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破解生态难题、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消费者具有生态公民和生态消费者的双重属性。基于生态文明的生产观、技术观、需求观、消费观，生态文明语境下的消费者应遵循适度消费原则、不伤害原则、消费公正原则等消费原则，在此基础上承担其自身的生态认知责任、自我生态教育责任和协助与响应责任。
关键词：生态文明 消费者 责任
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
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是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和发展观，代表一种新的文明发展进路，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各国由于异化与欲望膨胀引发的道德污染、社会关系物化、精神家园丧失、无根流放以及生态环境与物质家园失落的现代性危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19世纪西方学者指出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传统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中华传统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将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再生资源。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应当包括：
生态文明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而探索出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主张按自然本来面目与各种生态规律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坚持积极的、发展的天人调谐，坚持在天人调谐基础上的发展。
生态文明要求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片面错误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发挥功用价值之外的潜在的生态价值，满足人类精神和文化需求享受方面的精神价值，以及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的“科学研究价值”进行重估与认识。
生态文明要求文明整合人类伦理思想，吸纳“动物解放”、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生态伦理的有机内核，创造性发展“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伦理观，抛弃实践中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高扬整体价值、和谐共生、兼容平衡的旗帜；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文明要求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生态文明倡导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人们在创新发展模式时遵循生态规律，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和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在生产环节强调清洁生产和生态设计，在区域发展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承载能力，科学发展，合理布局，良性循环。
生态文明要求建立有利于环境的生产观、技术观、产品观、消费观，要求全社会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新的发展模式，解决当前存在的人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带来的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强调将人的生产和生活强度限制在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的和谐共存。
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
（一）生态文明的生产观
传统生产观认为“物质投入”是劳动、资本、技术创造的，因此是可以不断创造得到的。生产与建设的目的是使资本被投向更高产出的生产和服务中。经济增长永远是好的，机械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是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了增长的最大化应不断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的产品和财富，满足人不断增长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生产观指导下，人类社会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模式，而对污染的治理则主要是对物质循环和污染程度加以限制。生态文明的生产观，将生产过程的资源生产率和产品的效用置于同等重要的关键地位，作为最优先考虑的目标。重视资源生产率革命，主张依托最佳实用技术、淘汰落后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同时用绿色化学技术开发减物质化设计，在就地制造、精益制造、闭环制造等领域寻找技术突破，以更大限度提高资源生产率。生产的重点从“开发新需求”向“满足基本需求”转变，强调产品的能效标准、持久耐用和对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开发基本需求产品的精神需求功能，降低产品制造过程的物质需求，以提品附加功能和综合效用为生产改进和设计的目标。
（二）生态文明的技术观和需求观
生态文明的技术观认为，技术的发展应是有节制和有节奏的，即使是没有明显技术风险的技术发展也不是越快越好，技术发展不应该导致人类物质需求频繁更替，也不应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轻易掠夺性使用，在肯定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需求满足和社会发展正面加速作用的同时，亦需要理性评估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对生态环境及资源消耗方面负“加速”作用，单靠技术解决不了当前人类发展上所有的问题，必须寻求技术以外的解决途径。
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须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基本理念相一致，环境友好型技术应成为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主导方向；技术一方面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另一方面技术的消费导向作用应克制，技术不应成为物质需求更替的推动力；技术应促进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过程物质投入减少，以及产品附加增值功能和效用的不断提升；技术是有伦理倾向的，必须重视对技术生态伦理价值的研究。与此相对应的需求观则主张，人类“生产需求”之外的物质需求（包括以物质财产占有方式体现的精神需求）的增长应当是有节制的和有节奏的，不应继续持有增长越快越好的认识和追求；人类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应是有节奏和有节制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物质需求”在需求结构中比例应逐渐下降，非物质消费需求比重应逐步上升。
（三）生态文明的消费观
传统社会的消费者是没有生态道德约束的，消费者对于自己购买、控制的商品进行使用、消费、处置，仅受一般社会道德的约束，消费水平、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的选择不受生态价值的限制和抑制。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消费者则被赋予生态道德层面的义务。生态文明的消费观主张人类的消费参与了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其消费是生态系统、物流和信息流中的组成部分；人的消费行为是有道德倾向的，其强度和规模应限制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消费应建立在“生存需求”和“基本需求”之上，非基本需求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应控制在合理的规模和强度；生态文明的消费应推行“环境友好型”消费，其基本要求是使用对生态环境有利的产品，抵制和排斥过度包装、一次性等“环境不友好型”消费品，抵制和排斥与消费相关的“环境不友好型”行为；在人的消费结构中，物质性消费比重应逐步降低，非物质性消费和观念性消费比重应逐步增加；社会应建立生活消费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评估制度和标识制度，以此形成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价值约束，引导消费者从消费能力、消费取向、消费风险等方面确定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选择。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消费者
人类的消费行为具有社会和生态的双重属性。消费行为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在工业文明消费主义观念下是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手段。同时，人类的消费参与了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消费是生态系统能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组成部分。所以，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应遵循生态规律，并在尊重和承认自然物存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基础上，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其行为具有鲜明的生态性。因此，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消费者，应是在充分考虑自然物、生物以及后代人需求满足权利的前提下，以满足基本需求、提高精神享受、道德追求、生产乐趣为生活目标，以尽可能少占用、少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选择的社会主体。
生态消费者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一是消费者自身的再生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与自然相协调的再生产观要求消费者在不损害环境质量和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前提下，确定地球上合适的人口数量，以达到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平衡和协调。
二是消费者的消费规模和范围与自然环境再生产相互衔接和协调。消费的过程和水平不能超过自然生长的速度和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并确保对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行补偿以使自然生长的顺利进行。
三是消费者具有尊重自然内在价值、尊重生命的伦理观、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具有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公平观、秉承不伤害原则的道德观、促进自然万物价值实现的责任观以及适度、合理、公平的消费行为取向和消费模式。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消费者责任
（一）生态认知的责任
一是消费本源回归认知。本源意义上的消费是通过对人需求的满足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存在本质和人类发展的要求。现代消费偏执于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逻辑，倒置了生存目的与生存手段的辨证定位，消费成了目的本身，消费欲望的不断满足成为做人的价值体现和社会进步的标准。因此，生态文明语境下的消费者，应回归消费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手段定位，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统一和协调进而不断实现人类自由发展作为消费的终极目标。
二是生态认知。从生态学引申出的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和地球生物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概念，应是生态消费者的基本认知。首先，生态消费者应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人类自身消费的基础。在消费过程中，应维护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自觉减少自身消费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并就自己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负责。其次，生态消费者消费行为应体现生态伦理要求，要求人类的消费行为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全球变暖还是物种灭绝，消费者都必须对地球生态环境巨大的代价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生态消费者应将资源和生态的边界作为消费的上限，将自己的消费行为控制在地球环境的可纳容量和地球资源确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又不对他人带来损害和造成负面影响。最后，生态消费者应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良好的关系对于人类消费活动具有的基础性意义和根本性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直接决定了人类消费活动的运行状况。
（二）自我生态教育的责任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消费者，以顺应自然、与自然谐调目的为生活基本方式，具有自觉将生态伦理上升为自身的道德追求，进而由生态道德追求上升为自身消费行为道德标准的内在动力和精神需求。生态消费者应当具有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道德观，以促进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判断标准的价值观，以环境公正为内核的消费正义观以及重视消费结果的行为观。生态消费者把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体实现其最高价值作为生活道德本质，将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行动的道德标准；将自身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消费选择的前置因素，以消费品的原料、能耗、生产工艺、回收及废弃、可循环性等要求，来确定自身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而不仅仅是消费品带来的效用。
（三）贡献、协助与响应的责任
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消费者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应该做到建立和坚持节约资源、适度消费的生活模式，重视消费的“质”而非“量”，追求消费的理性化；积极参与生态文化传播活动，促进生态文化和生态知识的传播；积极选购生态标志产品，使自身消费活动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抵制和拒绝使用一次性消费品，主动选用再生利用产品或可循环产品，最大程度减轻垃圾对环境的负荷；在消费活动中积极主动承担垃圾回收和交付义务，包括将生活产生的垃圾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堆放，并积极配合有关单位进行分类收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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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222-02
生态文明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的一个热门话题了;但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的更新,生活方式、教学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一系列的转变从而形成新的绿色的理念、生态的理念。从根本来说,如何构建生态社会的知识体系,如何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这决不仅仅是环境学科、生态学科、经济发展学科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进入生态文明社会,涉及到我们整个根本教育理念的更新,尤其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没有教育的率先进行这场革新,走在前头,大力进行生态文明观的普及,那么其他领域和其他行业的变革尽管有些会走在前头,但这只某个阶段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最后它们都将难以持续推进的。本文从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生态文明观教育进行探讨。
一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教育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可以说是时代的呼唤,现实的要求。
1.进行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时代的呼唤。 生态文明观的提出,不仅是人类发展观的革命,而且展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观。这种社会文明观摈弃了过去“人类中心主义” 的立足点,不再从人类自身的狭隘利益来看待自然界,而是以更高的境界和更广阔的视野把人类和环境、社会发展融合一起。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极大丰富了大学教育的内容。与此同时,这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观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态文明观提出了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强调生态文明、代际平等以及人文生态价值趋向。以往大学生谈社会发展,大多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角度,而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 ,我们必须加进自然这一因素,确立四位一体的新观念。这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充分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生态学意义的需要。
2.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是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明确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生态和谐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生态道德观念,自觉地将生态意识内化为自我的道德观念,并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
3.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是否具有生态文明观念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尺度。生态文明观念是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要求和体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关怀,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体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新境界,体现了人类自我完善的新发展。自然环境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之源、生命健康安全的保证,也是生产发展、经济腾飞的自然条件,是公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良好的生态道德素质和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社会衡量大学生的全面素质的重要尺度。要全面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观念教育,让广大学生具有良好生态意识。
