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外移民；中国梦；中华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5-0025-06
海外移民①中国梦的建构是基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晚清以前，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只是历史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是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过去光荣历史的象征，它是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晚清后，由于中国封建政府的激励以及维新派、革命派等民间力量的宣传和诱导，海外移民兴起了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则是社会成员选择和判断的主观意旨，二战后许多海外移民加入侨居地国籍，落地生根，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而不是中国，但是他们仍然以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行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合作日益密切，海外华人新移民兴起了两种认同倾向：一是华人的跨国认同，二是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融为一体，追求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赢与共享，从而提升中国梦的内涵，促进中国梦向世界梦转化。
一、自然根基：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
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既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自然根基，也是其建构的情感基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思考，也是海外移民不得不面对“根在何方”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华侨是指仍保留我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侨居国外的我国公民，华人泛指具有外国国籍的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但是当相当大部分的土生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形成庞大的混血华人群体之后，这类混血华人不但在血缘上已非纯华人，而且已经相当程度混有当地土著的血统。那么，这些混血华人（华裔）的身份归属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在种族上和文化上认同中华民族？其实，华侨、华人和华裔，他们在侨居国形成了一种跨国界的种族文化族群，即华族。尽管种族特性在华人族群认同方面的影响力随着异族通婚的日增而日趋减弱，但是华人的族群认同除了种族特点之外，族群文化意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华人群体而言，其组合的纽带，首先是人种与血缘纽带，并在共同的历史、语言、行为方式甚至共同经济生活上形成稳定的华人共同体，即华人社会或华族。因此，华人群体或华族，指的是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ethnic group）。”[1]可见，二战后华族尽管在政治上构成了其侨居国的国家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从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看，他们仍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具有族群文化意识，这是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认同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前提。李明欢教授认为，“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集团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联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2]无论海外移民身处何处，无论他们怎样与异族通婚，他们总希望慎终追远、追本溯源，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
海外移民在种族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根的意识。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学者王灵智教授对根的定义，根的第一层含义是生命的延续，第二层含义指身份归属地。从这个层面上看，根象征着海外移民的种族及文化取向。有了根的意识就可能会产生寻根的行动，从早期移民的落叶归根到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的回归运动，从华侨华人的光宗耀祖到华裔的崇宗敬祖、寻根问祖，这些都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海外移民根的意识的体现，都说明了海外移民强调中华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起源与种族分支的忠诚等原生性元素，都是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种族认同的有力体现。《国语・晋语四》曰：“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海外移民在寻根宗亲活动中，寻根谒祖，编修家谱，同姓联宗，数姓联宗，敦睦宗谊，共谋发展，依靠宗亲的团结，大家慎终追远，发奋图强，团结协作，有利于提升侨乡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海外移民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海外移民形成对故乡和中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亲合感和认同感。王赓武教授指出：“这种认同之所以称为‘历史’认同是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过去光荣历史的象征。这一切都有助于维持住华人性。”“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3]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对华人性的维持，虽然只是一种初级性的认同，但它能唤起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朴素的原始情感，为海外移民的中国梦建构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文化基础：海外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的认同
人类文化学家葛兹（C.Geertz）曾提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就属于初级性认同，而公民性认同则包括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文化身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归属，它建构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且以民族成员对这个民族的尊严、自信、归属和安全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海外移民在文化身份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这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文化基础。
海外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的认同。根据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类型可以影响文化类型。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理想和目标，其关键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思想文化因素则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必然结果。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这里气候多变，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于是人们就以土地为生产工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经济。由于人们的衣、食等主要生活资料都来源于土地，因此，土地被人们视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为了使人们在土地旁边守成，农业社会在价值观上强调“土地崇拜”“安息于土地”和“安土重迁”，正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可见，人们对土地产生了一种严重的依赖和眷念心理，并由这种心理扩展衍生成一种浓厚的地缘意识和宗亲观念，这种文化价值取向逐渐成为自古以来炎黄子孙眷恋故乡、热爱故土和关心乡亲的重要源泉。海外移民到海外谋生和安家，即便远离家乡，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这种既“走”又“守”的移民心态对安土重迁作出了新的注解，使“安土重迁”与“移民发展”这一双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著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4]。
二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的认同。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组织是在家庭基础上的以伦理组构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个人的力量耕种土地和收获作物往往显得异常艰难，因此务必以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作为运作的单位。“最能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以家族的维护、和谐及团结乃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而自易形成以个人为轻家族为重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且，由于家族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因而易于将其它团体也以家族视之，将其内的人际关系加以家庭化，此即形成所谓家族主义（familism）。”[5]家族主义强调光宗耀祖，提倡孝亲忠国，正所谓“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海外移民以家族观念为核心，以家族的延续、和谐、团结与荣盛为己任，只要有一个海外移民在侨居地立足，他就会通过移民链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家族成员陆续引带到自己所侨居的国家，帮他们找工作和住所，直至安顿。有的还创办家族企业，促进家族的昌盛，“从更特殊的层次来看，任何华人的关系纽带都必须从广泛的家庭关系开始，因为这是华人生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家族血统的延续和光宗耀祖的愿望被视为华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6]可见，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家族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从而促进海外移民中国梦的实现。
