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只是一种方式。如今，我们讨论生活德育，是为了寻找方式的背后或深处的东西。笔者以为以下一些问题必须明晰。
一
生活德育，抑或德育生活化，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中小学德育。德育的最大困境仍在于德育知识化的干扰，而非德育的生活化。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必须坚守生活德育的主张，在坚守中完善、进步。
长期以来，中小学德育存在着主动性、实效性差的问题，学生不愿意学德育课程，德育实践中知行脱节甚至背离，学生基本的道德素养的提高往往止于一种口号或一种要求。这是德育真正的困境、最大的困境。帮助我们摆脱这一困境最关键的是生活德育的主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德育新范式。首先，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从课程的名称上，亦即从课程的内容定位上，把德育与生活统合在一起。其次，课程标准中对“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门课程的性质和基本理念给以十分明确的规定。三门课程都是“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其基本特征都有“生活性”或“实践性”的表述；三门课程的基本理念表述如下：“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会关心、积极探究是课程的核心”“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会做人是课程的核心”“帮助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负责任的公民是课程的核心”。[1]这样的定位，促使并保证德育为生活、在生活中进行。再次，新课程实施以来，德育课堂、德育实践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变化。学生爱上德育课了，学生比过去主动了、积极了，效果增强了，这样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这些都是公认的。当然，中小学德育现状的改变不能全归因于课程的变化，但毋庸置疑，生活德育的提出、践行是导致变化的核心因素，因为，它已不仅是德育课程的理念了，更为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整个德育的理念，成为德育的方向和突破点。
“德育真正的困境并不在于它提出或被冠以怎样的口号，关键是在于其口号之下的真实的德育实践是如何展开的。”[2]对这样的判断，我基本赞同，但又不完全苟同。笔者认为，“口号之下的真实德育实践是如何展开的”的确很重要，因为实践要重于口号，内容要大于形式。但是，没有口号，怎么可能有“口号之下的实践”？一个口号，不只是一句口头语，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口号的变换，其实是概念的变换，是理念的变化，口号往往是思想观念、理念的聚焦，有时口号往往可以成为一面旗帜。而这样的口号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常常可以构建一种新范式。范式的首创者库恩说，任何革命的核心方面之一，就是某些这种相似的“关系改变”了，而“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这是一种革命，“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3]生活德育，抑或德育生活化，它推动了德育范式的转换，推动了中小学德育的根本性变革，不妨把这种根本性变革看做是德育的一场革命。这种革命，笔者以为，把我国中小学德育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必须从更高的层面深刻认识生活德育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视、轻看，更不可忽视、丢弃。不言而喻，“生活德育”这一口号必须坚守。
之所以强调生活德育的坚守，不仅因为其本身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还因为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或者说，应当小心地预防，生活德育，抑或德育生活化，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因为反思，因为深究，因为质疑，而悄悄地被否定。假若如此，德育好不容易发生的积极进步，很有可能回到课改以前的状态上去，回复到那种远离生活、远离活动、以知识传授为主、为应试而存在的德育状态去。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讨论与反思是必须的，但是讨论与反思，为的是对生活德育理论与实践完善，为的是生活德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不断进步。德育生活化困境的性质、摆脱的任务与方法是与德育知识化困境不同的。德育知识化不只是一个困境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该掉入的泥淖问题，是一个涉及德育本质问题，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对其不是完善，而是批判与放弃。当前，德育的根本困境仍在于德育知识化的干扰，德育知识化仍占据着德育的主要位置，所以我们的愿景是：进一步摆脱德育知识化的干扰，让生活德育的旗帜永远高高地飘扬在校园的上空。
二
生活德育，抑或德育生活化，在学理上还不清晰、深刻，讨论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对其完善的核心是生活中知识价值、道德价值认识的提升，以及转化方式的明晰。生活德育的宗旨是引导和帮助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已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联系已经发生的争论作初步探讨。
一、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
概念是浓缩了的判断，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歧往往通过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表现出来。我们就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
关于“德育”。在我国的教育方针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用“德”来表述的。对“德育”的不同理解，表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看法。关于德育的内容，存在着“两要素”说（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三要素”说（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五要素”说（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不同的学术观点。[1](P310-312)也有论者提出，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我国现实中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包括在德育之内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样不能与国际“接轨”，导致了“学校德育的政治化”，而这“正是实际德育工作存在的最大弊端”。[2](P1-6)
关于“公民教育”。有论者认为，概括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应采用“公民教育”的概念。因为“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这样有助于克服“政治化问题”。[2](P5)
关于“党化教育”。有人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党化教育”，指责它是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是“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论者提出要“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而“公民教育”的原则是“普世原则”。
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明显表现出不同观点的分歧，其中有些是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对相关的观点，笔者将结合本文各部分的议题作一些讨论。
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如此。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歧，是同秉持不同的方法论原则直接相关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把它当作学科来建设，就要追求科学化。但是，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实际存在着不同理解。在有些论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科学化，就要与国际“接轨”。他们离开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环境、实际内容和具体实践去讨论问题，试图提出某种不带有国家、民族、历史、阶级的局限性的范畴、规律、原则、方法，追求由这样的概念和命题构成的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理论体系。其结果，往往是到西方去寻求理论根据，不加分析地从西方的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学科中搬来各种概念、术语，并借此显示自己论著的学术性和普遍适用性。这种做法隐含着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解：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要去研究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的规律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所特有的，它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被搬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来了。
笔者认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什么“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事实上只有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存在某种超越历史、超越社会根本制度的“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它所灌输和倡导的思想内容，虽然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就其本质或整体而言，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层面说，试图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一般”，建立普遍适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际上是从假设的一般“社会”、一般“人”出发的，走的是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社会历史研究的老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主观社会学从假设的“人的本性”出发，去研究“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而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中的变革，就是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的议论，专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那些关于“一般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把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范畴普遍化、永恒化，因为“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3](P174)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那些试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一般”社会理论的努力，结果总是以搬来西方的某种理论为归宿。
任何事物都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其普遍性、共性，揭示这种普遍性、共性，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它有利于通过比较，深化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之特殊本质的认识，也有利于借鉴、吸收当代其他国家的和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但是，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因而只有立足于对特殊性的研究，才能发现包含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的，而不是从什么“普世性”出发的，这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理论成果的科学真理性和普遍性价值，反倒是他们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果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鉴外国的和历史上的一切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但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三、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教育的出发点、途径和落脚点问题，即为什么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培养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问题，也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主要是讨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同时也是整个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所以这里同时也是就涉及整个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讨论。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什么是当代中国的实际呢？联系历史来考察现实，放眼世界而关注中国，我们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从那时起，我们要再经过百年奋斗，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个伟大事业需要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为此，需要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需要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
