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23 17:14:4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代文学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为此,我们申报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的教改课题,该项目分别获得我们所在学院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立项。新的教学模式更加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师生互动,相互启发,集思广益。我们甚至大胆地提出师生互教,这一点考验老师的自尊心。其实学海无涯,面对无边的知识的,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在网络时代,学生在某方面超越老师既不奇怪也不必惊慌。
一、困难与对策
研究式教学模式的展开,困难与阻力无疑是存在的,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教学模式所形成的教与学的心理定势与教学习惯,对接受并极积参与研究式教学是一种阻力。人们按照习惯或原有模式行事,往往觉得较轻松;而新的习惯与行为模式的形成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是不适应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变成了新的习惯与模式,就会同样感到轻松,甚至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创新所带来的愉悦。
第二,研究式教学必须具备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目前我们这样的地方新升本科院校图书资料还不能充分满足研究式教学的需要。由于这些地方本科院校大都处于较偏远的地区,经济文化欠发达,社会上的其他图书馆的资源也非常不足,使研究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困难。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上资源十分丰富,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的不足。
第三,如何发挥研讨课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教改成功的关键。讨论课对教师的掌控能力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求老师有充足的教学准备,具备解决多方面问题的能力。比如,如何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如何调控课堂氛围;如何调动所有上课学生的极积性,解决好点与面的关系;如何掌控课程教学的进度;如何使教师的讲授与点评既有深度又有针对性;如何指导学生对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式学习,如何收集、整理和积累研究式教学的资料等等。这些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一一加以解决,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老师与学生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教学的过程变得更具挑战性,师生双方的能动性进一步被调动起来,教学活动更具有活力。
第四,如何将课堂教学向课外拓展,如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活动,也是教改的重要环节。如举办读书报告会,开展征文比赛,成立专业兴趣小组,创办内部专题刊物,外请专家讲学等等,通过一系列课外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培养初步的研究能力。
第五,如何改革学生成绩的评定方式,如何更科学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是教改过程中的一道难题。研究式教学对学生成绩的评定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不仅要看期未成绩,还要看平时参与讨论、撰写读书笔记和研究式小论文的情况;不仅要看课程学习情况,还要看课外及社会实践的情况。因此对学生成绩的评判也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看学生的期未考试成绩和平时作业。要纠正一些学生仅仅满足于考试过关拿到学分的消极态度,要把古代文学的学习作为获取知识、培养能力、陶治情操、提高素质的重要方式,并把这些方面作为个人主动追求的目标。
二、善事与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有效地开展研究式教学,我们要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例如,必须教会学生如何检索和利用古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学生不会利用资料,仅从老师讲课中被动地获取的知识,其知识量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嚼饭喂人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在教师方面可能是苦口婆心,而在学生方面却并不一定受益。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一定的文献学知识。就拿查找人物资料来说,人物资料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史部传记类书籍最为集中。传记类图书中有人物的行状、年谱、宗谱,还有汇集多人事迹的传纪资料集。例如,张撰写的《汉丞相诸葛武侯(亮)传》、吕大防撰写的《杜工部年谱》、记载朱熹家族有关资料的《紫阳朱氏建安谱》,以及朱熹撰写的《名臣言行录》,元代辛文房撰写的《唐才子传》,清代阮元的《畴人传》等,都在史部传记类书籍中,利用传记类图书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大部分资料。此外,正史中的本纪、列传部分有很多人物资料自不待言,而笔记野史中的人物资料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如《世说新语》《大唐新语》《唐摭言》等也有大量的人物资料。此外,还有书目提要中的传记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对历代一万余种图书的内容得失、版本异同进行评论的考订,并且对作者的爵里生平、人品学术亦多有论述。另外,诗文总集中的小传也不乏人物资料。唐人编选的唐诗总集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往往载有入选作家的字号、籍贯、仕履,能为进一步查找资料提供线索。又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载集》、王昶的《湖海诗传》、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据统计载有三千多诗人的小传,而民国时期徐世昌的《晚晴诗汇》收诗人多达六千余人,亦大都附有作家小传。地方性的文献资料,如《江苏诗征》《江西诗征》《两浙轩录》《两浙轩续录》等等,也收有大量的人物资料,其中后两部书选录了浙江自清初至晚清九千多名诗人的小传和作品。再则,别集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丰富,不过这些资料比较分散,查找利用不太容易。但也有些工具书可以利用,如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把清代很多别集的碑传文按碑传主的姓名编出索引,为利用别集中的人物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后,方志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宝贵,古代方志中的人物门、职官门、杂记门等往往有不少人物资料。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孙撰的《剡录》卷五收录了许询、孙绰、王羲之、谢灵运、孙稚圭等人的资料。而康熙年间徐相国等人撰的《湖广通志》、清代邓显鹤辑的《沅湘耆旧集》、陆宝忠编的《沅湘览秀集》等等有关地方志资料对查找人物资料也是非常有用的。
