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地摊经济的做法、措施
（一）要提前介入，做好管理监督。以往大家在谈及“地摊经济”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是它的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占道经营影响群众正常出行，垃圾随意堆放污染环境，食品安全和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等。发展“地摊经济”，要总结推广过去加强城市治理中的有效做法，根据城市交通、小区分布、群众消费需求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划定经营范围和区域，制定合理的、人性化的管理标准。对商品质量要实施跟踪监控，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负面问题为发展 “地摊经济”蒙上阴霾，维护得来不易的城市治理成果。
（二）要积极引导，做好政策宣传。摊贩是“地摊经济”的基本细胞。复苏“地摊经济”，要发挥各镇街、社区联系居民、群众最密切的优势，通过“网格化”积极宣传放开摆地摊的政策规定，让更多的城市低收入人员、农村待业人员、贫困户等群体参与到复苏“地摊经济”中。同时做好相关管理要求的宣传，引导摊贩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和城市管理规定，提供安全、质量有保证的商品，切实担负起卫生打扫和秩序维护的责任义务。
（三）要主动服务，做好帮助扶持。“地摊经济”根本上还是市场经济。发展“地摊经济”，需要地摊市场的有序经营，也需要群众的造访消费。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设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要运用市场化手段规范“地摊经济”。政府要帮助宣传造势，加大对“地摊经济”的宣传，扩大社会知晓面，促进群众消费，既做到“扶上马”，也做到“送一程”。
（四）要长远考虑，做好统筹规划。发展“地摊经济”，虽带有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阶段性色彩，但长远对城市“微经济”的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善民生和促进就业、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政府部门来说，要充分把握这个时机，深入到摊主和群众中问需问计问策，完善城市治理中相关政策措施，补齐以往城市治理中的不足和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同时探索建立城市“微经济”与城市治理相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形成切实可行、动态完善的“地摊经济”管理政策措施。
关键词 “小摊贩” 法律经济学 管理
作者简介：王浩，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一、法律经济学的概念
法律经济学是一门包含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边缘学科，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用理查德・A・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一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对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的学科。波斯纳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主体，集团行为只不过是个人理性选择下的产物。他认为作为一个理性人，其总会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为了追求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
二、“小摊贩”现象存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一）收益高于成本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内部因素
“小摊贩”经营者大都是社会底层人员，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一般占据城市广场、人行道路旁等人流量大、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营业活动。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小摊贩”的大量存在也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广泛需求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于擦皮鞋、修拉链、配钥匙、自行车补胎等小事，而这些小事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实中的大商场、门面房等大都不提供这些服务，那怎么办呢？这时灵活便利的“小摊贩”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法律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经济人”――指个人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会优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简单说，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要追求消费成果最大化；作为生产者我们要追求产品利润最大化；作为决策者我们要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而具体到“小摊贩”经营者就是要追求成本最小化，经济收益最大化。根据凯恩斯定律，有需求就有供给，花最少的钱追求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理性经济人所希望的。在这一背景下，存在着广泛需求者的“小摊贩”应运而生。例如同样是卖蔬菜，大超市里的蔬菜在摆上货架之前要经过很多次的转运、包装，再加上超市的柜台费、人工费等等，售价自然会增加，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转运往往不太新鲜。而“小摊贩”卖的蔬菜则省去了转运、包装的环节，他们每天天没亮就直接去市场批发或者直接到农户地里去收，少了中间繁琐的过程而且没有额外的费用，所以售价相对大超市会低，蔬菜也新鲜，对于市民来说也就更实惠。另外，市民在购买过程中还可以和“小摊贩”经营者讨价还价，多了一份人情味。
“小摊贩”的屡禁不止正是说明他们可以从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成本低，见效快，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缴纳昂贵的店铺租金，所以才会选择从事流动摊位。反之，如果“小摊贩”经营者无法从经营中获得收益，那么可想而知即使免费为他们办理营业执照等，他们也不会从事流动摊位的。
