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V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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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V：《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一、“适用性与可行性相统一”的课题选择指导
要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最难的是学生不知道怎样去选择一个适合的课题进行研究学习。选择课题要遵守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原则。二是可行性原则。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我校学生实际以及学校的条件，我们选择了以“寻找家乡的文化”为主题的课题研究，在老师的指导下，制订了活动方案，以我校周边几个社区为研究对象，设计一系列活动开展课题研究：乡村历史——武邑县城历史回顾；乡村文物古迹——窦氏青山调查；乡村生活——太平庄、东关村人的文化生活；乡村特产——武邑农家扣碗调研。活动在初二、初三开展，以活动小组的形式进行，每个小组6-8人，安排一名组长，一位指导老师。
二、“双轨导向”模式课题研究过程指引
根据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我们根据“先扶着学生走路，然后再让学生独自行走”的原则，进行了“双轨导向”模式的研究过程指引的探讨，即：“双轨调查研究-双轨展示指导-教师导向、学生定论-扩展实践”的调研过程，教师全程跟踪学生研究过程。
“双轨调查研究”。这是指按照方案，按照研究的项目，在给予学生充分指导的情况下，学生与老师分开参与调查研究，对同一个项目，老师与学生使用同一个方案，但要分开行事。如“乡村文物古迹——窦氏青山调查”，根据方案，我们通过查找资料、采访文化名人、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研究，由于师生的文化水平不同，研究过程的立足点、着力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老师能做到“身先士卒”，从收集材料到写总结报告，都先学生一步，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在不知如何操作的情况下，有老师的榜样和范例可以模仿，老师也可有更切合实际的经验与之交流，能达到相辅相成，教学相长的效果。
“双轨调查展示”。在研究过程中，学生常常会出现茫然不知所措，或者出现了不是预料中的问题，这时候老师的指导就起关键作用：老师先将自己调查收集的材料及调查结果甚至分析报告作好“展示”，然后再用部分同学所调查收集的资料作案例分析，与学生共同明确活动目的，掌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技巧，以及得出结论的方法。让学生在重新学习的基础上“重整旗鼓”，第二次进行时，效果明显不同，无论是学生处理归类资料的能力还是分析能力都比之前有明显提高。
“教师导向，学生定论”。这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继续深入调查、整理资料，最后得出结论。例如：“乡村生活——太平庄、东关村的文化生活”，该小组通过口头采访、实地观察等方式收集了许多资料，并附有照片，既有过去的材料，又有现在的材料，但如何用这些资料，学生无从下手。经过老师引导后，学生会思考：为什么相连不可分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文化生活有着这么大差异？文化生活的差异折射出文化的传统与传承。老师的点题明确了学生调查和资料整理的方向，强化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思考进一步深入，逐渐走向形成定论的阶段。
扩展实践。这是拓宽空间思维，实现知识的转移，实现“学以致用”。即在“双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行模仿进行调查研究，放手让学生自行迈步。在完成了“寻找家乡的文化”的课题研究后，我选择了一个相近的小课题“走进乡村文化名人”，要求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制订调查方案，自己进行调查研究，自己写好汇报（必要时老师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得出结论。对活动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转移应用，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三、“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课题表现方式指引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课题表现方式上，抓住“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使课题研究紧扣语文的教学目标，使课题研究从课外又回归到课内。
语文的本质之一是“语言学习”，就是教学生学习正确地理解语言和恰当地运用语言，切实提高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无论是上网搜集，还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所得到的资料都是很好的语文阅读材料，让学生在大量文字阅读中，根据要求获取自己所需的材料，归纳相关的中心观点，从而培养学生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如在“乡村文化古迹——窦氏青山调查”研究性学习中，活动开展有“调查方式”“调查内容”等要求，除了了解历史文化的内涵、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丰富的人文内涵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调查报告”的文体特征，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知识。在成果展示时，教师指导学生尝试用新闻体裁，写作新闻报道展示成果，同学们很快掌握了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达到了语文学习与语言运用的目的。
四、“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成果展示指导
经过两年的课题研究，我们进行了成果汇报展示，成果汇报分三步进行：一是教师成果汇报。由教师以身作则，进行活动成果汇报，给学生以借鉴。二是帮助学生组织成果展示。引导学生对调查进行分类汇总，得出各种形式的成果和结论。三是师生成果展示，形式多样化，成果包括有教师的教研论文，有学生各种各样的作品，如：自办的报纸、手抄报、活动日记、小论文集、可供参考的资料，图片、照片，有“学术性”的调研报告，有精彩的演讲、生动的故事会……尽显多样化的特点。
[关键词]田野地点；村落；边疆；民族地区；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8—08
在复杂社会或是在民族地区调查，常常面临如何选择调查地点的问题。过去，人们常以一个族群历史与现实的分布区域作为社区，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可能有变化，类型上可能有乡村，也有城镇，因此从历史到现实的社区类型而言，在民族地区调查，可能会包括中国人类学传统调查中的乡村、少数民族及城镇三种类型的社区。如果只在一类社区进行调查，则面临新的问题。正如罗伯特·F·墨菲所言，在复杂社会中，假定提供资料者即是该社区的代表，这是很危险的。在复杂社会里，假定人与人同质更是愚蠢透顶，因为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部分均有其亚文化。如果要研究整个社区，他就必须从各个亚群体的代表那儿获得信息。田野工作技巧应随研究背景而定。[1]（P-303-304）因此，传统的驻点式的调查，似乎很难适应新的社会事实，需要借鉴和综合几种类型社区调查的方法，这是面对田野事实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回到中国田野研究的传统里，在对田野研究的回溯中寻找理论和方法支撑。
一、 中国人类学田野的三种类型
首先回到社区概念上。在社会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很早就使用“社区”这一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出版了《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Community and Society》。滕尼斯认为，Community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它也可以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Community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也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2]（P-2）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对立起来，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54）他用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把共同体和社会分别设置为一个连续变化系统的两端。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共同体以社会的意志作为和睦、习俗、宗教见称，社会则以社会的意志作为惯例、政治、公众舆论见称。[3]（P-339-340）显然，这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
英语学术界把“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而波兰社会学界则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之。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不少学者都认为，传统乡村是“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这样，农村社区便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4]（P-58）
而对中国社区研究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第一个社会学派，通过自己的实践，把兴起于欧洲的学科顺利地引入美国社会。他们对社区、社会的概念及社区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派克在论述社区与社会时，没有将两者作为具有对比性的、二分法的分类模式。也没有今天中国学者所强调的“社区”与“社会”对应于“传统”与“现代”，并隐含某种“进步观”的价值判断。派克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或者说是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社区”与“社会”概念的。即将两者视为观察人类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派克的分类范畴里，“社会”与“社区”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社会”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如果以实际可以指称的范围来看，它涵盖了“社区”。“社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包容性的概念，它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各自拥有自己的特定类型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社区”则包含着地域因素，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共同命运，同时强调人们参与共同生活，参与到社区的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角色。一个个体的人属于一个社区，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社区内，而是由于他参与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5]（P-181）同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他将社区研究视作体系的研究，包括适应与完整两个方面。而在中国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主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两年之内完成精密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含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纵的连绵的研究。横的研究首先要发现和记录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即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及乡村组织，以及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划分的组织。同时要包含经济生活、土地所有权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制度、家族和亲族的功能作用，社会裁定和控制，礼节和仪式，个人社会化过程。乡村连绵的研究，最好是能反复观察，或者是选择几个受到同样影响而程度不同的社区加以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比较研究之需，以期建立“人类社会的科学”；也可以学以致用；帮助认识过去的社会，尤其是社会连绵数千年的中国，更显得特别确实。[6]（P-182-188）这体现了布朗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学术观念，他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他愿意将这门学科称作“比较社会学”。[7]（P-212）他将中国的乡村社区调查，纳入其整体的“试验区”范畴考虑，他想把世界上现存的、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等的社会类型一一亲历。他先后将安达曼岛、澳洲、太平洋群岛的东加群岛和萨摩亚等、南非洲、北美洲作为他的比较社会学的五大试验区，同时他的试验区也延伸到白种人地方社区，以及研究复杂程度更高的日本九州。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开展应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于是吴文藻请他东来，他主动建议实施“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8]（P-183-185）可见布朗对于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地点是多元的，其调查的社区，完全服务于他的学术思想，而并无我们所想象的“乡村怀旧情节”或是“乡村中心主义”的情愫。
然而，社区的概念、类型传入中国后，则有了“地方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学界将西方的概念Community移植、改造为“社区”概念，①这与吴文藻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理论的改造，以及对结构功能学者布朗的理论和主张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②也与他对中国社会构成及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有关。吴文藻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而19世纪以来这个传统社会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要研究这个现实状况，社区研究的方法值得采纳。[9]（P- 665-687）他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可统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1）部落社区；（2）乡村社区；（3）都市社区。部落社区指以游猎牧为主的人们及其文化，乡村社区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都市社区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通常部落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8]（P-144-145）