这就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教育时所面对的现实。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我们的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的和培养目标呢？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党的、也是国家的教育方针之中。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方针作出更完整的新的表述。2010年7月，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重申：“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笔者认为，这条教育方针的内容，就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明确回答了为什么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三个根本问题。“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回答了“为什么培养人”的问题，规定了我国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同时也就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出了培养人的基本途径；“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确定了我国教育事业、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
但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遭到了质疑。有些人表示不赞成这一方针。有人说，这条教育方针已经陈旧过时，落后于时展，需要升级换代。有人说，这条教育方针不科学，是“左”的方针，不能与国际“接轨”。
由此看来，教育方针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不等于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就理论研究而言，还需要追问和回答“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坚持教育方针确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
四、为什么应该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目的？
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人们的任何思想或行为都可以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应该坚持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思想观念或行为准则？这也就是追问思想或行为之合理性、正当性的最后根据。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的根据，说到底是两条。一条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因为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才是真理，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就是要区分真和假。另一条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有自觉的意图，任何思想的背后都有利益的追求，区别在于所追求的是什么人的利益，是符合还是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要区分善和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用中国语言对自己一切思想和行为所遵循的这两条基本准则作出了最简单也最明确的表达：第一条就是“实事求是”；第二条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两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就能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真”和“善”的统一。反之，违背客观规律，必然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天经地义，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后根据。对于“为什么”的追问，不可能追溯到比这更远的地方了，因为在它们的背后再没有什么需要追溯的了。
教育方针把教育的目的规定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它体现了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而新中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艰难探索的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这条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教育的重要地位就在于，它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因此，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的目的问题，必须始终把握我国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一刻也不能淡忘或偏离这一根本目的。我们应该由此出发来分析、评价各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的目的的观点、提法。
有论者认为，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及其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包括德育，是以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把人当作工具，按照社会的需要来塑造人，而不是把学生当作目的，忽视了对个体的心灵和生命的关注，没有“人性化”，束缚了个人的发展。
这种观点的不当之处在于，它抽掉了社会关系去看人和人性，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以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为理由，否定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如前所述，没有一般的“社会”，只有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和由它决定的上层建筑之统一的特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5](P224)所以，离开中国实际抽象地谈论“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是没有意义的。在当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和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统一，决定了社会和个人、人民和个人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中国人民、也是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的发展，是实现个人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维护受教育者的利益，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题中之义。我国教育“为人民服务”，是为全体人民、首先是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服务，它要求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培养人、塑造人，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是统一的。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就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以包括个人在内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主体地位为本，它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教育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为育人为本。
把“以人为本”片面地理解为以个人为本，以此反对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是对“以人为本”的曲解。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的目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维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把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同关心和促进学生个人的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从个体本位的观念出发，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抽象地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否认了我国现实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视之为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关系，把教育“为社会”还是“为个人”当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
五、为什么应该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培养目标？
教育目的决定培养目标，培养目标集中体现了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培养目标，是由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决定的。说到底，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是因为学生成长为这样的人，既符合社会的、国家的、人民的需要，也是他们个人发展的需要，既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受教育者个人的切身利益所在。在学生的各种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全局中处于首要地位，所以教育以育人为本，而育人又要以德育为先。思想政治教育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陶冶高尚情操，从而为他们的全面发展确立正确的方向，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精神动力和科学思维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瞄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目标，而不能偏离这个目标。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的目标，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阐明，因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述。一种观点或提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符合这个根本目标，看它究竟是以自己的方式或从特定的角度体现了这一总的目标，还是否定或偏离了这一目标。比如，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教育的目标就是教学生学会做人”。这种说法具有模糊性，其正确与否，应该联系具体场合去分析，看它对“做人”作何种解释：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归根到底是要教育学生“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这一目标的某种具体化或展开，那就是正确的，否则是不正确的。一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目标，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
有的论者强烈反对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将其视为他们所反对的“德育政治化”的最集中的表现。本文以下将结合评析“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讨论这个问题。
