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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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教育 大学生 思想教育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思想不断地涌入到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影响，潜移默化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不少学生因缺乏判断力，容易被消极负面的思想所误导，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思想道德的形成。鉴于这种情况，特别需要高校从思想层面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积极作用。[1]
一、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思想教育的意义
我国近两年发展起来的国学热，体现出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不断重视，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通过古典文学教育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条件。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备了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借鉴性、流动性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鉴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资源为自己所用，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效果。尽管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二者在教育意义层面是共通的，对于大学生的德育和美育工作是统一的。古典文学背后蕴含的强大情感昭化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忽略的地方，深入地挖掘中国古典文学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人文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古典文学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的内涵和特征
为了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古典文学所包含的人文内涵以及精神特征，更加深入地了解古典文学的本质。那么古典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教育的内容着手，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来说是指从先秦到清末所有的中国文学内容，包括的内容非常多，诸如作家、作品、文学事件、起源与发展历程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其表现形式也非常多，从诗歌、小说、散文到词、曲、赋等，题材非常丰富。[2]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有哲理性、教育性、情感性、道德性和美感性。其哲理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理性之美，特别是探索真理、揭示事物本源的特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好的帮助，能够促进学生探索真理，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情感性也是古典文学的主要特点，很多古典文学中含有丰富的情感内容，有的关乎国家命运，有的饱含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关怀，这种情感力量对大学生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道德性主要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弘扬人文精神是古典文学的典型特征，很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视对人物历史事件的道德审判，这种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是古典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古典文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影响
1.古典文学对当前社会的解读与时俱进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思想而与社会相分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古典文学内部出现了非常多的新型学派，他们通过古典文学的理论解读当前的很多社会现象。透过古典文学的理论更加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能够对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对于社会现象的全新认识能够被广泛地运用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这种与时代结合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文化思潮的推动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大学生会产生多种不良的情绪，而很多古典文学也恰恰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创作出来的，古典文学对于社会的解读有时候恰好符合了当下大学生的心理情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古典文学教育能够促使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
当代的大学生是一群追求创新和个性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的引入能够使得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形式得到创新，古典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潜在的思想教育功能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教学的理念、内容、模式的改革上，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解读，古典文学的加入能够极大地丰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也符合了当代大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能够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古典文学教育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将古典文学教育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3]其次是教育方法，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教育毕竟不是同一学科的教育，古典文学的引入必然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的改变，通过古典文学资源中思想教育资源的挖掘，以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教育的导入点，提高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是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教育方法的改进能够不断地深化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为根本，积极开展古典文学研讨、朗诵等活动，通过多媒体技术等新兴的教学方法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范围，纵向扩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内涵。
3.古典文学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古典文学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更加注重学生思想层面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理解和接受，是当前古典文学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难点，也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古典文学发挥其人文内涵的特性，将教育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是其实现思想教育目的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精神，构建多维度的思想教育的环境和氛围，通过让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过程，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烈女传》中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样，大学生思想教育也需要一个合理的环境。这种来自教育层面的环境对于实际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我们要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理念，尤其加强对思想道德的重视，利用多平台的优势营造一个多维度的教育环境和空间，充分地调动一切教育的资源和力量，营造一个合理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从而全面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其次是通过古典文学中精神方面的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从思想层面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不断地汲取古典文学的精华，充实当前大学思想教育的工作内涵，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实际工作效果。
