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平行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面临复杂而多变的社会需求，要求我们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的结合上作出战略选择：以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总揽和架构职业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实现形式；在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渗透和体现终身教育理念，逐步形成融入学习型社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此，学习者、学习机构、学习制度必须实现相应转变。
【摘要题】改革与发展
【英文摘要】AtpresentChinese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whichisintheprogressofindustrializationandinformationalizationfacescomplicatedandvarioussocialdemands,whichneedsustomakestrategicchoicefromthecombinationofrealisticdemandsandlong-termdevelopment,thatis,constructingtasksandachievingmodesindifferentstagesof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accordingtolife-longeducationalideaandtargetoflearningsociety,infiltratinglife-longeducationalidea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andgraduallyformingthesystem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whichcanmergeintolearningsociety.Solearner,learningorganizationandlearningsystemmustbechanged.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学习者/学习机构/学习制度
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learningsociety/life-longeducation/learner/learningorganization/learningsystem
近代职业和技术教育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的，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经历了以技能为主向以技术技能为主的转变；从为制造业服务向同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的转变；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职业技术教育也必然要经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真正形成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同时，却面临着迈向学习型社会的新要求，即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发展，这就使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面临更加复杂而多变的要求。
一、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需求
（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当前，我们既面临着国内市场的需要，又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我们培养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使我国的职业教育面临国际教育的竞争。
（二）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但是，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在有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教育问题非常严重的对比下来推动技术进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推动技术进步就会加剧低素质劳动者的失业，而要满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就必然会影响技术进步的推动，所以，职业技术教育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既能为技术进步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又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的实际，为解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二元结构和城乡教育统筹
工业化过程中，要面临一个从二元结构转向发展城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教育资源统筹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包括城镇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员向工业转移的问题，均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结构的调整。
（四）工业化与信息化
我国的工业化处在全球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发展的背景下，因此我们需要新型工业化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加快信息化发展，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产品，要求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为工业化服务的同时，为加快信息进程提供更多的教育。
面对如此复杂而多变的社会需求，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的结合上作出战略和策略的选择。既要以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总揽和架构职业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实现形式，又要在现阶段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渗透和体现终身教育理念，逐步形成融入学习型社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因此，把握职业技术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体现，对于构建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模式，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要讨论终身教育理念，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要把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融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中，要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二、建设学习型社会过程中，职业教育必然经历相应的转变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社会形态和教育形态的深刻变革，它是以知识革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兴起为前提的，将从以制度化教育为主要形态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以终身教育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社会。这个转变是覆盖全社会和全部教育的，职业教育也必然会经历相应的转变。
这里需特别提及“知识革命”这个概念。“知识革命”在国内提得不多，但是在国际上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已相当普遍，在很多国际机构的报馆之间都会提到正在经历的这场革命对未来的影响。《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里对知识革命描述如下：“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通讯价格的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10年前根本不可能想像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革命。”
这里面讲到的知识革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同时需要考虑。因为这场知识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运动方式，改变着产业结构，也在改变着产品生产方式，改变着就业方式。从学习型社会对职业教育影响这个角度，应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习者
制度化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主要是学习某种职业技能（技术）的谋职者，学习只是他谋生（职）的手段，习得某种知识和技能就实现了学习目的。而在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中，学习者面对的是职业、职业岗位以及职业知识和技能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各种职业岗位的知识含量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学习者的综合素质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
在学习型社会里，学习者面对环境的变化会有新的要求。2001年一份题为《中国与知识经济》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知识经济带来工作岗位的变化和教育模式的变化。工业社会时期的劳动者，在泰勒制的管理下能够按照岗位规范化要求完成岗位工作，就可以称为工业社会的合格的工作者。当然，这种要求往往注重一些常规问题。而知识社会的工作经常会发生变化，面对的是很多非常规的问题。因此，知识社会的工作者不仅要按照岗位规范去完成岗位工作，而且要具备处理非常规问题的能力，尤其强调不仅要执行上面的指令，而且要能主动地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也是学习者在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发生变化的，当然还有组织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是相对固定的，在学习型社会是相对变化的。这就给我们的工作者和学习者提出新的要求，学习者必然要具备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更加宽广的知识基础、职业能力基础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讲过：“归根结底，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最全面发展的人，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开放的人。任何把对劳动者的教育计划局限在可能产生短期效益的劳动技能上的企图，都将导致大量长期的结构问题。其代价将是一个僵化的非学习性的劳动市场。这种市场面临快速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会风险很大。”这里强调培养不断变化的有预见的应变能力。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在对学习者的培养上提出几个问题。
1.近期需要与长远发展的问题
我国的职业教育要针对岗位群的需要来培养人，但是这种针对性地培养人和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是不可兼顾的，我们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胜任某种职业的人，同时又能够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里面有一个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学生应在现有的职业学校里更好地学习各门基础课，打好基础，具备再学习的能力，知识迁移的能力，以及再学习以后转换经验的能力。同时，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习计划，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2.培养职业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关系（略）
3.技术技能与人文道德的关系（略）
4.就业与创业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培养的人中有没有创业人才。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今后10年左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为1000万～1300万，而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岗位为500万～600万。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就业增长已越来越少，所以如何创出一条创业教育之路，需要我们探讨与关注。
5.就业与升学
前几年在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开通了一条中等职业学校可以继续去升学的途径，这为不同学生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但是应处理好就业与升学的关系，职业教育绝不能搞成一种升学教育，否则就失去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