但是，中国社区研究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城市，演变成了汉人的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两大区域（而都市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代后期在中国出现），吴文藻的上述观念，也直接体现在村落和边地两大研究区域中。
汉人的农村社区研究，以村落作为调查的地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早期经典的社区研究，几乎等于是在汉人社区所作的村落研究。费孝通的江苏“江村”、林耀华的福建“义序村”、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村落社区研究，受到了利奇的质疑，费孝通对此曾有详细的论述。西方人类学家在汉人社区研究中出现了超越村落的试验，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集镇理论。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目的是想扫清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历史无法结合的方法论障碍。施坚雅的市场集镇模式，挑战了将中国农村的村落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单位的理论。
自20世纪40年代后，汉人社区的研究，从方法论单元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避免将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一体化体系，让人们注意到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功能，也要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0]（P-49）但这种纵横交错的分析模式，是在“宏观与微观”、“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等“认识规范”下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田野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田野中的许多关系可能被忽视，而我们的关注对象，也可能更偏重于理论本身，而不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③
这些理论模式，除了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外，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是选取村落，还是将村落放在社会历史框架下，或者是用市场模式去解释。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是建立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域复杂，文化多元，历史悠久，任何一种方法和模式都不能简单地运用到中国其他区域调查中。
基于东南的宗族模式，是否在其他汉区适用，基于成都平原的市场集镇理论，是否在山区适用，再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社区研究中，对于历史上处于化外、檄外之地，处于羁縻制度及土司制度管理下的地区是否适合，都需要在田野研究中进一步讨论。④
同样，边疆地区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研究华西（包括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及自然环境等内容，在研究西南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西、东北、云南、湘西、浙江、福建和台湾进行调查，其中既有中国的学者，也有在中国长期从事研究的外国学者。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为边政学。社会人类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更为深入，这为1949年后中国民族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哪些地方属于边疆研究的范围，则各有说法。吴文藻认为，边疆应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具体而言，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邻近外国的地方，如蒙、藏及辽、吉、黑、热、察、绥、新、宁、青、康等省是也；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少数民族的荒僻之区而言，如陕、甘、湘、桂、川、滇、黔等省之边区也是。[8]（P-268-269）柯象峰进一步认为，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本就是边疆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其主要的有川西北的羌戎，川西西康的西番，川西南和云贵的倮倮，川南、湘西、云贵的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的瑶、海南岛的黎人，这是研究边疆不容忽视的。再推而广之，西北至中亚细亚、南至南洋群岛及东南沿海的岛屿，也可注意。[11]（P-157）而张少微则认为，边疆地域只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康和云南。[12]（P-187）研究对象上，吴文藻将内地农业与边疆畜牧业、内地乡下人与边地人相对提出的，他认为，边地人与内地乡下人程度的相差，有如内地乡下人与城里人程度的相差，甚至在民族性格、语言文字、习俗风尚、、文化方式，无一不是大相悬殊。所以研究边疆民族是研究边疆政治的关键。[8]（P-267）具体的研究范围，李景汉建议，选择一个较小的社区，如一土司所辖之区域，或有一代表性之村镇。同时，他还建议，能在边区各民族中，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工，以同一观点，同一立场，同一方法，调查研究，分析而比较之。[13]（P-177）研究的途径，林耀华认为，边疆与其他区域一样，要研究的是环境、人类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14]（P-220）总体来说，当时的边疆研究，基于为社会现实服务，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绝不是，也不应该像有人批语的那样，专门磨刀而不切肉，社会研究者，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不但要寻找真理，增加知识，也要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再进一步试一试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3]（P-175）这应当是当时社会学者的共识，只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在边疆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当时的边疆调查，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调查方式，调查提纲相当细致，这与他们的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密不可分。同时，形成的田野调查报告，分门别类地详细记录资料，注重报告的资料作用，少有理论分析，体现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宁愿为事实而牺牲理论，决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 的学术理念。[15]（P-3） 20世纪50年代后，民族研究替代了边疆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研究及民族研究，理论上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与前两种社区研究传统相比，中国都市社区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这可能与人类学界的传统认识有关，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学进行都市研究，就是对正统人类学的背叛，再有可就是与社会学保持距离。[16]（P-81）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都市研究才正式进入中国人类学的视野。⑤而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则有乡村与民族社区研究并举的意味。[16]（P-86）不过，城市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城市中的民族研究，城市中的乡村研究，只把城市当作一种研究对象，都市人类学内部期望在城市社区催生出一种方法的超越，并寄希望于21世纪。[17]（P-2）
二、中国人类学田野的家乡情结
尽管田野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区别的组成要素，但是人类学家该在“哪里”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18]（P-2）最适合的地点是那些小型社区，这基于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小型社区可以更好地被观察。但人类学中的地方要领尚需仔细推敲，因为地理上的邻接和界线不足以界定“地方社区”。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田野点具有“地方性”？而且是在非西方的“村落”里调查，有人认为这完全是马凌诺夫斯基式田野实践的霸权模式影响的结果。[18]（P-31）
利奇在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里，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这实际反映了英美人类学长久以来的潜在观念。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下，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也许是被耕作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也不会太远离自然。[18]（P-9）人类学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依赖于地域专业化，人类学通过长期居住在“田野点”来学习语言和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就这样被纳入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构筑人类学学科的另一面。于是人类学家只能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差异性。
费孝通用自己的田野作了回答。汉人去研究瑶族，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是完全对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我研究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如果按我主观的估讲，同多于异，那就是说汉人与瑶族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部分已十分接近相同的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19]（P-17-18）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田野里取得新经验的问题。[19]（P-19-20）
在人类学的学术史上，马凌诺夫斯基允许费孝通研究中国农民并表示，对本民族做的人类学研究也就是最艰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允许斯里尼瓦斯对印度的考格斯进行调查。但海外研究仍是欧美人类学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类学界开始意识到对绝对的他者的研究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并在对西方人类学产生条件的思考基础上，对长期伴随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政治关系进行谴责，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赫尔国际会议和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赞助的大会，再到法西姆（Fahim）召集的非西方世界人类学者，提出了“土著人类学”这一工作概念，指代在自己的祖国、社会或族群中进行人类学实践。而梅瑟施米特（Messerchmidt）则提出用“内部人类学”来代替“土著人类学”或“本土人类学”这种多少带有贬义的提法。在美国，“家园”与“异乡”仍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人类学的转型不断地进行，民族志也超越传统人类学而转向实验民族志和文化批评。
然而，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志工作者受国家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乡村和民族志工作者自己社会的“民俗”文化。因此，“田野”总会在附近，便于访问；研究者在乡村花几周时间搜集资料，然后回来进行分析。人类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讨论[20]。他认为，选择一个与一般人类学旅行逆反的方向， 以作为所谓“近处”的故乡来观照人类学的远近观， 为的是寻找“远近”的贯通之道。这个贯通之道， 延伸了历史人类学， 是“世界思想”主张的再表达， 有助于我们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界线。[21]（P-173）同时，他又强调人类学家既不能与将自身定义为与调查者毫无关系的人，但也不能失去自身社会的“陌生人”身份，如此，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事业。[22]（P-138）而国内的民俗学者从学术实践到理论方面讨论了“家乡民俗学”所讨论的问题，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差别，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如何转化问题；家乡民俗学的田野伦理问题；何为“家乡”，何为“家乡民俗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问题，如何处理身份转换和伦理困境。[23]（P-1-11）
上述讨论，既从学理上突破了视家乡为田野盲区的做法，同时也避免了视家乡为天然田野点的想法，在遵循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和学科共有立足点的基础上，强调调查者与调查点的距离感和研究感，力避因身份与情感而使调查者失去一种客位位置，同时，又要避免视异域为遥远异邦的做法，以一种整体和比较的视野，将调查得到的文化放入整个区域文化框架下，返观区域中的其他文化。
三、中国人类学田野的未来选择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已将村庄与大社会联系起来看待。他说，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偏远的村庄。不过在具体调查中，他又认为实地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24]（P-25-26）
在晚年，他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市镇的研究。他认为，传统市镇的出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本世纪的一百年里，特别是近几十年里，中国传统市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城乡关系已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P-23）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从空间上讲，要注意社区内与社区外的世界的联系，但要集中于社区自身；时间上，要注重历史背景，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文化层次上，要注意多种层次的文化调查，注意大小传统文化，以及显在的与隐藏的文化。[19]（P-23-34）