4.古典文学能够增加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所谓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即一定要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古典文学结合时代的发展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理论意义。[4]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融合的时期，世界的多元化发展带给年轻人很多的思想冲击，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古典文学与时代相结合就是注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鼓励他们在学习古典文化的同时，不忘古典文学知识中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古典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严谨和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就是在历史的变革中不断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特性，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中国的古典文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古典文学除了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而这种哲理性又大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结语
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核心观念就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其积极强烈的感染力反映着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古典文学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对古典文学的解读能力，充分地挖掘古典文学的人文内涵和特征，研究其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进而全面地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杨洪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2]于运国.文化交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在各个优秀文学作品当中，爱国主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并且任何一个朝代的诗人、文学家等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例如：屈原、陆游、文天祥、林则徐等人。其中，屈原成为后人啧啧称道的著名爱国诗人。特别是在《离骚》当中所表现处的忠诚、为国殉难的强烈爱国精神，铸就民族灵魂，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当前，贯穿在古文学当中的爱国主义情感，都可以成为培养现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精神食粮。尤其是此种情感并不是通过理论知识所能表现出来的，通常都是融入到具有较强感染力艺术形象当中，触动当代学生的心灵，使他们都能够接受这种情感。一般来说，爱国精神和热爱人们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支柱为爱国与爱民。在诸多优秀文学作品当中，都反映出对人们疾苦生活所表现出的怜悯与同情，歌颂了人民在反抗统治阶级斗争当中的伟大精神，并且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主干线。在当今时代，要求当代学生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其核心内容就是培养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思想。这样一来，利用古代文学当中的诸多审美艺术形象，都为当代学生提供足量的思想教育范本。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所提出的各种理想道德，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都是我们所要汲取的古代文学的精华。然而，在古代文学当中涉及到的君、臣、父、子等传统观念中，有些都是糟粕东西，而有些则是非常合理的内容，因此，也值得我们去效仿的。另外，在古代文学当中涉及到的勤劳、朋友情、交往时的款款有礼等，都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民族传统良好伦理道德。而这些伦理道德内容通常都是体现在家庭、朋友等方方面面。而对于当代学生来说，上述内容都是培养他们道德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任何一个人对家庭、朋友等都持有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只是想着自身的利益，甚至去损坏他人利益的人，更不会热爱国家。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都会倾注这些形象，爱憎分明，营造一个良好的意境，并且对当代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较强感染力与说服力。由此看来，我国古代文学对我国人文素质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特别是古代文学教育者不仅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使命，又肩负着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努力，不断挖掘我国古代文学中生存和发展的底蕴，通过古代文学教育来促进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2.怎样在古代文学教育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
2.1准确对古代文学教育价值进行定位
当前，各个高校都进一步扩大共选课程设置，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文理渗透的快速发展。在实施此对策之后，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今时代，受我国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从而使得我国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其古代文学教育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由于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前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需要将古代文学教育有一个正确的定位。然而，在古代文学教育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古代文学边缘化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育为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主要形式，而且又是现代文化教育当中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所以，改革的核心思想为开展素质教育。
2.2把现有德育教育和古代文学特点相结合
结合古代文学内容与特点，在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而培养他们高尚、正直的人格。然而，由于古代文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学生思想树立起到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有多方面的优势，它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形象也十分的鲜明，同时有着强烈的情感。为最终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要结合文学作品内容去寻找潜藏在文字之后的信息，充分去感受人们鲜活精神跋涉。由此看来，我们古代文学的价值不只是完全局限到教材当中，而是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流动式的教学课堂。
2.3培养现代化教学思想
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具有顽强生命力，并且这也成为教书育人的核心内容与有效方式。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都应该将爱国主义精神、各种传统美德、中心思想等作为重点内容。并且使教育工作和我国现展步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不只是追求时髦，而这是由古代文学丰富性予以决定的。因此，我们要培养现代化的教学思想。
