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与2001、2002、2003年《考试说明》的比照，可以看出：
1、今年的《考试大纲》仍然坚持
(1)突出考查学科基础主干、核心的知识内容，坚决淡化或删除过于繁、难、偏、旧的知识；(2)突出考查学科双基及综合应用双基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3)强调对实验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查；(4)关注理论联系实际；(5)立足学科内综合。
2、《考试大纲》是到达胜利目标的指路牌
要搞清以下四个方面：
(1)化学科考试知识内容范围---各部分的要求层次，是了解、理解，还是综合应用。(2)化学科考试的能力要求---理解能力、推理能力、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在化学学科的体现。(3)化学科考试题型示例的各种题型功能的展示及难度层次的认定。(4)样卷的编排组成形式与结构、化学科本身的整体难度。
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考试专家曾对高考中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有精辟的说明：
(1)高考不可能脱离知识去考能力；
(2)高考考查的知识是对高中所学知识的抽样；
(3)高考所要考查的能力层次是高中学生所能达到的能力水平；
(4)高考所要考查的能力主要是笔试环境下能体现的能力，并不是不顾知识基础的超越能力。
考试的难度是由总体形势决定的。不要把考试说明当成浓缩的复习资料，试图从中挖掘命题源头或考题的相似形是徒劳的。
1、注意考查范围，避免因超纲复习而枉费时间和精力。坚决、果断、彻底地抛掉教材里没有的、《考试大纲》不要求的、老师不讲就不可能知道、必须靠记忆才能掌握的、无再生性的内容。比如：
甲烷的实验室制法化学方程式、电石的生成、二烯烃的1，4---加成和1，2---加成、乙炔与水的加成、乙炔三聚成苯、六六六的生成、苯与溴的反应实验装置与现象、加成规则、消去规则、果糖的结构式、烷烃异构体的熔沸点变化规律、硝酸盐的分解规律、硫化氢的可燃性及其与二氧化硫反应、硫化氢的强还原性及与重金属离子的沉淀性、硫酸氢钠固体与食盐晶体加强热制氯化氢、五氧化二磷与冷水、热水的不同反应、偏磷酸及酸式磷酸盐、双指示剂的使用、配位键、分子极性的判断规律、复杂的氧化还原方程式的配平、硅和强碱溶液的反应、铁盐溶液与碳酸盐溶液等双水解反应、二氧化硅与氢氟酸的反应、重晶石、萤石、冰晶石的成分……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期稳定不变的内容，往往是必须掌握的、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重点、基础知识，基本的解题规律、思路和技能。
2、注意各部分内容的要求层次，准确把握深度广度，务求落实，万万不可含混不清。
例一：已知NH4NO3N2＋NO2＋H2O
指出何种元素被氧化、指出何种元素被还原、指出何种物质是氧化剂
指出何种物质是还原剂、指出何种物质有氧化性、指出何种物质有还原性
指出何种物质是氧化产物、指出何种物质是还原产物、指出氧化产物与还原产物的质量比。如果只能从配平入手就是低水平，若能以电子得失守恒去解题才是真正掌握氧化还原的知识和能力
例二：指出下列符号里各数字的意义
明白其中各个数字的含义是对化学用语的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必然。
例三：(1)以镁铝作电极构成原电池，指出电解质溶液是稀硫酸时的负极和正极?写出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式。
(2)以镁铝作电极构成原电池，指出电解质溶液是氢氧化钠时的负极和正极?写出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式。
(3)以铜铝作电极构成原电池，指出电解质溶液是稀硫酸时的负极和正极?写出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式。
(4)以铜铝作电极构成原电池，指出电解质溶液是浓硫酸时的负极和正极?写出电极反应式和电池反应式。
对原电池的形成条件、电极命名、电极反应、电池反应的认识，是在解此题时得到检验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在解此题时得到巩固和升华，更加深刻理解电解质溶液在原电池的形成条件中的作用、书写电极反应时的作用(维持电荷守恒、维持物料守恒)。
3、重在提高能力。
考试大纲中的能力要求都比较原则，不够细致具体，要善于把这些原则的东西具体细化。比如理解能力就要从对概念原理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更要能表述；推理能力必须跳出只记结论的误区，关注过程和方法。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只有在复习中对每一个实验的全程"悟"理的思考来获得；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只能在回归课本加强阅读的实践里提升；解题能力需要在"建模"上下功夫，如：
热化学方程式：查状态(g、l、s)---查H正负---查单位(kj/mol)---查热量与化学计量数对应。
有机物的推断：抓官能团---抓典型反应---抓特殊条件---抓特殊产物--抓特殊现象
阿伏伽德罗定律及其推论：PV=nRT、PV=mRT/M
关键词：课程结构；教学法；理论与实践；互融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172-03
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是师专语文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结构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到该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目前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存在的问题，拟从职前教师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一视角出发，以教师教育的政策和理论为指导，论述如何优化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提高教师的职业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新课改的要求。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结构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就该课程的结构而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1.课程结构设置与培养目标不吻合。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的开设除了让学生掌握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必须的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而现在的课程设置偏重于理论，而且抽象、空洞，缺乏情境性，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能力培养不给力。
2.课程结构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目前，当教师的“门槛”越来越高，教学法课程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学生将来参加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和社会教师招聘考试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要求，但目前该课程的设置有相当多的内容陈旧，时代性不强，与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脱节、与社会教师招聘考试脱节、与学生需求脱节、与实际基础教育教学脱节。
3.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隔。理论课程结构的设置没有按照实践课程结构的设置，两者之间在时空上都缺乏全面统筹的安排，条块分割现状严重，二者缺少互融性。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和理论依据
任何问题或行为的研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对课程结构优化问题的探讨，需要一定政策和教育理论的支撑。有关政策性文件、教师教育理论、整体性结构理论等，为课程结构优化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1.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我国2012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价值追求，明确提出了“教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三大理念，设计了“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三目标领域，并细化了每学习领域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这些理念和目标为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指明了方向。[1]
2.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现代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向是以专业化为核心的教师教育改革。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师的内在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或教师内在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2]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内在专业基本素质。它强调自主性，是自主学习、实践、体验、反思与探究的活动，而不是外在和被动知识灌输和技能的培训。就职前教师教育而言，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为教育者提供专业发展的环境，即建设小学与大学积极共赢伙伴关系，诸如专业发展学校（PDS），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践情境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情境中获得体验，获得对理论的解读、反思与建构，从而改变传统教师培养过程中先接受理论学习，再进行呆板的职业能力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割裂的培养方式。[3]教师专业发展既是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根本出发点，也是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优化的主要目标。