总之，中国未来田野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在学术发展的平台上去选择，不应因为研究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族群活动地域而忽视整个社区研究的动向，要有跨越地域与单个族群研究模式的理论视野，改变各自为阵，互不对话的封闭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将村落、民族地区或者城市作为研究的地方，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正如格尔兹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等）；他们是在村落里研究。[25]（P-29）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是社会、环境与文化。
同时要打破一些预设与既定的观念，应将区域放到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中，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突破现行地理区划边界的观念图式之中去理解。关注区域区内的多元社区类型、文化重叠、族群互动，以及物与观念的流动等现象，并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26]
注释：
①不过，中文中的社是英文community无法完全表达的。“社”包含五种含义：1-土地之神（社神）；2-基层的礼仪和行政单位（乡社）；3-民间迎神赛会（社日）；4-信仰和知识共同体（结社）；5-行业性团体。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②吴文藻是如何对芝加哥学派奠基人派克的观点进行改造的，王铭铭先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其《“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载《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黄宗智对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提醒到，理论的用处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不应成为现成的答案。见《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秦晖在《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一文中，认为中国除了有自然形成的滕尼斯所指的小“共同体”，还有一种比宗族和村落更大的整体主义统制力量，它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实行压抑，这既使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无法生成，也无法让滕尼斯所指的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产生。他把这种并非“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但却比它更压抑个性的力量称为“大共同体”。秦代的“编户齐民”，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小共同体，以建立专制皇权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这样的结构既非滕尼斯的“共同体”，亦非他讲的“社会”，而且勿宁说正是它使得“共同体”与“社会”都难以成长，以至于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近代化过程启动时，出现的不是一个“社会”取代“共同体”的过程，而是小共同体与“社会”同时突破强控制下的一元化体制的过程。它不是西方社会近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不是滕尼斯等人论域中的问题。然而简单化的“拿来主义”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但滕尼斯在论述由“共同体”向“社会”发展时体现的“独立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取向，仍然是极富启示性的。
⑤1989年12月28日到1990年1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对于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看作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整体亮相。从出席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我国学者看，也足以说明当时中国都市人类学处于刚刚起步的萌发阶段。中国出席会议的28人中，从事民族学研究的10人，人类学者（含文化人类学）9人，社会学者（含人口学）4人，地理学者（含环境科学）3人，历史学者（含考古学）2人。当时主要将城市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并明确将汉族也纳入其中研究。其方法既有乡村社区研究方法，也包含了民族研究方法，而都市人类学界有试图将“乡村人类学”与城市研究连接起来的意识。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面临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都市化，人口流动，少数民族“走出山野”进入社会，汉族从西部走到东部及东南部的城市。都市的社区研究，无疑就会面临着传统的“乡村社区”研究和“边疆研究”（后来的民族地区）的社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汲取。国内学者进行了探索，代表人物有阮西湖、周大鸣等。周大鸣的《都市人类学三题》，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族群与文化”、“城市文化职能”及“未来城市与都市人类学”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在城市流动人口、乡村都市化等问题上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林荣远-译者前言[Z]//[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Qin Hui-Gemeinschaft·Gesellchaft·Big Gemeinschaft- A Review on Tennis’“Gemeinschaft and Gesellchaft”[J]- Reading Room，2000，（2）
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J]-书屋，2000，（2）
[5]于长江-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Z]//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附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7][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蛟，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8]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9]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王铭铭-从民族志方法到中国社区论[C]//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C]//凌纯声，林耀华-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2]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C]//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3]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C]//凌纯声，林耀华，等- 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4]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C]//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5]杨成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译序[Z]//弗兰克·鲍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16]周大鸣-都市人类学三题[J]-中山大学学报，1991，（4）
[17]周大鸣-序言：我们从历史走来[Z]//21世纪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8][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9]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Z]//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20]Wang Minmin-From the Other to the Self， From the Self to the Other-A Confession on Hometown Anthropology（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parts）[J]-N-W-Ethno-National Studies，2008，（1，2，3）
王铭铭-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上中下）[J]-西北民族研究，2008，（1，2，3）-
[21]Wang Minmin- From Other to Self， From Self to Other-A Confession on Hometown Anthropology（the third part） [J]- N-W-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8，（3）
王铭铭-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下）[J]-西北民族研究，2008，（3）
[22]Wang Minmin-Anthropologist As“Stranger”[J]- N-W-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6，（3）
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23]Lv Wei，Liu Xicheng，Zhu Xiujuan， An Deming-Hometown Folklore Study： From Academic Practice to Theory Reflection[J]-Forum on Folk Culture， 2005，（4
吕微，刘锡诚，祝秀丽，安德明-家乡民俗学：从学术实践到理论反思[J]-民间文化论坛，2005，（4）
[24]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5]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6]Peng Wenbin， etc-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Since 1980s[J]-
关键词：高考体育生；训练队；教练员领导行为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7-0020-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年来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体育开始被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一些体育专业院校或综合类的体育院校也越来越受考生的青睐。据有关资料显示，近两年安徽省高考体育专业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据专家预测，未来安徽省体育专业报考人数仍将持续增加。报考人数的增加也导致学生的升学竞争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体育类考生如果想要进入理想的大学深造，除了自身需具备一定的体育素养、以及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等非智力因素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教练员领导行为能力的水平。所谓教练员的领导行为，是指教练员与训练队队员之间的心理关系，是人与人、人与训练和比赛以及人与目标实现关系中的表现形式[1]。教练员行使权利和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训练效率和心理气氛不同，进而会影响整个训练队的训练成绩及全队的健康发展[2]。
在我国，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和农村在生活和消费水平上、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均存在着很大区别，而这些区别则会导致城乡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在训练理念、技巧和领导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目前对于训练队教练员领导行为方面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把教练员领导行为的关注点都放在城市高水平运动队上，而对于城乡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的相关领导行为的比较研究却是空白；另外，在学校高考体育训练队中，教练员领导行为是影响学生行为和训练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研究表明，学生知觉的教练员领导行为影响了学生的行为[3]。而在学校高考体育训练队中，教练员领导行为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高考体育生的训练成绩。基于此，笔者选择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乡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领导行为作为研究主题。
二、研究对象
城乡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的领导行为能力。
三、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研究的方法，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查阅收集了国内有关文献和博、硕士毕业论文集；充分利用宿州学院图书馆和互联网的信息资源，认真研读有关教练员领导行为能力的论著和资料，对其进行整理并运用于课题研究中。
2.问卷调查法。
（1）调查工具。教练员领导行为问卷：教练员领导行为评定采用吴武典[3]等（1978）编制的教练员领导行为问卷。问卷由60个项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即民主型、权威型和放任型，每个维度20个项目，采用0.1记分的方法。每个项目都描述了训练队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可能表现的行为，学生要评价教练员的行为是否与所描述的行为一致，同时还要对所描述的行为做出期望选择。
（2）调查对象。本课题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即随机抽取宿州市三所城市中学（宿州学院附属实验中学、第三中学、下关中学）和三所农村中学（萧县黄口中学、时村中学、曹村中学）的高一、高二和高三的高考体育生为测试对象，于2010年11月、2011年5月分别进行调研。第一次调研的问卷统计结果见表1，由于训练队学生中途辍学、转学和因受不了苦而中途退训等原因，第二次调研的学生数和第一次有所变化，具体问卷统计结果见表2。
（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3.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所得的资料、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
四、结果与分析
1.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领导行为调查结果与分析。