（二）学习机构
在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学校是惟一的学习机构，而在学习型社会中，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即所谓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仅仅靠学校来支持的，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成为学习型机构。所以，需要探讨的是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环境中，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机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学校
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更新速度加快，学校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会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学校教育再也不能局限于传授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基础；二是学校教育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受经费、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不能与企业和工作场所的技术更新同步，所以实行学校与企业合作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工作场所的交替学习，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
2.工作场所（企业）
在逐步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条件下，企业将成为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与学校联合进行职前教育，企业应该成为职前教育的合作伙伴；进行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不断的继续教育。
3.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略）
4.网络（虚拟学校）
依托互联网开展的网络教育，正在成为新的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它既可以作为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技术补充，又可以独立承担某些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尤其是它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前景更是值得关注的。
利用网络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公共场所教育的一个补充，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当然职业教育如何利用网络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学习机构的讨论涉及体系构建中的实体部分，而关于学习制度的讨论则涉及体系构建的软件部分。
讨论这几个学习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从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讨论。世界劳动组织2003年了题为《公共学习与教育培训》的报告，主要讲知识社会到来以后，工作、学习的变化对于教育培训的影响，其别谈到能力和能力建设：
基础能力——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公民资格、社会技能、学会学习的能力、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在以上能力的基础上，个人能力（自尊、目标之确定和动力、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技能）、集体能力（人际关系、团结合作精神和谈判技能）、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职业（岗位）能力——普通职业能力、特定职业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基础能力主要在学校里面培养，岗位、职业能力在工作岗位中培养，而核心能力应由工作岗位和学校共同培养，网络则为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在学习型社会环境中，学习机构扩展为社会学习型组织，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互补为终身教育提供服务。
因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考虑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中，各种教育机构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担负的主要责任，在这些职能里面如何合作，如何整合。
“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要求表明，教育体系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学校再也不会是一个为学生一生准备一切的地方。实际上，终身教育意味着学校可以从为人计划一生的沉重负担中摆脱出来。只要社会能为人们以后的生活提供很多学习机会，人们就能取得适应并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复杂世界中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即使整个职业工种消失和出现整个的全新职业，也不应构成重大威胁。”
（三）学习制度
从制度化教育向学习型社会的转变，并不否定制度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从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向终身教育制度转变。
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指出：“制度是用以协调人类行为的法规、组织机构和社会规范。”按照国际上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哈耶克的观点，这种制度是“由规则调节着建立起来的秩序”。
职业技术教育要建立一种制度，能够按照这种制度共同的争取这种规范来维持职业技术教育的运作秩序。所以，关于迈向学习型社会职业教育，特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供讨论。
1.就业导向与文凭导向
以就业为导向，对职业技术教育而言，不管是民办，还是国办，体制的健全都是一个前提。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当前的文凭导向。如何从文凭导向转为就业导向，从近几年高校扩招和能学生就业的变化来看，很重要的一条，是市场会逐步改变文凭导向这种观念和意识。
2.学历本位与能力本位
职业教育要体现能力本位，必须强调能力建设。不能走普通教育完全学历的路，而应突出能力建设，当毕业生真正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能力优势时，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强大生命力。2003年国务院提出，大专毕业生不能就业可以到职业学校去学习技能，拿证书。这就体现了能力对于人们在社会上谋职的重要性。天津的一所信息工程学校2003年计划招收500多名学生，报名数远远超过计划招生，其中20%的报名者有本科和专科学历。所以，突出能力建设，是职业教育的优势所在。
3.单向考核与多向考核
现在的选拔基本上以考试成绩、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尽管现在考高职也是有一些侧重的考核，但是能力考核还没有在考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包括经验，经验也是一种能力，这些都不包括在考核内容里面。所以，要真正体现能力本位，应该在选拔制度上调整。
4.弹性学制与模块教学
目前的职业教育学制是根据普通教育模式制定的，中等职业教育为高中段教育，为期三年，不管是哪个专业，不管实际需要，在时间与专业教学安排上缺乏必要的针对性。因此有必要强调在职业教育中推行弹性学制与模块教学。
5.衔接、沟通、渗透（略）
6.政府与市场
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发展还是要强调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是，职业教育应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即使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也要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因为职业教育有没有生命力，最终要接受市场检验。
最近我到四川泸州合江县看了一所民办的中等职业学校，学员12000余人。这所学校设备条件非常简陋，但是读的人非常多，而隔壁一所公办职业学校却关了门，后来被这所民办学校买下了。同样是中等职业学校，民办学校靠的是市场经济，而公办学校没有利用好市场机制来增强竞争力。所以，职业教育发展固然需要政府支持，或者某种程度上政府要给些政策，但是市场机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更重要的。
7.市场机制与教育规律（略）
【Key words】parker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entral plains martial arts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3.2建议
艺术学理论是使艺术学之所以成为学科门类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相比各个门类艺术学在各自领域的高歌猛进，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在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以至代表国家形象的各种历史性重要场合的闪亮登场，艺术学理论研究愈发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没有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没有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没有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原理等学科研究的有机构成，艺术学门类就会是一盘散沙，不仅会动摇艺术学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会丧失艺术学作为门类存在的逻辑前提。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意义的否定或是认识的模糊，显然是忽视或至少没能清晰认识和理解哲学中一般与特殊之间的辨证关系。门类艺术学是艺术学理论的源头和基础，艺术学理论是门类艺术学的归纳和提升。艺术学理论的广阔视野和缜密思维，成就了艺术学门类自身的体系基础。
艺术学理论相比其他各门类艺术学科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表现在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的单一变化发展规律，探讨时代艺术发展的总的普遍性艺术规律；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在各自作品理论和艺术创作技术技法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实现了宏观理论上的打通。首先是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所有门类艺术学之所以共同存在于艺术学门类之中的基础是因为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也只有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能够打破各个单科艺术学院自立门户的现象；如果没有艺术学的一些基础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持，那么艺术会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因为不论是美术、音乐、设计、舞蹈，还是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各门类艺术，分别依靠色彩、造型、声音、肢体语言以及胶片摄影技术等等，不论是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的创作技法、外在的呈现方式，都迥然不同。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完善取决于门类艺术学的发展，但同时艺术学理论也对各门类艺术学的发展构成了学术和学科的理论支撑。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自身的史、论、批评的理论研究。所以，在艺术学理论和音乐、美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等门类艺术学学科的相互借鉴、密切发展中，要注意既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特别自近代以来，艺术史论自身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步从单一的概念梳理拓展到了专门的体系性研究和建设阶段，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因此，作为学科支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从思维方式到表述方法，都需要再进行新的探索。最明显也最迫切的就是需要把握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或是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借鉴门类艺术学史论研究的成果，因为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规律总结，也为具体艺术创作及理论批评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法度和原则。显然，如果不关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我们不可能建立一门翔实、可信的艺术史。但是，一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不论是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还是设计史（工艺美术史）、戏剧戏曲史、电影史、广播电视艺术史、舞蹈史，都不可能等同于、更不可能替代艺术史。
