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优秀范文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赏析八篇

时间:2023-07-09 08:54:56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1篇

中图分类号:R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1-0099-02

一切教学任务和目标都要通过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教学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能否正确地选择或运用各类教学方法。就方法而言,无论是传统方法,抑或现代方法,其本身并无好坏,关键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因此,针对不同的教学领域,选择适合该学科的教学方法,才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长期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框架式教学法十分适合中医基础理论课程,能帮助学生高屋建瓴地接受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1 关于框架式教学法

框架式教学法,又称支架式教学法。根据欧盟“远距离教育与训练项目”(DGXⅢ)的有关定义,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

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范例教学强调“问题解决学习与系统学习的统一”、“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实质就是通过课堂学习来获得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把传授知识与科学方法有机结合。而框架式教学法的提出,就是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强调课堂着重分析知识和体系的框架结构,力求整体把握学科各章节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各部分内容的交叉和联系,注意各阶段知识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质是以学生为主体与师生的双向交流。这既包含了静态的教学知识,又包含了动态性的教学策略,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方法之间的有机联系。

框架式教学法的基本理念是:学习快一点,回头少一点,偶尔漏一点。主张在知识的前进中化解学习负担。教学如盖楼,封顶再装修。主干挺拔而结实,分支再多也不会喧宾夺主。

2 框架式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中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它既是中医专业的基础课,又是国内外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是继续学习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经典著作及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由于中医基础理论涵盖了中医学主要的理论和大量的概念,各中医院校均设置了大量的学时,学习时间跨度较大,且内容庞杂,知识点有100多个,记

忆负担繁重,专业化倾向强,对大多数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学生而言,中医基础理论古奥繁杂,学习往往是被动机械的,而记忆的内容又大多是零星和细碎的,所以极易遗忘。部分学生学习方法僵化,只听不记,或死记硬背。因此,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是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能否取效的关键。

如果把中医基础理论中每个知识点即概念比喻为“一粒粒的珍珠”的话,那么,形成单元系统化的中医知识体系则可以看作是“串珍珠的绳子”。有了绳子,珍珠虽然眼花缭乱,但却秩序井然;没有绳子,珍珠即刻散乱满地,无法收拾。而框架式教学法即能把零散的知识点进行串联、归纳、整理,把学生先前的“无序”知识“有序”地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学生努力扩大知识信息中的已知部分,不断消除知识信息中的未知部分,科学地解决中医理论的整体化、系统化和网络化。

3 框架式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的实施

具体到中医基础理论这门课程而言,我们将其划分为三级构架,即模块构架、章构架、节构架。

一级构架为四大模块,即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对正常人体的认识、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中医学的养生防治观等。四大模块的划分有助于学生把握整本教材的总体框架,实现中医基础理论的系统化和综合化。

二级构架为章构架,如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划分为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三章,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主要包括气血津液、脏腑、经络、体质四章,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主要包括病因、发病、病机三章,中医学的养生防治观主要包括养生、预防和治则三章。

三级构架为节构架,如“气血津液”章可分解为四节“气”、“血”、“津液”及三者的相互关系。在节框架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展开精讲细讲。如“气”一节,主要介绍气的五部分知识,即气的概念、生成、功能、运动和分类。这样可使学生很容易把所学知识联系起来。

框架式教学使较为复杂、不易把握的知识程序化、直观化,既有利于对整体教材的把握,使之系统化、明了化,从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达到清晰可见甚至事半功倍的良好教学效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4 框架式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

4.1 引导学生构建框架式思维模式

框架式教学十分注重知识的结构化,只有把知识结构化,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才能实践和应用;只有把知识结构化,才能转变为能力的培养,并不断创造创新。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条理性和框架式。如前所述,我们在导论中就告诉学生主要介绍四大板块的内容。其中在哲学基础部分,可以告诉学生主要介绍三部分内容,即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阴阳学说中主要介绍阴阳的起源、阴阳的属性、阴阳的概念、阴阳的五大关系,以及阴阳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如此层层推进,最终形成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整体框架。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实施中,无论是每一单元的开始抑或结束,甚至是每一次授课,均应强化学生的框架意识、整体意识,引导学生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4.2 帮助学生把相关知识口诀化