（二）守法成本高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外部因素
建国以来，针对“小摊贩”现象，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治理，比如每个城市都会存在的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城管，国务院颁布的针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但是“小摊贩”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中一个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少“小摊贩”经营者在选择守法经营时的成本过高。
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小摊贩”的数量超过一亿且大多属于城市的低收入甚至无收入者，他们缺乏资金和专业技能，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可能完全覆盖这些群体。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最迫切的需求。投入几十块钱至多几百块钱马上就能见到收益的小摊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办理营业执照、租赁固定场所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即使要经常被城管围追堵截，没收经营产品，甚至是触犯法律，他们也要经营流动摊点。
这里所说的守法成本过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国家申领有关证照的成本过高。虽然目前国家要求行政审批项目精简放权，但是办理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卫生许可证等手续还是需要很多钱，而且办理起来时间长，有效期限很短，过期即作废。如果要继续经营，还要再办一次。领取有关证照后，日常的行政性收费也很多。如一家申办了营业执照的饭店在一年中要接受卫生防疫部门、物价部门、消防部门等多个部门的检查，还要缴纳各种费用，如卫生检查费、环保排污费如此种种，对于“小摊贩”来说，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太大的经济能力，如此一来势必会遏制其办理手续的积极性，加大预期支出，迫使他们最终选择了不需要这些证件的流动摊位进行经营。二是门面店铺租金费，水电费，人口费等等过高，加重了经营负担。但如果选择“小摊贩”经营，则只存在被城管没收罚款的危险，不用应付各种行政机关的检查，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也无需缴纳店铺租金，积压大量货物。基于守法成本过于高昂，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人最终往往选择了“小摊点”进行经营。
（三）违法成本低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间接推动力
这里“小摊贩”违法成本低主要是指：第一，投资少，成本低。只要肯吃苦，一个月还是能赚2000多块钱，当城管等行政机关予以没收时，对“小摊贩”而言不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即使“生意”做赔了，也就是几百块或几千块的损失，重头再来也不困难。第二，“小摊贩”被查处的概率偏低。“小摊贩”大多相互熟悉，互相帮助，在城管执法之前都能互相通风报信，加之城管部门限于执法资源的有限性等，不可能对所有的“小摊贩”都采取没收措施。这种极低的被查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小摊贩”的侥幸心理。第三，“小摊贩”被查处后损失小。在现实中，“小摊贩”被查处后，所承受的损失远远低于他们所取得的收益。第四，“小摊贩”大多存在于街头巷尾，需要的只是人流量大即可，无需固定的地点和场所，不用租赁固定的经营场所，节省了很大一笔租赁店铺的租金。 另外，从执法的角度看，城市管理执法机构执法资源不足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且在民意表达如此开放的时代，城管与“小摊贩”之间一旦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民众的舆论似乎都“一边倒”地倒向了“小摊贩”，因为他们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同情，而城管人员属于国家行政人员，有国家强制力量做后盾，处于优势地位。个别地方、个别部门害怕舆论的传播或者网络的传播，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能不管就不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小摊贩”的经营。
三、治理“小摊贩”现象的对策建议
“小摊贩”的出现缓解了社会底层一些人的生存压力，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是在肯定“小摊贩”在法律经济学上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其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并且需要得到迫切的关注。在此，我对治理“小摊贩”现象的解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对“小摊贩”实行时间上的限制和地点上的限制
在时间上，重点在上下班高峰期对“小摊贩”进行管制，将“小摊贩”的经营时间调整到早晨或晚上，设置早市或晚市，这样不仅不会阻塞交通，影响市民白天的生活，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夜晚的热闹，减少城管因为“小摊贩”影响市容与之产生的冲突。在地点上，我们可以借鉴韩国政府的做法，将市区进行划片。在火车站、汽车站、马路主干道、广场等区域严禁摆摊；在对妨碍城市市容较小的地区对小摊位的规模、摆摊时间等进行一定限制；在不靠近城市中心空地，车流量少的河溪两侧道路以及形成时间较长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可以允许摆摊设点，但对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须有限制。对“小摊贩”实行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的管理，也有利于经营者的经营。
（二）对“小摊贩”实行分类限制管理
首先对“小摊贩”的经营范围进行分类，看其是否能够发扬传统文化。比如说传统的卖冰糖葫芦的，政府应进行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们不仅解决了剩余劳动力还发扬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针对“小摊贩”的经营范围是否造成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安置。比如说有些“小摊贩”经营的是地方小吃，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煤灰，油烟，对这类摊贩应安置在偏僻的地方，决不允许占用人行横道，并且要求他们对煤灰等做相应的处理，或是帮助他们改做其他污染小的行业。
（三）对商事主体的登记制度进行改革