三是对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规范，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子・大学》），“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曾子・大学》）。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7]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对海外移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手足情，同胞亲”，海外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念祖爱乡、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他们把家庭取向、乡土意识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三、经济基础：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美好梦想，它是一种观念形态，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精神力量的推动，又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梦建构基础的研究大多是文化层面去探究。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固然是中国梦建构的重要基础，但是经济基础才是中国梦建构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中国人们对物质需要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国梦建构的根本动力。首先，人们梦想的产生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8]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们产生梦想的基础。其次，中国梦的最高价值尺度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价值追求。幸福是人类发展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对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的追求，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所以，人民对物质需要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
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建既是建立在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利益追求的结果。19世纪后半期，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华侨资本正式形成，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在马六甲、槟榔屿，“华人开采锡矿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10]133华侨在南洋的投资总额，“仅次于英国、荷兰之大投资者。”[11]海外移民经济实力增长以后，他们就开始用资金反馈侨乡，“华民每年汇洋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圆，少则一千余万圆。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圆。然此仅就旧金山言之耳，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佣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奚啻数倍于是。”[12]二战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目前海外华人经济总和相当于整个台湾，华人年总所得约为2718亿-3171亿美元，也即，约占世界经济总值的1%，约相当于中国大陆经济总值的1/3”[13]。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壮大，为他们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海外移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成为了其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动力。晚清时期，华侨富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压榨，随着华侨资本的形成，海外移民迫切希望清政府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如“光绪五年正月，寓小吕宋华商陈最良具呈：以小吕宋官员苛税虐政，请援。”[14]在菲律宾，当清朝官员王荣和等于光绪十二年到此地巡查，所到之处，“华民分诉日（西）人虐待情形，恳请派官保护，自筹经费。”[10]135同时，各地华侨还纷纷派代表向地方督抚大员和驻外公使请愿，要求清政府实施保护。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促进中国国力的强大是保护海外移民经济利益的重要前提，而保护和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海外移民建构中国梦的主观目的和根本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规则日趋完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中国的强大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和和平的环境，中国的发展为海外华人资本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据统计，“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吸引外资的80%来自东南亚，而这些外资的80%又来自海外华人。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投入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已达3400亿美元；中国近20年保持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长水平；大陆、港、台等华人资本对亚洲的投入已超日本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大陆为港、台地区的最大投资场所和最大顺差贸易伙伴。”[15]中国是海外移民的祖籍国，这里既是他们的文化发源地，又是他们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驱动力。抢占中国广阔的市场，促进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海外移民的经济利益，这是海外移民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动力。
四、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日趋宽容的政策选择
海外移民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关键。海外移民之所以对中国产生政治认同，这与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日趋宽容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晚清以前，由于中国封建政府实行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只是历史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国家和政府，他们那时还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晚清以后，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有了迅速增长，南洋一带甚至涌现了一批华侨巨商，华侨资本正式形成。清朝有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逐步认识到海外移民是中国一支重要经济力量。薛福成等人认为，海外移民“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贩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16]他们希望利用海外移民的经济力量筹振筹防。而晚清政府国库空虚，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清政府转向海外华侨寻求财源，以弥补和支持国家财政空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因此，到晚清时期，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实行保护和利用侨民政策。清政府的护侨和利侨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外交手段为主要方式保护海外华工，维护他们的利益。1874年，清政府先后派出陈兰彬、容阂等分别前往古巴、秘鲁访查华工受虐实情，并就华工受虐事件向当地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和进行交涉，以保护华工权益。二是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此后，晚清政府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均设立公使馆，并在重要华埠设立了46个领事馆。驻外公使馆、领事馆的正式建立使海外移民的保护有了政治的保障。三是1909年清政府颁布《国籍条例》和《国籍条例细则》，条例明确规定：凡中华种族之人，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晚清政府从法律上明确华侨的中国国民身份，有利于海外移民的国家认同。四是动员、劝诱华人移民对国内捐赠和投资。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以南洋地区华埠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遣专使向华侨社会劝诱捐赠，投资国内。为此，还制定了《鼓励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吸取侨资，兴办实业。
晚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唤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忠义之心，进而形成复兴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正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言：“今若于秘鲁、古巴各岛分别遣使设官，拯其危急，从此海外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失所，忠义之心不禁油然而动，有裨大局，诚非浅鲜。”[17]另一方面，使海外移民原来关心家乡亲人的地缘血缘观念，逐渐发展为关心祖国前途命运、要求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观念。海外移民以前往往以地缘血缘观念为基础，关注其家族、家乡利益，晚清政府的护侨利侨措施客观上引导了海外移民关注和参与其家族、家乡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重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与前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移民逐渐突破家乡梦的瓶颈，打破血缘和地域界限，把资金投向非祖籍地，把家乡梦的践行范围进一步扩向非家乡，从而扩向全中国。这种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是海外移民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政治基础。总之，从“禁侨”“限侨”到“护侨”“利侨”，清政府华侨政策地渐进式开放，激发了他们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推动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不断构建和加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从而建构了海外移民的中国梦。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中的新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新移民与中国国内人民拥有大致同样文化和政治认同，并具备加入全球化浪潮后的中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和国际经验，因此，新移民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其它国家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鼓励和吸引新移民人才以多种形式报国。1993年中国政府把“回国服务”的口号正式更改为“为国服务”，从而使地理意义上的回国不再成为新移民参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以及新移民成为人才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使得中国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旨在同时满足国家的核心利益（外交政策的主导性）和新移民的利益需求。2004年8月，中国绿卡体系正式出台，该政策将关注重点从所有归国人员转移到拥有国际经验和全球视野的高级人才上来。