框架式教学同样注重对知识进行口诀化。口诀化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化繁为简、化简为趣。如在“经络”一章的教学中,知识点十分庞杂,且容易混淆。如关于十二经脉在肢体的循行分布规律,我们可以给学生编出歌诀:“太阴阳明行在前,厥阴少阳在中间,少阴太阳在后面。”对于循行入耳中的经脉,我们把它概括为一句话――“三个胆小鬼钻入耳朵中”,学生就很容易记住入耳中的经脉为三焦经、胆经、小肠经。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把它变为两句歌诀:“肺大胃脾心小肠、膀肾包焦胆肝续。”这样就使十二经脉的前接、后续共24个知识点,两句话便能了然于胸。

再如,在“气机失调”的讲授中,我们概括为“三大类五小类”。“三大类”为气的运行迟缓、升降的失调、出入的失调;在此基础上衍生为“五小类”,即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

5 框架式教学法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

对学生而言,采用框架式方法进行学习或复习,常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框架式学习的实施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骨架学习,观其大略,不求甚解;第二阶段为专题学习,深入某一单元,详细到每个知识点;第三阶段为习题学习,温故知新。

在第一阶段的骨架学习中,重在构建框架结构,不必过分追求细节。以骨架为中心,学习中医学的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理解,把一些细节部分留在课后自己填补,进一步充实丰富框架内所包含的内容。这样可培养学生自学的意识,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力。在第二阶段的专题学习中,要注重对各个知识点的把握,尽可能地把握每一个细节,要学会对相关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如阴阳学说,在哲学基础板块会介绍,在基本病机中也会涉及阴阳失调的知识,二者一定要相互结合。再如,气的理论在气血津液中有介绍,病机部分也有气机失调的内容,此外还要与具体的脏腑进行结合。只有这样纵横交错地进行“砌砖”,才能搭建出浑然一体的知识大厦。第三阶段为习题练习。我们推荐《中医基础理论习题与解析》或《中医基础理论常见错误与对策》。通过习题,学生可以对学过的知识进行自查,同时在做题的过程中,应鼓励学生查阅资料,进行探究性学习。

6 小结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2篇

关键词:  中医教育  逻辑思维 非逻辑思维

    中医学作为东方科学的一部分,其思维方式具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双重特点,同时代表东方主要思维方式的非逻辑思维的顿悟、心悟和直觉被大多数中医学者认为在中医思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是在以西方逻辑思维为主的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走入大学校园的,这造成了学生对具有逻辑与非逻辑双重思维模式的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在认知上产生了障碍。当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思维问题是中医教育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培养学生逻辑和非逻辑思维两个方面着手,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医学自身的思维特点,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

1  当前中医院校大学生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

    中国已经历经百年西方文化洗礼,当代大学生更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于医学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以西医为主的医院,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思维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理论认知和建构方面,则较难理解传统的思维模式。学生进入中医药院校以后一开始学习的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元气”“阴阳”“五行”“命门”“三焦”等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学并没有严格的对应物。学生在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习中仍像在中学时对于概念的认知一样,注重对其物质实体性的把握,用逻辑论证去分析,把高层次还原为低层次。但这种形式逻辑的认知方法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因为概念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而中医学的概念不是实质定义,而是思维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辨最高阶段,不能用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由于学生对中医基本概念的认知困惑,进而对由中医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会排斥对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强调唯象联系,突出宏观整体,重视和谐平衡,与学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难以接受,另外,中医和西医所认知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其中有一些相同语词构成的概念,在其内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肾”等,西医对这些概念是实体和解剖意义上的解释,中医是系统和功能的认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刚入门的学生,对以后的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对专业失去信心。

2  中医思维中的逻辑与非逻辑解析

    造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中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医理论的思维形式与学习者的习惯的思维形式不一致。而当前的中医教育模式并没有从中医自身特点出发,而是模仿西医教育模式,这样造成一些中医药院校学生和中医研究者对于中医学产生困惑,并极大的影响着他们对中医药的学习和信任度。

   

中医学知识和所有的古代知识一样,以自然哲学为背景,在中国传统的求同思想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简单解剖知识和临床实践发展起来,始终没有与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文化分离,主张“天人合一”,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字样,求同即求得万物的整体和谐统一。其理论体系从思维的角度上看,既有逻辑思维的概念、命题、推理,又有非逻辑思维的形象、直觉、顿悟,而作为中医学最主要的特点——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过程中,非逻辑思维占主要方面。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3篇