2.4认真做好科研工作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尽管涉及到教师的科研成果并不多见，但是，他们的这些科研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调动全局，因此，进行科研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加快教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要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发展紧密相结合。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追求美学律动，点评古代文学与现代作家创作二者的关联。这样一来，不仅有深度，而且也有一定的广度。
3.结语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语文教材；德育内涵
前言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新世纪，语文教育要顺应这一新形势，充分发挥新课程的独特优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认识到教学要渗透思想品德教育，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我认为只要充分理解教材中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就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一、德育的由来及重要性
德育，一个永恒的社会话题，它不仅是一个人的灵魂，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对“德育“的认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抑或是中国与外国。它永远都是人们讨论的教育问题。
“德育”这一词语，并不是从古就有的，它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形成的。我国古代把“教”字解释为“觉悟”，就是提高人的觉悟（即德育）的意思。我国古代名著《学记》里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孟子说：“善政不如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这里所讲的“教学”、“教”、“学”都有教化之意……因此，我国古代教育家，虽还没有用德育的概念，而是利用“教”来影响、统治人民。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曾用过“道德教育”和“训育”等概念以示德育。而明确使用“德育”概念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输入我国之后。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中，明确使用了“德育”的概念，并把它看成整个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对德育一有个更为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倾向于用“思想品德教育”来表述教育概念。至此，德育这一概念基本形成。
当前形势下，国际竞争实质上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教育成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举措。
从对德育的概念及作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德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让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语文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例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培养中学阶段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德育教育，要充分利用好语文教材
既然语文教材对于涵养学生的德育具有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语文教师在语文教材的分析中就应注意和兼顾到一些道德和思想品质教育，并选取恰当的德育方法来实现教材的德育内涵与价值。
（一）在课堂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分析德育选文
语文教材德育内涵实现的主要阵地是语文课堂教学，因为在课堂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分析德育选文，做到结合学生的具体特征。现在的学生在正确对待人生和刻苦自律、热爱劳动、服务集体、勇于奉献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他们看问题往往偏重于表面而忽略了本质。课堂教学是进行德育的主要场所，它以教材为本，教材中有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诸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民族自豪感等。在课堂教学中应实施德育与智育的统一，不能离开语文训练去进行德育，更不能让语文训练从属于德育，例如讲读课文，应使学生学好语言文字，了解字、词、句的含义，从而深入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在领会文章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受到思想教育,把德育选文到语言文字的讲析中，从而使学生获得更真实深刻的体会。如在讲解《师说》这一课时，就应该让学生反复理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让学生理解教师的含义，体会到自己作为一名中师学生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质，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思想基础。这就是语文德育与智育统一在教学过程中，说明语文学科的德育要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来进行，要通过形象感染、感情陶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培养高尚的情操，提高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这种具有针对性的德育选文，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远远超出了课文语言文字本身。
（二）名言警句的积累和理解
在高中教材中，有许多古今中外、历久不衰的格言或名句，不论诗词、散文或小说，都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出类拔萃的文学特色，而且往往含有一些文情并茂、短小精悍、意味隽永的名言名句。有些课文的思想内容，有时就是通过其中的一段话来体现的。对于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句子，我们应紧紧抓住，围绕课文提供的语言材料和中心，加以重点分析和讲解。例如讲解《离骚》，不仅要让学生领略作者的生平理想，了解楚辞体的文体特点，同时也要让他们铭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一名句，理解屈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怀，并在此基础上记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名句，理解屈原为解决人民的疾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同时要鼓励学生：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面对困难时，应有勇于开拓、勇往直前的精神。由于作品中的名言警句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学生易记、易背，把它抽出来重点讲解，这对学生思想健康成长，无疑是注入了有益的营养。
（三）加入情景教学，使学生在表演中受到德育熏陶