（1）高考体育生对知觉到的与期望到的教练员领导行为的调查结果与分析。本研究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差异性比较：找出高考体育生两次期望和知觉到的教练员领导行为上存在的差异，如图1、图2所示：城乡高考体育生期望的和知觉到的教练员领导行为能力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分析如下：城乡高考体育生两次期望的教练员权威行为均少于期望到的教练员权威行为，两次期望到的民主行为均多于知觉到的民主行为；而在教练员放任行为上，城市和农村的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和期望的存在差别：城市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少于期望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而农村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多于期望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
（2）高考体育训练队教练员领导行为的城乡区别的调查结果与分析。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高考体育生两次知觉到的和期望的教练员领导行为之间存在的城乡差异性进行比较（见表2）：第一次测查结果显示：在教练员民主行为上，城乡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存在明显差异，即城市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明显多于农村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而城市和农村高考体育生期望到的教师民主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第二次测查结果：在教练员民主行为上跟第一次测查结果刚好相反，在教练员民主行为上，城乡高考体育生期望到的存在明显差异，即城市高考体育生期望的明显少于农村高考体育生期望到的。而城乡高考体育生知觉到的教练员民主行为没有明显差异。从以上分析了解到：第一次测查知觉到的教练员权威行为，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次测查知觉到的教练员权威行为，城市明显高于农村；两次测查期望到的教练员权威行为显示城乡不存在显著差异。两次测查知觉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农村明显多于城市，对于期望到的教练员放任行为，城市则明显多于农村。
五、讨论
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市场研究的重点之一，准确客观的旅游需求分析不仅能够提高预测与了解广大游客出游能力，对于针对性的进行旅游营销策略制订、旅游市场定位和旅游产品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城市绿地减少等，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渴望回归自然。乡村旅游即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国内真正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本文专门针对太原市居民进行乡村旅游需求意愿专项调查研究，为太原周边乡村旅提供建设性指导，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方法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主要潜在乡村旅游市场（太原市居民）的基本特征、出游意愿、旅游动机及需求偏好，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本人于2013年6月20日至25日在太原市主要休闲场所，如社区公园、开放式城市公园等地发放问卷，这些地方是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场所，外来游客很少，可以保证被调查者是太原市居民。本次调查共发放250份问卷，实际收回246份，回收率达98.4%，其中有效问卷241份，有效问卷率为98.0%。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太原市潜在乡村旅游居民的基本特征
旅游产品具有很强的经历性，不同人对旅游产品的评价和需求是不相同的。本文主要从城市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收入五个方面对太原市居民潜在客源市场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看，男性占总数的51.7%，女性占48.3%。样本抽样合理有效，符合男女正常调查比例；从年龄上看，问卷调查的对象集中在16岁以上的居民，年龄段为27-48岁的被调查者最多，占57.1%。该群体基本都已成家并有稳定工作，精力和旅游欲望最为强烈，是社会上最易成游的潜在客源；从文化结构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占总人数的69.1%，高学历人群占有比例最大；从职业结构看，教师、科技工作者所占比例较高，达半数之多；从收入结构看，收入区间为2500-4500元所占比重最大，为57.5%。该结果与他人研究成果较为一致，因此本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见表1）
（二）太原市居民乡村旅游出游意愿特征
1、出游方式偏好。一般来讲，乡村旅游是人们沟通、缓解压力的最佳选择，以亲朋好友之间出行为最好。因此，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选择亲人、朋友结伴出游均明显占据上风，高达35.4%和29. 7%；选择单位组织和团队出游的人群分别占到17.9%和12.3%；选择个人出游的比例最小，仅占4.7%。
2、出游距离意愿。调查显示，太原市居民的乡村旅游出游距离意愿以中短距离为主，其中又以50―300千米的距离最受欢迎。另外，超过1 000千米的长距离乡村旅游同样受到市民的青睐。笔者认为，这比较符合求新求异的旅游心理需求。选择300―1000千米的中长距离乡村旅游的城市居民相对较少，是最不被认可的出游距离。
3、出游目的地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太原市居民在选择乡村旅游景点时对“环境优雅”这一项有很高的选择率，高达85.3%。这也充分说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居民对清新环境越来越向往，这也是开发乡村旅游的目的所在；年轻人多选择可参与活动多的乡村旅游地。访谈中不少市民反映，目前太原市周边乡村旅游地普遍存在服务设施简陋、活动单一、缺少地方特色等问题。（见表2）
（三）太原市居民乡村旅游动机与需求偏好
研究旅游的推力及引力因素能够有效测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偏好 。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结合国外旅游的有关研究成果，本文设置了旅游动机、旅游感知渠道、旅游吸引物和乡村旅游项目需求偏好等四个分析因素。
1、旅游动机及旅游感知渠道。研究结果显示，领略自然风光、度假放松是推动城市居民进行乡村旅游的最主要推力因素；享受美食特产成为第二因素；选择公事与考察的人次最少。就旅游地感知渠道而言，太原城市居民主要通过网络信息、亲朋推荐及电视媒体等了解太原市周边乡村旅游地。其中通过网络信息的游客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亲朋推荐和电视媒体传播。另外，通过报纸广告和旅行社推荐获知旅游点的调查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见表3）
2、旅游吸引物与旅游项目偏好。乡村旅游因素对太原市居民的吸引力见表4。问卷调查显示，太原市居民最认可的旅游吸引物是乡村清新的空气，秀美的山村风光，美味的特色饮食和山西各市县的民风民俗，占统计人数的较大比例。从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项目偏好来看，乡野观光、吃农家饭等是其最感兴趣的活动，这些与乡村有密切关系的活动能够缓解城市人群的压力。同时，不同教育背景和年龄段的人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选择有一些内在的差别。比如，高学历的居民文化素养较高，思想、视野及消费观念均较为开明，喜欢乡村特有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年轻人喜欢欣赏乡村风光，对吃农家饭、野炊；等娱乐活动；老年人喜欢清静，健康意识较强，喜欢参观古寨、品尝无污染的特色饮食等。（见表4）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太原市居民外出旅游以中青年为主，中高收入阶层、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是乡村旅游市场最大主力军。各年龄阶段的群体均热衷于亲人、朋友结伴进行中短距离的旅行，个别人群喜好长距离的县郊游。大部分群体倾向于环境优雅、服务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的旅游地。从旅游动机分析，领略自然风光、休闲放松、享受美食特产等是居民旅游的主要推动力。网络媒体和亲友推荐是居民了解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渠道。太原市居民是一个比较大的客源市场，对其乡村旅游需求意愿的调查研究可以为周边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建设性指导，具体启示总结为以下几点：
1、稳定客源市场，强化乡村旅游市场的针对性。应大力开发一些符合中青年游客特点的乡村旅游项目。在乡村旅游设施中，既要保持淳朴浓厚的乡土气息，又要不乏吸引年轻人眼球的“新农村”的风情。比如说，在旅游地设置有益于年轻人健康和放松的健身房，同时在附近提供农家菜等一条龙服务。让中青年在紧张的工作之后，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2、突出景点特色，保持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乡村风光和幽静清新的环境是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观和环境，因而对城市居民也最有吸引力。乡村旅游开发必须确保原汁原味的乡村氛围，这样才能保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特点，对城市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
【关键词】人类学；中国；乡村社区；研究
【作 者】郑海花，广西民族大学2006级民族史研究生；李富强，广西民族 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46-009
Research Course of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in AnthropologyZheng Haihua，Li Fuqiang
Abstract: Since China entered the “modern”， “rural China” will be h ighlighted infront of the people. Social anthropology showed its “rural care” through there search of village community， forming an academic tradition of Chinese rural com m unity research. This tradition has been passed and developed after the reflecti o 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For achieving academic pursuits of researching villag e s and recognizing China， Scholars has created a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o f research of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in endeavoring to break through limitation s of functional“whole closed community”and“no histor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China； rural community； research
一、中国乡村的“发现”与人类学乡村研究的缘起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 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 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 者和有权有势者的家庭。”①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几何时，中国城市和 市镇 的繁华让“野蛮的”西方人惊慕不已。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 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厉炮打开，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相形于以 工业化、都市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的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中国落后的农业，分散、贫穷、 凋敝的乡村较之以往更引人注目。于是，的城市淡出了西方人的视野，乡村主宰了 中国的形象。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 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 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 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②。而在另一部以中 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 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 个基本单位③。
受此中国观的影响，高延(J.J.M.de Groot)④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西方人类学 的先 驱者也把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高延于1877年来到中国，深入厦门南蒲(Na nputt)寺一带做田野调查，先后在厦门居住了12年。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厦门 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写成《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1892年，又 写成《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一书。在他看来，中国民间宗 教的基础是古代的泛灵信仰和儒道的社会伦理与宇宙观，它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处理社会关系 的逻辑和对世界的看法。作为中国古典传统的衍生形态，要对之进行研究必须熟知中国上古 和中古文献。因而他对中国民间宗教社会文化意义的探讨，是通过田野调查，然后综合古代 文本而展开。葛兰言是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 谣》(1936年以法文出版)和《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⑤。与高延一样，他也在中国长 期居住(1911～1913年间)，但与高延不同，他未做田野调查。他对中国的研究所采用的方 法是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尽管高延认为田野中之所见，乃是上古“大传统”衰退的 后果，葛兰言却认为田野文化乃是上古“大传统”的源泉，两人观念的差异和矛盾显而易见 ，但二者都将乡村看成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必须重视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创了
“以村见国”的记述方式⑥。
