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学师范科停办后，卢绍稷改任教务副主任，1935年2月升为教务主任。在其所任职务中，以教务方面任职时间最长、所作贡献最大。其间，他除了于每学期开学前制订教务进展计划及周历以作为实施的准绳、充实教学设备、办理招生等一些常规性的教务工作外，较为重要的有:(1)修订中学课程标准。他认为课程编制必须依据三条原则:第一，根据教育厅颁布中学教育之目标。第二，适合地方与学生之需要。第三，注意中小学及大学教学之衔接问题。具体来说，初中阶段从第三学年开始，酌设选修课以试探学生兴趣与能力。高中各科课程中，凡关于公民基本训练之重要学科以及切于实用之学科，而为学生继续求高深学问所必需者，均定为必修科，同时于二、三年级酌设选修科，以适应学生个性与社会需要。此亦为上海中学课程特色所在。(2)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实行各种相应的指导。其中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以入学指导和生活指导为主，二年级学生注重修学指导，三年级学生注重升学及就业指导，尤以升学及就业指导最为重要。(3)成立学科研究会。先后成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学科研究会，就各科教科用书、补充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征文比赛、学科比赛等，经研究会决定后再分别实施。(4)协助校长推广教育事业。卢绍稷认为，学校教育的功能，从青年学生方面来说，在谋他们身心的发展与经验的改造;但从社会方面来说，就在于帮助他们去适应社会以求发展，并能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以增进人类的福利。所以“学校不仅须能为培养人才的场所，须能为实施教育的主要机关;并且须能为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的中心机关，对于社会须有各种推广事业的措施”。其实上海中学在建校初，就十分注重实施推广教育事业。如开办暑假学校、举办民众学校、联络附近教育机关、组织中等教育研究团体等。卢绍稷的各项教务工作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赞扬，19
37年《视察省立上海中学报告》一文中指出:“教务主任卢绍稷‘任事得力，各项教导行政均能有条不紊’，均应予以嘉许”。于行政职务之外，卢绍稷在上海中学还兼任高中教育、史学、党义、公民等科目的教学，其中教育科主要教授三民主义教育法、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社会问题等课程，并将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他在讲授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等课程时，将平时所用教学讲义整理成论著发表出来，如《乡村教育概论》《教育社会学》《中国现代教育》等学术著作皆是如此。与此同时，卢绍稷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于校内组织师范科教育研究会，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实际问题，并组织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科教学研究会;于校外曾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市教育会等学术团体。1930年，与大夏大学校友孙亢曾、程宽正等十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建设社，是发起人兼任第一届理事，该会以研究教育之实际问题为宗旨。综合观之，卢绍稷在上海中学是结合自己“所学所教所办”来从事教育学术的研究，这便是他与上海中学之间最本质的联系。他正是以上海中学为主要平台，致力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初试
同近代大多数学者一样，卢绍稷也非常关注乡村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他认为乡村教育非常之重要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关于“改良乡村教育”与“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之主张明载于“中国政纲”，所以“今日乡村教育之重要，夫人而知之矣”;二是实施乡村教育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素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而整顿一国教育，乡村与城市应相提并论通盘筹划，断不宜有畸轻畸重之措施。多年来城市教育多有人注意，相比之下乡村教育却加意乏人。如此农民弃农入市为工，城市人口与日俱增，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欲求解决或防微杜渐，皆应注意乡村教育。
然而，近代参加乡村教育的研究和探讨的学者，由于各人切入点的不同，理论学识和所处环境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理论信仰的不一，导致有关乡村教育的理论学说也是各式各样。就卢绍稷而言，他坚持认为教育应当“社会化”，因为“教育的目的，是替社会谋共同幸福，不是仅替少数人谋知识，谋生计”，否则“学校与社会，便有一道鸿沟为界，不能收到圆满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倾向于运用教育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对乡村教育进行研究和探讨，《乡村教育概论》一书便是他这种理论研究结果的集中体现。在书中，他强调道:“自‘教育社会学’发达以来，学校之设立于乡村者应‘乡村化’，设立于城市者应‘城市化’，已成为定论”。而反观中国乡村教育的实际，中国向来不注重乡村教育，近年来大学、高中才有“乡村教育”课程之设置，从前认定乡村教育为专门事业而研究者甚少;即使在乡间服务教育事业者，亦无所谓乡村教育方针。
这种乡村教育确有改造的必要，改造的目标则“须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与活的国民”。直言之，乡村教育应以“乡村化”为最终目标，至于乡村学校教育、乡村社会教育、乡村教育调查等问题均要以此为指导原则。
一般来说，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教育制度中重要组成部分。卢绍稷有着同样的认识，指出学校教育是“社会最好的事业”;“学校的生活是最适应的生活;学校的事业是最正当的事业”，乡村学校教育是乡村教育事业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关乎乡村教育事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针对当前乡村学校教育与城市教育无区别的现实，他分别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师资训练等方面论述了乡村学校教育应如何实现其“乡村化”的目标，其中尤以课程与师资为重点。他说:“夫课程为求达教育目的之工具(欲有良好之乡村学校教育，必须有最完善最适用之课程)，其编制须随教育目的而定。乡村学校教育目的，今既以重新规定，则现在学校课程，自亦有修改之必要”。编制乡村学校课程须依据六项原则:(一)须意农业训练;(二)求其最能适合乡村社会之需要者;(三)求其能适应乡村儿童之个别者;(四)须采择乡村实际生活之材料并须促进环境;(五)须谋足以增进乡村与城市之关系者;(六)须顾及乡村学校之经济状况。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乡村学校应设置的课程为:(1)必修之科目:公民与党义、国语、算术、社会、卫生、自然研究、园艺与农业、艺术、家事、体育;(2)选修之科目:外国语(英语)、职业指导。除课程设置外，乡村学校师资的训练与培养同样重要:“乡村教育之改良，须先培养乡村教师”，“乡村学校教师，一方面为乡村小学之教师，他方面为乡村人民之指导者，换言之，即为乡村社会之领袖”。然而，乡村教师培养之实际情况与此目标相去甚远，“现今造就教师之学校，十九设在都市，学生感于都市之文明，毕业后，皆愿意服务都市，不愿意到乡村去，其到乡间者鲜不为都市中之落伍者”。面对乡村师资遭遇的困境，卢绍稷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首先，要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使其能安心乐业于乡间。其次，学校必须解决乡村教师住宿问题，供给其家庭生活，唯此教师才能真正关心学校和社会上的事情。再次，要多设乡村师范学校或师范科以培养乡村教师。具体办法是:(1)高中部师范科设乡村教育组。(2)省立中学附设乡村师范部。(3)设立乡村师范学校。(4)普通师范学校，附设乡村师范部。(5)设立农业学校。(6)设县立乡村教师养成所或年限一至二年的乡村师范讲习所。这些学校都是培养适合于乡村生活之小学教师以及指导乡村教育改进乡村社会人才的重要机构，“然有时恐其不足，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科或高等师范科，亦宜同负此责。虽其所培养者未必即为乡村小学教师，但直接间接均有裨益也。直接者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或主持人员，间接则为乡村师范教师，或辅导员”，多方位多渠道地实现乡村师资培养“乡村化”的目标。
除乡村学校教育之外，卢绍稷认为乡村社会教育也是乡村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且两者应该同样注重。他说，教育一般可分为学校与社会两种，一方面，学校教育不过是人生历程中“时间最短，内容最简单”之一部分，而社会教育，则凡人自生至死，均须涵濡熏陶，且学习的内容繁复广博;另一方面，一个人在学校时间非常短，而在社会上时间不仅长，且凡人生活所具有之知识、技能、习惯、理想等等，多来自社会教育，“此社会教育之所以宜与学校教育并重也”。但乡村社会教育与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途径不必强同。以此为出发点，卢绍稷强调指出，乡村社会教育在以“乡村化”为目标的前提下，还应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即:(1)使认识中国之主义及政策。(2)使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之意义及其关系。(3)使明了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国内外之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及其趋势。(4)使明了自己在地方上国家上及世界上之地位。(5)使有党治下公民生活之训练。(6)使乡村人民皆有相当之职业。(7)使有公共卫生与公共娱乐之知识与习惯。(8)使有守纪律、结群体、尚协同、善互助等之美德。(9)使能热心社会活动与改良家庭生活。(10)使能自动举办乡村各种公共事业(如选举、政治、教育、卫生、娱乐及各种社会事业)。(11)使有建设并发达乡村经济组织之技术。(12)使有改进乡村社会生活之理想与能力。如何贯彻这些目标，他认为，须设立乡村补习学校、通俗演讲会、乡村图书馆、妇女讲习会、卫生讲习会、乡村娱乐等组织。
“教育与社会为至有密切之关系，今无论乡村教育，欲适应社会或改进社会，皆非先举行‘乡村调查’不可”，这是卢绍稷论述乡村教育调查的理论基础，并强调:“盖不调查，则不知乡村人民之需要，与乡村教育进行上困难或阻碍之所在也”。他认为，第一，要进行乡村社会调查。调查的项目主要有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组织及风纪、教育。第二，即着手乡村教育调查。具体办法有:制作好“全县乡村教育概况调查表”“乡村学校概况调查表”“乡村校长调查表”和“乡村教员调查表”，并令办事人员、各校校长及教员分别填写后汇寄调查人员手里进行统计;为谋便利起见，教育局组织“乡村教育调查委员会”，由各委员分任调查;调查某项事情，勿以少数为依据，须求多数之平均为标准。调查结束后，要就乡村教育调查之结果，研究今后办理乡村教育应采取的方针、决定进行之秩序，以使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人们有所依据，循序渐进。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乡村社会、乡村教育已有人进行调查，但在卢绍稷看来，这种以个人的名义调查，“容易被人看轻，收效皆未宏耳”，并呼吁今后调查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最好由教育行政机构(包括教育部、省教育厅、市县教育局)或教育团体主持其事，如此定能收到实效。由上述可知，《乡村教育概论》一书是在“乡村化”的目标之下，对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乡村化”的主张在当时众多的乡村教育理论学说中亦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尽管如此，该书仍只能算是卢绍稷对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次理论初试，是他运用西方的教育社会学原理与方法分析中国乡村教育的一次理论尝试，距离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最终实现还很遥远。而他坚持认为，一门学科的真正确立，最关键的因素是有良好的研究方法，并且对于这种方法的实践更是其题中之意。继《乡村教育概论》之后，他编撰了《教育社会学》专著，对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教育调查的论述是该书的最大特色。此外，他又以上海中学为中心，开展“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实际调查，他的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意识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意识的发展
与《乡村教育概论》一样，《教育社会学》也是由卢绍稷在上海中学所使用讲义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该书是近代国人所撰写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之一，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唯我国今日对于社会心理学之专著虽多，而关于教育社会学之著作尚少。余乃依据美国有名教育社会学家斯密士(W．R．Smith)、斯纳登(D．Snedden)与比德(C．C．Peters)等之学说，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由此亦奠定了作者在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全书在体例上分为“基础”“原理”及“应用”三编。“基础”编论及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包括何为社会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用社会学的观点去观察教育等。“原理”编是全书的重点，专论何谓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原理是什么，包括教育社会学的意义、重要性、思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
“应用”编强调如何将教育社会学的原理应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上来，主要包括学校行政社会化、课程社会化、教学法社会化、训育社会化以及社会教育民众化等。上述这些应用领域正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领域。而该书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对社会调查和教育调查的强调和论述，作者认为教育无论“欲适应社会或改造社会，皆非先行调查社会入手不可”，而社会调查则是“应用社会科学于人类各种势力与社会现象之研究，以指示社会改良之步骤”，可分为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组织及风纪、教育五项内容，各项调查，“皆有(由)专家，分析或比较现状，而指示改进之标准与方法，以求增进效率”。为了在实践中能有效地推广社会调查等各项事业，作者又特别强调道，担任社会调查的人选“非智慧高，知识甚，存心甚公，希望甚切之人难为功。如调查得法，则可根据科学资料(scientificda-ta)指示改进方法而革新社会”。而作者本人即有这方面的尝试。