进行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目录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情况,这对我们查找古籍很有帮助。如要查找《瀛奎律髓》一书,不明白这本书的内容和体例,对古籍的分类方法又不太清楚,不知道这是一部诗歌总集,而误以为书中有大量论诗之语,就到《四库全书》诗文评一类中去查找,结果是找不到的。其实这部书收在集部的总集类中,有人把《瀛奎律髓》作为诗话著作,是因为书中不仅汇集江西派诗人的诗作,而且有江西派诗许多作家的小传和大量的论诗之语。可见了解和掌握中国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三、个案与体会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是研究式教学的关键性环节。人们一般习惯于消遣式的阅读,阅读过程中未能发现问题,这样的学习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层,知识与能力难以得到深化。寻找问题式的学习与此不同,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深入挖掘下去会越挖越深,知识就象滚雪球似的增加,甚至于能够发现大的学问,产生重大的创造性成果,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教改中,我的一位学生在阅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有关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一个句子读不通,前来请教。原来是《唐代诗人丛考》引用《皇甫持正集》卷四的一句话:“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单独看这一句,不太好理解。其实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语句,宋元以来著书人常常引用,其意思是说后世有些儒生自己学问不深却自视甚高,菲薄前贤,目空一切。《皇甫持正集》引文前还有:“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十字,引文后面还有:“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等数语。引文未引全句,所以不太好懂。通过进一步查找资料发现“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句中“举语”一词,很多不同版本都作“笔语”。“举语”是古人常用语,“笔语”则不可通。傅先生引用的明代毛晋汲古阁本作“举语”,没有错误,汲古阁本版本价值较高,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唐人作文尚很重视骈偶,“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从后面的“举语”“读书”“书字”(宋代有的引文“书”后有一“字”字,今本《皇甫持正集》当是有夺文)三个词语来看,这是鼎足对语,可知首句“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前应还有一字,方才符合对偶的要求。元代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引此文即为“读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可见“诗”前有一“读”字。汲古阁本《皇甫持正集》中已经脱去此字,傅先生据汲古阁本,所以引文也漏了此“读”字。这说明即便是好的版本,也不是没有问题,读书求真,何其不易!学生茅塞顿开,我也有新的收获,真所谓教学相长啊。至于前一句“一谦三十年之说”,仍然是个疑问,古人常说“一谦而四益”,这句话最早出处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小序,颜师古的注释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谦虚的人,天、地、神、鬼、人都会益助他。颜师古的话又是出自《易经》的《谦》卦中的《彖》辞。至于“一谦三十年”之说,不明何意。此语在唐以后的文献中虽亦数见,然而它的最早出处,并且也是唯一出处,却都是皇甫的《与李生第二书》一文,也许是当时的一句俗语,也可能是皇甫的一个误笔。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只好留待今后了。
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其意义不低于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获得新知。开卷有益,探求问题的开卷更有益。学生自主地学习、极积地阅读、细心地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应该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文献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问题意识
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比较传统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专业。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始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其所创造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卷帙浩繁，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
（一）研究内容极为丰富
中国古代文学是以中国上古至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共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九个部分。按文体分也有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大基本类别。其中，在文学史上有卓越贡献且影响较大的作家就有数百位、作品数千篇，更不用说在当下文学史上提及甚少或默默无闻的作家作品了。
（二）研究问题相对隐蔽
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丰富、因素众多，研究具有相对的复杂性与多元化。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也呈现出相对隐蔽的状态，很多观点的解读、审美倾向的表达、艺术手法的运用都不是简单的呈现，其中不仅蕴含着作者文学思想与审美理想的表达，还有诸如文体的选择、审美风尚、文艺思潮等的渗透，甚至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者必须通过相关问题的认知、归纳、辨析，才能揭示出研究问题的真谛与精髓。
（三）价值评判较为主观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主体是人，作品中所抒发的情感、表达的思想，甚至是所运用的表现手法，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了个人的价值判断。文学的受众亦是人，不同的人其生活经历、情感体验、思想倾向都有差异，所以很多时候对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即使是学者们已达成基本共识的研究尚有不同的声音，更遑论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了。基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这些特点，研究生在探索其中的具体问题时，往往无法于相对丰富且驳杂的内容之中发现深藏的较为隐蔽的问题，无法做出自己主观的价值判断。所以，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主体性对科研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不同于本科阶段的基础性学习，研究生更注重研究性、自主性学习。在自主性学习模式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所充当的是学习的指导者与协助者，包括对于学习内容与方法的指导，营造包容与独立的对话场域，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等。所以，这种学习模式也决定了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不在于教师的教，而在于如何在教师的引导与协助之下，让学生自主地学习，主动地阅读。这里要说明的是，研究生所要阅读的文献，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古代文献（原始古籍、影印本、排印本、点校本、注释本等），也包括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期刊论文等。
