的发展从规模上来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增长的速率已经开始下降，表现为减速增长的趋势。另外，当 （t时间）取值为 1.527 时，极大值出现，这说明硕士学位点的发展规模在这一点上将达到规模上的极大值（注：研究过程中对时间变量进行了编码处理，2005年取值-1.5、2007 年取值-0.5、2011 年取值1.5）。
七、经济因素对各省硕士学位发展趋势的影响在我国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学位授权审核的相关立法、规定与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4]。它直接决定了学位授权体系的规模和结构（层次结构以及学科结构）[3]，从而调控着学位授权体系的发展方向。而学位授权审核的相关立法、规定和指导意见等“归根结底是以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相应的规划为基础的[9]。因此，经济因素是学位授权体系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那么，经济因素对各省硕士学位点发展的具体影响程度是怎样的？本研究在发展模型的分析中，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中，进一步构建了包含第二水平自变量的各省硕士学位点发展模型（模型二），来考察“经济因素”对各省硕士学位点发展差异的影响。
1.研究模型第一层：各省内测量模型Y = B0+ B1*(Tti) + B2*( Tti2) + R第二层：各省间测量模型B0= G00+ G01*(JINGJI) + U0B1= G10+ G11*(JINGJI) + U1B2= G20+ G21*(JINGJI)上式中，“JINGJI”代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系数G11解读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时间变量一次项的影响程度；系数 G21解读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时间变量二次项的影响程度。另外，学者杜金亮[18]对我国各省的经济发达程度进行了 4 大类的划分。本研究以杜金亮的分类结果作为类别变量，就“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硕士学位点发展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
2.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对包含第二层自变量的发展模型分析结果同样由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所示：表 5 模型二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表6 模型二的随机效应分析结果从上述随机效应（表6）的结果来看，模型二的 U0与U1的方差显著小于模型一，即，加入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后，发展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加强。这说明，各省的硕士学位点发展水平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而“各省经济发达水平”显著解释了这种差异，解释力度在 17.5%（模型二的方差显著小于模型一）。另外，“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一次项系数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263，P=0.000），且表现为负向的影响关系。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硕士学位点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反之，在经济发展水平稍低的省份，硕士学位点的发展速度在加快。最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非线性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影响（系数为 0.124，P=0.000）。为了清晰地反映经济因素对我国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模型的影响，本文绘制了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趋势三维图示，如图 2 所示：图2 经济因素对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的影响图2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会对硕士学位点极值的出现位置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推迟硕士学位点极大值的出现。另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将有利于提升硕士学位点增长的速率。八、结论与建议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区域间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振兴的重要基础。本研究采用了多水平追踪研究技术来解析以硕士学位点为核心的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经济因素对区域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所获得的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各省以硕士学位点为核心的硕士学位授权体系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1.1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2012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4058.22亿元，占全国10.4%，省内经济发展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格局有着相似之处，大致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状发展态势。截至2012年，全省共有13个地市、48个县(市)和931个乡镇。农村人口2929.89万人，其中，从业人口2620.82万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202元，其中，苏北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0502元，苏中地区为12877元，苏南地区为17160元。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37，农民生活水平处于我国上游水平。其中，苏北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为0.40，这说明苏北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2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1.2.1数据来源。本研究以江苏省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图形数据，属性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3)》。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县域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为保持样本的可比性，以2012年县域行政区划为标准，对相关年份的数据进行归并处理，共有61个分析单元(包括13个地级市市区和48个县市)。由于市辖区数据无法准确获取，暂用各市平均数据代替。而事实上由于市辖区农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市平均发展水平。经整理，以该省61个县(市)的2000，2006和2012年3个时相的统计资料建立属性数据库。
1.2.2指标体系。农村经济地域差异最集中表现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因此，本研究遵循系统性、典型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等原则，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农村的发展通常是以产业为载体，因此，可以采用产业发展来刻画某一地域的农村发展状态: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无疑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规定，如某一县市其某项指标超出该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即判定该县域的农村发展状态为某类指标因素所主导。据此，构建农村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
1.3类型划分的方法
由于农村始终处于动态性的演变过程之中，影响农村发展的各要素对农村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交互作用难以定量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农村发展的类型及其所处阶段判断的难度。模比系数法是一种较为简便、直接的衡量经济发展类型的方法，本研究采用模比系数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进行经济发展类型的划分。江苏南北跨度较大，各县(市)的产业结构类型多样。本研究选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对江苏61个县(市)的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命名。(1)选取各产业结构总产值，通过确定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来确定该县(市)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2)利用模比系数，通过给所选取的指标赋予权重来评判某一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3)在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划分农村经济发展类型。