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的教育都要通过灌输和倡导一定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达到自己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服务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有不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是我国根本大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明确规定，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也是辨析各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观点是否正确的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了大量阐述。毛泽东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要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崇尚科学，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邓小平用“四有”来概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求“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P110)他强调，这四条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6](P111)教育部2004年编写下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概括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要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开展艰苦奋斗的教育。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多次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特别强调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内容丰富的思想观念，需要概括为简单、明确的形式。凡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一方面内容越来越扩展、深化，一方面形式上越来越简单、明确。随着我国社会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党和国家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完整，也越来越需要作出简单、明确的概括，以便于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把握，广泛普及，久远流传。正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概括了它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7](P661)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些根本观点，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对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次新的整合。它构建了一个由四方面基本内容组成的体系，并且浓缩成了一个简明的概念。将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还会有新的发展，但迄今为止，这是最完整的概括，是现阶段我们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指导理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意味着在所有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应该按照它的基本内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全社会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教育。不仅学校应该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全面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而且社会各方面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应该看到，不管人们自觉与否认，实际上都在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学生，起着某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不仅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老师都在育人，全体教职员工都在影响学生的思想，而且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社会各部门各单位也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尤其是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实际上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活动和精神产品影响人们的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重视或不重视、做得多或少的不同，也有用什么思想去影响学生、教育内容正确或不正确的区别。根据什么去分析、判断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给了我们一件有力的武器。判断学校及社会各方面的人们及其所做的工作，如教书、管理和服务，书籍、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都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去衡量，看其是体现和传播了这些思想，还是削弱和消解了这些思想，由此来辨别他们发挥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
七、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和灵魂
由四方面基本内容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整体，它把理论和实践、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在一起，把政治、思想、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融汇在一个体系之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抓住其中的核心和灵魂。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构成的，这个核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00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8](P199)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含义，2005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要使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8](P637)这一要求的基本精神，对所有学校和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适用的。
有些论者反对对学生和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抵制普世文明的代名词”，“是旨在维护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教”，要“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代替党化教育的‘共同理想’”。面对这样的责难，我们需要追问和回答两个“为什么”。
第一，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应该是理想信念教育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内容？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当代中国，全国人民在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干什么？用一句来概括，就是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13亿中国人民正在走的道路，正在从事的事业。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主题反映在思想上、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一句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去实现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根本的、最终的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实现这一崇高目的培养人才，所以教育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多彩的内容汇聚到一点，就是要教育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就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第二，为什么有些论者要用“普世价值”观反对“共同理想”教育呢？当代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最有影响力，在本质上又截然不同的是两个思想体系”。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个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当权者高调推出的‘普世价值’，这是新美帝国主义企图‘重塑世界’的理论和政治主张”。[9]当代世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用“普世价值”观反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其实质也正在于此。某些根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反对我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毫不奇怪的，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必要的警惕。
2．“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基本内容，同时又是贯穿在整个体系中的灵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指导地位的教育两个方面，既要帮助学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教育学生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坚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部内容和全部工作的理论基础。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以它为理论基础去论证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作思想武器去分辨、澄清思想理论是非，释疑解惑。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其他各种思想理论，但是不能搬运过来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科学真理性和理论彻底性，才具有说服力。
有些论者不赞成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更不赞成把它当作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理由，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不具有“普世性”；二是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武装”、“占领”学生的思想，是不尊重个人的“思想自由”，维护“思想自由”就要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第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正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在存在着阶级对立或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的社会里，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不能不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不能不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一个阶级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致，它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认识社会客观规律。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狭隘眼界限制了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因而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中，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同科学性、真理性是相互排斥的，不能统一起来。就其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或整体而言，“普遍价值”观实际上是将本阶级的价值观冒充为全人类的价值观，用虚构的“普世性”掩盖其阶级性。而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它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10](P313)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各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特征，体现在它的全部理论之中，并且在它诞生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亿万人民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当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就是90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也就是历史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价值的检验。这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最可靠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根据。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确实起着促进“思想统一”的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一种重要社会功能或价值。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13亿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此必须有一个科学理论作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思想统一”，是统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不是“统一”对一切具体事物的看法，排斥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坚持真理、克服谬论，而不是阻止真理前进的脚步。用科学真理“武装”人们的头脑，不是禁锢思想，而是提供认识世界、发展真理的武器。如果科学真理“占领”人们的头脑就意味着限制思想自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真理而斗争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开辟真理前进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排斥“思想自由”，相反，它为人们的思想插上真理的翅膀，让思想在自由的天空翱翔。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和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把握核心，抓住灵魂，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全面而有重点地展开。