生态文明观是一种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对大学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注入了新的内涵。
首先,要求当代大学生善待自然环境,发挥人类特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其次,要求大学生树立新的价值观,既要肯定人类生存发展的权利,也要肯定自然界生存发展的权利。最后,要求大学生树立新的道德观,要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感,要为后代保留足够的资源。
因此,当代大学生是否掌握环境知识,具有生态文明意识,是否懂得如何保护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知识和生态理念,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通过专业的环境、资源、生态知识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生态道德观。并使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能,在全社会普及生态文明的科学知识,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观念的认知和践行既是青年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青年学生朝气蓬勃,自我发展意识强烈,但有些学生往往急于求成,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社会系统整体价值的认同,缺乏对自然的关爱和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文明要求人们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统一起来,产生一系列的责任、义务及行为准则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拓展,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也为当代大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提供了思想上的帮助与指导。
4.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想在社会中有所作为,必须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如今,党和国家把社会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在原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注入一个科学、全新的内容――生态文明。这就对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出了新的要求,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成为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在文化价值观上,体现为对自然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实行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生态道德成为普遍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生态文明观作为一种整体观、协调观、持续观和平等的价值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一方面,其要保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人们要树立长远观念、全局观念、全球意识、平等观念和质量观念,高扬人文理性旗帜,追求真善美,理解人生目的、价值与人生幸福,具有全新视野和全新智慧;另一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改变了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观中颠倒人与物、目的与手段的错误认识,从而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尊严。正是由于生态文明观的这些深刻内涵和特质,我们才能说正确的生态文明观是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而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世界观教育。人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人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这个生存家园,正是自然界这个“无机的身体”孕育和维持了人类这个有机的生命体。
二
大学生生态文观树立是需要通过教育来引导的,在党和国家强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大学生要自觉树立生态文明观,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生态人文等教育。
首先,树立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生态道德意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追求自然美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应该以此为契机,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不失时机地把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引导到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方面来。如考虑购买物品的耐用性、可循环利用性,垃圾袋装和分类投放,回收废旧电池等。其次,要唤起生态良知。自然界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都应当得到人们切实的尊重和关爱。善待生命是人的重要道德良知。在日常生活中,应养成关爱生命、不折花木、不乱踩草坪、爱护小动物等良好道德行为习惯,反对虐待动物、吃野生动物的不道德行为。第三,要树立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盲目追求高消费会给有限的自然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任何挥霍、浪费资源和财富的行为都将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是不道德的。每一位大学生都应以节俭和适度消费为荣,如关水龙头、关灯、不浪费粮食等。这一美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要大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生态文化建设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要大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一是要抓好生态知识的普及工作,利用校园宣传、网络服务、课堂教育、党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形式,开展各种生态知识普及活动,使大学生在学习科学和人文知识中充分认识生态发展的规律,提高对生态发展的认知度。二是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建立和完善生态道德规范并在德育活动中加以灌输,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良好的环保意识,把生态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三是充分利用高校科研优势,创造先进的生态文化。高校在理论的探索方面有着很好的优势,组织相关人员加强对生态文明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或以生态发展的角度考虑科技的创新,并把理论研究成果或科技成果反馈社会,直接或间接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这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能直接分享教师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切身感受到社会对生态文化的认同程度,有利于生态文明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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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它包含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和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政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科学界的义务，除了要有各级领导部门和劳动者的重视，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本投入外，更需要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人们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识的强弱和参与能力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文明观宣传和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培养社会中坚力量的高校，其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直接影响到中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本文仅就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基本内容和教育目标以探究。
1 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内容
生态文明教育是环境教育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之后的又一次进步，在内容上较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更深入、更具体。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在提高人们生态意识和文明素质的基础上，使之自觉遵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代际间的关系，根据发展的要求对受教者进行系统而有序的教育，可以使人们获得关于生态系统的整体知识、意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及相应的技能，从而形成一种文化或文明认同。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安全、生态政治、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广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对于社会全体公众的教育，狭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学校的专门教育，本文要论述的是后者。
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涉及知识、技能、态度、意识等方面的素质培养，进而使人们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在实践中，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要求，学校对于大学生应从世界观、伦理观、思维方式、消费观、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帮助大学生澄清认识、端正思想，使大学生的生态意识得以强化，生态情感得以培养，生态理念得以树立，生态行为得以践行。
2 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程度如何，一个社会走生态文明道路的自觉性如何，标志着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程度如何。如果没有普及性的环境保护观念和生态意识，没有全民生活、消费等行为模式的生态化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所以作为肩负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重任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态文明意识的行为模式的生态化转型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此，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至关重要。
2.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内涵和重要目标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遵循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的秩序为主旨。高校把生态文明教育贯穿教学、管理、科研的全过程，教育大学生会认知环境、理解环境、尊重环境，通过培养大学生的生态道德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能力，充分理解“人一自然一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征服自然史却一直是我们人类津津乐道的人类发展史，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人类发展也证明了对自然索要无度的哲学观造成的却是全球生态和经济危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和谐统一，双方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时，做到使其既不认同激进环境保护者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同时也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这样，由大学生发起一场认识、尊重、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革命，必将带动全社会的民众提高意识，转变观念，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2.2 弥补高等院校生态文明教育空白的迫切要求
生态文明的发展需要环境伦理的教育，而我国的环境伦理教育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从1972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已开始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环境教育。据2001年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的博士生李恩・沃尔夫（Lynn wolfe）对美国469所大学的调查统计，55%以上的大学都开设了环境伦理、环境哲学和环境素养相关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作为通识课程而开设的。开课的院系以哲学、伦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为主，其他像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院系也有开设。而我国1992年才把环境教育正式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况且有些中小学并未认真贯彻实施。至于大学的环境教育，一直没有明确要求。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一方面，重视专业环境教育，忽视环境普及教育，非环境专业不开设环境类公共必修课程，相关选修课的开设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文明的行为习惯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关注的是人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关系，在政治、哲学问题中没有寻求与环境伦理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忽视了人与自然和环境伦理的内容。所以说，使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构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是“未来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对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责无旁贷。
2.3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
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而“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自由，是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当做生态系统的最高利益，”[2]因此只有在人与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双重的和谐中，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实现的。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宽厚的基础知识、熟练的基本技能、良好的自学和动手能力，而且要具备相当的生态学素养，成为生态道德的践行者。这就要求高等教学更应注重素质教学，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等四个方面，其中生态意识的培育及强化蕴含其中，因为良好的生态学素养涉及这四个方面，是人才健全素质的必要成分。但是，当我们审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状况时，会发现当代大学生生态道德认知、生态道德情感和生态道德意志表现都呈现出比较好的趋势，在生态道德行为上却出现明显不乐观趋势。[3]行动和态度的不一致性，使得校园内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不良环境道德行为普遍存在。
3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
只有具备合格的主体，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对具有生态理性为特征的“理性生态人”的大力培养，既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根本动力。作为肩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任的大学生，对其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直接目标，就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生态理性的“理性生态人”，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合格的主体动力群。“理性生态人”是指主体不仅有充分的生态伦理学素养，还有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应的生态环境知识。大学生成为一名理性生态人，主要是通过后天的生态文明教育，使大学生的观念和行为具备理性生态人的特征，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符合生态规律，进而从观念和行为上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的教育和熏陶。
3.1 树立先进的生态文明观
