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在新世纪,中国高校学生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确立道德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是:追随时代,适应信息社会.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合格公民教育,个性品德教育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美国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能为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合格公民.1994年12月,为了实现《美国XX年教育目标法》中规定的8条教育目标,美国又制定了《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确定了四项实施重点,其中两个重点之一是:帮助所有学生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业标准,以使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并为继续学习和到生产部门就业做好准备.
日本则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为目标,培养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1996年7月16日,日本第xx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第一次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报告》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什么生存能力呢 《报告》中说:"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孩子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和行动,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自律,善于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和充满人性.同时,健康身体也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成为有目标,有理想,有责任感的国家公民.法国学校道德教育采取以下公民道德课为主,以其他各科为辅的方式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人权教育.人权教育在法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如在小学阶段要求使儿童懂得做个新的公民,必须尊重人身安全,尊重人类尊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同时还应承认人一人之间存在差别;(2)民主生活.通过建立民主生活,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关于民主的良好体验,进而形成民主作风,这也是法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3)国家政体.公民道德教育还包括在学生中系统地传授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及其合理性的知识;(4)爱国主义教育.各年级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爱,勇敢,荣誉,正直,正义,宽容,仁慈,善良的品德.
英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反映在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道德教育教材中.这类教材与宗教有联系,但又与宗教有本质的不同,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学生掌握各种生活技能,编制新颖,生动活泼.其道德教育内容包括10个方面:(1)有关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及个人义务责任;(2)有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3)有关就业中的工作制度,雇主关系;(4)有关商品社会中的消费问题;(5)有关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6)有关学习名人英雄的情操;(7)有关各行业的职业及职业道德;(8)学习文化传统和各国优秀文化;(9)参与社会事务及福利事业;(10)有关暴力,吸毒,酗酒,凶杀,死刑,性解放,核战争等问题.
德国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1)个人行为的道德教育,包括礼貌,诚实,正直,纪律,劳动习惯等;(2)人际关系的道德教育,如群体观念,助人为乐,尊重他人的劳动,协作精神等;(3)社会和职业的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爱护公物等.在学校教育中,这些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和公民课实施的.同时,性教育也是德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世界各国都根据信息时代特点,把培养学生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重视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帮助学生掌握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品德能力等作为道德教育的重点.在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各国都已改变了道德教育靠专设课程传授的片面做法,发展到各学科教育,校内外活动教育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道德教育模式.
中国在道德教育观念上,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道德教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道德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道德教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中国部分高校在确立道德教育目标时,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逐渐将传统性目标与时代性目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改变了重传统道德教育而缺乏时代感的倾向.
中国在道德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由以前的"政治挂帅",跟政治风向转,逐渐把系统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能力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改变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倾向.
中国在选择教育途径和方法时,亦由以前的形式主义,课堂灌输,逐步将系统教育与分层次教育;专门课程教育与学科渗透教育;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口授教育与活动教育结合起来.改变重说教,轻活动;重理性,轻实践;重校内教育,轻社会教育;重当前,轻未来和教育形式单调枯燥,脱离实际,一刀切等传统的陈旧做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鉴于目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大环境,与时俱进研究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问题,对高校来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怎样更新道德教育内容,引导高校学生正确认识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正确认识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是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和条件
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来实现的行为规则体系.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具有教化力,环境力,觉悟力,它从教育入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荣辱与是非观念,从而达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效果.道德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净化世风,为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理想和道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校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才会自觉运用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理想的破灭常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理想,道德教育就是价值观念,伦理关系的教育,在塑造什么样的人,用什么价值改造社会方面起着最为直接,最为根本的作用.通俗地说,道德就是行为规范,它包涵在目前大力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以德治国之中.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
xx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本课题将以以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借鉴国外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探索一条信息时代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
探索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成功之路,不仅对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为我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我们将当代国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比较和借鉴,引入,消化和应用,无疑也会发展和丰富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
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与高校学生接触密切,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情况比较熟悉,并在有关刊物多篇,具备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由于在同一单位,很方便对课题的问题进行及时研究,研究内容与承担的专业技术职务工作要求相一致,具有联系紧密的特点,因而有完成本课题研究任务的内在动力,研究条件和研究时间均有足够的保证.鉴于本课题的跨学科性,课题组人员既熟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又熟悉现代信息技术,有两位课题组人员曾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课题组负责人即图书馆负责人,图书馆馆刊辟有"教育"专栏,每期刊有道德教育的有关信息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平台,图书馆信息资料部有专人收集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有关信息,掌握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前沿动态,充分和翔实的课题研究资料,为课题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三,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中国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
(1)建国初期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49—1965)
(2)"文革"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66—1976)
(3)改革开放期间高校学生道德教育(1977—XX)
2,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本课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1)道德教育内容逐渐更新
(2)不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并存
(3)国际合作精神教育
(4)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3,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题
(1)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
(2)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
(3)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冲突
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
(1)尊重学生的道德主体性
(2)将中国道德教育与世界接轨
(3)将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接轨
(4)将道德理论教育与现实接轨
四,课题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案例调查—理论探索—对策研究"的思路进行.具体措施是:
1,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广泛收集和查阅国内外有关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的研究文献资料.
2,通过座谈,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道德教育研究专家的意见.
