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瑟·刘易斯，1983：《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埃维纳·格雷夫，2003：“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载《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1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戴维·兰德斯，2001：《国富国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道格拉斯·C.诺思，2000：“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詹姆斯·A.道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19-12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2004：“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高波、张志鹏，2004a：“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江海学刊》第1期。
——，2004b：“文化成本约束与企业文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2004c:“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冈纳·缪尔达尔，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古奥弗雷·M.毫森，1994：《企业文化与厂商的性质》，载《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第325-35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
哈耶克，2001：《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西蒙，2002：《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1997：《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建德、罗来武，2004：“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02：“文化与民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
加里·S·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口味的经济学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金相郁，200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经济学动态》第3期。
肯·宾默尔，2003：《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第1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0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1981：《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盛洪，1994：《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坦利·L·恩格曼，2003：“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载约翰·N·德勒巴克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译本）第117-14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P·罗宾斯，1997：《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叶航，2003：《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麦克高希，2003：《世界文明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江苏人民出版社。
亚当·斯密，197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殷海光，2002：《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约瑟夫·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朱绍文，1987：“《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企业家价值取向：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
S．艾森斯塔德，2002：“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087-1109页，上海三联书店。
Benjamin.E.Hermalin,2001:“EconomicsandCorporateCulture”,inCooperC.,Cartwrighr.S.&EaleyP.(eds.).InternationalHandbookofOrganizationalCultureandClimate,JohnWiley&Snos,Chichester(England.)
Buchanan,JamesM，1994，“Choosingwhattochoose”,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50/1,pp.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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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城乡统筹发展经济学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求收到实际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带来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可能更加凸现。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特别是我们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研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统筹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只注重分析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操作上也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领的现象,其结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切实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经济学科,具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从不发达状态演进到发达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结合国情、市情及县情、乡情,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改变或者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理论可资借鉴和研究。
一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起初,在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只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存在差距,乡村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自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雇用乡村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所形成的积累不断转为投资,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随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乡村过剩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城乡二元结构才会转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城乡平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收入相等,二元结构也不会自然消失,相反,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并出现众多城市病。这种理论假设: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大于留在乡村的预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乡村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使城市发展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会使农业生产萎缩,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缺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这种理论提出,政府要缩小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问题。以上两种理论,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并经实践放大,显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种理论在部分党政领导层面有较大市场,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多,因为发展城市经济见效快,在领导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容易在短期内出政绩,其弊端在于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效机制。