在语文教材中精选了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作品，向学生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人物长廊。因此在教学中，要通过创设情景，让学生扮演作品中的主要角色，通过揣摩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外貌特征，理解性格形成的时代背景，进而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教育。例如在讲解曹禺的《雷雨》一课时，让学生课下分组准备，节选课文内容，组织排练，上课时表演。表演时学生基本都能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能通过分析时代背景来理解人物特殊性格产生的原因。向鲁大海的粗鲁、卤莽，完全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的仇恨而表现出来的；而周朴圆的阴险、狡诈也是由于他自身的阶级特点所要求的，他俩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因此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子。而学生也能在这一分析中，更好的理解这一阶级矛盾的本质，认清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总之，各个时期的语文教材都是从我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采撷来的一束束璀璨夺目的奇葩，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深邃的哲理，对当代学生的德育教育都有推动作用，所以教师要认真研究教材，实现德育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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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核心策略在于道德教育，因为道德教育是对道德主体的道德灵魂进行熏陶的前提，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明鉴。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毫不夸张地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史。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普及化，在一定层面上是道德教育的力度与强度使然。《礼记》言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此语阐明了个人践行道德并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途径，即进行学习和教化。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之先导，宋明理学的总结与开新者王船山说：“唯立学校以教俊士，而德明于天下，则民日迁善而美俗成矣。”[1(。’船山此言点明了教育在优序良俗中的重要作用。古代社会在相对长时间内能实现相对意义上的优序良俗，与道德教育密不可分。古代有识之士密切关注，历代统治者亦从现实需要的层面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推动道德教育的合理化。“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1686)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形成了统治者重视，知识界推波助澜，由此为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奠定了基础。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传统，奠定了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践行、化民成俗的原始根基。自古及今，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依旧需要现实立教。道德教育至关重要，那么何谓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社会或集团为使人们自觉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相应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它是一定社会或集团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条件之一”。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获得德性，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同时道德教育需要遵循一定的准则、规范，这样才能够实现所设定的目标。道德教育是促使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践行的一大法宝，因为“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4(b)即是说，人之德性的获得，并非完全是天赋，是生之俱来的；但人天生都有良知，通过教育可以把人身上良知变成行动的指南，这又是自然的。人之德性的养成，既需要内在的道德禀赋，亦需要外在的道德教育，内在禀赋和外在道德教育相结合，才能成就其理想人格。古代社会重视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于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认知，在古代社会，从贫民界到知识界，再到上层统治者，道德文化的践行呈现出相对意义上的成功。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系列道德信仰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如何践行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学术界、政界都有热议，提出的解决办法多种多样，如有人提出利用宗教解决道德信仰与道德践行的问题，但亦有人持相对意义的否定态度：“正式的宗教教育对于道德的发展，并未占有特别重要或独特的地位，至于公立学校和家庭则相反，应该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色。”[5(。’即是说，从纯粹宗教的角度不能解决道德践行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教育，而不是其他。
我国虽然主张自由，但依靠宗教教育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道德践行问题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教育是促使古代优秀道德文化践行的一种内驱力。道德教育对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在于使道德主体成为审美之人，通过道德教化而具有美德，践行美德之人，内心世界激荡着一种审美愉悦。正如德国教育大师席勒所言：“教养的最重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道德教育促使道德践行是可行的，因为审美愉悦的内驱力在发挥作用使然。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了解到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进而使人树立耻感文化，产生道德焦虑，促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育促使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对道德文化进行美德分析、美德评判。正如西方现代教育学家艾德勒直言：“教育不是旨在形成任何各种各样的习惯，而仅仅在于形成良好的习惯，即传统上作为美德分析的东西。”[7(。)此言表明了道德教育促使道德文化践行的方式，遵循的路径为：道德教化一审美的人一美德分析一耻感文化一唤醒良知一道德焦虑一道德践行。由此可知道德践行的源头在于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道德践行这个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道德教化这个大系统中，首要的任务是唤起道德主体的道德良知。通过良心的发现，促使道德主体产生道德焦虑，进而促使道德文化现代践行。“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11。由此，道德教化，发明本心必不可少，通过道德教育，使道德主体的良知由“坎陷”到呈现，最终促使道德文化的践行。“一切的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通过良知的呈现，去遵守传统道德文化规则，在规则指引下，真正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由此，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化应首当其冲。
二、道德践行——道德教育必须生活化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育生活化是其必备的基本原则。古代社会多重视道德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道德践行。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脱离现实根基之嫌疑。新儒学三大主流派之一的陆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主张回归本心致良知，不假外求以致良知；多讲求心性修养，道德生活多内求于心，道德教育不是生活化，而是在道德理想的形上王国里自得其乐，这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由此，陆王心学一派遭受到了西学东渐的严厉冲击，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实学”，主张道德学问的经世致用，在他们看来，空谈心性的道德修养不利于道德文化的传播，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大众化、生活化，也即道德教育应有利于道德在当代社会的践行。不单单是我国古代的实学家讲求道德教育大众化、生活化，现当代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亦主张道德教育生活化。