首先，具有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世界观。世界观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它包含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等基本内容。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世界观是指大学生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到人与自然不仅具有争斗性，同时具有同一性，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其次，要尊重自然的价值，坚持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价值观要求人们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和位置给予科学评价，改变以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生态系统中主动倡导生态正义，确立生态文明观。最后，秉持关爱自然、兼顾众生的生态道德观。教育大学生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树立起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养成良好的崇尚自然、热爱生态、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情操。
3.2 切实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成为生态道德的践行者
首先，保护环境。大学生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遵守保护环境的行为规范，切实履行拯救地球、保护环境的责任。其次，尊重生命。大学生要具有一种对生命负责任的理念和关爱的精神。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对生态的爱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爱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4]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要养成不乱踩草坪、爱护小动物、反对虐待动物、不吃野生动物等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适度消费，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大学生要在生活中形成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和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以满足生态需要为基本准则，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宗旨，以有利于人的健康与环境保护为标准。实际上就是减少无意义消费和有害消费，摒弃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提倡物质生活的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不追求奢侈豪华、远离奇珍异味、不铺张、不浪费，珍惜每一点资源。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其重要作用必须得到充分肯定，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现阶段对于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口头上重视、实际行动上忽视的现象应予以关注。只有使生态文明教育切实有效地进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才能得以保证，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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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引发地区动荡甚至引起资源战争。一是资源短缺问题。人类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异常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活动，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有关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 6亿吨铝、4. 8亿吨铜。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消耗了地球一次性资源的’50%以上。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浪潮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能源的短缺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油问题一直以来围绕是由展开的战争此起彼伏。热带雨林的消失使地球患上了“肺结核”，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夺走了人类生存的根本。物种的不断消失最终必将带来人类自身的灭亡。二是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成为及其严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九大环境危机：温室效应、臭氧破坏、酸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目前过度污染和危险废物使世界满目疮咦、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时常出现，酸雨和放射性污染成了“无形杀手”。生态环境问题是引发跨过人口迁移以及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国际难民又引发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1962年雷切尔卡逊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成为了环境保护的先声，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在觉醒。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生态问题、致力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在局部上有明显的缓解。但这是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效益、甚至是全球生态问题的恶化作为代价和前提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想方设法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恶果。
（二）生态问题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兴盛和国家发展的依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讲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文化传统，随着我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位居世界第121位，到我国人口总量14. 7亿人时，人均水量降至1680立方米，低于人均1700立方米的国际标准，成为用水紧张国家。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南多北少，春旱夏涝，水环境污染严重。二是土地荒漠化，草原退化，耕地退化趋势严重，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我国人均耕地少，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减排压力巨大。我国目前处于污染高发期环境质量总体较低。四是资源供求矛盾突出，战略资源短缺严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优质能源短缺。1993年以来我国已成为能源纯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一些地区该治理的未得到治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的速度还远远比不上污染增长和生态破坏的速度。随着生态环境恶化效应的不断凸显，人们已经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现。和谐社会应是人、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对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也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提和必然条件。经济建设必须要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化规律互相适应，否则就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产力，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将阻碍我国其他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必要内容和有效载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继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生态文明是对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对人类自身的重新审视，处理生态问题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思路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富。第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建设日益完善的体现，也是政治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出现既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模式，也为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理念。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才可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优美的环境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同时在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正式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取向，摒弃了片面的增长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也在于以人为本。突破了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的、片面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发展的主题，也是发展的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就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中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量的增长，而且要顾及人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着眼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时代，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存发展，生态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经济增长，GDP增长，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加速恶化，“赚到了金山银山，毁掉了绿水青山”的现象显然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合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符合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人为本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肯定、完善和深化。既承认人的利益是生态伦理的中心，又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全面发展。
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健康的生态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如果失去生态系统提供资源、能源和环境要素，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去了载体和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无法实现发展目标。人类历史表明，生态环境对于民族乃至人类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条件。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关系也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面发展的事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生态和谐之本，是和谐之基。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
（三）科学发展观秉持和谐发展理念。
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不是以个人为本的发展观，而是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因而也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的延续和代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活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因此，我们推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环境资源指标；必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协调可持续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抓住了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体现了过去的发展、现在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统一。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和谐。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实现目标。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宏伟目标，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一）坚持发展原则。
简单的增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并不是必须要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解决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必然环节。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性进步，才能解决影响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发展要站在长远和整体的立场，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更要考虑生态效益；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人类长远发展的需求，使今天的发展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力，为后代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需要依靠不断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坚持公平原则。
坚持公平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所要坚持的公平理念是一种广义上的公平，包括任何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人与人之间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要考虑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两方面需求，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代内公平是在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上要以公平为前提，这是公平理念的核心。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调整国际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公平公正的国际责任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使各个国家都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并平等地分享生态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集中体现了环境和资源问题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当代人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利益来满足自身的欲求，要留给后辈人公平的自然环境利用权，实现永续发展。