3,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中遇到的问题,运用逻辑推理,理论诠释和联络推导,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进行专题研究.
4,将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在有关教育刊物发表,并将有关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五,课题组成员及分工
组长:罗军强(主持人)男,高级政工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负责课题设计,资料收集,撰写《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和课题最后的统稿.
成员:石银燕 女 副教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负责课题资料收集,整理和调查,撰写《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
成员:陈放明 男 政工师 湖南省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信息部主任.负责课题资料收集,整理和调查,撰写《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点》(包括案例分析).
六,课题成果及完成人
(一)最终研究成果
《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研究性论文,6万字)罗军强负责,课题组全体成员参与.
(二)阶段性成果
1,论文
(1)《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变迁》(1.5万字).主要撰稿人:石银燕
(2)《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特征》(1.5万字).主要撰稿人:罗军强
(3)《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难点》(1.5万字).主要撰稿人:陈放明
(4)《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思路》(1.5万字).主要撰稿人:罗军强
(5)其他论文待定.
七,课题研究步骤及内容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XX年3月----XX年11月)
1,整理课题申报相关资料,完成课题申报,立项.
2,收集国内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文献和有关资料.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XX年11月----XX年6月)
1,继续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撰写论文初稿.
2,调查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现状(含考察学习),补充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的有关数据,了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规律及特点;探索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3,采取座谈会,访谈,书面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
4,逐步完成相关论文并公开发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XX年7月----XX年12月)
1,完成《信息时代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课题
2,完成阶段性研究论文.
3,成果提交鉴定,验收.
八,经费管理
资料费(购买与收集相关的资料)500元.
调研差旅费(赴外地考察)1000元.
小型会议费(进行方案论证,专家座谈等)1500元.
学习培训费1000元.
开题,结题鉴定论证费1000元.
以上5个科目经费预算合计为5000元.由于该项目属非资助项目,故经费来源主要靠学院科研经费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新华出版社.1984.3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美】e.拉兹洛著《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6
沉壮海《有效德育过程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XX.4
张瑜《努力探索网络德育的有效途径》中国高等教育XX(18)
程建平《发掘有效载体 讲求德育实效》安徽教育XX(4)
马超《20世纪90年代我国德育理论研究新进展》上海师大学报(哲社教育版)XX(1)
潘玉腾《现代思想道德教育要发展人的主体性》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XX(1)
檀传宝《德育理念与德育改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XX年第2期
10)程胜《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探微》江西教育科研XX(4)
11)冯建军《主体道德教育与生活》教育研究XX(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的整体性问题，是其科学思想体系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对其认识和研究的科学态度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揭示其科学的属性，展示其理论品格，认识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完整性
“大德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核心概念，反映其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无论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内涵属性研究，还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整体属性来认识，其核心概念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德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相结合，指导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党的德育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德育领导、地位、目标、方针、任务、原则和育人实践等德育的重大问题，内在形成了发展性、指导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首先表现为“大德育观”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两个大局”，从整体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对党的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总体布局。他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30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确立了他的政治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观。他再运用唯物史观、政治观和经济观，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68的民主观。邓小平同志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运用其政治观、经济观和民主观，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归宿点，确立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64，“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的社会观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在这一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内，当然也内含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说：“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26这就科学表达了在新时期大变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特征下，党的德育思想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开创党的德育工作新局面。江泽民同志说：“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他要求全党同志站在“四个认识”高度来认识党的德育工作，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切合实际的基础。”[5]76他还提出了“四人”的德育任务，“四信”教育的重点内容。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就从治国的战略大局，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安邦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党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来谋划。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事业。”[6]“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7]3正是在这样的大势大局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德育观，着眼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大局，阐述党的德育工作服务大局的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强调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7]1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7]11-12这就强化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理政的全局理念，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对于打牢全党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地位;彰显了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显了开展共同理想教育、强大精神力量凝聚、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把握时展的大势，深刻阐述党的德育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增强人民和国家的精神力量。他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德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重点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德育工作的大局、大势和大事。同志在新常态下还强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9]这实际上就回答了以怎样的大德来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道路、理论、制度作出了整体性的全面深刻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德育思想，内在地也必然反映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伟大实践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全面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内在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反映了党的德育目的属性和本质，体现了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格和要求。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2]106-107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特别注重党的事业人才培养和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这就明确回答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8“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5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294“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47-648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0]。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高度，科学地进一步回答了党的德育工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人，培养“有梦想”、有担当、有本领、有大德、能实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要求全党同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领社会风尚。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44“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112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这是党的德育工作一项根本任务，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论述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用“四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党的德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要切合实际，注重实效，要“接地气”，要“抓铁有痕”。这就针对性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党的德育领导、方针、政策、目标、原则与思想方法的整体性，并通过一系列党的德育文献、文件和实施意见，直接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这些政策和文件规定着党的德育实践方向，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体现了党的德育理论、德育政策与德育实践有机统一的整体性。