3.整体性课程结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整体性课程结构理论萌芽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在借鉴结构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站在不同视角上提出“三层次说（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去把握课程结构）”、“表层―深层说”和“两形式说（即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虽提法不同，但他们对整体性课程结构共同看法是，不但要从课程整体到局部上去把握结构，而且着重从课程价值取向以及人的发展意义上去把握课程结构。[4]以上观点为小学语文教学法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策略
所谓“课程结构的优化”是在社会需要、培养目标、学生成长的整个大系统中检验课程设置，以期在规定的学制时间内和现实条件下取得最佳效益。[5]在把握了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存在的问题、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笔者侧重以培养学生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能力为核心，以社会需要、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生专业需求与发展为基点，尝试建构全程性的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课程结构。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目标应是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发展、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的，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较全面的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理论知识和熟练的小学语文执教能力，并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和一定的科研能力的具有专业发展潜质的能胜任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基于以上目标，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群结构应由“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和“活动课程”四个子课程结构有机结合，互融共生，组成全程性小学语文教学法的课程结构体系，进而逐步对各个子课程内部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
1.构建完整性的理论课程结构。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主要是按学术理性取向，以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设置，课程内容纯理论性，结构单一、抽象难懂，课程内容缺乏活力。根据本课程培养目标，从宏观上看，课程结构应体现这样思路：教学是什么（弄清语文学科性质）――为什么教学（目的是弄清语文教学目标性问题）――教学什么（弄清小学语文到底教什么才能完成教学目标）――怎样教学（弄清用什么方法或途径来呈现教学内容）。确定总体思路后，再针对每个结构环节进行实质性设计。从中观上考虑，“教学什么”这章节主要包语文课程的定名及语文课程本质认识发展历程。“为什么教学”这章节，应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小学语文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世界母语课程改革及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历史、现状和趋势、21世纪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等知识结构。“教什么”这个知识环节也涵盖了古代、近代和当代语文课程教学内容、小学语文课程（拼音、识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内容、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至于“怎么教学”的知识主要是由小学生语文学习心理、小学生语文学习方法指导、小学语文汉语拼音教学、识字与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综合性学习和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等。课程结构从宏观和中观设置后，为了确保课程实施的有效性，课程结构的微观设置是我们关注重心，也是难点。微观课程结构的设置要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走向学生本位、问题解决本位，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情景为基础，把抽象、概念性的理论知识基于特定的情境、基于特定的案例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把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与鲜活的情境、案例有机整合起来，在每个理论知识环节设置有特定情景、理论知识的感知、案例研讨和质疑探究等更细的环节结构，让学生在基于情境、基于案例中进行理论知识的理解、感悟、质疑探询，主动建构知识，这样既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学习习惯。理论课程安排在第三和第四个学期开设。
2.构建与理论课程互融的实践课程结构。教师职业能力是经过一系列系统化练习而习得的完成一定教育教学任务的动作方式或心智方式。教师实践课程是以关照小学语文教学法理论学习中的教育体验，是以学生获得实践性知识与职业能力为宗旨的，沟通理论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为学生提供一个专业发展平台的重要课程。这样的课程结构体系不仅能使学生在实践情境中将理论习得的知识有效转化为个体实践性知识，形成职业能力和智慧，而且能使教师应有的专业情意和专业品质得到进一步优化。教育实践课程也分为两大体系：校内实践课程和校外实践课程。校内实践课程主要是在一定的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与理论知识课程同步的、共融的技能训练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三和第四学期。
技能训练课程结构主要涵盖以下要素：朗读技能、备课技能、课程资源开发技能、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课堂教学实施技能、课堂观察与分析技能、教学评价技能、说课与评课技能、小学语文课外活动设计与组织技能、教学反思技能、教育研究技能等。
校外实践课程是在师范院校与基地小学密切合作的前提下，基地小学为职前教师提供零距离的专业发展的真实实践情境（场地），以教育体验、职业技能训练为内容，以培养学生教育实践能力智慧为目标的课程类型。校外教育实践课程体系结构必须体现全程化，贯穿在专科三年的学习中，要现体连续性、阶段性、渐进性，形成与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的有机融合。教育实践课程结构体系包括观摩感知性见习、专题性见习、教育实习与反思、顶岗（就业）实习四个模块，是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基本形式和关键环节，是师范生获得观摩―参与―研究小学语文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
其中观摩感知性见习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一、第二学期，每两周规定时间开展见习实践活动。有计划地安排小学校长、语文名师的讲座与报告，观摩小学生学习活动、观摩小学主题性活动，观察小学日常管理，听小学语文教师上课、评课，参与小学语文教研活动等内容，设置观摩感知性课程主要是让学生走小学、亲近小学、熟悉小学，感受小学教育文化，了解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内容、工作过程，以及工作过程中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进而让学生在学习教学法理论课程时获得前置性教育经验，开阔学生教育视野，培养学生专业信念和情感，激发学生学习理论课程的动力。
专题性见习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三、第四学期，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理论课程的学习主题，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或带着专题性问题任务，安排学生到基地小学观摩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了解小学生的学习语文的心理特征、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小学语文教学的规范与过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与方法，以及了解小学语文教研活动组织与开展等，进一步对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与深化，为开展校内教学技能训练提供经验与方法的支持。
多层次的、渐进式的见习是语文教学的体验性感知阶段，是教育实习的前奏，为教育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教育实习与反思主要安排在第五学期上半学期，实习时间是一个月。实践要素主要包括教学实践与反思、班主任工作实践、参与基地小学语文教研活动、语文课外活动组织与管理等，教育实习结束后撰写教育实训报告。
顶岗（就业）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要求学生到农村小学独立完成一学期顶岗实习任务，让学生全程参与或投入到教学实践当中，丰富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思想和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求职水平和成功率，为他们顺利入职奠定坚实基础。
3.重构选修课程结构体系。选修课程是主修课程的拓展与深化，目的是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小学语文教学法选修课程结构体系应以小学语文教师职业能力发展为主线，顺应教育改革发展、语文科学的特点、就业需要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一些自主选修的课程。选修课结构设置要体现前瞻性、方向性、实用性，同时要调整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比例，增大选修课程的空间，扩大学生选课的自由度。基于这一设想，可以设置反映该学科发展规律与前沿性的课程，如世界母语课程改革趋势与教学特点及规律；可以设置教材研究的课程，如小学语文教材解读与分析；可以设置小学生学法研究课程，如小学语文学习心理与学习兴趣的培养、个别差异与教育、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可以设置教法方面的课程，如小学语文课堂学习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小学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学内容的呈现与课件制作；还可以设置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性课程，如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研究、小学语文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选修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五学期后半学期。
