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重振经济增长、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新高地的重大战略［3］。近年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度持续升温，作为其支撑的战略性新兴矿产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1.1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内涵国内外学者对于战略性新兴矿产概念的研究不可胜数，张福良、何贤杰等［4］对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总结，并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战略性新兴矿产”定义为：在新型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社会发展阶段，由新技术革命导引，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求的新能源矿产、新材料稀有矿产和新功能矿产。笔者在前人定义的基础上认为战略性新兴矿产应该具备以下特征：①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②应用领域尚未完全开发且目前消费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③在新兴产业中应用的可替代性差。
1.2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分类战略性新兴矿产目录的界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制定战略性新兴矿产发展战略、规划和有关法规、技术标准的基础，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5］。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将战略性矿产与七大新兴产业分别对应，初步制成表1。需要指出的是，表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矿产资源的总结尚不完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矿产资源范围广泛，将各矿种与上述战略性新兴矿产应具备的特征一一对应，考虑到大宗矿产的应用历史悠久且其消费并非集中在新兴产业，不完全符合特征，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战略性新兴矿产的范畴。将剩余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矿产划分为四类。①稀有金属：稀土、钨、钼、钽、铌、锆、铟、锗、镓、钴、锂、钛等；②贵金属：银、铂族元素；③非金属矿产：硅、硼、石墨、高岭石、金刚石等；④新能源：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等。应当注意，战略性新兴矿产的概念是动态可变的，因此其矿种的选择应根据技术革新、资源勘查开发及市场供需形势等因素定期进行重新厘定。
2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的形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矿产资源种类丰富，相对于大宗矿产而言，稀有金属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且在新兴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及长期存在的资源刚性需求，这类稀有金属因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6］，其发展空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息息相关。本文将重点分析几种典型稀有金属的资源分布及供需特点，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相关资源战略提供依据。分析表2数据，总结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存在以下特点。1）资源分布不均，供应高度集中。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普遍存在因资源分布不均匀而导致的产地单一特点，九种矿产的三大资源国储量之和占全球总储量的平均比例为77％，产量平均比例为76％，供应呈现高度集中的形势，存在安全隐患。2）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呈现供需分离的格局。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的供应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消费则集中在中国、美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打破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仅作为初级原料供应者的格局，随着全球多领域新技术的不断融合创新，部分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的消费版图正在悄然改变。3）中国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品种比较齐全。中国是矿产资源大国，据美国地调局数据，表2所列战略性新兴矿产中储量排名第一的有稀土、钨、钛、镓、铟，其中钨、镓和铟的储量占比均在50％以上；锂和锗的储量排名全球第二，分别为27％和41％；锆和钴的资源比较短缺。综合来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矿产种类比较齐全，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地位。4）中国对战略性新兴矿产的需求很大。上述战略性新兴矿产的消费大国行列中均可发现中国的身影，其中全球稀土、钨、锂、锆、钴的第一消费国都是中国，可见中国对战略性新兴矿产的需求强劲。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锆、钴均属短缺资源，二者的储量占全球比例仅为1％，而中国却是全球最大的锆、钴消费国，消费量分别占全球的53％和32％，巨大的供需缺口导致这两种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对相关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
3中国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的调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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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创新驱动超生态性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现代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是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者是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集群。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群还处在萌芽期，面临着产业技术储备的不足与市场培育的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在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上有所突破。相对于传统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除了地理邻近性特征外，还具有超生态性特征。基于这种新特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协同发展模型，对进一步探索该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喻登科（2012）以价值链、知识链、物联网为媒介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三种协同发展路径，进而研究了单核、多核和星形发展模式。李煜华（2013）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过程。赵红凌（2014）结合广东省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高校学科特点，通过政府引导、产学研互动搭建五大学科集群协同创新平台，研究了学科集群与新兴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结合产业学、生物学相关理论，对产业集群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
二、理论模型
为深入了解该产业集群发展，本文基于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从产业生态位视角数理分析技术与市场间的关联性。由于竞争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在不影响分析的前提下，模型中假设竞争只有抑制作用，本文选择两个企业种群为例，用下面模型来描述种群之间竞争合作协同演化：
三、模型分析
1.竞争性协同演化模型
将上述微分方程线性化，据其走向研究系统平衡解的稳定性，可知两线相交点是稳定解，这意味着两种群由于在知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共享而增加了各自种群的产量，产生了协同发展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产业学、生物学、协同学，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超生态性、创新驱动性，运用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对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发展进行了建模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超生态性能够促进种群产出量的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增强超生态性对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一，加大投入创新资源，以在技术知识方面增强创新能力；第二，赢得政府支持，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建立成熟的产-学-研-用的产业群体；第三，积极培育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实现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的最优配置以达到最大效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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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先进，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由于西部地区的特殊性，本文首先梳理了西部地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背景及布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的理论基础。最后，本文给出了合理布局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西部 新兴战略性产业 结构布局
【分类号】：F426.31
一、 简介
新兴产业是指处于萌芽和成长状态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缺乏新兴产业的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缺乏后劲[1]。区域战略性产业是影响地区经济长期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根本性、全局性作用的产业[2]。笔者认为，所谓新兴战略性产业是指那些处于萌芽和成长状态而具有关键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关键性是指产业对于区域的经济及发展起到支撑的作用，并对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全局性是指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其较强的产业关联以及溢出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对区域的经济总量和质量的提升祈祷决定作用；长远性是指产业在市场、技术等方面应当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这种发展潜力对于经济的贡献是长期的、持续的。
所谓区域战略性产业结构，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各战略性产业之间和每个战略性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先进，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3]。
二、 西部地区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背景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面积660.8万多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68.83%。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交通运输业欠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较落后且不均衡。产业多以采掘原材料为主、向东部供给能源和原材料。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西部地区在产业布局、区域政策的影响下，一直处于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21世纪以来，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为主的产业变革正在进行。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及时抓住机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量。
三、 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的条件
（一） 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的有利条件
具有丰富的资源并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以水资源、能源、主要地下矿产资源、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耕地等五大基本资源而论，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是极为明显的[4]。