如前所述，卢绍稷主要是以“中学教育”作为教学和工作的重点，这使得他深切体会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中学教育期间是“青年身心发展最速，变化亦最快。如能获得良好教育，建立良好基础，将来毕业后，无论升学或就业，对于个人定有远大前途，对于国家民族亦必有贡献”。在此前提之下，他强调指出，中学作为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的重要场所，它固然要有宽大的校舍、充实的设备和优美的课程，同时也须有良好的师资，而良好的师资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广博的学问、精湛的教学技能和高尚的人格外，还须有健康的身体，“教师的身体若不健康，精神必不振作，时常要患病，要请假，教育是办不好的”。联系我国中学教育的实际，一方面，近年来教育行政当局关于小学教师检定的制度中，已注意到体格检查并作出明确规定，凡身体不健康的人，就不准充任小学教师。而对于中学教师，则尚未加以这方面的注意;另一方面，现今一般中学，只顾及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不曾注意教师身体的健康。如学校能积极提供学生在课后充分的运动设备，而对于教师的运动设备则不太负责;又如学校对于学生缺少睡眠能够注意到，而对于教师的过分工作则视为当然，殊不知，中学教师的健康，“在教学上、训育上、校风上、社会上以及民族复兴，都大有关系，绝不容疏忽的”，中学教师健康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中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十个实际问题之一(这十个实际问题分别是:(1)初高中课程衔接问题;(2)会议问题;(3)公文问题;(4)膳食问题;(5)性教育问题;(6)毕业会考问题;(7)毕业生出路问题;(8)教师健康问题;(9)教师进修问题;(10)教师保障问题)。为了能唤起教育界人士意识到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卢绍稷遂以上海中学为平台，开展“中学教师健康问题”的实际调查。他首先根据在上海中学担任教务的工作，将历年教师缺课和患病状况，分别制成了三个统计表(见表1、表2、表3)。在对各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后，卢绍稷统计出:中学教师每个学期都有人因病请假而缺课;中学教师每学期患病人数，多的时候几乎占教师人数的1/2，最少的时候也要占教师人数的1/4;中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与服务年限成反比。随后，又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教师身体不健康的原因在于课务忙碌、他校兼课、身体瘦弱、环境恶劣、心里烦闷等等。
关键词：三农问题，现代化，实地考察，理论研究，国外学者，三农研究的高潮，农村衰败,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传统的中国农村应该怎样应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一延续百年的争论更加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在此之际，回顾百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发展，再现仁人志士对中国农村的倾心探索的历程，重温历史上关于中国三农与现代化的探讨，必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的理解三农问题，深入的研究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
一、二十世纪上半页：农村的衰败与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的衰败和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所凸显的矛盾，酿成二十世纪前期农村空前的大动荡。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中国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的兴起，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引起了一些社会精英对中国现代化方式的深刻反思。他们感到西方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改造农村体制，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小农经济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于是以社会活动家，学者为主，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了！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先后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等机构。一方面进行理论研讨，一方面训练乡村服务人员。他们还组织大批学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实验。后来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选河北定县，山东菏泽等地进行“县政建设实验”：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监督，兴办公民学校和保健机构以改造农民，组织农村互助社，改良手工业。后因日军侵华被迫中止。但影响深远，美国国会在1948年通过“晏阳初条款”，规定对华援助的十分之一用于中国的农村建设；菲律宾，危地马拉，印度，加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专门到中国学习乡村建设的经验。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几经反复形成了全党共识，把农村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他们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工作的开展。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薛慕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品集中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
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实地考察。二十年代对湖南农民的考察，三十年代对江西长岗乡，长溪乡的调查。陈翰笙在中统区秘密组织了对保定，无锡和广东等地农村的调查。42年对陕北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的报告》等文章。
3、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解决农村问题外，也有一些职业社会学者，从纯学术的目的出发，进行更科学的社会实验，更标准的调查报告，更来客的理论分析。他们被称为了“学院派”。
1926年，李景汉就带领燕京大学生对京郊持甲屯等四村进行调查，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冯和法写的《农村社会学1929》不仅交代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与问题，并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言心哲的《中国农村人口之分析1935》对农村人口的现状和历史变迁都有专门研究。
特别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大学期间就在于曾到广西家县花税务瑶从事农村调查。后来在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农村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后与张子毅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绿村，玉村，易村，先后写出《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水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三农研究中的首席地位。
4、解放前，外国学者、团体对中国三农的研究
外国的研究就其目的来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主要有金陵大学教授卜凯，通过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调查，写出《中国农家经济》，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人口过剩，过密造成的农场面积零碎，南成规模。庐江大学的库尔普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调查，写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林惠海，福武直六次调查江苏苏州近郊农村等。
另一类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美国著名学者在《美国与中国》中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专门介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较为重视的对华资料。另外主要是日本1907年开始在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其主要目的就是收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为侵华提供资料信息。他们的调点即是农村，范围和内容随侵华战争的扩大也不断扩展和深入，主要方式是在各地抽样调查。这项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目前发现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就有10514种之多，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乡村的重要资料。
二、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和国外研究的缓慢发展。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之后，迅速进入农村集体化。从此知道70年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主线基本上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展开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一时期三农研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加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因“革命需要”而撤销，直到1979年，初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中国境内的三农研究基本停滞下来。
与之相比，国外的一些小规模研究仍在继续。旅美华人杨庆堃根据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在时期的陕西长弓村的调查经历，使他写出《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美国汉学家陈佩华等人对广东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并出版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此外在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帕斯特奈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和英国人类学家华德的《多样化的农民意识模式》等。
三、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和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978年开始兴起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层出不穷。同时，以前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显露，甚至于激化，这都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为三农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再加上8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进和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恢复，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这样，在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三农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和拓展，形成了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80年代前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紧跟政策的发展，基本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对集体化，公社活动进行批判与反思，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
2、80年代后期关于乡镇企业，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基本解决了生产动力和生产积极性问题。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闲置有造成了新的挑战，以致我国农村依旧无法摆脱只增长不发展的低水平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两种形式，自醒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两种形式也是这一时期三农研究地两大热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马戎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均等机制》。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研究》，辜胜阻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等等。
3、90年代开始对农村政治体治改革的研究
90年代开始村民自治逐渐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行，这项做习题举从根本直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种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委员会，农民三级关系结构。实现了行政效率和民主精神的强强联合。但就实现形式，自治程度，村委会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引发各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