2006年12月，国家人事部为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开通“绿色通道”。2009年底，由中组部牵头，中央制定了“”，旨在“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18]在中国政府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之下，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海外，华人新移民兴起了跨国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两种认同倾向。华人的跨国认同彰显了跨国移民认同上的多元性，华人的新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以海归派为代表的回归移民开展了“本土回归运动”，有些甚至成为国家政府机关、高校、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企业等部门负责人。他们一方面把全球化的理念带回本土，把西方政治、文化、文明的精髓反馈中国，直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推动了中国梦向世界梦的转化。以散居者为代表的域外移民开展“心灵回归运动”，他们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内参与、关心过问与祖籍国有关的一切活动，有的通过现代通讯技术、电影电视、因特网、博客等现代媒体对中国发出远程关怀，有的则通过宗教仪式、社团活动、宗亲联谊、华文教学和文娱节目等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工作，以加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归属；以高技术移民为主体的跨国移民则成为人才环流的实践者，他们经常在居住国、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循环”流动，逐步形成以祖籍国-移居国为轴心，辐射世界各国的华人跨国知识网络，从而在与中国的跨国交流合作中彰显祖籍国的观念，并在多种形式的为中国服务过程中实践他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因此，中国政府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既为海外移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又加深了海外移民同中国的互动，强化了海外移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社会心理基础：海外移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关系的思考
海外移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关系的思考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社会心理基础。可以说，海外移民中国梦既是基于其特定的历史体察和文化沉淀形成的，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而作出的反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海外移民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到达海外后，他们在海外以地缘、血缘纽带建立了移民社会。由于以前生长于封闭的农业社会，所以他们到达海外初期仍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气息里，小农意识仍很强烈，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正如厦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所言，“民族主义海外传播以前，华侨的宗族、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正是国内这种状况在海外的反映。由于华侨社会认同于家乡甚于国家，因此，华侨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帮派社团。华侨在侨居地认同于某一帮派、社团，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19]然而他们所建立的移民社会却无法改变他们个人的地位和命运，他们遭到了殖民者残酷的经济限制、排挤和掠夺，“彼和兰者，睹唐人之日聚，暂有厌旧之心，重加剥削，横征无艺，征之柴山，征之蔗v（制糖厂），征之酒库，征之亚廊（鸦片），征之戏台。人身所需，有照身票，有新客票，衣票、火票、山票、海票、路票之费，甚至身票、死票亦借以为利。”[20]此外，侨居地的排华运动此起彼伏，他们在政治上常被当作对待，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惨遭杀戮，生命毫无保障，“恶夷等恃福凌贫，丧良藐理，视合同如故纸，等人命于草芥。衣食工银惟知吝啬，憔悴惫倦莫肯恤。常见苛求，恒加打骂，或被枷锁而力作，或忍饥寒而耕锄，在东家既属苛残，官府依然阿比，纵尔鸣冤，反遭谴责，时时闻屈死之惨，处处有自尽之哀。”[21]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但没有尽到保护海外移民的职责，反而与狼共舞，为虎作怅，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道共同欺压和掠夺他们。荷兰“红溪惨案”发生后，乾隆帝甚至言曰：“天朝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他们真正成为了“海外弃儿”。排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移民社会中“家”的观念，使海外移民跳出这个狭隘的圈子，从 “国”这个大的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在不断思考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的关系，并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对中国的希望和认同，建构了国家和民族观念。“华侨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想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22]可以说，清末海外移民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是以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同时又离不开他们对中国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如颜清湟教授在讨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华侨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强烈的感情部分起源于种族和文化，部分起源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以便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华侨民族主义既是移民对他们祖国的热爱的表现，也是他们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敌意政策的武器。”[23]海外移民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现实环境使他们摆脱了小农意识，使他们从爱“家”的狭隘观念上升到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国家观念，从而建构了海外移民中国梦的社会心理基础。
综上所述，海外移民的中国梦既是基于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经验、民族情感和文化沉淀形成的，也是海外移民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而作出的反应，还是中国官方和民间等外部力量积极推动的结果。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是其中国梦建构的基础。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际上是不同类型的海外移民的群体和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坐标下，根据不同情境做出的自主选择。海外移民因时因地制宜，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趋向多元杂合，因此，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基础也是多元的。
注 释：
①本文中的海外移民泛指移居中国国境之外的中国人，属于国际移民范畴。中国海外移民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即华侨；二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三是在海外出生的中国人的后裔，即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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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价值影响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为基本内容。但是，短短的二十四个字，却是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和目标，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
1、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渊源
（1）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和兴旺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生动表达了国家富强，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繁荣的幸福场面。 “民为重，君为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民主内涵则是当今民主建设的重要文化来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要求就是要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同社会，早在中国传统文化《礼记》中就有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人民和睦的和谐大同社会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平等，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公正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 “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平处于公，公出于道”、“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则蕴含着的公正平等的文化内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就是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当今爱国精神的文化基础。诚信，在中国传统化中历来受到世人的青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中蕴含着诚信精神是营造良好诚信风尚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凝聚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具体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位卑未敢忘忧国”等孕育着深刻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蕴含着不屈不挠的改革发展精神， “因材施教”、“审时度势”、“与日俱新”则包含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些深刻的优良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思想精神，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在新时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辅相成，紧密联系。不仅与中华民族美德相承接，而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相协调。为人民群众进行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判断行为得失，规范日常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自强求富、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内涵。