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1994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A·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172页。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著最早于193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29卷第3、第4两期上全文连载。此后于1946年单独出版；1949、1951、1956、1958年再版了四版；1961、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订了两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关 键 词】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No.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内部读物”，1990年2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227—240。
①③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38页；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73—80。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1—5。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106—110。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 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谭其骧“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页。
②②如《法国历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1994年成为“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21种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⑤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谭其骧先生曾经“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2页。
一是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注意挖掘教材中蕴涵的历史基本理论，将史学理论教学寓于对史实的分析之中，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比如在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等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时，引出“思想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对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帝国主义形成等内容进行分析时，引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观点，等等。这样，学生不仅加深了对教材的理解，掌握了基本的历史理论，更重要的是感到学习历史理论不是为学理论而学理论，也不是把历史理论当做纯知识来学习，而是在接受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自然地得出这些历史理论，或用史实来论证理论，进而达到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理论辨析新的历史现象能力的目的。下面还有一些专业性理论观点也是笔者在平时教学中经常用到的：（1）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观点；（2）顺应历史规律（潮流、趋势）的观点；（3）民族自强自主的观点；（4）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5）探索改革和创新的观点；（6）为国为民的观点；（7）历史可供借鉴的观点；（8）开放有利于发展的观点；（9）物质文化交流利于双方进步的观点；（10）世界先进科技互相吸收的观点；（11）发扬优良传统的观点；（12）政权在社会上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1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1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15）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共性和个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观点。将这些理论观点渗透在课堂教学之中，就可以深化教材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二是强化史学理论的教学。即在高三上完新课，学生对课本知识有了整体的把握后，再有意识地、系统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作深入浅出地介绍，使学生对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有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宗绪先生总结出来的“四条标准”去观察分析历史。这“四条标准”是：①生产力标准（确认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②实践的标准（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③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标准。④从人类文明演进史的高度看历史（确认人类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有时是很惨重的，如战争、屠杀；但与人类文明演进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代价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极其微小的）。如对原始社会各个阶段的更替，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世界近现代史三个阶段的变化（工场手工业时期、蒸汽时代、垄断时代）等历史现象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分析；对“”及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事件要用实践的标准去分析，根据其实践的结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对诸如圈地运动、农民起义、革命等事件，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去分析。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即不仅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还要掌握历史的阶段特征，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潮流，历史的主要课题等；在分析历史方面也强调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等等。
三是强化运用历史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训练，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其史论分析水平。在课内外练习和测试中，要有一定量的题目考查史学理论知识和史论分析能力，包括选择题、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以下是历年高考题中旨在考查学生史学理论知识和史论分析能力的部分试题，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高质量的题目给学生进行训练。
1.与半坡文化相比，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历史进步表现在
A.定居生活
B.按血缘关系组成社会集团
C.从事农牧业生产 D.出现贫富分化
2.《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包括“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等等。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包括：
①资本原始积累 ②资产阶级革命
③海外扩张 ④工业革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3.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结合你对唐朝由盛转衰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赵翼的这一观点。
4.墨子说：“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又说：“（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就上引言论，指出其思想核心，（2分）说明其社会根源，（6分）并分析其积极意义。（6分）
5.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9分）恩格斯观察历史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3分）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2分）
6.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演变。
关键词：心理史学；精神分析；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94-02
1910年，弗洛伊德（S.Freud）出版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现如今心理史学已经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为首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要探寻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首先需要对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胡波对此有专文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历史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探索历史或撰写历史所必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之范围获得了一定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实质与特征，“即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过去时代人们的心理及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明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内在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某些外加的标志[1]。笔者认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还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民族心理和变态心理，这两种心理在历史变动期和部分地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如二战时期纳粹青年对希特勒的崇拜、五四时期民众民族情绪的高涨、“”时期全民批斗现象，都是值得详细研究的课题，近年来也有一些相关作品出现（如彼得·洛温伯格的心理史学代表作《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生动性，融合了史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扩大了史学的传播范围，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事件构成的，每件事情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愿望和心态来进行的，历史本来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美好画卷，这些历史的原本面貌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一定程度上甚至受到了压抑。心理史学深入人物内心深处，注重对其心理动机和愿望心态的探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此外，通过对剖析、比较、描述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便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在广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化丰富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方面，而心理史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的情绪、性格、意志及其对历史行为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也加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间的整合性，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
第三，在深度上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够进入到历史主体深层结构中去，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动因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是什么”，而且能够回答“为什么”。心理史学对历史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避免了研究的简单化和脸谱化。此外，心理史对史学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处。