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文献阅读的策略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类书籍席卷而来，到底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么读呢？有效的阅读不能盲目，要建构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并将吸收的知识有机结合到知识框架之中，才能使知识体系、思想体系更加有条理性，考虑问题才会更加有思辨性。概括来说，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读书方法，是为明智之选。
（一）文学作品“细”读
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流派就提倡“细读法”。在这种批评中，“批评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文学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1]。英国文艺理论家瑞恰兹随后提出了“细读法”的具体步骤：“（1）从字、词、句含义的释读入手。（2）细致分析表达手法和修辞技巧。（3）层层解剖内在的结构层次。（4）全力开掘多侧面的主题内涵。”[2]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基础文本的阅读。这不仅包括对作品细节尤其是中心词、重点段落的多侧面、多层次解读，还包括文本所附带的内容与形式的意义。当然，“细读”也必然要求研究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如古字的辨析能力、古文的阅读能力、句读能力、分析能力及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二）专业文本“深”读
储备专业知识是研究生阅读的重要目的。只有夯实基础，准确把握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人交游、文化思潮、文坛文风等，才能真正理解、分析研究对象，了解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话语环境。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就不再是客观的体系，而是具有鲜活特色的思想史。研究生也更易于通过心理认同解读先贤的思想历程，从而更深切地体会学术传统形成的原因与过程，进而准确把握作家、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
（三）相关文本“泛”读
在文学作品与专业文本阅读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跨学科、学科交叉领域的知识融合。李浩教授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应由纯文学的研究进入杂文学的研究，由狭义文学研究进入广义的文学或大文学的研究，提倡广谱研究，以期突破古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3]。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大家、名著及相关问题已被研究烂熟，新问题的发现更是难上加难，但学科间的沟通不仅会增加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而且还可以兼顾多学科，达到知识的融合与沟通。在阅读的过程中，还要善于提出问题、否定问题，形成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要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更关注思维的真实性、精确性、意义和价值，更强调思维的见识性和思维性。”[4]因此，研究生要勤于思考、勇于质疑、科学分析、理性判断。
三、文献阅读在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问题”的发现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主动寻找，而是在一定积累基础上的阐发。文献阅读就是让研究生广泛涉猎，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从而激发研究生的思考，形成有效的“问题”。
（一）可以有效扩展研究生视野，积累相关专业知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研究生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不强的现象源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整，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相对于本科，研究生阶段更注重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在原有知识结构上某一环（专业领域）的强化与深入，而这些知识往往是本科教学及研究生教学无法直接达到的。研究生所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大多需要通过个人的文献阅读获取。比如，在整体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同时，研究生还需要深入了解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某一类文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及其所产生的背景、因素、与相关文学现象的关系及所带来的影响等。
（二）可以合理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
除了在阅读文献中获取知识，还能学习其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学习中，每个人的研究对象都不同，导师所教授的研究方法，或者师兄、师姐所分享的研究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人，而阅读文献，尤其是阅读相关的著作或期刊论文，可以有效学习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方法，并将其整合再利用，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是上世纪在西方兴起的。本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大力倡导研究型教学。2005 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积极推动研究型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1]。对研究型教学的研究自然也成为高校教研的热点之一。学界对研究型教学的研究性内涵存在广义的、多向度的理解，如归纳为“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等[2]。但不论侧重点何在，研究型教学都旨在促进学生的自主性、深层次学习，转变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固有角色，在教师的“教与研”和学生的“学与研”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教学目的如何体认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基础性、人文性属性，决定了其教学目的在于传道，既传天之道（真），亦传人之道（善、美），即将自然、社会、心灵的真、善、美展现和发扬出来，最终达成“立人”的目标。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力求践行以上理念。