这个时期除在关于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外，三农研究也在不断拓宽领域，深化专业，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生活状况，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教育，农民素质，人工智能口与流动，社会化与整合，社会组织与文化，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社会问题社会变迁，以至外国农村，农村史都必须成为三农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成果空前丰硕：如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当代浙北乡村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文化》，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以及陈吉元的《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4、2000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生支农调研
迈入新千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以晏阳初，梁漱溟为楷模，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总编温铁军构想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整和理想的农村社会，包含环保，人权，网络等多种现代化因素，并希望能成为广大农村发展的模板和参考。华中师大的贺雪峰在洪湖等地实验时，成立了村老会，希望能发挥老人的智慧指导村民事务，配合年轻一代的热情与活力，共建农村。北京周鸿陵在沙洋县天村开展基层民主培训，内容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贺民主选举等等。
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有发起，知名学者率领，个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一方面有利于青年更深刻地了解农村，感受现实。
5、80年代后国外大规模的三农研究
中国的改革者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日益引起了国外政府部门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时期国外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域广泛。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对中国农村展开研究，涉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二是研究力度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基金会和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三农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卡特中心，英国汉学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平研究所等。三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国外研究尤其重视实地考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亲自到中国农村深入了解过。
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完）
参考资料：
肖桂云《农村社会学》
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
吉尔茨《中国社会调查》《费孝通与中国农村》
市新社区办
今年4月，市新社区办组建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主要从实现上下对接、加快整体推进、加强分类指导、抓好综合协调、强化检查督办、营造宣传氛围等六个方面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城乡三类新社区
1、规划情况。全市共规划建设城乡三类新社区89个(城市新社区40个、城镇新社区25个、农村新社区24个)，其中：孝南区26个、汉川市6个、应城市9个、云梦县7个、安陆市9个、大悟县9个、孝昌县11个、高新区8个、临空区3个、双峰山1个。规划总建筑面积4475.98万㎡、应还建总面积749.68万㎡，计划集并205个村、10.7万户、42.5万人，建成后可容纳101.08万人。
2、建设情况。目前，已开工建设79个（城市新社区34个、城镇新社区24个、农村新社区21个），完成建筑面积930.66万㎡、占比20.8%；建成还建房面积197.99万㎡、占比26.4%；还建房入住4502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60个，其中29个已基本建成。
3、试点情况。孝南区和市直“三区”24个试点新社区目前已开工建设17个，其中孝南区9个（沙沟、鲁铺、东山头、郑阁、八一、甘山、殷陈、燎原、同心）、市高新区7个（诸赵、裕祺、新桥、柏树、城际、大会集、董永）、市临空区2个（闵集、道兴）、市双峰山1个（涂巷）。规划总建筑面积1868.66万㎡，完成建筑面积84.31万㎡、占比4.5%；建成还建房面积75.04万㎡、占比14.9%；还建房入住1620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工9个。
(二)三个“1+X”体系
目前，全市共有城乡社区321个（城市社区165个，城镇社区91个，农村社区65个），其中：
1、“1+X”服务平台。“1”，即社区综合服务中心，“X”，即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相配套的其它若干服务设施。目前，全市有198个城乡社区按照“1+X”模式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总面积为11.8万㎡，平均面积达到 600㎡以上，占比61.7%。
2、“1+X”服务组织。“1”，即社区党组织，“X”，即与社区党组织相衔接的其它若干社会组织。目前，全市共有社区党组织1788个（其中党委23个，党总支118个，党支部573个，党小组1074个），自治组织6825个（其中居委会321个，居民小组2674个，楼院门栋3830个），社会组织1290个（其中文体活动类553个，志愿服务类562个，专业经济类175个）。
3、“1+X”服务队伍。“1”，即社区“两委”干部，“X”， 即与社区“两委”干部相呼应的其它若干服务队伍。目前，全市共有社区“两委”干部1769人，其中党员1533人，大学以上学历248人，平均年龄44岁；综合服务中心专职工作人员（不含“两委”干部）1274人，网格管理员1046人，志愿服务者20636人，社会工作者44人。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在思想上凝聚共识。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是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创举。市委、市政府提出，从2012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改造提升一批老社区，规划新建一批新社区，高起点打造城乡三类新社区试点和样板；在全市城乡社区实现“1+X”服务平台、“1+X”服务组织、“1+X”服务队伍全覆盖。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3月，由市委组织部和市民政局牵头，从组织、民政、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抽调10余名干部，成立了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市新社区办)，在市民政局集中办公。罗部长、周市长先后于5月8日、8月2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推进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强化了责任。
2、加强调查研究，在理论上寻求提升。市新社区办组建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突出了工作重点，加强了理论研究。6月28日，邀请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东教授等一行8人，到我市考察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工作。9月12日、22日，分别邀请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和省委党建研究会到我市调研三个“1+X”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在此基础上，市新社区办拟定了城市（城镇）社区、村（农村社区）两大类型的《***市三个“1＋X”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标准（试行）》。11月22日至24日，省委组织部、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在***市举办了全省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讨会。孝南区、安陆市、汉川市先后以党委、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有关文件。
3、加强分类指导，在规划上突出引领。5月，指导各地对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在全市共规划建设城乡三类新社区89个(城市新社区40个、城镇新社区25个、农村新社区24个)，并印发了《关于下发全市新社区建设规划的通知》（孝新社办发［2013］2号），统一了各地上报口径。11月，根据市委、市政府“全域规划、分类指导、倒逼推进”新社区建设的新要求，以市委组织部和市新社区办名义，印发了《关于调整全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的通知》（孝组文［2013］99号），要求各地按照规划新建类和改造提升类两大类别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并于12月底前正式上报。
4、加强服务协调，在推进上形成合力。5月14日，召开了各县市区和市直“三区”新社区办负责人培训会议。6月9日，召开了市直24个重点新社区建设工作队工作动员会议，印发了《关于组派24个重点新社区工作队的通知》（孝组发［2013］14号），确定了市领导挂点重点新社区联络员机制，并从市直48个单位选派72名干部，组建24支工作队对口支持重点新社区建设。各工作队及时指导、督促、协调解决重点三类新社区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当好挂点市领导的联络员，较好地发挥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与挂点三类新社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5、加强检查督办，在落实上求真务实。建立了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电子台帐，实行挂图作战；结合市委、市政府第一、二、三季度拉练检查活动，对各地开展了三次巡回督查；在第二季度拉练检查活动总结大会上印发了《上半年新社区建设情况通报》，10月12日印发了《第三季度新社区建设情况通报》。在检查督办中，注重检查各地是否突出“三个重点”(居民还建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是否落实“三个优先”（优先规划、优先选址、优先建设），是否遵循“三先三后”（先地下后地上、先建平台后建房、先还建后开发），通过领导挂点督办、部门驻点督办、专班巡查督办等措施，强化时间节点，狠抓形象进度，确保建设质量，力戒形式主义，形成了强大的工作推进态势，真正使新社区建设成为老百姓受益和拥护的“民心工程”。
6、加强宣传引导，在舆论上广泛造势。制定下发了《***市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编发《***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工作简报》29期，召开了有关新闻媒体单位座谈会，从10月23日起，在《***日报》开设了《建设城乡新社区》专栏；从11月19日起，在***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开设了《新社区、新生活》主题宣传栏目，每周播放2期，目前已播放6期。在***电视台《周末会客厅》栏目制作了专题访谈节目《构建和谐社区由你我开始(上、下集)》，在中央、省市有关报刊、网站刊载理论文章、宣传信息60余篇；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知识还进入了党校、教材、课堂；今年8月29日、11月5日，积极争取市人大、市政协分别组织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开展专题视察，营造了社会各界重视、关心、支持、参与城乡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发展不够平衡。三类新社区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土地指标紧等客观原因，总体推进速度不够快，区域发展进展不平衡。少数地方规划建设的新社区迟迟不能开工，有些地方“三先三后”原则执行不够好，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比较滞后。
2、资金投入缺乏保障。新社区建设资金筹措方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渠道不够稳定。多数新社区建设投入主要依赖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整合，地方财政投入有限，社会总体投入不足。
3、政策创举力度不大。对新社区建设中的土地、资金、拆迁、就业、户籍、社保等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有力的扶持政策，特别是缺乏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新社区建设的优惠政策。
4、服务管理有待提升。三个“1＋X”体系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等现象。有的地方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规划设计不够科学，服务功能不够突出，存在“衙门化”、“行政化”倾向和资源闲置等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缺乏有效扶持政策及措施；社区干部队伍的培养、使用、保障等机制不够健全。
四、明年初步打算
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是惠民之策、利民之举，但同时也是一项难度大、任务重、周期长的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基于以上认识，2014年工作的初步思路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主题教育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的重要决策和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市新社区办的组织、指导、协调、督办等职能作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目标、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着力完善三个“1＋X”体系，不断提升城乡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以党政为主导，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城乡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作用，梳理部门职责，落实工作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建立成员单位和挂点单位工作述职和考核评价制度，促使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形成合力。
2、坚持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优化建设总体布局。指导督促各地抓紧对城乡三类新社区建设规划进行调整完善和汇总上报，增强规划刚性，有序推进实施。