目前，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过份看重公法价值而忽略私法价值，商事主体经商前必须经过登记，否则为不合法。如此一来，经商的权利就是政府赋予的了。鉴于现今社会“小摊贩”现象的大量存在，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扩大商事主体的范围。对于城市低收入者、外来务工者等弱势群体以谋生为主并且其行为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可以实行简约注册登记制度，使他们的非法经营行为转化为合法经营行为。
（四）促使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守法经营成本
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把握好服务性政府的定位，重视审批项目繁多、费用高的问题。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简政放权，简化程序，降低收费标准；对乱检查和乱收费的问题要坚决查处，减轻“小摊贩”的守法成本。
一、路http://边摊的背景
路边摊是指在法律许可外，无营业执照，不在固定的构筑物内现买现卖的经营者。其经营场所为公路、胡同、公共广场及公共停车场等，包括道路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市政用地和桥梁、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附属设施。近年来，路边摊贩与城管的矛盾愈演愈烈，不断地出现在媒体的曝光与市民的关注下，逐步从一个行政执法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而其中路边摊摊主的权利保障尤其应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因为法律上赋予每个生而平等的人不可侵犯的权利。
二、路边摊摊主的生存现状
路边摊摊主多是下岗工人、城市务工人员，以及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等处在社会底层、生活极为艰苦的弱势人群。他们由于受到年龄、知识、技能、体力、资金、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无法进入正规行业就业，无奈之下只能靠经营路边摊来获取生活来源，而近年来的城市建设管理逐渐步入正轨，城管的行政执法也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矛盾。
在宪法上，城市一部分公民为维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选择摆路边摊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在法律上，城市路边摊阻碍了城市发展权，实质上是违法的。城市流动摊贩的生存权和城市的发展权之间，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因城市流动摊贩的定义无法明确，导致立法上规定不明，容易在法律上形成法律漏洞。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加快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城市管理者将路边摊这种现象作为城市不发达的标志，在规划城市时也缺少对路边摊的关注和积极回应，造成他们的生存空间缩小，而摊主们在自身权利遭受侵犯的时候，凝聚力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自身权利意识不高，因此造成话语权相对缺失。WWw.133229.cOm
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象十分狭窄，只覆盖了国家正规单位的正规就业人员，大部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仍未落实。所以，路边摊摊主基本上不享有医疗、养老、生育保险，也缺少必要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路边摊摊主而作为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似乎已形同虚设。利益的矛盾冲突。
三、路边摊的人权思考
人权指的是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俨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将公民的人权加以实现和保障，唯有此才能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坚定不摇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保障问题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应加以重视。人权中包括两大类的权利，而我们今天主要从经济和文化两大类进行探讨，换而言之，即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两大类权利方面的法制思考，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早日就此方面对路边摊作出积极回应和完善政策。
四、生存权和发展权法制合理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显而易见，人必须首先解决好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同理，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中所应当首当其冲予以保障实现的就是生存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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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权利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摊主的生存权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毋庸置疑，而从路边摊的生存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是弱势人群，由此就更需要政府部门重视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因此，城管行政部门等公共权利机关应以路边摊合法化为前提，再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为保障。因为摊主的生存权http://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合法承认，需要公共政策的积极回应，路边摊摊主的生存和经营活动才能有合法实现前提。
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因此，政府要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施予摊主的生活保障。经过科学规划，路边摊子在即不影响交通秩序又能有足够的客流量，让五花八门的路边摊成为街边一景。时间上，可以专门规划一个集中的周末市场，让摊主们利用这个集中的时间段地段进行经营，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空间上，规划给摊主摊位，路边摊成为城市街道风景独特的点缀。