2结果分析
2.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异及演化
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模比系数的测度值，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分成5种类型:经济发达型、经济较发达型、经济中度发达型、经济欠发达型和经济不发达型。
2.2农村产业结构的分异及演化
比较各县市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61个县市的平均值、标准差之和，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产业结构分成4种类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
2.3农村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2000—2006年，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农村经济发展类型上来看，2006年农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类型的县(市)个数相对于2000年来说明显减少，尤其是苏北地区最为明显。而经济较发达的县(市)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分布上也呈现出向北移动的趋势，尤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甚。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的县(市)个数也有明显减少，但仍集中分布在苏北地区。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数量则有一定增加，且主要分布在苏南广大地区。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尤其是“十五”规划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发生了变革。农业生产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品质和效益;农村经济结构也由过去的以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业为主，尤其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足利用，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2006—2012年，江苏省农村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不发达型县(市)的个数有了明显减少，主要分布在苏北内陆地区，苏中和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则主要以经济发达型和经济较发达型为主。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北内陆西侧和东部沿海等农村地区。而苏南地区工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则明显减少，相反，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明显增多。这主要由于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投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使得农民创收方式多样性，从而促进了多种产业的发展。
2.4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对各县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选取2012年的评价结果，采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类方法，最终可将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分成四大类、12小类。从图中看出，农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比较落后，其中不发达县(市)的数量占了绝大部分;而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则处于发达和中度发达之间;均衡发展型地区所包含的县(市)数量最多，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农业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大多数分布在江苏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很少或几乎没有分布在北部;均衡发展型的县(市)在省内均匀地分布着，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从图中可知，宿迁、沭阳、淮安、阜宁、连云港、靖江等9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欠发达型，沛县、徐州、邳州、赣榆、如皋、句容等1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中度发达型，建湖、盐城、宝应、宜兴属于均衡发展经济较发达型，大丰、如东、启东、太仓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发达型。从分布来看，均衡发展类型中，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县(市)的数量高于苏北地区。据此得出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类型形成原因与发展对策。
3结论
(1)从经济发展水平分异与演化来看，2000—2012年，江苏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产业结构类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产业布局也日渐合理。2000年，江苏省乡村模比系数均值为0.69，而到2012年，模比系数均值上升为1.42。2000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苏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苏中、苏北地区。苏州、昆山、太仓、无锡和盐城5个县(市)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发达类型;南京、常州、南通、徐州等10个县(市)则属于较发达型;宜兴、常熟、丹阳、东台等14个县(市)属于经济中度发达型;相对于前3种经济发展类型，剩余的32个县(市)则分别属于经济欠发达和经济不发达类型。到了2012年，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依然高于苏北地区，但已有明显减弱的趋势，各类型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组团”的走势。苏州、昆山、太仓和常熟4个地区形成了“块状”分布的经济发达区;丰县、徐州、睢宁和泗洪则形成了“带状”分布的经济不发达区;以宿迁、沭阳、涟水、淮安为中心的11个县(市)则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经济欠发达区;以南京、句容、镇江、扬中、泰兴和如皋为中心的9个县(市)则形成了“东—西”走向横穿苏中地区的“条状”分布的经济中度发达地区;以高邮为代表的8个县(市)和以金坛、宜兴为代表的6个县(市)则形成了两个以“条状”类型为分界线的经济较发达区。在这些县(市)中，高淳虽地处苏南，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基础等原因，属于欠发达型;而沛县、邳州虽地处苏北，却属于经济中度发达地区。大丰、如东虽地处苏中，却因其沿海的有利区位转入经济发达类型之中。
1．方法笔者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分析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特征，然后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揭示各省域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关系。空间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是一种分析空间相连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样本数据驱动的分析，在没有先验的理论假设下，通过作图、制表、方程拟合、计算特征量等手段来了解被观察单元在空间分布、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相互影响方面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可将具有相同或相异属性值的地区以图像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把空间关系分为空间全局自相关和空间局部相关两个部分，来揭示空间效应中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常用测度空间关系的指数有Geary’指数和Morans’I指数，笔者采用Morans’I指数，取值在［－1，1］之间，若Morans’I指数为负，说明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离散状，若为正则呈集聚状，若为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
2．数据笔者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度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四川省旅游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四川省旅游统计便览》、《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湖北省统计便览》。入境旅游收入根据当期年末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进行了换算。