此外，西部新兴产业还有着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的优势。2010年10月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将经济转型和发展七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而且，国家不断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帮助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设[5]。政策和资金支持，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低能耗、高科技的新兴产业的重要动力，也为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的不利条件
尽管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是原材料的共计源，进行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历史上的“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和身居内陆的区位劣势，使的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也有许多不利因素[6]。已有的战略性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存在设备落后、科技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业发展所需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产业本身的技术特点，使之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耦合程度低。此外，西部地区还存在交通运输业布局的严重缺陷。
四、 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的理论基础
（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的理论基础或基本理论依据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7]。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揭示了每个区域的发展都是有一个阶段的。各个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产业结构支撑。所以，要进行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与前一阶段实施的政策应有所不同，否则，长期相同的开发政策的实施效应是递减的。
（二）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李卫・李嘉图提出，此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昂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终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新兴产业。区域战略性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1]。
（三）产业集群机理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内，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空间上的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是网状的体系，战略性产业作为工业产业，其集群是纵向的上下游产品具有耦合关系企业组成的生产协作链、横向的具有相互替代作用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组成的生产竞争链和侧向的提供科研、中介、市场等支持的企业或机构组成的生产服务链的交织体[8]。对西部地区而言，实施战略性产业集群化发展是发挥现有战略性优势产业的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及形成产业链各环节有机耦合，挖掘链接的各环节产业的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挖掘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 西部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还未完成工业现代化，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基本上仍然处于中低端，所以，我国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首先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其次要发展现代服务业[9]。
（二）形成产业集群
西部地区存在产业链延伸不够、产业关联度低、大型企业聚合力不强、生产服务链不完善、科技支撑力弱等问题[8]。所以，西部地区在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时，应着力打造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西部地区具有战略性能源，应立足优势资源向加工延伸，不仅强化大类工业行业的链接，提高企业扎堆密度，拓展下游产业空间。西部地区没有东部那样的区位优势、人文及市场环境等，必须要培育壮大一批核心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产业集群建设中的集聚带动效应。
（三）发展以特色产业、生态环保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战略性产业
西部地区应合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结合资源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合理布局西部地区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构，需要依靠高新技术，改造落后的传统产业。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群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带动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腾飞的龙头产业[10]。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缩短技术创新的周期，提高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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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金融支持，机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目前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政策解读和实践操作的层面。如何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纳入到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语言体系，从而将一个现实困惑转化为可以进行理论提炼和实证分析的学术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起点。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探索性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理论概念化和操作化，以期推进该领域政策概念与理论研究的对话、衔接和转化。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概念。为了尽快形成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环境、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产业政策。其中有关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思路和重点措施的产业政策集中体现于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决定》不仅明确提出“现阶段”将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重点领域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的重点，而且提出了培育发展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思路和政策要点——即“三大任务”和“五大支持政策”。其中，“三大任务”分别是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和深化国际合作；“五大支持政策”分别是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定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以及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以《决定》为核心的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框架所确定的政策思路和工具是否符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基础？是否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和拓展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优势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国作为后发国家有限的资本、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和政策资源？是否能够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路径和发展模式，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在面向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比较主动的位置？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政策概念的提出先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因此有关这些现实重大政策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甚至有些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处于空白。基于此，本文将我国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理论合理性作为研究框架设计和问题提出的出发点和提炼学术研究政策含义的落脚点。
针对已经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政策思路，我们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质疑：首先，既有的政策框架是否涵盖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内容——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是否是我国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否还存在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之外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优势形成的其他关键变量？其次，即便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那些被提及的主要变量又是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即：(1)对于主导技术路径上的主导技术、甚至主导技术路径本身都还不明确的产业，其科技创新的方向如何，其科技创新方式具有哪些特征？如果不能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方向和方式，那么简单地提高创新强度就没有任何意义；(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愿意而且能够消费这些基于新兴技术产品的实验性消费者从何而来？当前政策所大力推崇的应用示范工程与理论上最理想的“实验性或领导性消费者”在何种意义上还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更大规模的新兴技术产品大众市场又如何形成？(3)对处于国际产业竞争焦点、从而各国政府可能严格控制技术溢出和产品流动的战略性产业，国际合作的主体是谁，国际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思路”层面的问题，一个“好”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应当提出一个能够识别并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再进行有关主要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影响机制的分析。
从政策工具的层次看，以《决定》提出的“五大支持政策”为代表的我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重心，很显然仍然放在了传统的财政性和金融性产业政策工具上。因此，我们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提出的理论问题是，这些应用到传统产业行之有效或部分有效的激励性政策措施是否同样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按照一般的逻辑，激励性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激励以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加强对技术和产业的投资，相应地，“加强投资激励”是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尽管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必然是一个经济主体基于经济理性进行物质和非物质投资的过程，但适用于传统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政策分析的理论工具是否可以简单嫁接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中去？如果不能，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政策、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角色和功能提出了哪些特殊的要求？无论是理清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还是提出能够加快这类产业培育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规范性的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都必须以实证意义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性质的正确理解为基础。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属性
