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宗教神话；世俗；宏大壮丽；欢快 人文主义；禁欲主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4-0249-01
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针对在中世纪被宗教所扼杀的古代希腊罗马以人为本的科学文化走向复兴而掀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从拜占庭灭亡时被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光辉形象。人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实际上新兴资产阶级召唤古希腊的亡灵并非是要重建奴隶制文化，而是借用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需要的科学、哲学以及人文主义的艺术；是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外套，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现代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意大利作为古罗马的后代，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得天独厚而无与伦比。
我们先来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背景，意大利位于欧洲和东方之间，印度及东方物品（香料）通过意大利流向欧洲，刺激了它的商业发展。1921年至1906年八次促进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贵族力量的消弱形成了商人阶级。而13世纪发掘出的古希腊雕刻，学习和领会它的手法，是文艺复兴的发端。同时占庭帝国遭侵略，艺术家学者带着书籍、希腊艺术品逃往佛罗伦萨城。这样意大利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美术背景。
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画家及代表作，《基督与受骗女子》洛托比乔尔乔内和提香小几岁，他们是同代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宗教神话题材富有人性特征，色调明朗。这些都是威尼斯画派画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洛托并无例外。这幅画表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的精神对比，女子是美好善良的，而基督则体现光明正大和公正，它是真善美的化身。周围的人群美丑交织、善恶共存。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寄托了他对人像理想美的认识。这幅画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自然生动，她好像在注视着我们，但隐隐的微笑中却似乎透出一丝悲哀。达・芬奇巧妙地平衡了精确与储蓄的关系，使作品韵味无穷。他极为审慎地运用 了“空气透视法”使形体自然、柔和，消除了以往作品的生硬感，创造了朦胧、含蓄、微妙的动人境界，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表现了人性的回归。另外还有他的《最后的晚餐》，这幅在格雷契寺院食堂墙壁上的宏大画面，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无论从构思的完美、情节的紧凑，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表现手法的纯熟上都堪称画家艺术的代表。它也是人类最优秀的绘画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问世而使达芬奇名扬世界。
拉斐尔是意大利杰出的画家，和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西斯庭圣母》是画家拉斐尔33岁时用蛋彩绘制这幅圣母画，用岩洞作圣母子的环境而绘画的。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在雄伟庄丽的大厅里，汇聚着人类智慧的明星，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杰出学者、思想家，古今同堂，自由热烈地进行学术讨论，可谓洋溢着百家争鸣的气氛，凝聚着人类天才智慧的精华。
《哀悼基督》米开朗基罗接受这件雕刻时，正值萨伏纳罗拉被教庭火刑，此事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灵，他决定将自己的怜悯和崇敬注入永恒的石头。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卫》。1508年，他又奉命回到罗马，用了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1513年，教皇陵墓恢复施工，米开朗基罗创作了著名的《摩西》、《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
乔托的《逃亡埃及》充满世俗的人情意味。波提切利的《春》寓含着对现实的惶恐不安。三美神的舞姿似乎是受命起舞，颇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令观赏者不解。《最后的审判》是圣经的传统题材，在教堂里必须装饰有这个主题的画，它是宣扬因果报应的；人死后凡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这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宏大壮丽的图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更多地从古典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人与世界的发现等角度看待文艺复兴，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歧与差异，将文艺复兴时期视为现代的开端。贡布里希虽然认同前者的结论，但他更加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认为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期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文艺复兴是突然来临的历史转变。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视为“运动”而不是“时期”，意在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及复杂性：恰恰是中世纪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贡布里希认为，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被19世纪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轻视了，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正是语言，是当时占据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修辞学。不同于19世纪一般学者的观点，贡布里希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联系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与中世纪的“七艺”学术传统有关，“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种初级学艺”是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初级学艺”，是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基础学科，人在学习其他高级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表达；而“四种高级学艺”是指天文、算术、几何、音乐，这四科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比较抽象，其学习一般安排在“三门初级学艺”之后。“三种初级学艺”和“四种高级学艺”并称“七艺”，构成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三种初级学艺”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种高级学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事语法、修辞、逻辑的人文学者不满自己的“初级”地位，进而强调自己的“高级”和“基础”地位。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义”，而后者来源于“语文主义”——即强调语言重要性的主张，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这些人文主义者主要是语言学者、修辞学家。“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主要是语法、辩术和修辞的trivium[三艺]”。*
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贡布里希的观点，他指出，人文主义“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没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词，“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或学者，而不是指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特勒也说，“人文学者把自己当作演说家和诗人”*，不能从人的价值这种现代意义上讨论人文主义，而应该在文艺复兴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人文主义，将之视为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与复兴，而修辞学在此时的人文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文艺复兴修辞学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关注，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几代大多数学者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学不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诗学、历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有直接影响，而且对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医学和数学都有影响。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无赞同地说，已经开始有学者将修辞学与当时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研究联系起来。贡布里希正是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认为，中世纪有三种现象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分别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研习拉丁文法、学习拜占庭传统的古典希腊语与文学，这三种现象都直接与语言学和修辞学有关。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又称为arsdictaminis(手札艺术)，是书信、文件和公开讲演的谋篇技巧，用于培养起草文书的秘书和书记员；研习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纪的学校一直有着拉丁文法的教养传统，并且与阅读古典拉丁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转向拜占庭东方的传统是指，意大利人文学者除了研习拉丁文学和形式修辞学，又开始学习古典希腊语与文学，继承了拜占庭传统。*当时这些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