为了突出教学的研究性，教师不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备学术眼光，而且应着力培养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问题意识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起点，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能锻炼人的创造能力。举例而言，笔者在讲授完唐五代的词之后，紧接着讲宋词，为了让学生对两者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有意将唐五代和宋初几位重要词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来。花间词的代表温庭筠卒于866 年，韦庄卒于910 年，南唐冯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赐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词人柳永、张先、晏殊和欧阳修四人，则分别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学生看出了问题。他们说，柳永等四人的创作活动显然都要在11 世纪20 年代之后，而此时距离宋代建国已有60 年时间，距李后主去世也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词在这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沉寂的。大家原来都以为有了五代词的积累铺垫，宋词马上就会踏上辉煌之旅，但没有想到宋词并未随着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发达，而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低迷才迈上高峰。几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一问题，便来请教笔者。笔者提示他们可以从宋初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词体本身的发展等方面去寻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几个学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笔者又鼓励他们写出学习心得。其中一位同学据此写成了《试论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经过充实成为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
显然，如果只是满足于基本知识点的讲解而不具备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则我们就不会想方设法诱导学生发现问题，学生的学习也就不会具有主动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说研究性的教学目的要求培养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学目的则侧重于提高学生感受、领悟和处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锻炼受教者求真求实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废。对研究型教学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研究型教学主要培养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质和能力重于知识[3]。为此，首先要求教师本身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和人生阅历，具有较高的情感感受和传达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先入乎其内地被作品所感动所牵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将学生感染、将学生诱发起来，在教师———作品———学生的三维关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质作用。
二教学内容如何确定
教学内容即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一方面有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规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条件，诸如学生基础之厚薄、授课时数之多寡、教师对内容之生疏与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学还不能也不必覆盖课程的全部内容，我们大致选取了30%的内容进行研究型教学尝试。这30%的教学内容之确定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价值的大小，二是教师和学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虑的是客观必要性，后者照顾的是主观可行性。
以研究价值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3000 余年的发展，积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遗产，从理论上、从传承传统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具有研究的价值。研究型教学就是要从这些内容中选取适合学生自主研讨的部分来进行教学实践。
我们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兼顾了研究对象的纯粹学理价值和现实情理价值两个层面。比如，汉末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如果通过考证能够确定其作者，当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突破。但其意义主要是学理上的，对本科学子而言，这一命题并不切近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以引发参与热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品《琵琶记》，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贽批评为“画工”，虽也不乏生动形象之意，但终究不如《西厢记》《拜月亭》这样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节上“三不从”的构思，颇受后人诟病。但在教学中，我们考虑到这一情节很能凸显传统道德系统的裂痕，对当今道德文化建设也很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将之作为研究选题让学生自由探讨。大家果然各抒己见，形成了争论，深化了相关认识，教学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研究论题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识点、思考点、情感点，由点及面，学生思考和体会的深度与广度因之拓展开来。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眼光。笔者在教学中的体会是，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选择合适的研究论题进行教学，以保证教学的学术性，此即以科研促进教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应该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在教学中与学生一道探讨更广泛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将教学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写作中去，此即以教学促进科研。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可以相互触发思想的火花，彼此问难，教师就不仅仅是“教”，也是在“学”了。三教学过程与方式如何创新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4]。总之，传统教学方式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时间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学在方法上要实现对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从纵向的教学过程来看。研究型教学要打破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导、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充分尝试建立以课外研讨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以保证研究性、人文性教学目的的实现。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试图将教学过程梳理为五个环节，特拟表1 以示。