3．旅游业空间特征分析(1)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总体聚集与分散、多中心，局部“中心－”特点突出笔者运用ArcGIS软件绘制出2000～2012年间各省旅游总收入均值的5级分布图(如图1所示)，显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符合“腾冲－黑河”人口地理分界线，以东为高发展区，以西为低发展区，大致呈由东及西阶梯状分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市由南到北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第二级由东到西为辽宁、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第三级由东到西为河北、山西、安徽、陕西、云南;第四级由东到西为黑龙江、吉林、江西、重庆、贵州、广西;发展水平最低的由南到北为海南、、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就全国而言，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布既有集聚、规则的分布，也有随机分布。集聚分布表现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聚集在东部沿海，最低的省份则集聚在西北部;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在空间上相邻，如第四级发展水平的黑龙江与吉林相邻、重庆与贵州、广西相邻;规则分布表现为东、中、西部虽呈梯度递减、但东部、西部区内仍然存在旅游经济发展高低相间分布;随机分布则表现在“腾冲－黑河”以东地区，多种分布方式共同存在。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多分布在东部，但西部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多分布在西部，东部的海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描述性分析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样性，空间特征显著，聚集与分散同时存在。无论是高发展水平区，还是中、低发展水平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区皆存在空间相邻的现状;局部既有发展的“中心”也有发展的“凹点”。(2)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呈增强－降低趋势空间全局自相关揭示的是旅游经济的空间依赖性。根据2000～2012年旅游总收入、以边和点相邻作为空间链接关系(将广西、广东作为海南邻居)，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其全局Morans’I指数(见表1)。2000～2012年间，指数值皆为正值，即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在此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状态;其空间相关水平呈现先急剧增强后又有所下降但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聚集程度在2005年达到最高(0.3123)，最低的是2000年(0.2091)。可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空间全局自相关，即存在很强的空间依赖性。(3)相邻省份的空间关系显著与不显著的数量各占1/2笔者根据旅游总收入绘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分析(如图2所示)。局部空间分析旨在了解某一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分布模式分为4类: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高－高、低－低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具有同样的特征，为正相关，表示空间集聚;高－低、低－高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与其特征相反，为负相关，表示空间离群。图2显示，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的空间聚集与“中心－”特征同存;同时，我国部分省区市与其相邻省份空间关联性不显著，部分省份的局部空间关系明显。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相关的省份有上海、江苏，低－低相关的省区从东到西有甘肃、新疆;这说明高发展水平省集聚在东部，低水平发展省集聚在西北;高－低相关的省区仅有四川;低－高相关的省区有安徽、福建，“中心－”特点突出，四川省是西部旅游经济的发达地区，安徽、福建是东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四川是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极点，安徽、福建是东部的塌陷点。
二、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计量分析
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表明，相邻省份的旅游经济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这从描述性角度说明，2000～2011年旅游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则要通过定量分析而得。
1．计量模型构建本文旨在分析政府主导模式下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且从旅游经济系统本身入手。旅游经济系统包含了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两个方面，具体而言，需求主要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以及闲暇时间，而2000年以来，闲暇时间并未大量增加。因此，此处的旅游需求主要是指可支配收入;供给主要指旅游资源、旅游接待设施。相关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可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产业发展环境反映了政府主导模式的具体内涵，其间主要是制度环境。因此，笔者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产业发展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Y是各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D是各省的旅游消费需求，S是各省的旅游供给，P是各省的旅游发展环境，ρ表示空间溢出效应，ω表示空间相关关系，Xi，t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空间随机项。
2．变量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区的国内旅游收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收入受区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广东、上海、北京作为我国重要入境口岸，入境旅游收入远高于内陆地区)，为了剔除由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不一致，笔者未将各省的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由两个方面构成，(1)旅游交通:交通被誉为旅游业三大支柱，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旅游消费者(即旅游者)的空间转移，便捷的交通为旅游者空间转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本地交通密度即铁路、公路的营业里程除以国土面积表示。(2)税收:用税收占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代表政府对旅游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变量。税收比例越低说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反。旅游需求:旅游者出游主要受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因休假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旅游者的闲暇时间是确定的，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更强。由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数据获取存在困难，本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旅游消费的指标。旅游供给:由旅游景区点表示，旅游景区点是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我国存在多种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分别由国务院不同部门进行评价。为了保持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复，笔者选择4A级景区和5A级景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变量，未将遗产类景区纳入分析，原因在于遗产类景区包含在5A级景区内。由于A级景区体系始于2001年，2000年旅游资源的数据则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优秀旅游城市加总而得。旅游接待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它依托旅游景区点的吸引力而存在，因此，未采用旅游接待设施作为旅游供给的变量。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由外资酒店固定资产投入与酒店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表示，表示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的管制状态;由于对外开放水平部分省份部分年度的值为0，参照刘卫东等的做法，将其赋予一个很小的值10－8;各省区人口总数，用于人口规模对旅游出游率的影响。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笔者利用各个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进行了折算。