一、传统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
如同我国现时代整个的社会文化一样，德育文化处于既有德育文化趋向消解、新的德育文化正在建构的文化转型阶段。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过程实质上便是既有德育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怎样看待传统道德与德育呢？传统道德与德育体系中又有哪些因素具有现代因子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能够纳入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德育文化，并为与现实的德育所用呢？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既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新的德育文化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脱离国情。在急剧变改的社会中，对传统的维系与科学地弘扬对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因观念突变而出现的思想阵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德育文化的建设固然以对传统的扬弃为重要特征，但尤为重要的是科学地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是我们赖以建构新的德育文化体系的基础。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依据基础而创造新的思想，而是依据基础而改变传统意识。对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而言，所依据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据此应予改变的“传统意识”主要包括了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的精华。
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虽有糟粕，更有精华，继承其精华，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及德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礼、义、廉、耻、信，以及孝等传统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具体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强调集体利益）、辩证思想（具体表现在强调“为政以德”与人际和谐）以及“先义后利”等，虽然其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但都拥用合理内核，所蕴涵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超时代特性，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结合现实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完全可以变现实的德育及新的德育文化建设所用。在研讨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特别指出，传统道德与德育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比如道家、墨家等）的思想在内，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儒家的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专门就“先秦道家的德育思想”、“《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研讨，与会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传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个实践问题。那么，在批判继承过程应遵循哪些原则呢？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必然要遇到三大矛盾，即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要正确解决三大矛盾，必须区分、认识和处理这三大矛盾关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正确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2.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发展创新的原则；3.正确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原则。在对待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的问题上，“五四”以来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度和主张：一是毫无批判兼收并蓄，食古不化；一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受其影响，在批判继承的实践中也多出现过国粹主义与的错误。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批判和警惕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基于对此现象的高度关注，有的与会者提出，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德育文化尤其需要遵循这样四项原则：1.化为现代的而非守成的；2.实践的而非体用的；3.抽象的而非具体的；4.历史的而非学理的。
二、德育学科建设
德育学自80年代初从教育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始终受到这样一种非议，即认为它缺乏理论，没有科学的体系。与会的专家学者勇敢地面对这种非议，视之为加强德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动力，站在使德育学更为完善的维度上，就德育学的学科性质、德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既有德育原理教科书的体系编排等问题作了研讨；与此同时，运用整体辩证思维、系统论、现代全息论等现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德育学理论及体系。
究竟怎样认识德育学的学科性质，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学科。在这种观点看来，德育学是从德育的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德育的本质问题，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来的德育规律去指导实践，其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学是具有多种性质、多种功能的学科群，包含众多具体的德育学科，比如德育社会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工艺学等，不同的具体学科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
一门学科的概念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科的科学性。德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作进一步界定的必要。在这一方面，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德育”的内涵、外延、功能、目标、任务等作了探讨。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对德育所下的定义仅仅是自学校教育的维度出发的，因此无法涵盖社会及家庭教育中的德育的内涵：一般认德育的外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但在教育学的各个领域的阐述过程中，却只有道德教育是贯彻始终的且有实在的内容；在表述上，“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价值”、“德育的作用”并存，有的专家主张用“功能”更为确切；至于德育功能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它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一面，我们强调它的现实功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它具的的超越现实的功能，即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的功能；德育的“目标”与“任务”是有区别的，“目标”是概括的、相对稳定的。任务则是根据目标所制定的具体化措施，现行的《德育原理》及德育实践中将它们合二为一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生态道德；生态德育；生态公正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48-03
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与回答问题时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同志还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3]生态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它产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人类社会关注，把生态和德育结合起来，在高校进行生态德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一、高校生态德育的解读
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从德国的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最早提出生态学，迄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生态问题的日益凸出，有关生态的理论研究也不断丰富，研究者进一步把生态环境与教育联系起来，1976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雷明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此后，对二者的研究日益发展。我国首次提出“生态教育”这一概念的是在1998年，是由刘惊铎、王磊在《教育评论》中提出的。此外，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出现，还呈现出对生态学的研究日益跨学科性，生态学不断与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交叉在一起，生态道德、生态德育、生态政治、生态行政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生态道德是从生态的角度来思考道德，是针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结合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新型的道德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实现，需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相应地，生态问题的解决除了靠法治方式来解决外，还要发挥道德的辅助作用，当然还要依靠相应的科技、行政等手段，这样生态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生态德育不同于生态道德，生态道德强调的是一种规则、标准，而生态德育则是以生态道德为标准而进行的一种活动，生态德育是把生态道德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以生态道德为教育内容的活动。如果说以往的德育是“人际德育”，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生态德育就是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德育突破了人际德育的局限，把德育所涉及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对于生态德育的概念，目前来说，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本文参考刘惊铎和王磊两人提出的生态德育概念，“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道德观出发， 引导受教育者在生态活动中遵循生态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相应的道德文明习惯，从而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品质”[4]。高校是教育的基地，高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坚持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就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为国家现代化培育出高素质、高技术含量的新型人才，为此，把生态道德融入到教育中，把高校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基地，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生态德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发展生态文明和生态德育顺利展开的必然选择。