4.构建活动课程（隐性课程）结构。优化教学法课程结构，不仅要注意显性课程结构优化，还应重视隐性课程的优化。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比，虽是无意识的、非正式的、潜在性的课程，但它比显性课程的形式更灵活、更多样化。因它与显性课程之间有着内在的递进、转化和互补的关系，所以如果重视隐性课程结构的设置与实施，能有效地使学生在各种文化活动氛围中接受教育，并能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这是实现该课程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
活动课程往往是小学语文教学法隐性课程一个重要形式。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成立与语文教育专业相关的社团活动组织。比如成立话剧社，开展排演课本剧活动，培养学生对课程本剧的编导与表演能力；设立记者团，通过采访、写作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学生写作兴趣与能力；成立文学社团，开展手抄报、黑板报等编辑与设计活动，培养学生自办报刊的能力；此外还可成立书法协会、简笔绘画协会、音乐舞蹈协会、礼仪队等。通过成立多种社团组织开展活动，培养多才多艺的未来小学语文教师，为以后出色地组织小学生开展课内外活动奠定基础。
也可以定期组织各种讲座、演讲辩论赛、教师职业技能大赛，这样不但能开拓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维，而且还能增强学生教学技能训练的自觉性。
还可以开展校外活动课程，主要是组织学生志愿者参加基地小学的义务支教活动，两周一次，帮助基地小学开展主题班会、礼仪礼节教育活动、课外文体活动以及课程辅导活动，或协助基地小学领导、教师做一些辅工作等，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增强服务意识、专业意识与专业信念，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提高其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当然，活动课程项目的设置要根据自身学校特点来确定，各类活动课程的设置还要体现全程性、阶段性和连续性，同时还要注意与小学语文教学法理论与实践课程相衔接。
以上四类课程（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和活动课）在时间与空间上体现了递进、交叉、互融的特性，并有计划地贯穿于专科三年的整个过程，能更有效地实现本课程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解读[S].北京：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2013.
[2]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3]陈威.实践取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2013，（11）.
[关键词]教育理论；课程；教学
新课程改革作为一项国家行动，对教育研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明显的就是加快了许多理论问题的显露，促成且激活了许多理论论争，出现了“概念重建”“教学理论重建”等呼声。论争本身体现着学界的理论反思，然而作为论争结果的重建口号之提出，并不意味着反思的完成，而且常常只是一个开始。新课改进入阶段性总结并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化与创新的今天，教学理论的重建更成为迫在眉睫之事。教学理论的重建，显然离不开对理论论争的进一步反思。任何教育改革都必然涉及课程与教学这两个基本范畴。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就是近十来年教育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拟对近十来年课程与教学关系研究的论争进行审视，以一己之见，就教于方家。
一、研究概述：两种结果
截至2009年5月，笔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学术搜索”数据统计，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论文仅9篇，主题研究论文44篇，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则达900余篇；又根据超星数字图书馆的“读秀学术搜索”数据统计，有17部以上的课程与教学论教材中设有“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专节。探讨到这一问题的教育类教材著作达2000多种(未排除部分重复项)。就笔者所查阅的研究文献来看，除少数研究直接结合现实实践亮出观点外，大多数都是对既有观点进行归纳分析，其中不少人借鉴或重写了奥利瓦(P.F.oliva)的观点，而研究的最后结果不外两种。
其一，承认课程与教学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强调二者密不可分。至于二者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则大多数语焉不详，如“用‘和而不同’更能表达其间的关系”“只有一句话：密不可分”“课程与教学之间肯定存在着各种联系和交叉重叠部分，不可能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各自运作”或者只给出理解二者关系的要点，如只强调“以学生学习为出发点考虑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这类研究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课程与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课程与教学都以学习为根本；第三，课程与教学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即存在互为反馈的循环关系；第四，课程与教学不是包含关系；第五，课程与教学在功能上彼此依赖；第六，课程与教学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正好相对应的。或者只探究课程与教学关系复杂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课程与教学在现实实践中的内在联系，这使二者在理论上存在交叉关系，各有侧重，不可能清晰界分。[61319-321
其二，摆明自己的观点。这又分三种情况：一是认同课程是内容与教学是形式的关系观，如施良方等；二是主张教学包含课程或课程包含教学，持论者较少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典型者如黄甫全对大课程观的内涵及以之整合教学的必然性所进行的论证和人们普遍认为新课程改革就是课程包含教学的关系观体现；三是持整合(或一体化)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化正在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个重要趋势，甚至明确“课程与教学的一体化研究是人们研究课程与教学的指导思想”。或许这是1997年“教学论”专业名称调整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影响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们不能不明确一点，就是专业名称的这种变更，根本上不全是学术研究认识趋于一致的结果，还有出于社会资源分配均衡的政治考虑。
二、研究综评：五个缺失
单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论争够繁复了。然而，综观既有研究，面对所取得的众多成果，我们能给出的积极评价至多只能是，争论客观上对深入认识课程、教学及二者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更不得不承认，由于或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目前的各种研究结论还普遍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缺失。
(一)在对课程与教学概念认识、理解上仍然存在混乱
在对课程与教学概念认识上的混乱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认识深入，同时，认识方法也有待进一步探寻。讨论两事物的关系，必须以对它们各自的本体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为基础。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界定，必须建立在厘清课程与教学概念的基础上。对此，学界早有认识。20世纪末就有学者强调“概念误区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并指出“由于对教育中一些基本概念在认识上存在模糊或混乱，由此导致的教育学理论概念体系混乱，又导致了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模糊与混乱……要探讨清楚课程论、教学论甚至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一系列问题，要真正能够在元研究的水平上开展无课程论、元教学论，甚至元教育学的研究，根本的前提是首先要对教育学中的基本概念作一次彻底清理”。然而，到了新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反思阶段的今天，我们看到，在新课程改革中人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并没有因为“自上而下”培训塑造而达成一致，而仍然处在模糊与混乱之中。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离不开对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把握。同时，对事物独特性及其本质能否准确把握，又决定着我们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在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上，目前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局面，实质上是多种课程观、教学观争相呈现的结果。不同课程观、教学观的形成又往往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密切相关。翻检国内迄今为止的研究，我们发现绝大数研究者就课程与教学进行了词源学的考察，考察结果有人直接当作结论，有的人则只作为参考而进一步结合历史实践状况进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相对而言，后者就较为中肯却很少。还有，到目前为止对语源学考证方法的功能及其适用范围，还缺乏自觉的具体分析，对词源学方法的应用也多只是机械地追溯其出现的时间、本义和各阶段的意义变化结果，而没有深入探究所谓本义与后来的各派生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制约机制，终致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说服力。而结合现实实践情况进行总结的，又往往失偏于一隅，难达公允。如有学者认为：从实践关系看，课程与教学不是同时产生的，教学的产生要远远早于课程的产生。从现今流行的自有人类就有课程、教学的教育观来看，这明显的将知识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唯自觉化，而把自发性知识内容选择和组织排除课程概念之外了，即便再换一种新的如主张视课程为教育愿景的后现代观念为参照，仍难获得认同。