陶行知先生日：“没有生活作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作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作中tl,的书本是死书本。”[加](显然，陶先生此处谈及的教育涵盖道德教育，其核心宗旨在于道德教育生活化，否则道德践行则是天马行空、空中楼阁。陶先生此言，为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指明了方向，要想通过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主体的道德践行，道德教育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否则道德教育不能转化为道德践行，知行之间的转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切合实际和真实的发展伦理学都必须牢牢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这一语道破了道德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道德教育需根植于道德生活，如此方能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实践的现实转化。不仅仅是国内学者关注这一点，在国外更是有诸多大师强调这一点。道德教育生活化、道德生活大众化是人类的共识。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很明显，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有一适度的标准，这适度的标准即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生活化，道德教育不应该在彼岸世界的道德王国里游离，而应该回归现实生活，也即道德教育生活化、大众化。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取道德知识，但不能获得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只有道德教育生活化，我们才能切实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魅力所在。
“德性使我们确立目标，实践智慧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13(¨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得道德知识，但不一定获得道德践行的理性，只有在道德教育生活化的基础之上，才能使道德主体在践行道德之时获得道德践行之动力，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实施下去。故此，亚里斯多德于此谈及了道德教育与道德践行的关系，首先是道德知识，然后才有道德践行，也即有着先知后行的韵味。此外，亚里斯多德还从道德践行的层面谈及了道德知识，也即道德践行亦能促使道德知识的积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行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上善，离开道德理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l3](¨但在这期间，一个首要的基本前提即是道德教育必须生活化，惟其如此，道德文化知识才能向道德践行转化，道德践行才能导致优序良俗的美好和谐社会的实现，道德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实践智慧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13](1145)此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道德教育生活化原则是道德教育向道德践行飞跃的理论前提。
三、道德践行——在教育时机和教育
策略中游离以利道德践行道德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道德践行，并由此实现社会的优序良俗。由此，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之目标，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传统道德文化离现实践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究其原因是道德教育的践行目标没有瞄准。诚如王立仁先生所说：“人类生活经验历程的本身同时演示着两个事实：一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德育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是人类非德(道德)的行为也伴随着人类生活。’’](12)中国当代社会一直比较重视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的效果却值得商榷。道德教育的动机和道德教育的效果显然不能成正比发展，由此必须反思当前的道德教育，其问题在于道德教育脱离现实根基，单纯地重视道德说教，忽视了道德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当代社会才能切实践行下去。道德教育的目标须瞄准道德践行，这是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的关键性一环。道德教育如何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教育的时机与策略至关重要。道德教育的时间起步早，策略定得好，可以很好的实现道德主体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践行，可以形成道德教育的终生性以提升主体的道德水准，此乃我国道德教育的根本宗旨。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时间上起步早是关键。具体措施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都要实施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这应该是一项普遍的道德教育建制。即是说，道德文化的教育与付诸践行，应该从娃娃抓起，而不是相反。西方哲学家洛克所称道的“白板说”，反对道德认识的天赋观念论，主张人之道德观念起源于感觉经验，“认为人出生时心灵犹如白纸或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26)
洛克此言，说明天赋观念并不能给人以道德良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人的道德良知、道德信仰、道德践行都是从经验的层面，依靠后天教育或实践而来的。洛克此言，为我们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最佳时间段理念，即从幼儿开始进行道德教育、进行道德熏陶是最佳选择。因为幼儿的头脑相对成人来讲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书写任何的东西，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很容易把道德知识传输到幼儿的大脑，使幼儿接受道德文化，在持续的道德教育中让人形成道德信仰并自觉践行良好的道德品质。“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即是对小孩的道德启蒙教育，从小就能培养其道德品质，此乃一项伟大的事业。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亦提出，道德教育使人形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最佳时机是在六岁以前，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有可能之基础。“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故此，实施道德教育，应该从幼娃娃抓起，通过培养其良好道德品质，为道德践行奠定基础。古代社会的道德践行相对意义上的成功，其秘笈就在于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得当，并由此而形成了古代社会相对发达的伦理文化。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成功的，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所说的普遍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古代社会伦理文化比较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古代社会稳定的普遍性的道德教育建制。具体说来，涵盖着两个层面：其一，幼儿道德教育抓得早且及时；其二，道德教育内容的层次性比较强。比如说，古代社会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小学之时讲求的是洒扫应对的道德教育，既有对道德文化的强记博闻，亦突出道德文化的践行；大学教育主要侧重于道德之“理”，以道德教育作为人们科举取士的重要依据。“学而优则仕”，这里的“学”应该包含着对道德知识的把握；道德知识优秀之人，才能为官，才能“为政以德，如众星拱之”。由此，中国古代社会在逐级层次性的道德教育之下，最终促使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能很好地推行下去。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重提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时，我们须重新反思当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古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寓德入教的普遍建制，“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解体了”，“儒家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小学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13)一方面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建制改变了，另一方面道德教育的经典文本亦逐渐减少乃至全盘抛弃。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