关键词:中医英语翻译;区别性特征;指导原则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的论视角下非文学翻译之策略研究”。 编号:12534096

1. 中医英语翻译的特点

在探究中医翻译时,首先应当认真研究中医语言的风格和特点。只有揭示了中医语言的语义特征,才能正确理解中医医理,准确地将中医语言的含义转达到译语中去。

1.1 宏观性特征

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中医学上的“阴阳”学说原本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后被中医学用来阐释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并指导临床的诊断。因此,对于中医英语翻译者来说,通过学习医学史来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学说之间密切联系对其更好的领悟中医内涵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词汇学特征

1.2.1 语言的“模糊性”

“语义模糊”是指其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概念紊乱。中医藏象学说关于心、肝、脾、肺、肾的概念比实际解剖概念宽广复杂,一些疾病的命名有的以病命名,有的以症状命名,病、征、症三者概念不清,容易产生概念的歧义。

1.2.2 语言的“歧义性”

中医界有人明确指出“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外延广泛、一词多义的特点,对某一术语的理解,在学术争鸣中常有歧义和误会。”

1.3 风格学特征

1.3.1 专业化水平低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医语言是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日常用语、文学用语及哲学用语的混合产物,因此专业化程度低。近年来,人们已开始摸索用现代语言对中医的医藉进行全面整理,术语实现国际标准化,以便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1.3.2 文学色彩浓郁

医学语言文学化是中医语言风格一大显著特点,其文体有歌咏、诗赋,语言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医学语言文学化,与科技用语力求客观、严密、准确、简练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要解决中医语言中文学色彩问题,必须明确中医翻译的原则问题,进而可以确立翻译的程序。

2.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

目前的中医翻译由于缺少统一的指导原则,陷入混乱局面。如将“五行”译成“five elements”, “five phases”和“Wux-ing”,这种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医的对外交流。有鉴于此,李照国博士总结归纳中医翻译三条原则即“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上述三原则为广大中医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提供的重要的参考,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在澄清中医英语翻译特点的基础上,以李照国博士提出的中医英语翻译三原则为理论指引,旨在从翻译的现实角度进一步指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从而构成中医英语翻译之策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1.自然性原则

所谓自然性原则就是把有些中医术语用译入语的相应词汇进行对应翻译。在理论上,中医和西医在哲学和病理机制方面截然不同,但由于都是以对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为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为了防病治病,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两者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到祖国医学的特殊性,又要考虑到自然科学的共同之处。英国著名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提倡“交际翻译法”,要求译文在转达原文信息内容的同时,尽量可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2.2.民族性原则

李照国在中医翻译的基本原则中提出了“比照西医,求同存异”的原则。然而,实际上只有一部分用语能从西医中找到对应语。语言国情学家认为,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在别国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这类词虽然所占比例很小,但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处理这类词时,在欧洲各国的语言中一般都采用原词照借―即音译的办法。拿中医的“气”来讲,有功能之气,也有物质之气,有先天之气,也有后天之气,有元气、宗气、肾气、中气等等。如果按原来的“vitalenergy”翻译,总觉得言犹未尽,概念不明,不如直接用拼音“qi”来代替。其实,在中医的许多基本概念中,这种译法非常普遍。

李照国指出,要使中医特有的概念在英译中保持特有的内涵,音译恐怕是唯一可行之法。同时,李博士也承认,音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音译不能见词明意,对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信息的表达。

2.3.回译性原则

所谓回译性原则就是指英译的中医术语在结构上与中文相似或相近,有利于两种不同体系的医学在国际上实现双向传递。中西医学差异很大,而中医又纯属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回译性正是基于建造横跨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采取的翻译方法。而且,具有回译性的翻译能够较准确地再现原文所含信息,减少翻译过程中对信息的损益程度,有利于中医工作者较快、较好地掌握中医英语。

4. 结论

从近些年来中医英语翻译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语言问题(中西差异、语言标准化)是导致国内中医英语翻译研究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本文以澄清中医英语翻译特征为基础,进一步阐释了中医英语翻译的指导原则,对未来中医英语翻译的发展之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4篇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5篇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整个中医学体系的基础性学科至关重要,根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念抽象、模糊难懂,枯燥难记,只有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在今后学习与临床实践中,做到融会贯通。