还有，大多数论者在界说课程、教学的时候，往往就课程谈课程，就教学谈教学，而不是把课程、教学放到它们赖以立身的更宽阔的视域中去看待。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教的概念是在学的概念的规定性中加上了又一层规定性”。“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活动”等。这些结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之处，如前例一中“又一层规定性”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样的规定性，并不明确；前例二中“教”“学”分开并列出现在定义中，二者本身并没有得到界定。再有的学者，要么直接认定“现在就要得出一个精确的并为大家所认同的课程定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方便进一步讨论而只对作为科学术语的“教学”进行规定；要么干脆承认课程与教学在理论层面都属于多义概念，在不同研究范式中的不同侧重是合理的，而在实践层面则随着学校外部的宏观社会脉络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主张“从艺术的角度思考课程与教学”及二者间的关系。
此外，某些研究从立场、方法到具体推论过程都让人耳目一新，得出的结论在宏观上看极具启发性，可由于对“确定性”“精确性”的追求，落实到微观上整体性说服力却大打折扣。如任长松的《课程与教学探异》，其“分析实在一赋予实在以名称一分析概念名称”的思路选择，“教育过程”的视野，对于“课程是什么”的几种理解的归类，在今天看来仍是新异而有说服力的，可在确认“从本质上看，课程是一个预期的或期望实现的计划或方案”之后，把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设计的学习者的学习方案，称为课程，又回到了“课程”即“学程”，没有突破把本身是开放的计划或方案当作行动的不变依据而封闭化的认识局限。
总之。课程、教学的概念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澄清，这是探讨二者关系的前提。
(二)国内流行的课程观、教学观和课程与教学关系观，多引进国外而少本土性建构思考
科研往往始于本土性问题的发现及其解决要求，观念的形成亦然。然而，我们仔细鉴别既有研究赖以为基础的课程观、教学观，不难发现，目前国内流行的课程观、教学观基本上是以引进的欧美课程观、教学观为参照标准建立起来的，其中多是对国外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引用，缺少更深层的本土性的建构思考，没有生动的逻辑力量，难以获得基本的民族认同感。如对“课程”的词源学考察，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课程”的考察，往往只是为了印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西方curriculum所表达的内涵的课程概念，取朱熹时代所用“课程”概念内涵，而舍弃此前的“课程”内涵探究。当然，这或许是近代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对欧美先进印象所留下的后遗症。再如课程与教学整合(一体)化研究，虽然现阶段“整合”声正日益响亮，但已有论者指出，“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国内学者们在讨论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发展问题时，多是直接或间接地解读美国学者韦迪(R，Weade)所创造的一个新术语一‘课程教学’概念……国内相关文献中类似的术语引用几乎尽源于此”，西化痕迹极明显。既得成果中值得注意的，有姜国钧等人对课程与教学的词源学考证，尤其获得了“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译本佛经中，而非唐代”的结论这样典型的本土性成果，只可惜没能进一步深入到传统教育文化分析；还有史耀嫒等人提出“先通过书斋式理性预设，而后步入纷繁复杂而又具体的教育实践”，作为外来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必经之途，黄伟“面向实践的本土化的”嚏构呼吁，靳玉乐、罗生全以本土化为课程理论文化自觉的研究逻辑的主张，钟启泉以人的尊严的恢复为前提对课程与教学本真意义的回归之倡导。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无国界的，但“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告诫我们，对国外先进理论的有效借鉴，是以本民族自身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的。建国前主要引鉴欧美教育理论，建国初专一进口前苏联教育理论，紧接着20世纪60-70年代又受到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教育学遭受灭顶之灾而荒芜。进入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教育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引鉴的范围和力度，所取得的实绩，都较前更大。在课程与教学问题上，多元文化理论、后现论和生态学理论的引入，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刘红、孟凡春发表在《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课程与教学》，是不多的专门的正面研究之一。但由于建立的背景不同，对欧美课程论与前苏联教学论的概念体系的引鉴，本身存在些许“唯洋主义”心理以及不同程度的食洋不化，加上基础薄弱而又实际调查研究不足，加上西方频度很高的课程与教学变革所带来的新理论继续不断的引入且一度占据了教育理论阵地，导致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的认识和争论上理论提升一直不够，使二者关系始终处于纠缠不清和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
(三)绝大多数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教育之外，陷于就事的学术近视
课程从来不是为课程自身而产生和存在的，教学亦然，它们都与人类教育活动发生发展过程紧密相关。对课程与教学的认识，必须在更高的教育层面找到其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研究，还得以弄清教育与课程的关系、教育与教学的关系为前提。这或许是目前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研究最大的问题。然而，从其展开课程与教学关系的探讨时的表述看，多数论者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还模糊不明，如“‘课程’与‘教学’是课程与教学领域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任何从事课程或教学探究的学者都必须思考=者之间的关系”“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困惑”，其中“课程与教学(理论)领域”与教育的关系就不明确。于是，那些仅有的没有忽视教育这个大背景或者说依据的研究，就显得颇为珍贵。例如，1998年有学者立足“教育过程”明确指出“对课程与教学的不同理解，往往反映了对教育领域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维取向以及对话者不同的教育观念”；2002年有学者在“现代教育”视界中看造成课程与教学分离的认识论根源；2008年有学者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出发，认为目前针锋相对的“大教学观”与“大课程观”并无本质区别，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重建的“课程”概念与时下教育学体系不匹配，主张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有条件的跨越式发展。也有的具备教育意识而未能有力论证课程与教育的关系，如黄甫全1999年《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就论说过于笼统，未能区分课程与教育进程之间的实质性差异，终被指责为泛化课程概念。
值得提醒的是，任何视角的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教育这一课程与教学的根本归属。如正日趋热闹的课程文化研究、教学文化研究，以文化这一极富涵摄力的视角，提醒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不能离开人这一根本，但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僭越教育而沉溺于所谓文化的泛泛而谈。
(四)常常粘滞、囿蔽于当下的课程与教学实践而缺少应有的历史眼光