《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可以看出，《决定》更多的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意义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一个强调“绩效”和“结果”的政策概念转变为可以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学术概念，就必须首先提炼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内涵。只有很好地抽象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经济学属性，才能尽可能充分地调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工具对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学术分析，才能将战略性新 兴产业理论研究纳入既有的经济学语言体系，避免这类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直观地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涉及三个关键词，即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一词在经济学中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生产具有相互替代性的产品的企业群体。新兴产业一词主要出现于技术创新领域有关“产业动态性(industry dynamics)”问题的研究，指的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初创期”的产业。新兴产业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在“产品替代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间或阶段的维度。如果产品替代性强调的是企业竞争性的话，那么引入时间维度的新兴产业强调的就是处于产业初创期的企业行为的特征。这里初创期指的是产业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的时期。①根据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新兴产业的初创期持续时间因行业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有些产业的初创期仅仅持续两三年，有的则甚至持续50多年(Klepper和Graddy，1990)。初创期的持续时间主要是由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成熟度决定的。其中，主导技术指的是某个新市场中出现的首个集成了大多数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技术特征的新产品或新工艺(Murmann和Frenken，2006)；②成熟度指的是技术机会，即原有技术被新的技术创新所改进或替代的可能性的大小。主导技术的成熟度是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维度。由于主导技术出现以后，产业竞争的焦点迅速由突破性的新产品创新转向旨在降低产品成本的过程技术创新，这时，基于规模经济性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数量快速下降，因此从时间维度观察新兴产业可以发现，主导技术越接近成熟，产业的初创期越接近尾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性决定了这类产业相对于成熟产业必然具有显著的动态性。根据有关产业动态性的研究，市场成熟度是在技术成熟度之外刻画产业动态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由于在主导技术出现之前，存在对潜在主导技术的不同理解，大量新企业(可能是新设企业，也可能是相关行业或无关行业既有企业的跨行业投资)携自己的产品或工艺技术进入该行业。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产业市场集中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多样化的技术竞争大大提高了市场结构的流动性，即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分布快速转换。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成熟度，一方面指的是一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关注的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指的是产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随着新兴产业逐渐向成熟产业演化，在市场规模增速逐渐下降的同时，市场结构的流动性不断下降，产业组织结构逐渐向多种外生因素决定的长期均衡结构收敛。分行业截面来看，市场成熟度和主导技术成熟度并不存在简单的单调递增关系。因此，理论上任何一个现实的新兴产业都可以定位于由这两个维度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或者说，理论上这个二维空间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潜在的新兴产业的某个特定的成长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战略性”，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三个关键词中最缺乏经济学理论共识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所体现的经济学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未来性和突破性；二是产业所面向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第一个特征决定了主导技术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更加“耐心”的投资和更加多样化的高强度学习和探索；第二个特征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涉及一国发展的深层次经济利益。也正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政府往往会通过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参与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不仅是企业层次、更是国家层次的博弈竞争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把技术培育作为产业生命周期的起点，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技术也必定是新兴的，与此相关的一个误导性的观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是由新兴技术的进步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技术通常是、但并不必然是新兴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是由于既有技术经过“适用性的创新改进”或“技术融合”拓展了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也可能是因为一项新兴技术在成功应用到新的市场以后获得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案例，以无线通信技术发展为例，其原型技术并不是针对通信功能的技术，而是德国物理学家用来检测电磁波的实验设备，而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改进和完善是直到近年这项技术由公共安全领域应用到大众消费市场以后才实现的(Day等，2000)。所以，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或既有产业)的成长路径并不是独立并行的，既有技术和新兴技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交叉融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正因为传统技术和产业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高度关联性，使新兴产业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往往并不是新设企业，而是传统产业中在位企业多元化投资后形成的进入者(Dinlersoz和MacMillan，2009；Geroski，2003)。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主导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结构的高流动性，因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常常为产业领导者地位的确立和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重要的机会窗口。例如，在ICT技术兴起的时候，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确立了其在半导体、计算机产业的领先地位。后发赶超国家常常是通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而不是沿袭发达国家既有的技术路径实现对传统产业强国的赶超。例如，日本通过发展数控机床技术实现了在机床行业对美国和欧洲的赶超，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兴起的机会实现了对德国和瑞士等传统制药强国的赶超。对韩国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也表明，赶超国家的技术突破不是在比较优势显著的传统产业部门，而是在技术模式具有创新频率高、技术轨道可预见性弱等特点的新兴产业部门(典型如电子行业)实现的(Lee和Lim，2001)。然而，新兴的技术机会只是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领先或赶超的可能性。如果后发国家不具备适宜的资源基础和制度土壤，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会自然成长。因此，提出一个能够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于推进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在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问题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一个既具有一般性、又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要素、匹配、层次”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除了考虑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层次这两个基本问题外，还进一步引入了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动态匹配的问题。其基本逻辑如下：一是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国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形成通常需要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历史经验显示，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用的显著性又存在差异(Mowery和Nelson，1999)。因此，识别关键要素并刻画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第一步。二是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即要素之间的协同演进和共同内生问题。三是分析这些要素及其互动主要发生在什么位置和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如下图所示。
本框架第一个维度的工作是提炼影响一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大致划分为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种类型。首先来看技术性因素。要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首先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新兴技术和主导技术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前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范式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范式主要揭示的是技术之间的特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体现为特定技术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模式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技术所基于的特定的自然科学原理或技术创新的规则，也可能是特定技术所面临的知识环境的差异性，技术自身及其所处知识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特定技术的创新机会、可收益性、累积性和知识基础的差异等方面。在特定的技术范式约束下，技术的演进总是遵循某种特定的方向和技术路径运行，新兴技术进步的过程既包含新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路径的出现，也包含在既有技术范式下技术沿某个特定路径的完善。特定新兴技术发展的过程既因技术范式的差异而存在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性和共性。与新兴技术演进直接相关的两个模型分别是A-U模型和Hamilton模型。A-U模型可以视为Vernon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应用，该模型将完整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明确阶段，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技术创新的鲜明特点分别是经常性的重大产品创新和重大过程性创新，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的分水岭是主导设计的形成；明确阶段则是产品技术和过程技术都基本成熟后以改进型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Utterback，1994)。Hamilton在A-U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兴技术演进模型。他的模型从企业创新策略的角度将新兴技术演进分为发现、探索、承诺和竞争等四个既衔接又部分重叠的阶段。