1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特点

中医基础理论不同于现代医学,其特点以下:

1.1具抽象性中医基础理论不象现代医学建立在解剖和实验等科学的基础之上,具体阐述人体脏腑的解剖结构,所讲病因易被理解和认识。而是建立在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总结实践规律,来解释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所讲主要内容阴阳五行、人体脏腑、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比如说: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都带有哲学思辨,偏向于抽象性,理解十分困难。

1.2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认为人体与生存环境、心身的和谐是统一整体。在探诊病因时,常常与宇宙自然结合整体性处理。而且所讲述的是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必须依赖于临床。不同现代医学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实验等作为基础,即使脱离临床也能理解。因此,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必须联系临床实践,才能够熟练掌握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发病原因和致病机理,系统性的对患者出现症状做出分析。

2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适应度慢由于中医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叙述性,都是些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对刚进入中医大学的学生来讲,单靠认真死记书 上讲的内容,脑海中没能及时跟进哲学思辨,去接受抽象的基础理论肯定消化不了,许多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产生畏难情绪。即使靠机械记住的,也不能在临床实践中做到举一反三,甚至好多的学生是差不多学完了整个中医学科的知识之后,才对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有所了解。

2.2教学理论与实践分割独立,前后不一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临床实习只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检验前期教学的效果,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因此,在内容、目标上与理论教学难以保持前后一致,导致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用于临床实际问题运用效果不佳,科研能力明显不足。

2.3 教学模式枯燥,成效不明显中医基础理论文字古奥,内容博大精深,学生真正透彻领会抽象的术语、概念、学说并不容易。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 过程中容易出现枯燥、单调和生硬,学生主动学习性差,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易丧失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对中医学知识的理解。

3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创新方式

仅靠“老师教,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实际教学任务中,针对现象找到良好的教学办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1结合临床病例,基础理论知识倒置教学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不能够理解的概念术语如何连贯运用,可结合临床病例倒置教学。如讲授“肺主行水”名词术 语,可先拿出临床病例:某女,咳嗽咽痛发热4天,热退后出现一身悉肿。并提出问题,咳嗽为什么会产生水肿。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后,得出结论:咳嗽乃肺气失宣 所致,而肺气的宣发肃降与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密切相关。继之紧扣名词术语的定义,强调正是由于肺气宣发失常影响到水液代谢,水液停留于肌肤,发为水肿。如此 这般的,学生便能深刻理解到抽象知识的理解,易于掌握。

3.2循循善诱学生开动脑筋,活学活用基础理论知识教学课堂中,留下少许时间,给出 接合本次课堂内容的一些病案,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进行现场模拟诊断治疗,分析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内容,给出药方,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总结复习巩 固。这样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临床辩证分析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知识,充分利用知识迁移鼓励学生在课余 时间,阅读与中医有关的哲学、人文等书籍,充分利用知识迁移,将所学的多种学科知识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的思考理解中,来掌握中医的认知规律和学科特 性,认识并接受抽象思维的中医学习方式,确保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4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积极灵活运用启发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开拓学生思维,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有效结合多媒体,通过课件、光盘、动画等 多重视听效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如脏腑经络,可通过动画片播放各经络循经走向,给学生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加深印象。

3.5借助现代医学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利用中、西医学的统一性,通过比来学习,来研究对于相同的生理及病理现象,中、西医学则会发现共同点及不同点, 有助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认识中医理论的特殊性。

4结束语

总之,“学无定法,教无定规”,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认真研究每种教学创新方法特点及内容,并融于教学过程中,才能保证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能较好的传授给学生,为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l] 王蕾,李春英,张炎,等.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调查情况分析[J].中医教育,2000,19(6):23.