很明显，五个环节按照：课外课堂课外课堂课外的顺序逐次开展教学活动。其中，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时间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仅限于教师对课题的导入、必要的背景知识精讲以及最终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实上，研究型学习的主体即文献阅读、逻辑思考和成果写作等均需学生在课外进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其主要活动就是阅读文献、思考问题和写作文字，这些活动怎么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课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4/5 发生在课堂外”。所以，我们认为课堂交流主要是一个成果展示的平台，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课外研讨才是研究型教学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与此相应，教学主体也应由教师转换成为学生。在课前准备环节中，学生要根据学习范围精读相关作品和文献，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在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环节中，学生要泛览教师提供的
参考文献，搜集相关研究成果，思考论题，在师生、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小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研讨的成果，教师和其他同学可以随时提出辩难。在课后拓展环节，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同学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继续探讨相关问题直至写出专业论文。
从横向的教学方式来看。课前准备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训练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预习，它要求教师提出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围，学生不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读一定的文本，获得初步的感性体验，教师则以不定时交谈和翻看读书笔记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是研究型教学的关键，经过此前的阅读和导学，学生们对研讨内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入具体的研究状态。如在一次教学实践中，笔者在系统讲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词史的基础上，确定以“苏轼的词风”为题让学生研讨。先布置大家细读了苏轼的所有词作，然后将全班50 名同学自由组合为3 个小组，分别研讨“苏轼词风的表现”“苏词对前代词人的沿革”“对苏词的评价”等3 个分论题。同学们进行了小组分工，有的查找资料，有的负责筛选，有的拟定提纲，有的制作ppt，有的执笔撰写研究报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组先后组织了两次集体讨论。最后写出的研究报告，笔者则逐一批改。经过一番钻研，多数同学的头脑都动了起来，对论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个小组谈苏轼词风的表现时，还能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来分析其词风的变化，比较难得。课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学在方式上的一种创新。每组选出一位同学在课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汇报小组研讨的成果，其他同学可以就相关问题提出看法，进行交流，教师则适时加以点评。这样的做法既能看到学生们集体研究的结晶，也能锻炼一定的师范技能如ppt 课件制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现场控制能力等。实际上，3 个小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错，陈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达看法，其他同学也多能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讨“对苏词的评价”问题时，班上同学还各执一词，形成了争论，现场气氛热烈。大家都反映，经过成果的现场展示，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学效果如何体现
教学效果即教得如何的问题，是对本文第一个方面———教学目的的回应。研究型教学的效果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在教学过程中某个环节所取得的具体效果，二是整个教学所实现的整体效应。教学效果的表现形式也不应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无形的心理跃迁。笔者从教学实践中总结了阅读、表达、思维等三个衡量指标。
1 阅读效果
当下的年轻人其实并不缺乏阅读，从各种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体上他们接触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图像和声音多数缺乏深度，有些则完全是信息垃圾。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长着浮躁的风气。一些本科学生除教材之外极少专业阅读，导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捉襟见肘，让论文指导教师很是为难，相信有过毕业论文指导经历的高校教师对此都深有同感。
有鉴于此，在课前准备和自主学习阶段，我们要求学生对专业书籍进行深入阅读，旨在开阔其眼界，沉潜其心境，培养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对文字具备敏锐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蕴含情感，文字传达道理，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即是对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锐感悟，而论题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细的专业阅读中才能实现。如在进行“北宋婉约词”的研究型教学中，学生较全面地细读了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等几位北宋重要词家的作品，便对北宋词的基本风貌有了具体感知，对词体的特点获得一些体认，为更深入地研讨打下良好基础。当然，为保障阅读效果，教师需多花精力指导、督促，有条件的话最好定期开展读书会之类的活动。比之一般教学，教师的付出会更多，而学生之阅读实效也会更好。
2 表达效果