没有历史眼光，就会对传统教育文化资源视若无睹，从而直接影响研究的理论深化。我们固然必须立足于现实需要开展研究，而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但过分粘着于现实实践，必然难以在理论认识上实现水平提升。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多种，有的关系明显地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则只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而呈现得日益清晰。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直接关涉到教育何以为教育，当属于后者。我们只有在课程与教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视域中，才有可能实现对课程与教学本体的观照及二者关系的考察。然而，综观既有课程与教学的词源学考察，都还没有深入辨析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课程”内涵，从而没有认识到“课程”在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经历了“考程”到“学程”，再到“教程”的嬗变，更没有认识到造成这嬗变的根本原因——教学者和学习者，或者教学者引导学习者一起，屈服于通往教育愿景的考核单位及其程序、标准，把它们当作目标而抛弃了教育愿景本身，学习者为应对考核而学习，教学者为应对考核而教学。如“教学”，姜国钧考证了与现代汉语意义相近的“教学”概念指称语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中，而非通常所说的宋代，但其对“教”的解释“指教和学的双边活动”，却又“以今套古”，丧失了历史力量。另外，董小平、靳玉乐立足于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的现实状况，从主体、目标、内容、评价四个维度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不可否认，但单纯从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的现实状况立论，也对自身造成了“应制性”的局限。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本来就是泊来品，至今也就一百年左右，且以进口西方理论、理念为主，根本上就是西化的东西，而且被广为接受了，连“教育学”及其基本的“教育”等概念、教育观念都是进口的，国内的(大)教学论是进口前苏联的， (大)课程论是进口欧美的，谈不上什么历史感，更不要说什么民族认同感。此言差矣。现有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课程史研究和教学史研究，正以越来越多而且有力的成果，证明着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精深博大。如果研究者们能够进一步充分深入研究传统课程文化，尤其是教学文化，厘清本土性的课程观、教学观及其建构机制，在确立中国自己的课程与教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再适时引进、借鉴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以丰富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应该自然具有生动的历史感，从而能更好地引发民族认同，在现实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提出的主张或得出的结论，往往理论合理性论证有余而现实实践可行性论证不足
这在大课程观和课程与教学整合化(或一体化)研究上表现最为突出。黄甫全对以课程统整教学的大课程观论证，基于鲜明的主观意愿性，超越已有教学及其理论包含课程及其理论的已有观念，而学术品格力量不足。否则，用同样的方式反过来论证以教学统整课程的必然性也无可厚非。这种论证中的主观意愿性自然是出于论者的理论思考，但其“课程的重要性已远远地超过了教学方法的重要性”的理论论证，并没有对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必须同时面对“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处境予以理会，使其大课程观的基本内涵、历史必然性、动力依据和研究立场的论证，虽以对建国以来课程与教学进行历史分析为基础，却仍不是具有实践可行性的论证。
[关键词]高校 艺术理论课 专业课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5-0159-02
[作者简介]李文杰，北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吉林吉林132013）
目前国内高校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基础造型课程，一部分是专业课程，还有一部分是艺术理论课程。这三部分课程主要是从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出发设置的，彼此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艺术专业学生来说，完成优秀的设计作品离不开扎实的造型能力，离不开设计专业知识构架，更离不开艺术史论知识的文化内涵。艺术理论课程的设置是为了让艺术专业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以史为鉴，了解、借鉴并会应用各种传统文化元素，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设计之路。同时艺术理论课程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提升艺术品位，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但是，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多所艺术院校课程设置及其教学效果的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学生对开设的艺术理论课程不够重视，甚至有的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拿够学分才学习该课程的，致使该课程形同虚设，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一、高校艺术理论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课与理论课缺少互动与衔接
艺术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是与专业课程互动并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但是传统的专业课与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是各自分开的，在教学过程中不注重这类课程教学效果的互动与衔接。例如，目前艺术院校理论课已纳入基础课程体系，课程基本上是专任专教，有的专业任课教师从没教过理论课，也不知如何建构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更不知学生该掌握哪些基本知识，结果使艺术理论课教学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设计作品的生命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积淀，而史论课程的教学是构建学生设计作品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内容。史论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在于提升学生有关设计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设计创造的文化底蕴及文化创意思维能力。艺术类专业史论课程体系不仅包括设计概论、设计史、中外设计鉴赏与艺术比较研究等理论知识，在教学内容上还包括相关学科的导人，例如文学、电影、音乐等。然而，艺术类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史论课程多数是为了学分与考试，没有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设计作品中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从而失去了理论课指导实践、导引实践的重要意义。
2.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佳
目前，全国有近800所院校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20世纪90年代，艺术史论课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陆续在全国各大学及艺术类院校开设。从专业发展逻辑看，这些课程本该受到学生的欢迎和重视，然而，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艺术设计史论的教学效果与预期教学目标相差较远。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觉得史论课教学枯燥、乏味，很难引起大家的学习兴趣。一方面，将所学史论知识应用到设计实践当中以实现史论知识与设计实践的整合，对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教师仍以传统的授课方式来传授理论知识，学生仍以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的方式来学习新知识，师生之间缺少交流与互动，难以产生共鸣；此外，就课程性质本身来说，理论中的一些知识点是固定的，如不同时期的设计流派和风格以及相关的代表性设计师及作品等，发挥的空间有限，很难讲出新意，再加上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也就很难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破解高校艺术理论课教学问题的主要思路
虽然高校艺术类理论课教学效果问题已引起艺术院校有关教师的重视，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但目前很少有人从专业课与理论课教学效能互动并整体构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角度来研究解决当下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摆在高校艺术专业人才培养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加强新生专业课导入教育
由教学经验和专业实践丰富的专业课教师以专题讲座形式，在新生进入正式专业学习之前向其介绍未来四年所要学习的专业课程体系，使学生明了设计专业课程和艺术史论课程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各门课程对综合设计能力的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制订未来四年的专业学习计划及每年的学习计划，使学生对专业课学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做好具体安排，使大学学习生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加深学生印象，可以引用一些成功的专业设计案例加以说明。例如，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系列设计，包括会徽、火炬、奖牌、颁奖礼服乃至开幕式设计等等，通过对这些案例在设计当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以及各自风格及其与整体风格的呼应等内涵的形象生动的讲解，学生自然会明了学习艺术理论课程的重大意义所在，从而激发其学习专业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调整专业课与理论课开课顺序
打破以往艺术理论课和专业课并行授课模式，使艺术史论课开课安排在设计专业课程之前。艺术史论课程就像素描、色彩课程一样，是为正式进入专业设计之前对学生进行基本设计能力的培养。如果素描、色彩课程是为了强化学生造型和色彩感知整合能力，那么艺术史论课程就是为了加强学生对传统艺术文化及相关艺术理论的认知。在学习设计专业课程之前开设艺术史论课程，不但符合学生学习的渐进规律，还能为学生以后的更有文化内涵的专业设计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3.打破已往“专任专教”的教学模式