（三）坚持持续性原则。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必然要求。可持续就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把发展的节奏和速度控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将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持续性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还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持续性，做到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把经济系统的发展合理设定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之内，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四）坚持系统性原则。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其落脚点在“道路”二字。对于道路，“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其次，对‘道路’的研究和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6]中国道路，在本质意义上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主轴，也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主轴。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在讨论社会及其发展问题时，马克思将社会看成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抽象和现实两个层面把社会发展、人的生存发展、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三者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生态意义，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对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一，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是从哲学的维度对人、自然、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概括。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人、自然三者相勾连，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表明，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处于双向生成之中，人既在向自然生成，自然也在向人生成，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之中，人与自然实现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和本质统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生成着自己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同时，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也在不断地被人化，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生成均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仅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身就是生态的，具有生态性。第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从现实的维度对人、自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解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把劳动提升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石，劳动成为解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所在。要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把握好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这里，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劳动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过程，它既是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以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将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处理后排向自然，使其能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的过程。通过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了相互养育和双向生成。劳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1]。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利润，永不满足，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们的生产目的由无止境地赚取利润向满足人的自然的、真正的需要而转变。而未来共产主义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乎人性地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社会。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理论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相联系，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表明，从现实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它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在以马克思生态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是工业文明，基于资本的求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永不停息地追求着剩余、增殖和积累，永无休止地追求着控制、支配和统治，永无止境地追求着扩展、扩大和霸权，这其中既包括对人的进攻和支配，也包括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占领，由此，世界陷入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自然环境遭受持续不断的“压榨”和“拷打”，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和漩涡。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福斯特、奥康纳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进行了“本根性批判”[12]。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无限制地耗费自然资源，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福斯特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13]，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裂缝，终将突破生态系统的极限，进而引发生态危机。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相连，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致了一定程度以及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的发生[14]。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何以发生的追问、异化消费、劳动生态性缺失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都对中国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对劳动生态化的追求，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探索都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历史传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在批判继承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浓重的历史主义色彩。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思想，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和鲜活具体的生态实践要求。巴克斯特将生态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地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极限的范围内。这是对人们行为的物质约束；第二，我们要对其他生物进行道德关怀。这是对人们行为的道德约束；第三，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15]。生态主义的这三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儒家的“时禁”可见一斑。儒家思想不同于佛家，并不普遍地或绝对地禁止杀生，如禁止捕猎、禁止砍伐，但他们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不能随意杀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16]。砍伐和捕猎都要符合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按照时节来安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7]古时的“时禁”，是对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和欲望的一种有限度的约束。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在人类的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界的生命节律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在生态主义的三个主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后面两个主题：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诉求和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中国儒道佛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其他生物的道德关怀意识。在儒家思想看来，动物是有生命的，对动物要有怜悯之心。在《孟子》中，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18]觳觫，恐惧得发抖。这里大意是：牵一头牛去祭钟，经过堂下时，王看见牛恐惧得发抖，不忍杀之。尽管这里孟子是从对动物设身处地的恻隐之心延伸到对百姓的仁政，是一种政治上的劝谏，但从君子看到牛恐惧发抖而生不杀之心，表达了孟子一种最朴素的感觉论意义上的对动物的关怀意识。
道家提出了“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平等论思想，既然万物是平等的，因此要兼容万物、兼爱万物。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至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觉，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育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为玄德。”[19]这里，“道”是生长万物，“德”是繁殖万物，万物都尊崇“道”和“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抚养和保护万物，以使万物生长，发育，结子，成熟。生长和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高的道德。老子把对万物关怀而不据为己有视为最高的道德，这是一种生态主义思维。佛教也主张尊重生命，佛教的第一戒律就是“不杀生”，包括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关怀自然万物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印证了人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主题。对于“天人合一”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个人对此理解各异，但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20]。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天人合一”进行了不同的解说，在孔子看来，世界由天、地、人三者构成。“天”是指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天人合一，意指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统一。汉代董仲舒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宋代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为天地所生，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与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阳明心学、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他们都强调人是由天地生成的，天地人本为一体，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主义关于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内在关联这一主题。综上，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在哲学的层面，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道德的层面，强调要爱惜其他生物的生命，把地球上的非人生命体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在行为规范的层面，对人类维持人与自然平衡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逐步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实现模式，为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当时出台的很多环保措施主要集中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兴修水利，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水旱灾害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植树造林有利于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空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南北各地的绿化对农业、工业，各方面都有利”[2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要求，这一传统得到了其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弘扬。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实践层面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里，自然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人与自然之间是对抗性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和改造。为了发展经济，提出了“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不少地方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为了发展工业，又兴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使未能正确处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偏离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践探索的功利性被弱化。与时代不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也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出发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已经有所弱化，保护环境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从时代的倡导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强制和必须，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党中央强调不能只注重经济规律，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一观点表明，邓小平时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从征服自然开始转向尊重自然，这为人类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自然奠定了基础。人类认识的转变必然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邓小平时期的生态实践表现为对保护自然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正式施行，进一步从法律的层面来规范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提供法律保障。在实践的层面，邓小平还高度重视绿色科技的发展，认为要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依靠科学。绿色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既能从自然界提取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能将自己排放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得到处理，从而有益于自然，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愈加重视生态保护，他们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发展。”[23]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4]。这里，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方面来规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三者协调发展，缺一不可，共同成就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一种初步理论表达，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生态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要素之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实现目标。由此，以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走向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单向的关系，而应该是双向的关系，是人类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是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在生态保护的实践探索中，党中央强调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同等重要，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以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不仅要以尊重、顺应和保护的态度对待自然，而且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实现目标，自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从对抗走向和谐。在发展观问题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较于时代的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时期的全面发展观、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秉承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将环境保护与民生问题相连，与亿万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连。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蕴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必须是生态的，是可持续的，同时也必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词进行了凝练性表述。生态文明是人类以合道德地利用和保护自然，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共荣为价值指向的文明形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涵。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力争在人与自然相互交换自己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中实现相互支持、相互养育、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创建工作中，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据报道，我国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13个省颁布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县建设。在内蒙古兴安盟白狼镇，蓝天之下，林海雪原，眺望长空，无比通透，以前不绝于耳的伐木声消失了，伐木工人成了护林员[25]。地处浙西山区的安吉县近年来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环境宜居一流、乡村美丽一流、百姓富裕一流、文化生态一流”等诸多优势[26]。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已经初见成效。纵观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理论既是对前一代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思想的总结和提升，也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局限性、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从、邓小平、到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既提出和发展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生态发展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但在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脱节。在经济建设的层面，重视发展经济，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结果是环境污染特别严重，并且治理难度很大。在生产生活领域，没有能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重利用自然轻养护自然。在政治建设的层面，生态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国家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层面，生态的思想也未能贯彻始终和全过程。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环境问题是一个紧迫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世界性难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依然前路“修远”，需要国人继续“上下求索”。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