后一种理论在理论界和党政领导的施政报告中有较多的体现,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长等现实问题,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说的多落实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视研究三农问题,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对上述两种理论,我们不能盲从,要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市情、区情、县情,借鉴、吸取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为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建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笔者倾向于用后一种理论指导统筹城乡实践,同时兼顾前一种理论,实现城乡结合、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发展大城市,企图通过城市扩张和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定居,也就是通过所谓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况且,城市的就业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使就业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农业、农民职能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居民因农民工的涌入,就业更加艰难,而农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细作,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下滑,市场物价也会因粮油、生猪、蔬菜等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大幅上涨,城乡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适度发展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胸怀大局,统筹考虑城乡规划,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质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在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构建知识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当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使产业发展迅速。这样就必须促使企业构建知识型企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给予员工尊重，通过提升组织团队的知识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导向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和优化企业运营流程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对终端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企业应当通过建立终生学习式企业的方法来稳步提升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水平。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一、知识经济是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用于经济，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知识成为主导资本；
·信息成为重要资源
·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
·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载体和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资产投入无形化、资源环境良性化、经济决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一方面促进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知识化取代工业化；另一方面促使全球面临新的国际分工。知识经济发达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而知识经济发展滞后者将沦为“躯干国家”，听“头脑国家”驱使。知识经济发展直接的变化即促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表的《知识促进发展》的报告报道，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GDP的50%，其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25%。在新的世纪，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将以锐不可挡的乘数发展态势迅速成为GDP的主要份额。
知识经济将以巨大的能量一方面势如破竹地改造传统经济，包括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将从方式到结构上发生改变，形成新的适应新时代的服务业；另一方面将催动新的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知识经济时代无疑是服务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主导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为服务芝销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知识经济时代将催动以下服务业大发展：
·信息产业。随着信息技术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和基础，信息的硬件、软件的发展将以突飞猛进的态势进行。不仅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各国、日本会有更大的作为，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迎头赴上。例如，印度1997年软件产业的规模已达2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5亿美元，其出口覆盖率分别为：美国占59%、欧盟占22%、日本占4%，东南亚占5%，澳洲占20%。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引起美国软件业大擘比尔·盖茨的惊叹：下一个软件大国，除美国外将是印度。
信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一系列的经济革命，如购销方式将无纸化、电子化发展；库存管理将在追求零库存的条件下实行信息控制；生产工艺和控制手段将成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保证；企业决策向程序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人事管理将依据客观标准进行数据控制等等。
·咨询服务业。各种生产、流通、技术、法律、环保、卫生等涉及广泛领域的咨询业将得到全面发展。
·调研策划业。各类市场调研、分析，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组织将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信息、知识的需求而相继得到发展成为服务中颇富活力的力量。
·旅游服务业。随着知识经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用于国内与国际旅游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以适应这种需求而兴起的旅游业将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
·科技教育保健业。各个领域的科技开发将出现强劲发展态势，尤其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海洋工程等领域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与科技领域发展的需要相匹配，教育将以产业发展的态势进行快车道。医疗、卫生、全民保健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开创新的天地。
·环保服务业。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各国重视并加强投入环保服务业。治“三废”、防污、处理垃圾、绿化美化、市政管理、资源开发控制、空气监测、防灾减灾等领域将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得全面发展。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是服务业大发展并上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时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服务营销学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发挥巨大功能作用。
二、知识经济促进服务营销学的发展
服务营销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6年，美国拉斯摩（JohnRathmall）教授首次对无形服务同有形实体产品进行区分，提出要以非传统的方法研究服务的市场营销问题。1974年由拉斯摩所著的第一本论述服务市场营销的专著面世，标志着服务市场营销学的产生。在该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仅把市场营销学的概念、模型、技巧应用于服务领域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建立服务导向的理论架构。视服务营销学为市场营销学的衍生还不够，必须认清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区别才使服务营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服务营销学的形成中，北欧以格隆鲁斯（ChristopherGronroos）和赫斯基（jamesHeskett）为代表的诺迪克学派（NordicSchool）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有关服务质量理论及服务营销管理理论成为服务营销学的重要理论支柱。
服务营销学的兴起缘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日益成为焦点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或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成为企业竞争焦点的局面。具体而言，服务业的发展与下述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另一方面孳生出许多新型的服务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讯服务等行业提供了物质和运作手段，从而促成新的服务行业的产业。
2。社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使服务业独立于第一、第三产业之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及行业的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流通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通讯服务业、交通服务业等行业相继独立成为第三产业，并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比例的新的产业群，即服务业群。
3．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企业为使自己抢占竞争的有利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往往在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工程（或产品）设计、管理创新、企业形象、广告促销、市场调研、营销网络等方面进行全面开发，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以专业服务为特色的工程咨询、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经纪公司等新型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了。
4．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们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样，音像、电视、多媒体等文化娱乐服务业、美容、按摩、健美等保健服务业，外卖、送货、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以及各种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己任的环保监测、保护、处理服务业也会越来越壮大。