为了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应打破专业教学实践以往“专任专教”的教学模式，艺术理论课教学可由专业课教师承担，在教学内容上增设经典案例分析等环节。目前，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师的分工越来越细，从事专业设计课程教学的教师很少问津艺术理论课程，而从事艺术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大多专攻自己授课领域的研究。这种“专任专教”的教学模式严重阻碍了课程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及学生整体设计能力的提高。为此，只有将这种模式打破，专业课程教师才能真正地将艺术史论知识融入到自己及学生的设计实践当中，真正做到所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
论文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概论，教学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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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7]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
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
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
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何彰显、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水平都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政治态度的形成规律，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特点使用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效性。使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信仰形成的政治态度改变过程。
关键词：翻转课堂；跨文化沟通；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引言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倡议、新时代下人才培养等都对21世纪的大学生提出新的标准与要求。针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河北省某省属重点高校对大学英语进行了教学范式改革，在通用大学英语(EGP，EnglishforGen－eralPurposes)的基础上为学生增设学术英语（EA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和跨文化沟通（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课程，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适应全球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做出努力。本研究试图通过《跨文化沟通》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探索大学英语对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路径，为相关研究提供基于实践的一手资料，为其他高校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翻转课堂
近年来，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的研究与实践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翻转课堂的“翻转”是针对传统课堂而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课上讲，学生课后练，知识学习在课堂上，知识内化在课堂外。而翻转课堂是将知识学习和知识内化颠倒顺序，即知识的学习发生在课堂外（课前），知识的内化发生在课堂里（课上）。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课前学习任务，学生通过微课视频等方式自学相关内容。课上师生合作，一起解答疑难问题，再通过教师引导下的小组讨论、课堂展示等活动达成知识的内化，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应用。选择翻转课堂理念来设计《跨文化沟通》这门课程是由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和翻转课堂的优势所决定的。
（一）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教学任务多，课时少。大多数高校目前都在压缩大学英语的课时，而教学任务并未减少。其次，班容量大，师生互动少。学生人数众多，英语水平差异较大，教师很难关注到每一个学生。传统教学模式下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较少。再次，反馈不及时，学习效果不佳。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时间主要用于知识的传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课后的作业或小测验。教师难以及时、动态地掌握学生学习状况，也就很难对学生做出有针对性的指导，造成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
（二）翻转课堂的特点和优势
教育界的很多学者和一线教师对翻转课堂的特点和优势进行了研究。虽然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相对于传统课堂，翻转课堂在以下几方面更具有优势。第一，翻转课堂有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掌握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遇到难题，学生既可以跟同伴一起讨论；也可求助于教师。每个学生遇到的问题可能都不同，但这才能使学生发现自己学习过程中的难题。第二，翻转课堂有利于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均发生了变化。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了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1]。学生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学习参与者。翻转课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2]。第三，翻转课堂能充分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自己掌握学习进度，发现个性化问题，课堂上大大增加了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更有针对性地辅导学生，最终贯彻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3]。综上所述，翻转课堂的特点与优势恰恰可以克服传统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些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翻转课堂的理念和模式对《跨文化沟通》课程进行教学设计。
二、跨文化沟通教学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因此，跨文化沟通能力成为这个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4]指出，我国大学教育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针对大学英语教育，《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7）[5]中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有效地跨文化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本研究是课程教学设计，因此，仅对近5年的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沟通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在知网搜索页面按主题“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沟通”，并含“英语教学”，时间限定为2013-2018年，搜索到2444条记录。但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仅有220条记录。再手工剔除“学界动态”、“征稿通知”等无关信息，仅余138条记录。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跨文化沟通教育受到了广泛关注，但高质量的论文并不多见。通过知网，对这138篇文章做计量可视化分析。2013-2018年间，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一直保持较高的发文量，但总体趋势平稳，变化不大。被引最多的文献是上个世纪末出版的一些关于跨文化的著作，如《跨文化交际学》（贾玉新，1997）、《文化与交际》（胡文仲，1994）、《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1999）[6-8]等。或许可以推测：关于跨文化沟通教育，近年来并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之作，对该领域的研究还需要向更深的层面推进。从热点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教学”和“外语教学”等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关注点上浮，更多是宏观层面和整体趋势的探讨，缺乏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也少有更深层次的创新研究。因而，本研究着眼于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力图对跨文化沟通教学有所创新，特对“跨文化沟通”课程进行了如下教学设计。
三、《跨文化沟通》教学设计
《跨文化沟通》是河北省某省属重点高校进行大学英语教学范式改革的举措之一。自2014年起，为推进大学英语教改的内涵式发展，顺应时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针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该高校在大学英语即通用英语（EnglishforGeneralPurposes，EGP）基础上增设了《跨文化沟通》课程。基于翻转课堂理念，对《跨文化沟通》课程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等方面的设计。