八、关于“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政治”。
有的书中提出了“德育政治化批判”这个命题，并且以此作为一个部分的标题展开专门论述。[2](P6)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而作者的批判和相关论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里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德育”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如前所述，学界对“德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争论的焦点在于“德育”是否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确定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主要根据，是理论对实践的关系，是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把“德育”理解为“道德教育”，从字面上看不失为合理的解读之一。从伦理学或道德建设的角度看，“道德教育”可以简称为“德育”。但是，作为我国教育全局中与“智育”、“体育”、“美育”相并立的概念，“德育”决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我国的教育方针用“德智体美”四个字概括了教育的内容。“德”育包括哪些内容的问题应该这样来考察：为了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除“智”育、“体”育和“美”育外，用“德”育来概括的这一方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开展哪些内容的教育，才能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德育”的含义问题，决不只是一个文字解读的问题，不是仅仅从字面上推敲就可以确定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全局出发来确定的重大问题。它首先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反映为一个理论问题。在我国教育的全局中，适应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开展与学生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适合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教育，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教育方针中的即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德”育概念包含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这既是“实然”，也是“应然”，既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完全合理的方针。正因为如此，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可以指称同一的对象，只是根据具体场合的需要，分别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别以“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为关键词，但都包括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如果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那么，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位置，以教育方针为依据的我国学校教育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地位。这种教育理论如果被付诸实践，必然会导致削弱和损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后果。
因此，联系我国教育的实践以及“德育”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实际来看，把“德育”说成是不得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道德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排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德育非政治化”的理论。从字面上做文章，根据“道德”与“政治”、“思想”等概念的区别来论证“德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也是站不住的，因为这种论证的逻辑前提是把“德”仅仅解释为“道德”，所以认为“德育”若包含政治、思想教育就是概念混乱。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德”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品行”、“政治品质”等多重含义，因而“德育”的释义正是“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11](P262)至于以与国际“接轨”为理由来排斥“德育”中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脱离具体社会形态从“一般社会”出发讨论问题的非科学的方法，蕴含了一种渗透着“普世价值”观的追求“一般教育”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
第二，关于“公民教育”。
或许是为了避免直接得出用“道德教育”排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结论，有论者又提出，可以用“公民教育”来概括“多方面的内容”，以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据说，“公民教育”这个概念是“中性”的，不是为哪个“阶级”、“政党”而是为“社会”培养人。其实，“公民”都是一定国家的公民，所以“公民”教育的内容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并且由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某种超越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一般的“公民教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对象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依据。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宪法第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规定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第二十四条又直接规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内容。这一切，无疑都是我国的“公民教育”所应有的内容。由此看来，在当代中国，能够有某种为了“社会”却又不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政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人的“中性”的“公民教育”吗？当代不同性质的国家中，究竟哪里存在着只为“社会”而不为“阶级”、“政党”培养人的“中性”的“公民教育”呢？我国当然应该有自己的公民教育，但是，把“公民教育”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对立起来，要求用它去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其实际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德育非政治化”主张的又一种表达方式。
第三，关于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
有论者特别反对培养“接班人”的提法，把它作为“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来批判。其理由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政治使命，以“接班人”为指向的教育是政治教育。的确，教育方针中的“接班人”这个概念有很强的政治性。为了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实现我国办教育的目的，教育方针对培养目标提出了包括多方面要素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其中的“接班人”一词侧重体现了对培养对象的政治方面的要求。既讲“建设者”，又讲“接班人”，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构成了全面的培养目标。这里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接班人”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政治性，而在于这种具有政治性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合理性。邓小平始终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教育的，他强调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因为如此，他多次用“接班人”、“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表达他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育工作者，负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幼苗的重任。” [12](P106)他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40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3](P1272)他要求“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6](P166)也从不讳言培养接班人是讲政治的要求。他说：“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P104)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6](P380)所以要“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6](P381)胡锦涛也反复强调培养“接班人”，他说：“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P617)可见，把“接班人”列为培养目标的构成要素，是服务于我国教育的崇高目的的，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言，政治教育都“有不平等，甚至欺骗、蒙蔽等特征”。[2](P11)政治教育是否具有欺骗性，不能从“一般社会”的观念出发一概而论，它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政治教育所维护的国家政权、所坚持的政治方向同受教育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政治教育”、“政治使命”为由反对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是“德育非政治化”观点的典型表现，是从“普世价值”观和“德育不得包括政治教育”的错误前提出发得出的错误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它必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性。政治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教育的功能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功能，德育不能片面地归结为政治教育，政治性不是德育的全部属性。但是，完全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德育是不存在的。在当代国际背景下，要求我国的德育与国际“接轨”，不得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目标，不得向学生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思想，并未摆脱论者所批判的“德育政治化”的制约。
一、通识教育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
本科民法教学目标的确立不应当局限于民法自身，应当且必须从法学本科教育目标考虑。概言之，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有两方面，一是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学生成为全能的通识教育；二是侧重法律实践能力培养，使学生成为法律人的职业教育。对于绝大多数法学院而言，应当将本科法学人才培养定位在以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法律职业教育。对于研究型大学，应当还存在着学术教育的目标，实质上学术教育应当是在以上两个目标基础上的提升。