其中，发现阶段的创新主要是科学推动的，技术进步具有非连续性；探索阶段的创新主要以发现可行的技术应用领域、技术完善、形成明显的市场概念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突出特征；承诺阶段的核心是选定技术路径和商业化战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培育特定的竞争能力，这个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选择主导设计、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出售或授权知识产权等；竞争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强化先动优势、产业进入和退出等(Hamilton，1985)。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经济性因素至少包括产业基础、市场结构、企业战略和市场需求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前三个要素都是供给方面的因素。产业基础主要指的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相关性或市场相关性的传统产业的资源和优势，例如，美国和德国在医疗设备产业兴起时形成的竞争优势就与这两个国家之前在电子设备领域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关系。这里的市场结构除了SCP范式意义上的市场集中度内容外，更主要指的是新兴产业中的重大创新和生产要素如何进行配置和组织。产业组织有时会成为制约具有巨大潜在市场价值的新兴技术被成功商业化的重要障碍。例如，美国生物领域之所以不能在生物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进而为投资者创造现实的商业价值，其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机会主义的短期交易、而不是长期的关系性合作，企业内部研发的分割、而不是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科学和商业边界的过度模糊导致科学研究和商业效率的同时下降等产业组织因素的存在(Pisano，2006)。企业战略包括企业的总体战略和创新、营销等职能性战略。在知识经济和价值链网络化的时代，商业模式越来越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市场规模和客户需求特征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市场规模决定了研发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因而有利于形成配置效率(生产规模)和动态效率(创新)相互增强的机制(Mowery和Nelson，1999)，而一国或地区市场需求的性质则常常成为主导技术和新兴技术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客户、特别是“领导性客户”在创新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新兴技术和产品功能不断完善、技术性能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Von Hippel，2005)。另外，“实验性消费者”不仅是新兴技术最初的市场来源，而且是对不成熟技术反馈需求信息、甚至直接改进技术的重要知识来源，因而对于主导技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Malerba等，2003)。
制度性因素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一是制度性因素决定了产业系统中各类主体的抱负水平和激励水平，从而决定了整个系统学习的强度；二是作为集体行动的规则，制度起到协调创新系统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行为的作用。制度性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政府的激励结构、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三个方面。政府的激励结构是政府行为目标和导向的基础，决定了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基本态度、功能和角色；在层级制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周黎安，2008)。产业政策既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传统的支持性政策工具，也包括技术路线图等协调性政策手段以及具有供给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功能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例如，应当鼓励技术和企业的 多样性和竞争，应当加强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培训功能等(Mowery和Nelson，1999)，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常都是部门特定的。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动态性，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微观制度(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委托问题，而且还要符合“创新型企业”的制度要求，即战略化(保证企业的资源向长期的战略性领域投资)、融资支持(保证企业的战略行动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协调(企业内外部活动的协调一致)(Lazonick，2005)。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的第二个维度是研究优势来源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该视角的研究包含三个层次：(1)技术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匹配。一方面，技术性因素会影响制度设计的逻辑和特征，例如，产业的技术范式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模式——科学推动型还是需求拉动型，产品架构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关键技能和知识形成的位置(Fujimoto，2008)，从而决定了一国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趋于成熟的背后是这些产业的部门创新系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是整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由旧的模式向新的结构进行深刻转变的过程。创新系统所嵌入的新旧制度体系转型的成本和特点决定了系统内技术演进的速度和方向。每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伴随着由共性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方式所共同构成的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整体变迁，即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常常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协同演进。也正因为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要遭遇根植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包括老式的实践、标准、习惯、思想和惯例等)，所以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会在拓展期(deployment)之前经历一个大约二三十年的导入期(Installation)(Perez，2010)。因此，一个完整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分析必须既要包含一个最优的制度框架设计的静态分析，也要包含新旧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特别是对于某些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要求、但应用在传统产业身上却看似行之有效的既有制度安排，这种有关制度锁定和突破的研究显得更有价值。
(2)技术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的相互适应。一方面，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下，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创新行为会表现出差异性，例如，生物医药、电子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由于其创新的技术机会丰富，因而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散且企业的创新资源主要投向重大的产品创新；对于基础化工、冶金等连续流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相对成熟，因而市场集中度高且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以生产工艺的持续改进为主；对于机械等产品工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机会一般，因而市场集中度介于前面两类行业之间，企业既注重产品创新也注重有利于新产品技术工程化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技术创新(Marsili，2001)。另一方面，经济性因素也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例如，市场集中度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强度，且二者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同战略资源、处于不同战略位置的企业会内生地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和产品架构；市场需求对技术的影响更加显著，有关“需求拉动”型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证据是，一些新兴技术(如互联网、计算机和移动通信等)获得快速的发展不是因为科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更有前景的市场。
(3)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匹配。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替代和补充关系在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化问题研究中尤为重要。企业将新兴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机制通常包括策略性的手段和制度性的手段。其中，策略性的手段包括先动优势、保密、互补性资产和人力资源政策等；制度性的商业化手段通常有专利、政府采购、奖励和补贴等。策略性手段和政策性手段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一方面，制度性的安排会对策略性机制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例如，企业策略性商业化手段的有效性越弱，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就越弱；另一方面，企业的策略性活动也会影响某些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例如，考虑到企业在商业化手段方面的差异性，最优专利制度的设计应该更有“弹性”——如引入“专利展期”制度，也即将专利保护期缩短，每次保护期结束后原专利持有人都需要重新向审查机构提出申请以获得下一个时期的专利保护(Cornelli和Schankerman，1999)。
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的第三个维度是分析这些使得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哪个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首先，从发展的效果看，有可能一国在几乎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都形成显著的领先优势，也可能仅在某些部门形成行业性的群体优势，但也可能仅在特定产业的少数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其次，从影响的因素和机制看，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都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可能是由于国家层面存在某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环境性因素，也可能是由于部门层次存在的某种部门系统性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某种独特的资源或能力使然。尽管不同层次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之间常常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很难严格区分企业的紧密合作和互动是部门层次的产业组织因素还是企业层次的能力原因，创新型企业的制度基础既可能是国家层面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也可能是源于特定企业独具的企业家抱负和组织能力。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是可以将其置于某个特定层次的问题背景下进行分析(Mowery和Nelson，1999)。有关层次分析的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特定来源的微观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可以更加明确政策作用的对象和主体。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对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涵盖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绩效的所有关键因素，因而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和综合性；该框架考虑到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因而具有动态性和理论框架的自洽性；同时该框架提出了影响作用和互动机制发生的层次，因而对于 问题提炼、实证性经验研究以及产业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启发性。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新颖性决定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标准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也仅仅是探索性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更多实践经验的支持。