有的学者一直坚持认为，西方没有艺术学理论学科，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应，在西方的这一研究领域实质就是艺术史研究，而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美术史研究，所以，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不仅缺乏学科存在的国际环境，而且从研究对象的角度上看也没有学科存在的必要。这种认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圈子里是有代表性的。从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角度，这些理论认识在哲学上尚未过关。因为从一般和特殊之间关系的角度看，就是用美术史研究也很难概括或等同于更细分出的中国画史研究、油画史研究、版画史研究、雕塑史研究。所以，艺术学理论、艺术史研究和美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门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显然不等同于人类艺术史的一般发展规律。“艺术史”和“美术史”分别是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主要理论支撑而设置的。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内容不可能是艺术的抽象概念的演绎和发展流变，研究艺术史必然要牵涉到美术史的具体内容。但是，艺术史并不因此混同于美术史。艺术史研究的是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中各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体裁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这种代表性艺术与其他非代表性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彼此消长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整体的逻辑关系。美术史研究的是美术概念内建筑、雕刻、绘画（国画、油画、版画等）、书法、工艺设计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是一种基于美术学学科门类内部的变化、发展的演化规律的概括与归纳。
所以，艺术史要从大历史观的宏观视角研究代表那一时代的主流艺术体裁的形态变化发展规律，而其间各时代的具体艺术形态的表现肯定不尽相同，研究对象是不同艺术体裁的不同形态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不同艺术现象及其演化规律，其中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或为美术，或为音乐，或为雕塑、或为戏曲、杂剧等等；门类艺术史要研究该艺术形态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各时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本体是相同的，就是单一的美术、音乐、戏曲等等的自身发展变化的门类史。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整体，一个具体，既相互包涵，又相互影响；但是，从研究视角到具体表述又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者之间既独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艺术学理论自身的重要性和社会现实对它的迫切要求并不能使其就此已然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况且这一科学的理论还要时刻接受社会发展中各种现实的检验。艺术学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应尽量避免成为空中楼阁，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在艺术学研究中，艺术学理论不要成为纯粹抽象的艺术理论和概念的集合；二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艺术学理论不能成为空洞的文化理论，而要成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要具备当下现实中的应用性的社会功能和实践基础。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艺术学理论除了从艺术学的宏观视角去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之外，它还必须拥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宏观理念之外的微观的技能和可操作的切入点），同时更要追求实际的社会现实效果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意义。
二、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的艺术发展历史悠久、门类众多、成就辉煌，与世界其他文化脉络发展相比，中国艺术不仅具备独特的艺术精神，而且中国传统艺术形态在当代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①作为专门致力研究中国艺术形态变化发展规律的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文献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关注传统，更应面向本土现有的艺术实践，关注当下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形态”的交叉学科，艺术学理论应该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起与其他门类艺术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交流对话体系。艺术学理论一般研究的基础建立在各门类艺术的特殊创作规律和具体艺术形态的发展演化规律之上，所以，艺术学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离不开对具体的艺术形态研究的挖掘和对各种不同的特殊艺术规律的普遍概括。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门类艺术理论的土壤也是肥沃丰厚的。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已经在美术史学科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体系并提出影响深远的绘画史观。先秦时期属于中国艺术理论的滥觞阶段，产生了“乐以安德”、“致乐以致心”的音乐理论，“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的绘画理论等；在两汉特别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文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书论《非草书》、《笔论》、《笔阵图》、《书论》，画论《画山水序》、《魏晋胜流画赞》、《古画品录》，还有乐论《声无哀乐论》等一批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美术、音乐、书法等主要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专门的理论成果。所以，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与各门类艺术学科建立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在完密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构建完成之前，任何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至少应该以一个方面的门类艺术学的学科研究为基础，以尽量避免艺术学理论的空泛化。艺术学理论的一般研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既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又要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最好还要具备规范的文法与流畅的文采，需要“义理，考据，辞章”的协调统一。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古史新证》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一治学方式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②其后，学界又相继有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等。这些基本的治学方式和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对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创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的对象是拥有具体艺术形态的声音、图像、色彩、肢体语言、立体造型甚至三维、四维空间等等各种艺术作品，唯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门类艺术特殊规律之上的一般艺术规律。但是这些门类规律之上的一般规律、门类理论抽象归纳之上的普遍理论不能脱离作品和创作，在规律的探讨上不能脱离实证材料，不能走向玄奥的概念，要力求做出合情合理、符合历史逻辑的推论，起到合理阐释艺术现象和揭示艺术发展规律、进而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就具体成果而言，如果艺术学理论中普遍存在隔靴搔痒、空泛无当的理论，不仅不会产生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要求的理论，而且必然遭至学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怀疑。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都曾大力倡导“不通一艺莫谈艺”③，都极为关注和重视艺术本体的重要性，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的道理。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最好能够以对某一门类艺术技法的熟谙为基础，除了对造型与美的敏锐感知（这也需要长期艺术创作实践的积累），还需要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和有力的实际数据，以及门类艺术学实践与研究的经验积累。所以，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最好具有门类艺术学的研究经验，能够精通某一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加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
人类的文化需要不断的更新，艺术也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当前，艺术学门类之下各艺术学科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目前所面对的两难取舍，一方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诉求要求采取开放的姿态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其它兄弟学科（各门类艺术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而实现自身功能的日趋完善和有效发挥，而门类艺术学之间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贯通，与艺术学理论一起合力实现文化艺术的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各艺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学科研究的边界，所以也都拥有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独立的利益诉求，它由此不得不拒斥同一艺术门类之下其它相邻学科的渗透、影响和同化。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辩证统一、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协同共进、兼容并包之中，艺术学理论以至艺术学门类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及宏观的壮大、完善，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为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三、当代艺术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作用和实现方式