二、高校生态德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党的十报告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看成是兴国之魂，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并非常明确地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党的十报告指出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即是从国家层面的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即是从社会层面的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层面的倡导。这24个字是新时期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简要核心的概括，使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更加具体深刻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践行提供了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与构建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全社会力量，有力地应对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有效应对西方的文化渗透。
高校生态德育，是结合时代背景，拓展了德育的范围，丰富了德育的内容，是对以往德育的新发展，代表了新时期德育的发展方向。高校大学生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较高素质、较高层次的人才，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是我国社会培养与输出优秀、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有效途径、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文明”、“和谐”、“生态”等价值目标，因此，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生态德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高校生态德育凸显了文明的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提出了的文明的倡导，把文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文明”一词一方面是指人类创造的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在内的一切财富的总和，尤其指精神文明。另一方面也指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显示出来的状态。从文明的含义看，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取得的一切精神方面的成果总和，它主要由两方面组成：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此，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求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又需要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生态德育是生态和德育两者的结合，内在地包含了精神文明的内容，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从文明的涉及范围看，文明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道德教育正是对以往只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德育的升华，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引入到道德教育中，体现了文明的真正内涵和时代精神。因此，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生态德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文明追求的要求。
（二）高校生态德育彰显了和谐的理念
从古至今，和谐社会一直是我国无数人心中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的战略目标，这就为把这种理想状态变为现实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党的十再一次强调了“和谐”，并从国家层面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党提出的和谐，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缺乏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和谐。党和国家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一切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六大基本特征之一。在高校进行生态道德教育，遵循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这一基本准则，体现了对待自然应有的正确态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高校生态德育迎合了公正的诉求
公正是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生态本身不具有公正，生态公正是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待公正问题的一种综合性的观念和学说，它是在处理生态问题时，采取有关的公正理论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进行调解。它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代内公正主要是指处于同时代的当代人之间的公正，这种公正主要体现在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对各种资源的使用上权利与机会等利益的均等。代际公正主要指当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公正，强调的是当代人不能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当代人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遵循适度原则，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关系。党的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循公正的要求，在高校进行生态德育，迎合了公正的诉求，体现了对待生态问题的正确态度，要从公正的视角看待生态问题，既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又要同时照顾到后代人的利益，调解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三、高校开展生态德育的对策
高校在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任然存在着问题，如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中存在着生态道德意识薄弱、重理论，轻实践的理论与实践脱轨、忽视师生的共同作用等。研究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对高校生态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更好的对症下药，指明高校生态德育的出路，促使高校的生态道德教育得以有效开展。
（一）高校开展生态德育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淡薄
生态道德、生态德育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生态道德意识薄弱，也会影响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成功。思想决定行动，理论指导实践，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生态道德理论的丰富，为了使生态道德教育在高校取得预期目的，有必要提升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增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丰富其生态道德情感，最终，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引导大学生积极加入到生态道德的实践活动中。
2.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轨
受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学校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重考试、重理论知识，忽视实践的问题。面对升学的压力，一方面，学校在教育中比较重视学生的应试能力，把学生培养成真正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使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而往往忽视学生的德育发展；另一方面，学生自身为了应付考试，只注意死记硬背，而不断懂的灵活应用，即使学了生态道德理论也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不重视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外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使知与行出现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轨，最终使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不能实现。
3.生态道德教育中忽视师生的共同作用
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学校师资队伍存在着参差不齐，一些教育者自身可能生态道德知识欠缺，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时，理论知识匮乏，专业素养不足，会影响教师在生态道德教育中引导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在生态道德教育中可能存在着教师只重视理论灌输，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种僵化的教育方式会使学生主体性丧失，学习变得被动，缺乏主动性，影响生态德育的效果。所以，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既重视教师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要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二）高校开展生态德育的有效途径
1.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生态德育意识与树立正确生态道德观
为了使生态道德教育能够顺利进行，首先必须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摈弃传统的以征服自然，向自然宣战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代之以人与自然友好和谐相处的新的理念，如引导大学生树立合理的消费理念，进行绿色消费。内化生态道德理念，丰富生态道德情感，强化生态道德意志，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提高自身的生态道德能力与素质，最后勇于将生态道德外化为自己的外在表现，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中。
2.遵循教育规律，生态德育目标设定层次化
人们认识新事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由于处于不同的年龄段，理解能力的强弱，人们的道德水平呈现出层次性，这样，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要遵循教育规律，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设定一定要遵守教育规律，把生态德育目标层次化，有重点，分层次，降低生态道德教育的复杂度。此外，也应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方式、实现都要相应地体现出层次性。
3.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合力作用
家庭是人们的第一个教育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孩子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可能会影响其一生，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学校是孩子从非正规的教育走向正规教育的地方，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比较深刻，学校就是是一个小社会。人总是要最终走向社会的，社会是一个大熔炉，是检验孩子的试金石。生态道德教育得顺利开展，必须要同时依靠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力作用，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教育氛围，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塑造生态道德教育的榜样人物，丰富生态德育教育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开展各种有利于生道德教育的活动，如以生态德育为主体的讲座、读书会、报告、征文等。还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在家庭、学校以及全社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生态道德环境，提升人们的生态幸福感。
4.生态德育的实现既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要依靠教师的引导作用
一方面，大学生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的主体，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在生态道德教育中不断自我教育、自我陶冶，自我升华。“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其进行自我教育，学会把有关的生态道德意识进行内化，才能使生态德育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教育不光有教育的客体即学生，还要有教育的主体――教育者。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监督者，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学生人格培养的塑造者。在生态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教育者的领导、组织、监督等作用，使学生在其引导下塑造成有着较高水平的生态道德者，从而达到真正的生态道德教育目的。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2〕〔3〕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8，50.
