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我国保安服务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背景下，信息化技术等科技调整发展的现状，导致了当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遇到了复杂环境，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安全技术工作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防范”在安全防范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它已经带来了安全防范的一次新的革命。
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指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实效、长效的重要措施——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如何规范技术防范市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科技创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方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加防范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
一、信息化实战安保助力信息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双重融合
在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上，孟建柱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信息科技向数据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也给我们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要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破解公共安全难题，提升维护公共安全智能化水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善于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为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创造性服务。要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危爆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社会治安的“信息化”防控，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数据和信息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可视化、全程留痕等特点，凭借发达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全程追踪，为防控社会治安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在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下，通过大数据的科学分析，可以对社会治安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展现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由此预防和减少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安保工作的客体、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新要求、复杂治安的新形势、广大群众的新期盼，无论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本身，还是保安企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寻找并且找准一个具有带动力的平台来引领。随着全国保安行业信息化实战勤务的发展，信息化实战安保已经逐渐作为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治安工作的着力点、突破口和带动力，推动战斗力生存方式转变，助力新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机的融合。
二、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成为新科技时代社会治理新模式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社会治安防控的客体、社会治安防控的目标等维度构成一个立体的范畴。社会治安防控方向标便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运行和社会治安防控客体的衍生而具备了实质意义，然后演变成一个新生的立体社会治安防控理念构架。社会治安防控架构的实践过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治安防控体系的实践过程当中，常常伴随着地域特色、地方治安实践经验进行特色解读。应该说，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体系的线下工作核心便在于安保实际工作的基本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成了治安防控工作的双刃剑，带来高效的同时也让新型犯罪蔓延变得更加便捷，传统犯罪在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下危害进一步加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广泛。传统犯罪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等发明新手段，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一步加大，群众安全感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日渐成熟，传统犯罪产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网络聚焦放大的情况，“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技术越发成熟，已经可以预见，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安保工作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治安防范任务更加繁重。
针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防范工作，安保工作需要积极运用新科技时代的新理念，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自媒体技术手段协助信息化实践安保，以信息化安保为引领，更加走近基层、更为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到信息收集广泛化，矛盾解决高效化。实现情报信息来自群众，防范预警提示群众、共建共治依靠群众，形成了“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特别是以信息大采集为抓手、情报合成作战为平台、精细化管理为途径。全力加强基础信息化、安保实战化、执勤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安保企业的支撑力量、治安的掌控力量和队伍的战斗力量。
从立体化和信息化二者的关系来看，信息化是立体化的基础，即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将现代信息手段与传统有效做法紧密结合起来，提升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推动社会治安防控转型升级。在治安防控体系信息化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信息采集质量，通过布建和整合门禁系统、移动上网、视频监控、电子围栏、物联网等智能化信息采集渠道，全面掌握辖区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信息及吃、住、行、消费等动态信息。在此基础上，加快信息整合、共享和深度规模应用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充分利用云技术，提升“数据决策”指挥实战能力，提升对涉恐等重大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动态研判、动态评估和动态预警能力。
三、运用高科技手段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结合
高科技安全防范是一项用于满足安全特殊需求的防范活动。随着安全需求的增长，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作为安全技术防范的施主体应运而生，并凭借高科技、专业化的优势，成为安全技术防范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成为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的应用范围相当广，可以用在一切需要进行安全防范的单位和场所，从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科研单位、财政金融系统、商业系统、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要道……以至居区、住家户，即从国家管理的大单位到集体所属的小单位，乃至家庭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近年来，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影响，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流窜犯罪、暴力犯罪、智能犯罪、集团犯罪呈上升趋势，安保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智能化、技术化犯罪不断增多，手段极为隐秘，现有的、常规的防范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安保工作强调预防为主，要提高防范能力，就应对症下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解决，即必须强调依赖技术防范，并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预防损失、化解风险和扼制、打击犯罪。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 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 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现代水利 水利现代化