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总是会以某种特定的文明样式呈现出来。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需要研究其文明样式。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我国生态主义传统，总结我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成果，形成的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其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人类文明先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迈进。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27]。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有对立也有统一，统一占主导，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与自然的统一以牺牲人的主体性、尊严和人性为代价，统一是外在的，实质是自然奴役人。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翻转，人对自然的控制取代了自然对人的奴役，人类虽然高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尊严，但却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分离和对立，自然环境遭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难以和谐，冲突和战争不断，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人被物所奴役成为非人。在工业文明的诸多缺点和弊端之中，环境危机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倡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统一与和谐。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而生成人性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包含着人对人的文明、人对自然的文明、人对自身的文明，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把握文明的真义。“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生态”来修饰“文明”，规定了文明的性质，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在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谐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只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之，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围绕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将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利益纷争，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减排责任的分担等，人与人的和谐也无法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也必然会导致人与自身的对立，人对自然的野蛮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的野蛮。
因此，生态文明必然是能够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概念来看，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是其基本内涵，而生态文明也是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为要旨的，两者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内在契合，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文明展现出来。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制度文明、生态器物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突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重点，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在指导方针上，强调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目标追求上，坚持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诉求；在实现路径上，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道路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污染转移或者说环境殖民主义，他们治理环境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将重污染企业或是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国内环境的好转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污染转嫁无法彻底根治环境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谴责资本主义污染转移的不义行径之际，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无论是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怎么劳动，如何生产始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如果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把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同时实现，那就从源头上解决了环境问题，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值得尝试。劳动的生态化，即生态劳动，是指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28]。
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后，所排放给自然的废弃物能够为自然所还原和吸收，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换和相互养育，这就是生态劳动的过程。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自然和劳动的统一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本体’”[29]，生态劳动实现了劳动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基础。第一，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第一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都具有创造性。从纵向上看，渔猎劳动创造了渔猎文化，农业劳动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劳动创造了工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人类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器物和精神等基本要素，人类的制度文明、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1]人类的文明都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的，没有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第二，生态劳动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人来自自然，在人类尚未形成之前，自然界就以在先的方式存在着，整个世界史都是一部自然史。通过自然演化和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人类将自身从自在自然中提升和分化出来，创造了人及人类的历史，实现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生态劳动不仅将人类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形成“人类史”，它还通过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换，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实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既统一又有区别，生态劳动既是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分离出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内在统一的根本和基础。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键在于劳动的生态化。第三，劳动生态化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劳动创造文明，但不是任何劳动都能创造出生态文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劳动虽然创造了丰饶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必然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在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但这种物质变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无法再回到自然中，这些废弃物散发出有毒有害的物质威胁着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生存，堆积在自然中侵占着人类的生活空间，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现代工业劳动虽然也属于劳动，但却是反自然、反生态的，无法创造出生态文明。劳动是文明的基础，但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所谓“良性”，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能够得到顺利进行，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一方面，人从自然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是自然养育人类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将自己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向自然后，能为自然所消化和吸收，促进自然的繁盛，这是人类呵护自然的过程。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要实现劳动生态化必须促进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生态化。任何劳动都有其目的、过程，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实现劳动的生态化，需要在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目的由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转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现代性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以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为条件的，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单向性。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双向的，既是为了人类，也是为了自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实现自然养育人和人护育自然的统一。降低碳排放，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将废弃物作为资源投入下一个生产过程、力争减轻污染甚至“零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养育。劳动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走向本质融合。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实现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它弥合了其断裂过程，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能够顺利实现。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摈弃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错误观念，转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不良生产生活方式，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处理好社会生产与生态生产的相互关系,遵循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的规律，养成生态生产、适度消费的生态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本质融合。劳动结果由对抗走向和谐。人类创造了发达的工业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自然环境惨遭破坏，这是一种反生态的劳动结果。生态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目的，在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在内的生态产品，建立结构更合理、功能更高效和生态效益更好的的生态平衡。通过对劳动的目的、过程的生态性设定，劳动者将自己的生态本质对象化到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最终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由对抗走向和谐。劳动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生成。劳动创造文明，异化的劳动创造了异化的文明，生态劳动创造了生态文明。也就是说，劳动只有生态化，人类才能创造出生态文明，中国才能走上生态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倡导和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有局部和整体之别，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生态问题是个全球问题。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最终必将扩展和蔓延到全球。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共同解决。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前进的、上升的，这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共性所在。第三，全球的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和谐、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谐多维而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实现和谐。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全球环境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正义目标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西方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较早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因此，严重环境问题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从西方国家生态发展的模式来看，西方所走的生态发展道路是“先污染，后治理”。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他们的生产模式是开放式的，即从自然界攫取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通过工业生产，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被排放到自然环境后，有的能够被分解和还原，回到自然中去，但更多的是在短时间或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被分解和还原，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去，这些无法分解、还原的物质排放到环境中成为自然的累赘和负担，加上当时人口猛增、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废弃物，造成资源短缺甚至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为世人所熟知的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公害事件”表明当时西方社会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是极为严重的。例如，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导致4000多人死亡。1930年，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事件，因气温逆转、无风而使工业排放的烟雾大量滞留，引起6000人患呼吸道疾病，63人死亡[32]。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严重的煤烟使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33]。