[2]赵智辉.互动式教学探讨[J].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2(24):l

[3] 刘道清,周一谋.中医名言大辞典[M].北京:中原农民出版社,1991:630-637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6篇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7篇

关键词 中兽医学;隐性知识;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S853-4;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1-0336-02

中兽医学是我国传统的兽医技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笔者从中兽医学的特点出发,结合近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就如何认识中兽医学的隐性知识及如何将其转变为具体内容的途径进行探讨。

1 中兽医学教学中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中,既存在着大量有关具体内容的隐性知识,又存在着有关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行为的隐性知识。认识和理解教学中的隐性知识是整个中兽医学教学目标得以真正实现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教师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中兽医学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1.1 有关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

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主要是由中兽医学理论知识的隐性知识所决定的。中兽医学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畜体内在的动态联系和辨证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这决定了中兽医学在很多概念及内容上不同于西兽医学。这些概念及内容对于主要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学生,就形成了学习中的隐性知识。如“证”不同于“症”,它不只是对疾病症状的描述,而是疾病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和诊断的综合概括,同时还提出了治疗方向,因此“对证治疗”也不同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又如脏腑,除了指解剖学上的实质脏器外,更重要的是对其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不仅仅是现代解剖学中内脏的概念,中兽医所涉及的肾还应包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

还有一些隐性知识则不能或很难以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示。比如经络能运行气血、沟通上下表里,像网络一样遍布全身,但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经,看不见、摸不着、挖不出;阴阳是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隐性概括,而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事物;五行以五为基数来解释万物的生克制化关系;气是具有功能活动的精微物质,在生命活动中表现出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也无法直接展现在学生思维中。

1.2 有关教师教授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知识对其本身而言,都很好理解和掌握,而学生却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教师如果坚持那种满堂灌和一堂言的习惯,往往使内容过于隐性,学生总是受隐性知识的影响,不易想象和理解,接受就更加困难。如:一味地只从文字或语言上去描述阴阳的内容、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而缺乏图形的形象说明和仿真模拟,往往容易造成学生思维障碍,使中兽医学变得枯燥而乏味,缺乏实用性。

2 中兽医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途径

2.1 调整教学次序,注重前后贯通

中兽医学的内容包括理、法、方、药四大部分。笔者认为,中兽医学的教学虽然要给学生传授具体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无可非厚,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思维方式和治学能力的培养[1],因此中兽医学的教学应按先基础理论(理),后辨证论治(法),再到方药,后到疾病防治的次序,学生更易于接受。

首先,专业的技能是建立在基础理论上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强化基础理论知识,只有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之后,对辨证论治的学习才不会难以理解。其次,对辨证和方药来说,应确立“方从法立,以法统方”的思想。中兽医治病,是以辨证为前提,再立法、拟方、选药,若倒行逆施,则使病情加重甚至造成畜禽死亡,且中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会因时、因地、因畜而不同,治疗的用药,亦贵在因时、因地、因畜不同,活泼斟情。

同时还应注意,中兽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环紧连一环的,讲解时不仅要分节分段讲解,而且要前后呼应,互相连贯,这样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如在讲解脾胃生理功能特点时,还应该和脾胃病理的辨证、立法、用药治疗联系起来。以胃为例:基本功能之一:胃主和降,胃气以下行为顺;病理上:胃气不降,则出现少食,胃脘胀满或疼痛等;胃气上逆则嗳气频频,呕吐等;治法上:或消胀除满,或降逆止呕;用药:多用和胃、降胃气的药物,如陈皮、莱菔子等。这种教学方法能使所学内容融会贯通,既清楚又方便记忆,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2 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变枯燥为活泼

中兽医学是兽医专业的必修课,基于其理论的隐性性,如果教师讲课时,语言枯燥乏味,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就很难调动学生的听课兴趣,影响其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中医基础理论气的概念第8篇

关键词:思维;概念;气;物质;象

气的思想充斥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中华民族的瑰宝中无不气韵流动。且不用说在文学、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豪气”等,在社会生活中有“天气”、“才气”、“口气”、“神气”等,单就中医学中所用到的气就有诸如:“清气”、“浊气”、“寒气”、“热气”、“食气”、“谷气”、“酒气”、“药气”、“邪气”、“毒气”、“恶气”、“乱气”、“厥气”、“郁气”、“积气”、“聚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精气”、“阴气”、“阳气”、“水气”、“木气”、“火气”、“金气”、“土气”、“卫气”、“营气”、“血气”、“胃气”、“脉气”、“正气”、“动气”、“形气”等数十种之多,气对中医学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古人从未,似乎也从不需要为“气”或以上数十种气下定义,“如人饮水”,其个中滋味古人似乎能很好的意会。然而,世异时移,现代的我们已无法与我们的先辈们心灵相通,或是在一片要求中医学“现代化”、“客观化”的呼声中,我们不得不给气下一个定义。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既然有为气下定义的要求,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思维方式几乎已经完全被西方同化。而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样,为气下定义,无疑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或者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概念,其所得的结论无疑是要符合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的概念标准及思维习惯,如此就要求该定义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逻辑严密,推理清晰。考察现代中医学教材对气的定义,也是本着这一初衷的。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多数中医学教材中对气的定义仍然不尽如人意,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就其内涵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1)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2)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3)气是有很强活力的物质。