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本文作者：西昌学院工作单位：郑江锋
反思我国思想道德理论建设方面的不足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有待提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决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在研究工作中，决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而是要以其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切实研究新情况，努力开辟新境界。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思想道德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积极正确地引导、消化、化解消极的社会思潮，弘扬马克思主义主旋律，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撑。2.思想道德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联系需进一步增强。新的社会实践会不断对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社会转型期多种思潮激荡并存，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在解决人们深层次思想问题方面遇到了严重挑战。3.思想道德理论的文化内涵需进一步丰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思想道德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是现代道德建设的思想文化基础。思想道德建设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就应该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以形成民众能够普遍接受的政治文化，即爱国主义教育，并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去论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充分利用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民族精神。然而，在我国长期的青少年教育中，形成了以思想品德课专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模式，对于通过历史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却重视不够，忽视了我国历史文明中的教育价值，因此，思想道德理论的文化内涵需进一步丰富，真正做到把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政治价值教育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达到思想道德建设的目的与要求。4.理论研究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拥有一支较强的理论研究队伍，是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由于党和国家对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近年来，思想教育学科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思想教育理论研究队伍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和加强。目前，在思想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纯学生身份出身”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他们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及通过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产生的新经验感受体验相对不足，导致了他们关注重点由实际工作向理论工作的转移，造成了理论成果的实用性与针对性较差，使得当前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研究越来越“学院化”。此外，思想教育理论研究队伍的社会地位边缘化，与其他应用学科研究人员差距很大，研究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对思想道德理论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与创新，丰富其文化内涵
1.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建设与创新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本质规定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和实现的。马克思理论既是我国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理论，也是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适应新的形势，不断进行创新，从实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满足群众需求，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使之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俱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充分展示出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与权威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使其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思想保证、实践指导的同时，获得强大生命力。2.推进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它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并且是以文化（精神生活）这一社会有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文化不仅对人们具有引导、规范的作用，它还能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塑人的心理、素质和人格。而和谐文化是以实现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为目标和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合乎规律的历史性发展，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因此，推进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也是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有效途径。要切实推进社会和谐文化建设，首先，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文明道德风尚，从而不断增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和信心。其次，要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都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唱响主旋律，陶冶人们情操，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最后，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和谐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把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突出思想教育内涵，广泛吸引群众参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推动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3.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加快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就必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且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机制与用人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通过途径储备人才，稳定队伍。建立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能力。
关键词：德育活动;道德品质;德育问题;活动实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38-04
一、对德育活动开展意义的探讨