法学本科招收的学生年龄偏低，社会经验几近于无，大学期间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法学本科教育不能仅以职业教育作为目标，应当将公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法律人。对于法学本科生而言，合格的公民教育是应当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培养：一是专门的公民素质教育，例如通识教育；二是通过专业学习逐渐养成对于法律体系蕴含价值的信仰。现代法律体系蕴含的价值应当指在现代社会的不同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现代法律体系正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价值。通过专业学习，学生应当逐渐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公民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职业教育是法学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身之本，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应当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职业法律人作为核心的培养目标。法学本科生如果能通过司法考试，则有机会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狭义的法律职业；当然也可以从事各类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工作。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必然需要解决各类在法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具备相应的法律人职业能力是其事业成功的基础；对于从事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的学生而言，解决法律纠纷并不是其工作目标，但通过接受以培养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解决各类纠纷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毕业生能在众多从业者中因其自身具备的法律职业能力得以凸显出来。
基于对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阐述，该目标应当服务、服从于本科法学教学的目标。笔者认为本科民法学的培养目标应当分成二个层面，即技术层面目标与理念层面目标。所谓技术是指：构架民法概念体系、养成民法思维、运用民事规则、解决民事纠纷、强调法学专业的职业教育属性；所谓理念层面是指，传播民法理念、弘扬权利精神、开启道德之窗，着重于法学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
二、民法教学技术层面目标
技术层面的目标是以培养合格法律职业人为主要工作目标，在这个目标下需要实现以下具体要求：
1.构架民法概念体系
尽管对于民法典褒贬的评价均有，但不可否认民法典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民法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而不用像普通法系一样通过整理大量的案例来形成具有一定适用范围的规则。大陆法系的民法学家用严密的逻辑把用于解决大千世界无限多的民事纠纷的抽象规则体系化为民法典。体系化是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产物，抽象化与体系化可以降低人类学习的难度，同时有利于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即便是普通法系也非常强调体系的重要性。抽象的民法规则是由一个个民法概念组成的，换言之，民法典是由若干民法概念构成的，民法概念掌握的程度决定了民法学习的程度。能否在本科民法学习阶段通过教师课堂的讲解，逐渐将民法典中的概念转化成学习者通过学习主动构架的自我概念体系是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任务。民法学习的成功与否，在于是否通过艰苦的学习，形成了自己的民法学概念体系，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每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将主动型的民法概念体系作为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的利刃。
2.养成民法思维
凡是论及民法学教学目标的文章，均提到要培养学生的民法思维，但目前诸多文章基本没有给出民法思维的确切含义。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一书中对于民法思维也没有明确解释，但通读全书会发现，王泽鉴先生所认为的民法思维应当是该书的副标题———请求权基础，即如何学会发现法律规则，或曰“找法”是民法思维的核心要求。基于此可以将民法思维解释成如何在庞大的民事法律规则中发现待解决案件的核心规则的方法。概言之，有两条找法路线：一是请求权基础路线，即通过对数量确定的民事请求权进行逐次检索，确定请求权基础；二是法律关系路线，即通过确定法律关系，并逐步确定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具体关系，通过搜索视野逐步缩小，可以圈定需要找到的法条。二者尽管有一些区别，但从本质上看，都要找到解决案件的核心法条，区别仅在对于路标的确定上。路标的确定实质上反映了在民法教学中应当如何切入的问题，是从请求权切入，还是从民事法律关系切入，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民法概念的系统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的掌握各类请求权或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中的位置。
3.运用民法规则
民法思维养成的过程是学会设定路标的过程，通过路标的设定，可以很快的发现待解决案件所需要的核心法条，但这也只完成了案件解决的初步工作。民法典规则的抽象性需要使用者运用民法概念体系对于规则进行解构，使其变得具体、明晰，这个过程在民法称为某某问题的构成要件，实质上是通过对于规则所在法条的概念的深度理解，重新组合成可以供操作的规则。完成这个过程相当于完成了工作的三分之一，还需要对已经重构的规则进行解释，即便是已经被解构成一个个构成要件，但各要件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抽象，因此需要对之进一步解构，同时运用型构的概念体系发现所需要的法条。经过不断的解构，最后形成了以核心法条为中心的若干支持性法条围绕的法律规范，这个规范构成了解决待决案件的所需要的“法”。
4.解决民事纠纷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因此每个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对于法律适用者而言应当是全新的。在熟悉了类似案件应当类似处理的法律思维之后，应当充分发挥法律适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发现类似案件中的特殊性，从而避免机械适用法律的指责。在充分考虑到问题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对于具有关键影响的特殊性要思虑周到，进而拿出适当的法律意见成为对于法律操作人员必然要求。
三、民法教学理念层面的目标
理念层面的目标要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培养的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法律人，而不是培养仅会机械操作法律的法律工匠。
1.传播民法理念
对于民法理念，可以说见仁见智，但一般而言，都认为现代民法如果不具备自由、平等、效率等理念就不能称其为现代民法。由此可见民法的理念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所要求的理念是一致的。自由是全部问题的基础或前提，没有自由任何其他问题都无法展开运作。民法中的平等不是从结果意义上考虑，它所关注的是向相同的人提供相同的机会，民法假定参与交易的主体具有相同的能力，因此是平等的，可以展开充分的竞争。效率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结果，充分竞争可以极大的推动效率的提升。鉴于此，本科民法学在传播民法理念上具有特殊的作用。民法的理念对于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弘扬权利精神
民法是权利之法，各国民法典的结构充分展现了民法是权利之法。民法通过对于民事主体权利的确认，达到对于平等主体的保护。通过对民事权利的讲解，使受教育者清楚，所谓民事权利实质上就是公民享有的私权，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是每个自治的主体自由处分的对象。民法对于权利的确认充分体现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文主义精神。权利精神体现为一种自主、自助、自由的精神，每个权利主体既享有权利带来的成果，也要承担因滥用权利产生的责任。弘扬权利精神更是强调私权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没有成熟的权利精神就不会对权力产生有效的监督，权力来源于私权，因此权利对于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成为权利的应有之义。
3.开启道德之窗
关键词：体育；核心素养；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6.05.015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动了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实施，新型的体育课堂教学，必需要有新型的教学内容和要求。2015年10月，在清华附中举办的基础教育高峰论坛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介绍，即将出台新的高中课标中将强调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将新增核心素养以及基于核心素养制定出来的质量评价标准。申继亮还谈到，基于这样的改革，我们就要要求所有的课程老师对学科价值、学科育人功能有很好的思考。同时，新时期的课程改革，也要求每个学科的教育教学除了发挥本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之外，要高度重视跨学科之间的综合育人功能。
1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及特征
学科核心素养是我国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是学生通过学科课程学习所形成最基本、最重要的素养，是学生在课程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养成的具有该学科特征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品质和基本经验的综合。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或学习领域）的具体化，是学生学习一门学科（或特定学习领域）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学科特点的关键成就，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指自主健身，其核心能力主要包括由运动认知能力、健身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合，是以学生发展素养为核心价值追求。
运动认知能力是指学生对体育健身知识、运动技能和相关健康知识的获得、转化和评价的能力，伴随着思维、理解和感悟等活动，是自主健身的先决条件。健身实践能力是指学生为完成设定的体育锻炼任务，联系实际采取的有意参与、强化练习、比赛运用和持续健身的决策能力，伴随着动机、态度及价值观取向等活动，是自主健身的实现载体。社会适应能力是指学生在多变的健身环境中，表现出身体、心理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调试能力，他伴随着调节、适应和控制等活动，是自主健身的呈现结果。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确定体育学科课程标准、体育学科知识体系、体育学科质量评价标准的依据和导向。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形成以结构化的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为重要基础和载体。
2 培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方法和途经
2.1 体育教师应注重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的组织者、实践者，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师，首先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要为人师表，此外，体育教师需要定期参加各类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有效的体育教师，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的课堂组织能力和教学能力。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可直接表现为体育教师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我认为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应包括文化素养、心理素养、道德素养等，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陶行知先生说过“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因此体育教师要不断完善自我，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要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才能起到榜样和楷模的作用。
2.2 体育课堂教学重视德育渗透
在教学中，立德树人，培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强调体育教学与各类文化知识的整合性，是学生跨学科综合能力、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综合。小学体育教育渗透德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体育教学也是实施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体育教师在游戏比赛中对学生进行团结的集体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关心他人，互帮互助的良好意识，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宽容他人的优秀品质；要培养学生遇到困难要敢于面对、要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可贵精神；培养学生自信、果断和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好德育功能，要将德育教育始终贯穿于课堂教学，要有针对性地结合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德育教育，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德育教育。