3、坚持以政策为保障，进一步调动激发各方合力。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性指导意见，聚合各类资源，激发内生动力，释放政策红利。
4、坚持以示范为抓手，进一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按照“试点先行、分类指导、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的思路，分级分类培植、打造一批城乡三类新社区和三个“1+X”建设的样板，发挥示范效应，加强模式总结。积极争取和筹备召开全省社区建设现场会（省民政厅拟建议明年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在***召开一次社区建设现场推进会）。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 VAR模型 隶属函数 协调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发展，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也在不断改变。然而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协调共进？
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门户之一，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进一步将南京确定为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其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程度也可作为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指向标。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研究有利于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适应程度的关系，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
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则以2008年为中轴，选取前后3年共7年作为研究的事件窗，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性现状进行综合研究。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界定方面，沈时伯认为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体现在基尼系数处在合理的区间；而任红艳认为，适度的收入差距既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效率优先，又要兼顾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平性；顾海兵、王亚红则针对“城乡”关系进一步指出，适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保持在一个浮动的合理区间，在此区间内，收入差距一方面要不能因过小而损害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不能因过大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程度。
其次在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测度方法上，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采用基尼系数辅以多协助指标来判断收入差距适度性；阿特金森考虑了社会心理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出了阿特金森指数；Sala I Martin 等人用基尼系数和人均GDP差异描述国家或区域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任红艳改进了基尼系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而推导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数。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界定及评判尺度是模糊的，未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而在测度方法上，国外的研究偏好用基尼系数代表城乡收入差距指标，有些国内学者常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更多的学者则根据基尼系数等少数指标来判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方法一方面没有反映区域间人口规模的影响，没能反映城乡人口所占的比重情况；另一方面没有综合考虑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适应与协调程度，因此无法精准衡量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综合指标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更加全面的测度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性。
三、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方法
1、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文章依据科学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标体系划分为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绩效指标群；并进一步划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子指标群、经济发展子指标群、资源配置效率子指标群、社会公平与稳定子指标群四个方面。同时文章为不同的子指标群细分状态层，并包含共34个指标层来综合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体系数据处理
（1）指标介绍。一是泰尔指数，它是运用熵理论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泰尔指数将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反映到收入差距测度中去，对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符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两端的现状，继而更加充分的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当为分组收入数据时，泰尔指数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T=■（wiln■）（1）
其中，n为分组数，wi为第i组居民总收入占总体居民总收入的比重，mi为第i组的居民人口份额。
本文结合曹裕的研究，依据城乡的定义将所收集的南京市收入数据分为城镇、农村两组，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系数表达式为：
Ti，t=■（■ln■） （2）
其中Ti，t表示第i组地区t时期的泰尔指数，j=1，2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地区，kij，t表示第i组地区农村（j=1）或城镇（j=2）在t时期的人口比重，ki1表示农村人口比重=■，ki2表示城镇人口比重=■；pij，t表示第i组地区农村（j=1）或城镇（j=2）在t时期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求得），pi，t表示第i组地区t时期的总收入。
二是城乡收入加权变异系数。变异系数是样本值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率，用来反映各区域居民收入偏离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而在用来反映地区差异时，应将各地区人口规模差异影响考虑在内，进而以人口规模作为权重，得到加权变异系数。当为分组收入数据时，加权变异系数的基本公式如下。
CV=■■（3）
为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加权变异系数，本文依旧将城市居民收入分为农村、城镇两组，得到加权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CVw （i，t）=■■ （4）
其中，CVw （i，t）表示第i组地区t时期的加权变异系数， yij，t表示第i组地区农村（j=1）或城镇（j=2）在t时期的人均收入，ui，t为第i组地区t时期的居民收入的平均值，ui，t=■yij，tkij，t。
三是各类系数比值。城乡收入比由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到；城市化率等于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城镇人口比上城市总人口得到；劳动生产率由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就业人数得到；资本生产率由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固定资产投资额得到，恩格尔系数是通过将农村恩格尔系数与城镇恩格尔系数与对应农村、城镇的人口比重加权相乘得到；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城市常住人口之比。
（2）数据来源
文章的数据除指标说明中需要计算的指标外，分别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南京市统计年鉴》收集整理得到。
3、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介绍及应用
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可以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函数概念，构建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是构建各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的相对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两系统间的静态协调度的计算来反映在某一时期系统间的协调状况。两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为：
Cs（i，j）=■ （0
其中Cs（i，j）为系统i与系统j的静态协调度，u（i/j）为系统i与系统j的适应度。
u（i/j）=exp{-（x-■）2/s2} （6）
x为系统j的实际值，可有因子分析得到的评价指数求得；■为系统i对系统j的协调值，即系统j对系统i的最佳协调系数，协调值可利用VAR 模型回归拟合求得；s2为方差。
Cs（i，j）的取值范围为0到1，值越小表明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低，反之则高。借鉴已有学者研究成果，将Cs（i，j）可为7种类型：0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性，因此在考虑静态协调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动态协调度。动态适度加入时间变动因素，反映了系统间的连续性和协调发展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间的动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Cd（t）=■■Cs（t-k） （0
其中，Cd（t）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在t时期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Cs（t-k）为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在（t-T+1）～t各时刻的静态协调度。同理可以求出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与稳定子指标在t时间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设t1>t2（t1、t2为任意两个不同时刻），若Cd（t1）？叟Cd（t2），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
四、实证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分析
在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测度之前，先对事件窗内南京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初步分析。结合所收集的数据，根据上文所述公式，将2005―2011年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指标计算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虽然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在增大，但城乡收入比逐渐缩小，说明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率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此外泰尔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趋同，呈先增后降趋势，表明南京市金融危机后一段时间内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然而，这种状态是否适度，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度性测度研究。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类评价指数测度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标进行测度。首先，用SPSS19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无量纲化。接下来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标群以及社会发展子指标群、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群、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群进行主成分分析，消除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由此依次求得南京市2005――2011年间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标群中各子系统的评价指数，汇总结果如表3。
将表3数据通过EViews6绘制2005―2011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类评价指数走势图如图1。
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类评价指数数据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可知，在金融危机事件窗下，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评价指数大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表明，在此期间城乡收入状况开始有所改善。此外，南京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数与其子指标群下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数、社会公平与稳定评价指数总体趋势一致，均成逐渐增大的趋势。