3．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面板模型的回归估计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方面。由于本文是对我国大陆所有省份旅游经济中的本地消费倾向进行分析，所考察的截面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同时，旅游经济的两大特点即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各个地区的地理特定效应对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用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加合适。对模型进行空间效应检验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依赖性是通过空间误差冲击所致(见表2)，应选择模型(2)，并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3中列出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无空间效应项时的估计结果，笔者主要以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将后两者的估计结果作为模型和变量参数是否稳健的参考。从3个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与变量参数在统计上具有稳健意义，但变量参数的大小存在差异。(1)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为1.3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内旅游需求在2000年以来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旅游需求的大小相关;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开始增长，尤其是国内旅游;为2000美元时，国内旅游进一步发展，出境旅游增长;5000美元时则出现城市的度假旅游。2000年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佐证了这一发展途径。如2006年人均GDP2070美元，同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13.94亿人次，达到国民平均每人出游一次的规模，标志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期;2011年人均GDP5450美元，这意味着旅游需求进一步增加。(2)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旅游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弹性系数为0.45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旅游经济的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两大特点决定了交通在产业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交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承载了游客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往还的运输任务，是客流流向的主导力量之一，这样的矛盾现象集中体现在黄金周出游现象中。虽然有研究表明，交通对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所采用的计量模型有差别所致。产业发展环境的另一变量税负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现阶段旅游经济发展并未受到政府的制度环境的影响。(3)旅游供给表示旅游供给的变量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的基础之一，主要指的是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旅游的基本内涵是“愉悦”和“异地”(与居住地相异)，只要能够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客观事物皆可称之为“旅游资源”，从旅游的基本意义来讲，旅游资源具有广义性，这也许是以星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等国家评定的旅游资源级别、数量来分析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的原因。(4)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旅游经济从描述性分析中可知旅游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计量结果说明，空间依赖性达到0.44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正向而有益的，即相邻空间的省份(本文指的是边界相邻的省份)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空间示范作用，即一省的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相邻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其促进程度为47.4%，这也就解释了旅游经济相似水平发展的省份为什么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江苏省浙江省泰尔系数 区域差异 国内旅游经济
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的一种朝阳产业，在当今，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自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旅游业不断发展，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会受到旅游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地区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区域上的差异。研究旅游经济在区域上的差异，对分析国民经济的状况，指导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2]。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对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3-11]。从空间尺度上，有以省级行政单位、或地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全国旅游经济差异的基本特征的；也有分析某个省或某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从时间尺度上，有针对近几年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也有针对中国旅游数十年的发展，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的研究。不同学者，研究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泰尔系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劳伦兹曲线、空间中心统计法、地带分离系数等指标、方法和模型都被广泛运用，对当今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和决策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就目前对旅游经济的研究而言，虽然研究的人很多，但仍存在两个问题[3，7，12，13]：1）在研究内容上，多是着重对入境旅游经济的研究，对国内旅游经济的研究较少；2）在研究数据的时间上，多是采用在2005年之前的数据，更不用提2010年之后的数据；3）对华东地区的研究，多是单个地针对江苏省或浙江省而言，或是在全国的旅游经济差异中提到华东地区，很少有针对江浙两省的研究。
所以本篇论文则基于对江浙两省这一地区，以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作为华东地区最发达的两个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它们在国内旅游经济上的区域差异。对于江苏和浙江两省而言，国内旅游经济在两省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一定的比重。以2011年数据而言，江苏省国内旅游收入占到了江苏省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10.51%，而同一年份的浙江省则是占到了11.71%。可见，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当今的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与作用。所以本篇论文，利用自2005年～2012年的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数据，运用泰尔系数，分析两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差异。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分析
本篇论文所要研究分析的是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以及两省的省内差异。研究对象是江浙两省国内旅游经济，江浙两省各自的国内旅游经济以及省内的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研究的尺度，则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考虑。