1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生态、经济、国家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是指导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2.1现代化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辞海》称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先的标志是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
2.2现代水利
现代水利就是适应当代的水利。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发展现状、治水理念更新和治水技术进步看，其内涵应包含科学治水思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可持续发展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用市场理念的水利运行机制、各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等。
2.3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的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有效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其标准、内容也会不断变化。
2.4水利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即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这“四大体系、一项制度和三个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内容；其过程就是在5～10年时间用先进的治水理念发展水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水利建设与管理。
3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建议
3.1科学确定建设目标
研究确定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目标时，既要有3～5年内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指标，又要有较长时期内适应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性指标。由于现代水利的动态性，有时定性指标可能比定量指标更科学。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指标，都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基本适应，并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2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建设水利同时，既要重视最终结果，又不能忽视“推进”的精彩过程。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先行一步、敢创敢试，朝着水利现代化目标推进，又必须立足当下，着眼于轰轰轰烈的水利建设实践，深入总结在防汛防旱、水资源整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水行政执法、水利工程管理、河道综合开发等工作中创造的，要将实际中探索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充分实践现代水利的理论内涵，为全国提供示范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
3.3注重实物和精神层面的两个体系建设
推进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一方面要搞好工程体系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治水理念，积极发展、大力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即水文化），使水利工程建设与美化水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相结合，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建造亮丽的人文景观，以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重实物体系建设，轻精神文明、文化软体系建设问题，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理念创新、水管单位文化和水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好成绩，做到双丰收。
3.4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现代水利示范市内涵丰富、建设内容广泛，必须统筹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上下联动、全员参与、整体推进。要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攻坚，特别是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选准优势项目，倾力打造亮点，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体发展的效果。
3.5强化水利科技工作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水利，是发展现代水利、建设水利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更新治水理念，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工程带科研，以科研促工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积极争取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带动水利科技的快速发展。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联合，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技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搞好联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工程建设中出成果，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科技工作水平。加大对引进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对引进全国或世界先进新技术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水利科学研究的支持，对获得市级以上水利科技奖励的课题组、科技论文作者给予资金奖励。对部分水利科研课题给予资金支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水利科技的创新水平。
论文摘要:关于会司法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对科技园孵化器治理的研究却很少。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具备适用企业法人治理理论的前提。实现科技园孵化器法人治理的重点是明确大学和科技园孵化器的产权关系。构建高校科技园孵化器治理结构的框架，关键是要明确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要维护高校股东在科技园孵化器中的权益，依法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我国企业孵化器自1987年诞生以来，从资产性质角度主要是国有资产投资，因此在制度选择上主要适用了非营利以公益为目的的制度设计，在管理体制上适用了事业法人的管理制度。但从孵化器的发展趋势来看，孵化器的投资主体日益多样化，商业价值日益显现，随着其发展的逐渐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运作方式日渐显示出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加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大效用地发挥孵化器的功能，运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构建公司型孵化器，探讨孵化器的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所需。
一、高校科技园孵化器适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前提
进人孵化器的企业属于弱势群体，孵化器具有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共责任，尤其是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定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组织;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理论又称公司治理，传统观点奉行股东至上，终极追求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营利性的追求将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第一目标。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公益性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营利性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实践中虽然已经有一些科技园孵化器进行法人治理尝试，但也只认为是借鉴，并不当然的认为科技园孵化器之所以要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因为科技园孵化器本就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首先，把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因为科技园孵化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判断科技园孵化器有无公益性的标准，而是判断属于企业法人还是事业法人的标准。同样科技园孵化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更不是判断孵化质量的标准，只有孵化出有数量、有质量的成功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孵化器服务质量的唯一判断标准，因为孵化器的本质核心功能就是培育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的成长，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和提供实物商品及简单的店铺租赁企业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孵化器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就是孵化器公益性的体现，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行为并不影响公益性的发挥。