注释：
①有学者从产业增速、而不是技术和市场结构的角度将新兴产业定义为处于高速增长期的产业，见Low, M., Abrahamson, E., Movements, Bandwagons and Clon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No. 12, 1997, pp. 435-457。我们认为，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区间还应当包括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新兴技术出现的阶段，而新兴技术出现初期产业的增速可能很低、甚至产业化根本就没有开始。就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言，将新兴产业等同于高增长行业尤其具有误导性。
关键词：产业升级；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8-0040-08
一、导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素禀赋结构的急剧变化与传统比较优势的消逝将严重影响中国的产业发展及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型已经不可阻挡，这一转变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发展。更严重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后遗症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问题加剧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是企业走出危机实现生存之路，更是关系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我国都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环境的投入，充分利用但又比较倚重低价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而自主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外源型的产业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变化。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低碳产业成为关注的重点问题。就在这纷繁芜杂的讨论中，人们似乎认为，低碳经济已经到来，中国已经步入产业升级之路，应当抛弃传统产业，主导发展高新产业，本文认为这一认识有待进一步商榷。
低碳产业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自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低碳产业”的概念后，低碳产业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产业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发展低碳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和必然要求。我们应当深刻意识“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判断。如果盲目发展低碳产业，中国将很大程度上丧失自己的竞争优势，不能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本文以产业升级为目标，以非平衡发展理论为基础，得出“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螺旋交替上升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之路”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产业升级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产业升级实现途径的理论发展与争议
1 产业升级实现途径的微观视角：线性与非线性升级方式
从升级类型来看，产业升级可以分为线性升级和非线性升级。①线性升级包括产业内升级或产业间升级。Humphrey和schmitz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其中前三者属于产业内升级。从全球化的视角鸟瞰产业价值链包括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及对最终消费者的支持服务。全球价值链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直至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包括所有参与者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Gereffi同时将产业升级的概念引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在此基础上，HIlrrlphrey和schnlitz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提出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产业升级分类(如表1所示)，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其中，跨产业升级，把从某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价值链，也称为链升级，企业的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
无论是Humphrey和SchInitz提到的产业升级，还是EmBt提出的产业升级都是产业线性升级。但产业升级可能是非线性，产业在升级过程可能产生分岔，即表现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非线性产业升级，又可以分为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和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就是优先实行产业内升级，当产业内升级达到一个高的水平后，再跳入到另一个产业，实现产业间升级。当一个国家产业内升级达到较高水平时，在产业间升级中就可以跳入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则是指，优先实现产业间升级，在实现产业间升级后，再实现产业内升级。
关于中国经济的非线性升级与线性升级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张其仔与赵西三曾做过讨论。张其仔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产业间优先升级路径取得的，产业间优先升级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后进国家又不会面临升级路径的信息不足问题。因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跟随战略，沿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路线实现产业间优先升级路径。赵西三认为，产业间优先升级路径的实质是基于StephenRedding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即一个国家可以发展在未来某个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所谓“产业赶超”。赵西三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产业和产品技术结构，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2 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平衡与非平衡发展理论的纷争
究其本质，产业升级属于发展战略范畴，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传统中，一直伴随着两类发展理论的争论，即平衡发展理论与非平衡发展理论。对这两类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进行产业升级实践的基础。对发展战略理论的错误认识可能引导国家(或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选择违背现实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
平衡发展理论以哈罗德一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平衡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各经济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一味地侧重某一个部门或地区的投资影响了相关部门和地区的发展，由于落后的部门和地区的阻碍作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都不会得到发展。因此所有的经济部门和地区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平衡发展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及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典型代表。
Rosenstein-Rodan提出了“大推进理论”，并在1943年论文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大推进理论”认为通过平衡发展，同时创建各种企业，规模经济效益才能实现，产生正外部效应。“大推进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要素配置总是存在的最优比例，单一的要素安排难以达到福利最大化状态。“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Nurkse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
所以存在长期的贫困，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并使穷国维持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在这个多种力量的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障碍是经济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的循环集。资本的供给为储蓄能力和愿望所左右；资本的需求则受投资刺激支配。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本形成陷人了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纳克斯因此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图2给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概略框架。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带来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使得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难以提高生产率，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不断循环，形成一个“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能力引致低资本形成进而达到低生产率再到低收入”的链条。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带来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得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难以提高生产率，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不断循环，形成一个“低收入推动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导致低资本形成达到低生产率再到低产出与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核心是资本缺乏，导致“贫困恶性循环”，资本形成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大力储蓄和投资，促进资本的形成。
非平衡发展理论是根据地区和产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主张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集中配置在某些产业部门和地区，首先使这些部门和地区得到发展，然后通过投资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间、地区间的联系效应与驱动效应，带动其他产业部门和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主要思想：由于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而应当选择合适的重点产业进行投资，然后通过关联效应和诱发性投资等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最后达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确实可以发现各部门(产业)在不同时点确实呈现几近相等的平均发展速度。但是，事实上，发展本身实质上是由某些产业或者部门主导，从供给上先向前一步，从而带动产业增长的。从静止图像上看到的平衡增长现象，是由一个个先后发展动态的图像复合而成。如果某一追随产业发展超过其目标，将引发其他产业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轮流“坐庄”的发展模式，与各行业“齐头并进”相比，更能给“诱导性”投资决策留有充分余地，可以得到资源节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由于价格机制与利润动机的存在，非平衡发展并不是一种发展均衡，难以实现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对非平衡发展理论的另外一些学者担心，“市场力量”不能充分迅速的发挥作用，“调整机制”由于现实中种种障碍不能实现，主张从一开始就应当实行平衡发展策略。
3 产业升级的现实选择：两类发展模式的综合运用
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了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论证了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分析，揭示了经济起飞阶段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但是，平衡发展理论在理论上也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在实践中表现出其一定的局限性，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有限的前提。在要素受限下，经济中各部门并非一定呈现互补性，替代与竞争有时才是问题所在，没有把握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实质。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不足，资本供给缺乏弹性，而不是该理论认为的“市场狭小限制投资”问题。