贡布里希不仅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语文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修辞学对于艺术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的艺术领域。”*通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考辨，贡布里希揭开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辞学就是视觉艺术理论的结论。温故知新，通过追溯修辞学传统，贡布里希批判、解构了人们的现代艺术观：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强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的观点，贡布里希强调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基础及其与中世纪学术传统的联系，也就批判了简单地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截然分开的历史观点。第二，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致力于演讲说服的实用学问，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也就打破了艺术无功利的现代艺术观，从根本上批判了艺术自律论。第三，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打破了把语言与图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语言学和图像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为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开启了新路径。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按照现代的一般看法，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风格学(本文特指视觉艺术风格学)是关于图像的学问，二者之间相距甚远。然而，贡布里希却常常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艺术问题，阐释其艺术理论。他认为，关于语言的修辞学与关于视觉艺术的风格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的理论中，修辞和艺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语词与图像、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之间被夸大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艺术分门别类的现代艺术观，对现代人来说，将艺术分门别类已成为本然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风格学，艺术风格学是关于视觉的修辞学。鉴于修辞学在西方有古老的传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就非常注重在演讲和辩论中修饰辞藻、讲究布局，以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这些关于语词、语调、句式、篇章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辞学的核心，又与诗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并直接成为视觉艺术风格研究的理论来源。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艺术风格学属于艺术理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当今称之为风格学的相当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一连串论述修辞的文章之中”*。“风格”这个词原来主要用在修辞学领域，主要是指演说家的演讲风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写作方式，“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师的著作对风格的各种潜力和类别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艺术风格学是修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分析才逐渐开始从修辞学领域移入视觉艺术领域，而视觉艺术风格学的成熟则迟至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不过，从“风格”(style)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恰恰与书写或语言无关，而与“雕刻”、视觉形象有关。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的考证，“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υλos，意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为写和画用的金属雕刻刀”，后来拉丁文将之译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无论是“木堆、石柱”，还是“雕刻刀”，“风格”一词的原意都与视觉形象相关。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语言风格，是取其比喻义，而不是其作为“雕刻刀”的本意。我们现在说用语言“刻画”某个对象鲜活生动，倒是更接近风格一词的本义。词源学考察告诉我们，风格既可以指代视觉对象，也可以指代语言，在风格学的视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过，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已经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所以修辞学要远比视觉艺术研究(包括艺术风格学)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艺术样式的理论渊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声誉渐著，研究也逐渐发达，但修辞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古代演说术的风格问题也是视觉艺术的问题。”*风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注重语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渐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过渡到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关注。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家的人文主义者，奠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通过考察人文主义者尼科利与其他学者的论争，贡布里希详细阐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新以修辞学为基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就是当时的修辞学，而当时的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即修辞学家。贡布里希还饶有兴味地指出，达·芬奇虽然认为绘画胜过文字，但他极其热衷于探索语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使用时的不同表达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语词风格的研究。*
修辞学是炼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学问；艺术风格学是择取与组织点、线、面、色彩、图式等视觉语言的学问。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源于“选择”，没有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有风格。他援引斯蒂芬·厄尔曼(StephenUllmann)的《法国小说的风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关表现力的全部理论的中心就是选择的观念。如果没有替换表达方式可供说话人或作者选择，那么无疑也就不会有风格同义[synonymy]——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意义而言——是全部风格问题的根源。”*简单说来，语言风格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即语言风格源于说话者对于语词的选择，不同的词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样，视觉艺术风格也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源于艺术家对于视觉语言的选择，不同的点、线、面、颜色和图式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贡布里希从新词汇的引入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语言使用者的选择范围，那么，同一语义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使用语词时就会斟酌，哪一个词能够更加微妙地表达自己想要的风格或效果。“当剃头匠[barbers]变成理发师[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变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头匠、抓耗子的人听起来就有点俗气了。”*也就是说，新词汇的引入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同一语义的不同说法；相反，新词汇增加了对不同措辞之间的微妙感受，包括对于旧词的理解和感受。换言之，选取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效果。艺术家在绘画时，也有很多先在或潜在的视觉语言供他选择，他选择不同的图式和画法，就是选择不同的视觉风格。绘画中新画法的引入，正如语言中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艺术家的艺术语汇和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旧有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感受，甚至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风格体系。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人们现在把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这是现代艺术自律论的结果。“是克罗齐提倡在他所称的修辞学与他看作纯粹表现的事物间的最基本的区分。修辞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因此他会把在阿尔加罗蒂那里发现的工具的艺术观归类为修辞学的观念。”*贡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现代人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的思想根源，克罗齐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艺术自律性，排斥艺术的实用性，甚至排斥艺术的制作(他认为艺术在直觉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会把纯粹、自由的艺术与服务于实用目的的修辞学联系起来。然而，修辞学在古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学问，而且古人也没有在实用的修辞学和纯粹表现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贡布里希立足于艺术史传统，批判艺术自律论和现代艺术观，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它始终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使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甚至很难全面理解现代艺术，因为即使在现代艺术中，视觉修辞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转移到大量的广告中去了。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图像修辞学》*，把图像视作一种视觉修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分析广告、服装、电影中的话语建构。对于图像的修辞学维度的重视与发掘，使得以尊重传统著称的贡布里希的艺术观不但不守旧，反倒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比后结构主义者更早地注意到视觉艺术的修辞效果，揭示了图像符号的话语建构功能，在艺术史领域内部开启了将语言学、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为“新艺术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