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在前工业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得以发展；在工业化社会阶段，建筑业、冶金、机械、石化、纺织、电子等第二产业的各种行业得到全面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是面对社会各层面的相互沟通的人际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是新时代的需要。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活动的日渐突出决定中国导入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到在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以10.5%的速度递增，服务业也由50年代占国民经济总值比重的28.6%上升到1998年的32.8%。
同时，企业在进行有形产品营销时，服务已成为销售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间进行市场竞争的焦点，并日益成为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角。企业营销及市场竞争不仅需要市场营销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需要服务营销学作为行动指导。中国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将是继市场营销学的蓬勃发展之后掀起的又一个高潮。
服务营销学脱蜕于市场营销学之后，在自己的空间得以茁壮发展。科特勒曾指出，服务代表了未来市场营销管理和市场营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市场营销领域的服务革命。在欧美地区，服务营销学正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服务营销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服务营销学的脱胎阶段
这一阶段是服务营销学刚从市场学中脱胎而出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问题是：
·服务与有形实物产品的异同；
·服务的特征；
·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研究角度的差异。
第二阶段（80年代初——中期）：服务营销的理论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探讨服务的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尤其集中于消费者对服务的特质、优缺点及潜在的购买风险的评估。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是：
·顾客的评估服务如何有别于评估有形产品；
·如何依据服务的特征将服务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可感知性与不可感知性差异序列理论；
·顾客卷入服务生产过程的高卷入与低卷入模式；
·服务营销学如何跳出传统的市场营销学的范畴而采取新的营销手段等。
在这一阶段，美国阿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成立了“第一跨州服务营销学研究中心”，标志着对服务营销理论探索的深入。
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理论突破及实践阶段
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学者们在第二阶段取得对服务的基本特征的共识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传统的4P组织不够用来推广服务的情况下，究竟要增加哪些新的组合变量的问题。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为：
·服务营销应包括7种变量组合，即在传统的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组合之外，还要增加“人”、“服务过程”和“有形展示”3个变量，从而形成7P组合；
·由“人‘（包括顾客和企业员工）在推广服务以及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衍生出两大领域的研究，即关系营销和服务系统设计；
·服务质量的新解释，确认服务质量由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组成，前者指服务的硬件要素，后者指服务的软件要素。服务质量的标准可以可靠性、应对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为据；
·提出了服务接触的系列观点，包括服务员工与顾客相互之间沟通时的行为及心理变化，服务接触对整顿服务感受的影响，如何利用服务员工及顾客双方的“控制欲”、“角色”和对投入服务生产过程的期望等因素来提高服务质量问题。
·从对7P研究的深化，到强调加强跨学科的研究的至关重要，服务营销学强调从人事管理学、生产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观察、分析和理解服务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市场关系；
·特殊的服务营销问题，如服务价格理论如何测定、服务的国际化营销战略、资讯技术对服务的生产、管理及市场营销过程的影响等。
服务营销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服务营销学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过程。
中国有条件、有必要推进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于：
1．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平均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左右，如前所述中国只占32.8%，差距较大，发展空间较大，有必要通过服务营销的传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2．中国劳力的富余刀切需要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发展服务业则是投入小、见效快的最有利的途径。中国目前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相对滞后，只为20%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0%，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中国发展服务营销学对于推动服务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起推动作用。
3．传统服务业亟待进行改革，新型服务业则需要新的理论武装，发展服务营销学是新旧服务行业发展的共同需要。服务业的行当范围广阔，涉及的领域众多，对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服务行业的除旧布新亟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服务营销学是为适时。
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条件也业已成熟，这些条件是：
1．中国自20世纪中期导入市场营销学后，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活跃在大专院校和企业营销活动的第一线，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市场营销理论，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熟悉市场、熟悉产业、熟悉企业，既懂经济，又懂管理，这对于理性地接受、传播、发展服务营销学具有组织基础和理论保证；
2．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过程中，十分重视服务业的规范管理并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营销学的扎根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在1985年即批准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对中国三大产业作出了与国际通行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决定。按照新的分类法，将中国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分成三大产业，第一产业指农业（含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含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和煤气、建筑业）；第三产业则是指除了上述各业外的其他产业。中国政府对第三产业的界定与服务业的内涵完全一致，可以说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中国政府对服务业的规范管理是推广服务营销的基本保证。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在199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明确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党和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高度重视为服务营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服务业自身成长、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使服务业产生了理论渴求感，广大服务业的迫切期待为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博大的空间。我国服务业不仅面对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而且面对国际强大的服务业的严峻挑战，服务业亟需战斗的思想武器和竞争手段，服务营销学可说是具有雪中送炭之功。