非平衡发展理论正是在对平衡发展理论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因而非平衡发展理论有效的解决了平衡发展理论的缺陷。该理论描述了实际的经济发展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内在关系。非平衡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的过程描述为是由一系列的不平衡所组成的，即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这样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非平衡发展理论与平衡发展理论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在一定程度上相通的。非平衡发展理论实质上是将不平衡增长作为达到平衡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辩证的关系。非平衡发展战略并不否认实现平衡增长的必要性，并仍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样，平衡发展战略也不否认采取不平衡增长的必要性。在对平衡增长机制的分析和对“供给创造需求”这一论题的阐述中，纳克斯等人就强调了供给超过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都强调了整体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因此，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当将平衡发展与非平衡发展结合起来，以非平衡发展为基础，以平衡发展为目标。强调非平衡发展，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要兼顾平衡发展的需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三、产业升级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产业升级应当采取非平衡与平衡发展相结合、以非平衡发展为主要途径的发展战略。实践中，非平衡发展则要依托主导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带动作用，各产业循环交替上升发展态势。主导产业的概念最初在HirschmaJl的文章中蕴含。Hirschman主张，在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他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的“产业关联度标准”。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会产生较强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选择这些产业作为政府重点扶持发展的主导产业，可以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ao$iow首次明确提出主导产业系统概念。Rostow的主导增长产业定义强调主导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及创新的力量。2010年，我国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并强调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非平衡发展战略(理论)为支撑，有效把握产业发展规律，依托主导产业选择及发展理论，推动产业升级及经济整体发展。在理论界，主导产业的研究占据主流位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还鲜有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首先是主导产业，而且是前沿的主导产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1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是由于创新引进新的生产函数，带动产业结构转换的产业。其不仅具有创新的特征，而且通过关联效应，将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系统，引起整个产业的技术基础的更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带动产业结构转换，为经济增长建立新的潜力和可能性，从而推动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因而扩散效应与创新效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别于其它产业的最重要的特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性可总结如下：创新，依靠科技进步，获得新的生产函数；形成持续高速增长的增长率；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它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扩散作用。扩散效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如图3所示)：一是回
顾效应，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根据其技术特点，会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这些投入品的发展。这些投入要素可能是物质的，如原材料和机器，也可能是人力，如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甚至可能是制度方面的，例如铁路的发展刺激了更大规模地从社会动员长期资本的方式和规则。二是旁侧效应，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会引起它周围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涉及到按技术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处理法律问题和服务市场关系的专业人员，城市先行资本投资，银行和商业制度，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三是前瞻效应，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活动创造了能够引起新的工业活动的基础，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有时候甚至为下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起台阶。
(2)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能够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升级的引导产业，具有极大的关联及扩散功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为未来产业发挥前瞻效应的同时，可以为未来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发展，伴随着结构总量的扩张。斯密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论断在产业升级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不断开发社会需求，扩大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的目标的才能实现。
(3)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附加值。产业升级是有序进行的，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需求，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要实现这一目标，提升效率是必然的，而科技成果的引入是关键。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升级的“领头羊”，必然要求其具备吸收科技成果的能力，并通过扩散效应，不仅使其本身得以发展，又能通过技术进步改变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波及其他产业，促进整个经济系统技术升级，达到整体的产业升级目标。
2 产业升级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有多种模式：一是依靠市场机制，不需借助外力的干预与协调，以美国为代表。这一看法与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经济传统相一致。即，市场的竞争与供给关系足以促进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发展，产业协调问题也可以通过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进行规划并给予其扶持政策，政府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并不如市场更具权威性。还有一种以前苏联与东欧等国为代表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完全可以依据国家政策而无需依靠市场机制。第三种模式则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应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发挥市场自发调节能力的同时，政府积极进行干预，主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如今的发展理论更加倾向于第三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模式，但是，这一模式本身，也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与导向，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应当依托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否者产业升级将是一个空谈。①竞争优势理论是由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到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和行业内贸易现象。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地区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应当依托竞争优势理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
3 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基准
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关系着整个产业升级以及经济整体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时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发形成，有时也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扶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既要考虑市场的调节力量，也要兼顾经济的长期发展目标。如果任由市场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相关产业的扩散作用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相互交替发展的局面将遭遇很多障碍。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主导产业选择基准，本文认为这一标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筱原三代平认为，“需求收人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是两个最基本的选择标准。“需求收人弹性基准”从需求的角度着眼，表明了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商品的社会需求增加的幅度，即说明了市场需求的大小。对正常商品而言，需求收人弹性系数愈大，则市场容量愈大，产业发展的潜力也就愈大。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是需求收人弹性系数高的产业。“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是指以各产业综合生产率提高的快慢作为选择标准，选取综合生产率提高得快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综合生产率上升较快的产业，也就是技术进步较快的产业，能够促进国民收人的较快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学者周叔莲曾经提出了诸如“瓶颈基准”、“平衡发展基准”、“协调基准”、“货币回笼基准”、“就业与节能基准”、“高附加值基准”、“技术进步基准”、“边际储蓄率基准”等基准。在纷繁的基准标准下，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可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只要遵循几个原则，结合具体的地区特征灵活应用就足矣。
(1)坚持技术前沿与适宜性的统一。技术前沿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要选择能代表技术进步与发展方向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仅关注技术前沿性还不够，必须考虑技术基础与要素禀赋特征，有效发挥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2)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即市场总需求是决定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有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假设一个产业由于政府的指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是却没有市场前景，长期以来，这个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政府以及社会的包袱。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应选择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进行支持。产业收入弹性大于1则其需求增长率快于人均国民收人增长率，随着国民收人的增长，这些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3)产业关联效果基准。产业关联效果是指该产业与其他产业联系程度的大小。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具有很大的产业关联度，才能对整个产业体系有足够的带动和推动作用。