“物质”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是指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是对不同形态的物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性所作的最高概括,“物质”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外延最广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是不能用作对具体事物进行定义的,因为那将导致此定义毫无意义,如上文所讲的“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可以理解成所有人体的基本客观存在都是气,这样的定义非但无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错误的。在现代科学中,“物质”通常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即可测知的客观实体,包括宏观物体、微观粒子、电场、磁场、射线、引力场等等。这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物质”的含义基本一致。查看各中医学教材中相关章节的上下文,也是取此含义。既使这样理解,上面所说的“基本物质”、“精微物质”、“有很强活力的物质”仍然没有给出气的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仅仅让人感到气同目前现代科学所发现的所有物质都不相同,是一种特定的物质,或者是几种物质的集合,或者是人体的所有物质。问题在于,若以某种物质作为气的定义,上述如此多的气是同一种物质,或各有其物?同一种物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若各有其物,籍以区别其内涵的当是“清”、“浊”、“寒”、“热”、“食”、“谷”、“酒”、“药”等定语,那么“气”这种物质是怎样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物质的?更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上述对气的定义之所以不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定义者总是试图用现代的、西方的观念、角度、价值取向考虑古代的问题,即用现代的思维模式思考中国古代的问题。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要用前者的语言解释后者的概念,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因此,翻译才被称作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文学来说,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或加入译者的理解和修饰倒无关大局,而对中医学,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越定义越不明白,越定义越远离原意,甚至出现错误。这正是为什么读外文书要读原著,对英语专业的学生重点在于培养其英语思维,而不是汉语思维的缘故。所以,要对气进行正确的理解,我们就必须沿着中国古人的思维历程,把握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明确中国之气同现代所说之物质的区别,以及中医学在吸收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后的具体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气有较准确的把握。1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内涵及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1]这种直觉思维通过先秦哲学比类取象地演化到哲学领域,即失去了具体的形质,而变得抽象起来。虽然在《国语》、《左传》、《孟子》、《管子》、《庄子》、《荀子》等典籍中关于气的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在于气是运动变化的,是世界万物的活力源、原动力。最典型的论述在《管子·内业》中:“一物能化谓之神”,“化不易气”。这就是说,事物时常在变,但总离不开气。并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明确地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以上论述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同一时代出现的阴阳、五行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虽然阴阳、五行、气三者都是对世界本源认识的学说,但这种对本源的探讨并非象古希腊人一样,从物质入手。中国古人虽有心探求世界的本源,却无意于物质实体的研究。正如在《周易》中,虽然由阴阳而生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都取自客观实体,但其目的却在于观物取象,阐明万物的交感变化,这也正是六十四卦被称为卦象的原因。又如在《洪范》中则明确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冯友兰说:“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与此相对应,则不难理解气的指象意义。

西汉后期,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也把“元”作为气之始,把元气设定为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源力的根源。元气生阴阳,与《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礼乐中的太一生两仪相对应。这时,对于宇宙生成论有较系统的认识,《广雅·释天篇》说:“太初,气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见在生成论中,气不同于形质,而又贯通于形质之中,成为形质运动变化的根据。形质始于气,又包含或继承了气的特性或要素,即永恒运动变化的特性。张衡在《灵宪》中论述天体的起始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唯无。”把宇宙生成的拫源置于形而上的本体——“无”中。在这一由无而气而形而质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罗辑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张衡的亲近友人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中说:“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之后,元气“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这里的“道”即是“先天地生”的世界的本源,即上文所说的无。作为道之使的气,其主要特征在于“变化”。道与气是体用关系,而气则可以“翻然自化”,运动是其内在本性,成为产生形质并推动形质变化的原动力。