发展权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摊主的发展权主要集中体现在摊主个人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面要求得到主体性满足及发展的权利。
关键词：流动摊贩 治理 法治
2014年4月22日19时20分许，在海口市国兴大道文坛路口，琼山区城管、联防队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与一对卖冷饮的摊贩夫妇发生冲突，摊贩李克明被打伤。李克明称，他被人摁倒在地殴打时，10岁的大儿子抱着一名打人者的腿，央求其不要殴打自己，反被对方喷不明液体。李克明的妻子称，4岁的小儿子也在混乱中走失。一名目击者称，事发时，确实有一名小孩抱着城管的腿。事发将近5个小时后，走失男孩被找到。琼山区城管有关负责人称，事发时双方确实发生冲突，但城管队员并未打人。目前，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这是近期发生的一起因流动摊贩治理引发的暴力事件。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明确流动摊贩的法律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使流动摊贩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流动摊贩的界定及其形成的原因
摊贩就是摆摊做买卖的小贩，流动摊贩指从事经营性活动，无固定经营场所、无国家颁发承认的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流动性大的人员。流动摊贩主要由以下几类人员构成：城市下岗人员、残疾人和特困户，进城务工人员，毕业后尚未就业的大学生。从以上人员构成可以看出，流动摊贩主要由弱势群体构成，从事流动摊贩经营是为了生计的需要，世界各国都存在流动摊贩，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流动摊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很多人成为流动摊贩。流动摊贩形成的原因可归纳如下：第一，摊贩经营有其优势。从事摊贩经营门槛很低，不需要租用店铺，也不需要缴纳各种税收，只要投入时间和劳动力就能够获得收益，这就使得经营成本降低，所卖商品价格低廉，拥有其固定的消费群体。第二，流动摊贩的存在适应了市场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的规划设计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给人们购物带来了很多不便。流动摊贩的存在解决了这一问题，摊贩走街串巷，方便了人们购物，同时流动摊贩不需要缴纳市场管理费等，所卖商品价格也低于市场价格，可谓是物美价廉。第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我国人口众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人失去工作。这些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年龄较大，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能，但是肩负着家庭重担，从事摊贩经营成为其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另外保障水平较低，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自己谋求生存手段。
二、流动摊贩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政府部门管理方面的困境。政府部门对流动摊贩的管理通过城管执法行为来实现，但是，我国尚未出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法规，关于城管执法的方式和主体资格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执法过程中只能“借法执法”。另外，在执法手段上，以处罚为主，这就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流动摊贩生存困境更为艰难，容易激化城管与流动摊贩间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更为激烈，市场在配置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会导致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为了增强竞争力，很多企业强强联合，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这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摊贩的生存困境。
第三，流动摊贩自身的困境。流动摊贩处于弱势地位，其法律意识淡薄，难以通过正当、合法手段维护其合法权益。流动摊贩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一般选择人群聚居区经营，缺乏统一组织，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三、完善流动摊贩治理的法律思考
完善立法，规范城管执法行为，依法治理流动摊贩。流动摊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制取缔的方法并不足取，应当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承认其合法地位，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对流动摊贩进
行规范化管理。我国目前并没有城市管理的专门法律，城管执法依据散见于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这就造成城管执法缺乏有效监管，暴力执法频现。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适时出台城市管理单行法，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规定其执法范围，规范执法程序。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保障摊贩合法权益。受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城管治理流动摊贩有其合法性，但是未必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反而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可以建立摊贩自治组织，由该组织对流动摊贩进行管理，并向城管部门反映摊贩的诉求，保障其权益。同时，摊贩自治组织可以实时向流动摊贩宣传相关政策，并进行法律宣传，增强其法律意识，避免矛盾冲突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茹晓冬. 浅议流动摊贩的法律治理. 学理论，2012（17）.
[2] 陈尉. 浅析城市流动摊贩治理中的城管执法困境. 法制与社会，2012（7）.