他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倚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最早被命名为“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他本人甚至称之为“图像的语言学”*。他尤其注重图像的修辞学研究，在《象征的图像》中，贡布里希主要探讨了图像的象征和拟人；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图像的隐喻。在所有的修辞手法中，贡布里希最强调语言的隐喻功能，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维科的观点，不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这使他倾向于把图像视作隐喻符号。根据英国符号学家泰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证，“‘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种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为现存的世界贴标签，这个标签似乎是把意义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隐喻是把意义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开封印，使人们看到意义的转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与共通性。然而，贡布里希既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是对事物贴标签的看法，也不把隐喻看作意义的转移，“有一个现代语言学派则以激进的方式颠倒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创造了范畴，甚至创造了经验中的固定物体。……语言范畴可以使我们区分事物和过程，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名词和动词。从这一激进的观点出发，隐喻不再代表一种意义的转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组。”*贡布里希所说的现代语言观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观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后者看来，语言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已然确定的实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现代语言学却认为，语言不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然后我们再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词。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在对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经验的世界，因为人不能脱离语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语言发生变化，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也为之而变，这就颠倒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只是比喻的一种，是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对语言规则的故意破坏。然而，按照现代语言观，隐喻既不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也不是对语言规则的蓄意破坏，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有语言处必有修辞。从根本上来讲，语言就是按照隐喻原则运行的，甚至人的认知方式也遵循着语言的隐喻原则。“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如果语言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那么，不仅仅人类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是隐喻性质的，连整个人的现实世界都有隐喻渗入其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隐喻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性主义的语言观，把世界都视为一种符号建构。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作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与尼采强调语言的修辞本质如出一辙，贡布里希这样强调图像的隐喻性与修辞功能，“我认为，艺术史家有时所忽视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博士论文)正是那种戏剧和修辞的维度。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件作品意在宣称真理。”*因为人既不能离开语言来言说，也不能脱离图像去观看，言说和观看决定了人类思维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和图像无法根除其隐喻性质。那么，人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众所周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图式”，多数学者从知觉心理学的维度去理解他的“图式论”，这固然不错。但忽视了“图式论”背后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维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图式论”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的语言’一语并不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图像去描写可见世界，我们也需要一个成熟的图式系统。”*可见，贡布里希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其图式论，将图像的图式系统视为语言系统，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描绘同一个可见世界。“图式论”强调人没有天真之眼，人们在观看世界之时，其实是用带着先入之见的图式去烛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图式置于图像的感知、创作与欣赏之中。贡布里希是以理解语言的方式理解图式的，图式是世界和观者之间的中介，正如语言是世界和言说者之间的中介，图式内置于图像的制作与欣赏活动，正如语言内置于言语活动。从根本上说，图式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视觉化的象征或隐喻，人们透过图式观看世界及其图像。“图式”的改变，意味着观者世界之改变，反之，世界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视觉和观看，进而修正人们的视觉图式。图像制作中产生的新图式，标志着一种新的烛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诞生。正如隐喻——语言修辞——的变化，标志着世界的重组一样，图式——视觉修辞——的改变，也代表了视界/世界的再调整，标志着人们所见世界及其图像的改变。比如，透视短缩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不仅涉及图像或符号的修辞策略，还涉及对受众的观看方式的影响。”*作为隐喻的语言与作为图式的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是“图像的语言学”，也是艺术符号学。图式作为图像的生成方式、视觉主体的观看方式，是世界的隐喻，是关于世界的符号系统，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修辞。
【关键词】意大利绘画；时代气质；文艺复兴
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概述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有成就的艺术种类就是绘画创作。19世纪法国美学批评家依波利特.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第二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曾经这样描述：“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公认为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包括15世纪的最后的25年和16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美的人类。”从丹纳的这些描绘我们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伟大艺术家活跃的年代，是意大利文化史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主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的有两个画派，他们分别是佛罗伦萨派和威尼斯画派。其中佛洛伦萨画派注重用科学方法探索人体的造型规律，并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手法运用于绘画中，绘画创作中大量采用宗教神话题材，将抽象的神世俗化，成功的创造了人物画的新风格。而威尼斯画派不太注重雕塑般的造型和硬朗的轮廓线而强调追求色彩和光线的细微差别，具有非常温和的抒情风格。从历史影响看，佛罗伦萨画派的成就要明显大于威尼斯画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而后者的代表有乔尔乔内和提香等。
2.特征分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第一个特征是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的，意大利在15世纪和16世纪引领欧洲潮流的。以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为例，无论是绘画的风格和题材，还是美学理论的建设，抑或是诸如解剖、透视、素描、色彩等绘画技法的发展与完善等，都比欧洲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更系统、更成熟。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或威尼斯画派，有代表性的名家辈出，科学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使得意大利画派的绘画技法不断得到完善，不少传世作品记忆超群，至今仍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以达.芬奇为例，在解剖学和力学上的造诣使他得作品极富逻辑性，达到了造型和科学的完美统一。正是由于文艺复兴盛期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共同努力，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登上了人类绘画艺术的巅峰。