在本篇论文中，空间尺度分为三个层次：1）以江苏省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连云港市和徐州市共计13个地级市，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宁波市、舟山市、台州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温州市共计11个地级市为研究的基本单元；2）将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设置为两个二级的研究单元；3）将江苏省和浙江省看作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地带，并将其作为最大的研究对象。在时间尺度上，则主要是从2005至2012年，对江浙两省的各个地级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及江浙地带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的数据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13）[14]。数据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研究单元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收入、三个层次研究单元的人口数量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泰尔系数，最早由Theil和Henri在1967年提出，是一种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方法。其在差距的表达上的效果较好，可以将相关数据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组，将数据上的差距分为各个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3]。泰尔系数是指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地区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权数为各地区的收入份额。泰尔系数越大，区域经济的差异越大。其优点在于可以将总体差异进行分解，从而看出总体中的各个组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值以及变化趋势。它可以被分解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来衡量地区之间的不均衡程度，另一部分是用来地区内部的不均衡程度[5]。
二、结果分析
（一）区域总体差异特征
如图1所示，2005～2012年，江浙两省国内旅游经济总的泰尔系数变化呈现出现波动下降的模式。由2005年的最大值，0.39027下降至2012年的0.25281。在2005年以来的虽然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其中，在2008年、2010年以及2012年，江浙两省的泰尔系数总差异均呈现了一种上升趋势，不过上升幅度都不大。这表明，在2005～2012年之间，江浙两省中各地级市之间的国内旅游经济上的差异是在逐步减小的。
（二）两省之间区域差异分析
1.江苏省区域差异分析。对江苏省而言，国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幅度比较大，虽然从2005年至2012年，在数据上总体是一个下降的状态。但实际上，如表1所示，自2005年～2011年呈现比较合理的下降，2012年是突然的上升，且幅度较大。
这反映了，国内旅游经济在2005年～2011年江苏省的差异是在不断减小的，各个地级市之间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开始向平衡的方向发展。但是2012年，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突然变大，出现了短暂的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如图2，从空间上，很明显地看到江苏省南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苏北、苏中地区都要高很多，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分布。南京、苏州、无锡始终是处在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前三位，这与三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旅游资源禀赋密切相关。
从时间上来看，苏北地区和苏中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在不断地上升，有赶上苏南部分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的趋势，特别是盐城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国内旅游经济增长明显。常州市、镇江市和扬州市在国内旅游经济上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但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泰州市、淮安市和宿迁市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明显，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未来应当会有很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2.浙江省区域差异分析。对于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泰尔系数是一个波动下降的过程。从2005年的0.26994下降至2012年的0.09458，反映了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向平衡趋近。但是，实际上在2011年浙江省省内市间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泰尔系数还是0.25204，从2011年到2012年，是一个突然降低的过程，有其偶然性，需要从日后更多的数据中进行分析。
如图2，空间上，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特点：1）东北部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西南部的发展水平要高；2）沿海的地级市比内陆的地级市发展水平要高，发展速度也要更快一些。在浙江省中，杭州市和宁波市常处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前两位，呈现出“双核”特征。绍兴市、温州市、舟山市和台州市在浙江省中处于中等的发展程度，而嘉兴市、湖州市和金华市则在浙江省中处于一个中下游水平，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发展水平一直不高。
在时间上，嘉兴市、湖州市和金华市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发展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提高
3.区域差异格局分析。对于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况，可以用贡献率来表示。在这里的贡献率是指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情况和两省谷内旅游经济之和的比值。通过贡献率可以看出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根据计算，江苏省从2005年至2012年的贡献率分别为：57%，57%，58%，59%，59%，58%，58%和54%；而浙江省为：43%，43%，42%，41%，41%，42%，42%和46%。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一直比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要高一些。这是由于旅游资源禀赋，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所决定的。
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对两省总收入之和比浙江省，一直是高13～17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2012年，只高了9个百分点。可见，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这也表现了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潜力，有可能未来在国内旅游经济方面赶上、甚至超过江苏。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数学模型，相关数据以及图表，针对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一是2005年～2012年，从地级层面到省级层面，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区域差异在减小，总体上，江浙两省的区域发展开始向平衡发展，但不平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存在。
二是2005年～2012年，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收入一直比浙江省高，但目前，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未来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江苏省。
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方法的单一性，本文对更长的一段时间的区域差异发展缺乏更深入地分析与研究。通过长时间的数据的对比分析，将能更可靠地分析出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目前发展情况，并预测未来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汪德根，陈田.中国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科学，2011，（5）.
[2]刘凤莲.基于泰尔指数的新疆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特征分析[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3，（1）.