(4)产业集群。现代产业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已不是单个产业部门，而是几个产业共同起作用，罗斯托称之为“主导部门综合体”。现代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产业部门就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必须是一组部门。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不是孤立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组产业部门。
应当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中，以上各种原则是相互渗透、作用的，不能单从一个方面衡量，而应当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低碳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
低碳已经成为媒体、官员、企业、学者的每日必谈题目。一时间给我们一种感觉：低碳产业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
其仔在博客①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从污染型向环保型转变。有些人认为这两个阶段应该并在一起，然而，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并不意味着环境的改善，资源节约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西方经济进入第三次转型，那就是低碳化。”
不可否认，低碳产业将是未来转型的一个主要方向，但不代表当前产业升级的目标就是要立即走低碳产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亿农业劳动者须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也因为中国劳动人口众多，在生产竞争中可以形成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通常，劳动密集型产业均是低附加值、效率底下的产业。通过使用高级生产工具，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产业越发达，这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一趋势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是西方世界经历一定发展阶段，在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变化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将技术、知识密集程度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是最有价值的。西方学者的选择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现实背景假设：产业等级较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区域间要素禀赋结构相近。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正是决定规模经济差异的基础。于是发达国家将战略性产业定为高新技术产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决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研究结论，指导中国实践。
1 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着力点，实现产业升级
要素禀赋结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与产业升级的基础，中国若想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必须首先在要素禀赋结构上实现升级。波特在钻石体系别强调高级人力资本和研发的重要性，这是和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有关。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资资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新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各个产业中的新产品研发区段。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需要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才能较好地克服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必须实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战略，然后集中优势力量进行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研究与开发，重在提高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尽管需要有意识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而随着技术进步，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特点之一。
2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优化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
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或者说，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与必要性条件。要素禀赋结构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以不发展工业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其实也不可能以不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工业化的道路具有必然性，而工业化的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较快增长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才能继续推进下去，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发展瓶颈现象。
其实，资源密集型产业与浪费资源并不是一回事。“资源密集型”是指这类产业的性质是大规模地实现地球物质的形态转化。而这类产业是否“浪费”，或者不合理地“高消耗”了资源，则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如果工业技术水平低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而如果工业技术水平高，资源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成为低消耗和低污染产业。而且，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可以创造一种创新的激励机制。只有当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发展的必要，同时资源供应由趋向更为稀缺的条件下，节能和能源替代技术的重大进步才有经济激励的基础。可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同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具有内在互补性，而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性。
3 树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动态演化理念，科学有序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自组织理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收稿日期：2013-10-01
基金项目：廊坊市社科联重点项目“廊坊市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2013009）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侯海东（1968-），男，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分校副教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科技创新。
在一个开放的区域经济系统中，产业的协同发展是系统演进的内在要求。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区域产业经济系统在与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条件下，系统内部的产业及生产要素呈现出有序的结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利用，区域内各子系统之间协同和共生，形成高效和高度有序化的整合，区域内各地域单元和经济组织实现一体化运作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
后危机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为京津冀区域系统的协同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从无序到有序这样一个演化过程。当前，京津冀三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上仍存在着诸如发展不平衡、产业选择趋同、产业链衔接不紧密、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相关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大了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运行成本，阻碍了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序化发展，不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此背景下，对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特征，对于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序发展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自组织理论及其方法论
1.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是L.Von Bertalanfy系统论的发展。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是自组织理论的两个重要分支。
耗散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是，即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内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必须处在远离平衡态；系统内存在涨落。耗散结构理论回答了自组织出现的环境条件问题。
协同论主要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认为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是自组织过程的基础，系统内各序参量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使系统产生新结构的直接根源。涨落是由于系统要素的独立运动或在局部产生的各种协同运动以及环境因素的随机干扰，系统的实际状态值总会偏离平均值，这种偏离波动大小的幅度就叫涨落。当系统处在由一种稳态向另一种稳态跃迁时，系统要素间的独立运动和协同运动进入均势阶段时，任一微小的涨落都会迅速被放大为波及整个系统的巨涨落，推动系统进入有序状态。协同思想有两个最基本观点：一是协同导致有序，二是自组织是协同思想的核心，协同学解决了自组织的动力问题。
2.自组织方法论
自组织理论为我们揭示了推动开放的复杂系统有序演化的方法。首先，对于一个开放系统，可以通过创造条件，加强物质、能量与信息输入使自组织过程得以产生；其次，激励系统内部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通过竞争、合作推动系统产生新的模式和功能；第三，重视演化的环境条件，没有条件就没有演化，重视条件就是重视演化的个性和多样性。
总之，自组织方法论把相互作用看成是推动系统自组织的根本动力，并且把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分成竞争、协同两种相反相成的互补对立性机制。
二、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自组织特征
1.区域战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开放性具有内部开放性和外部开放性两个特征，外部开放性是指该系统在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的同时，还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承担着一定的功能、职能。内部开放性是指系统内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人员、技术、信息、资金的交流，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自组织机制发生作用，必须避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内部主体之间、子系统之间的封闭和隔绝状态。保持系统与外部环境及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足够强的“负熵流”，不断抵消系统内部熵的产生，并通过反馈进行自控和自调，以达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目的。
2.区域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
随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京津冀三地在产业结构、区域分工与合作、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资源配置、环境保护等领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依赖关系，而是既存在着相互不断促进的正反馈的倍增效应、也存在着限制增长的负反馈饱和效应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演化的内部根据。
3.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是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功能特征的非平衡系统