[3] 汪地彻.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法治化思考.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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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现状简析
我国城市的流动摊贩人数至今缺少精确的调查统计，有关专家估计有3000多万。经抽样分析，大中城市流动摊贩以外来人员居多，城市下岗工人次之，郊区农民占有一定比例，也有一些业余摆摊补贴家用的上班族，还有少量为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流动摊贩大军的形成，有主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我国城市化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民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从事摊贩的行当，“游击经营”成为他们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也有客观环境的门槛因素：由于市场门面和固定摊位费用高，资金短缺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无力进入“合法”的买卖市场，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流动经营。还有市场供需的拉动因素：市民需要便捷廉价的流动摊贩，说明城市市场合理配置、方便服务还不到位；我国充足的农副产品、生活日用品货源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外来民工的生活需求，企盼有人为其架起流通的桥梁。
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成因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民就业的不充分、国家对无业隐性失业人员和贫困阶层社会保障的不到位，以及部分人员参与竞争性就业的能力不强等因素，导致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小规模游击经营自谋生路，这是我国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流动摊贩管理的表面是执法者与小贩玩“猫捉老鼠”游戏，实质是城市政府官员要光鲜亮丽的“面子”与社会弱势群体要自求生存的“里子”两者目标矛盾的冲突。
二、流动摊贩管理中存在的多元关系
目前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主要问题是以下关系处理出现了偏颇。
（一）严管与引导的关系
这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问题。近10多年来，全国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评比活动频繁，促使城市政府对市容环境、街面秩序等目标要求无限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有些城市政府要求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实行“零容忍”，并列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封杀了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加剧了管理部门与摊贩的矛盾。毋庸置疑，流动摊贩的“游击经营”确实使现代城市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城市市容秩序。流动摊贩的产生和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大分工的必然现象。因此，在流动摊贩管理上不宜“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过犹不及只会两败俱伤。唯有正确认识“市容管理”与“繁荣市场”、“解决民生”的辩证关系，才能思路对头，方法恰当，既规范流动摊贩经营，又不破坏市容秩序，从根本上处理好“应该堵”与“必须疏”的关系。
（二）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这是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在城市商业网布局基本到位的情况下，作为商业补充的流动商品对摊贩的就业和居民的生活都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城市市容、秩序及容量所限，也是有限制的。如果执法管理中偏重市容秩序，会造成对流动摊贩的限制过严，既会影响摊贩的就业生存，也会影响居民的方便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引发和激化执法与摊贩及部分市民的矛盾。如果对流动摊贩放任不管，短时期内可能流动摊贩满意了，但影响纳税交费的固定商家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经营秩序，比流动摊贩更多的经商者会有意见；同时在影响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堵塞后，会招致周边更多居民的不满意。这有个利益平衡点把握的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智慧和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服务能力。
（三）适度与限制的关系
这是城管执法层面的问题。由于政府管理理念存在偏差，城市管理特别是执法部门的工作难以收到很好成效，往往倚重“重大”战役进行整治。当举办重要活动、迎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执法人员便大规模出动，对流动摊贩进行“地毯式扫荡”，以取得城市一时的清静亮堂；而游商小贩在等待观望后会继续出动，与执法者玩“猫捉老鼠”游戏，使管理长期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当“围追堵截”超过流动摊贩忍耐度时，往往会造成执法和商贩矛盾激化，酿成双方人员的流血伤亡事件，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四）法治与人情的关系
这是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执法代表政府行政权力，是不容侵犯和必须坚决维护的。部分流动摊贩明显违反相应法规，执法人员文明查处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可是由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不到位，部分百姓看到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时往往同情违法者，甚至盲目地为违法者作担保以免处罚，造成正常执法经常受阻，无意中助长了违法摊贩的歪风邪气。目前不少城市已出现违法摊贩团伙化后公开对抗正常行政执法的事件，导致执法部门在管理违法行为中由以往执法过度的“强势群体”演变成不敢执法的“弱势群体”，出现了较多不作为现象。执法“不作为”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当然也包括同情违法者自身的利益，这是情与法错位后出现的可悲现象。