到了宋代,气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张载提出关于气的较详理论,认为:“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凡象皆气”,(《正蒙·乾称》)将具象世界及元气之前的“无”统一于气,建立了较明确的气一元论。并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汤,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说明了运行不息是气的内在本性,并不需借助丝毫外力。只有朱熹似乎将气当作“器”来看待,他提出了理与气之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认为理是气的根椐,不承认气的“自动性”。后世多有发挥张载学说者,如王廷相、方以智、王夫之、戴震等人,在阐发气在天地间无所不在的同时,更强调了其运动性。

纵上所述,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占绝大多数的看法是相同的,即气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以象会意,用以描述事物永恒运动的特性。当我们经历了古典哲学中气的思维历程,可以看出,气是基于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中国古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相对于西方科学,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一种意象性的理论体系,关于气的理论也是如此。它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也难以融通。它不重视物质结构,它的概念并非通过解剖手段得来,故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可变的、模糊的、抽象的。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对人与自然、人自身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把握。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领悟之所得乃系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然而,为了极不情愿的表达的需要,它多采用了意象性的比类的方式。

2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间的不同

不是所有东方和西方的东西,现代和古代的东西都能一一对应的,虽然关于气的学说同阴阳、五行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就此认为中国古代的“元气论”也象古希腊的“元素说”一样,将气作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客观物质实体或基本单位,则未免牵强。

诚然,不能离开物质来谈运动,而中国古人却是在探求运动的过程中引入物质的,(而非象西方那样先分析事物的结构,再去认识事物的运动特征。)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认识过程。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肉眼看不见的细小颗粒,而是其气势磅礴的交感变化的相互关系。不同结构的事物的运动特性可以是相同的,这就是对事物运动进行认识的基础。古人只不过取气、阴阳、五行之象来说明事物运动的特征。同时,不同于古希腊,中国古人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他们不象欧洲人那样,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用分析还原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只会是注意事物交感变化的运动现象,通过直觉感悟它,而非是分析事物的基本结构。另一有别与西方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古人对这种运动规律的描述,他们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定义、逻辑推理,而是用比类取象的手法。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古人取气之象,用来说明事物运动的虚无无形,遍流万物。正如汉字一样,通过形象的字形来表达特定的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方面,我们在理解气这一概念时,不能将其机械地等同于古希腊的“元素说”,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形、质有层次之别。质是有固定形体的。(此质不是今日一般所谓性质之质。)西方古代哲学所谓原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来说,应云最微之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非形非质的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这气没有不可入性,而具有内在的运动性。”[3]这说明气并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

3中医学中气的指象意义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象的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的阴阳关系说明人体运动的不同状态。五行学说用五脏应四时、五色来说明人体生理功能运动的相互联系。而关于气,《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显然,此处之气并非指物质实体,而是指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物质运动之象。《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应该承认,古人用词常是一词多义的,没有精确的概念,即使给出了定义,也会衍为它用。《内经》中也有诸如宗气、营气、卫气、邪气、气道等概念描述,似乎确有这么一种物质存在于人体之中,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首先,从其描述中可见,虽然似是在描述某种实体物质,然而仍从运动处取意。如“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灵枢·邪客》)此处对于营气的描述并未从分析其结构、形态、组成等处入手,让人无法确切知道营气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重在描述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给出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运动变化之象来。其次,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一条分析、解剖的道路。中医学理论中的解剖学基础极其浅显,而且没有被重视,在这极简单的解剖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极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源自何处呢?很显然来自“黑箱方法”,由外知内,从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象来研究人体。如藏象学说,其重点只在一“象”字,简直不能将中医学中关于“肝”的理论与能用手术刀切下之“肝”相对应。因为藏象中的“肝”实为一组有密切联系的人体功能活动的象,而非有形实体。同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人用气来描述的那一系列如元气、六气、邪气、正气之类的名词,本非确有实体,而是同种功能活动的概称,取其运动之象。如果古人权且将其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看待的话,那也是对“黑箱”内部的推测。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能触可及、能用刀切下的活生生的肝脏都不屑一顾,更何况一气乎?