在区域协同机制的作用下，三地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克服冲突、相互依存，在形成结构合理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同时，也推动各子系统向更高层次发展，形成基于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态有序结构。因此该系统处在远离平衡的稳定、有序的非平衡态。
4.区域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过程存在着涨落
出现涨落情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策的变动、经济环境的变化、协作问题、市场变动、技术的变革、内部文化冲突、成员的加入与退出、资源配置的调整等；为了适应这些新的变化，系统内部各类资源必然会重新配置和合理流动，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出现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涨落现象。
三、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1.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开放性不足
京津冀由于行政边界的阻隔、合作观念的缺乏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导致区域内各系统之间的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流渠道并不十分通畅且周转速度较慢，自组织机制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直接影响系统的演化过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层面，开放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三地产业选择的趋同。
三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上，都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在“生物技术”领域虽然提法表述不同，但实质内容确是大体一致的。在产业发展的操作层面三地出现了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的局面。产业选择趋同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结构趋同继续加重，难以进行区域分工和区域统筹。与之伴生的重复建设又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和浪费，还会造成区域系统内部产能过剩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这种状况不利于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的演化过程，甚至导致系统内原来某些结构的消失，后退到混乱的平衡态上。
2.从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领域看，三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微观层面结构相似系数较低，产业间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的协同效应难以有效发挥
三地在全国具有共同比较优势的领域较窄，除在地质勘查业具有共同的比较优势外，京津在航空航天制造和环境污染处理的专用药剂材料制造领域具有共同的比较优势；京冀仅在地质勘查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微观层面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差异。结构上的差异虽然有助于形成区域内各自的主导产业、有助于形成区域经济特定优势，为该地区在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与合作时能够带来更多收益。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结构相似度低、结构差异大，必然影响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深层次的分工与合作，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性降低。另外，从区域产业融合的角度看，与新兴产业各节点具有紧密联系的科研开发、产品设计、教育培训与制造等环节也会产生脱节。致使同一领域深层次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在区域系统内部难以形成，最终影响跨京津冀的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的形成，造成区域内产业协同发展所需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难以有效发挥，系统协同效应缺失。
3.从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看，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非平衡有序结构尚未形成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85%、2.39%和2.42%。虽然北京的发展水平明显好于天津和河北，但与广东和浙江的19.96%及14.85%相比，还没有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突出优势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链，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难以形成基于区域总体利益最大化的非平衡动态有序结构。即便是在发展水平和规模相近的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由于各地子系统自组织目标不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之协调机制的缺失，也容易造成各个行政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重复建设，最终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区域内部较大规模的要素和产品市场，要素流通受到限制，影响区域间的有效合作与协调发展，不利于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其转型升级，造成竞争与协同失调。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由于三地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目前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大于协同，区域间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建立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就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
1.构建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熵减机制
开放性是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提。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区域产业的发展要走向有序，必须重视其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产生与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才能增加区域系统的“负熵流”，提升系统的有序度。只有建立起区域合作的熵减机制，才有可能避免区域内部的产业过度趋同、无序竞争，实现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统筹协调，优化配置，高效发展。
（1）统筹协调，完善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培育、发展，应该是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立体优化配置。纵向是区域内各行政单元自身在产业、领域、项目（企业）的统筹协调。横向是区域内各地之间的产业、领域、项目（企业）的统筹协调、优选、链接。解决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趋同的问题，需要区域的总体规划和区域间的统筹、协调、优化配置。规划的完善应本着开放的原则，利益共享的原则，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明确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目标、各地的分工和定位。
（2）加强沟通，建立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合作体系。由于资源察赋、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等方面造成的差异，区域内各地区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三地往往只关注于自身发展，即使考虑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情况，但总体目标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考虑。这很大部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使得对其他地区的发展现状认识不足，决策依据缺失。因而，京津冀需要通过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而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区域内交易成本，寻找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合作方向，建立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体系。为此，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政策和相关政策应尽可能地公开，增加各地区对区域产业合作的可能性预测，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同时，应建立一个化解区域合作冲突的协调组织，负责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的裁定，这是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3）完善市场体系，营造有利于要素合理配置和流动的市场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必须有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市场作基础。要保证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自由流向报酬率最高的地区，保证各产业转移主体能够自主地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人才使用的协同、技术要素的合理分工、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前提。因此，三地应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尤其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垄断，加快培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加快区域市场互相接轨的步伐。
2.构建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涨落机制
（1）全面梳理当前制约区域内经济合作体制的、机制的、制度的、法规的障碍，协调区域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从政策层面真正打破区域分割和障碍。
（2）科学谋划、合理定位，构建具有各地特色的战略新兴产业类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类型有原始创新型、引进型和资源禀赋型。根据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技术、人才、市场、服务等条件要求，北京、天津相对于河北具有比较优势，应重点发展原始创新型和引进型战略性新兴产业。河北应重点发展资源禀赋型和引进型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在区域内进行产业转移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区域资源，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同时，京津冀还应树立长远意识，找准自身的产业角色定位，扬长避短，打造特色，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功能互补，实现错位发展。
3.构建京津冀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就是区域内各地及产业间各子系统竞争与协同相互作用的过程。自组织理论把竞争与协同看作是复杂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竞争与协同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上的趋同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内部的竞争。同时，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微观层面结构的差异性又降低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效应，存在着协同发展中自我内部循环的倾向，造成了竞争与协同的失衡。对此，在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三地需要建立产业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自觉克服各自追求综合化和高端化的倾向，主动向功能互补化转变。只有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链，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协同发展。具体措施是：首先进一步加大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相互合作的力度。由于京津冀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优势不同，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因此三地之间存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其次，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加快形成产业集群。京津冀地区许多产业尚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大大削弱了产业整体竞争力。因此，各地应积极整合资源、分工合作，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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