三、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对策建议
政府是公共利益维护者，在管理中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和谐运转。流动摊贩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说明政府对流动摊贩存在背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还不够到位，对长期以来国家给隐性失业者及贫困阶层社会保障不足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对流动摊贩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为自求生存、为政府分忧的实质理解还不够到位。建议明确三个“定位”，加强政策研究，完善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与服务，在管理中采取“堵疏兼顾，以疏为主，综合管理”的方针。
（一）给流动摊贩以合法的地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按照国际城市化发展规律，今后30年还将有5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在此过程中，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活有需求，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就业生存有要求，这是我国城市流动摊贩长期存在，并将达到5000万规模的客观条件。国家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要给这种符合发展规律的经济现象和从事经营的特殊群体以合法存在的地位，以杜绝城市政府“零容忍”的过激行为。政府要城市形象，商贩要就业生活，两者并不对立，衡量标准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商品需求、市容和交通等因素利弊平衡后的接受与容忍程度。
（二）对流动摊贩实施综合管理
城市政府在完善流动摊贩管理上，应当站在我国市场经济多样性的角度看待这一流动的商品交易方式，做好传承文明、方便生活、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的文章。大禹治水，堵不如疏。要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靠城管执法独立支撑的以“堵”为主的管理方式，统一协调工商、贸易、公安交通、卫生、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城建城管等部门对流动摊贩做好前置管理中“疏”的服务性工作，对不同的流动摊贩群体进行对象细分，在不同的区域开辟不同的场地，解决不同的社会需求。如对年轻人创业群体，可在大专院校附近开辟以学生为消费主体的市场；对以销售瓜果、蔬菜为主的群体，可在社区附近公园、河道旁边开辟早晚市；对经营小吃的群体，可通过规划适度开辟早点摊和夜市；同时要从民生工程的角度减少农贸市场的摊位费和管理费，引导流动摊贩进入市场，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内价格高启摊位闲置、市场周边流动摊贩生意兴隆的局面。
解决了该“疏”的问题，使部分摊贩合法化后就会大大减少违法经营的人数，也就减轻了商贩为就业和居民为方便而产生的对管理的不满情绪，反过来为解决真正该“堵”的问题，如依法管理严重危害市容环境卫生、堵塞交通和出售劣质产品、短斤缺两等违法行为提供了有的放矢的条件，这是政府管理从“孤军奋战”的“堵”向“综合服务”的“疏”“堵”结合角色转变的关键。要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制度设计，改变由城管执法独立管理流动摊贩的局面，实行相关部门综合管理，改强制性管理为规范；探索自治自律的制度建设途径，组建摊贩协会，尝试社区居民事前参与全程监督的民间管理新方法。
（三）给综合执法以法律地位
城管综合执法是在10多年前为解决“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形势下，由国务院法制办批准在部分城市试点的，实践证明对现代城市管理是必要的，但因其授权的法规地位不高，社会和舆论的争议一直不断。
公共事务的统一执法是国外行政管理长期实施的成功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要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为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给处于拆违和流动摊贩管理风口浪尖上的城管执法应有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为现代城市管理保驾护航，服务于流动摊贩在内的广大居民。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引导，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媒体加强对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工作，大力提高公众对城管执法的理解度、认可度；执法部门要主动探索取得公众支持的新措施、新方法，切实提升执法效率。
（四）完善流动摊贩管理法规
[关键词]长沙市 地摊文化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思考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32-01
长沙市地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存在繁荣了城市文化,活跃了市场经济。对于这样一种民间萌发起来的文化,有利也有弊,所以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既不好完全反对,也不好大力支持,真是左右为难。很多时候,只要地摊文化对市容市貌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由发展,这也体现了长沙这座城市的民主和包容。
一、地摊及地摊文化的定义
地摊,顾名思义即直接铺设在地上的摊点。地摊通常摆在人流量大的马路、地下通道等交通道路旁边。地摊文化是指参与摆地摊的群体和消费者之间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及由这个群体和消费者之间的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二、长沙市地摊文化的特点分析