2.3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养成自主健身的习惯
体育老师以及学生家长都应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他们喜欢的体育活动，帮助他们重新树立体育的目标是身体素质提高的理念，掌握自主锻炼的科学方法。体育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和端正体育态度，培养学生的自主锻炼的能力，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使学生了解体育的价值。使学生了解人体身心健康和身体运动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锻炼的正确方法，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2.4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体育教学中应关注学生能否适应当今与未来的发展，适应社会、终身学习、成功生活、个人发展的学科关键素养。体育素养发展的连续性和各个学段落实的阶段性，体育教师要让学生明确体育运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体育教学如何调整学生的心理平衡，如何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体育教学目标与学生心理健康目标和谐统一，使学生身心能得到健康成长，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
3 培养体育核心素养的意义
3.1 打好身体基础
回归体育的本质功能，增强体质，顺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体育核心素养高的人群，固然可以终身体育，可以自主锻炼和健身，使自身的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
3.2 提升全民的体育意识，增强体质健康水平
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可以使学生自主健身，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使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运动技能，掌握科学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锻炼的良好习惯，能够提高自主锻炼的能力，使学生的身体终身受益。提高他们的体育意识，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可以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自我评价的能力，有助于培养终身体育，具有长远的意义。
3.3 塑造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培养体育核心素养，可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调节能力，现代的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若不具备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会产生各种心理疾病，这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要具备健康的心理调节能力，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4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并不“新”，在体育课程改革中加强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是我们体育教育一直以来的目标和追求。新课标提出，培养学生自主锻炼、终身体育的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内容，这些都是培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直接体现。
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固然重要，但是，素质教育从来都不只是学校教育的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格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告诉我们教育要生活化，要从实践中去教育。其实实施素质教育，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课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帮助学生培养其核心素养，让他们在体育活动中能够放松身心，劳逸结合，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基于体育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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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导高职学生正确理解弘扬雷锋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科学设计和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学教活动，加强高职学生的“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培育高职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关键词 ：雷锋精神；学雷锋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和凝聚社会共识，并提出“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正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之际，思考高职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重点从弘扬雷锋精神开始，进一步加强开展雷锋精神的学习教育活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加强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科学设计践行学教活动，将高职学生培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践行者。
一、弘扬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联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用了24个字精练地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概述。即“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从1963 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51年来，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升华，雷锋精神可概括为：忠于人民忠于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业创新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爱岗敬业的钉子精神；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甘于平凡的“螺丝钉”精神。其中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爱祖国、爱人民是雷锋精神的核心，忠于人民忠于党、爱岗敬业是雷锋精神的精髓，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是雷锋精神的本质，自强不息是雷锋精神的动力。
3.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一是雷锋精神体现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为“三个倡导”的概括，是对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准概括。例如，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有一种“挤”和“钻”的钉子精神。这种“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正是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敬业”。二是雷锋精神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期培育的结晶。三是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国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精华；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意义和作用上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
因此，我们要弘扬雷锋精神，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我们要清醒地理解，弘扬雷锋精神就是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院高职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从弘扬雷锋精神开始。
二、高职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1.要按照“一个理想信念、四种精神”去践行
弘扬雷锋精神，应该要按照“一个理想信念、四种精神”去践行，即要大力弘扬雷锋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弘扬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弘扬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业创新精神，在高职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形成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无私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补好精神上的“钙”。
2.要按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去践行
雷锋家乡学雷锋。一要进一步加强雷锋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与高职学生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追求相契合，提高对雷锋精神的认、知、行。二要积极通过学院组织的活动、教育媒体传播等途径，扩大对雷锋事迹和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等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教育，在学生中形成见贤思齐的校园文化氛围。三要搭建形式丰富的学雷锋活动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学教平台，科学设计和创新学院学习雷锋活动和道德模范宣教载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道德实践，形成争当活雷锋的校园新风尚，成为雷锋式当代大学生。
3.要担当“实践雷锋的实践，追求雷锋的追求”的历史责任去践行
引导高职学生，要担当起“实践雷锋的实践，追求雷锋的追求”的历史责任，身体力行，时刻秉承雷锋态度，高扬雷锋品质，践行雷锋精神。将对雷锋精神的学、教、行体现在学生的实际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养成“认真学知识、扎实练技能”的学习作风，端正“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学习态度，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四风”，养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品格。更要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培树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培养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服务观念，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要按照“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的重要要求去践行
按照党的十八大“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的精神要求，我院一是在学院所属社区建立了“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积极开展“四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二是在学院成立了“雷锋精神学教社团”，学生自己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雷锋精神和雷锋事迹活动。并按省、市、学院学雷锋活动要求和与立德树人、诚信教育等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与永州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品质活力城市结合起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雷锋精神大家谈”“寻找身边的雷锋”“文明劝导志愿行动”等宣传教育活动。三是坚持院内与院外相结合，院内活动以教育为主，院外活动以实践为主，科学设计并组织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以“弘扬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身边活雷锋、最美永职人”评选及宣讲活动，“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深入农村小学开展“七彩梦、中国梦”关爱留守儿童，到敬老院开展扶助孤老感恩义演、义诊活动，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等有影响力、思想感化力效果好的活动为学雷锋常态化活动，搭建好弘扬雷锋精神的载体和平台，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形式和载体，让潇湘大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活雷锋”，让青年学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践行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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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本主义德育 高校 核心价值观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7.025