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个人价值准则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的内容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爱祖国、守诚信、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中，具有牢固的文化基础。抛弃传统，丢弃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命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是我国当前在世界文化多元化交流融合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神支柱和精髓。其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内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创新发展，发展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文化价值理念。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时，也注重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从中汲取其丰富深厚的文明成就。在继承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俱进，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1、对于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内容极为丰富。热爱祖国，矢志不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抗御外侮都是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融入民族意识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始终凝聚着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心愿，引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凝聚作用。同时，爱国主义也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力量源泉，爱国主义精神为个人实现人生价值提发展舞台和指明方向。
2、对于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和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培育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激励中华儿女的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创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求，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强大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源泉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对于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有利于弘扬共同理想，凝聚精神力量、引领建设道德风尚。建设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国富民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中华梦。同时，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体现，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文明、更加美丽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华民族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 房广顺，张宏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意蕴探析[J].理论探讨（上半年刊），2015（01）.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让广大群众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多元和认同一体，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中，让多元真正成为凝聚一体、认同一体、维护一体的要素和动力，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征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同时也是各民族共建共守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主要途径，这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当前这一相对独立的民族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需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促进各族群众发现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要素，并努力使其凝练为社会共享的核心价值。因此，要逐步建构开放融合的民族教育体系，为各族群众创造更多的交往机会，使其在交往中相互了解，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在理解中相互交融，在交融中相互包容、尊重和欣赏，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管这次奥运会开幕式是否真正和完整展现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髓，但我相信，这一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在身临现场和观看电视转播的西方民众中无疑引起了某种震撼。
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的盛典，使中国和中国文化“进入”了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必然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人类文明正在进入“新轴心时代”，中国正在崛起，与之匹配的是，中国文化能够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做些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对此人们充满期待。
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展示了中华古老文化的某些形式和内涵，中国独特的文字与音乐、写意的国画与书法，这些东方文明的形式本身就使西方人感到神秘。同时，“鸟巢”的雄伟壮丽和北京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程度，向世人展示出这一曾经被许多人认为走向末路的古老文明，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了全新的经济基础。
我们在为北京奥运的空前盛况欢欣鼓舞和倍感自豪的同时，头脑一定要冷静。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只靠奥运开幕式展示的中华古老文明是无法发展起来的。
在向其他文明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走过无数弯路，付出惨重的牺牲，最后才曲折地走到今天。但就是在摸索前行之中，国家强大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绝不是抱着自己古老文明孤芳自赏、封闭锁国的结果，而是在自尊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并虚心学习的结果。
小平同志是有眼光有魄力的。他在访问美国和日本之后，果断坚决地提出了“改革开放”。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正是在虚心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才使中国的生产总值、国际贸易、外汇储备、财税收入达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也才有足够的综合国力来举办这样一个盛大的世界体育盛会，也才有这个机会在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华的古老文明。
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如何全面和一分为二地审视和对待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中华文明的精华，比如，“和而不同”思想中对其他文明的平等与包容。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比如，“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使我们在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容易忽视个体的权利。
西方文明的精华，比如，使古希腊在科技艺术达到旷世水平的、对自然奥秘和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使欧洲从中世纪封建思想和皇权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和民主、自由、人权思想。西方文明的糟粕，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霸权的不懈追求，对其他文明的深刻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看待不同国家、不同事件的“双重标准”。
在21世纪和此后的年代里，当我们从长远角度思考今后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文化交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如何全面和一分为二地审视和对待自己传统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逐步克服自身文化中的缺点，摆脱盲目的文化自尊心。中华文明的精华一定要继承，但是我们必须有分辨精华和糟粕的能力，许多因循保守、与新时代不相符合的东西必须摈弃。
同时，我们必须下苦功夫去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要有“卧薪尝胆”的发奋精神，要有“虚怀若谷”的博怀。平等、民主、自由、人权、公正，这些理念是使西方社会挣脱中世纪封建束缚的理论基础。小平同志在1979年建议把解放初期曾经取消的一些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恢复起来，提出要“补课”。我觉得，中国人在今天还需要对那些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进行“补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与西方民众和媒体的对话建立一个具有共识的思想基础。一旦这样的基础逐步建立起来之后，有可能在对话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逐步克服一些西方人头脑中对中国的偏见。这才是今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向。
近几年来，中国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和“传统文化热”，这些对于中国民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无疑是有积极影响和值得鼓励的。但是，从目前国人对西方文明史、西方社会历史人物、西方社会思想经典的了解情况看，我非常希望在“百家讲坛”及类似的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节目中，能够对西方文明的精华有所介绍，或进行系统的讲解和评述。对西方文明精华的讲授，不应停留在中国大学的讲堂内，而应当介绍给亿万中国普通民众。“知己知彼”，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糟粕，积极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理性、平等、公正等理念，恰恰是我们急需补上的文明课程。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我们不可能照抄西方的经验，但是只有积极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各个文明所创造的精华和知识，才能使中国人全面地焕发出创新的活力，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中国文化如何焕发出创新的活力：“文化自觉”和“跨文化对话”在中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相信这次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外国观众肯定会询问，表演中多次出现的那个中国字“和”字是什么意思？演员们吟诵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什么意思？那些在电视转播中收看的西方人中，有些也会去询问。这说明了奥运盛典是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华文明精髓的一个大好机会，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次盛会。