三、服务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是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服务营销的理论和实践是必然突破疆域国界的限制，成为具有跨国性、普遍性、通用性的学科。服务营销既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待业，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各国经济的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其中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表现，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突出。1997年，国际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在国际贸易中，国际服务贸易以超常态势增长。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仅710亿美元，而到1996年即高达12600亿美元，增长16.8倍，平均年增长11.7%，远远高于国际货物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20世纪70-80年代占1/5，90年代则增至1/4。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服务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超过50%以上，其中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是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创造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形成。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柱行业。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达500-600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由80年代中期每年约770亿美元，到1996年增加到3000亿美元。金融交易量和投资额的猛增，反映了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由于股票、期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问世，使得货币的面值额迅速膨胀，虚拟成分倍增，这样的状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变动性，为适应这一时代特性的要求，各种金融服务大量地应运而生。其中，不仅有金融自身运行的各种服务，还有如何使货币增值的服务，更有规避金融风险的服务；不仅有金融信息服务，还有金融法规服务，更要有金融传输机制、传送手段的服务和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金融服务业不仅自身得以发展而且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服务业如电脑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也包容信息全球化的内涵。信息全球化使高新科技成为变革经济结构的动力，导致4.4万个国际企业的出现，导致只掌握关键技术、工艺设计、品牌及销售渠道，而把生产委托给关联企业去做的虚拟企业的出现。国际企业和虚拟企业的出现，使服务营销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服务营销不仅要面对顾客，而且要提供面对内部要支机构和广大员工的服务营销管理。
经济全球化促使制造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国际营销网络的完善需要服务营销。营销网络完善人的过程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营销信息交流、推动适销对路的商品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服务营销活动将贯穿营销网络完善化的始终。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服务营销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发展，反过来服务营销兴盛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服务营销学将以它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营销管理理论指导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实践，从而推动服务业由传统向现代、由国内向国际、自由发向自觉地发展。为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和国际化进程，为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和商品营销中的服务提供充分的、明确的理论依据。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壮大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有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决策者们的热切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基本情况
XX县位于我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中游右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国家一类客货运输口岸和江海联运港口。全县行政区域面积6739平方公里，边境线长249.5公里，总人口8.1万。县辖3镇6乡,73个行政村,5个国营林场，境内还有一个中直企业乌拉嘎金矿，一个省属国营嘉荫农场。XX县是我省北部主要麦豆产区之一。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林业施业区面积550万亩,有林地面积3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境内有大小河流56条，可养殖水面1.8万亩，总体地形地貌为“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由于开发较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拥有以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和黑龙江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嘉荫恐龙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特别是恐龙山曾因出土过鸭嘴龙、霸王龙、翼龙等多种恐龙化石而闻名于世，也因此被称为“恐龙之乡”。20__年被批准为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20__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命名。
近年来，XX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培育壮大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强化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机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三色经济”（以“双高”优质大豆种植、水稻种植为主的“金色经济”、以绒山羊产业为龙头的“银色经济”和以民有林为重点的“绿色经济”），实施“三项工程”（工业富县工程、非国有经济强县工程和旅贸兴县工程），实现“三个突破”（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上形成新的突破、在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上形成新的突破、在财政增收上形成新的突破），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总体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__年，县属生产总值完成97397万元，同比增长15.6。农业总产值实现64776万元，同比增长11.2。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3830万元，同比增长30.1，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财源建设先进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8399万元，同比增长7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801元，同比增长8.0。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4380元，同比增长9.5％。
二、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开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富民强县作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解放思想、团结求实，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都必须从县情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必须紧紧抓住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专题推进，集中攻坚；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营造环境，改进作风，强化服务；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赢得民心，汇聚合力。这既是工作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我县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无论是从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财政总收入与全省先进县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总量小，竞争力较弱。二是稳定而强大的主体财源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财政收入的增加远滞后于其支出的不断扩张，使得县级财政只能疲于应付人头费用，用于改善城乡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财力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三是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县域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而优质高效农业占据比重相对较小，尽管近几年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有所发展，但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的普及率不高，导致产出率低，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影响。四是产业化进程较慢，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发展相对滞后，专业化生产、公司化经营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产业化程度较低，影响了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五是工业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精深加工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对产业发展的牵动力不强。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工作面貌迎接新的考验，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三、对策与建议
作为边陲小县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缺少诸多竞争优势，但只要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
（一）立足县情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要坚持县域经济特色型原则，科学选准发展定位，正确把握县情县力，充分发挥资源、地缘和生态等比较优势，围绕优势产业创特色，围绕特色创名牌，从而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 竞争优势的过渡转化。
一是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作为农业县，要立足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新格局。我县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后备土地资源126万亩，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效益，重点发展优质大豆生产，北药开发，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做大做强特色规模基地建设。