然而，以规范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中国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历史，现在学术界一般都认 为是由美国学者葛学溥(D.H.Kulp)开启的。葛学溥大约在191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沪江大 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他曾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间，多次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对华 南沿海地区的凤凰村进行调查⑦，并以调查所得为基础，于1925年写成《华南农村生活― ―家族主义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在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⑧。葛学溥认为：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是危险的，“要真正 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能仅收集抽象的资料，也不能仅对一般兴趣的题目进行分类 ，而是应该选择某些群体、村落和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详尽的资料，并利用资料进行 相关和交互分析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功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未来的趋势。”⑨在他心目中 ，村落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村落不仅居住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和经营农业，在现代贸易的 相互渗透和交往频繁的情况下，村落研究更具有国际的意义”⑩，可是以往对乡村生活的 研究过于概括的结论，影响了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因而“在中国每一个大区内选择一个村落 进行调查是有意义的”B11。《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以乡村民族 志的方 式，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和社 会控制等。葛学溥创造性地提出了 “家族主义” 这个核心概念，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 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 。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采纳、推广，反之 ，就会视为禁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 信仰、亲属制度都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作者还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尽 管以现在看来，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不乏调查不深、阐述不清之处，但该书却对汉学人类 学具有开拓性意义。书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资料常为以后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外人类学家所 讨论和引用。B12葛学溥的这一研究不仅如容观琼先生所说是导致人类学从部落社会 走向乡村研究的里程碑B13，而且开中国村落社区研究之先河。
二、人类学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发展与反思
在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和带动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人类学者加入到了中 国乡村研究的队伍之中。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庆、李安宅、徐雍舜、田汝康、张 之毅、李有义等一批比较倾向于功能学派的社会人类学者，积极深入乡村，以参与观察和访 谈的方法开展田野调查，初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区研究范式，在众多的中国乡村研 究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称“比较社会学派”、“社区研究派”，或以其主要基地燕京 大学冠名为“燕京社会学派”。关于其风格，“社区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这个学派的特色。 在社会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应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社会的一派，在社会人类学里可以说 是偏于以现代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派，即马林诺斯基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B1 4。
“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内众学者各有不同的治学特点。如林耀华从《义序宗族的研究》 B15到《金翼》B16，主要以“宗族”为分析性概念研究中国乡村社会B17； 费孝通从《花篮瑶社 会组织》B18、《江村经济》B19、而《云南三村》B20而《乡土中国》 B21，通过调查研究不 同类型的中国农村，升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提出了“乡土中国”的概念。但从微观到宏观 提出概念，在实地调查中生发和创造通论的研究方法构成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特色。由 于该派学者多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很快以西文发表，更重要的，他 们借鉴却不套用西方人类学的前沿理论，而是从对中国乡村的实地研究中提出本土理论，因 而能够在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中，快速提升学术造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人类 学研究接近甚至达到了国际水平。
然而，到20世纪50～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人类学被判定为“ 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期间虽有一些零星的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人类学系主任W.R.葛迪斯教授于1956年到江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调查，1963年发表了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B22；1957年，费孝通重 访江村，写成《重访江村》于《新观察》1957年第11期、第12期发表B23，但大陆学 者的乡村人类学研究几乎完全停止，海外学者由于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这个广阔的“田野”， 只能通过在香港、台湾或海外华侨社区开展田野工作，探究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 或借助以往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来把握中国乡村社会。
正在此时期，海外社会人类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乡村社区研究 法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焦点是个别村落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或如何概括中国国情？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对中国乡村社区研究概括中国国情的意图和可能性 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 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B24但这显然有悖于 费孝通 等人通过微型社区研究认识中国的本意或理想。费孝通在后来与利奇进行“缺席的对话”时 就说：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须老实说，我的旨趣并不 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 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因此如果Edmund看法是正确的，就是从个别不能概 括众多，那么我是走入了死胡同了。所以我必须正视Edmund所指出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 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B25
与利奇不同的是，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美国人类学家施 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人虽然也指出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区方法难以理 解整个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社区研究在认识中国中的作用，在反思过程中，他们实 际上把主题转换成为乡村社区研究如何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
弗里德曼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反思，肇因于他无法到中国大陆对他的 研究对象做田野调查的困境。作为一位汉学人类学家，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研究新加坡华侨 社区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他将注意力从东南亚华侨转向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但由 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他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开展田野调查，所以他于1958年出版的《中国 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并非以第一手田野 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而是借助前人的田野调查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写成的作品。他在该书 前言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
本书是社会人类学作品，但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却不 是由汉学家来撰写的。B26
他还不无遗憾地说：
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 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否则，本书的 结论很显然肯定是尝试性的。B27
然而，在无奈与遗憾之余，弗里德曼意识到，“对于研究过去的汉人社会还有文献的材料尚 未被充分地利用，……与福建和广东环境有关的地名词典和其他书籍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有必 要知道的事实”。B28通过这一研究，他进而感悟到，“通过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田 野作业，在现代政治和亲属研究的框架内，汉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能够全面地研究中国东南 的宗族组织”B29。这一感悟为他后来对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反思埋下了伏笔。
1962年，弗里德曼在皇家人类学会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 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弗里德曼将自己在困境中研究中国 社会的实践和感悟升华为一种方法论的反思。他对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 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说：
马林诺夫斯基在费研究中国农民的书的序言中写道，“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 坚实可靠的。“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的缩影 ”。而后，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呈现了对费今后工作的期望，包括有朝一日“广泛综合他自 己和同事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综合性图景”。确实， 费后来写了一些论述他自己社会本质的概论性文章，但他未能实现他老师为他描绘的规划。 只要他受三十年代的人类学理念支配，他就不可能实现。他的专业技能狭窄地局限于村庄。 当然，他也对工厂和其他非农事物感兴趣，但他对这些事物的研究未如他的英国老师所期待 的那样增强他的能力。B30
他还指出：
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了他的书，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将大大贫乏 。 但他认为，他对村庄的理解，配以他对自己社会的激进官员式的目光，给了他了解中国社会 奥秘的特别路径。依我看来，他的判断有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中国历史知识以及对它更广 阔制度框架的透彻理解。我想，费的错误说明人类学专注于小型社区潜藏有一种风险：这个 风险在于以为熟悉地方社区就能全面理解一个社会。B31
弗里德曼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虽存在着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研究拓展至文明社会的潜能 ，但中国社会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原始部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社会高 度分化的“有历史的文明社会”。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里，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在研究小 型、简单的原始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根本不足以反映其社会事实和特 点。因而，象马林诺夫斯基等人那样以为，简单地把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移植”到中 国社会研究中，在不同村落社区中反复实施，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是错误的。社会人 类学者不能用村落研究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国来。惟有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借 鉴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和成果，走出社区，在较广阔的空间跨 度和深远的时间深度探讨社会运作机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B32