德育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它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体验，是对德育学科课程的有益补充。关于德育活动开展的意义，现有研究分别从学生道德情感培养、德育实践能力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研究者提出德育活动有利于繁荣和活跃校园文化。黄春芬和罗刚淮（2011）从德育氛围和德育环境角度出发，指出营造适当的氛围，创造良好的德育环境，可以让学生全心于德育的滋养陶冶，唤醒心灵深处的德性善念。[1]胡远远（2014）则认为创设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学校德育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能促进校园文化多渠道、深层次、高质量的发展。[2]袁洁认为德育活动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并培养学生的观念意识。她在论述德育活动类型及其功能时指出德育活动开展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的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不同类型的德育活动在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3]有的研究者还认为德育活动有利于学生德育实践能力的培养。陈泽河与戚万学（1995）在论述活动的道德教育意义时提到学校开展的各种德育活动，能够促进学生道德知识的获得，对道德行为的生成也有重要作用。[4]齐欣（2001）、[5]朱士海（2011）[6]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德育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德育实践能力，并指出德育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一方面践行课堂、活动中学习的或教师要求的道德行为和规范，另一方面其自身也会产生这种遵守道德行为规范的认知和情感，在德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得到发展。另有许多研究者（陈泽河&戚万学，1995;齐欣，2001;张志刚，2010;朱士海，2011）在论述德育活动意义时都提到德育活动有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齐欣（2001）[7]、张志刚（2010）[8]、朱士海（2011）[9]等学者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感受、领会和体验，可以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探索，达到强化道德认知、培养道德情感、促进自身道德行为发展的目的。于天红和李冰梅（2012）也提出德育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充分的实践机会，每个学生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作用。[10]
二、对德育活动类型及主要形式的探讨
德育活动是实现德育目标的桥梁，也是开展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德育活动的分类研究能为科学实施德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一直以来，中外学者不断地对德育活动的类型和主要形式进行探讨。新课程计划中规定的德育活动包括晨会（或周会）、班团队活动、校传统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分类比较明确，但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因而，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德育活动进行了重新分类。袁洁从德育功能视角创造性的将德育活动分为六类：参观型、服务型、知识型、组织型、娱乐型、生存型[11]。但武刚为德育活动提供了三个分类方式：根据个体操作对象的不同分为感性实践活动、认知学习活动和游戏娱乐活动;根据活动规模大小分为个人活动、小组活动、班级活动和全校活动;根据活动目的分为提高认识活动、培养情感活动、锤炼意志活动和养成行为活动。[12]尽管分类方式各有不同，但基本囊括了德育活动的主要形式。陈桂生在调查后发现小学德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有军训、参观访问、郊游野营、文艺联欢、体育竞赛、公益劳动、兴趣小组、科技活动等。[13]国外对德育活动的类型和主要形式也有一些探讨，美国教育家杜威强调活动的社会性，认为儿童活动应包括园艺、纺织、金工、烹饪等方面。前苏联的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从德育活动目的出发，把活动分为游戏、学习、交往、社会公益活动和职业活动等类型。[14]而从德育活动开展的具体方式来看，国外与我国是相似的，根据学者研究，日本有特别活动（类似于我国的第二课堂和活动课程）和整体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等[15];新加坡通过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规范的社区服务活动和立体性的德育网络来开展[16];美国则以生活指导、校园活动、社会活动、宗教活动、大众传媒与公共环境熏陶、家庭教育等方式来进行[17]。中外德育活动的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为德育工作开展提供了良好载体。德育活动科学合理的分类能使德育工作者更全面把握德育工作，兼顾学生道德发展的各个层面，更好地处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系。
三、对如何开展德育活动的探讨
关于如何更好地开展活动，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讨论。有些学者着重探讨儿童道德品质发展的作用机制问题。德国道德心理学家乔治・林德建立了“道德行为与发展双面理论”，他认为道德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即判断某个行为是道德的，不仅基于个体所认可的道德理念和原则是正确的或符合社会规范的，而且还要有能力将这些理念和原则贯彻到个体行为中去。[18]檀传宝（1997）认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认知、道德信念等的原初动力机制;二是对道德认知和道德信念等的放大增益作用。[19]李本书（2003）提出由利益、情感和快乐这三种因素构成的“三角形铁律”。[20]王树洲（2007）[21]、马进（2009）[22]等学者认为道德行为的产生是个体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道德评价做出道德判断，进而进行道德抉择，然后在此基础上由道德意向转化为道德行为。有些学者侧重于活动目标的研究。例如，陈义禄（1993）在进行中日德育对比研究时提出，德育活动虽然没有在课程标准中得到明确体现，但是更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非常清晰的活动目标。[23]另外，许多一线教育专家对如何实施德育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在活动资源方面，李培忠（2008）[24]、黄建榕（2001）[25]等特别强调了社会――家庭――学校资源的整合，李媛（2012）[26]也持相同意见;在德育氛围的建设方面，冯景南（2006）[27]、冯钰（2007）[28]等人强调学校文化的建设，而李华钊（2011）则强调德育活动的持续性，让学生在连贯而持有的主题系列活动中得到提升[29];在活动主体方面，所有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应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吴康宁（2006）、李媛（2012）[31]等学者对教师的引导和控制作用进行了强调。受多元智能理论影响，在价值取向和评价方式方面也呈现多元化趋向。例如王薇（2006）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德育课程改革研究》一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价值观念、个人的价值选择都在发生转变，儿童必须获得一定的道德判断、选择和推理能力。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分析整合，归纳总结出优质德育活动的7个开展要素。
1.尊重儿童个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道德情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儿童之间存在横向差异，儿童自身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纵向差异。因此，德育活动在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基础上，还要兼顾儿童的个性化发展。此外，活动的实施必须符合德育活动促进学生道德品质发展的作用机制。道德情感是动力机制，道德判断能力是核心[35]，德育活动应该通过生活体验内化学生道德情感，增强其道德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其道德行为的生成。
2.明确目标的意义，制定恰当、明确的活动目标。如果在活动施行过程中刻意追求预期目标，就失去了德育活动生成性的优势，因此德育活动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活动目标指导教师和学生活动、检验和反馈活动效果的作用。
3.开发、整合、利用多方德育资源，实现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德育资源除了来自学校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的建设、开发和利用，师生自身资源、家庭社区资源、社会企业机构都是可以并且必须进行挖掘的巨大隐藏资源。只有将资源进行整合并融入德育工作中，才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真实的社会，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奠定良好基础。此外，还应该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创新活动形式，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生活性，让学生通过感知体验来品味生活、产生情感共鸣，理解意志力、自省、谦让等优良道德品质在生活中的真正意义所在。
4.打造良好的活动氛围，发挥德育活动无痕渗透的优势。在道德教育中，隐性课程比起谆谆教诲可能更具优势，良好的活动氛围能够使学生接受道德观念于无形。良好的活动氛围并不仅仅指学校自身的文化理念渲染，还体现在活动开展的持续性上，只有在连贯而持久的主题系列活动中，学生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
5.创设学生主导的德育活动，发挥学生主动性。学生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好道德行为的人，而不仅仅是有良好道德知识的人，这就需要学校创设以学生为主导的德育活动，使学生获得参与制定、修改活动具体环节的权利，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自主并不等同于放任，教师和学生都应该严格遵守制定的制度，学生主导也不意味着教师成为旁观者，这样的活动需要教师具有更强的指导与组织能力，老师必须能够保证活动本身及相关内容的合理性和道德性[43]，引导学生在德育活动中获得积极的体验，而不是走向任意一个极端。
6.尊重、认可儿童的多元价值选择并培养其基本的道德情感。在学习型社会中，学生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分析、判断、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德教育也应该由灌输单一价值观念向允许多元价值选择转变。同时，学校作为主要的教育场所，也必须传达给学生核心价值观并培养学生的基本道德情感（例如同情心、自尊等），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障。