二是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县拥有33.6万亩草原，636万亩林地，年产大豆、玉米秸杆约30万吨，发展以绒山羊为主的畜牧业优势明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提质增效目标，在认真总结和吸取内蒙古养殖绒山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把舍饲、半舍饲、围栏圈养、划区轮牧和人工种草、青贮种植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林牧矛盾，做到既加快发展又有效保护环境，加快主辐换位进程。同时，从县情实际出发，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将民有林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强力推进，在组织领导、舆论宣传、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等方面全力倾斜，使民有林业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发挥口岸优势。抓住全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的有利契机，积极推动双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扩大出口的有关政策，制定更加优惠的对俄开放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类经济成份开展对俄经贸活动，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拓俄方市场，开展木材采伐、农业劳务合作等贸易活动。将围绕俄方市场需求，以本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积极建设蔬菜瓜果和肉类出口生产基地，与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扩大对俄出口。同时，努力提高嘉荫口岸联检部门的服务质量，降低收费标准，营造宽松环境。
四是突出旅游特色。积极对外宣传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依托森林界江、岛屿湖泊、边境口岸、地质遗迹、革命老区、采金生产、鄂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出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特色旅游线路，开发森林生态游、界江风光游、科普教育游、假日休闲游、脉金观览游、异国风情游及漂流、狩猎、垂钓、游泳、滑雪等多种旅游产品。进一步开发中俄国际旅游，积极开辟稳定成熟的过境游线路，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综合接待能力，尽早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嘉荫打造成集生态旅游与边境旅游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来嘉荫进行科学考察、观光旅游、投资创业，通过人流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以游兴贸、以贸促游”。
五是强化财源建设。按照“围绕经济抓财政”的原则，大力培植财源，重点抓好以农副山特产品、林木和矿产品加工、绒山羊、北药、旅游业等项目为核心的财源体系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征缴方式，加大重点税源、税种、行业、业户的征收力度。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的原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效益。深化财税改革，建立税收通报制度。进一步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严格返还审批程序，杜绝预算外资金失控、流失现象，使预算内外资金形成合力，保证财政平稳运行。
（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县域经济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增强自身活力的客观要求，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有限的资源要素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一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要牢固树立“工业富县”的观念，坚持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培养出一批农副、山特产品、林木产品、矿产品等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增强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要注重工业产业的结构优化，积极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二是以民营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民营化作为发展体制和经济体制创新的方向，依靠机制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从观念、资源、政策、环境、措施等多方面寻找差距，放手放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研究制定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明确思路和有效措施，真正给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经营、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培植一批加工型、外向型、科技型和规模型民营企业大户，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对上争取技术改造及贴息项目，从市场准入、项目提供、人才输送、维护权益、信息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环境。
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人口比重。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重点工程，坚持建管并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镇的集聚作用，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向城镇聚集，重点突出与种养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配套作用，将小城镇办成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中心，形成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二次创业的良好局面。
（三）积极改善发展环境，为实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只有打破落后意识，对外开放，主动走出县外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子才能越走越宽。作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边境县份，惟有营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者。为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的理念，把改善发展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创新用人机制。要把县域经济发展紧缺人才的引进纳入统一计划，切实营造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突出强化重德才、重政绩、重公论的用人导向，选准配强县、乡党政正职，优化县、乡班子结构，提高班子中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例，激发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动力。强化县直机关干部与乡镇干部交流，切实提高县乡干部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重和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软环境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以良好的城市形象，吸引外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筑金巢，引金凤”。要进行市政建设和公益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城镇供热、给排水、供电、道路、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等基础条件，不断强化对城镇建设的日常监督管理，通过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备，使嘉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广开就业、再就业渠道，把发展绒山羊养殖、北药开发、绿色食品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旅游、边贸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鼓励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继续实施“4050”再就业援助工程，重点安排特困人员上岗就业，使特困人员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提高低保对象的低保水平，进行分类施保，应保尽保，完善工资统一发放制度，严格审核程序，确保不拖欠在岗职工工资，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提高全民素质。要注重人口质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重点地培养和储备一批人才。加强对机关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嘉荫经济建设创造出组织领导上的优势。加强青年技工的培训，迅速提高在岗职工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艺水平，以适应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和外向化的要求。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经济，能够适应和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门人才。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实用技术培训，掌握农产品信息，提高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加速培养一支适应新世纪农村发展要求，懂科技会经营，能带领农民走科技致富道路的农村党员、基层干部队伍，为推动嘉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探讨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红梅，陈玉娟，查奇芬.提高信息资源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J].科技管理研究，2010.7.
[2]刘建英.论信息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现代情报，1998.12.