4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正如气一样,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不能被现代西方哲学摡念所代替的范畴,所以我们只能直接引用。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虽然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我们认为,象的形成过程有别于西方式的概念形成的过程。西方的思维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在这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主客体永远处于对立的方面,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感觉、知觉、表象、演绎推理等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得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推理过程中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而象的形成源于真觉感悟。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对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的体悟,便形成了一个个综合的象,中国的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都是象。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综合的象,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气是一种理性认识的概念,而是直觉感悟的象。

至此,在经历了古人的思维历程,对中西方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之后,我们不难给出气的较为准确的定义: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这里的物质同样也是取现代科学中通用的含义,即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能被感知或测知的客观实体。气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是认识主体通过直觉感悟,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的征象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把握。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之过于注重物质的结构,故而看不到或忽略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有在非对象思维中才会有气这一注重运动的范畴,而运动本身就代表无时无刻的变化,不象结构那样易于观测和数学表达,就更难于把握,非逻辑思维所能胜任。在现代科学中,每种物质都有其结构和层次,如果我们假定某物由A,B,C,D四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所对应的运动规则的集合分别是a,b,c,d,传统科学对该物的研究从结构入手,一般认为该物的运动规则的集合是a+b+c+d,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整体,该物的运动集合有可能是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而唯一不可能的就是a+b+c+d,因为当A、B、C、D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之间很强的相互作用及信息交换使这一整体的运动出现了“突现现象”,即物质的结构可以叠加,而运动不可以叠加,正如约翰·H·霍兰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使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种的活动进行了分类,我们还远远未能认识生态系统中种种变化之效应。”[4]这是现代科学正在观注的复杂系统理论,并为其理论的建立而大伤脑筯:“为CAS建立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CAS是整体行为,不是其各部分行为的简单加和,CAS充满了非线性。非线性意味着,我们通常使用的从一般观察归纳出理论的工具,如趋势分析、均衡测定、样本均值等等,都失灵了。”[5]而这一突现的运动特性正是中国古人在整体观念下观注的对象,上述“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就体现了事物运动的特性,表达这一运动的范畴即是气。在为复杂适应系统建立理论方面,中国古人为约翰·H·霍兰作了很好的解答。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性质和存在方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并不是说静止的物质就不可以从“气”的层次上加以描述,因为静止是从一定关系上考察运动时,运动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故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相对静止的物质。而在哲学意义上,由于“物质”一词代表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运动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所以我们说气属于物质范畴,但这与将气定义为物质是两个概念,应当注意区分。

在中医学中,气的含义应该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

5结语

将气作为一种物质是目前中医界公认的。然而,这一理解是极其有害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阻碍。不但形成了中医学和西医学难以沟通的主要障碍,而且阻碍了中医学自身的深入研究。例如,在理论方面,如以气作物质论,则上文所讲的精、津、液、血、脉等中医学名词更加难以理解。又如,在对经络实质的研究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其中,却进展甚微,其主要原因就是古人在观察到经络时是观察到经气流动这一现象,而非以解剖为基础。实际上,同一个人体,西医看到的是组织器官,中医看到的是生命运动,并不存在特殊的与经络相对应的实体组织,正如中医学中的“心”在西医中没有一实体器官与之相对一样。故而一味的寻求经络的解剖结构或物质基础往往陷入困境。归根结底,是在对中医学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过程中完全抛弃了中国哲学或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抛弃了这些概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以另一种视角进行重新定义,这样难免会失去其原意。

无论是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古代的非对象性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也都是人类文明的硕果,我们不能试图以一种代替另一种。若非要以一种取代另一种,则有可能造成很多人类文明成果的丧失,当此之时,悔之晚矣。将气定义成物质运动之象,可以说是站在现代的角度,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思维精华,为中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作的一次尝试。事实上,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可以共存于同一概念的定义中,且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将二者有机的融合是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作为遗传算法之父和复杂性新科学的先驱者之一,约翰·H·霍兰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并不是故意削弱西方传统中基于规则的方法。2500多年前古希腊初期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ofMiletus)就开始引入坚实的化身,这确实是令人惊叹之事。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寻找宇宙间‘合法’的东西。自泰勒斯开始,我们沿着演绎、符号数学和科学理论的方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些方法对激发创造性过程的隐喻想增加了约束,正如格律和韵脚对西方诗歌起了约束作用一样。……真正综合两种传统——欧美科学的逻辑-数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隐喻类比相结合——可能会有效地打破现存的两种传统截然分离的种种限制。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正面临着复杂问题的研究,综合两种传统或许能够使我们做得更好。”[6]同样,对于当代的中医学,对于中医学中基本概念的理解,不能只站在现代的角度,而应穿越思维空间,去经历古人的思维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真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0.[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5.

[3]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8.

[4](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4.

[5](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6.

[6](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