为此，我国学者从不同学科与专业角度出发对清华大学和世界一流工科大学某些学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比较，如林林、肖奕比较了清华大学与MIT物理学科课程；[1]夏薇、李冲则比较了清华大学与MIT的生物类课程；[2]朱汉城、穆礼弟比较了清华大学与MIT的普通艺术类课程；[3]冯建华比较了清华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数据库”系列课程。[4]这些比较研究的共同点在于聚焦于清华与美国世界级一流大学之间的部分课程，而很少瞩目于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在工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印度。
近年来，印度在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军事、航空航天、原子能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印度“科学皇冠上的瑰宝”――印度理工学院密不可分。印度理工学院也因此在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的领地里脱颖而出。印度理工学院的成功办学经验引起了我国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探析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如叶赋桂、罗燕从国际合作，黄俊伟、俞贵邦从行政管理体制，夏仕武、张松青从其课程设置的特点等方面探讨了其一流大学之路。[5-7]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剖了清华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岳锓中＃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IIT.Delhi）电机工程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分析、比较和归纳了其课程设置的特点，为我国工科院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借鉴。
一、IIT.Delhi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类本科课程设置情况
1.IIT.Delhi本科生课程
IIT.Delhi的COURSES OF STUDY，2011-12规定，本科生课程由本科生核心课程（Undergraduate Core，UC）和本科生选修课程（Undergraduate Elective，UE）两大类课程组成，[8]本科生只有完成106个核心课程学分和74个选修课程学分才能获得学位。其中，本科生核心课程由数学、物理及化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基础科学课程（Basic Science，BS）、工程基础构成的工程艺术及科学课程（Engineering Art and Science，EAS）、所学学科相关的系核心课程（Departmental Core，DC）及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课程（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四类组成。本科生选修课程由主干学科相关的系选修课程（Departmental Elective，DE）、人文社科管理类选修课程（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and Management，HM）和拓展类课程（Open Category，OC）组成。
考虑到学科与专业的差异，IIT.Delhi对不同学科与专业在修读上述课程模块时有不同的学分要求。一般说来，在核心课程方面，IIT.Delhi要求学生修读的系核心课程学分不少于54，基础科学核心课程不少于20学分，工艺及科学核心课程不少于20学分，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2学分；在选修课程方面，系选修课程不得低于26学分，人文社会科学选修课程一般为14学分，拓展类课程不得低于25学分。2011-2012学年，IIT.Delhi对往年的COURSES OF STUDY进行了微调，电机工程系本科生课程发生了轻微变化，其核心课程及选修课程学分分配情况及其在总学分中的比例见表1。
IIT.Delhi电机工程系本科生选修课也由系选修课、人文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选修课和拓展类选修课组成。其中，系选修课27学分，人文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选修课14学分，拓展类选修课33学分。
2.清华大学本科生课程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要求学生修读完175个学分才能获得学位。其本科课程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专业相关课程、实践环节和综合文化训练五个模块组成。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外语、文化素质课；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包括数学课、物理课及生物/化学课；专业相关课程包括工程技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其各模块学分分布及其在总学分中的比例见表2。
二、IIT.Delhi与清华大学本科课程设置特点比较
课程设置是大学办学思想、理念及价值追求具体化表现。透视IIT.Delhi和清华大学本科课程设置，不难发现，作为中印两国顶尖级工科大学，两所大学的本科课程设置具有很多共性。
1.精英教育理念统领课程设置
二战之后，受到国际因素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也迅速走向了扩充之路。扩充带来的冲击对印度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行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自成立以来，始终固守精英教育的理念，通过严酷的考试筛选、“斯巴达式”的教育训练，强调“通过卓越的科学与技术教育和研究，为印度及世界做贡献；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为产业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保持学校的全印度人骄傲之源（的地位）”。这种精英教育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其倡导的办学使命及追求的价值精神的宏观层面，而且也反映在其课程设置的“广、难、精”的微观细节上。
清华大学是中国工程师的摇篮。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吹启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号角。清华大学招生的幅度有所增加，但如从我国考生规模到清华大学录取名额考量，其筛选的严酷程度无亚于印度理工学院。一百多年来，清华大学始终秉承“培养卓越工程师”的精英办学理念，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无数的工程精英。这种理念也渗透在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及其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广博、高难、精深”之间。
2.在追求技术理性的过程中反思和批判性地接受技术理性
如果说IIT.Delhi和清华大学对精英教育的卓越追求是通过校训、办学使命、校风和语言化的价值表述来彰显的话，那么两所大学对技术理性的追求则潜藏在其内隐的价值诉求里。技术理性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宣称知识就是力量、倡导用科学技术消除贫困而达到富裕，以及用理性讨伐宗教，追求人作为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思维和实践原则。[9]就其典型特征而言，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以来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10]在技术理性哲学的指导下，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创造了前人难以趋及和想象的财富、繁荣和奇迹，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辉煌的时代，但也给人类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物种灭绝、道德水平沦丧、技术依赖过强导致人类主体性丧失和人类异化等严峻问题。技术理性遭到了马克斯・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费恩伯格等大师的批判。
作为应用性、功利性很强的以解决人类现实问题为要旨的工科大学，IIT.Delhi 和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隐藏着“技术至上”的缄默价值，如其自然科学类核心课程、工程艺术和科学课程及专业课，无不潜藏着对技术理性的崇拜。但是，另一方面，IIT.Delhi 和清华大学通过开设一定比例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调和及弥补技术理性带来的危机，使学生反思和批判性地接受技术理性。
3.重视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
IIT.Delhi和清华大学本科课程设置共同特点之三在于两所大学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厚的专业基础。如IIT.Delhi电机工程系要求学生必须修读41个学分由基础科学核心课程和工程艺术及科学核心课程组成的基础课程，其占总学分的23％；如果以同样的方式核算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系的基础课程，则其基础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基础课和工程技术基础课程）学分为72，占总学分的41％。这些课程层次性质要求这些课程大部分必须在专业课程之前开设，从而为实施“厚基础，宽口径”专业培养计划，为学生学习、掌握全面精深的专业知识打下了宽厚而又坚实的基础。
4.注重实验实践教学，强调能力的培养
IIT.Delhi和清华大学本科课程设置共同特点之四是两所大学都非常注重通过实验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在实验教学方面，IIT.Delhi不仅要求学生完成验证性实验，而且更加重视学生设计独立性、自主性和综合性的实验。此外，IIT.Delhi还要求学生完成专业设计、小型项目、辅修专业项目和主修专业项目。如IIT.Delhi电机工程系课程体系中，仅106个学分的核心课程中，就要求学生完成实验实践学分32个，占总学分的18％。再加上系选修课、人文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选修课、拓展类选修课以及暑期社会实践的实验实践时数，足可反映出IIT.Delhi重视实验实践环节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实践教学方式主要有计算机实践、电子专题实践、电子工艺实习、生产实习、综合论文训练等，积极利用学科及专业背景优势与电气行业的顶尖企业如上海电气、西安电气、内蒙能源基地、施耐德等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实践实习教学基地。如以IIT.Delhi的方式核算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实验实践学分，则其实验实践学分为31以上，占总学分的18％。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实践训练，以达到巩固和强化学生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目的。
参考文献：
[1]林林,肖奕.麻省理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物理学科课程设置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3,(9):53-58.