为了应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污染，缓解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生态运动，制定环境政策，欧洲执政绿党的政治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难题。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增值，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然会建立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的生产耗费了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给地球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采取污染转嫁的方式，将环境污染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欠下的环境债买单。不少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发展国内环保事业，但却将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向外转移，尤其是向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如，1984年12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柏尔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导致50万人中毒，20万人受到严重伤害，2500多人死亡[34]。此类事件，不甚枚举。这对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极度不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却要承担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气，吃有毒的食物，罹患各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不治之症。为了追逐利益，西方发达国家还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钳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欧盟通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提出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将环保作为抵御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但欧盟及其成员国本身在环保方面却常因达不到要求而备受指责。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环保更被当成了美国谋求各种利益的挡箭牌和政治手段。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种更为优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将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向前进。”[35]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制度价值就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有最幼稚的头脑才会相信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将是无限制发展的并因而是永世长存的”[36]。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二是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时，都把消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主义传统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要想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革命，应该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37]。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现高效、公正、和谐的新型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关注全球环境问题，要把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具有某种共通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着世界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生态危机的热切期望，中国肩负的责任无比重大，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印证了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在全球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开了先河，具有引领和借鉴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实践价值在于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初生态关联在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不应该被忽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要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劳动生态化的前提和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逻辑后果，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8]坚持社会主义，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向世人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恢复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阶段之后人类社会的新的选择和人类社会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需要，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更加科学化、生态化、适存化的合理规定的深刻诠释和理性展示。生态文明建设对发展中的中国意义重大。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发展中的中国承担着空前的生态压力，我国生态环境本底脆弱，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52%，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达20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面积6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的岩溶地区面积9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大，环境压力大;人均资源量少、利用率低，是我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主要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必要的资源、能源和良好的环境条件，那么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基础，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文明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虽然我国资源供需形势严峻，但资源浪费惊人，综合利用率极低。以能源、效益、效率为例，我国的资源产出效率极低，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差距就是潜力，后进蕴藏着发展机遇。如果以生态文明理念和思路引领发展，我国的能耗、效益、效率即便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就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也都可以大为缓解，并获得非常可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可见，建设生态文明蕴藏新的经济增长点，既能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变化。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本质上讲，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建设须贯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一种新的文明观和发展观。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生态文明虽然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但二者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对立，生态文明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脱离经济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其结果只能使生态文明建设流于空谈。但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经济发展也具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它要求的是在节约资源，不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保存青山绿水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这就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其次，生态文明不仅体现在尊重自然，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如何处理和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上。它在本质上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的问题，做到环境资源的公平占有、使用和分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同以生产关系为重心的政治建设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包含了政治建设的内容。第三，生态文明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发展价值观，倡导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处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求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生态文化要深入人心。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本质上就是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只有在文化建设中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才能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念逐步确立。第四，生态文明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如果说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其他一切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那么，没有生态文明，其他一切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前提条件。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以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宜居型和谐社会为重要目标。从整个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建设生态文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在“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应有的战略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文明来推进，才能使经济社会真正地实现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宜居的环境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在我国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植被被破坏，空气被污染，水质在下降，山体滑坡、泥石流颇发，这都是无序乱采乱伐引起的。有专家称，损坏环境容易，修复好环境，要付出十年或几十年的时间。事实也证明，环境的破坏已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环境友好型城市》一书中介绍，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死亡的癌症患者70%与污染相关。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大城市里每10对夫妇就有1对因污染而影响生育。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强烈不满。迫切地改变这一现状，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美好的环境，必须依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因此，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的位置，不论对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满意度，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
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伦理。只有基于这样的理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100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公开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今天，发展的实践已经使我们深深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才会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才会拥有源头活水，发展成果才会真正惠及人民。要学会运用生态的观念去评价人类的经济活动，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注重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协调统一。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要求我们不仅要在资源环境的保护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更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领域进行全面转变、深刻变革，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方面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构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镇、生态旅游以及综合生态产业等体系。要逐步确立生态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构建生态化的技术支持体系。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中，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加快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着力推进产业结构由工业文明的黑色产业结构向生态文明的绿色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着力推进能源经济结构由高碳黑色能源结构向低碳与无碳绿色能源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由工业文明的最高代价生态外生模式，向生态文明的最低代价生态内生模式的根本转变。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和经济之间的紧密结合，加强生态技术与生态产业之间的深度结合，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要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培育绿色消费观，适度消费观，提倡节约消费，逐渐培育出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消费模式。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在于生态文明制度的确立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良好的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制度对生态文明的保障。要充分发挥制度安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作用，制定完备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去落实生态文明的各种具体要求，通过制度去规范人、约束人、引导人的各种可能影响环境的行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一种理念，也不只是一项政策，而是必须付诸实践的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的有效推进，不仅有赖于生态治理的技术进步，更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有赖于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一要建立完善的有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并且强化这些法律的监督与检查，使之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依靠道德力量的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硬约束。二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要逐渐使广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起“环境也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执政理念，自觉将经济社会发展纳入生态文明范畴。三要建立完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机制。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生态环保的知识与理念，使生态文明的理念走进每一个人的内心，并转化为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自觉行动。要积极推动环境宣教法制化的进程，不断提升全民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使全社会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念，增强全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在于政府责任机制的强化和公众行动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经济人；生态人；生态文明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about economic pers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person.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erson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person.