艺术学理论对于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非常常见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文化特征，一个是艺术精神。艺术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内在的深层基础正是蕴藏在中华民族古老艺术中的文化符号及其深邃的文化特征，以及其艺术精神的底蕴支撑。第一个关键词是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和基础。在当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顺势而为，成为国家文化的基础。国家文化代表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基本特征，建构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得到本国家人民的认同。在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各自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构了国家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省正源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血脉关系，基于这种共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特征，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民族文化包括各种形态、不同样式的文艺作品，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统一的认同感，而且艺术学理论对社会艺术现象与艺术规律的研究把握，常常能够起到超越社会现实、甚至超越文化界限的独特作用和显著社会效果。所以，在促使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与促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现实责任是紧迫的，使命是光荣的。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第二个关键词是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依托的基础仍是相对民族文化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整体气质和场域形象的艺术表达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必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精神，它通过艺术的形式在国家的层面上把国家形象折射出来，反映出文化形象、时代特征，而它的载体是艺术创作和作品，其中也包括艺术理论成果。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在美术领域，国家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在音乐领域，每逢重大节日，类似于“茉莉花开颂祖国万人歌咏大会”的各项社会性大型艺术活动此起彼伏、必不可少，各类大型交响音乐会不胜枚举；在舞蹈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后有《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直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上演的《我们的旗帜》；在戏剧戏曲领域，从《雷雨》到各级精品剧目汇演直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京剧、昆剧、各种地方戏演出，从《十五贯》到青春版《牡丹亭》、《1699桃花扇》，从《程婴救孤》到《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精彩纷呈；在电影、广播电视领域，《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悬崖》、《赵氏孤儿》等等，无不透射出时代的艺术精神。另外，在重大节庆日的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如各地按照年度举行的吴文化节、汉文化节等；祭祀先人的一些艺术形式，如傩戏、民间社火等，其中透射出来的艺术精神，在文化上强化了个体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强化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同时激发出对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艺术学理论对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精神的揭示，使得扎根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艺术精神得以彰显，这些文化精神凝聚提升之后，进一步得以弘扬、引领、塑造、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文化内核，必然会鼓舞和重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进而造就生成我们完整健康的国民艺术素质。当代中国开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作用是实现引领并进而形成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实现方式是挖掘传统、关注当下、注重联系、理论创新。需要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艺术理论、关注当代艺术创作最新进展、加强与各个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也同时注重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的理论创造。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并做好扬弃和转化工作，使之在当代艺术学理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艺术批评的理论建构中，可以借鉴西方，但要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应形成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的自身特点，尤其是坚守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核心价值理念，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构建、完善中国的话语理论体系。
二是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必须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最新进展情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的变化就在倏忽之间，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跟得上社会的最新发展。我们要力争建立起中国的新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创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三是要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和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等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关注文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管理学以及建筑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使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处于艺术学门类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立体交叉之中，从而寻找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创新点和支撑体系。四是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的研究工作，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文艺批评，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高雅的艺术品味和高尚的艺术情操，力推可以引领当下的优秀文艺作品，坚决打击具有“三俗”特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倾向。
仲呈祥教授曾经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问题的精辟概括。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艺术学理论创新应该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创新发展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所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社会意义应该是“构建核心价值”。艺术学理论应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时刻站在社会思潮的最前端，成为引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明旗帜，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的内在推动力量。
四、“引领”发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的文化意义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历史性欠缺这重要一课。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高度归纳和综合表达，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在当下，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对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意义异常深远。每一次文艺思想热潮以及群众性文化热潮之后艺术理论的繁荣和进一步提升，都是艺术学学科完善、发展的历史契机。艺术学理论的思想内涵、逻辑体系和自觉“引领”的理论前瞻性，直接关系到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理论境界层次的提升，关系到当代重塑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历史进程。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关键。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的提升，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实现其引领职能。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以及“以文化人”的实现，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艺术境界的提升。艺术境界是人生境界的文化呈现，传达出人生的理想、信念、憧憬和追求。正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属性，所以，我们更应该自觉强调艺术学理论自身特有的精神属性。我们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让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艺术境界的追求来提升社会整体的理想境界。任何时代的文化建设都是在历史的逐步积累基础之上的传承和创新。对于文化意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主要是传承历史文化精神和守望民族文化经典，籍此坚持我们的文化身份，坚定我们的文化理想以及我们对艺术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并以此开启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最大限度发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功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是艺术创作和理论建构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源泉，也是艺术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被尊奉为经典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成果，都是创新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伟大时代，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大众的艺术鉴赏水平逐步提高，艺术审美趣味快速变化，文化传播方式极大改变，艺术传播的范围已经跨越了不同社会文明的界限、制度的藩篱以及意识形态的鸿沟，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音乐学;学术精神;文论写作
“音乐学文论写作”是音乐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指引下掌握对音乐学学科的系统性学习。具备职业音乐学工作者的眼光、思想、文风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书中引言部分提及,“尽管本书所论以音乐专业的文论写作为对象,专业性、针对性很强,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文论写作来说,其基本原理和写作规律是相通的……因此非音乐专业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同样可以从本书的讨论中得到有益的帮助和启迪。”①南京艺术学院自2002年9月开设“音乐学文论写作”专题课程至今,教学成果显著,后经过数轮的实践与改进,于2005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其课程讲稿《音乐学文论写作》经整理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一、思想理念之物化
从事音乐学文论写作需要具有一定的音乐基本素养。对音乐学知识的掌握服务于文论的写作,从而做到文从字顺。音乐论文写作区别于一般文学写作,它的描述兼具感性与理性。艺术的灵魂源自于人内心的感知,音乐的感化既是知识的接受,又是思想的启示。自“音乐学”专业第一届招生至今,关于“音乐学科论文指导”的正规出版物甚少。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由周淑敏所著《学术论文写作》②一书,但其并不是完全针对音乐类的论文,而是就整个文科学术论文写作方法的一个探讨。在《中国音乐理论书目大全1949-1999》③一书中,关于音乐理论的书目分类设有:音乐理论、音乐史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并无“音乐文论写作”这一类,正如该书中提到的“专门讨论音乐学术文论写作的公开出版物,只有傅利民教授编著的《音乐论文写作基础》④”。笔者也仔细翻阅了该书,发现它为音乐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准确的操作方法,是一本以快速规范学术论文写作为目的的教材。但由于定位于应试,仅就音乐论文的技术操作而言,因而对于音乐学内在学术精神的塑造缺乏深层次的提炼和长远的规划。