首先，对于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德育资源我们也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被人们广为传颂，而且在历史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格地分析起来，这一思想也不能说其完全是精华。我们知道，范仲淹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他所谓的“天下”，在当时是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土地及其臣民，而这两句话中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统治兴衰的忧乐。范仲淹还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中做官、身居高位就为人民而忧虑，在山野中隐居为民，就要为君王担心。因而，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继承这两句话时，我们所理解的“天下”就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我们所理解的“忧”、“乐”，自然也就和范仲淹所说的忧乐不同了。在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弘扬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调解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其次，对于那些较为明显的精华与糟粕相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德育资源，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认真地加以消化。以义利关系问题为例，如《论语》中提出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应当说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封建等级的内容。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和利与今天所说的义和利所具有的不同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德育思想，就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今天在继承时，更应当仔细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身居下位的卑贱者，有时也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的看来，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道德低下或没有道德的人只知道私利。而在长期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只强调第一种理解，把他们自身看作是知道大义的，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蝇头小利，从而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制造舆论。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应当彻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可以吸收其强调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义的，而没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时，不能简单地采取“二分法”，即把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精华，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糟粕，对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就不加分析地肯定和继承，对自己认为是糟粕的部分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和废弃。人们如此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各取其所取，各弃其所弃，最终会把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中的珍品抛弃净尽。我们在看到古人、古代有局限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有局限性，要看到自己对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理解和取舍未必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对待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要把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看成是一个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由精华和糟粕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在精华较多的复合体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糟粕；在糟粕较多的复合体中，也有某些可贵的精华。只有看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使精华得到珍视，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真正实现传统德育资源的现代转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培铸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实力和青少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需要我们发掘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关键词 知行 知行合一 重行 德育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5-0099-05
一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从先秦直到近代一直受到中国哲人的关注，而在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更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关于知行关系的长期激烈争论。
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自然是一对认识论的范畴。不过，中国古代哲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即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关系，具有特定的含义、特别的针对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自1949年以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专著多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阐述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很少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而且，为了驳斥某些西方学者“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偏见、误解，人们更加着意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论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甚至对宋明理学家着重从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有所批评，认为这是“把知行问题伦理化”。影响所及，连不少中国伦理思想史著作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作伦理学解读、予以应有的重视也显得不够。其实，着重从道德认识、道德实践的关系论知行，为了正确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而重知行。这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特点，而不是缺点。只有恢复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本来面貌，才能对它有确理解，并从中找到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今天从事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之学所重不在知识，而在如何“做人”，“求善”是中国古代之学的宗旨。所以《大学》所列“三纲领”最终落实为“止于至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即高度重视社会道德教育（教化）和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修身）。为使教化和修身收到实效，中国古代哲人对知行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长期的深入探讨。