意大利画派的另一个特色是倡导以重视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为主义。正是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才能摆脱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神，通过不断实践和艰苦探索，并汲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的营养，最终谱写了人类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意大利画家们确立了求真实的原则，运用科学原理，发明了透视法，解决了在平面上真实地表现三度空间的方法。在改革技法的同时，他们还在油画材料制作上大胆创新，大大地提高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力。正是由于这些可贵的探索，才在半个多一点的短暂时期内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画家，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荷尔等。
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是威尼斯画派都把人体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意大利画派普遍不重视风景画，田野、树木和工厂只是绘画的附属品。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那些东西应当让才力较差的人作为消遣与补偿，因为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体。尽管威尼斯画派的晚期也画风景画，但那毕竟是整个意大利古典绘画衰落时期的作品，而真正的创作旺盛期到这个时候已经结束。
启迪人文思考和提高审美修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派的又一特征。以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为例，作品的素材虽然取自宗教，但是画家对人的赞美、力量和智慧的描绘，明显体现了对于世俗的人的赞美，而不是出于对天神的敬畏。所以，《创世纪》所体现的是米开朗基罗的人文思考，而不是对于一个宗教传说的简单重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作为一种表达时代精神的有力手段，也启迪了整个意大利民族的智慧。这一点正如丹纳所言：“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就必须从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学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由此可见，艺术的繁盛带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正是意大利在15世纪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契合了意大利艺术发展的目的。
3.结语
总之，还如丹纳所言：“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品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意大利画派的共同特征正体现了整个意大利民族思想的成熟，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发于意大利的缘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意大利绘画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那就是主张个性解放，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一特征在真诚歌颂人体艺术的意大利绘画中得到了典型体现。意大利画派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这个比例广泛应用于诸如建筑等其他审美创作活动中，从而热情讴歌了人本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从表面上看，以16世纪意大利绘画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和罗马美术样式的复兴，但在实质上，在这场艺术革新人文主义精神在欧陆兴起的过程中，世俗精神的体现在意大利绘画中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依波利特.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贯穿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上横跨着很多座造型优美的古桥，每座古桥都记录着一个昔日的传说，乃至充溢着艺术的气息和人性美的光芒。“艺术品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意志，把孤独愤怒、欢喜忧伤都凝结当中，观者能够感受到纯粹的情绪震动；但透过一个好的艺术史故事，更可以体会艺术家的心情，明了其中的挣扎。”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是活跃于此时期的两名艺术巨匠，他们流传于世的作品或许并不多，但却分别塑造了绘画以及雕塑的强烈风格。研读考古与艺术史的谢哲青，也深深受到此时期作品的撼动，早在求学过程中，就敏锐地发现了看似创作路线完全不同的两名艺术家，却在佛罗伦萨政府的市政大厅的巨幅战役湿壁画的创作竞争当中，进行了一场“巅峰对决”。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漫长的艺术史长河中为什么至今没有“公论”？仅谈论艺术品的美感与风格，并非作者写作的本意。谢哲青的《重返文艺复兴：你所不知道的天才之争》力图重塑时代氛围，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带领读者重返文艺复兴时期，“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朋友，可能都会很熟悉我在开章时所介绍的艺术品以及路线，但是在旅游导览时，导游可能只会略提艺术品的创作者、年份、可能还会说值多少钱……我想要借由这个熟悉的场景，穿越时空隧道，进入那个辉煌的年代当中，用各种作品的解析以及史料佐证，重现那个时代的繁华，以及一探两名大艺术家迥然不同的个性与创作理念（或艺术性格）。”
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世纪之争，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巅峰对决。两人迥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在这次比赛中表露无遗，也引领了接下来500年的艺术领域。“在神话与传说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简单的事实。”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探索这段史实的旅程……它不仅仅是一场艺术史的探索，更是个人心灵成长的天路历程”，“我尽量不把内心对于某个艺术家的偏好表现出来……但是会喜爱一个艺术家，多少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生命有所触动或相合。”好了，我们继续跟着作者重返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百花之都”，追寻那段被历史遗忘的往事。
恩格斯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曾说：“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是一次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佛罗伦萨就是那场伟大变革铸就的欧洲中世纪的“雅典”，也是那场变革给今人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标本。“天才”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人”，而是将敏锐的观察与情感转化成创作能量。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身处同一时代、同一城镇、从事着相类的工作，生活中或许常擦肩而过。当佛罗伦萨新建了共和政体，想以大型艺术作品与爱国歌曲来凝聚向心力时，这场艺术竞逐赛，两个人的比试总会到来”。正如他们的前辈布鲁内列斯基与吉贝尔蒂，这场交锋，必将成为艺术史最引人入胜的话题之一。
关键词：文艺复兴 新文体 人文主义 历史作用 现实意义
一、引言
文艺复兴是欧洲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的伟大运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体辩论则对欧洲和世界文化史、文学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引起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促使了当时欧洲不同类型的文学表达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人文主义的教育变革也促进了人们对女性文化和女性权利的辩论；伴随新文体辩论所产生的全球性催生了西方世界的帝国支配行径，对我们今天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加快改革开放，促进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以及推进全球化等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艺复兴及新文体辩论
1.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弗罗伦萨，从15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从弗罗伦萨传到了罗马、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城市，以后又从意大利传到了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文艺复兴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现，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和枢纽。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反对教会神学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他们呼唤古典文化的复兴，注重对人的关心和尊重，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来对抗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以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质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过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而最终夺取统治地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是一场革新和进步的文学运动。
2.新文体辩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新文体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文体变革的倡导，是文学风格即文学意义的“潜势”，也是体裁的分类，表面上是在复古，实质上是要革新文章的内容、语言、文体风格等。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文学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文学的人文主义主题和描写对象上以及人的世俗生活等内容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体裁、技法等形式上。其中发生于叙事诗及戏剧体裁上的革新和辩论特别引入瞩目。出现于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的“古今之争”成为后来的“古今之争”的一次预演。保守派以屠尔诺为代表，革新派以钦提奥为代表，他们主要围绕文学制作是应该固守古典时期制定的创作律条，还是应该根据时代生活的变迁及文学创作与欣赏趣味的变化在内容及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而16世纪初意大利作家阿里奥斯托发表的一部新型的传奇体叙事诗《罗兰的疯狂》立刻遭受了一些墨守陈规的批评家的猛烈批评，如屠尔诺便指责该作的“不符合荷马、维吉尔所遵守的形式和法度”，而钦提奥在为新诗体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揭示了关于“诗艺”即诗的形式和诗的原理这样一个道理。主张传奇体叙事诗应摈弃“单一动作”(情节)这一教条，指出“情节的头绪多”在审美的效果上所具有的优势。而文艺复兴的另一场关于新文体的辩论是围绕着戏剧领域新体裁的“悲喜混杂剧”展开的。其代表作家有意大利的剧作家瓜里尼创作了一部剧作《牧羊人裴多》，该剧是一部“悲喜混杂剧”，结合了悲剧和喜剧各自的优长，却避免了各自的缺陷，从而是最好的戏剧体裁。与此同时，菲利普・锡德尼的《骗人学校》、《为诗辩护》等都是当时公认的“新学花朵”。当然，像这样的新旧文体辩论的例子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体辩论的历史作用