在由居其宏、冯效刚教授合作著写的《音乐学文论写作》(以下简称《文论写作》)一书中对“音乐学”这门学科的定位以及该学科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地探讨。在此书出版之前,音乐界除了《音乐论文写作基础》一书外,还曾出现过如方建军先生的《音乐院校大学生音乐论文写作若干问题探讨》⑥、杜亚雄先生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⑤、童忠良先生的《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论文写作》⑦、郭晓林先生的《关于音乐论文形式特征的完整性》⑧、杨沐先生的《我国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⑨等,这些论文散见于各大音乐学术刊物。它们是对于文论写作中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讨论,后由蔡际洲先生主编《音乐学学术规范读本》⑩集结出版。《文论写作》作为一本具有学科综合指导性的读本正式出版之后,弥补了这一学科的专业系统性文论写作指导读物的空缺,并且此后也未曾有同类专著面世。《音乐学文论写作》给予心灵上的启发,解除思维上的困境,为音乐学的学生指明了学习的方法、目标、任务。
二、同类书籍之异化
《文论写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音乐学“元理论”的阐释,为探求新时期、新社会音乐学文论写作进行了规划。在此过程中作者做了周密的考虑,开篇分析了音乐学学科的定位,基本范畴及其遵循的原则、体裁样式,并厘清了众多“方法论”。在中篇“过程论”中,作者对行文步骤进行具体的规范,为了使读者能够全面的学习,该书运用举例和对比的手法,新颖有效地配上了“宏观图示”这一别具一格的传授方式。书中更加具体地谈到学生的行文方法。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也是作者一再提示学生如何阅读书刊,如何将文集转化成知识储备服务于文论写作的核心所在。引用具体人物事例结合分析时,配有关于作者对音乐谱例的具体阐释,能使读者更深入有效地对音乐本体进行理解。
只有充分掌握音乐学文论写作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出假说,从而引导“读者中的求知者”找出问题的根源。本书所使用的富有亲和力的设问和回答的方法更贴近学生的学习。全书以举一反三的问答阐释贯穿其中,足以证明作者对于写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见性。书中还将一些知名的音乐学者的相关文章加以引用进行举例说明,也成为该书的亮点。
思考来源于社会,并真实地记录着社会。本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音乐学文论”的写作特点及方法的运用,还将“音乐学”这一综合学科偏重置地于从写作中培养读者对社会审视的一种独特的眼光及对社会音乐想象整体的关照之上的思维体现。音乐产业化的兴起,对音乐界的冲击不容小视,作者也聚焦在此,将与音乐相关的例如文化娱乐公司音乐创意策划、音乐报社编辑、记者等职业的应用文稿样式也逐一进行点拨,从而升华了音乐学文论的思想维度,顺应了时代的变迁,拓宽了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面。“音乐文化,作为社会全部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就其来源思想实质、结构、发挥功能的方法和形式而言,乃是社会的。”⑾该书完全满足了“音乐学”在人们心中的一个全面彻底的定位及诠释,能够统筹全局的关注与社会动态息息相关的时事,将学术的探究与社会的音乐实践没有绝对化的区分。作者将“音乐文论”上升至“音乐学文论”的全面,力求做到拓宽其实用性。音乐学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它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可见作者在思想的把握上细致入微。读者在受到启发的同时,树立了独特的音乐视角。
三、学术精神之濡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艺术的沉淀岂是一朝一夕,改革开放发展至今,中国音乐已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音乐学”这门综合的学科需要的不仅仅是从表演、教育等专业去孕育“音乐学学者”或“音乐学家”,音乐学发展至今,需要各界的人才来关注,输送开放的理念,最大程度上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新的观念,开拓视野。要有与相关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理解及把握的一个要求,资料的合理运用,思想上的启发也是对“学术激情”的激发。
作者在书中酣畅淋漓的表达,语言亲切不失规范,精炼且易懂;词藻朴实不失形象,调侃且贴切;语态犀利不失幽默,俨然作者笔下的音乐学所含文化上升为一种社会的精神文化去注入。该书在传授音乐文论写作方法的同时,将“学术精神”的内涵提炼至重要位置,甚至贯穿了开篇至书后的范文部分。上篇的“三个第一性”即对象第一性、材料第一性、研究第一性也是该书问世以来影响学界的新理念。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国关于“学风建设”的各项规定及决定。学术精神的提炼固然跟个人思想的感化分不开,学生应该杜绝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思想上对音乐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趁虚而入。书中引入带有独特学术观点的文章加以解读。作者在范文解读中提到的“人本思想”“‘浮瓶信息’引发的思索”“中的思想”等都是学界值得关注的学术焦点。十二篇范文极具时代学术代表性,同时也是“学术精神”问题上的集中体现,表明了时下热门事件进行有关“学术风气”坚决纠正的决心。全书再三强调“音乐学学风”问题,不仅对于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须牢固坚守的道德底线要求,也是非音乐学界的学生必须掌握的人生准则,因此作者没有将读者绝对化,而是顺应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艺术指导方针。端正“学术精神”即“规范人生品格”。俗话说“文如其人”,文章是人内心的写照,伦丁曾说过“音乐行为是个体与音乐刺激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⑿该书对读者的心灵上是一个洗礼,一种系统的思想感化,亦或是理念的濡化需要不断地揣摩,从而转化形成规范的风气,该书渗透着“学术精神”的要求,使读者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得到了稳固和提升,足见其学科的前瞻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本书的问世都会引来不同立场的人们褒贬各异的议论。站在我个人的立场,该书优点众多,通过上述文字加之读者间的良好口碑足以证明,本书的读者对象已指明不只本、专科学生、硕士、博士,还有教师、记者等。因此,该书出版对象上不局限于事音乐的人。它内容上较为丰富,知识面覆盖较广,读者没有年龄层,学历层的限制。文中出现针对某一问题举例说明的时候举例证与时代脱节的现象。例如124页“例如李正忠《关于讲政治》一文,围绕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在讲政治三字上大家发挥,甚至引马列主义之经、据革命导师之典,进行‘六经注我’式的‘阐释’,把音乐界一些不同风格和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⒀,具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往往使年轻学生因年龄差异而不能感同身受,没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想必类似的字眼看来是晦涩难懂的,难以引起共鸣的。
此外,在书的后篇列举了众多的经典范文评析,让我们一睹大家风范的同时,深感作者令人钦佩的洞察力及对学术规范的高要求。本书的主要受众是大学本科生(在校学习的本科生大多年龄不超过25岁),作者希望在本科阶段能够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审美品格。倘若能够穿插些新一代的青年音乐学家们针对时下流行的现象进行讨论的文章,或许可激发学生的兴趣,使音乐学论文更具可读性,饱含亲和力地激发年轻学者怀疑和思索的兴趣。
结语:
在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们奢望从中寻找点宁静,委实不易。人们无法求全责备地要求社会改变,两位作者凭借自身的积累,与时俱进地致力于该学科的建设。《文论写作》的到来不为哗众取宠,被赋予了社会的属性。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态只有随着社会的形态而变化,才能融入社会、适应了社会。该书的精髓不是某一词汇或某一段语句,而是它所构架的内在系统理念的传达。推动音乐在社会的导向作用,切实将音乐作为一种纵向流动的动态去看待,更是对音乐学学科的学风建设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进行了一个综合提升。着手于当下,放眼于未来。音乐学文论需要推陈出新,需要闪亮登场,不仅需要一些老艺术家们浓厚的艺术积淀做支撑,同样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天之骄子”为之思考。社会需要用音乐营造时代旋律,用文论彰显学术锋芒。
注释:
①居其宏 冯效刚.音乐学论文写作[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引言第5页
②周淑敏.学术论文写作[M].建材工业出版社: 1981年
③陈建华 陈洁.中国音乐理论书目大全1949-1999[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
④傅利民.音乐论文写作基础[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⑤方建军.音乐院校大学生音乐论文写作若干问题探讨
[J].交响:1997年第4期
⑥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J].黄钟:2001年增刊
⑦童忠良.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论文写作[J].黄钟:1998增刊
⑧郭晓林.关于音乐论文形式特征的完整性[J].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4期
⑨杨沐.我国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
⑩蔡际洲主编.音乐学学术规范读本[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
⑾苏 A•索哈尔著 杨惨 .音乐社会学[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7月第67页
⑿多纳德•霍杰斯(Donald•A.Hodges)主编 刘沛 任凯译.音乐心理学手册[M].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年 第 59页
如果从广义上讲，艺术也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从狭义讲，艺术则专指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部门，文学与艺术并称为文艺。如果追溯到原始艺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已有数十万年的历史。可以说，艺术史与文化史一样的古老。然而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出现，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随着艺术的产生，历史上的思想家就有了一系列关于艺术教育思考的论述，就有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基于个体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需要对艺术教育问题的研究。艺术教育学的建立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需。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对艺术教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当从道德教育的特殊方式来论述艺术教育时，就把它作为道德教育理论的一部分。
艺术教育可以为文化教育服务，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教育学科的构建中，非常注重艺术教育理论的建设，注重艺术教育中对智力的开发和陶冶情操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艺术意向非形式的统一。将艺术教育与知识学习互为统一。将艺术教育与知识学习互为统一、互为渗透。蔡元培将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做了明确的区分，展示了它们的区别，其中艺术教育包括建筑、雕刻、图画、音乐。而审美教育的范围要宽泛一些，它除了艺术教育外，还包括文学及文化范畴，如园林点缀、言谈举止、装簧布置、自然风光、社会风俗等，凡是含有美的因素的事物均包括在内。蔡元培不仅注重艺术教育，而且其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主要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可以开启智慧促进知识的学习。如几何学习中的点线虽严谨、枯燥和乏味，但在图案画及建筑、器具的形式上不能没有其配置。如数学比较枯燥，但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对象在视觉上更具有美感，这充分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还有，在声音成为音乐、色彩的情感因素、天文对象的魅力等等，都能成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沟通点，使艺术教育与科学知识具有更直观、明确、具体的意义。近代中国的美学家望国维更是积极倡导完善教育体系，他将艺术教育（含美育）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他把艺术教育归入到教育体系，将它达到教育目的、实现教育宗旨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地位。