文学不外乎对事、情、理的书写，如果说文学的阅读是对这些要素入乎其内的感受，那么文学的研究则是对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达。因此，包括口头和文字两种形式的表达能力的培养，当然是研究型教学的要求和教学效果的体现。笔者的要求是，对事的表达要具体、完整，对情的表达要有感染力，对理的表达要有说服力。
在小组研讨中，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发表达的欲望，理清表达的思路，选择表达的方式。为了检查小组研讨的实际情况，笔者有时会参加学生的集体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一般不轻易发言，而将话语权充分交给学生。笔者发现，一些平素较为内向寡言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想说话、有话说并且说得不错起来，在此基础上，笔者鼓励大家将心得写成文字。一开始，也许并不熟练和规范，也较少创意，但总算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较之在网上复制抄袭而上交的那些“作业”要有价值得多。经过多次打磨，每个小组的研究报告基本上能够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维效果
应该说，研究型教学对学生最根本的训练是思维的训练，这一训练及其效果也见之于教学的所有环节和细节当中。比如，阅读中的感受力，侧重于形象思维；表达中的说服力，侧重于抽象思维；对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彻的领悟，则往往依赖于直觉思维的作用。但是要追问的是，通过整个教学活动，我们希望受教育者达到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对此问题的回答，当然因学科、课程之不同而有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性基础课程而言，我们认为，应该让学习者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养成一种情感认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文化心理。
笔者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些同学对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菁芜不择，茫无入处，可谓有心而无力；也有些同学虽然思聪意敏，资质尚佳，但盲目跟风，灵魂无根，可谓有力而无心。因此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型教学中，要让青年学子对于所学内容产生“爱”和“懂”的心理效果。爱就是情感认同，即对于传统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担当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对于传统文化的辨别力、分析力、运用力。由爱而懂，因懂而爱，两者互为因果，共同建构起当代青年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基本思维特质。笔者认为，研究型教学（也包括一般教学）要达到的这一思维效果相当重要，因为现在95 后的一代大学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认同、文化姿态将决定中国梦的色彩。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路口何去何从？他们应该有心，也应该有力。
当然，从较现实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学的直接效益是对于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考研考学的积极推助。几轮教学实践下来，一些同学跟我反映，毕业论文的选题一下子明朗了，犹豫不决的考研方向一下子决定了。而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因为在平时的教学中便已有过不少交流，因而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就感觉省力不少，论文写作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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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
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后，、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关键词：藏族；古代文学；故事
藏族的民间故事是藏族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故事从生活实际出发，但其内容奇异、精怪，却又在人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因此，十分具有特色。藏族的故事最初由人们在口头上进行传播，后来很多故事被整理成册，成为藏族古代文学的一部分。
一、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分类
（一）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指有鬼的故事或者被神化的英雄传说。神话故事的产生反映了古代人民想要征服自然的意愿和对美好社会状态的向往。藏族古代的神话故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大自然有关的神话故事。在这一类神话故事中，人们借由神话想要阐述人类和世间万物是如何产生的。比如《女娲娘娘》讲的是女娲开世造物，捏泥造人，是万物之母；《斯巴宰牛歌》，这一神话讲的是斯巴最初形成时，天地混在一起，斯巴就将牛的各个部位割下，做成山峦、树林、河水和天地。第二类是和人类起源有关的神话。比如被记载在《王统记》等书中的《猕猴变人》，讲的是菩萨给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后来猕猴繁衍，逐渐变成人类。第三类是和生产有关的神话。比如，讲农耕的《青稞种子的来历》等。
（二）传说故事
藏族的传说故事的种类很多。比如赞普传说，赞普传说的特点是赞普名字就是传说本身。比如聂赤赞普，讲的是颈座王；止贡赞普将的是用刀剑杀人。而《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八思巴运宝》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僧侣的传说。还有关于藏族地区自然的传说，比如《龙王潭》等。关于寺庙的传说有《修建大昭寺》等。关于动物的传说，比如《兔子的三瓣嘴》等。
（三）生活故事
藏族在封建社会时期还存在很多奴隶，因此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时期，藏族产生了很多关于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故事。比如，《农夫与暴君》讲的是农夫因受到国王一再的压迫，最后将国王杀死的故事。在生活故事中，还有一类是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比如，《青蛙骑手》，讲的是姑娘爱上的一位天上下凡的王子，但是这个王子披着青蛙皮，姑娘为了使王子留在自己身边，姑娘将王子的青蛙皮烧去，结果王子死了，姑娘也变成了坟前的石头。
二、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特征
（一）内容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在一个时期内流传的藏族故事的内容受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所影响，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主要矛盾会影响故事的内容。比如，在封建社会，藏族还存在很多受压迫的努力，这一时期百姓贫苦，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压迫，因此，出现了很多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故事。而在和平安定的时期，藏族人民热衷于放牧、饲养牲畜以及种植业，因此，这一时期藏族故事的内容通常围绕生产和生活。其次，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庞杂，主要有与自然产生相关的神话，有与人类起源相关的故事，有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故事，有赞普传说，有历史人物和宗教传说，有动物传说，有斗争故事和爱情故事。