其次，股东至上仅是沿循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观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已经发展为共同治理，法人治理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现代企业理论认为，股东利益的实现或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健全的现代企业治理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在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各自利益相对均衡状态下，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追求的市场主体。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新增条款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承担社会责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经营理念，公司应当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所在社区以及所在地政府等)承担责任，对环境负责，对社会安全负责。可见，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司化治理都强调了公司社会责任，因此适用公司型孵化器并不会减损其公益目标的实现。
最后，因为自筹资金办学，已经使很多高校负债累累，如果再投资兴办非营利的科技园，会使高校的财务雪上加霜。另外，人孵的高科技企业成功后才会给科技园孵化器带来高额回报，这种盈利的特点会使以营利为目的的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服务水平，精心打造服务品牌，通过为人孵企业提供多方位、专业化的增值服务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利润，形成科技园孵化器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营运模式。因此，科技园孵化器自身所具有的营利性、企业性属性更加要求适用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以保证其有序运行。
二、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实现公司治理的重点—高校与科技园孵化器的产权安排
一流的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大学科技园不同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特征也正在于此，所以建设大学科技园必然要以高校为主导。但是这种主导作用如果是把科技园主导为校办企业，主导为高校行政附属，这将丧失科技园孵化器的独立性。
高校财产权益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物权、债权、股权。高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科技园孵化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因此避免把科技园孵化器建成高校或政府的附属物、避免高校和科技园之间产权界限不清的最有力办法就是把科技园孵化器建设成为现代企业模式，清晰界定产权。这就要求高校和所有战略投资者一样，以前期实际投入人股，把对财产的所有权让渡给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学校可以将持有的专利产品、专利技术、实验设备、实验室、著作、软件、资金等作价人股，根据出资比例或持有股份数量计算各方的决策权、管理权和收益权。科技园孵化器接受了各方的出资财产，将成为股东所交付财产的所有者，即享有法人财产权;而股东再不能直接支配交付到企业中的财产，换回来的是股东权。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真正实现两权分离，产权清晰。
高校股东根据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享受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并没有导致高校财产价值的减损或流失;相反股东权锁定了高校的投资风险，高校对孵化器公司的风险以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对高校股东来说，股东权与物权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权利，股东对公司财产不享有直接的财产权，因此高校股东如果想对科技园公司发表管理意见，不可以由学校下达直接的行政命令，而只有通过股东会这一公司机关来表达意见，这样就避免了高校和科技园孵化器之间校企不分，行政附属的局面。
孵化器具备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没有法人财产权，科技园孵化器无法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孵化器公司对全部法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具体事务的运作通过公司机关董事会决策，再由市场化遴选的经理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这样高校就可以后顾无忧地专职于教学科研工作，根据科技园孵化器的需求产生更多可以转化的科技成果。孵化器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债权人承担独立责任，无论科技园公司负债状况如何，最终是以孵化器公司的整体财产对债权人承担全部的责任，高校作为股东不直接面对债权人。如果孵化器出现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则按市场机制运作，申请破产，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债权人按比例赔偿，不需要高校承担连带责任。
三、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科技园孵化器，不仅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同时还要管理科学，因此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实现科技园现代治理的重要保证。构建高校科技园孵化器的治理结构，很重要的一点是杜绝由学校或政府直接支配包办孵化器企业，而应由孵化器企业自主管理。科技园孵化器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就其属性而言，它本身是没有思想的，因此需要和所有的公司企业一样由自然人组成法人机关，它包括孵化器权力机构股东会(管委会)、孵化器执行机构董事会及经理、孵化器监督机构监事会。完善高校科技园孵化器的治理就是正确处理各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三个机构之间应当做到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相互制衡。
股东是股东会的当然成员，孵化器的各投资主体根据出资比例或持有股份在权力机构科技园管委会会议上行使权利。科技园管委会作为权力机构扮演重大事项决策者的角色，如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报告、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确定公 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实践中表现为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赋予股东会的职权。股东会会议决议一经形成，即成为公司的意思，可以约束董事会和监事会，但与园内人孵企业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可以对外产生效力，因为公司法要求的股东会—管委会虽是最高决议机关，却也仅是权力机构，不是执行机构，这样能够避免政府或高校股东直接支配或命令科技园孵化器企业，避免科技园孵化器成为高校或政府的附属物。
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会产生，因此董事会必须向股东会负责，董事会要认真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接受股东会的监督。董事会是孵化器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行使公司法人财产权，即代表公司对孵化器资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了执行股东会决议外，董事会对孵化器的重大业务及行政事务均有决定权，对于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的，一般由经理负责。
公司经理是公司日常事务的负责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管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等法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人员。经理与董事不同，他不是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公司机关董事会聘任的，经理是公司的高级雇员，具有公司的权利。这种聘任制度有助于孵化器通过市场化途径选任职业经理人组建专业团队对孵化器进行管理。
为了防止孵化器公司董事经理们追求自身利益置股东及公司利益不顾，《公司法》要求设立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对公司财务及董事经理的业务执行进行监督。孵化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孵化器的管理监督制度，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孵化器公司的利益，进而满足高校等股东投资者长期的最大利益，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孵化器公司的良好治理依赖于高校等股东权利的审慎行使和公司的规范治理，高校要自觉尊重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职权的行使，避免高校股东超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发号施令，尤其要避免高校股东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干预高校控股人孵企业的经营自由。