3、城乡收入差距静态适度性评价指数计算
（1）系统间拟合值的测算
为了计算城乡收入差距静态适度性评价指标，还要计算出各指标体系间的拟合值，而此拟合值可由VAR回归系数确定。由于所选时间样本数量少，由此，本文设定为滞后一阶段，用Eviews6软件进行VAR模型的回归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即系统的拟合值，结果如表4所示。
（2）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数
将所求变量实际值、拟合值、方差带入公式（5）、（6）测算得2006―2011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类静态适度性评价指数如表5所示。
将表5数据通过EViews6绘制2006―2011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类静态适度性评价指数走势图如图2。
结合图2分析可知：第一，2006―2011年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静态适度性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较大，且均值分布在0.66―0.87之间，表明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稳定与公平总体上处于弱适度和中度适度的状态。其中城乡收入与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数均值最大，城乡收入与社会公平与稳定评价指数均值最小。第二，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静态适度性综合评价指数在2008或2009年最小，之后开始回升，说其在一定程度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南京市各静态协调度之间差距大，其中城乡收入与经济发展评价静态适度性指数差异幅度最大，城乡收入与社会公平与稳定评价静态适度性差异度最小。
4、城乡收入差距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
由城乡收入差距静态适度性评价指数，结合公式（7）得到2006―2011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类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如表6所示。
将表6数据通过EViews6绘制2006―2011年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类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走势图如图3。
结合图3分析可知：首先，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种城乡收入与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数最大，城乡收入与社会公平与稳定评价指数最小；其次，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类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经历了先减少后平稳上升的趋势，说明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社会公平与稳定个系统间的适度性关系为先减小，然后平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各系统间处于恶化与改善的动态轨迹。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1、研究结论
通过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对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2006―2011年间南京市间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增大但相对值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改善；静态适度性指数变化层面上，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稳定与公平的协调度均值分布在0.65―0.87之间，总体上处于弱适度和中度适度的状态；动态适度性指数变化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统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各系统间处于恶化与改善的动态轨迹。
2、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南京市在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要统筹两者间的协调程度，因此本文对收入差距适度性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确保社会财富总值的增加。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指出，人们只有在完成低层次需求后才对高层次需求产生强烈预期。由此，进一步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进而满足人们的更高需求。另外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同时也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兼顾城乡经济的发展。
其次，进一步加速劳动力流动，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共同发展。一方面，城市化以农业剩余为前提，是要素资源在城乡产业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因此，应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提高自身整体素质，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就业。另一方面，对于劳动力过剩的城市来说，也要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工作。加大对农业创新的投入，支持农业科研，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也有助于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合理转移，增加农民各类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最后，加强邻区经济合作，促进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南京市产业规划要与周边区域进行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加强邻区经济合作，促进产业发展；集聚发展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南京市可根据自身的要素优势，以制造业两端延伸和中间分离为突破口，与周边区域进行要素互补，拓展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领域；以长三角地区为平台，进一步结合“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深入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提高本地区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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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在县政协的领导下，在本乡委员的支持配合下，乡政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委员加强理论学习，组织开展实地调研活动，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充分发挥了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计划。20__年，我们将乘势而上，科学发展，再创佳绩，切实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实现我县“××，××，××，××”的战略目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将20__年工作情况及20__年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一、20__年工作回顾
（一）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
一是按照我乡政协委员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委员集中学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及省市县有关政协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通过学习，委员们全面系统地掌握了章程的基本内容，深刻准确地领会了其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到学习贯彻政协章程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了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
二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今年，我们以乡党委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工业强乡、农业富乡，××、社会安定和谐××”为主题，以委员所办实业为重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学习调研阶段，通过统一部署、精心安排、认真组织，全体委员深入村组、林地、企业走访了解情况，开展了多次调研活动，得到了我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
三是认真学习贯彻县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今年9月18日，县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政协主席××分别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对历届政协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对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有关文件精神，推动新形势下我县人民本文政协事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四是做好政协日常工作。一是积极争取了县政协对我乡政协工作的关心。今年，县政协××主席、××副主席视察我乡政协工作，对我乡的政协工作予以肯定并作出了重要指示。二是积极争取了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乡党委、政府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将政协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决策前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和建议，执行中接受委员民主监督。乡政协摆正位置，自觉服从服务与党政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三是进一步做实细节工作，政协工作的各种制度、委员资料台帐、学习活动的计划总结等全部分类归档。
（二）推进政治协商，服务发展大局
充分利用政协委员活动室，做实做活基层参政议政。今年，乡政协充分利用委员活动室这个新平台，组织委员深入基层、走进社区、贴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断丰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新形式新内容，为我乡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3月，××委员投资××准备××基地，但苦于选址难的问题迟迟没有动工。我乡政协联络处了解情况后，乡项目办、电力、林业、公路等部门予以协助，部门联动，积极争取各方支持，问题得以成功解决，为实现农业富乡聚力蓄势。9月，乡政协工作联络处组织委员深入××进行××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在调研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该产业发展的现状，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管理不善、技术缺乏等，针对调研情况我们撰写了调研报告，为加快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摸索出新路子新方法。10月，去年乡政协提议修建的××，这是乡政协建言献策、政治协商、服务群众的典范之举。
（三）强化民主监督，转变工作作风
一是积极开展民主监督活动。一年来，参与了政府的多项重点工作的事前、事 中、事后的民主监督。主要活动开展有：参与了“全乡0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教师节表彰大会”，列席了“全乡人代会”等会议；参与了对全乡民生工程特别是村级水泥路硬化、卫生改厕等工程的规划设计、资金筹措、资金使用以及工程质量进行了监督和评估；参与了乡对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对农民负担的编报收取和使用以及对教育两学期的收费进行了监督和督查。同时还组织了委员对政府各部门进行了民主评议。通过对行政机关的民主监督活动，进一步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使一切活动纳入到依法办事的轨道上来，促进了全乡社会稳定，深受群众好评，得到了乡党委的充分肯定。
（四）拓展参政议政，助力社会发展
积极拓展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新渠道，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办好事、办实事。具体包括：一是吸引一些有能力的政协委员及其管理的企业，参与送温暖、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活动。二是采用专题座谈、走访等形式，为政协委员提供反映社情民意和民主议政的场合。
二、20__年工作思路
20__年，乡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乡党委的领导下，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开拓创新抓落实，履职为民谋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贡献新力量。具体而言，要突出扎实做好以下六个方面工作：
（一）认真搞好政治协商，服务科学决策
要着重抓好一年2次以上的专题协商议政活动工作，内容上主要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事关人民群众的重大事项。政联处要及时掌握党政各部门的工作动态，提出意见建议，以确保政治协商制度在党政工作中得到体现；以会议形式进行协商时，政协邀请与议题有关的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直接听取委员的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让他们与委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提高委员的积极性，增进政治协商的效果。真正做到决策前让政协了解情况，决策中让政协参与意见，决策后让政协协助落实。