（一）教学目标的设计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重要内容，是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的依据。在前期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将《跨文化沟通》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为：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通过《跨文化沟通》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跨文化沟通的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思辨思维、合作学习能力和课堂展示技巧。
（二）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内容的选择也是教学设计的重头戏。跨文化沟通课程组根据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需求和综合能力发展，拓展学习资源，整合教学内容。课程组经过反复讨论，选择庄恩平和NanM.Sussman（美）所著的《跨文化沟通》一书作为课程教材，并筛选了几个模块作为学生小组讨论分析的学习资源。模块话题包括节日（HolidayandFestival）、婚礼（Wedding）、教育（Education）、体育（Sports）、艺术（Arts）、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Collectivismvs.Individualism）等。课程组还特意安排了两周的自选模块，即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或学生的兴趣自行安排学习内容。除了课本，课程组为学生课前自学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包括相关文章、音频资料、短视频、微课、电视节目、演讲、电影等。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课程网络平台上分享学习资源、补充资源库。
（三）教学方法的设计
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基于翻转课堂的理念和合作学习模式。因此，理论知识的学习主要放在课前，由教师提供学生所需的学习资源包并安排学习任务。学生分为讨论组和评价组，隔周交换角色。讨论组学生课前自学资源包里的材料，并进行小组讨论，提交作业。评价组则以小组为单位，对讨论组的作业进行评价，并准备课堂展示。。此外，为了帮助学生进行课前自学和评价展示，课程组教师还分别设计了DiscussionForm和Reflec－tionForm，制定明确的讨论框架和评价标准，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跨文化沟通课程，不仅在设计上体现了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翻转”，也体现了师生关系的改善。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堂外，师生之间的互动数量大大增加，互动质量也有所提高。教师在翻转课堂的各个阶段都体现了学习促进者、帮助者的作用，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反馈，帮助学生真正掌握模块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注重课后的总结反思，要求学生在课后撰写反思日志。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供的框架写（收获-问题-解决办法或建议），也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通过对自己学习过程的反思，一是可以深入理解所学内容，二是可以培养提升思辨思维。在后期的访谈中，有些学生就提出“写反思日志让我受益匪浅”；“通过写反思日志，我学会了独立思考，自己分析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对教师而言，通过学生的反思日志可以看出学生真正掌握了哪些知识，还有哪些知识难点、重点没有掌握；这次课学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问题又在哪里。通过学生的反思日志，教师也要时刻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资源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取舍、教学方式的改善等等。
（四）教学评估的设计
《跨文化沟通》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指导，大大增加形成性评估在学生总成绩中所占比例。其中，形成性评估（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40%，终结性评估（期末测评）占总成绩的60%。考虑到《跨文化沟通》课程的特殊性，课程组对期末测评也做出创新性的改革。期末考核要求学生就某一个跨文化现象录制评析视频，并配以文字报告，对该跨文化现象进行深度解读。
四、《跨文化沟通》教学实践
经过3轮教学实践，课程组不断修改完善《跨文化沟通》的教学设计，并就课程满意度对学生做了问卷调查，选取个别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再辅以学生平时的反思日志，验证《跨文化沟通》的教学效果。课程组随机选取《跨文化沟通》的4个班179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52份。随后挑选了12名学生就跨文化沟通课程进行访谈。问卷结果表明，94%的学生对该课程持积极态度，认为“有必要（很有必要）开设《跨文化沟通》课程”。92.1%的学生认为“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更能激发学习积极性”。87.5%的学生认为“跨文化沟通课程能够提高跨文化能力”。在之后的访谈中，学生虽然觉得翻转课堂模式下，他们的学习任务增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学生仍然认可翻转课堂对他们的积极作用。有学生在访谈中提到“这是上大学以来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门课”，“学习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很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小组合作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个人认为这种学习方式非常好，能有效提升我们的思辨思维”等等。学生的反思日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总体来看，基于翻转课堂的《跨文化沟通》教学设计符合学生需求，受到大多数学生的认可，从学生的学习表现以及反馈来看，教学效果良好。
关键词：跨文化能力；课程教学；改革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62-02
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既是我们跨文化教学的理论研究课题，也是我们跨文化教学的一个实践过程。如何把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理论研究和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本次研究的重点。根据本次研究的重点，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研究和阐释思路，即本文分两部分进行研究和阐释。一部分是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研究，一部分是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下边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对自己多年相关工作的反思，在参考其他研究者著述的基础上，对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及其相关问题阐释如下：
一、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理论研究
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跨文化能力培养、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对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现状的思考以及对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所需要的教育教学理论。
（一）跨文化能力培养
所谓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主要是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根据所教知识内容和具体的教学要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各种跨文化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包括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学生的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等诸多能力培养。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主要应该突出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语言的习得能力。前者，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是对学生所学外语知识的检验过程，同时也是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一种培养。学习的目的就是应用，外语学习的目的更是应用。如果一个学生学习了某个外语后，不能进行跨文化交际，即达不到具体运用的目的，那么这种学习是一种失败的学习，一种毫无意义的学习。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从教的角度讲，学生这样的学习结果，标志着我们教学的失败。即，在具体的外语教学过程中，没有注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导致了学生学习上的失败。其次，外语学习的另一个目的是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所谓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是指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另一种文化现象――外语学习时的语言习得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掌握具体的学习规律，而且还能培养学生把这种规律运用于学习其它语言的能力，即某一个学生在学习某一个语言时所获得的能力，他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快速、高效地学习其它语言，即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的能力，应该主要以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为主。前者是我们学习外语的基本目的，后者是我们学习外语时主要目的。因为两种能力对学生的学习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