四、高校股东权益的维护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劳动；交往行为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事实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渗透，传统的理论体系以及价值观逐渐式微，传统意识形态面临着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危机的具体表征是，国家不能为其统治制度提供合理性论证，不能为其统治措施提供有效性证明，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等等。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便以科学技术的客观合理性来摆脱“合法性”危机，阐释政治权力、论证政治秩序和维护政治统治。为保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政府高度重视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并解决政治问题。在政治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程序和规则，并将原来由公众讨论的国家政治问题交付于专家组使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技术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的活动通过这些起预防作用的行为导向，被限制在可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上，以至于[国家]似乎可以不管实践问题，实践的内容被排除在它的活动之外。”民众不再关心政治问题而只关心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因正确才被认可的合法理由；不再需要被说服、教育甚至强制，就会趋同于社会；反抗性被消解，否定性被弱化，从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中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政治统治合法化，“国家干预主义(dersta-atlicheIntei'ventionismus)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除此之外，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也是促使“大众非政治化”的重要因素。公众舆论本来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和晴雨表，民众通过参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开展政治活动。然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众舆论处于政治的边缘化，“它不管实践问题，……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了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让大众深信：科技是理解和解决一切的关键，一切开始服从于技术统治。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网络文化发展和网民发展提出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网络，以创新的精神运用网络。应该着力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特．，爻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管理价值的思考进行深入地研究，二是要加强网络技术对网民生活方式和成长规律的影响研究。
一、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橄育的必然性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认淆网络本质和影晌为前提，利用网络促使网民形成符合一定社会发展所瀚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和信息素养的实践活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网络文化发展和网民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i、网络丈化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1)有利于网民道傲自律化。网络空间内，网民可以毫无拘束地挥洒自己的个性。他们在网上可以体验到各种人生角色的酸甜苦辣，这种丰富的经验，恰是道德教育的良好基础。同时网络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基础，网络中的交往可以更加超越时空和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为网民提供了良好的道德自律机会。
(2)有利于网民观念现代化。首先，它变传统道德教育工作由‘一人讲，众人听.的单向沼输式为双向交流互动式;其次，它变传统划一性的‘教.为主、受教育者被动接受为网民自主学习，能有效锻炼网民的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最后，它变一次性学校教育观为社会化的终身学习观。
(3)有利于德育手段现代化。网络信息容，大，传播速度快，操作便捷，可以提高德育工作的时效，增弧其影晌力，扩大其砚盖面，可使德育工作手段现代化。
(4)有利于信息资源利用。互联网上，信息资源日益丰富，人们坐在计算机前，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即可查找资料、收集信息、阅读报刊、相互间‘实话实说，。同时，网络信息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和政治性于一体，图、文、声、像各种手段并举，这些教育资源运用得当，可大大提高德育工作的影晌力。
2、网络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价值冲突。有材料说，国际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90%以上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85%来自美国，他们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低毁、浸蚀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惫识形态，诸多的西方道德价值观的入浸，给膏少年学生的道德选择带来了困惑。
(2)文化渗透。网络文化是开放的、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必然导致不同文化的传播、碰撞、交融，同时，网络文化又是多维变化的，试图直接给出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答案绒者仅用一种价值观去评价是非，几乎是不可能的。网民容易受这种“西方’影晌，使其轻易地放弃民族文化而崇拜西方文化，从而弓!发自身文化危机。
(3)网络污染。一方面，网络中的主体行为是在‘虚拟’的情形下进行的，这种倩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行为主体冷漠，使人产生孤独、压抑，甚至情绪低落、鹅神不振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上时常出现虚假信息、网上盗窃、浸犯知识产权等网络犯罪和不道德行为，也会使人觉得交往安全感下降，从而产生多疑、恐俱、防范等心理，最终加居p个体行为麻木、冷澳以及诸如‘上网瘾失衡症’、‘信息污染综合症’等更多的心理疾病。
总之，在人类发展史上，每次媒体的革命，都为人类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印刷术的发明誉为‘科学复兴的手段……对摘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弧大的杠杆.。网络技术以其全球性、开放性、交互性、综合性等特点，给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带来了畅通渠道和交流的机会.对人类的文化同样产生着巨大的革命性的影晌。网络给人类文化带来了崭新的存在空间、传播载体。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网络行为所遵循的平等性、自由性、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规则，无疑都彰显着可贵的精神气质，反哺现实文化的发展，也漫润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网络化的生存方式中，人的个体化发展，主体蔽识的觉醒，人的自由选择和独立惫识的增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谋而合……。因此，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人的主体性的目的的实现。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远目标而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教育的归宿。=m0面对网络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与网络同行，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网络文化。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力点
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层面上，缺乏对利用信息化的手段解决信息化发展中的问题的思考。随着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用科技武装起来了，才能更强有力地保证各项事业的发展。’tz]如何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积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网络文化的关键，在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网络，以创新的梢神运用网络，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有效方法，努力掌握“制网权.，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创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换发出新活力。要达到以上目标，我认为要着力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i、应该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文化愈义和管理价值的思考进行深入地研究