[2]夏薇,李冲.麻省理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生物学专业课程设置比较[J].中国轻工教育,2005,(4):69-71.
[3]朱汉城,穆礼弟.普通大学艺术类课程的设置与学科分布――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普通艺术类课程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4,(10):
70-72.
[4]冯建华.斯坦福大学与清华大学“数据库”系列课程之比较[J].计算机教育,2004,(4):46-47.
[5]叶赋桂,罗燕.国际合作:印度理工学院的一流大学之路[J].比较教育研究,2005,(5):23-27.
[6]黄俊伟,俞贵邦.厚积薄发――印度理工学院的成功之谜[J].大学教育科学,2004,(3):82-85.
[7]夏仕武,张松青.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课程设置特征及其启示[J].高教探索,2010,(5):37-49.
[8]COURSES OF STUDY,2011-2012[EB/OL].(2012-01-10)[2012-5-7].Produce by Publication Cell,IIT Delhi.iitd.ac.in/sites/default/files/semsch/Courses_of_Study_2011-12.pdf.
贾钢成：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丰富而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特有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基础性和向导性的作用。课程和教材体系作为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核心，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渠道。
多年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一直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与世界优秀文化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贯穿于课程、教材体系中，但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不仅各级各类学校、各个学段、各个学科之间缺少相互联系，就连某个课程之中也少见有计划的系统的融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地融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体系，可以更好地保障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中华基因”的传承，提升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品质与人文素养，促进课程的融合和交流，突出课程、教材在教学中的引领作用。
《中国教师》：在今年教师节时提到，对语文课程，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贾钢成：多年来，绝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始终站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上，以人为本，不断适应现代教育变化的需求，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尽职尽责地传承着中华文化经典。
尝试在不同的地区、时间、课程、学段等进行传统经典内容、数量以及形式的研究，目的在于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一些改革研究或探索试验会在某种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调整传统篇目的位置，或者是一定程度削弱或降低传统经典内容的地位，这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流方向，不会动摇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在现行课程教材中的地位，我们不应过分焦虑与担忧。
“很不赞成”的明确态度坚定了我们继续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信心，必将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充分发展的空间，使之得以借此机会进入发展的时空隧道，为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教师》：您认为语文学科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贾钢成：语文课程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课程，在吸收、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一直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载体和第一主角，是中流砥柱。
首先，语文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工具，没有语文这一工具，文化传承很难进行下去。简单地说，语文的基础――汉字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语文学习的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等与中华传统文化浑然天成，构成一体，根本不能割裂。中华传统文化是现代语文课程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没有传统文化，语文课程就截断了根脉，就是无源之水。
其次，语文课程是实施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丰富，源远流长。学校师生俯仰之间，手到拈来，方便快捷，且易于被学生接受与消化。
再次，语文课程是多样性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充分学习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学习理解世界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增强和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
《中国教师》：在当前语文学科的课程与教材设计中，您觉得它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如何，这一比重对学科教学会产生哪些影响？
贾钢成：我们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全部。当前语文课程和教材中明确选用中华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比例大概是10%～15%，但课程和教材内容中涉及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就比较多了。比如，现代文学作品中会涉及一些历史事件、人文故事、时代变迁等，而且语言学习本身就会传递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如古今词语的语义发展变化、成语故事、民俗谚语等，还有课外活动、实践活动及综合学习活动等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也比较多。整体而言，语文课程和教材中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不会少于一半。这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内容，可以有效地支撑起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片天空。
当然，就小学阶段的课程和教材而言，发现和发掘语文课程和教材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因素，坚持科学系统的选择和恰当灵活的运用是重点，不能只是贴标签，简单的“一刀切”。
《中国教师》：就教材的编写而言，您认为在设计教材内容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才有利于传统文化教育，或者说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会更好？
贾钢成：作为一名基层教师或者说是一线的教研员，我对教材编写没有深入的思考，也只能根据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等方面谈一点看法。
第一，从教学目的看，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要与语文教学的目的相融合。这是由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当前传统文化经典中适合学生学习的阅读篇目众多，意义也很丰富，但要符合语文课程的总体要求，符合学段目标，适合其主题单元的教学目的。
第二，从教学内容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要与语文教育的内容一样具有生动性和适应性。基础教育领域的课程内容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颖、快捷、生动、精练，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要更丰富有趣，精彩精练，要让教师和学生有选择的可能。因此，课程、教材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内容一定要给学生一定的选择空间。
第三，从语文学习内容看，传统文化教育要与学生的语文学习规律相一致，和学生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一致。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选用苏轼的两首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这是与学生学习语文、学习写作、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过程相一致的，让引导发现和理解时间先后顺序到空间位置顺序的语文学习过程与传统文化教育过程结合得自然密切，浑然一体。
第四，从语文素养的养成结果看，传统文化教育要与语文学习过程、语文素养养成过程相一致。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起始于学生生活，发展于学生生活。语文课程、教材、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必然要依存于学生语文学习与生活的全过程，一定会向学生的课外生活延伸和拓展，将语文传统文化主题学习活动与学生业余读书学习、文化交流展示、表演创作等活动紧密关联起来，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积累、浸润等潜在影响作用。
《中国教师》：现在许多学校都为学生提供选修课或校本课程，您认为在学校自主开发的这些课程中应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贾钢成：我认为小学阶段的选修课或者校本课程应该是以活动为主的综合型课程。这些课程进行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时一定要在一些综合活动中进行，可以设立传统艺术节，如传统节日、传统技艺（国画、国乐）、传统服饰、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展示。此外，也可以开展相关读书交流活动，如古诗文诵读、古典剧目表演等，抑或是开展古今文化作品对比、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展示等。一般来说，小学阶段的学校进行单一的专项技能训练课程开发，应注重引导学生的兴趣，形式一定要活泼，避免强迫，尤其是要力戒轻内容、重形式，要以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为主开展活动。
这一方面，我认为鞍山东长甸小学就做得不错。该小学是鞍山市铁东区的一所普通学校，位于城乡结合部。他们在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实践时，会广泛征求学生与家长的建议，并将每周五下午1：30至3：20设定为校本课程学习时间，先后开设了踏歌起舞、音乐之声、乐器、国色香绣等课程，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张扬学生的个性。此外，他们还会积极借助家长资源与社会资源，组建家长助教志愿队，也得到了专家的引领与帮助，借助校本课程传播本地文化与传统文化。
《中国教师》：您认为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采取哪些措施？