（二）切实加强民主监督，推进科学管理
要严格程序和要求，切实抓好提案的交办工作，并对重点提案进行全面跟踪督办，对提案办理委员不满意的要责令重新办理。要认真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按程序和要求对行政机关政风行风进行民主评议。要组织委员视察兄弟乡镇城镇化建设、林地改革工作、晒烟生产基地建设等情况，促进相关事业科学发展。要进一步畅通社情民意信息渠道，如实反映群众的合理诉求。
（三）不断深入参政议政，推动科学发展
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紧扣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认真组织委员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林地改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助推生猪养殖、乡镇民营企业发展以及旅游资源开发等做好专题议政、调研、视察、考察活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课题，完成两篇以上有现状分析、对策建议、可操作性强的调研文章。
（四）继续强化自身建设，服务科学发展
要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努力增强政协机关和政协委员队伍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委员管理，促进主动履行职责；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委员外出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努力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要进一步完善宣传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制度，继续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三化”建设；要切实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创新型、和谐型、廉洁型机关。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
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
到分类研究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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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田野地点；村落；边疆；民族地区；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8—08
在复杂社会或是在民族地区调查，常常面临如何选择调查地点的问题。过去，人们常以一个族群历史与现实的分布区域作为社区，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可能有变化，类型上可能有乡村，也有城镇，因此从历史到现实的社区类型而言，在民族地区调查，可能会包括中国人类学传统调查中的乡村、少数民族及城镇三种类型的社区。如果只在一类社区进行调查，则面临新的问题。正如罗伯特·F·墨菲所言，在复杂社会中，假定提供资料者即是该社区的代表，这是很危险的。在复杂社会里，假定人与人同质更是愚蠢透顶，因为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部分均有其亚文化。如果要研究整个社区，他就必须从各个亚群体的代表那儿获得信息。田野工作技巧应随研究背景而定。[1]（P-303-304）因此，传统的驻点式的调查，似乎很难适应新的社会事实，需要借鉴和综合几种类型社区调查的方法，这是面对田野事实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回到中国田野研究的传统里，在对田野研究的回溯中寻找理论和方法支撑。
一、 中国人类学田野的三种类型
首先回到社区概念上。在社会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很早就使用“社区”这一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出版了《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Community and Society》。滕尼斯认为，Community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它也可以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Community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也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2]（P-2）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对立起来，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54）他用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把共同体和社会分别设置为一个连续变化系统的两端。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共同体以社会的意志作为和睦、习俗、宗教见称，社会则以社会的意志作为惯例、政治、公众舆论见称。[3]（P-339-340）显然，这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
英语学术界把“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而波兰社会学界则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之。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不少学者都认为，传统乡村是“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这样，农村社区便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4]（P-58）
而对中国社区研究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第一个社会学派，通过自己的实践，把兴起于欧洲的学科顺利地引入美国社会。他们对社区、社会的概念及社区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派克在论述社区与社会时，没有将两者作为具有对比性的、二分法的分类模式。也没有今天中国学者所强调的“社区”与“社会”对应于“传统”与“现代”，并隐含某种“进步观”的价值判断。派克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或者说是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社区”与“社会”概念的。即将两者视为观察人类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派克的分类范畴里，“社会”与“社区”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社会”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如果以实际可以指称的范围来看，它涵盖了“社区”。“社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包容性的概念，它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各自拥有自己的特定类型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社区”则包含着地域因素，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共同命运，同时强调人们参与共同生活，参与到社区的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角色。一个个体的人属于一个社区，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社区内，而是由于他参与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5]（P-181）同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他将社区研究视作体系的研究，包括适应与完整两个方面。而在中国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主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两年之内完成精密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含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纵的连绵的研究。横的研究首先要发现和记录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即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及乡村组织，以及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划分的组织。同时要包含经济生活、土地所有权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制度、家族和亲族的功能作用，社会裁定和控制，礼节和仪式，个人社会化过程。乡村连绵的研究，最好是能反复观察，或者是选择几个受到同样影响而程度不同的社区加以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比较研究之需，以期建立“人类社会的科学”；也可以学以致用；帮助认识过去的社会，尤其是社会连绵数千年的中国，更显得特别确实。[6]（P-182-188）这体现了布朗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学术观念，他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他愿意将这门学科称作“比较社会学”。[7]（P-212）他将中国的乡村社区调查，纳入其整体的“试验区”范畴考虑，他想把世界上现存的、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等的社会类型一一亲历。他先后将安达曼岛、澳洲、太平洋群岛的东加群岛和萨摩亚等、南非洲、北美洲作为他的比较社会学的五大试验区，同时他的试验区也延伸到白种人地方社区，以及研究复杂程度更高的日本九州。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开展应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于是吴文藻请他东来，他主动建议实施“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8]（P-183-185）可见布朗对于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地点是多元的，其调查的社区，完全服务于他的学术思想，而并无我们所想象的“乡村怀旧情节”或是“乡村中心主义”的情愫。
然而，社区的概念、类型传入中国后，则有了“地方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学界将西方的概念Community移植、改造为“社区”概念，①这与吴文藻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理论的改造，以及对结构功能学者布朗的理论和主张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②也与他对中国社会构成及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有关。吴文藻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而19世纪以来这个传统社会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要研究这个现实状况，社区研究的方法值得采纳。[9]（P- 665-687）他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可统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1）部落社区；（2）乡村社区；（3）都市社区。部落社区指以游猎牧为主的人们及其文化，乡村社区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都市社区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通常部落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8]（P-144-145）
但是，中国社区研究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城市，演变成了汉人的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两大区域（而都市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代后期在中国出现），吴文藻的上述观念，也直接体现在村落和边地两大研究区域中。
汉人的农村社区研究，以村落作为调查的地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早期经典的社区研究，几乎等于是在汉人社区所作的村落研究。费孝通的江苏“江村”、林耀华的福建“义序村”、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村落社区研究，受到了利奇的质疑，费孝通对此曾有详细的论述。西方人类学家在汉人社区研究中出现了超越村落的试验，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集镇理论。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目的是想扫清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历史无法结合的方法论障碍。施坚雅的市场集镇模式，挑战了将中国农村的村落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单位的理论。
自20世纪40年代后，汉人社区的研究，从方法论单元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避免将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一体化体系，让人们注意到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功能，也要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0]（P-49）但这种纵横交错的分析模式，是在“宏观与微观”、“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等“认识规范”下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田野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田野中的许多关系可能被忽视，而我们的关注对象，也可能更偏重于理论本身，而不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③
这些理论模式，除了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外，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是选取村落，还是将村落放在社会历史框架下，或者是用市场模式去解释。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是建立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域复杂，文化多元，历史悠久，任何一种方法和模式都不能简单地运用到中国其他区域调查中。