1.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思辨思想的兴起与相伴而生，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首先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研究领域的转变和拓展。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安德烈斯・维萨里的《人体结构等这些变化改变了另一科学领域，使人们开始界定那些科学探索中的新兴学科“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等。其次，文艺复兴的科学也从东西方之间不断加强的知识传播中得到额外的推动力。许多希腊古籍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中得到保存和修订；而印刷出版让文学艺术和科学史无前例地结合在一起。另外，15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法术不分家，使三者都被归在”自然哲学“这个笼统的名称之下。培根的《新工具论》对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的反驳等是对自然科学的一次重大改造，并成为皇家学会在17世纪后几十年中所从事的实验科学的先行者。
2.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既使西方邂逅东方，也使东方邂逅西方，产生了一次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和大交流。比如，贝宁兄弟(秦梯利・贝利尼和凡尼・贝利尼)共同创作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就描绘了不同人群和文化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这个场景既使人想到西方的教堂，也让人想到东方的集市。它结合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当代世界，一个是古典世界。无论是绘画、建筑、还是商品贸易，它们都触及了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特定属性，具有一种国际风格，而这种国际的文艺复兴的风格既得到穆斯林的认可，也得到基督徒的认可；双方既存在文化、宗教、军事上的冲突，也在文化、物质和商业交流中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并持续并存的环境。
3.促进了不同文学文体的发展。16世纪以来，随着戏剧等在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的兴起，不同类型的文学表达――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以各种方式对这些社会和政治变化作出反应，而在各地区，反应的方式都有其独特表现。而由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所写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等不同文学体裁的发展。
4.促进了女性文化和女性权利的辩论和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的变革性质使女性展现出另外一种气质。作家们的作品表明在两性关系的许多臆断上的争论，实际上要比男性把持的文学正典诱使我们所相信的要激烈得多。其中，波特拉克的诗歌赞美女性是理想的，但却是沉默不语的，体现贞洁美德的杰出典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则反映出男性们对于女性在他们主导文化中的矛盾地位愈感焦虑。其中，佩尔内特・杜・吉耶在其遗作《韵体诗集》中运用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和波特拉克的艺术手法确立起与情人在诗集中的平等关系。
5.历险记、游记伴随着全球探险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发现了“新大陆”。中世纪基督教地理的“世界地图”是基督教神造论的宗教象征。他们以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极少或根本无意于理解或再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随着《地理指南》、《马格里布航海图》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影响，为15、16世纪的商业贸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样版。地理航行开始塑造今日世界的形象，也使人们找到了“美丽的新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的世界图景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6.催生了西方世界对帝国支配行径的推行以及全球性扩张。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其新文体辩论的兴起，使欧洲以前所未有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世界各地推行他们的帝国支配行径和全球性扩张。人们认为贸易、金融、商品、君主制、帝国军事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是文艺复兴的关键因素。而航海业的空前发达和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人对未知的新事物的变幻无常的恐惧和追求无限财富的贪欲结合起来，无视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人民的承受能力而带给他们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压迫。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可见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贫困和政治动荡之中，以及构成现代全球经济特点的财富和机会不平等之中，这也奠定了欧洲和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基础。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体辩论的现实意义
1.对推进全球化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其新文体辩论的兴起，使欧洲以前所未有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世界各地推行他们的帝国支配行径和全球性扩张。航海业的空前发达和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人对未知的新事物的变幻无常的恐惧和追求无限财富的贪欲。而今天，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在这一进程中享有更多的好处：共享信息、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合理利用、消除贸易壁垒、旅游业的发展为各国带来经济繁荣和实惠等。
2.努力促进文化交流。在21世纪，文艺复兴的遗产依然像以往那样充满了争议。自从2001年9月美国“9・11”受袭以来，有关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事件或战争仍然接连不断，这既是世界文明的悲剧，也是对当今文明的讽刺。那么，今天，随着人们全球意识的加强，我们更有必要加速推进文化的交流。只有不断融入不同文化之中，相互学习，相互理解，才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体辩论”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的积极性，而今天，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全力推进，各个国家都在以崭新的国际视角来拥抱21世纪。与此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让自然科学家 、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更为民主的学术氛围中，探索自然界及其宇宙的奥秘、社会法则和人生真理，为社会主义的文艺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4.提高妇女的地位，倡导人权。文艺复兴促进了女性文化和女性权利的辩论和兴起，对于父权制社会的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而今天，在尊重人权的呼声中，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执政党的人权意识也在不断改善和提高，当然，一些西方国家仍别有用心地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与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权的本意相违背的。
五、结束语
文艺复兴是对神权专制的一种反抗，更是对古典文化的一种肯定和张扬。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体辩论是伴随文艺复兴运动一起的欧洲文化、文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文艺变革。新旧文学文体、文学作品、文学流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和思想冲突，凝结成欧洲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在科学、哲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同文学文体的发展、女性的权利、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西方世界帝国支配行径的形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当今文学体裁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全球化的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未知世界的探索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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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8。
【摘 要 题】文艺复兴与大众文化【关 键 词】中华文艺复兴/美学/内涵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s rejuvenation/aesthetics/connotation
【 正 文】
中华文艺复兴的涵义是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以中华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为突出表现和主要特征的，体现新中华理性主义并且旨在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的思想文化运动、时期和潮流[1]。中华文艺复兴这一涵义又蕴藏着深刻的美学内涵。
一
中华文艺复兴深藏着的第一种美学内涵就是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要求中华民族儿女崇尚崇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崇高（或壮美、或伟大）是不同于优美的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美的形态“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liú＠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2](P47)，能够给人以特殊的阳刚性质的美感。这种作为“实践主体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着主体和客体在现阶段相冲突和对立状态；并且在这一对立的冲突中，显示出客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2](P50)的崇高，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有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先进力量的胜利，往往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决不会轻而易举、一蹴而就。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先进社会力量的崇高精神崇高美显示出来了。人类历史上的奴隶革命、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先进社会力量起来反抗旧制度、反抗黑暗势力的艰巨的斗争，都付出了一定的英勇的牺牲，从而写下了历史上悲壮、崇高、伟大的篇章。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人类历史上最艰巨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人物在这一进程中，更是体现了崇高的理想，显示出了崇高的光彩。中华文艺复兴是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断壮大不断发展”[1]的思想文化运动，当然就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爱国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现崇高精神，放出崇高美的光彩。