贾钢成：在语文教学上，我们应将已经选入的传统教育经典内容进行精心的备课与上课，认真做好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要注意发现和利用其有效的传统教育内容，自然巧妙地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中。此外，我们也要积极引导与课堂教学联系密切的传统文化的延伸和拓展。具体到教学方式，我们强调语文课堂进行传统经典教育时要轻理解、重记忆，倡导快乐诵读。轻理解，就是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习、感受和理解，不过分强调背景、意境，引导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体会经典文化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我们要提倡在快乐诵读中打上烙印，在快乐活动中形成记忆。在语文课堂教学之外，我们强调要在多种学习活动中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当前，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修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的教学科目中，语文无疑是最重要的科目之一。一位教育大家曾经说过，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语文学习能力的好坏不仅仅影响到语文这一学科本身，更影响到了其他学科的学习。语文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工具，一种学习和沟通的工具。
有关于语文的学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在不坚固的地基上无法建起高楼大厦，所以一朝一夕绝不可能培养出良好的语文素养。从小开始学习语文打下良好的基础十分重要。本人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结合平时的教育教学经历和体会，总结出语文的重要性有如下几个方面，供各位同行借鉴和参考。
一、提高其他学科成绩
所说如今提倡素质教育，但是成绩的高低仍然是衡量一个学生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准，只有有了优秀的成绩才能升入理想的学府，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语文是一门十分广泛的学科，它可以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还有语言组织能力等等。之前我们提到过，语文与其他学科关联紧密，不仅仅是政治、历史等文科学科，也包括物理、化学等理科学科。关于语文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有书面表达能力。对于一些理科题目，充分理解题意是正确解题的关键，而对于一些文科题目，清晰、准确的书面表达能力是拿到高分的关键。
所以说语文是所有学科学习的基础和关键，没有良好的语文成绩，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二、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语文，从最根本的角度讲，就是本民族的语言。学习语文不仅仅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它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缩影。语文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即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一定程度上，语文教育的发展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强弱。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息。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树立和培育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意识十分重要。
另外在当今的21世纪，西方文化的不断软实力入侵，大多儿童吃着肯德基、麦当劳，听着电子音乐，甚至连基本的唐诗宋词都不知道，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十分有必要，这涉及到中华文化是否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关系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通过对语文的学习，学生们会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中华文化，可以培养和树立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更能有效的抵制外来文化对我们的侵略，使中华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
三、丰富文化底蕴，提升文学素养
“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语文的学习包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古诗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极强的文化艺术价值。在语文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将会接触到不少经典的传世至今的古诗词。例如，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把银河来了一个水平大翻转，从横向变成竖挂，又从“九天”落到“庐山”，但其神韵依然，光彩照旧，不论在何处，都给人以浪漫的想像和无穷的魅力。又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倾诉了作者对亡妻十年来的深挚怀念和伤悼。阴阳两世，生死相隔了茫茫十年，作者对亡妻的怀念始终没有淡化。既使不去思量，过去的一切自会浮漾心头，难以忘怀。虽时光易逝，但真情难忘。追念之情，不能自已。
在课堂上，通过对于这些经典诗词诵读和老师仔细的讲解，相信学生们一定会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并受到其影响，积累素材，学习写作手法，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积淀本身的文化底蕴。
摘要：
从时间域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过去，是民族的基因；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具有时代性特征，两者之间是传统和现代的互动。从空间域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区域性文化，是东方文明的典范；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性价值，两者之间具有异域价值互补性。两者之间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融入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双向互动过程。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梦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梦逐渐深入人心，在铸造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中国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心理价值结构、时空关系上研究两者间的融通以及对实现中国梦的意义。
一、从民族心理结构看，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层面的价值认同
就民族心理价值结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的源泉，是民族心理的深层次价值结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构成中华民族心理的外缘价值结构，属于政治认同的层面，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
（一）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民族潜意识的内容，是国家政治认同的价值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它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心理价值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书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条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因此，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中国特殊国情，是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对国家政治层面认同的价值前提。中国传统文化连绵不断，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属于民族心理深层次的价值内容，但传统文化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为现代型国家认同提供价值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对国家政治认同的内容，国民缺少主体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天下”两头重、中间轻的伦理价值结构，家的伦理观念和天下的文化概念比较重，而国家意识薄弱。清华大学史学教授雷海宗先生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现代西洋列国的性质绝不相同。”[3]（P73）传统中国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天下”，维系这个“天下”的不是国家的行政权威和各级政府组织，而是传统文化以及家庭伦理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承担了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国民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感强，政治参与意识、国家意识薄弱。而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家政治认同方面的缺失，进而在民族心理价值结构中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理性和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民族心理层面促成对国家的现代型政治认同从民族心理结构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是国家认同在民族心理形成的双层价值认同。传统文化是民族深层次心理价值结构，构成了政治认同的伦理价值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即推进经济、文化、政治体制改革，创建新型社会治理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方向相一致。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正逐渐构成中华民族心理对国家的政治层面的认同，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实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认同。总之，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心理的深层次价值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致的呈现，是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为国家认同提供伦理价值基础，而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份，构成了民族心理层面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两者在民族心理结构上正在形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双重认同。
二、从时间域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互动性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时间域上是延续性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其现代性特征和时代价值，使其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语境和实践环境，使其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过去