[3]宣国富.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及演变[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12）.
[4]陆林，余凤龙.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05，（3）.
[5]赵磊.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演变：1999-2009[J].旅游论坛，2014，（2）.
[6]余凤龙，黄震方，王宜强.中国沿海区域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6）.
[7]方琰，卞显红.长江三角洲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分析[J].旅游论坛，2014，（2）.
[8]沈惊宏，陆玉麒，周玉翠，等.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演变[J].地理科学，2012，22（10）：1220-1228.
[9]王凯，李华，贺曲夫.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1）：63-67.
[1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3，（2）.
[11]陈秀琼，黄福才.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2006，（12）.
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多数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数据[12-14],这主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市区均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全国各区域层次中,省级层次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15]。因此,本文在借鉴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1990—2002年大陆31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及变化作了定量研究,试图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阐释影响旅游空间差异的因素,提出缩小地区差异,协调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测度,总是基于一定的指标,且指标能够衡量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但指标的选定首先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分异性的衡量指标,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国国际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善[16],各省市区对旅游外汇收入的统计时间较早且统计口径较为一致,保证指标的可比性和延续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国际旅游,旅游外汇收入一直是我国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故旅游外汇收入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各省市区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而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由于某些年份统计资料不全和口径不一致,数据相差较大,如北京市和上海市在1996年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统计为359亿元和11.6亿元①,两市间数据缺乏可比性,因而在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中未采用,在本文中旅游总收入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本文用来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3)、中国旅游年鉴(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区域经济的差异程度可以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来反映。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一个比值,没有量纲,因而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14],因而应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测度方法,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水平,多数情况下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同时考虑。
2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2.1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态势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的总体指标,测度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有一定的波动性。1990—2002年,反映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176.79增加到2002年的1,053.81,增长了496.08%,年平均增长38.16%,然而,表现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1990的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仅在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表明省际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上述转变与我国各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不同,导致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不一致,区域旅游经济总量的差距反而拉大,从而出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格局。
2.2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展示了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轮廓,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区旅游外汇收入与全国平均旅游外汇收入的比率,可以分析出1990—2002年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和北京等东部经济发达省区与全国其它省区,尤其是与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扩大。全国除广东、四川、新疆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北京、广西、海南的比率呈下降趋势以外,大部分省市区的比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市区与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区的相对差异有缩小趋势。显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仍然较大。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仅有少数几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广东、北京、上海、福建4个省市增加到2002年的6个省市,新添了江苏省和浙江省,2002年这6个省市的旅游外汇收入约占全国的73%。比率低于10%的省市区从1991年的10个减少到2002年的4个,这说明各省区较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旅游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2002年比率低于10%的4个地区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它们是、甘肃、青海和宁夏。1991年比率最高的广东省与比率最低的宁夏自治区相差为8.926②,2002年比率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广东和宁夏,两者相差8.514,变异系数没有多大变化。其中,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市和北京市,变化比率分别为-2.720和1.033。
2.3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
旅游业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地区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