长沙市地摊文化主要有五个特点:1.长沙市地摊数量众多。只要是人流量大的地方,人行道的两旁都会摆得密密麻麻的,路人行走其间摩肩接踵。例如:大型超市旁、高校校门口、车站人行道旁等等。2.长沙市地摊地域范围很广。长沙市有多少条大街小巷,就有多少地摊遍布,地摊就像街道的影子如影随形。3.长沙市地摊文化十分活跃。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昼伏夜出的地摊犹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相当壮观。4.长沙市地摊文化相当繁荣。从夜幕降临直到夜色渐深,只要路上能看到行人,就能看到地摊的身影。5.长沙市地摊文化多元化。有卖衣服鞋袜皮带饰品的,有卖水果臭豆腐麻辣烫的,有卖玩具字画光碟化妆品的……商品品种繁多。
三、长沙市地摊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种文化的存在,总有它的理由。长沙市地摊文化的存在确实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1.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摆地摊的市民一般来自下岗或者无正式工作无收入来源的人,他们没有高学历高资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摆地摊赚点生活费养家糊口。长沙市地摊文化确实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比坑蒙拐骗要强得多,应该值得我们的尊重。2.方便了市民购物。虽然长沙市的大小型超市也不少,但也不能保证家家户户出门就是超市,有些市民买小商品懒得去超市,于是图个方便选择就近的地摊来买自己需要的小商品,在一定程度上,长沙市地摊文化确实方便了市民的购物。3.满足了部分市民的消费需求。长沙市市民并非个个都很富裕,有相当一部分市民由于经济条件差被挡在了中高档消费的门外,于是他们选择了低档消费的地摊,地摊上的物品既适用还实惠,甚至地摊上有的商品超市里不一定有。如此,部分市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4.星城晚间亮丽的风景线。昏黄的路灯,活跃的地摊,稍息的夜……多美的画面,充满诗意的画面。5.补充和繁荣了市场经济。地摊市场是一个不小的市场,它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补充,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存在繁荣了市场经济。
四、长沙市地摊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凡事有利也有弊,长沙市地摊文化也不例外。长沙市地摊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有:1.影响交通秩序和市容。由于摆地摊是民间的自发行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摆地摊有时候会不择时间和地点,在他们的眼里,处处都是好摊位,他们占道摆摊,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他们摆地摊会乱扔垃圾,地摊撤走后留下一片狼藉,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增加了环卫工人的负担。2.商品品质难保障。常言道:一分钱,一分货。地摊上的商品虽然价格便宜,但商品品质良莠不齐,消费者地摊消费存在较大的风险。3.合情但不合法。摆地摊虽然合情,但大多数属于无照经营,违反了工商管理法和城市管理法。4.消费者维权难。摆地摊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属于流动性极强的消费市场。由于地摊的流动性和无规律性,使得消费者维权十分困难。很多时候,消费者只能自认运气不好。
五、对长沙市地摊文化的思考
既然长沙市地摊文化有它存在的道理,那么如何让长沙市地摊文化发展得更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1.指定摆摊地点。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现场考察,划定既适合摆地摊,又不影响交通秩序和市容的地点供市民摆地摊。2.减免或免费提供摊位。相关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市民申请,核实情况,减免困难家庭摆摊者的市场摊位租金或免费为他们提供摊位。3.建设摊位。在一些合理的地方,建设一些摊位,供摆摊者免费使用,或者收取一些管理维护费。建设摊位能使摆地摊更规范。4.工商部门审批。摆地摊也是买卖行为,也应经过工商部门审批后才能经营。5.制订专门的管理制度和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摆地摊的行为应制订专门的管理制度加以约束,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加以管理。
如何让长沙市地摊文化健康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不能因怕鱼刺而放弃鱼的营养价值,不能因地摊文化无序的现状而否定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们更不能阻止地摊文化的发展。对于长沙市地摊文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疏堵结合,然后科学引导,让其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目前，地摊经济的管理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我国的地摊经济市场也将越来越规范正式。而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营销广阔的经营空间、全天候的经营时间、无店铺的经营模式、成本低廉的竞争策略等优点日益突出，尤其是微信营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微时代的到来、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地摊经济也将跟上时代的步伐，营销方式也将从原来的单一、传统化得到逐渐改善，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2市场调查与结果分析
2．1基本信息
此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地摊经营者而言，另一部分是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调查最终收获有效问卷496份，其中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的有效问卷收获数为265份，针对消费者部分的问卷231份。虽然调研样本未达到预期数量，但数据的真实使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问卷中，男性占了48．04％，女性占了51．9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5岁以下占了0％，15－25岁占了26．47％，25－35岁占了32．35％，35－45岁占了23．53％，45岁以上占了17．65％；被调研对象的学历中，小学文凭的占了21．57％，初中文凭的占了26．47％，高中文凭的占了24．51％，专科文凭的占了14．71％，本科及本科以上文凭的占了12．74％。针对消费者部分问卷，男性占了43．14％，女性占了58．8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0－19岁占了15．69％，20－29岁占了41．18％，30－39岁占了23．53％，40－49岁占了7．84％，50岁以上占了11．76％。