7.完善评价机制，实现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多元化。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不同的人在语言、数理逻辑、音乐、空间、体育、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一到多个维度拥有不同的“天赋”，因而必须实现评价内容和方式的多元化。另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评价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46]。在评价情境中，家长、教师和学生既是评价者也是被评价者，他们都是平等的评价主体。
四、对我国中小学德育问题的探讨
建国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德育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相关学者从社会背景、德育工作关注点、德育内容以及德育方法等不同角度切入，对我国当前德育工作进行了反思。从社会背景来看，新媒体对德育工作的冲击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李季（2014）分析，受媒体文化的影响，家庭和学校的正向教育功能不断萎缩，鱼龙混杂的社会特别是媒体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险性增加，同时也使德育环境更加复杂，难度增大[47]。李化树、余海英（2008）等也意识到信息技术对中小学德育的冲击问题，认为必须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德育的整合，推动德育改革，促进德育创新。从德育工作的关注点来看，赵宏义创造性地将德育概括为“规范约束”和“意义引领”两个方面，并指出“现实的德育越来越习惯于或停留在规范约束方面，不专注、不习惯进行意义引领”[48]，最终使个人完整的道德在教育中被明显割裂，制约德育。
此外，许多学者关注德育工作实施的影响因素，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评价以及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德育目标方面，冯文全认为目标定位太高、太大，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认知水平，以致在德育工作中出现“名义上‘加强’，实际上‘淡化’，名义上‘落实’，实际上‘落虚’，乃至‘落空’的现象”。在德育内容方面，有更多学者探讨：高波（2006）认为内容抽象、陈旧，缺乏层次;赵为粮（2014）指出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德育内容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张明卓在《当前中小学德育实效性探微》中指出，当前的德育在内容上过分强调政治和法纪教育，而忽视思想和道德教育，德育成了政治的附庸而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品质、本质和价值;王振芬（2001）提到德育内容中对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要求结合不良，甚至有割断历史，排拆和抛弃本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在德育方法方面，学者一致认为当前我国德育方法单一，贡和法（2014）指出“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时，许多学校主要依靠‘道德说教’、‘道德灌输’，内容乏味、形式单一”。在德育评价方面，学者认为评价方式简单抽象，不够科学是主要问题。史品南认为，由于德育成效难以量化，评价常常得出“大致印象”，评价方法也不够科学，并且仅仅局限于校内，忽略了家庭和社会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黄小平和胡中锋具体指出了在中小学德育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缺少系统性和比较性研究，在实践操作层面，德育评价目标和内容“高、大、全”，缺少结构效度，评价方法追求量化，缺少人文关怀，评价主体单一，缺少多元化，德育评价强调选拔、控制和奖惩，缺少正确的价值取向。此外，刘晓丽提到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不高，难以对学生道德品质发展给予积极有效的引导，也是我国当今德育开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对我国德育活动研究现状的探讨
通过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基本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1.德育评价体制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研究德育评价的文章很多，并且2013年《关于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了品德发展水平的五个关键指标及其考查要点，将德育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但是大都集中于理论层面和宏观层面，没有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给予详细的指导。
2.德育活动形式的研究。许多学者（袁洁，2012;但武刚，2000;陈桂生，2003）侧重于德育活动开展方式的研究，也有研究（李媛，2012）指出，学校、教师在纷繁的德育活动形式中忽视甚至忘记了活动最初的目标。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活动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德育活动如何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等问题并没有做过多阐述。
3.德育活动资源的研究。德育的实践性与生活性的特点使德育工作必须与社会资源相联结，许多学者对整合资源的必要性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却没有过多地对如何操作进行指导。但是室外活动和校外实践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安全隐患，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以后研究的重中之重。
4.如何发挥学校德育活动隐性教育优势的研究。许多学者（冯景南，2006;李华钊，2001）强调隐性教育的重要性，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要力图使学校的墙壁在说话。但是很少甚至没有研究对如何确定校园文化的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阐述。
5.开发学校特色德育活动的研究。国家教育政策大力倡导个性化教学，号召学校开发校本课程、开展自己的特色德育活动，但是并没有对如何实施做出进一步指导。如何实现上级统筹与学校自主的和谐统一，在以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值得进一步商讨。
结语：
德育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已有研究涉及广泛，内容上从理论到实践、从德育课堂到德育活动，范围上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到高校，涉及德育的各个方面。面对新时期的挑战，国家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也将进一步推动对于德育工作应如何学生有效促进道德品质发展的研究，我国德育工作也会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改进中取得新的突破。
注释：
①感性实践活动：包括参观与调查、公益活动、生产劳动和集体仪式活动;认知学习活动：包括讲授活动和讨论活动;游戏娱乐活动：包括游戏活动和娱乐活动;
②新加坡课外辅导活动具体包括：榜样、对话阐释、规劝、环境影响和体验五种活动。
③美国校园活动分校方发起和学生自发两类，占据学生大部分时间。
④美国社会活动包括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两类。
⑤“新媒体”是相对于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交流活动的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而言，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以交互性、即时性为主要特征，在这里主要指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⑥“规范约束”是指对思想品德教育的规范性内容，主要体现为对人言行方面“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具体要求;“意义引领”是指对思想品德教育的意义性内容，主要体现为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生活意义、幸福自由、理想事业、友谊爱情等问题的意义性内容，如“为什么要这样”、“什么样最值得”。
⑦1996年6月份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国家明确出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6条规定，指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2001年，教育部办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20条，指出“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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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校德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政治、经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强有力地冲击着德育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深刻地影响着"3-前德育改革的实践。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做好德育管理工作，是所有高校必须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本文就是围绕目前我国高校学生德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进而提出了加强高校德育管理的几点对策。