施坚雅反思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思路历程却又不同于弗里德曼。它缘起于自己在中国的一次 田野调查经历。1949年夏天，施坚雅在四川进行村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当时的人类学家尚 未开始注意城市，大部分人集中精力于研究小型原始社会，虽有少数学者将注意力转到农业 社会，但亦仅限于研究村庄。然而，他在四川调查时却发现，当地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 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于是他放弃了调查一个百来户村庄的预定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 个包括2500来户既分散又有联系的从属于集市的经济区域。这项研究拓展了他的视野，使他 超越孤立地研究个体村庄的局限，而注重于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性 质B33。
1964～1965年间，施坚雅根据自己1949～1950年在四川的实地调查，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 和社会结构》系列论文，明确地向以村落社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 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 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 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B34
在施坚雅看来，村落社区不是中国的缩影，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宏观经济区域及其内部 所包容的活动与变迁规律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力量与社会经济力量的并存B35。因 而，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时，力图摆脱传统人类学对中国乡村的专注，把关注点 拓展到了村落以外的集镇和经济网络。他强调，要理解中国，必须以区域中的市场级序为中 心开展研究。
三、人类学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复兴与升华
受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人影响，新老社会人类学者深入思考社区如何反映中国的问题。于是 ，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探索开始了。香港和台湾于60年代中期开放之后，很快被西方学者 想象为中国社会之“代用品”或“实验室”B36。大批欧美人类学家纷至沓来，云集 港台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写出了不少村庄民族志作品，如波特(Jack.M.Potter)的《资本 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 t，1968)、裴达礼(Hugh D.R.Baker)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水》(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Sheung Shui，1968)、华琛(James L.Watson)的《移民与中国宗族――文氏在 香港与伦敦》(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kong and London，1 975)、葛伯纳(Bernard Gallin)的《新兴》(Hsin Hsing，Taiwan，1966)、马杰莉•沃尔夫 (Margery Wolf)的《林家》(The House of Lin，1968)、戴瑙玛(Norma Diamond)的《鲲身 ，一个台湾渔村》(Kun Shen，A Fishing Village in Taiwan，1969)、焦大卫(David Jord an)的《神、鬼与祖先》(God，Ghosts and Ancestors，1972)、孔迈隆(Myron Cohen)的《 合家与分家》(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1976)、郝瑞(Steven Harrell)的《犁头村 》(Ploughshare Village，1982)、桑高仁(Steven Sangren)的《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与魔 力》(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1987)等B37。这些作 品多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受欧美人类学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台湾社会人类 学的乡村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并通过学术本土化讨论和科际整合研究的实践探索着“研究村 落，超越村落”的途径B38。
中国大陆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外开放之后，前来开展乡村调查研究的海外社会人类学者络绎 不绝。如曾于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了解时代陈村 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并于1984出版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 Chen Village：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的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der)， 在1988―1989年间来 到陈村做实地考察，采访村民，调查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变迁，于1996年推出了增订本《当 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B39。萧凤霞(Helen Siu)在1977―1986年间 对新会 县环城公社进行多次调查，于1989年出版了《华南的人与受害者》(Agents and Victi ms in South China)。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Pickowicz)和赛尔登(M ark Selden)在1978―1987年间共18次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等进行调查，于1991年出版了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波特夫妇在1979―1 985年间多次到东莞市茶山镇开展集镇和村落调查，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 类学》(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黄树民于1984―1985 年间到福建林村进行田野调查，1989年出版了《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这些调查研究不仅刺激了大陆乡村社区研究的复苏，而且以其新理念、新方法、新成果促进 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创新发展。
而中国大陆的本土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类学社会学恢复以来，立足中国社会 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理论，大力开发学术传统，努力在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中创造特色， 实现创新。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传统因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81年，重获学术生命不久的 费孝通为准备他赴英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奖章的演讲，三访江村。以后 ，又不断重访，并指导学生在村里做调查。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人类学家的鼓励、支持和 推动下，80年代中期开始，村庄民族志研究已在福建、上海、江浙、华北等地逐步展开。90 年代之后，乡村社区调查风起云涌，村落民族志犹如雨后春笋。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 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王铭铭的《社区的 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庄孔韶的《银翅》、牛凤瑞的《一个华北自然村落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阎云祥的《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 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 结构的变迁》、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不胜枚举 的村落社区研究，与海外学者对乡村中国的研究，汇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村落研究的新 热潮，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亮点。
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香港做田野调查和研究，20世 纪60年代之后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绝大多数都不再将村庄当作中国的缩影，而是将注意力 集中在村庄与作为“中国”的关系上，致力于建构一个能够把具体的村落研究升华为对中国 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分析框架。建构此分析框架的方式或途径当然多种多样，但 努力的方向无非是在时空的纵横中将村庄社区与“中国”相勾连。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汉学人类学质疑和批评的费孝通先生，其实毕生都在探寻勾连村 庄 与“中国”的框架。如果不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致使费孝通等人中断了乡村社区研究的工作 ，并与国际学术界失去联系，或许就不会有弗里德曼等人的“反思”。因为早在20世纪40年 代，费孝通已经意识到了村落社区研究的局限，并积极地开始了探索。继江村的调查研究之 后，他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形成了《云南三村》，该书的英文名称就是 《中国内地农村的三个类型》(Three Types of Village in Interior China)。在随后出 版的《乡土中国》中，他初步提出了以“格式”概念突破村落社区研究的思路：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 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 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
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会发现每个社会结构都有 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于是产生了“格式”的概念。 B40
到20世纪80年代，复出的费孝通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弗里德曼等人的质疑和批评。他从 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的社区研究实践中升华出“类型比较法”，希望籍此超越具体村落社区 研究，达成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他在1987年为《云南三村》重版所作的序言写道：
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 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 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 ，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 农村的知识，逐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B41
可是，费孝通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类型比较法”虽不失为认识中国农村的一种方法，却不 足以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所以，1982年之后，他把社区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把 小城镇看成城乡结合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模式”的概念，而后，又从小城镇研 究延伸到经济区域研究，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概念B42。通过“模式”和“区域发 展”的概念，他将村落社区与小城镇、经济区域联系起来，走出了社区研究。费孝通在1996 年所撰《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
直到80年代，我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才在总结过去的实践中，清醒地看到了我过去那种 限于农村的微型研究的限度。我在60年代提出的“类型”概念固然可以帮助我解决怎样去认 识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的问题。但是后来我明白不论我研究了多少 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 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因为像我所研究的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的成果，始 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的社区。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 加在一起的总数。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基层社区。基层社 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这基础知识之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 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 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用普通 所熟悉的现成概念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实体必须包括整个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 B43
与费孝通主要着眼于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而勾连村落社区和城市及经济区域的视角异曲同工 的是，中国台湾的社会人类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通过“祭祀圈”、“信仰圈”、 “方言群”或“族群”的研究，建构“市场体系范式”、“祭祀圈范式”、“婚姻市场理论 范式”和“区域性文化变异范式”等，将小社区与整个乡镇甚至更大的范围联系起来。他们 所开展的“浊大计划”、“闽台计划”等项目不仅研究范围超出了农村聚落，而且在方法上 强调了文字史料的重要性，促成了社区研究与汉学、史学等多学科的结合B44。社区 研究的 创新，带来了理论的突破。台湾社会人类学家提出的“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 理论 B45，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在把社区与大社会联系起来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 如今这一理论在汉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发挥着巨大影响。