所谓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就是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究一种体现新课程改革精神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体现新的课程改革精神的教学模式。在这种课程改革精神的影响下，新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加关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的培养。特别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我们的老师更加突出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加突出对学生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的培养；其次，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学模式研究与传统教育背景下教学模式第二点的不同在于，两种教学模式建立的理论根据是不同的。前者，即传统教育背景下建立教学模式所依据的理论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建立教学模式的理论是处于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和背景下的教学理论。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不仅处于一个教育教学理论高度发展的阶段，而且，后者更加关注学生，更加关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关注，既使我们的教学更加贴近于学生的发展，而且这种关注也使我们的教学更加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及思考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处于这样的现状：首先，我们在知网上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2010年相关的论文为2166篇，2011年的论文为2302篇，2012年的相关论文为3096篇。论文数目这种递增的趋势说明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外语老师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关注度是相当高的。这种高度的关注，一方面说明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是教学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的课程改革对当前的外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的关注，更对当前的外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在下载次数统计的结果中，下载次数的论文分别为：祖晓梅的《跨文化能力与文化教学目标》和高兆金的《浅议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能力培养》以及吴卫平等人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维度及评价量表分析》等文章。这里的列举虽然不是穷尽式的，但从这几篇下载次数较多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外语教学研究者，不仅关注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从理论的层面对学生这种跨文化能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吴卫平等人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维度及评价量表分析》这篇文章，便值得我们在研究学生跨能力培养时给予特别的关注。
（四）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所需要的教育教学理论
每一种教学模式的建立都需要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外语教学模式的建立一样也需要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大家熟知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建立影响最大。
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我们更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我们的教学方法选择要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且，我们布置的作业习题也要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仅影响我们怎么样教授学生知识，而且它还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巩固学生的所学内容。即通过什么样的习题，利用什么样的作业形式去巩固学生的课堂所学，而且还要考虑利用哪些适合学生接受能力的评价方式去检查我们布置的课后作业。其次，外语教学过程，是我们老师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自我建构的一个实践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外语老师要采取各种方法去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兴趣，引导学生自觉地进行知识的建构。因而，在外语课堂的教学上，我们老师就不能采用传统教学中的灌输方式，就不能采用不符合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方法。我们采用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要适合帮助学生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在特定的教学情景中，建构新的知识。再次，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合作、探究的过程。在课程改革背景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我们应该根据这个理论，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知识的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师生的合作，强调学生与学生的合作。通过合作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特别是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过程中的合作探究方式，完成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这种既注重结果，又注重学习过程的学习方式得益于建构主义理论对课程改革的指导。最后，建构主义的理论在新的课程改革中，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还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在传统的教学评价中，比较注重单一的学习结果，而忽视了具体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单一的评价方式既不符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又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因此，在新的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使我们的评价既照顾到具体的学习过程，又照顾到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教学评价不仅会对教学过程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和学生能力培养的实际，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和内容，正确而客观、公正地对学生作出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需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主的相关教育教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二、对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以及建立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一）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
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既需要相关的理论研究，又需要相关的教学实践。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推动教学的发展。根据具体的外语教学内容，建立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需要以下具体教学实践：首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确定具体教学过程所需要的教学步骤。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步骤，教学步骤要适合教学内容。只有两者和谐地统一于教学实践，我们的外语教学才能取得成功。其次，探索教学的一般规律。根据一般的教学规律确定教学的方法，作业布置的形式。最后，建立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学评价体系。然后在具体评价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改进教学中的不足。
（二）建立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一个教学模式的建立，一定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传统教学的继承，一个方面是对传统教学的创新。前者决定了新的教学模式不能凭空产生；后者决定了新教学模式之所以为新的原因。因此，在建立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
总之，研究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既涉及到相应的理论研究，又涉及到具体的教学实践。只有在研究者的过程中把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推动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力生，孙淑女.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