显然，不是别的，而正是中华文艺复兴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文艺复兴具有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的美学内容。这种美学内容的存在，反映到中华儿女的头脑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崇尚崇高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形成后，人们认为自己投身的中华文艺复兴事业是神圣的崇高的事业，又会为达到目标而全力以赴奋勇前行。这么一来，中华文艺复兴又会为崇高、崇高美的发展辅路。
在时下的中国，“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让中华儿女崇高”这一美学内容的开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社会思潮（包括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和学术思潮）正在引起人们深深的困惑与忧虑”，以文学创作为例，躲避崇高、拒斥崇高的“痞子”小说就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和忧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游戏人生的《顽主》，我们都希望《千万别把我当人》，我们大家全都《玩的就是心跳》，并且全都《过一把瘾就死》，‘人’就不是从‘神’回归为‘人’，而是把人变成了‘虫’。‘虫’的生存不是‘人’的生活，人不能忍受‘虫’一样的生存”[3]。显然，在这么一种躲避崇高、拒斥崇高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困惑和忧虑的情绪中，开掘“中华文艺复兴”所蕴含的美学内容“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要求中华民族儿女崇尚崇高”，具有非同寻常的“针锋相对”、“对症下药”的意义：你要躲避崇高、拒斥崇高吗？我们就是要对着干，开掘中华文艺复兴所蕴藏的崇高美学内容，重建崇高，崇尚崇高，让追求崇高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风尚。
二
中华文艺复兴深藏着的第二种美学内涵就是与崇高紧紧相连的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耀。这种美学内容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迪下发现并开摒出来的。
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前后的情况是，面对千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教义、经院哲学教条以及教会、宗教裁判所的严酷，有识之士们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那里，汲取有关“人的理性”的营养，形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反对宗教教义、经院哲学教条，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尔后，他们又大力宣传“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使许多人认同、接受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而成为了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出现后，就以“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作指导，掀起了从神性走向人性，从信仰走向理性的欧洲文艺复兴热潮。热潮掀起后，尽管“人文主义者从古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吸取自己所需的思想，他们的意见常常是分歧的”，但是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性“把不同的认识贯穿起来，使之得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4]。在这个思想体系的制约或影响下，人文主义理性美的光芒照耀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使处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实验代替了经院派的繁琐思辨；感性认识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归纳逻辑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律代替了目的论（天意安排说）；理性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精神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从而，“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能”，“把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带着蓬勃的朝气向各方面去探索，去扩张”[6]，进而取得各个方面（包括科学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丰硕成果。
显然，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成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成为带来近代文明的彪炳世界史册的思想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理想”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性美光芒的照耀。以史为鉴，中华文艺复兴要能取得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丰硕成果，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和发展的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就应该有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的照耀，这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正是切合我们中国需要的“自觉扎根中华文化、为中华服务、以中华或中国的眼睛看待世界的中华性，与以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开放精神为重要部分的理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中华理性主义精神”[1]，或新中华理性美。
开掘深藏在“中华文艺复兴”里的新中华理性美具有明显而深" 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缺失的是精神和信仰，是对理性的高度重视，封建迷信现象回潮、感情欲望粗俗化、理想追求虚无化、行为方式非理智化等等就是表现”。推动集中体现新中华理性主义，让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遍中国大地的中华文艺复兴，“就是力图以潜移默化方式向中华儿女，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包含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开放精神的新中华理性，就是对各种理性缺位、缺失的弥补、反拨”[6]。
三
对艺术这种人类掌握世界方式，这种美的高度重视是中华文艺复兴的又一种美学的内涵。这种美学内涵也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迪下开掘出来的。
欧洲文艺复兴普遍的表现是对科学、文化和艺术的高度重视，使得科学、文化和艺术高涨，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光照青史的突出成就，产生了一批成果累累、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大师、巨人。然而，对艺术（包括文学）的非同一般的重视（改变在中世纪，艺术家被看做“从事低下体力劳动的工匠”的身份，使艺术家的地位在历史上首次被公开承认），使艺术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此，欧洲文艺复兴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过：“文艺复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使视觉艺术取得了与‘自由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艺术家竭力对当时的生活与思想施加影响。显而易见，人们在克服了中世纪那种把艺术视为手工艺活动的陈旧观念后，进而把艺术看作能在精神和宗教方面发挥作用的宝贵的客体或形象的创作性活动。因此，文艺复兴的艺术起了重要的文明作用。”[7]（重点为引者所加）也正因为如此，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众多的成就卓越，名传千秋的文学艺术巨匠，如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画家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文、提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建筑师鲁涅列斯基，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
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使之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是有深刻原因的。“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而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形式。由于“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艺术以其感人的、庄严宏伟的气魄，显示了权威的力量，它仿佛施展了魔法，使人们对它着了迷”，“起到使公民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焦点作用”[8]。这么一来，艺术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机能”，成了“理解全部人生的钥匙”，而往昔的伟大艺术品则成了“人们获得审美愉悦的不尽源泉”，成了“催人向上的永恒动力”，成了“超越人世辛劳、争斗、烦恼以及欲望的事物”，成了“绝对美的永恒领域的创造物”[9]。……艺术的这些特质和作用，就使得它成为最能被人接受的最受人欢迎的人文主义理性载体，而人们通过它比通过其他形式更能接受和认同人文主义理性，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主张。事实上，当时的人们首先就是通过但丁、彼特拉克等诗人的能够点燃情感火苗的诗句，通过薄伽丘的吸引人的故事，通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色彩鲜艳夺目、神态栩栩如生的美术作品，而在受到熏陶之后接受、认同人文主义理性的。一言以蔽之，艺术（包括文学）的内在特质和作用是人们特别重视艺术、艺术美的最根本的依据，也是开掘重视艺术、艺术美的这一美学内容的最根本的依据。