高校德育承担着直接为社会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道德情操高尚的合格人才的重任，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具有导向、动力、保证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事业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影响和推动下，教育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同样，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确立和发展，为高校德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高校德育在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因此，全面了解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的现状，转变德育观念，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进一步深化高校德育改革，全面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我国高校德育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德育工作，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始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认真反思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德育过程。当前高校德育过程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育首位”思想落实不到位以及德育内容失范
“德育首位”的教育是指在教育整体中，德、智、体、美等方面的教育缺一不可，而德育居于主导和统帅的地位。德育首位并非德育唯一，健康全面的教育应是诸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其他方面教育中有德育，德育的提高又促进其他方面教育的发展。把德育标准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标准，确保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社会文明素质。要从大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和不同层次的道德特点出发，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加强思想道德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个体思想道德发展需求，探索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性意义，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切实落实“德育首位思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发展，受西方国家轻视道德伦理教育、推崇所谓“无导向教育”的影响，人们把市场原则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加速形成一个非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形成德育实效低下的恶性循环。定位的偏移导致德育生活的缺乏。德育目标缺乏时代性和层次性，片面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忽略了作为基本义务的道德要求，脱离了现实生活。传统的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对大部分学生疏于教导或放任自流，造成学生德育状况极不均衡。
(二)高校德育队伍力量薄弱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校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专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数虽然在增长，但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学生规模的扩张，导致专职政工队伍数量的相对不足。绝大多数高校专职学生政工干部的配备没有达到教育部的规定数量再者就是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专兼职结构不合理，专职人员偏少，兼职偏多;学历结构不合理，本科学历者多，硕士、博士较少;职称结构不合理，中级、初级职称者多，高级职称者少。三是队伍不稳定，由于政策、待遇没有落实到位，队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四是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由于职业认同感不强，队伍流动大，造成队伍总体素质难以提高
新形势下，受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部分从事德育工作的教师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育人观念淡漠、奉献精神淡化、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缺乏，无心教学。对改革开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够，不能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对问题的讲授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更无法解学生之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道德修养p}待提高。
(三)德育工作实效性低、教学主渠道不畅
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德育目标笼统模糊，德育内容空泛、脱离实际，德育方法单一和进程断裂，思想道德教育流于形式，内容缺乏针对性。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人，现实情况和形势政策发生了改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中的参考数据更新不及时，甚至某些理论观点与现行政策导向相背离。德育过程过于简单化、形式化，过于强调灌输，忽视道德培养的自觉性，缺乏学生的主体参与，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难以吸引学生，学生不感兴趣，老师勉强应付，德育一l-作实效性低，主渠道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德育体系中，普遍存在德育管理体制不健全、规划不实、队伍不稳、落实不力、运行不畅、机制不活等问题。呆板的德育管理体制，把学生置于一张无形的网中，只注重抓行为规范和学校规范的教育，缺乏教育的力度和深度，使德育的生命力日趋萎缩。
二、我国高校德育管理问题解决对策
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等都发生相应变化，高校德育丁一作也需与时俱进，探索新形势下的有效途径。
(一)树立明确的德育新观念
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而原有的德育观念和目标却与这种变化不相适应。因此，树立明确的德育新观念，确定恰当的德育日标就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必须全面地理解高校德育的价值。高校德育需要向学生传授社会的道德准则，但更根本的是要培养德性，塑造完善人格，改善大学生的道德生活，实现道德对人生的肯定、调节、引导和提升作用，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其次，要重塑合理的道德理念。我国高校德育所面临的困境也是道德本身的困境，是某种道德理念、道德精神的困境，是道德合理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没有理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者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却轻视乃至忽视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它表现为大学生对高校德育所力倡的那种道德理念缺乏认同。由于对这种道德理念缺乏认同，大学生在道德方面就会出现内外冲突、言行不一甚至道德虚伪现象。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塑体现时代精神的、合理的道德理念。它应以关注人、关注人的生活为核心内容，强调以人为本的精神，崇尚贴近生活的道德。这种道德既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又不是以群体为本位的道德，而是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是正确地解决了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问题的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能真正地立足于现在，同时又着眼于未来，才能被大学生自觉自愿地接受和内化，从而达到提高其道德素质的目的。
(二)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升德育教师素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经济生活出现重大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高校德育队伍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增强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更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责任。一是要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基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道路。二要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专业职务系列，从专职政工干部的实际出发，按照他们的专业发展方向，解决好他们的职务聘任问题，并逐步形成老中青、高中初等结构合理的梯队。三要增强专职政工干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学科建设、理论教育与日常教育资源，形成合力。德育一「作者甚或可以专兼职结合实践证明，专兼职相结合是适合我国大学德育需要和大学教育实际的最佳形式。
(三)创立科学化的德育方式、拓宽和完善网时代的教育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