Key words: economic person; ecological per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部人类史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阶段既可以用狩猎、农业、工业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概括，也可以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对应于社会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已经有过的人的存在类型也相继分为“自然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阶段。
“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此时的人既无独立的意识，也无独立的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农耕时代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人，这一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与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状态，但同时这种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人性也为历史的发展所淹没。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人”，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经济人”的人性特征，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一、“经济人”的人格透视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决定人们地位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围绕着利益来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动机的“经济人”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由此“经济人”形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据。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确实有它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思考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经济人”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这必然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费的资源，如果我不开采别人也会去开采”这样的思想也在“经济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必然引发哈丁所描绘的“公有地的悲剧”。
其次，“经济人”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错位，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在“经济人”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其自然属性，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更是无从体现，这种自然属性的缺失也使得“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将“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经济人”的视野中人才是“万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最后，“经济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轻视生命过程，只看结果，只重物质享受。“经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被泯灭，丰富的感性丧失，引起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单面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却成为动物的东西。”
［1］
上述“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确立。
二、生态人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时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识。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不同，生态文明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类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2］
（一）“生态人”概念的界定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二）“生态人”的价值观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 “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82。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三、“生态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94。“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
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4.
1.生态政绩观考核的目标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生态政绩观要求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时，兼顾经济建设成果和社会进步；兼顾硬环境的加强和软环境的改善；兼顾当前的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兼顾经济增长的总量和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兼顾城市变化和农村发展；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党的建设的成效。这将有助于引导公务员更多地关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及代际长远利益，从而使干部的工作成绩能够得到较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助于营造求真务实的良好氛围。2.生态政绩观检验政绩的标准在于人民群众利益。在《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2］29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阶段，人们的利益需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追求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多元化。生态政绩观从人民多元利益出发，使领导干部认识到自己的“政绩”，不应局限于某些指标，而要体现在为群众造福上。它可以是收入水平和财富的增加，就业率的增长，可以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空气、水等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公民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升［3］。从而使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从只对上级负责转变到对人民群众负责上来。
3.生态政绩观考核的方法凸显生态保护。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中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1］，这就为生态政绩观的价值体系指明了方向。一是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将生态资源环境成本、民生成本和社会成本纳入考核体系，从而科学全面地评价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政绩。二是建立环保和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真正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生态化。三是建立生态问责体系，实施责任追究制。将生态责任延伸到行政体系内部的每一个部门，对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浪费与损失的，要依法依纪严厉惩处，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与十报告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1］的精神完全吻合。四是推行生态审计制度。主要审查领导干部任期内生态环境改善情况，主要投资项目的环境效应，生态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招商引资过程中是否引进污染严重的企业等。五是完善生态政绩考核机制。设立多元考核主体与多元考核形式相结合的考核机制，人民群众、媒体、社会中介机构应成为政绩考核的主体，要建立健全民主评议制度、干部政绩公示和公议制度等，这样评估结果才更真实、公正、可靠，使得各级干部不仅对上级机关负责，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负责，建立让老百姓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4.生态政绩观考核的结果必须与政府官员的提拔和晋升相结合，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十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1］。对只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任期内发生重大污染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或辖区环境质量大幅下降，引起群众投诉的干部，应当给予降免职处理。如果任期内当地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改善了，环境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标了，能源资源消耗下降了，区域生态质量改善了，市民对生活、环境比较满意了，这样的干部可以破格提拔。从而建立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评价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励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生态政绩观的基本原则
1.发展经济与维护生态并重“，生态价值优先”。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2］37因此，生态政绩观要求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的传统政绩观，坚持发展经济与维护生态并重，“生态价值优先”原则。所谓“生态价值优先”原则，即生态价值优先于经济社会发展价值，以生态价值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4］。它包含生态规律优先、生态资本优先和生态效益优先的具体要求。生态价值优先的经济，是一种在生态效益必须为正数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以“生态价值大于零”的效益取向来导引经济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以不破坏既有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为原则，实现生态效益“至少等于零，力求大于零”的价值目标。当市场原则、科技原则和政策制度原则等与生态规律、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发生冲突时，要服从生态规律生态价值优先的原则。
2.区内发展与区际共荣并重，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努力实现“十一五”时期发展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中说道“：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各个区域优势，增强全国发展合力的现实需要。”［2］42因此，生态政绩观要求摒弃“只重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传统政绩观，坚持区内发展与区际共荣并重，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整体利益最大化要求各经济区域必须坚持全国经济“一盘棋”，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共融互动、协调发展，以达到生态环境资源配学习十专栏置最优化、整体发展利益最大化的理想预期。各区域在谋划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自觉把自身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力度放到经济发展的全局中考量，局部区域的发展必须有益于整体利益最大化。