在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探索中，“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被广泛运用。如《文化、权力与 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国家权力与区域―地方权力网络糅合的模式，解释了 华 北农村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B46；《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着眼于国家对农 民和社 会结构的影响，对华南茶山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社会历程深入考察，阐述了时代 基层社会运转机制、中国人的情感社会建构、婚姻与家庭、计划生育、共产党的道德和组织 原则、社会分层、城乡差别、集体经济的瓦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招商引资等过程 B47；《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描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陈村 近40年 的变迁B48；《华南的人与受害者》考察了国家权力下沉农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 制的过 程B49；《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河北五公村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 时期和胜利后在华北农村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影响B50；《林村 的故事 》通过描述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人生经历，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 政治文化的改造B51。还有国内学者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 》B52、《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B53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0世 纪川东双村的表达》B54等，他们分析的主轴都是通过审视“国家”力量如何影响“ 社会”，“社会”如何回应冲击，从而将小村庄与大国家串联了起来。
“文化过程”、“社区史” 等研究方法兴起，成为中国乡村社区研究新探索的重要方法。 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大卫(David
Faure)、陈其南、萧凤霞(Helen
Siu)、 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蔡志祥等中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在珠江三角洲、香港、潮 汕和闽南等地区对明清历史进行批评性的反思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 。这个学派以“文化过程”或“文化实践”研究方法关注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的想 法，对过往的精英史、事件史和国家的历史权力话语持批评态度B55。在具体的研究 中，他 们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 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 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 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 络时，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B56。随着该学派高水平研究成 果日益丰硕，影响与日俱增，其研究方法愈来愈受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是运用“社区史”方法开展村落社区 研究的代表作之一B57。为了避免三、四十年代社区民族志的“无时间性”和社会达 尔主义 “宏大历史叙事”的“无地方感”，把村庄社区与时间和空间广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史勾连 起来，该书试图采用一种社区史的叙述框架，提供闽南村庄与超越社区的国家与社会力量之 间关系的历史视野B58。尽管曾有历史学家对该书提出尖锐批评B59，该书亦确 有田野资料难以支撑其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明显不足，然作者采用历时性的叙述架构，将 溪村的社区历程与中国大历史联系起来进行阐述，不仅“超越”了村落的空间，而且“充实 ”了“村落的历史”B60，诚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 han Feuchtwang)对该研究评价说：“社会结 构、经济组织、规则和权威的包罗万象的形成在过去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不过，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中，很少包容结构形式的转型和改造过程。溪村的研究提 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在这里，‘历史学’意味着对结构转型过程的研 究。结构变迁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单线历史。溪村的个案研究不仅是一个村落历史的叙说，它 的漫长而广博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社会形态如何在同一社区的获得自我表现的方式。这些社 会形态是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速度变化。” B61“江村的研究已成为模式，溪村也可以被作为模式对待。当然，在其他的个案研 究中， 可能发现不到溪村的制度，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家族和节庆可能不如溪村流行。不过在中国 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历史的写作可以采用溪村的模式。”B62王斯福的评价是否公允 ，姑且不论，溪村的研究对于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启迪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综而观之，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乡土中国”便凸显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人类学通过 村落社区研究来体现其“乡土关怀”，形成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反思之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学者们为实现研究村落、认识中国 的学术追求，在突破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局限的努力中，造就了 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特点和趋势。
注释：
①［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②［美］明恩浦：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③［美］明恩浦：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4～5 页。
④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是荷兰籍汉学家、进化论人类学家，国 内一些 学者译为“德格鲁特”、“德格如特”或“高龙”，但据2005年11月3日法国学者施舟人(K ristofer Shipper)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作的演讲“欧洲人类学对汉人社会的研究”(The Eu ropean Anthropology of China)称，J.J.M.de Groot自己取中文名为高延，故本文称之 为高延。
⑤［法］葛兰言(Marcel Granet)，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序”。
⑥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26页 。
⑦“凤凰村”是葛学溥给所调查的村子起的一个学名。该村的真实名称是溪口村， 现隶属广东省潮安县归湖镇。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葛学溥没有亲往凤凰村进行过调查，调查 乃由他的学生完成，但周大鸣经调查认为不确。见：周大鸣：重访凤凰村，读书，1998，(9 )：68～70。
⑧周大鸣于2006年将该书译为中文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译名为《华南的乡村生 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⑨⑩B11［美］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 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页，第ⅩⅢ页，第1 页.
B12周大鸣：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3～38。
B13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7年，第1页。
B14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访谈，见：潘乃谷、马戎，主 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B15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附拜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B16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B17阮云星、义序：昔日“宗族乡村”的民俗节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0，(3)：20～26、91.阮云星：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 宗族，见：庄孔韶，主编.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第214～224页。蓝林友：义序与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1，(3)：44～51。
B18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省人民出版社，1988年。
B19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
B20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B21B4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第91～92页。
B22［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99页.W.R.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见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49～464页。
B23费孝通：重访江村，见：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7年，第227～251页。
B24Edmund.Leach，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and New York：Fontana. 1982 ，p127。
B2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5～46页。
B26B27B28B29［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前言”第2页，“前言”第 2页，第178页。
B30B31B32Maurice.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 ology，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No.1， Mar.，1963. P. 3，Pp9～10，Pp1～19。
B33［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中文版序言”第9页。
B34［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B3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 35页。
B36B38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昆 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第266～303页。
B37孙庆忠：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社会科学，2005(9)：122～128。王 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282页。
B39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der)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杨敏如、韩建中译，香港：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China) Ltd.，1996年，第1～8页。
B41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B42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4～14。
B4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见：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 化自觉(上)，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B44庄英章：汉人社会研究的若干省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6， 80：27～35，庄英章，历史人类学与华南区域研究――若干理论范式的建构与思考，历史人 类学学刊，2005，3(1)：155～169，张、江灿腾，当代台湾宗教研究导论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10～237、485～502页，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7～303页。
B45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 究所，1997年。
B4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B47S.H.Potter and J.M.Potter，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 evolution，Berke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B48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der)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杨敏如、韩建中译，香港：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1996年。
B49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B50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 lden)：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B51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B5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7年。
B53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B54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2年。