基于东南的宗族模式，是否在其他汉区适用，基于成都平原的市场集镇理论，是否在山区适用，再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社区研究中，对于历史上处于化外、檄外之地，处于羁縻制度及土司制度管理下的地区是否适合，都需要在田野研究中进一步讨论。④
同样，边疆地区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研究华西（包括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及自然环境等内容，在研究西南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西、东北、云南、湘西、浙江、福建和台湾进行调查，其中既有中国的学者，也有在中国长期从事研究的外国学者。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为边政学。社会人类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更为深入，这为1949年后中国民族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哪些地方属于边疆研究的范围，则各有说法。吴文藻认为，边疆应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具体而言，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邻近外国的地方，如蒙、藏及辽、吉、黑、热、察、绥、新、宁、青、康等省是也；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少数民族的荒僻之区而言，如陕、甘、湘、桂、川、滇、黔等省之边区也是。[8]（P-268-269）柯象峰进一步认为，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本就是边疆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其主要的有川西北的羌戎，川西西康的西番，川西南和云贵的倮倮，川南、湘西、云贵的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的瑶、海南岛的黎人，这是研究边疆不容忽视的。再推而广之，西北至中亚细亚、南至南洋群岛及东南沿海的岛屿，也可注意。[11]（P-157）而张少微则认为，边疆地域只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康和云南。[12]（P-187）研究对象上，吴文藻将内地农业与边疆畜牧业、内地乡下人与边地人相对提出的，他认为，边地人与内地乡下人程度的相差，有如内地乡下人与城里人程度的相差，甚至在民族性格、语言文字、习俗风尚、、文化方式，无一不是大相悬殊。所以研究边疆民族是研究边疆政治的关键。[8]（P-267）具体的研究范围，李景汉建议，选择一个较小的社区，如一土司所辖之区域，或有一代表性之村镇。同时，他还建议，能在边区各民族中，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工，以同一观点，同一立场，同一方法，调查研究，分析而比较之。[13]（P-177）研究的途径，林耀华认为，边疆与其他区域一样，要研究的是环境、人类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14]（P-220）总体来说，当时的边疆研究，基于为社会现实服务，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绝不是，也不应该像有人批语的那样，专门磨刀而不切肉，社会研究者，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不但要寻找真理，增加知识，也要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再进一步试一试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3]（P-175）这应当是当时社会学者的共识，只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在边疆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当时的边疆调查，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调查方式，调查提纲相当细致，这与他们的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密不可分。同时，形成的田野调查报告，分门别类地详细记录资料，注重报告的资料作用，少有理论分析，体现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宁愿为事实而牺牲理论，决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 的学术理念。[15]（P-3） 20世纪50年代后，民族研究替代了边疆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研究及民族研究，理论上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与前两种社区研究传统相比，中国都市社区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这可能与人类学界的传统认识有关，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学进行都市研究，就是对正统人类学的背叛，再有可就是与社会学保持距离。[16]（P-81）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都市研究才正式进入中国人类学的视野。⑤而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则有乡村与民族社区研究并举的意味。[16]（P-86）不过，城市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城市中的民族研究，城市中的乡村研究，只把城市当作一种研究对象，都市人类学内部期望在城市社区催生出一种方法的超越，并寄希望于21世纪。[17]（P-2）
二、中国人类学田野的家乡情结
尽管田野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区别的组成要素，但是人类学家该在“哪里”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18]（P-2）最适合的地点是那些小型社区，这基于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小型社区可以更好地被观察。但人类学中的地方要领尚需仔细推敲，因为地理上的邻接和界线不足以界定“地方社区”。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田野点具有“地方性”？而且是在非西方的“村落”里调查，有人认为这完全是马凌诺夫斯基式田野实践的霸权模式影响的结果。[18]（P-31）
利奇在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里，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这实际反映了英美人类学长久以来的潜在观念。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下，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也许是被耕作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也不会太远离自然。[18]（P-9）人类学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依赖于地域专业化，人类学通过长期居住在“田野点”来学习语言和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就这样被纳入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构筑人类学学科的另一面。于是人类学家只能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差异性。
费孝通用自己的田野作了回答。汉人去研究瑶族，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是完全对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我研究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如果按我主观的估讲，同多于异，那就是说汉人与瑶族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部分已十分接近相同的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19]（P-17-18）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田野里取得新经验的问题。[19]（P-19-20）
在人类学的学术史上，马凌诺夫斯基允许费孝通研究中国农民并表示，对本民族做的人类学研究也就是最艰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允许斯里尼瓦斯对印度的考格斯进行调查。但海外研究仍是欧美人类学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类学界开始意识到对绝对的他者的研究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并在对西方人类学产生条件的思考基础上，对长期伴随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政治关系进行谴责，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赫尔国际会议和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赞助的大会，再到法西姆（Fahim）召集的非西方世界人类学者，提出了“土著人类学”这一工作概念，指代在自己的祖国、社会或族群中进行人类学实践。而梅瑟施米特（Messerchmidt）则提出用“内部人类学”来代替“土著人类学”或“本土人类学”这种多少带有贬义的提法。在美国，“家园”与“异乡”仍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人类学的转型不断地进行，民族志也超越传统人类学而转向实验民族志和文化批评。
然而，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志工作者受国家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乡村和民族志工作者自己社会的“民俗”文化。因此，“田野”总会在附近，便于访问；研究者在乡村花几周时间搜集资料，然后回来进行分析。人类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讨论[20]。他认为，选择一个与一般人类学旅行逆反的方向， 以作为所谓“近处”的故乡来观照人类学的远近观， 为的是寻找“远近”的贯通之道。这个贯通之道， 延伸了历史人类学， 是“世界思想”主张的再表达， 有助于我们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界线。[21]（P-173）同时，他又强调人类学家既不能与将自身定义为与调查者毫无关系的人，但也不能失去自身社会的“陌生人”身份，如此，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事业。[22]（P-138）而国内的民俗学者从学术实践到理论方面讨论了“家乡民俗学”所讨论的问题，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差别，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如何转化问题；家乡民俗学的田野伦理问题；何为“家乡”，何为“家乡民俗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问题，如何处理身份转换和伦理困境。[23]（P-1-11）
上述讨论，既从学理上突破了视家乡为田野盲区的做法，同时也避免了视家乡为天然田野点的想法，在遵循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和学科共有立足点的基础上，强调调查者与调查点的距离感和研究感，力避因身份与情感而使调查者失去一种客位位置，同时，又要避免视异域为遥远异邦的做法，以一种整体和比较的视野，将调查得到的文化放入整个区域文化框架下，返观区域中的其他文化。
三、中国人类学田野的未来选择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已将村庄与大社会联系起来看待。他说，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偏远的村庄。不过在具体调查中，他又认为实地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24]（P-25-26）
在晚年，他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市镇的研究。他认为，传统市镇的出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本世纪的一百年里，特别是近几十年里，中国传统市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城乡关系已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P-23）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从空间上讲，要注意社区内与社区外的世界的联系，但要集中于社区自身；时间上，要注重历史背景，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文化层次上，要注意多种层次的文化调查，注意大小传统文化，以及显在的与隐藏的文化。[19]（P-23-34）
总之，中国未来田野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在学术发展的平台上去选择，不应因为研究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族群活动地域而忽视整个社区研究的动向，要有跨越地域与单个族群研究模式的理论视野，改变各自为阵，互不对话的封闭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将村落、民族地区或者城市作为研究的地方，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正如格尔兹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等）；他们是在村落里研究。[25]（P-29）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是社会、环境与文化。
同时要打破一些预设与既定的观念，应将区域放到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中，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突破现行地理区划边界的观念图式之中去理解。关注区域区内的多元社区类型、文化重叠、族群互动，以及物与观念的流动等现象，并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26]
注释：