3.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并重，未来利益至上。在《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指出“：领导干部……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做法，那种畸轻畸重、忽视协调的做法，那种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做法，那种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做法，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的目标格格不入的。”［2］92生态政绩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把经济发展和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相结合，又要把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和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统一起来，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既要充分考虑当代人利益的发展诉求，更要重视后代人永续发展的需要，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代际公平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科学理性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政绩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可以说，树立生态政绩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一）树立生态政绩观是生态文明核心价值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从广义上讲是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希求人与自然生态的互利共生，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5］。生态文明具有多层次内涵和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协调进化、人类社会永续和谐发展等。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即人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要在尊重生态规律、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组织安排人类的各种活动，并且要努力通过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来修复破损的自然，真正实现生态良好和生活良好并存的格局。以过分重视经济绩效指标，忽视生态环保指标；过分重视短期的显性政绩，忽视长远的隐性政绩；过分重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为特征的传统政绩观，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完全背离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的要求。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政绩观。
（二）树立生态政绩观是生态文明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世界观，世界是系统性的关联存在，是由各种共生的关系网络构成的有机整体。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人、自然和社会构成了完整的物质世界，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二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是由经济、生态、社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协调发展的、循环再生的、动态进化的有机整体。生态政绩观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是以生态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的存在状态、性质及其发展趋势，与自然生态系统密切相关，人类正是在“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中生成、发展，并丰富自身的本性。人与自然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打破原有的平衡，又不断创造着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实践者，应该成为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平衡的引导者、调控者和建设者，有效促进生态系统整体的优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各级政府官员作为经济活动的引导者、调控者只有树立生态政绩观，才能在创造政绩过程中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承担起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稳定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只有树立生态政绩观才能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三）树立生态政绩观是生态文明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人类与生态环境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真谛。这就是说，人与自然必须是共同生息、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6］。这就决定了现代人类的生产实践必须以人类与自然界的共存共荣作为价值取向，在保障与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需要与利益，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价值观规定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既应遵循人的价值尺度，又要重视自然的价值尺度，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是生态文明价值取向的客观要求。这充分显示出现代人类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尺度的调整。而传统的政绩观片面地把人的价值尺度作为人类实践唯一的价值取向，显然不能适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需要。生态政绩观正是适应生态文明价值取向的政绩观。生态政绩观遵循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不仅要承认人作为类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应认同非人类物种作为自在存在物同样具有内在价值；不仅要考虑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应考虑自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既不能单纯以人为尺度，也不能单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尺度。因此，生态政绩观要求现代人类的生产实践必须突破传统政绩观片面的价值取向，实现价值尺度的生态转换：人的价值尺度和自然的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是人类实践最高的行为准则和终极的价值。这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相符合“：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
建构生态政绩观必须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
生态政绩观不是自然生成的，是建构而成的。建构生态政绩观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而更为根本的是价值观的生态转向。因为政绩观是对政绩活动本质的认识及其价值诉求，它最直接地体现了政权机构的领导者从政、施政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是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建构生态政绩观，要求领导者的价值观实现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从个人价值诉求转向整体价值诉求，由单一价值诉求转向综合价值诉求，从无视成本价值诉求转向生态成本价值诉求，这集中体现了生态政绩观的价值意蕴。
（一）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建构生态政绩观首先要求领导者转变世界观。经济理性作为一种传统机械论哲学的世界观，从主体角度讲，是单一主体，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视人们的需要，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从价值角度讲，是看重交换价值，在交换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从理念角度讲，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价值理念。［8］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政绩观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的，把提高GDP作为唯一标准，以牺牲生态环境、子孙后代的利益和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存条件为代价，来获取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对当下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生态理性是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对经济理性反思的成果。它作为生态哲学的世界观，从主体角度讲，生态理性是双重主体。生态理性不仅重视人的价值，而且也重视非人类的内在价值；从价值角度讲，生态理性是看重使用价值，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与耐用性；从价值合理性角度讲，生态理性是支配价值合理的价值理性；从理念角度讲，生态理性是以整个生态和谐为理念的实践活动［8］。生态理性是强调人和人、人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的价值理性，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性。以生态理性为导向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应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用生态思维模式来关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关注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这既是生态文明进步的充分体现，也表征了生态政绩观的基本要义。因此，建构生态政绩观，政府官员必须在世界观上实现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
（二）从个人价值诉求转向整体价值诉求政绩观说到底是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在政绩问题上的思想折射，是人生观、利益观和权力观等方面的反映，是为谁创造政绩、由谁评价政绩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的反映。所谓个人价值诉求就是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时将官与民对立起来，是“以官为本”的个人主义的政绩观，它把谋取个人名利地位作为创造政绩的价值目标；以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和获得职位升迁作为创造政绩的目的；把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因而他们热衷于搞一些与自己官位升迁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干“民心工程”，不干“利民工程”，不干那些为后人打基础的工程。这种既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负责，也不对民族和人民利益负责的个人主义的政绩观完全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所谓整体价值诉求就是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时将官与民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关系，是“以民本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绩观。它始终把为人民群众创造政绩作为价值目标；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创造政绩的目的；把人民群众视为评价政绩的主体；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视为评价政绩的标准，这也是生态政绩观的价值诉求。生态政绩观强调以人为本，讲求社会发展和政绩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执政为民是创政绩的最高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作为创政绩的最高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创政绩的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政绩的最高价值理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建构生态政绩观，政府官员必须在人生观、利益观和权力观上实现从个人价值诉求转向整体价值诉求。
（三）由单一价值诉求转向综合价值诉求这是遵循怎样的发展观创造政绩的问题。传统的政绩观以“唯经济主义”发展观为指导，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单一的经济增长，经济利益是人的唯一利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活动的唯一动力，经济目标是人类发展的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经济手段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手段，只要经济发展了各种社会矛盾都自然化解，经济发展即社会全面发展，导致政绩等同于经济业绩，以GDP的增长数量作为政绩考核唯一尺度，造成浪费资源、环境破坏和社会发展失衡。生态政绩观以生态文明的整体发展观为指导，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经济可持续是发展得基础和手段，社会文明持续进步是发展的目的和目标。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和谐进步。因此，生态政绩观要求政府官员在发展观上从单一重经济效益的价值诉求转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综合价值诉求，驾驭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格局，把创造政绩的行为限制在生态的自我再生能力、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以及资源的自我循环能力所允许的阈值内，争取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