20世纪最伟大的媒介理论家之—麦克卢汉认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理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众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阎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目前已经进入将用户从受众变成了信息制造者，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这标志着一个真正蔽义的网络社会的形成—互联网应用模式从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人对话.，网民上网不再是简单的让计算机完成文档处理绒者获取信息，而更多的是为了与网络中的人进行交流，由此个人成为互联网的主体，网民们利用互联网建立信任、积累信誉、形成关系、构建纽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网‘民.，网络与一般网民的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上的社会结构日渐趋同于现实社会。因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要想在网络争夺战中抢得先机，应该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特点进行深入地研究。而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最薄弱的地方。目前对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特点的研究，往往是简单的现象描述，缺乏对网络技术背后的文化惫义和管理价值的思考，研究工作滞后于互联网的发展。国内这方面研究工作跟进相对较祖，相应的观念还没有及时更新。如果说互联网是一张.网’，那么互联网应用中形形色色的技术就是这张‘网”的无数个‘节点’，是它们构成了互联网这张“网’，避开这些‘节点’谈‘网”是肤浅而不切实际的。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通常只是谈互联网本身的特点，对于具体的技术特点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管理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慧义很少触及，这就导致了大部分的研究只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无法体现。而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工作应该说已经领先一步。比如最近，英国儿童心理学家塔尼娅·拜伦向政府提交一份有突破意义的报告，陈述了第一项有关儿童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叼这份报告之所以具有突破意义，正是基于学者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管理价值的思考进行深入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如在这份报告中她提议:利用给电脑安装定时器和过滤器的相应互联网技术.提供更加详尽的信息，告诉父母如何阻止孩子进入某些网站。
2.网络时代的技术发展是超常规、跳跃式的
就硬环境而言，网络社会具有有序性，先进的科技用精密的电子元件和严密的电脑程序构建了网络社会强大的.经济基础.;但对于软环境以及诸多网络行为而言，却具有极大的无序性。可以说，网络社会既是一个有序的社会，也是一个无序的社会。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所弓I起的及动同我们对于信息技术反应迟缓并存，网络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心理、精神层面先天不足的缺憾。在某种意义上，其对人们的心理艘撼是可想而知的。网络时代人类的焦虑与不安成为一个替瑰的事实。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现代科技手段影晌网民生活方式、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在传播的历史上，英国人格兰威尔曾经提出“以太’的观念。‘以太，是一种心理物质和物理物质的结合体。他认为一切进行传播的事物都以‘以太”为载体。人类大脑的活动激活“以太.，心理作用和物理机制借助‘以太’实现融合。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液态媒介，，释放了自身的心理需要。}s}0且不谈格兰威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我们今天的确存在科技进步的愈义上以“以太，为载体构建了把地球缩小为村庄的因特网。因此，对网络技术影响网民心理和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任务。网络技术是一个技术群，其中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网民生活方式和成长规律的影晌也各不相同。目前对现代科技手段影晌网民生活方式，)L，5理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尚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从较深的层面上揭示网民的网络行为的规律和特征还不够，研究缺乏针对性，对网民在应用不同互联网技术的现象中体现出的心理特点几乎没有研究，绒者只是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描述上。提出的对策也只是针对现象本身，导致了理论滞后于实践，无法有效地对实践进行预判和指导，无法实现传播效果和教育功能的最大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管理价值进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了解哪些技术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供借鉴，哪些需要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对于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把握，互联网催生的新型社会形态给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带来的冲击;网络环境下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发展规律的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途径、教育环境以及评沽机制等方面的差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等诸多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下侧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A.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答案D。此题考查甲骨文和楷体的特点。汉字演变经历了从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发展脉络，排除A项。楷体汉字工整规范排除B项。甲骨文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成熟的一种文字，是现代汉字的初型，排除C项。
2.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答案C。此题考查材料阅读理解能力、历史背景知识。解题的关键在由“周孔”到“孔孟”，孟子取代周公，地位提升。程朱理学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孟子地位大幅度上升。
3.家训宗规伦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通过家国意识同构，旨在实现社会和谐，体现了民族传统道德思想与规范。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有子（孔子弟子）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材料二约之二：吾族务要恪遵祖训，以伦理为纪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一家雍睦（和睦），端由于此。即同宗相处，须要安分守己，尊莫凌卑，强莫欺弱；卑幼者不许冒犯长上，富贵者宜怜穷困。循规蹈矩，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悌）。
――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训约十四条》
材料三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尽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
――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仁的根本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有关仁的政治主张。
（2）历代许多家训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据材料二，归纳儒家伦理的主要内容。
（3）儒家的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社会。据材料三，指出明代统治者与民众对儒家伦理所持的态度及其各自的做法。
（4）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儒家伦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参考答案：
（1）根本：孝悌。政治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民或德治）；实施仁政。
（2）主要内容：家庭和睦；宗族团结；乡里和谐。
（3）态度：尊崇儒家伦理。做法：统治者提倡；民众遵守。
（4）积极作用：维系家族和睦；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传承民族道德，影响思想文化发展。
【重点突破】
一、正确评价和对待孔子的思想
1.评价：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对于缓和阶级矛盾，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对现代所提倡的人本理念也具有借鉴作用；其改良政治的主张，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礼”带有否认等级和阶级剥削、压制人民斗争的消极性，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它作为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
2.态度：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孔子思想中大量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孔子强调“仁”“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孔子思想中的“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念、“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政治信仰等思想精华，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百家争鸣”
1.背景。
①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着社会大变革，奴隶制逐步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
②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确立，农工商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③政治上：各诸侯国为赢得争霸战争的胜利，竞相进行变法改革，积极招纳贤才。
④阶级关系：“士”阶层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代表不同阶层或政治派别，提出自己的主张。
⑤教育学术：私学兴起，一些学者和思想流派在社会上兴起。