现代的各种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不是某一种教育的片面发展所能代替的，素质教育是需要事实艺术教育的。如此，才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意志、审美、体能体魄、动手技能的全面培养和提高。欲达此目标，不能没有兼有感性和理性、自由和规范、功利和超越的艺术教育。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艺术教育的思考、论述；当代学者对艺术教育意义的充分肯定；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艺术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教育实践提出的课程，必然导致艺术教育学的建立。由此，以马克斯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艺术教育学的研究。探讨并尝试建立一个相对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二、艺术教育的的对象和范畴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艺术教育学的对象和范畴将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就现阶段的状况而言，艺术教育活动应该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艺术教育活动通常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不同门类艺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另一方面，它又包括各种艺术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如唤醒某种情绪，并使之跃动，使人发觉出心灵中美好的思想和观念。使邪恶、不幸与灾难不在恐吓人的心灵，并转化为可以认知的因素等。从艺术教育的操作来看，执教者多以艺术品为媒介，教化和感染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又不断与之沟通，不断调整着艺术教育的运做过程。而艺术教育活动，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的子系统，还要受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制约。
如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状在内的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控制。艺术教育学科的范围，通常应该包括艺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艺术教育学说、制度，遗迹艺术教育学的基本操作方法。艺术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应该包括艺术教育活动的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艺术教育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素质、能力要求；艺术教育本身的操作方法；作为教育媒介的艺术品的特性、要求；艺术教育活动的功能、方法、过程、效应，他的最终目的以及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关系，还要探讨不同门类艺术教育的方法等。艺术教育学的理论涵盖面较广，涉及到许多学科。他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要依靠教育学，离不开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他又离不开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研究以艺术为媒介的教育。他作为一种社会性教育，也是社会现象和行为，将受社会制度、科学技风俗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因此，艺术教育学应该与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协调一致，它应该以个体和群体、情感和理智的统一为最终目标。
在具体的体系构架方面，广义上的艺术教育学应该包括理论、历史、实践三个部分，而狭义上的艺术教育学是指他的基本理论。艺术教育学的任务主要是指描述艺术教育现象，这种现象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物象形式进行，把教育的功利目的渗透融合在艺术意象中，并以感性的形式传达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它要揭示艺术教育规律，提供有关艺术教育现象的知识，并善于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透过种种纷繁的现象，阐明艺术教育活动的各个因素、环节、层次的关系，揭示其本质和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要致力于建立艺术教育理论体系，要用合乎逻辑的形式构成一个符合艺术教育实际，还具有前瞻性指导作用的，显示艺术教育本质规律的理论体系。除此，他还要指导规范的艺术教育活动，当代西方美学家托马斯-门罗认为，美学理论的宗旨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领域，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要成为一种能够指导实践的可靠的理论。基础美学尚且如此，而艺术教育学的理论应当是能指导艺术时间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而最终走实践和应用的是艺术教育学理论的趋向，艺术教育学的理论应该具有双重性，既指导实践，又接受实践的检验，对教育实践具有规范、调控、指导的作用。艺术教育学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把这些方法运用于艺术教育学的研究，是艺术教育学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
冯毓云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系统方法》发表于1998年第5期的《学习与探索》，该文是作者多年来对文艺学呕心沥血的结晶。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立足点进行全面把握，认为学术界认识的：或曰“文艺的意识形态论”、或曰“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认识论”、或曰“艺术生产论”、或曰“实践论”、或曰“实践观的主体性”、或曰“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如孤立审视，都有其合理因素。但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体系的整体观看，是各执一端、各取所需，有失偏颇。同时，现代复杂科学也表明：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那种单值对应因果关系的简单事物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罕见的。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使系统既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整体，又与环境不断交换能量而发展。因此，她吸纳马克思恩格斯从系统整体观出发，将文学艺术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结构的大系统之中，探寻其奥妙，具体表现为：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生产论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来昭示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作者全面认识文学艺术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作者认为，由于文学艺术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组成的网络复合系统，所以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就应该突破具有猜测性、假设性、片面性、孤立性的传统研究方法，突破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趋稳定、亚节奏的思维模式，而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具体说来，就是要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为基本方法，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但在具体研究中，这一体系中的各种方法则不是平均发挥作用的，而是以一种方法为指导和统领，辅之以其他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作者提出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难能可贵的。首先，作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文艺学中的指导地位，这体现了作者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作者正确的研究方向。其次，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方法论的理解，往往带有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以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方法论仅仅就是一个逻辑起点――意识形态性，一个认识论模式――反映论，一种方法――社会学方法等，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方法的解读和掌握，对当代各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和运用，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存在一个系统结构，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系统整体观出发，将文艺学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结构的大系统中。具体说来，就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美学与历史、文学艺术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的各种关系及各个层次中揭示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辩证地、综合地、系统地阐释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作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系统结构时，特别强调马克思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不是单一、单项的，而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艺术认识论、艺术实践论、艺术生产论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结构，这一系统结构能够全面揭示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系统方法》一文中，作者主要从哲学角度使用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以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为出发点，并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1]去说明界定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出发，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确定文学艺术居何位、属何性、有何功能和价值。这一定性是符合现代系统思想的。现代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中万事万物都是由各种非线性相关作用构成的复杂事物，各个事物的性质既不取决于单元要素的性质，也不由各个要素简单相加之和决定，而是体现在系统诸要素、系统与系统的关系之中。这一定性科学地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社会存在、与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揭示了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揭示出文学艺术在整个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与价值，从而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属性和其发展的根源。从一个更广阔的宏观的视野，多角度对文学艺术的定性，是任何陷于精神怪圈的自循环的说明都无法比拟的。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现实、领悟真理的能力的哲学学说，关于认识的泉源以及关于认识过程借以实现的形式的哲学。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运用于认识领域，创立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它比“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更丰富、更深刻，更科学。因为：第一，它科学地明确了艺术的源泉。马克思原则上规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只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其源泉，这是艺术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认识论。第二，它科学地揭示艺术实践的基础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顺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揭示认识活动，从实践论的高度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的标准。同样，从认识论角度看，艺术的创造和接受首先是一种认识活动。在艺术认识中，艺术实践至关重要。马克思在看待艺术的审美本质时，是将其纳入实践论的方法论轨道的。第三，它高度肯定了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劳动的特点时指出：由于人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的劳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劳动的对象才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作者认为这是对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最精辟的概括，认识论史上、文艺学研究中，没有哪位思想家能够如马克思对认识主体、审美主体的规定性、地位及其作用估量的如此之科学、如此之高、如此之辩证。所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是较好的对文艺学进行研究的系统方法之一。