《荀子·劝学》和《礼记·学记》是儒家论学的名篇。前者云“知明而行无过”。后者则留下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名言。基于《礼记·学记》“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的认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教化和修身过程中的道德认识即道德之知是高度重视的。他们认为，要想达到善，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善；要想事事皆符合于道，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道。因此，不论是王者的教化或是个体的修身，先当明善、识道，以接受、获得正确的道德认识为先务。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论语》一书大量讲的乃是学而知之。孔子有著名的六言六蔽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放纵）；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狭隘）；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急躁）；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闯祸）；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就是说，对诸种美德、品行仅仅喜好、羡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它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认识，这样才能把握好各种道德的精神本质和全面要求，特别是它应有的度，否则必将因失度而陷入种种偏颇。这段话是孔子主动告诫子路的，可见孔子对知、学亦即道德认识的重视。对此，宋明儒者有更多论述。比如，朱熹就一再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朱子语类》卷十四），“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人们从事道德修养，当先由学而知。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学获得道德之知，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观念、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识，先从认识上明辨是非善恶，把握各种道德规范的宗旨、要求。
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论证道德之知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道德认识必须付诸道德实践。他们一再强调，只知什么是善恶而不能在行动上切实地为善去恶，那就没有道德意义。道德品质、道德境界是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所获得的道德认识外化、落实为道德行为，方算有德。早在先秦，《周易》即有“君子以果行育德”的训辞。而孔子则更明确地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对道德切实躬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头等大事，学习文献知识只是“行有余力”之后的事。诚然，这句话未必符合今天的时代需要，但它刻意突出行的意图至为鲜明。荀子也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大学》言学、问、思、辨、行，最终落实的也是笃行。从一开始儒家即认为，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学、知是为了更好地行，离开了行，学、知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重行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这在宋明和明清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时期，关于知行的先后有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争论的各方无不重行。王夫之等强调知来源于行自然重行；朱熹虽强调知先行后但同样重行，他虽说“论先后，知为先”，但紧接着又说：“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至于王守仁，他的“知行合一”说矛头直接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在这一时期，不同哲学派别的思想家们共同强调的是：“行过一尺方有一尺，行过一丈方有一丈”（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语类》卷十三），“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为实也”（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中国古代哲人之所以无不重行是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这便是道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精神，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文字上，而必须落实为行为，离开道德行为则无所谓德、善。对此，宋明以来的几位著名思想家曾先后作了相似的精辟论述。试举几例如下：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
道是天地间本然之道……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实能事兄，便是此心实得这悌。（陈淳：《北溪字义·德》）
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王夫之：《大学补传衍》）
在此之前，程颐也曾指出，“道”是客观外在准则，人若不行道，“则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须是以人行道始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些议论都是要说明，只有悟道而行道，知善而行善，外在的道德规范才能内化为我自身的品德，善才能成为我所具备的善。如果仅仅满足于对道义、德善之知，而不去躬行践履，甚至以空谈仁义道德炫耀于世，那么德善永远不能成为我之德善，与我永远无关。这一认识是深刻的。
为勉励人们躬行践履道德，中国古代思想家又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他人与社会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标准全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孔子早就说，对人的了解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后来，不少人先后指出，人们无不是“以行取人”而非“以言取人”。对此，北朝思想家刘昼有一番很好的议论：“德行未著而称我能，犹足不能行而卖躄药（治跛足的药），望人信之，实为难矣”（《刘子·辨施》）。不少人先后强调：“行高人自重”（袁采：《袁氏世范》卷二），只有道德行为的确高尚，方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概言之，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求道德之知是为了指导道德之行，道德实践才是道德认识的目的。因此，行高于知，道德实践高于道德认识。
二
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知而不行、只说不做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通病。应该说，这种通病并未因自古以来重行的思想传统和对它长期的呼吁、提倡而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纲常名教日益严苛，这种习气更加严重。大致说来，自宋儒将三纲上升为“天理”，因而更加神圣化、绝对化之后，自“去人欲存天理”的口号提出并流行之后，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将忠、孝、贞节视为至高美德，竞相攀比，于是种种愚忠、愚孝、愚贞、愚节行为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因道德的要求、标准愈拔愈高，以至要人“革尽人欲”、“无一毫人欲之私”，结果便是引发双重人格，越来越多的士人以理学自诩，高调门大谈仁义道德，而平居所为令人齿冷。这是宋明以来社会道德的两大问题。
应该说，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观对那个时代知行脱节的社会问题客观上起了助长作用。如前所说，程朱也是重行的，朱熹还曾说过“工夫全在行上”一类话。不过，他们更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将“讲明义理”看作是为学的首务。而且，他们所要求的致知又是“穷尽事物之理”，其途径则是讲读。在这种知行观下，那时理学家们所关注的是辨析理气心性、义利理欲，重在讲明义理。在修养方法上则坚持主静，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流风所及，士人皆以讲学辨理为尚，以讲读为业。正如清初思想家颜元所说，宋明儒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存学篇》卷一）。这种避实趋虚、“离事离物而言学”的学风，不仅使不少士人鄙薄事功，也使社会道德日趋空伪，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恶习更加严重。这些自然不是程朱所愿看到的，但客观影响确是如此。
这种“讲说多而践履少”、知而不行的习气自然要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起而矫正之，其理论代表便是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指出，那时的士子因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他们“只在知上讨分晓”，“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不去躬行践履。结果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那时，“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书林司训卷》，《王阳明全集》卷八），而广大民众也往往是“知得父当孝、兄当弟（悌）而不能孝、不能弟”。王守仁感叹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行脱节、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习气“不是小病痛”，其现实危害与潜在危害是很大的，必须大力矫正。为此，他针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作为“对病的药”。
本文不拟（也难以）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作全面评价，仅就这一命题对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关系方面的意义作些分析说明。