2.含义：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及各学术流派之间的诘难辩驳。所谓“百家”，意为数多。所谓“争鸣”，指当时代表各阶层、各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辩诘，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3.代表：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等。
4.性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5.意义：“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两千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他们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争鸣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对后世文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董仲舒新儒学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
1.原因。
①汉初在政治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国力逐渐强盛。
②汉武帝初年，为解决潜伏的社会危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局面，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③儒家学说经过自我调整，整合出了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
2.董仲舒新儒学体系。
来源：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
主张：
（1）“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
（2）“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宣扬“君权神授”，发挥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3）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
3.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汉武帝尊儒措施。
思想方面：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提升了儒学的地位。
政治方面：以儒家学说作为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士人研习儒家经典，儒学大兴。
教育方面：兴办太学，地方设立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儒学在民间处于独尊地位。
（2）影响。
积极影响：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统一，同时也限制君权的过度膨胀，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局限性：
①结束了各种思想学派同等竞争的局面，遏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②在封建社会后期日益阻碍了科技文化的进步，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宋明理学
1.兴起原因。
政治上，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要求通过调整统治思想，以适应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
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思想上，是北宋初期“重文”思想的产物。
2.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比较。
3.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儒学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是儒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1）哲学化、思辨化的儒学。
先秦儒学较偏重于社会伦理的实用性，对于宇宙本原的认识缺少严密的思考和论证。宋明学者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立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侧重于哲学的表达，体现了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2）深化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性。
“理”表现在社会上就是“三纲五常”。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论主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4.地位及影响。
地位：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南宋以后逐渐发展成官方哲学，明朝开始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影响及现实意义：
积极方面：①理学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注重道德建设、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较为丰富而道德标准缺失的今天，有利于促进文明的进步。
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对历代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的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
③宋明理学强调力行，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精神，对中华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④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
消极方面：“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摧残、扼杀人性，压抑思想进步。尊卑等级、重男轻女、重理轻法等观念属于封建糟粕，应批判抛弃。
五、明清早期启蒙思想
1.背景。
经济：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政治：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
思想：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日益僵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阶级关系：市民工商阶层兴起，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商品经济。
外部因素：西学东渐、近代科学传入。
2.主要特征。
①反传统、反教条。以“异端”自居的明朝进步思想家李贽指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提出男女平等和“万物皆生于两”的观点。
②反封建专制，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黄宗羲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提倡“众治”，反对“独治”。他们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这些思想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影响。
③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务实，致力于社会变革，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④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3.地位及影响。
地位：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只是否定了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成分，是对传统儒学的新发展，特别是汲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影响：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对理学的反思、批判，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4.明清进步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改造社会的力量的原因。
①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得早期民主思想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②高度强化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
③礼教纲常、文化专制，阻碍了早期民主思想的传播；人们深受封建思想毒害，愚昧迷信，难以接受新思想。
以上因素决定了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想在本质上跳不出传统儒学的范畴，在根本上有别于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学说，这就决定了它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其影响也远远不如西欧的启蒙思想。
六、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看“与时俱进”的特点
1.春秋时期，孔子结合社会动荡的时代特点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2.战国时期，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荀子吸收法家、道家思想精华，丰富了早期儒家思想内容，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3.西汉的董仲舒把道教、阴阳五行家、法家等学派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形成为政治“大一统”服务的新儒学体系。
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和道教精神，有了新的内涵。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儒学在“三教合一”形势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6.两宋时期，儒学从佛教和道教中吸取有益内容，形成理学。
7.明朝王阳明吸取佛教禅宗的思想，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心学。