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实践则是人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可以看作人的认识和实践在生产领域的具体实施。换言之，人的认识结果、实践的最终目的，只有而且必须通过人的生产活动付诸实施，转化为“物化”的产品，才能回归于人，服务于人。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般认为生产活动主要是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精神活动的艺术活动是否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作者写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4]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则正式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5]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出过艺术生产的概念。由此可见，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作者对她谈到的系统方法做了一番总结。她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体论、认识论、艺术生产论构成了文艺学研究的多层次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方法，本体论是基石，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具有框架性能，对展开部分有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6]艺术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认识论，艺术生产论同样受着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规范和约束。但是艺术认识论、艺术生产论又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所不可替代的。艺术认识论是从认识论的领域揭示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艺术的源泉、艺术回报生活的作用及途径，即探寻艺术作为认识活动的一般与特殊规律。艺术生产论是从生产领域揭示艺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一般与特殊的规律。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是逐一递进、逐一深化、逐一实施。艺术认识要通过艺术实践提供泉源、动力、目的和标准，而艺术认识与艺术实践的成果靠艺术生产付诸实施，使精神活动物化为艺术产品，最终又回归于人类。在整个艺术活动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艺术之链必将支离破碎。艺术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一种实践形式、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其社会性质的定性就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揭示，否则以“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艺术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去代替艺术的整体社会本质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可见，作者始终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运用系统的方法对文艺学进行研究的，值得我们深入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3：第2卷，8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96～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121.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实现条件；高等教育；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7―0029―05
近年来，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当前理论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400余位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意欲明确并强调，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所谓“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相应地，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就是以教育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教育理论研究者就是以教育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顾名思义，“责”是指职责，“任”是指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1]我们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前者研究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还是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福祉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地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2]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因此，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齐格蒙•鲍曼指出，“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4]；“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5]；“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6]。因此，理论研究者理应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求理论研究者以其特有的专业研究来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然而，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削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责任，也是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但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的经济责任是不同的。比如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的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就不是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研究中，而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才开始关注，而且关注的也只是报刊上已经炒得过热的就业问题，而对金融危机可能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关注不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专业、课程、教学、师资与人文教育的影响的关注就更少。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金融危机一爆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先生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前的学术责任意识，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发展机遇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组织本院的教师、博士生进行研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的预警性的理论研究文章。对此，潘懋元先生深刻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要有前沿意识和前瞻预见，对改革的重大问题要下功夫抓住，而不是一味赶热点、唱赞歌。他针对目前整个高教界对前沿性的理论与前瞻性的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低的情形告诫说：“要具有这样的眼光，对前沿性理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有的可以及时组织笔谈，有的则要提出建议，引导长期研究。”[7]潘先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九十岁学术老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精神风范，模范地履行了一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
无须赘言，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理论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理论研究者为着并依靠着理论思想而生活，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理应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这是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8]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
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9]总而言之，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 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研究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1 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
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是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为此，他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文明成果，不断研究新事物，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我们说，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发展，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 ”[10]，就得敢于过一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生活；同时，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陶冶出学术工作必需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一名理论研究者应该具备理论的想像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是一位富有想像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1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M.Keynes）所言，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12]由此可见，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13]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14]另外，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以学术为志业（Beruf）、以学术为生命。曾国藩曾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因而要敬畏学术，抛弃“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十年磨一剑，具有一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继绝学、开未来的胸怀。只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板凳敢做与甘做十年冷”，才会有学术理论上的大创新、大建树。
当前，年轻的理论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不闻不问”，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调查研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