[3]刘冬梅.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问题研究以长春市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2014.12.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二：浅析地下水环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摘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国民经济发展
地下含水层按其水力学特征分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水和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3种类型。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砂砾石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水位埋藏浅，富水性强。该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为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江水的侧向补给、灌溉水的回渗补给及邻区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向下层承压含水层的越流排泄、农灌区的开采排泄、蒸发排泄以及向下游邻区的侧向径流排泄。潜水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一钙钠、钠钙型水1)分布于城区的、局中，铸碱性水、铁、锰和有机质含量普遍升高。由于人为影响潜水普遍遭受污染，日前E1出现较大范围的重碳酸、氨化物一钙钠型水，主要分布在大民屯、劳动湖和浏园一带，因此潜水已不宜生活饮用。造成潜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重、中污染区大部分在氧化塘和劳动湖一带，塘、湖水直接渗透污染潜水。2)工业渗坑、生活污水井遍布，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极易通过渗坑、渗井渗入地下。3)郊区菜田和农业区长期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经灌溉水和大气水而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4)工业废渣、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堆放，雨水将有害物质带入地下，简易厕所无防渗措施都是造成潜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含水层岩性以含砾中粗砂、含砾细砂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承压水水位埋深浅，承压水水头高度26.68～69m，富水性强。本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主要是上层潜水的越流补给及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承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是重碳酸一钙钠、钠钙水，属中偏弱碱性水，矿化度一般为0.22～0.49mg，除铁、锰含量略高外，水质可称为优质水，但在城区局部地带出现重碳酸、氧化物一钙钠型水，显示地下水的污染。承压含水层上覆亚黏土、淤泥质亚黏土，构成承压含水层区域隔水层但分布不稳定，岩性、厚度、埋深等变化较大，局部地带隔水层厚度1m或缺失，成为沟通承压水与潜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天窗。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勘探资料比较少，基本处于未开采状态，该含水层是齐市未来水源开采目的层。
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的产生和环境地质问题
齐市中心城区目前城市供水主要由市政供水和企业自备水源两大供水系统组成，其中市政水源7处，年开采量4015万m3，企业自备水源井187眼，年开采量3230.7万m3，呈污染趋势。工业及生活用水主要开采第四系中更新统孔隙承压水。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集中开采，承压水天然状态已被破坏，形成较大的封闭状的开采降落漏斗，降落漏斗呈椭圆形，长轴北东至南西向，漏斗中心在龙沙水厂，中心最大水位降5.121m，降落漏斗范围约200km2。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引发了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
1)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使原来单一的北部侧向补给变为四周环状补给，增加侧向补给带的长度，同时水力坡度的加大，也使侧向补给量得到增加，这就使处于龙沙水厂以南的大民氧化塘成为威胁水厂水质的一大隐患。
2)随着承压水层水位与局部潜水位差P的増大，使局部潜水向下部承压含水层的越流量得到增加，导致承压含水层的水质发生变化，局部地出现水污染现象，如第一机床厂和省农机厂等地承压水水化类型为HCO3一CL型，属污染类型，总硬度、矿化度、硫酸盐、氰化物等含量也高于其它地区。龙沙水厂至肉联厂一带，地下水中硝酸盐、氧氪、亚硝酸盐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饮用水标准，呈现超量、集中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是人为开采条件下地下水资源状态的必然体现，是很正常的现象，据1987年至今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开采降落漏斗在枯水期扩大，丰水期缩小，这是由于齐市含水层厚度大，地下水储存功能、调节功能比较好，枯水期消耗的水量在丰水期能够得以充分补偿，地下水基本处于均衡开采状态，因此开采降落漏斗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可通过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强度得到控制和恢复。但是也应看到开采降落漏斗的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的变化(潜水基本遭受污染，不宜生活饮用，承压水局部遭受污染)，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的话，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优质承压水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供水功效会越来越差，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失去可持续利用水源的有力支撑。
应对措施探讨
1完善与优化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对地下水资源的量和质分析和预警，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1987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富拉尔基区布设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点，目的就是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监测，掌握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但现在看来对这些监测资料充分开发、科学利用不够，还没有开展对地下水发展变化趋势预报和预警方面的工作。地下水预警系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是指在天然条件或人类活动作用下，对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达到某一质量限度时，适时给出相应级别的警戒信息。地下水预警研究包括地下水现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地下水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方法，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预警指标体系和等级值的确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等。具体说地下水预警就是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给予定量的描述，分析其所处状态，预测其变化趋势及其变化度。地下水的预警与一般的地下水水量、水质评价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以地下水的状态变化为识别指标，考虑地下水是否从一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或转移。2)预警的取值要反映一种变化趋势，重点不在于地下水资源状况属于哪一级，而在于与现状比较，其状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向坏的方向发展。3)预警评价侧重对不同时间、时段的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随不同时间而变的系列，加强了动态的描述。地下水预警系统的总体结构见图1。对于水资源管理者而言，通过地下水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动态性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为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水资提供依据[1]。