欧洲文艺复兴过去了几百年时间，但是，文学艺术及其内在特质和作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恰如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一样，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也必定会是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我们理应开掘这一美学内涵，使曾经当过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理性载体的文学艺术，在我们时代里担负起中华文艺复兴新中华理性载体的重任。“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10]（重点为引者所加）江泽民在这段话里所指出的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因其特质和作用而最能被人所接受”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充分利用文艺的“最能被人所接受”的“特质”，发挥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让文艺当好新中华理性载体，使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艺术、艺术美的美学内涵得到充分的开掘。
四
中华文艺复兴的实质、主旨的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从美学的角度看问题，这个“实质”、“主旨”里，蕴藏着中华文艺复兴的创造新美的美学内涵。这“创造新美”指的是，给我们中华祖国、中华民族创造更多的美好的东西，使中华儿女得到更多的审美享受。“创造新美”可以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这三个环节就是复美、兴美、创美。
（一）复美 事物的发展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列宁）。美好的事物也是如此发展的。这是规律。因此，要创造新的美好的东西，就必须顺应这条规律，重复、恢复低级阶段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并且仿佛是向旧的美好事物的“回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艺术大师、巨匠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挖掘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宝藏，发现古典世界的美。然后，“在断壁残垣的古代建筑的废墟、年代久远的雕刻塑像以及保存完好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手稿的启发下”[11]，结合现实情况而创造出新美的东西。虽然中华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但是，同样不是复古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上述做法，还是值得我们中华文艺复兴效仿或借鉴的。这就是说，我国古代的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有必要恢复，并且传承下去。例如，曾经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超凡脱俗的境界和人格的风骨精神而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的中国绘画艺术应该传承下去，中国画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地位也应该恢复。
恢复、传承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在当今的中国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国家形势不断变好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本土商店“克隆”外国商店，中国人“克隆”美国生活，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要惊问“这还是中国吗”的情况[12]，而恢复、传承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就有助于抵制上述“克隆”现象，有助于保持中华文化、中华美赖以立身的个性、特质。 （三）创美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因此，在复美、兴美、创美三个环节中，最重要的还是创美。恢复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也是希望在它们的启发下创造出新的美的东西。
对创美的重视和要求固然与人们的审美心理有着求新求奇的成分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由人们的求新求奇心理成分所决定的，然而，也与时展的要求紧紧相连。何以见得？当今和未来的时代是科技、特别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可以预见，科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伴随着中华文艺复兴的开展和进行。而这种伴随中华文艺复兴始终的科技、高科技迅猛发展，又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得文学艺术的面貌、形态、存在方式都发生诸多的变化，使得许多新的艺术美品种能够在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下产生。例如，由于高科技带来的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VCD、DVD、电子游戏、电视娱乐节目、家庭影院等对人们欣赏方式的强大诱惑，就发生了文学美的由单媒介（语言单媒介）向多媒介（把文字阅读与声音、图片、动画等视听观赏方式结合起来）的延伸。又如，高科技“计算机艺术作品中经常表现的超时空画面，在审美中更增添了几分玄奥的色彩和虚幻的空间效果，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尤其是一些拼贴的图像处理软件，可设置出一些矛盾的空间，构图元素的错位能使画面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幽默或一种幻想中的世界，并能多视点欣赏，还可制作成动画效果，表现出人类超越自然和自身局限的审美理想，折射出人类尽善尽美的渴望”[13]。……在科技、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下，许多新的艺术美的品种、形式在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下产生出来了。显然，摆在中华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就是“因”科技与艺术结合之“势”而利导，创造出许多新的美。【参考文献】 [2] 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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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是法文Renaissance,意为再生、复兴,有的英译为“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s”,中文通译作“文艺复兴”。但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艺复兴”与这一词的本意是有区别的:其本意是再生,而我们把它译作文艺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其意义所指范围。因为复兴可以包括的范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兴。历来关于这一词的所指,在学术界就有一定的争议,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彼特拉克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曾清醒地认识到他所处时代与前代的不同,他说:“当我瞻前顾后的时候,我是正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有人则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一场有关科学、艺术、文学的运动。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持第一种观点,既认为“文艺复兴”所指的是一个时代,与Renaissance一词的原意更符合,也更全面。如果我们持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只是关于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一次运动,那么,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把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文艺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说,把二者等同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复兴中除了文化艺术之外,其他方面的“再生”,如经济等,而只是把这些看作了文艺复兴的一个前提或背景。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文艺复兴的“复兴”是以文学艺术为先导的,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以说文学艺术在当时得“复兴”的风气之先,由此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以文学艺术复兴为主体的文化运动。
根据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始于十四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在西欧继续得到发展”的一场文化运动。关于这一段历史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有人否认存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实这无关紧要,所谓的历史阶段不过是历史学家强加给历史的外在之物而己。不过,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史上的确存在这样一个时期,一般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描写成“从黑暗时代的灰烬里诞生的现代世界,或把它描写成一个发现世界、发现人类和在生活、思想、宗教、艺术等方面不受约束,自由发展的时代”。所谓复兴主要是指复兴古代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当时一些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出了“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声称要把淹没的古代文化复兴起来,使之“再生”,文艺复兴即由此得名。其实,真正复兴是不可能的,所谓复兴不过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利用古代文化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用以摧毁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尽力消除基督教思想的束缚,从而建立起新的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体系,而这样的思想,后来被称之为“人文主义”。但这样一来,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将“文艺复兴”这个历史上的文艺高峰期与古典时代直接联系到了一起,从而跨越甚至是忽视了文艺复兴以前中世纪漫长的近千年的历史。事实上,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否定古典文化,在这一点,可以说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是相通的,其不同之处是,文艺复兴在对待古典文化与文学时,更明显地体现出一种修正态度,既对古典文化进行一种相对客观与公正的评价,对其进行有甄别地吸收。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中世纪的垃圾堆上怒放的一朵奇葩,是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初期自由思想的代表作品,也可以说是欧洲第一部资源共享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品”。无论如何,我们很难相信在垃圾上可以长出奇花异草。