唐纳德•肯尼迪指出，“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5]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16]，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17] 从学术道德而言，学术责任首先是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即独创权和优先权问题、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始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令人痛恨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一样，每个人大都憎恨别人，而每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腐败其中。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等外在性因素，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
另外，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的忠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18]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有一种更微妙的冲突，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他们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而更倾向于忠诚于自己所属的一门学科的原因所在。
总之，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2 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因此，理论研究者要想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布鲁斯特等，1971）美国首法官沃伦指出：“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19]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20]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大学和研究组织就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它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它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民主的保障，学术民主也意味着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不能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精神自由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21]我们不应该有“民族（种族）中心论”与“阶层优势论”的观点，对外来者（异域文化）、少数群体等都要尊重与关注。 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是与探求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切真理为伴的，不应该有狭隘的研究藩篱或禁地。
有必要指出，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学者有义务为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以便由其他学者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解决理论分歧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资料来源问题上让学者质问学者，而不是让政府通过传讯来查问他们。”[22]“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23]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圈的人士来自由平等地争鸣解决，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
3 群体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形成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一个人关在书屋中苦思冥想的事情，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共同事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所言，“科学的发展是逐步积累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许多人互相修正和批评，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产物。”[24]“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25]因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多根和帕尔指出，“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26]这就出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倾向。因为研究和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往往要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学术共同体应该作为理论研究者的一个避风港，保护理论研究者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学者们和理论研究者们可以追求他们冒险的几种选择――教学和探究，免受外界的紧迫压力，没有吵闹着追求伟大荣耀的精于世故的人的打扰。这种学术共同体能够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
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派的建立。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一种理论学说的成熟和在学术界中的共同认可。学派既具有发展理论学说的功能，还具有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27]一个学派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第三代等等。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是很深刻的，其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但是，“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28]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学派是因为学术事业而自然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是江湖门派，更不是政治帮派、宗教系派。当前有些学派正在堕落为垄断学术资源、保持话语霸权的学术帮派，很值得警醒。
学术共同体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派研究范式，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研究纲领（“内核”与“保护带”）。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方法是为了解决研究问题而形成的，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能固步自封，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要谨防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为方法而方法，为理论而理论”的不良倾向追求。“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世事。”[29]只有方法没有思想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学术工匠或学术巧匠，却称不上是学术人，我们必须在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密切联系。一流的学术大师的方针是能够“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将方法与问题、价值、思想融为一体。“如果一个学术团体气氛活跃，成果卓著，那么必然存在着可供个人之间探讨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它应当源自研究者的工作并重新引入研究当中去；研究的进展决定了它们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引导着研究的进展。专业协会正是因此才有它存在的学术上的理由。”[30]
因此，学会、学派、学术共同体以及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术理论研究深化与成熟的标志，也是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群体条件。
4 实践条件――理论与实践统一
“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因此，理论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投入到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中去，以更好地履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理论工作者与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成就的保存者，理论工作者似乎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是领导者，在新的知识领域探险，进行理论创新与技术改进。理论工作者将社会反射于自身，同时又通过提出难题来挑战自身镜像。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入世和“学术研究的”超然之间摇摆。大众媒体、可视性和变化多端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媚俗的追求倾向于把镜头对准官员学者、明星学者和投机取巧的学术混子。同时，还有沦为像有些“外国资本势力的买办文人”和某些“国内富贵阶层利益的雇佣学者”那样的吹鼓手，或是“乔扮”于一个所谓社会“弱势群体”的呐喊者形象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理论研究者应该基于自己对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问题的体验与认识，从一个学者的“求真”品性、一个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的责任与使命出发来反思与观照公共领域中尤其是与自己研究领域里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由技术理性转向实践理性，最后走向解放理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超越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解释与描述、诠释和解释、批判和解放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把批判与解放辩证统一起来，把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与研究结果的价值涉入统一起来，导向“理解的共识”，达到“视野的融合”，实现科学的统一性、理解对象的统一性和解放事业的统一性。理论体验是一种解放的体验，它同时也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
一切真正的理论研究者都应担负起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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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 and its Realize Conditions
DONG Li-pingHUANG Hong-wu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2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s, the paper useing research methodes literature and speculation discuss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ent which should be fulfilled by theory researche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morals, and so on, proposing four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society responsibility: The theory innovation and the academic autonomy as individual conditions, 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academic democracy as soci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 of thought form as the community condition and the unif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practice condition.
Keywords: theory research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ize conditio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