①不过，中文中的社是英文community无法完全表达的。“社”包含五种含义：1-土地之神（社神）；2-基层的礼仪和行政单位（乡社）；3-民间迎神赛会（社日）；4-信仰和知识共同体（结社）；5-行业性团体。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②吴文藻是如何对芝加哥学派奠基人派克的观点进行改造的，王铭铭先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其《“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载《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黄宗智对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提醒到，理论的用处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不应成为现成的答案。见《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秦晖在《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一文中，认为中国除了有自然形成的滕尼斯所指的小“共同体”，还有一种比宗族和村落更大的整体主义统制力量，它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实行压抑，这既使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无法生成，也无法让滕尼斯所指的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产生。他把这种并非“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但却比它更压抑个性的力量称为“大共同体”。秦代的“编户齐民”，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小共同体，以建立专制皇权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这样的结构既非滕尼斯的“共同体”，亦非他讲的“社会”，而且勿宁说正是它使得“共同体”与“社会”都难以成长，以至于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近代化过程启动时，出现的不是一个“社会”取代“共同体”的过程，而是小共同体与“社会”同时突破强控制下的一元化体制的过程。它不是西方社会近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不是滕尼斯等人论域中的问题。然而简单化的“拿来主义”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但滕尼斯在论述由“共同体”向“社会”发展时体现的“独立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取向，仍然是极富启示性的。
⑤1989年12月28日到1990年1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对于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看作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整体亮相。从出席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我国学者看，也足以说明当时中国都市人类学处于刚刚起步的萌发阶段。中国出席会议的28人中，从事民族学研究的10人，人类学者（含文化人类学）9人，社会学者（含人口学）4人，地理学者（含环境科学）3人，历史学者（含考古学）2人。当时主要将城市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并明确将汉族也纳入其中研究。其方法既有乡村社区研究方法，也包含了民族研究方法，而都市人类学界有试图将“乡村人类学”与城市研究连接起来的意识。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面临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都市化，人口流动，少数民族“走出山野”进入社会，汉族从西部走到东部及东南部的城市。都市的社区研究，无疑就会面临着传统的“乡村社区”研究和“边疆研究”（后来的民族地区）的社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汲取。国内学者进行了探索，代表人物有阮西湖、周大鸣等。周大鸣的《都市人类学三题》，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族群与文化”、“城市文化职能”及“未来城市与都市人类学”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在城市流动人口、乡村都市化等问题上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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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关干部乡镇行。我们精心选择全市6个县（市、区）中十个具有共性和个性的乡镇，作为乡镇行的调研地，在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全面了解情况的同时，根据各个乡镇不同特点有所侧重。如对咸宁核电站所在地通山，重点调研移民就业安置和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对沿江的、两县市的四个乡镇，重点调研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情况；对、、外出务工较多的五个乡镇，重点调研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及就业情况。通过乡镇行，思考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新格局。
（二）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企业行。我们选择目前经营情况较好、一般、困难三个不同类型的十家企业，重点调研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在社会保险、劳动用工和劳资关系三方面的情况。思考探索结合劳动保障部门职能，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何在特殊时期维护好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组织经办机构干部社区行。我们组织经办机构的干部对市直温泉十个社区全部走访，重点调研社区劳动保障机构工作情况和社区辖区内创业促就业、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思考探索如何发挥好社区劳动保障机构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在下访活动中，我们严格把握四个环节。
一是发放一张征求意见书。征求意见书从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效能建设、工作作风、政务公开、为民办实事、文明执法六大项二十四小项对市劳动保障部门总体评价，并诚恳征求对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二是填写两份报表。两份报表分别是就业情况报表和社会保险报表，主要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业和社会保障需求情况。
三是召开六个类型座谈会。我们先后召开企业负责人、离退休职工代表、下岗失业人员代表、企业职工代表、县市区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会，当面听取各类社会人群的意见和建议，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
四是形成四篇调研报告。每篇调查报告包括工作现状、工作措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其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解决老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调研报告，作为全市优秀调研成果，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
二、着力制度建设，探索劳动保障工作的新机制
（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我们计划到年用三年时间，形成以市为中心、辐射全市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当前，我们着重抓好基层劳动保障机构的建设。
一是建立机构。在全市70个乡镇办事处，72个社区全部建立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到年，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延伸到908个村、组，做到村建站、组配员，建立从市、县到乡镇、街道、社区、村组的劳动保障服务平台。
二是明确职能。乡镇、街道、社区、村组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的基本职能初步明确四条：人力资源的调查登记，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管理，劳动保障业务和劳动者权益的维护。
三是建立队伍。通过购买岗位、以钱养事的形式，解决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问题，建立一支管得了、用得上、相对稳定的基层劳动保障工作队伍。
（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人人享受社会保险的原则，我们在建立全市相对统一、大体一致的社会保险框架体系上做了三件事：
一是对新出台的险种统一政策。去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启动，我们严格按照全市六个统一进行规范，即：参保对象、缴费标准、待遇享受、工作流程、微机网络、证卡印制等全市统一。
二是对国家政策统一的险种进一步规范。企业养老保险起步早，基础扎实，政策明确。我们针对形势的发展和参保人员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工作规则和业务经办流程，高效及时地为参保人员服务。
三是对地方出台的社会保险政策进一步整合。去年下半年，市局由分管局长牵头组成工作专班，对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掌握了全市六个县（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差别，然后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整合，实现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全市基本一致。
（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技能培训体系。
一是统一城乡一体的技能培训政策。省政府政发［］60号文件下发后，我们及时研究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办法，按照文件确定的标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二是加强城乡一体的技能培训基地建设。在健全就业培训网络的同时，将职业技能培训业务向乡镇延伸，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工作。
三是规范城乡一体的培训标准。实行规范化、标准化培训，做到培训机构、培训大纲、教学计划、学时课时、教材讲义、培训内容等六个规范，提高培训质量和实效。
（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网络平台。我市金保工程去年启动，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严格按照数据向上集中、服务向下延伸的原则运作。目前，市级数据库已建设完成，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市上线运行，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系统全市上线运行，养老保险升级软件春节后可在全市上线运行。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将劳动保障信息网络覆盖到全市所有村，构建城乡一体的信息网络平台。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通过对调查研究和机制的建立，我们能够及时准确掌握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当前全市反映比较集中的是三个问题：
一是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至年11月，全市返乡农民工共计9.1万人，占全市外出务工人员18%。按性别结构分：男性6.19万人占68%，女性2.91万人占32%。按年龄结构分：16－24岁占13%，26－35岁占19%，36－45岁占41%，45岁以上占27%。按行业结构分：机电制造和纺织服装4.1万人，占45%，服务和建筑业2.73万人，占30%，其它行业2.27万人，占25%。
二是灵活就业人员缴费难问题。按照政发［］42号文件规定，年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应不低于所在市州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0%。从1－10月份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情况看，灵活就业人员续保缴费人数比例不到40%。影响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因素中：外出的占23.1%（含部分经济困难），经济困难的占66.7%，其他10.2%。经济困难是影响灵活就业人员续保缴费的最大因素。
三是医疗保险待遇偏低问题。主要反映在职工医保待遇偏低，综合报销比例全市仅为68%，个人负担过重；居民医保群众受惠面窄，待遇优势不明显；关闭破产国有困难企业缴费难，待遇与其它企业相比较大。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我局立足以人为本，采取以下措施：
（一）多途径多渠道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
一是积极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市45家定点培训机构，从去年9月份开展组织定点培训，至年底完成签约167期，共计6850人，市工交技校签约1750人，现已完成790人，至今年5月可全部完成培训任务。
二是集中为返乡农民工组织“春风行动”。全市从去年11月至今年元月，六个县市加市直共组织325家用人单位的27800个用工岗位，安排六场对返乡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现已进行了三场专场招聘会，共有26000多人进场应聘，其中返乡农民工17000多人，共6580人与企业签订了用人协议。春节前另外三场招聘会还有11000多个岗位等待返乡农民工。
三是多渠道安置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在市委市政府协调安排下，实施“三个一批”计划进行安置：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开发和购买县内住宅小区保洁、保绿、保安岗位，安置200名就业困难的农民工就业；农业开发吸纳一批。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参加低丘岗地改造工程开发、林浆纸一体化建设项目，实现城里失业、农村就业，目前已有24000名农民工回乡植树造林；重大项目建设吸纳一批。结合杭瑞高速、大广高速公路工程，引导返乡农民工投身修路建设中来，解决3000名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二）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
从11月份起，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由原来不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0%调整为不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到12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续保缴费达到65593人，达到灵活就业人员的91%，仅11、12两个月就递增五十多个百分点，缴纳养老保险费6620万元，占全年征缴目标任务的23.9%。其中，市直12月份一个月征收养老保险费1619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31.1%。这一举措被列为市委市政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影响的重要举措之一。
（三）提高医疗保险待遇
一是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待遇，在原有分段按比例报销的基础上，分别提高两个百分点，减轻职工个人负担。
二是扩大居民医保群众受惠面，将无力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居民医保范围，将意外伤害纳入居民医保报销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