2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类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指对本系统地下水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估计。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地下资源评价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地下源评价与管理两者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地问题。齐市20a来来先后开展了齐齐哈尔市北市区供水水文地质初勘、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齐齐哈尔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等项目，对地下水的量和质都有了明确的概念，但却一直未能建立科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从而使我们管理工作未能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调配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产生了由开采降落漏斗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地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对其地下水资源开发前所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相对而言，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到产生了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地质问题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管理模式。上海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形成了以市区地下水开采区为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3m的蝶形沉降洼地。地面沉降造成沿江地区潮水上岸、地面积水、桥墩下沉、城市部分建筑物倾斜、开裂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应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让用水者获得最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3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优化配置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充分发挥其功效
优化配置水资源就是调整用水结构，分层、分质开发，分质、分类供水[2]采取相邻井中浅层(50～100m)和深层(100～150m)分段取水的办法，这样可以缓解开采降落漏斗的发展趋势。此外，对于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潜水，应在各项管理政策上鼓励用水者开发利用潜水，将潜水用于建筑施工、国林绿化、除尘、降温、消防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科学地将部分开采量分配到潜水，加大潜水开采强度，这样不仅可增加嫩江向潜水侧向补给量，使已污染的潜水得到快速更替，降低污染浓度，改善水质，而且，潜水开采量的增加造成水位下降，降低潜水与承压水之间的水压差，减少了潜水向承压水的越流补给量，从根本上保护承压水，将优质的承压水用于满足居民生活饮用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用水，地表水应用于用水量大且水质要求不太高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应因地制宜，地下潜水和地表水兼用。
4局部地段限制第四系承压水开采，开辟新水源
齐市中心城区中更新统承压水开采过于集中，鉴于目前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的情况，应限制增加开采量。为满足用水要求及应对用水紧急情况，在市区西北部的浏园和东北部的工人屯一带开辟新的水源地，保证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需求。
5加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节约用水
水资源管理要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加大供水管线，调整井点分布不均、过度集中开采的状况，不得随意增打新井，凡地下水资源必须按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井距和成井深度，在用水方面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地下水重复利用率。农业逐步采取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喷灌、滴灌代替渠灌、漫灌。生活、生活用水方面减少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对各业用水实施用水定额制度、取水许可证制度等，便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依法治水、管水的轨道，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6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1)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水资源保护法的要求严格禁止兴建有污染水源的建设项目。2)加强三度的治理，严格执行排放标准。3)加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7加强水文地质工作
凡是新建水源地要做好先期勘探试验和供需评价工作。富拉尔基区目前开采量较大，但没有做过专门的供水勘察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应及时开展供水勘察工作;第四系下更新统含水层和第三系大安组依安组含水层勘探资料较少，今后应进一步开展工作，为地下水资源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结语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通病，就是为长远着想者寡，急功近利者众，居安而不思危。当时间的脚步不断地向前迈进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忽视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紧接若是寻求控制和治理环境地质问题的办法，这又是一条艰难而耗资巨大的漫长之路。我市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或多或少还存在着问题，亟待解决。
1)未能实现分层、分质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受我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八条在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不得凿井取水的制约，大量优质承压水被用于建筑施工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
2)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空白区。市自来水公司在我市地下水开采量中占地下水的总开采量50%，本应列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自来水公司失于管理，使其各水厂的开采井布局及开采强度未能从宏观角度予以考虑，出现龙沙水厂采水井布局不合理，过量集中开采所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和由此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不加以重视的话，难保其它水厂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3)20a来在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水资源管理的科技含量很少，这不仅使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步入误区，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4)城市水资源管理要尽快实现科学管理，除决策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外，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技术过硬的队伍。但多年来我们囿于自家的天地，没有走出去，致使科技人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科学的新要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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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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