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是当代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德育学说。它脱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结合道德教育实践阐发的一系列教育见解。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是重视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的心理学研究，代表人物有卡尔・罗杰斯，戈登・奥尔波特，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本主义德育模式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很有启迪意义。
1 重视人的自我发展与健康人格的价值追求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注重人的内在价值，主张人性向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注重人性潜能的发掘。“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最核心概念。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原为哲学和伦理学中的概念。在哲学上主要指实现人自己的本质;在伦理学上则主要指人的德行在个人行为中的实现，以达到“内在的我”与外在事物的完美统一。最早自我实现概念是由德国医生哥尔德斯坦在他的《机体论》中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各自都提出了自我实现理论。马斯洛自我实现心理学是由人性观（性善论）、价值观（潜能论）和动力观（动机论）三大理论支柱。性善论说明人性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乐观的;潜能论说明人的价值是内在的、固有的、有倾向的;动机论则说明人的活动是有追求的、有动因的并有内驱力的。三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的直接基础是他的动机理论。他把人类需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需要，指个体不可缺少的普遍的生理和社会需要;一类是成长需要，指由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他认为如果人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更高一级需要将会起主导作用，作为主要动机支配人的行为。马斯洛为了揭示这种自我实现的机制，把人的需要自下而上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他又增加了认知和审美两种需要，将这两种需要安插在尊重需要之后，自我实现需要之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某些需要的先后顺序会出现逆转，几种需要会同时起作用。自我实现在马斯洛看来就是完满人性的充分实现。罗杰斯提出了人类有机体最基本的动机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倾向不仅是人类所具有的本性，在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是一切生物都具备的基本倾向，是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的生物特性，人的各种不同需要的满足也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部分满足。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知觉世界，自我概念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个体直接的机体经验，另一方面取决于别人的评价，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直觉、态度等实际上是一个人自己的集体经验和别人对他的行为评价相结合的产物。自我概念直接影响个人对世界和自己行为的认知。一个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越接近，他就越感到幸福与满足，这是人格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罗杰斯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完整的人”，即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也就是知情合一的人。这种“完整的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价值”，它是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范畴，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及其变化与主体需要相一致、相适应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主体在不同的阶段和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因此价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客体固有的属性对价值起着客观的决定作用之外，主体的需要往往影响其对客体价值的判断。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态度和观点，它支配和影响着大学生在实践中的决策过程和行为选择。在高校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多完善，如果把教育过程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价值影响的过程，所灌输的价值内容和方法缺失人性的本质内涵，把价值观教育的“理解”过程等同于智育的“认识”过程，忽视了德育“它还要经由人的自我意识建构才得以凝聚形成个体的德性”，那么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就流于形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既不能把它单纯地看做外在的施加影响的过程，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是内在的需求而引发的动机而致，应该把它放在人性的维度或者说人的发展角度去理解。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人的需求、满足合理的需求、引导高级的需求是价值观教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法。“高层次需要是教育对象在社会实践、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中形成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需要系统，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持久性、不变性，不断地向上向前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在分层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有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纵向有机整体，也需要从横向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学生的高级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把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要把个人的需要和利益融入到社会要求和利益中，在满足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满足个人需要，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主张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结合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就是把外在的价值观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再由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转化为个体外在的行为，然后再作用于社会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价值观的内化形成过程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主体的认知因素，二是主体的情绪因素。认知因素强调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接受能力，而情绪因素则是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关系到主体对价值观接受的意愿程度及行为取向，因此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有效的关键和难点。价值观教育要促使个体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观，不仅要重视其理性层面的提高，更应加强其情感层面的认同，唤起其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从感情上关心或者关注某一事物，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才能把价值判断变为自己的行动。因此，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增强实效性，就必须与情感教育相结合。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倡导的正是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发展出人本主义的课程，主张开设“并行课程”，包括：一是学术性课程，是指理解和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知识的课程。二是情感课程，是指健康、伦理及游戏这一类旨在发展人的非认知能力的课程。三是体验课程，是指通过人事与情感的统一旨在唤起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以实现整体人格发展的课程。主张认知学习必须与情意、情感相结合，心智发展必须同情绪发展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态度、品德、价值观念等。同时在教育中建立一种接受气氛，让受教育者在情感体验中表达自我情感，教育者接受并理解各种情感。然后，组织受教育者鉴别和追求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实践中实现情感参与和渗透。最后，受教育者主动探索自己所爱的事物，并做出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要把握理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辩证关系，对于割裂或忽视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要把握大学生的情感的特点与表现，要充分调动和激发大学生愉快、信任、感激、热情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将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融入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中，意识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行事，能为自己成长成才起到指引和推动作用时，大学生才会在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并将正确的认识转化为自觉行为。因此，我们要遵循大学生情感心理过程的规律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才能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感、情绪倾向和状态，才可能启动其情感，才可能强化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自身政治认知和道德认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并升华为相应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同时外化为政治行动和道德行为，避免出现因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导致出现认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情绪抵制的现象。
3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促进作用