2．2研究结果和分析
2．2．1地摊经营者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地摊经营者中已使用了微信营销的占了19．18％，未使用微信营销的占了80．82％。而未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对微信营销的具体操作不太了解（占了49．40％），认知不足。但若教于期使用发放，愿意尝试使用微信营销的程度都比较强（占了60．67％）。因此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发展的空间较大，只要人们掌握了微信营销的技术，大部分地摊经营者都愿意尝试使用。同时，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升高，地摊经营者对微信营销的了解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对微信营销的使用率也逐渐增加。对于地摊经营者而言，特别是中等学历及中等学历以上的经营者，他们大多数倾向于经营方式的创新，愿意尝试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
2．2．2消费者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购买地摊物品的仅占27．45％，因此地摊在人们的生活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同时对消费者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多数为年轻者，地摊经济消费者中10－39岁的占58．63％，10－50岁以上的占41．37％。在“消费者对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方式的认可度”调查中显示，大部分消费者接受并认可此创新方式，同时年龄也营销者人们的看法，如表2所示，较为年轻的消费者大多数认可并接受将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的方式，而地摊经济中的消费者大多数又都是年轻者，因此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营销是可行并且能被接受的方式。
2．3建议
针对地摊经济而言，网络营销模式的选择也需要切合地摊经济的特点、产品的特质。以微信营销为例，内容如下：
（1）查找附近的人：地摊经营者可建立微信号，备注自己的摊名、产品等资料。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发现身边的地摊商家，并了解一定的商家信息，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向商家询问更多详细的产品信息，之后选择是否购买产品。由于地摊的信用相对较低，大体上应以线下购买为主，可前往商家摊位购买也可线上预定货到时线下支付。同时经营者也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向消费者推荐自己的产品，宣传产品，虽然效率有限，但也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当然如果微信扫一扫中添加周边小摊美食等栏目效果会更佳。
（2）扫一扫：利用特定的活动，使消费者通过“扫一扫”关注地摊者账号，从而锁定一定的消费者，针对性较强。采用这种方法可定时向消费者推送自己的产品。这要求产品有一定的吸引性，对质量稍有要求。
（3）微信公众平台：此方法可推送的信息量较大，比较实用，但建议同一区域的地摊者互相合作，建立共同的公众平台，一同交给第三方管理，日常推送产品更新、产品活动等，可加入小故事，笑话之类的内容。主要以周边的居民等消费者为主进行宣传。
3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意义
地摊经济虽然简单，但是它同样也需要营销手段。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和地摊经营者对地摊营销方式的创新都有一定的需求，消费者想要更便利，提前或及时了解商家产品及位置，提前预定；而经营者想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及回头客。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是一种需求，一种创新。
（1）社会意义：地摊经济在方便居民生活、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不仅能适应变化的消费者消费方式，也将有利于提升地摊经济经营者的自信心，改善地摊经济经营者的生活质量，适当减缓就业压力、生活压力。
（2）经济意义：地摊经济是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收益性小，但是地摊经济的市场却也十分庞大。庞大的摊贩群体，在城市中从事着“衣食住行”中的各种行业，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在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将有利于地摊经济的发展，提高摊主的收入，利于经济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 摊贩 外部性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营业权 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我国台湾地区《摊贩管理规则》第4条规定：“现有之公、民有市场摊（铺）位，应尽量容纳摊贩，如市场摊贩不敷时，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指定摊贩临时集中区（段）及营业时间，发证管理。”台湾地区对于市场内摊贩的规范已经脱离摊贩管理体制进入市场管理法范畴，所以此处可知有固定摊位的摊贩已经取得市场主体地位而与没有摊位的小规模摊贩不同，这些摊贩的成长正是验证了层次发展理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30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流动商贩入场（室）从事合法经营。”这同样是层次发展理论的体现。从层次发展理论角度，对于摊贩这一群体内部还有必要做出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设计，以更好的适应摊贩自身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就将摊贩划分为流动摊贩和固定摊贩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