指标。2002年,以全国31个省级单元计算,全国旅游总收入即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之和约占各省市区GDP之和的9.5%,每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贡献率③平均应为3.2%,以这2个数据为基准,各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地位被划分为6个层次。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本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即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图1的纵坐标),分别为高(高于4.7%)、较高(3.8%—4.7%)、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8%—3.7%)、较低(1.8%—2.7%)、低(0.8%—1.7%)、很低(低于0.8%)。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在本地区GDP中的比重反映旅游业在本省市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图2中的横坐标),分别为高(高于12.5%)、较高(10.6%—12.5%)、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8.6%—10.5%)、较低(6.6%—8.5%)、低(4.6%—6.5%)、很低(低于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远远多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个数,这说明我国旅游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全国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更多地受少数旅游经济发达省区的高水平发展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严重。
大多数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本省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仅有分布在中分线上的8个省市区,旅游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一致,但两极分化严重,如北京、上海两市在2002年的旅游贡献率分别为10.6%、9.8%,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旅游总收入分别占GDP的37.0%和20.3%,可见旅游业在两市发展水平高和重要性大。相反,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吉林、新疆6个省区的旅游贡献率之和仅有3.5%,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都低。处于中分线上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经济中的地位要大于其在本省国民经济中作用。这类区域的国民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多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相对而言,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即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不相匹配。如山东省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为5.5%(全国平均水平为3.2%),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只占本省GDP的5.8%(全国平均水平为9.5%),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低。处于中分线下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产业地位要高于本省旅游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省市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经济总体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因而各省市区充分利用本区域独特而优秀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带动和加快本省经济的发展。如比较典型的海南省和云南省,两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仅为0.85%,但旅游业在两省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本省GDP的15.8%和12.8%,在全国位列第4位和第5位。上述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在区域上具有一定的分异性。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地位一定高;旅游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旅游业也有可能成为本区域的支柱产业,而目前“全国有24个省市区将旅游业确定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和先导产业”[17],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一些区域没有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或先导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3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特别是高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外游客、发展入境旅游的物质基础[18]。我国幅员辽阔,主要旅游资源地域差异比较明显,空间分布不均匀,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其仍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和造成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从全国角度来看,旅游资源总体质量是南方优于北方,以华东地区最为突出,次为华北地区,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省区、长江中下游的中部省区及黄河中下游,这些省区旅游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丰度高、地域组合好,是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旅游外汇收入的重要基地[19,20]。
3.2基础设施
交通、邮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发达的旅游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区不利的区位条件,增强旅游景区点的可进入性和吸引力,从而扩大客源市场规模,优化客源市场结构。由于铁路和公路是我国最主要的交通载体,其中,公路的评价主要考虑对旅游者具有重要意义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这里以两者的密度(长度/面积)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交通条件。通过计算发现,2002年,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水平仍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间差距,京津沪3市交通设施最佳,其次是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和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而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除宁夏尚好外,普遍较差,若将各省市区的交通密度与旅游外汇收入进行对比,二者的区域差异曲线具有较强的吻合性,表现为交通条件与旅游经济水平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3.3区位因素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21],它既影响到本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进入的可达性。陆大道先生根据各省市区(省区以省会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枢纽海港的距离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3个主要经济中心的相对距离,对各地区区位条件进行了评价,现阶段区位条件最好的5个省份是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辽宁和广西的区位条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对较差,但仍优于内地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区位条件总体上都比较差[22],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区位条件现状总体上比较一致,同样通过相关分析,旅游市场的实际占有率与资源、区位潜力相当,且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大于资源丰度[23]。
3.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变动状况对经济增长和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三次产业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低于东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字和相对速度而言,都与东部维持着比较大的差距,并且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在指标上明显处于劣势[1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它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利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的限制,从而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是构成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4对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