人本主义德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教育者的促进作用。罗杰斯认为学生都具有内在的学习动力，教育应该是鼓励而不是压抑，就好比给予求知的种子以自由舒展的土壤、阳光和空气，一旦条件具备，就会自主地发芽生长，而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营造这种促进学习的气氛。教师不是专家，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促进者”。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不取决于教师“教”的水平，也不取决于教学的客观条件，而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态度特征，其中最核心的几条态度就是真诚、关注和同理心。真诚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间的以诚相待，对方都应将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坦率地显露出来，促使学生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即对他人的理解）。关注意味着教师必须对学生有根本的信任和认可，教师对“作为具有他自身价值的一个独立个体”的学生的完整性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同理心意味着教师不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性作判断，不对学生作定性评价，而只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在创造这种新型的气氛和人际关系中，还要有一套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主要是：第一，主动倾听。对学生表达思想或情感作出积极的反馈，使学生觉得教师正在倾听、关心、理解着他的感受。第二，理解和把握教育过程。教师必须设法保持教育过程的自然性，从而使对学生的教育和学习成为仿佛是碰巧发生的事，教育过程中要注意避免作出过分的指导和过分地作出概括、总结和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有着丰富内容的价值体系，如果直接照搬这种“非指导性”的教育主张，缺失了价值内容，必将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那么这种模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何在？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关于人的行为、教育目的、学习过程、师生作用、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新观念中。罗杰斯曾指出，“非指导性”教育“不是一种方法或教学技巧”，它代表的是一些普遍原则，是“一些并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价值观念。它强调个人尊严、个人选择以及责任的意义和创造的乐趣。它是建立在民主和个人权力基础上的哲学”。因此，人本主义德育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要积极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信息爆炸、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学生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知识，主体性在日益增强，教育者的权威感正在日益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该与这种民主平等的时代特征要求相呼应，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需要教育者成为“促进者”而不是“道德执法官”，建立一种真诚、关注、理解的人际关系。罗杰斯认为，在教育中坚持这样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但教师如果坚持真诚的态度，与学生襟怀坦白，真诚相待，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出现珍贵难忘的心灵交融。教师借情感的基础，以完整的人格、整体的精神，参与到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之中。这样，教育的力量才能真正地作用到学生精神的整体发展上，学生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有助于完整的人的培养。
4 结束语
当然，对于人本主义德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主张对其理论的回归和追随，而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汲取营养以发展当下的教育。因此我们在对人本主义德育的借鉴中也要认清它理论流派的不足之处，如它以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作为理论依据，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过分强调个体，难免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自由化的教育，忽视计划性和领导性，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等。因此，我们在价值观教育中借鉴西方教育模式应该要有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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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探寻儿童大脑生长规律，将现有脑发育敏感期以及可塑性原理等方面的探索与教育形成无缝对接，从遵循脑规律、促进脑完善的立场出发，实施基于脑的品德教学就成为了我自发的研究方向。
重新规划40分钟
人是如何学习的？约翰·布兰斯福德在其著作中如此阐述：“知识不仅仅是其相关领域的一系列简单事实和公式的汇总，相反，某一领域的知识是围绕一个核心概念或‘大观点’组织的，这一核心概念或者‘大观点’指导了这一领域的思想。”因此，如果想理解记住某些项目，就不能从细节开始，而应先从核心理念出发，并按照层次方式，形成围绕这些较大概念的细节。结合脑科学界众所周知的原则——记忆可以通过创造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得到提高，我们就可以从核心概念出发，走入细节，进而通过赋予意义，让细节成为联系概念的纽带。
《金字塔下留个影》是苏教·中图版《品德与社会》六年级上册的一节课。原先我们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1.要去埃及需要做哪些准备？（了解学生前知）
2.埃及在哪儿？有哪些邻国？有哪些临海？（了解埃及地理位置）
3.我们中国在埃及哪个方位？怎样去埃及？（通过海、空两种方式，了解方位、途经海洋）
4.埃及属于什么气候？小李要带哪些行李？（将人文与地理有机结合）
5.小李最想去哪儿玩？（了解埃及的名胜，引出尼罗河）
6.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他文明古国有哪些河流？（文明发源于河流附件）
虽然这份教学预设是以去埃及旅游为线索展开的，但是各个问题之间并没有内在逻辑关系，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而面对指向不同的众多问题，孩子们整节课都处于忙碌、应付的状态，因此，在课后的问卷调查中，“埃及地理位置”的知晓率仅为11%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我们要怎样更好地规划这40分钟呢？首先，由于大脑是一个顺序处理器，它无法在同一时间高度注意两件事情，因此，我以“一次只做一件事”的原则，有序安排这节课的核心概念。其次，根据约翰·梅迪纳博士的10分钟规则，即无论是演讲还是授课，在10分钟后听众的注意力开始下降，于是我们将40分钟分成每10分钟一个模块，通过及时转换，让学生保持良好的注意水平。调整后的教学预设如下。
1.到埃及旅游，你会在哪儿留影？还想知道什么？（引出课题，了解学生前知）
2.能不能用地理语言，说说埃及所处的位置？（了解埃及地理位置）
3.为什么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了解尼罗河的作用）
4.当年郑和到过红海沿岸，如果我们现在乘船去埃及地中海沿岸，可以怎么走？（引出苏伊士运河并了解其作为“国际黄金水道”的重要作用）
多重感觉的并存
我们早已熟悉了霍华德·加德纳先生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称这些能力是了解人类心理内部运作的入口。其实，智能的种类可能超过70亿，与世界人口总数相当。可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是将所有人的大脑看成“这1个”，期望“这1个”只需以一种方式学习，在一定的年龄共同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在无法改变当下大班授课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认知心理学家理查德·迈耶在探索多媒体环境与学习之间的联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的研究表明，在学习的时候赋予额外的信息会使学习效果更好。因为多重感觉体验对信息处理更精细，所以对信息额外的认知处理能够有效地帮助学习者将新信息与以前掌握的信息整合起来。以下是我对苏教·中图版《品德与社会》六年级下册的《可爱的地球》这一课的教学安排。
在这节课中所呈现的内容只有图片与文字而已，但参与感官很多。为了同时调动儿童的多重感觉，我始终努力遵循这些原则：多媒体原则，文字、图片信息相结合；时间接近原则，对应的文字与图片信息同时呈现；空间接近原则，书页或屏幕上对应的词语与画面应临近呈现；连贯性原则，与主题无关的文字、图形与声音等内容最好不要放入学习内容中。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躯体感觉，这五种基本感觉不是孤立工作的，他们共同协作，形成个体对世界生动的认知。因此，我们的品德课堂就应积极调动这些感觉，为儿童构建一个丰富的世界。
享受20%的自由时间
谷歌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该公司的员工可以利用20%的工作时间自由行动，跟随心的指引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公司50%的新产品都来自于这20%的工作时间。而这20%的自由时间不正是让我们身随心动的美妙时刻，不正是促进大脑进化的方式吗？那么，我们如何在教室里让儿童也享有这种自由呢？
在苏教·中图版《品德与社会》六年级上册《奥林匹克的故乡》的教学中，如果说从教材中涉及的“食—地”关系拓展到“人—地”关系是迈出了一大步的话，那么，将希腊面临的债务危机纳入课堂教学，让课堂与世界联结，让儿童的经验与世界联结，则需要更大的勇气。面对“救，还是不救”这一两难抉择，我并没有仓促地让孩子得出结论，而是给予充分时间让他们进行小组学习。
一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德育研究这一主题,有学者认为,不要泛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而应将话题集中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给学校德育提出了哪些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下的德性是否和谐以及德性自身的和谐性问题。另有学者认为,多年来教育学、哲学都在讲教育的主体性,反思人的解放与剥夺,形成了一个悖论。当下的学术被消费主义包围,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消费人”,包括学术团体内很多学者、教授,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不愿意做,这种助推个体的教育,导致了公共意识的丢失。也有学者认为,现在不为学问而学问的现象,与整个大的社会背景有关,追求物质消费的时尚导致人们以功利心态对待教育,导致德育异化、公共意识缺失、德育不能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还有代表提出“在文化交流中,德育到底是西方契约式的还是儒家式的,个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这一发问,有学者认为一个人有私的概念以后才有公的概念,交易是公平的而不是建立在情感方面,“公与私”的话语带有一种西方理性式的思考,而中国文化有其情感取向,以家本位为基础建立的道德,表面上是公实际上是私,最终公德私德都缺乏。关于人的德性本身如何协调,有学者认为要培养健全的德性,首先应该解决依附性人格问题。社会实际的实然与个体德性的应然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个人德性本身如何协调成为德育中的重要课题。
二
改革开放30年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是会议的另外一个热门话题。有代表简要介绍了道德内化研究的相关情况,也有代表对“生活德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有代表介绍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德育的创新――生命教育。对此,有学者提出德育理论界应对改革开放30年来所出现的德育新概念做出梳理。德育研究一定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推广德育核心概念。德育研究也许到了一个春天,但要抓住机遇,把平台搭好。另有学者认为,德育研究应该更多关注普通老百姓所关注的问题,认为德育研究定位于实践更有推广的意义,希望德育界能关注家庭教育问题,以理论深度、通俗笔法影响家庭。也有学者结合自身的实践体会,认为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是促进理论的研究,提升对德育的理性认识,而不是完全变成政策制定者的顾问。还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从静态形式的逻辑、结构入手,还应动态化,个人道德的形成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不同的。大家既要深入实践研究,又要进行理论梳理,认为这更具有价值。还有代表认为理论的生命性是指向实践,现在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解答一些基本的实践问题,德育的重要性不在于提供一个话题,而在于对实践案例的分析指导。
三
会议还对德育学科体系建设进行了讨论。有学者分析了30年来德育原理教材建设历程,提出自己认为的德育原理课程建设的基本思路,基于传统道德观,确立德育新概念。还有学者认为现在的德育框架陈旧,基本上都是模仿教育学,依“目的―手段”的思路而构建,提出可从“内容―形式”的角度创立新的框架。来自台湾的学者提出现今两岸德育研究“西化”严重,建议要由“西化”转为“化西”。另有学者提出,德育作为一门学科应有其边界,这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德育学科的独立性也取决于其相对封闭性。还有代表质疑德育教材在实践中的地位及价值,现在的德育课程究竟可以给学生多少惊喜,能否教给他们一些不知道的东西?究竟什么是学科?学科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作为学术团体,如何能让学术组织的作用更进一步,如何借助民间力量的优势发展自己的话语、发挥自己的影响。还有代表认为,现在的人际交往,使得中国道德教育的传统核心价值“仁爱”,逐渐失去了普遍推行的可能。而正义,则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德育的核心价值。对此,有学者认为,从国际上来看,正义伦理虽然是主流,但关怀伦理也正在兴起,“仁爱”具有关怀的意义。还有代表进一步指出,国外基督教的核心是爱与正义的结合,如果没有超越的爱,正义也将成为冰冷无情的算计,从而提出“教育爱”的主题,认为从价值而不只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爱更为根本。还有学者认为,如何定义德育学科非常重要,将作为学科的德育与作为教育的德育混合在一起,是难以取得平衡的,因此应该将其分化为多学科的综合。对德育理论如何反哺实践,与会学者认为应当进行适当的德育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