（二）修辞特征
在藏族古代文学中很多故事是与动物有关的，在经过加工之后，很多故事都把动物当做人来对待，把动物自身本不具备的特点都赋予人性化，比如让动物有人类的动作、语言、情感。这就是在故事中运用大量的拟人化修辞方法，是藏族古代文学故事的一大特征。
（三）体裁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体裁十分丰富。最优特色的体裁有两种，一种是将故事改为诗歌，比如卜辞《雪山水晶国》《卜卦签语》等；还有将为人处世道理的谚语《猴鸟的故事》；藏族民间格言《水树格言》等；藏族最有名的史诗《格萨尔》。第二种是将故事编入藏族民歌中，载歌载舞讲述故事，比如《流奶记》《拉萨恐》等。
（四）艺术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是具有艺术性的。这些故事是藏族人民真、善、美的体现，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最初，这些故事都是藏族人民口头流传开来的，通过口口相传被大家熟知，后来经过讲述者的再次创作广泛传播，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的歌唱家把故事编为歌谣进行传颂。优秀的歌者或者讲述者可以记住成百甚至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都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审美取向和内心的向往。
三、藏族故事对藏族文学发展的影响
藏族故事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位传播故事的人都是故事创作的一部分。由于藏族故事是藏族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藏族故事因为其丰满的故事内容，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松散的传播形式被人们津津乐道，因此，很多藏族故事被作家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被歌唱家用编曲形式记录下来。可以说，藏族故事丰富了藏族文学的内容，推广了藏族文学的影响，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
四、总结
藏族文学起源甚早，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藏族文学中故事的分类也不仅仅局限在神话故事、传说故事和生活故事，还有很多新的故事分类值得我们探索。而藏族文学中故事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也因为其内容生动丰富、体裁多样，修辞手法多样和极具艺术价值的特点会永远被我们传颂。
参考文献：
佛教文献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丰富主要体现在对诗歌、戏曲、小说及俗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佛教文献成为很多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所借鉴的情节，其思想渗透到古代文学各个领域。创作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受政策影响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是唐代，唐代的对外开放程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这项政策加强了唐代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使这个时候的文学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让我国在文学发展上跨入了一大步，这个跨越性的发展与这个时期的佛教文化在唐朝广泛流传是离不开关系的。自从佛教文学传入我国以后，文学创作也开始改变以往的陈旧思想，渐渐取材于佛教故事，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与佛教里的故事结合，充实自己的文学创造内容，使文学作品更加有内涵、有深度，比如流传甚广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个形象及其部分情节就是借鉴了佛教的经典情节。并且，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改变了一些词的含义，比如“龙”的含义发生变化就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六朝还催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即“宫体诗”，佛教文献影响到佛教僧侣文人，大量比较华丽的诗歌从他们笔下诞生，中国的戏曲则是由印度传入，其中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思想就是佛经里面的鲜为人知的代表观念。
二、佛教文献影响文人的思想观念，促使中国古代文学理念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原本也有形、神、言、意只说，只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文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形、神、言、意，而一些成绩比较显著的文人在追求自己的文学作品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佛教文献强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形、神、言、意的追求，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作品愈加丰富，文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独特理念，即“境界说”。佛教文献的“形近神不灭”打破了文人们对原来的“形神”关系的理解局限，将文学当中的“形神”关系的论述推向一个历史高度，并促使中国新的文学理念的形成，比如传神写照、以形写神和重神轻形理念。佛教文献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佛教文献促使了中国古代文学新的理念形成，至今这些理念还被应用到现代文学创作当中。
三、佛教文献创新了古代文学的体裁，对今天的文化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古代文论；形式批评；研究
提到文学的形式研究，论者大多会把目光投向西方。似 乎“形式”批评本是西方文论的产物。纵览二十世纪的西方 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以俄 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语言形式”，还是结构主 义文艺理论的“结构形式”；无论是符号学理论的“符号形 式”，还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论的“格式 塔”概念，这些形形的批评理论都可归之于“形式批评” 的范畴。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 历史主义等等，也都给文学语言问题以优先的地位和特别的关 注，并且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可以说，西方 二十世纪文论是以文学语言的研究为重要标志的.zclunwen.com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 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中国古典诗学在形式批 评方面有诸多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代文学创作的“形式”之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形式美。而中国古代文 论一方面强调“言志”、“宗经”、“载道”，另一方面又始 终对诗歌语言问题相当重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诗歌语言的论 述，其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传统文论.