王守仁提出这一命题，目的在于纠正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教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对此，王守仁有过明确说明。他说，由于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的经典表述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这里，他强调的是知与行亦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统一。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守仁揭示了道德之知（道德认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他认为，道德之知不同于一般的书本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做人的学问。道德知识起于或好或恶的道德情感，因情感而生是非观念，一旦形成正确的是非观，面对诸事便能处置得宜。这便是“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因此，真正的道德之知乃是一种觉悟，它自然包含了按知而行的自觉，势必要表现为行。所以，王守仁一再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举例言之，“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知孝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在王守仁看来，不包含行的自觉的知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只有包含了行的自觉的知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
与前相联系，王守仁对德育的特点作了揭示。他一再强调，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让人“从册子上钻研”、“在知上讨分晓”，而是让受教育者明辨是非善恶，学做人，旨在教人落实于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教育。一旦失去行的自觉，教化与修身便成虚文，沦为空伪。《论语·学而》记载说：“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王守仁所主张的学（德育）正是如此，即德行优于知识，行高于言，所考察的是外在德行而非书本知识。诚然，王守仁的思想也有偏颇，以读书为可有可无之事，以至在圣贤标准中抹去了知识、才能、事功、贡献。不过，他坚持道德教育应是使受教育者学做人，而非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
自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后，中国的教育制度以至中国文化的大格局都发生了空前巨变。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德育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点。以至王守仁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本”（《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新式学堂，所进行的乃是以西学、新学为中心的新式综合教育，虽然“修身”（德育）为一门主课，但新学堂所学毕竟主要是数理化、天地生等课程。诚然，诸多新学家们（包括蔡元培）一再强调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坚”，但事实上并未能圆满落实。所以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梁启超一再批评那时的学校教育乃是“装罐头的读书教育”，而德育则是“智育的德育”，并未达到德育陶冶情操、培养良好品德、提升人格境界的目的。大致说来，自新式学堂建立之后，如何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乃是几代有识之士所关注的一大问题。时至今日，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当下道德教育仍然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同样不容回避。解决德育的实效性前提应当是正确理解德育的内涵。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浅见。
道德作为社会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人类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关键环节，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实现其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人类道德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的道德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其中，既要依靠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也要依靠人类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文明的浸染和熏陶，依靠社会道德从外部进行的“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教育，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掌握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是全部教育的中心和重心，“做人”、“成德”被看作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今天，道德教育同样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塑造健全的道德人格，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也是教育本质的体现。
综观人类历史上那些享受盛誉的教育家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在昭示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育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养，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知识传授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讲的就是改变气质、成人成德，而不是具体的、琐碎的、实证的知识传授。不独中国，西方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同样如此。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把教人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作为其哲学研究和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这一传统，在其创立的“亚加德米学园”的门口，虽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勿入”的牌子，但柏拉图的兴趣显然主要不在研究和讲授几何学，而在研究和探讨社会伦理问题，希望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国。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德主义的传统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强调的就是对人的美德的培养，是人的完善。
虽然“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这一论断已经成为中外教育家们的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智德双修”已经是教育实践昭示给我们的一种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但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随着现代科学理性的日益强化和泛化，教育的工具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教育体系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人文精神被遮蔽，道德教育受到漠视。比如，在现代的大学教育中，虽然德育与专业教育一样，被当成一个学科、一门课程，可以换算成几个学分，但德育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渗透到专业教育中，没有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德育是一种知行脱节的德育，没有切实指向受教育者的品德提升、人格完善与全面发展，背离了德育的宗旨，成为梁启超所批评的“智育的德育”。在中国，除德育课之外，没有哪门课程由中央发文明确其课程设置、学分和基本内容，没有哪门课程编写一本教材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也没有哪门课程每年组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师资培训。而实践上，德育课的满意度明显不高，实效性亟待增强，德育课处在一种形式上的被抬高与实质上的受冷漠的尴尬之中。可以说，德育课所面临的尴尬折射了中国的道德教育所面临的窘况，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哲人所一再批评的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