8.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们从儒学思想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又不拘于传统儒学，构建起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
七、中国古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原因、特点、意义及认识
1.原因。
①政治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的组织和支持为其提供了重要保障。
②经济上：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其提供物质基础。
③民族关系及对外交往上：各民族间的融合及频繁的中外往来，有利于古代科技的发展。
④继承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科技成果的继续创造了条件。
⑤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智慧和刻苦钻研。
⑥政策：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科技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⑦教育：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科举制提供竞争机会。
2.特点。
①实用性：大都服务于农业生产及强化大一统君权。天文历法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强化大一统君权；古代医药学以“为君除疾”“为民除害”为目的。
②经验性：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多限于记录、归纳、总结生产经验，缺乏理论方面的概括和升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整理古籍和总结经验，注重个人认识经验，不注重科学实验。
③技术性：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有转化为普通的社会生产力。各学科体系各具明显特色，科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寓于实践之中，没有抽象出系统的独立的理论。同时，古代技术是以师徒形式传递的，先进技术“失传――再发明――再失传”的现象不时发生，严重影响先进技术转化为普通的生产力。
④全面性：从成就看，全面繁荣，多种成就领先世界。
3.意义。
①在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经济强大，封建制度高度强化，并未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②在欧洲：四大发明传入欧洲，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造纸术和印刷术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推动了欧洲社会转型，预兆资产阶级时代到来。
4.认识。
①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科技发展又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②科技能否发挥效益取决于社会环境，这对我们今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5.中国古代科技与西方近代科技的区别。
（1）中国古代科技重经验，西方近代科技重实验。中国古代科技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应用科学，是对经验的总结，缺乏理论探索，还处在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描述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缺乏理性认识。而西方近代科技把系统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系统科学理论。
（2）中国古代科技重综合，西方重分析。中国古代科技直接从现象中进行整体理论综合。西方近代科技善于分析，把分析的实践上升到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明，从而给近代科学理论提供有效方法和明确方向。
（3）中国古代科技主要服务于农业，西方近代科技主要服务于工业。
6.中国未产生近代科技的原因。
根本原因：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落后。
政治：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制约了科技的发展。
经济：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科技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
思想文化：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与思想文化专制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古代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人才。
政策因素：封建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与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古代科技的发展。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每题2分，共25题，50分）
1.《论语》记载孔子雇请家宰，“与之”工钱是“粟九百”。家宰“辞”，嫌多了，不肯要。孔子劝导他曰：“毋。”孔子认为劳动应该得到报酬。从材料可看出孔子
A.承认劳动的价值B.有重利轻义思想
C.重视工商业活动D.主张“克己复礼”
2.《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小宰之职中有“听称责发傅别”，（“责”通假“债”）小宰有调节民间借贷纠纷的职责。《国语・晋语四》记载公元前636年，晋文公推行“弃债”政策，即免除百姓对官府的债务。国家对百姓的借贷带有福利性，取息很轻，甚至不收利息。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政府
A.保护小农经济的发展
B.促进商品货币间交易
C.认可商品经济的作用
D.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3.《庄子・知北游》中说：“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这体现了庄子的
A.唯物主义思想
B.朴素辩证法思想
C.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D.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4.“垄断”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古之为市也，以其所以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丈夫始矣。”他所说的垄断不同于现代垄断，是指古代市场上的某些商人集团利用卖方与买方的信息极不对称特点，采取某些或明或暗的手段来哄抬市价牟取暴利。从中可知孟子主张
A.保护小农经济B.政府调控经济
C.官商分利经营D.自由竞争致富
5.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材料表明荀子主张
A.制天命而用之
B.人有主观能动性
C.尊重自然规律
D.朴素唯物思想
6.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能否包容共处也显得十分重要。下列思想中可以用来指导国家间合作，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的是
A.尚贤B.兼爱
C.节俭D.尚力
7.董仲舒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以下思想中与之相似的是
A.民贵君轻B.重本轻末
C.以德为政D.礼法并施
8.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朱熹是“新儒家”的代表。“新”在思想上的表现是
A.“天人感应”和“大一统”
B.“发明本心”和“致良知”
C.“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D.把“理”与人性有机结合，
9.王守仁的心学四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中的“格物”是
A.本原B.目的C.途径D.本心
10.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的共同点是
①反传统反教条②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有启蒙作用③反封建专制④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A.①②③④B.①③④
C.②③④D.①②④
11.李贽认为“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个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所一种已也。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李贽的主张中含有
A.启蒙主义思想B.人文主义思想
C.自由主义思想D.民族主义思想
12.史学家张岱年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材料中的“良知”指
A.内心世界B.自然规律
C.社会规律D.天的意志
13.儒家思想在后世不断发展，下列主张哪个具有民主启蒙色彩
A.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制天命而用之
C.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D.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14.朱熹的及门弟子达378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力行道德纯化，如欧阳修注意到地方政府中的腐败风气、“枉直乖错”；张载在本乡“以礼化俗”；吕大钧兄弟在蓝田建立“乡约”；范仲淹创立“义庄”等等。这些举措体现了儒家传统思想所追求的
A.通过道德自觉建立和谐的人间秩序
B.通过克服私欲、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C.进行内心反省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
D.注重气节以理统情凸显人性的庄严
15.艺祖皇帝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曰：“道理最大。”“庙堂之上势不能压理”、“遵其道而忘人之势”、“从道不从君”，都是一种“道理最大”的实践表述。以下表述和材料观点相似的是
A.天谴论B.民贵君轻
C.三纲五常D.存天理、灭人欲
16.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关键是
A.是封建社会最进步的思想有积极性
B.历代都有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做大官
C.它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D.它宣扬了仁政思想得到人民的拥护