没有伟大的传统文化，就无法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张岱年先生说：“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典型，在历史上曾经发放出灿烂的光辉。”[4]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石”。[5]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演进、积淀、筛选、提纯等过程，传承下来的多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具有不因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国家现代化的负担和改革开放的阻力，它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道德和政治价值参考，确保国家在发展中不会偏离正确价值方向。从民族的演化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形成于过去，但具有适应未来发展的潜质，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否定了我们的过去；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永恒价值，也就否定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贯性和发展性。
（二）马克思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人类文明及其形态演变发展的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工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成果。”[6]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业文明的局限性，并意识到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必须通过实践创造一种的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能够在中国彰显，客观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主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中国革命家的改造，促使其中国化，符合中国文化语境。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P9）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群众，指导中国解决实际问题，必须符合中国文化语境和实践环境，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而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当前的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使之适应未来发展，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聚集力量。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既是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又是现代和未来的互动
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彼此排斥、水火不容的关系，不能割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社会，但它传承至今，说明它与现代化是兼容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8]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本精神、和谐思想、道德理性、大同世界、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等思想至今仍然散发的灿烂的光辉，具有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具有相融相通性。由于两种文化价值的相融性存在，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潜质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出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互动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遵循中国传统的价值要求，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潜在的现代性价值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存在的理论盲区，并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重新焕发生机，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支撑。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实现相融互动。就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双向互动关系：一个回顾历史，一个展望未来，回顾历史，是身份的认同，展望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三、从空间域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互补性
中国传统化代表着中国精神，属于区域性文化。当前形势下，区域文化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接受先进文化的改造和提升，并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性价值，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别具有各自的文化形式和价值特色，具有互补性。
（一）中国传统化代表着中国精神，属于民族的、地区性文化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特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条件下创造了传统文化，其本身具有地区性、原创性特征。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任何不同性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都将会经历照面、冲突而最终融合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马克思说：“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7]（P270）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区域性的、民族的文化都应积极接受现代化的改造，突破民族的、地域的限制，走向国际，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而不同民族的、区域性的文化的独特性构成了文化融通和文化全球化的前提条件。“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P255）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传统文化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又要接受先进文化的改造，促进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从而融入到世界文化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化遗产，超越了民族、地域和时代界限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全球化视野和世界性价值。在当前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对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视若无睹，避开全球化的进程而走上一条与世隔绝的发展道路。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深切关注和积极应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世界性问题，主动投入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中。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价值互补性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人们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容的理论基础；两种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差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和理论特征方面存在者不同，是两者互补的实践要求；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落实“三大发展战略”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更高水平互补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价值，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皆准，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就必须实现自身的中国化，即符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实践环境和中国传统文化互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具有世界价值的文化呈现中国特色，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而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同样，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升，注入时代精神，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从而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区域的，又是现代的、全球的，它是在历史中形成并传承到今天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统一，连接着中国辉煌的过去、改革开放中的现代和通向中国梦的未来；马克思主义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超越了民族、地域和时代的界限，具有世界性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用现代性价值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动力，为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价值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历史证明，一味夜郎自大，守着老祖宗的东西不图思变，不但不能够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会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样，过于迷信外来文化，放弃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就会迷失方向，丧失自我。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实现两种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是铸造和实现中国梦的理论要求。
参考文献：
[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C].新华网，2014-02-24.
[2].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C].新华网，2013-08-20.
[3]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社，2011-06.
[4]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J].学术月刊，1986，（12）.
[5].把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
[6]叶险明.马克思的工业文明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