以唐诗为例，唐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 成就远远高于内容。几万首唐诗里表达的思想情感，如爱国思 乡、友情爱情、春愁秋恨、山水隐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诗歌 里已表达的很多了。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 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唐诗中的情感肯 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语言而且是不断翻新的语言，才 使唐诗赢得了经典地位.
汉语的诗性也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古 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 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王力指出：“因为汉语是单音节， 所以排比起来可以弄得非常整齐，一音对一音，不多不少。有 了这种特性，汉语的骈语就非常发达。”正因为此，中国古典 诗歌在对偶、平仄、用韵等诸多方面是颇为讲究的。与这一创 作现实相适应，中国诗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思想阐述也异 常丰富。流传甚广的贾岛“推敲”的故事，郑谷“一字师”的 故事都是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推敲辞章的桥段。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词句，表现了他对锤字炼句的 重视。白居易令老妪解诗，王安石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 “绿”字，改十许字才定稿为“绿”。文学史上这样注重文学 形式锤炼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古人对于文学形式美的不懈 追求，这些优秀的诗篇才能给我们以独特隽永的审美感受.
二、古代文论的“内容”与“形式” 当然，我们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才把文学分为内容 和形式。实际上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论 中“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文质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早在孔子就注意到了 内容与形式统一，认为这才是君子作文的准则。孔子的这一理 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最大，引发的论述也最多，几乎古代 的每个有影响的文论家都谈到过这个问题.
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刘勰还 把“文质”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 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实”说，陆机的“辞达理举”和“尚巧 贵妍”说，刘勰的“情采”说，韩愈的“陈言务去”和“气盛 言宜”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白居易的“尚质抑” 说，欧阳修的“道盛文至”说，程颐的“作文害道”说，黄庭 坚的“理得辞顺”说等等。“文质论”探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 式与内容的关系，总的来看，重内容但又讲求文采的观点占上 风。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 发展的艺术辩证法，以及其中对文学形式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对于文学语言形式，所论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些论 点极富启迪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我们可以站在现 代的高度上对传统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继承借鉴传统文论对 形式批评的丰富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 的.
参考文献: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
终两宋之世，律学兴废几番，其路坎坷。律学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规模的兴起，即所谓的“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及“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可以认为是两宋读书读律风行及律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尽管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读律之风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设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机构“律学”问题上的游离不定的态度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律学的发展4。再加上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日益确定、两宋时期对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异常重视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风行等等使得律学在两宋时期事实上沦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两宋律学依然在历史上绽放出了其独特的光彩，突出表现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统》之中。《宋刑统》由宋太祖时期的朝廷司法官员和法律专家受诏编撰，经由太祖皇帝诏颁天下而成为两宋通行全国的刑书类型的根本大法，其独特之处在于：1.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不仅是中唐以来立法编撰形式的一次重要变化，而且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体例，首开我国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编体例的先河。《宋刑统》不仅在两宋时期得到实施，它还影响到了辽、金、元至明清时期甚至于东南亚诸国的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朝律学研究的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成就。
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论
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