B55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 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1)：1～28。
B56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 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Ⅰ～Ⅶ页。
B57B61B62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页，“序”第2页，“序”第3页。
B58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第24页。
[关键词] 新乡市高校 体育俱乐部 成因 发展趋势
高校体育俱乐部是学生参与和组织的主动性活动,有助于学生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延伸到以后的工作中,实现学校体育向终身体育的过渡。高校体育俱乐部的完善和发展将对社会体育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对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影响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因素,为促进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学院、新乡医学院等4所新乡市普通高等学校业余体育俱乐部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和网上查询法
通过对相关的学报、期刊资料进行收集归类,并利用图书馆网络资源下载、查阅、分析。
1.2.2问卷调查法
依据问卷设计原则,经专家指导设计,针对新乡市4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教师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其中在校教师50份,大学生100份。收回问卷144份,其中教师48份,有效问卷47份,有效率97.92%;学生96份,有效问卷93份,有效率96.88%。
1.2.3访谈调查法
对河南师范大学圣帕业余排球俱乐部、河南师范大学武术散打俱乐部、河南科技学院网球俱乐部、新乡学院跆拳道俱乐部、新乡医学院网球俱乐部等俱乐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调查。
2 现状与分析
2.1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管理模式
大学生体育俱乐部的管理形式多采用三级管理的模式,即校主管领导,二级院系、体育系部或教务处,各专项体育俱乐部;大学生体育俱乐部内部主要是教练员(教师管理)、学生处和学生骨干管理。调查结果表明,新乡市4所高校的各业余体育俱乐部管理制度分三个层次:第一,统一由校团委主管;第二,由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分管;第三,各俱乐部内部以学生为会长或负责人;只有个别业余体育俱乐部是在在校教师的带领下发展。
2.2教师对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支持程度
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填补了体育课堂实践时间少的空缺,是大学体育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调查显示,91.49%的教师对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表示支持;89.36%的教师愿意担当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指导教师。调查结果表明,91.49%的教师认为,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是可行的,是有利于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2.3新乡市在校大学生参与业余体育俱乐部的目的与动机
学生参加体育俱乐部的目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参加球类、健美等活动,以达到调节精神、缓解紧张情绪、消除疲劳之目的;有的学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有的同学具有一定的体育特长,他们参加活动,其目的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根据笔者调查结果显示,43.01%的学生其目的在于强身健体、防治疾病;33.33%的学生其目的是缓解压力、放松心情;18.28%的学生其目的是结交更多朋友;3.23%的学生其目的是应付体育达标考试;2.15%的同学是因为其他目的参与其中。调查结果表明,在校大学生参加业余体育俱乐部的目的是多元化的,其现状有利于促进大学体育的健康发展,也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2.4影响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因素
影响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俱乐部内部管理模式不够完善,制度缺乏创新性;缺乏活动场馆、器材,现有资源利用率不够;学生功课繁忙,难以抽出时间参加;内容不够新颖,缺乏吸引力,参与者积极性不高;与其他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交流互动机会较少,竞技水平提高缓慢。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新乡市4所高校开展的业余体育俱乐部,深受广大学生青睐,其价值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通过这些业余体育俱乐部,大学生可以接触到课堂上接触不到的知识,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来选择喜爱的运动项目,在其中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发展。但同时,笔者也发现,在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管理模式不健全、场地器材不足、利用率低、形式单一、内容缺乏新意、参与者积极性不高等制约其发展的因素,这是新乡市高校业余体育俱乐部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并进一步完善的。
3.2建议
3.2.1完善新乡市业余体育俱乐部的管理模式
高等学校领导要加强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学习,切实转变领导的思想观念,并成立由学校领导挂帅、体育系领导和学生骨干参与组成的体育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有关政策,保证俱乐部的健康发展。提高各俱乐部的竞争机制,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实施优胜劣汰。
3.2.2改善新乡市高校体育场馆和设施,提高利用率
逐渐完善新乡市高校体育活动场地的建设,更新器材设施,提高校园现有场地设施的利用率。集中在校大学生课余时间,组织新乡市高校各业余体育俱乐部共同交流学习,实现资源共享。
3.2.3增强业余体育俱乐部项目多样性,提高参与者积极性
高校体育俱乐部近几年发展的规模逐渐扩大,会员人数也与日俱增,学生只需交纳一定费用便可申请到一张会员卡,享受俱乐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及实际情况选择1～3个俱乐部。调查结果表明,篮球、排球、网球、体育舞蹈、健美操、街舞、跆拳道等运动项目深受大学生青睐,这些项目不但可以达到满足大学生学习和锻炼的目的,同时有利于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身体素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3.2.4走出去,请进来
“走出去,请进来”,这是今后各俱乐部不可忽视的问题。走出去,就是走向社会;请进来,就是邀请外校或社会上的体育俱乐部或团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大学生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和经验,从而更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战术水平。
参考文献:
[1]乌兰,包铁全.我国高校体育俱乐部发展思路的研究[J].理论探索,2001,(2):62-63.
[2]赵玉娟.河南省高校大学生体育俱乐部发展现状的分析[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4):81-83.
[3]王勇,张文普.我国高校体育俱乐部发展现状的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3):12-14.
（一）抓紧部署，对农村“学教”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回访复查
主要针对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农村两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一次回访复查。具体要做好“四查”：一查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得如何；二查长效机制执行得如何；三查10万件好事实事深入得如何，04年“七·一”将表彰100件好事实事；四查不合格党员处置情况如何。各市（区）在2月中旬前要将检查的情况报我部。春节后，我部将抽调力量，采取适当形式进行抽查。
（二）认真领会，贯彻落实省文件精神
会上印发给大家的省里的三份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我部将根据这三个文件的精神，分别制定切合我市实际的实施意见。目前，各辖市（区）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认真组织对省里三个文件的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二是要围绕贯彻落实三个文件的精神，精心部署，周密安排，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对本地“三级联创”活动的开展情况、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等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好相关实施意见奠定基础。三是要在我部文件下发后，及时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贯彻意见，并抓好落实。
（三）深入调研，尽快形成调研报告
今年上半年，省委将召开全省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以此来推进五年规划的贯彻落实。为开好全省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会议，省委组织部将在春节后组织调研组到各地调研。为做好迎接省委组织部到我市进行调研的准备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对我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了解，今天会上向大家下发了《关于对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通知》，这一通知也已于今天上午下发至其他市委直属党委组织部门。这是近几年来我市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的比较全面的一次调研。为此，在这里专门就搞好这次调研强调几点：一要抓紧时间组织调研。由于调研正好在春节前后进行，时间比较紧，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会后及早就调研工作作出部署并及时组织实施。二要对调研结果进行认真分析。把2003年党内统计年报数据、这次调研到的结果和平时掌握到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以更好地总结经验，准确地查找到存在问题与不足的原因，以利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三是要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由于这次调研内容比较全面，基本覆盖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因此，希望各辖市、区对本地区近几年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总体情况，以及特色经验与做法进行总结，努力形成“问题查找得准确、理性分析得透彻，经验总结得深刻、特色提炼归纳得鲜明，对策制定得有针对性”的调研报告。
（四）对照要求，认真做好社区党建的自查工作
2003年12月25日，我部下发了《常州市创建“五有”社区党建工作示范点考评办法（试行）》和《关于对社区党建工作进行自查的通知》两个文件。请各辖市（区）严格按照文件精神，组织一次全面检查。检查时，不能以下发文件要求街道、乡镇自查或互查代替辖市（区）委组织部的检查，不能仅以对创建示范点试点单位的检查代替面上的普查。检查前要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中共常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常发[2001]5号）、《关于开展创建“五有”社区党建工作示范点活动的意见》（常组发[2003]99号）。对照文件精神，充分认识抓好社区党建工作，特别是创建“五有”社区党建工作示范点的重要性，明确创建的目标、步骤、方法和要求等。
(五)周密布置，做好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准备工作
中央决定，先进性教育活动将于今年四季度在全国展开。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整个活动大体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县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第二批，城市基层；第三批，农村基层。每批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到一个单位，可以按3个月安排，大致分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进行。为此，各辖市区委组织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全年工作计划，早介入、早谋划、早动手，切实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一是要做好调查研究。通过深入调查摸底，摸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摸清流动党员的底数，摸员教育管理工作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状况；二是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三是要做好队伍准备。预选一批政治素质好、熟悉党建工作、有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的干部，准备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骨干；四是要制定初步实施方案。在调查研究、掌握本地实情以及领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做好初步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六）创造特色，抓紧进行《常州党建》网站各自子网站的建设
前天下午，酝酿已久的《常州党建》网站开通试运行，市委徐书记在会上提出“两市五区党委组织部门要高度重视本单位子网站的建设，年底，将在两市五区中组织开展优秀子网站的评比”。目前可以链接到七个辖市（区）的内容实质上是子网页，离子网站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请七个辖市（区）委组织部的分管部长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按照网站建设的要求，抓紧进行各自子网站的建设。各单位子网站的筹建和试运行工作原则上要在2004年3月底前完成。同时，考虑到全市70%左右的基层党组织和56%左右的党员都分布在辖市（区），请各辖市（区）委组织部门也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信息员队伍，由各辖市（区）委组织部网站信息员扎口，按时向《常州党建》网站上报各地区、各单位组织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