17.汉武帝时，“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太学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的五经。这些举措
A.标志儒学正式成为官方的哲学
B.使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
C.促使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
D.儒学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
18.《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细绢）帛者，谓之为纸。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以及敝布、渔网以为纸。”下列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据材料能得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这一结论
B.材料说明文字记载是我们得出历史结论的首要依据
C.对原料的选择和降低造纸成本没有关系
D.人们的需求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
19.火药是古代化学家（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发明的，唐朝末年用于战争，宋元时期火药性能不断提高，明朝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明朝后期的科学家们还在理论上作了一些探索。火药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我国古代科技基本特征是
A.是对生产经验和自然现象的观察总结
B.是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上的实验科学
C.已从经验定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D.形成了相对完整独立的科学学科体系
20.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2011年6月入选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A.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具体表现
B.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
C.不适合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建设
D.综合天文学、气象学农学等知识
21.读图，解读正确的是
A.15世纪中西方科技发展趋势出现逆转
B.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直领先于西方
C.中国古代科技在公元前后达到高峰
D.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
22.该书问世以后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曾多次被刻印，被乾隆皇帝称赞为“用意勤而民事切”。现代有人评价它是我国传统农书中空前绝后的。该书是
A.《齐民要术》B.《农政全书》
C.《天工开物》D.《本草纲目》
23.读《京剧脸谱》邮票，下列表述和京剧脸谱无关的是
A.京剧脸谱是一种写意和夸张的艺术
B.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服务剧情
C.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
D.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
24.以下两幅图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元素。这种画风开始出现于
A.唐代B.宋代
C.明清D.魏晋
25.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下图所示为“车”字形体的演变历程，从中得出的是
A.逐渐形象化B.逐渐多元化
C.逐渐简约化D.逐渐国际化
二、非选择题（共3题，共50分）
2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8分）
材料一“道（引导）之以政（政令、法制等强权机制），齐（整治）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材料二朱子理学“存理灭欲”并非泯灭人性。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又说，对人欲的满足，如钟鼓、苑囿、游观之乐，好勇、好货、好色之心，也是天理之所有，而人情所不能无。也就是说，符合道德原则的所有欲望，就是“天理”；反之，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只图个人享乐，那是“人欲”。可见，朱熹承认人们正当欲望，反对笼统地倡导无欲。对理学持批判态度的清代学者戴震也承认，“灭人欲”标准在理论上成立，至于“三纲五常”则应作具体分析。“三纲五常”本是孔子理论，后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渐渐地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从而把封建礼教推向极端。客观地讲朱子理学传承“三纲五常”理论，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即使今天也不过时，而是值得推崇的。其实，历史上的任何学说都会有局限性，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来考察，必须把它的原文本意与被篡改的版本加以甄别，不可混为一谈。
――金文钦《浅解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材料三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今之所谓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宋明）之语录，……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不谓不知本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儒家治国的什么主张？体现了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是什么？（6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并概括其现实意义。材料体现了作者研究历史的什么方法？（10分）
（3）依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对儒学进行了怎样的取舍？分析主要原因。（12分）
2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2分）
材料二事实上，中国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优秀基因值得继承，比如，近代科学建立起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近代科学也有不足：重分析，轻综合；长于线性研究，短于非线性研究；习惯于封闭系统研究，不善于开放系统研究等。而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方式，在当代和今后科技整体化中必然会越来越显示其生命力。
――王渝生《解读古代科技“中国高度”》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西方社会的原因。（8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和传统文化的优势。（4分）
28.明清之际，从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从顾炎武“经世致用”到到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等。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活跃。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影响很大，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来源；也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作用有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才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来源，你同意哪一种说法？请说明理由。（10分）
参考答案
1.A2.C3.B4.D5.C6.B7.C
8.D9.C10.A11.B12.A13.D14.A
15.D16.C17.C18.D19.A20.C21.A22.B23.C24.B25.C
26.（1）以道德礼仪来引导、感化人民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
（2）合理的饮食欲望是天理，过分的要求美味就是“人欲”。“天理”与“人欲”是相对的。
意义：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可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风气。
方法：历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3）取舍：舍宋明理学。孔孟之道为理学根本。
原因：理学在明清时期成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社会动荡，矛盾交织，思想家努力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政治腐败，纲纪败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充分暴露；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西学东渐、近代科学传入。
27.（1）政治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的组织和支持为其提供了重要保障。经济上：封建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民族关系及对外交往上：各民族间的融合及频繁的中外往来，有利于古代科技的发展。继承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为科技成果的继续创造了条件。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智慧和刻苦钻研。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都重视科技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教育和科举制的完善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2）系统思维方式；实用性；积极的理性思维；强烈的道德色彩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继承性和顽强的再生能力；人与社会、自然的整体协调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