事实上,中世纪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可能性空间。因为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毕竟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是有史实可证的。早在公元8世纪,在查理大帝在位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艺的政策,鼓励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进行发掘、整理和加工,并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当时基督教的一些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其中了。这被史学家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到公元12世纪,暴发另一次所谓的“文艺复兴”式运动。美国史学家哈斯金斯将其命名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次文艺复兴有其外部原因,也有其基督教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出于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原因是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股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建构基督教解释新体系的强烈热情。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诠释中,基督教文化和多种其他文化要素有机整合,人们从关注‘灵魂被基督拯救’转向了‘基督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统一’。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性。人的地位被从神的灵光中逐渐突显出来。”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古典文化之间并没不是,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发生在中世纪时期的两次“文艺复兴”充分证明:穿着古典文化的外衣,扛着古希腊罗马的大旗,高呼着“回到希腊去”口号的文艺复兴先贤们,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直接受益者,并深受其影响。
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发生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首先,在当时的意大利,较早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商业发达。新兴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统治。使意大利成为贸易中心,城市兴起,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达。城邦国家,大学众多,有利于新思想发展。是罗马古典文化的发源地,是东西文明交流的中心。其次,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传入,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教皇不但没有置身于当时文化潮流之外,反而成为文艺复兴的积极参与者与支持者,甚至领导者。出现了多位文艺复兴教皇――这无疑是文艺复兴的巨大推动力。教皇之所以会出此,主要与教权的衰落和教皇的世俗化有关。但在客观上对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是不无积极意义的。
虽然打着古典文化的旗帜,继承了中世纪的诸多文化因素,但作为新时期的一股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们倡导的思想理念与传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如果说,传统的,特别是中世纪思想的主体是关于“神”的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主体则是关于“人”的。可以说,那是一个人被发现的时代。因此这一时期思想的核心被称为人文主义,人的地位在西方的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神的地位。文艺复兴的先驱,被恩格斯认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但丁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神人关系的认知。人成为了独立的存在,而不再是神的奴仆,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然也就得到了肯定。但还是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却建构的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合混杂的世界。从作品的构思来看,诗人通过梦幻的形式向人们暗示,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个人类而言,只有经得住苦难的洗礼,历经了灵魂净化与涤荡,才能走向新生,达于无比光明与至善至美的彼岸之境。而要完成这一过程,人必须具备理性和信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品对人的重视与关照,其思想内核中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因子。他并未能完全脱离宗教的影响。作为虔诚了基督徒,他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而是怀着深厚的信仰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与样式:地狱、炼狱与天堂无疑是宗教的概念,作者以此来结构全书;从作品中人的得救过程也可以看出,诗人显然赞同基督教的“原罪论”和“灵魂拯救”的思想,认为人只要克制,苦修苦炼就可以上达天堂之境,反之生前放纵、不思悔改就必然要被放逐于地狱的黑暗之中。由此可见,在但丁的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而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只是这个深厚背景下的一线光亮而己,虽然这一线光亮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而且历史证明,它最终照亮了人类灰暗的前方之路。
关键词：图像 理论 方法 资料 婚礼服饰
在服饰史的研究中，常用资料可分为三种，包括文献资料、图像资料和实物资料。在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丰富的情况下，这两类资料可以为服饰研究提供佐证。而图像资料，对于服饰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文艺复兴时期婚礼服饰研究为例，讨论图像在服饰研究中的应用。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实物留存非常少。将图像资料作为主要资料非常有必要。艺术图像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比如，通过图像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婚礼前后或者当天新郎新娘如何穿着，服装的面料是怎么样，色彩构成如何；新娘的嫁妆中包含的各种精美奢侈的服装，是不是新娘婚礼的服饰，是怎么样被艺术家表现或者创作的等等。
1、图像的研究理论――以图证史
图像资料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在西方，将图像作为视觉材料进行阅读是艺术史特有的理论传统。有学者认为，图像学是研究文艺复兴的图像资料最合适的理论。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指出，对艺术作品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图像志，即对图像进行单纯的形式分析；图像志分析，即对于特定主题的传统意义进行分析；图像学分析，即根据对于特定题材和概念的研究发现图像的内在含义。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对于图像研究限于形式和风格的障碍，能够还原视觉艺术与文化的真正意义。
尝试将图像学运用到服饰史研究中，不仅能够使图像研究有据可依，而且，在分析图像中服饰的过程中，可以先从形式分析人手，再发现服饰图像特定题材的共性，然后对当时服饰的深层次含义进行解读。
2、图像为主要研究资料优缺点及研究方法
以图像为主要研究资料，最大的优点就是直观。通过观察比较，可以看出腰线的高低、服饰面料的厚薄、图案和纹样，也可以看出模特如何与服装互动的。图像资料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不同时代的艺术品风格，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的形成、在时代的艺术环境下生长的。艺术家对于创作的看法，赞助人的意图也使图像资料更加复杂。《以图证史》指出，对于图像的史料考证，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曹意强《可见之不可见性》缪哲《以图证史的误区》也提到图像研究理论需要与其他的理论结合使用。在研究时，要灵活运用服饰史、艺术史的各种可能应用的理论。
为了有效的利用图像直观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不确定，得到较为真实可信的结论，以图像为主的文艺复兴时期婚礼服饰的研究方法主要如下：
2.1挑选图像
首先，将收集的图像资料进行集中，对图像进行常规判断，如创作年代、题材和写实程度等。从中挑选真实程度较高的有代表性的图像作为研究重点。
2.2比较印证
将选出图像与同时代相关图像、文献和实物资料相印证，证明其可信程度。同时，将服装图案、面料、形制、结构、剪裁、配饰等蕴含在图像中的信息挖掘出来再与实物、文献等资料相互印证。
2.3视觉表现
将图像中的婚礼服饰以效果图的形式做以总结，得出文艺复兴图像研究中婚礼服的结论。
3、研究资料
不同图像有不同的研究和考证方法，不同图像的能够被利用的程度也不同。同样就以婚礼服饰研究为例，图像资料可以按照形式、功用、表现服饰的程度分类。
3.1按形式分类
按照形式分类，应用的图像材料可分为：壁画、油画、蛋彩画、版画、手稿等。
版画和手稿，如文艺复兴时期画切萨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记录当时新娘服饰的印刷品，这类图像材料通常是由生活在当时代的人为了记录服装或者历史并流传下来的，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但由于材料是黑白印刷，当时的印刷技术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类图像对于研究细节和服饰的色彩有局限。
壁画油画和蛋彩画。这类图像材料通常是画家出于各种目的，表现宗教题材的或者世俗生活的绘画。其中婚嫁箱作为婚姻的必备品，绘制有许多与婚姻、道德有关的图像，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西方艺术的一个高峰，当时的绘画技巧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的进步，所以此类图像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3.2按功用分类
根据题材和功用的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图像还可以分为，宗教与巫术、政治、私人领域和快乐的艺术四种。
宗教与巫术通常是根据圣经的内容和使徒的故事绘画的，具有教育和说教的作用，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多的图像；政治功用的图像是指为了表现教皇和大家族的政权成就、宣扬政治而绘制的一类图像；私人领域指描绘私人领域的图像，如结婚生育和死亡等。在15世纪以后，描绘肖像婚姻等世俗化图像数量逐渐增多；快乐的艺术是指出于个人喜好和欣赏而绘制的一类图像。这类图像常常会带有赞助人的偏好等干扰因素。
在用图像做服装史的研究时，这几类图像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绘画中是否存在程式化的表现方法，艺术家的动机是要真实的反应世界还是把可见的世界想象化。所以，在研究图像时，需要分析各种图像资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并加以论证。
3.3按表现服饰程度分类
按照表现服饰程度分类，图像可分为半身像、全身像、大场景图像等三种。利用半身像可以研究新娘的发型装饰，全身像可以很好体现服装的穿着效果。而大场景图像通常包含婚礼场面的内容，可以用来研究穿着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