第四，心理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史学方法的充实完善。历史心理学以它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把视角转向历史主体心理深层，这不仅使我们对历史主体心理变化规律、结构特征、功能作用等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而且以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会测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史学那种注重抽象概括、逻辑论证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色彩）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偶然因素、个人作用等等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个人与群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法则。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提出“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想象力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2]。
二、心理史学的缺陷及其应对措施
弗洛伊德发表《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后，震惊了学界，由最初的广受赞扬到后来的饱受诟病历史，心理史学的命运也同它的逐步开山之作一样，历经坎坷，一直以来学界对它的质疑之声都未曾间断。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3]。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心理史学的怀疑主要是认为多数心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著作都片面地抬高精神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往往忽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直接矛盾的。事实上，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出版《青年路德》一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当然，心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基础不牢固，这一点造成了心理史学在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时缺少融合，有生搬硬套之嫌。心理学领域自身的混乱局面是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历史学中比较成熟，各派心理史学家也用其各自的理论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得到公认，这样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对心理学不够了解也是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史料不足，说服力不强，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立体研究。心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历史研究却不能实验，而且往往一个人十岁以前的资料是极少的，史料的不完全往往导致理论分析的缺陷，也导致循环论证。许多史学家对人物的研究是从成年的政治活动推测他童年的经历和个性，然后又以此来证明这个人成年的活动。
第三，许多人在研究之前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史料只取其所需，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理论和观点，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史料，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后果。
第四，对民族史、文明史的解释往往趋于简单化，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分析。如把童年的经历简单地看成一个人以后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点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论述可谓是罪恶之源。
第五，导致了“历史碎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心理史学的作品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奇闻轶事、服饰礼节、历史人物的野史传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处津津乐道，使得历史研究的结果成了一个个忽隐忽现的碎片，缺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历史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而言的，以心理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人数较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史料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忽视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考证，以论代史等。
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从事心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相应地解决措施，如林泽荣探究了心理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当中应注意的几点，包括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了解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和注重群体心理的分析等四个方面[4]。黄夏玉认为，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综合性；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具有心理史学的特点；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要注意变化；第四，在研究上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及时借鉴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确地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5]在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学术背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与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其研究成果自然很容易遭到学界同仁的怀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心理学理论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所重点，其选取标准以实际研究过程的需要为准。
第二，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从中追踪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轨迹。包括能运用反映当时人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如论著、笔记、回忆、日记、书信、诗文等等，从中找出有用之物。经过分析、鉴别和取舍，对该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极好的研究典范。
第三，注意那些变动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即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由于这些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阶层，因此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主义。要分析过去人们的心理，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要分析其心理形成的基础，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个人阅历、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从而弄清人们的心理形成、发生的基础及原因，进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上人们的心理。
第五，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史学家在揭示过去人们心理时还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所把握，自我应尽量把对客体即历史心理的心理因素置于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之上，主体史学家的心理应自觉接受理性认识的自我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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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4-45.
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精彩学术讲演的有海登・怀特(美国)、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国)、弗朗克・安科斯密特(荷兰)、约恩・吕森(德国)、佐藤正幸(日本)、王晴佳(美国)、张芝联、陈启能、瞿林东、朱维铮、仓修良、张广智、杜维运等海内外著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会议期间，与会60余位专家就国际史学界共同关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沟通，内容涉及全球史学、集体记忆、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比较史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现代史家研究等方面，体现了当前国际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
一
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全球史”成为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题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海登・怀特教授在《全球史讨论的课题》中指出，“全世界经济、交通和文化网络融为一体，带来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双重难题”，“全球性事件是一种全新的事件，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论文还检讨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些术语的含义及它们对当代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格尔斯教授和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的《历史和史学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从1990年代至今》，则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来考察全球史，认为1990年代后西方史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史的传播、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日益兴盛以及全球史的兴起，这些现象对以往著史传统――民族主义史学造成了严峻挑战。但民族主义史学仍然在史学编撰的思维模式和编史实践中占据优势地位。作者揭示了全球史与传统的世界历史编撰的联结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撰写形式也各不相同。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如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教授强调：“从世界主义者的眼光来看，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别。”意大利皮埃蒙特东方大学艾都拉多・托塔奥罗教授则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界批评将“世界史”看成广义的历史，反对世界历史可以在平等的原则下包容文化、宗教和制度多样性的主张。全球史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它已经难以在原来的史学理论框架里寻找到学理支持，诚如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丹尼尔・沃尔夫教授所指出的，“进行全球历史的编纂，已经超越了当前理论。”与其他学者从抽象哲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史或世界史不同，日本山梨大学佐藤正幸教授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世界形象》一文，以各个地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地图本身就是制作者的世界观的形象体现，并且受到政治、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强调说：“如果历史科学要在21世纪获得繁荣，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去承认和接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创造历史的多数人的多样化、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的合法性。”通过本次大会对全球史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我们期待着中外历史学家面对“全球性社会”(global society)的现实条件，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
与全球史或世界史相对应的是区域史或国别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艾伦・梅吉尔教授的《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一文，严格区分了区域史与国族史、地方史的界限。他认为“区域史”有两种类型：“区域史Ⅰ”被放在地方史和国族历史之间，重点研究特定国家领土内的地域。“区域史Ⅱ”被置于国族历史和全球史之间，着重关注研究那些政治国家之间的区域。国族历史的典型形式是以国民为叙述中心；区域史一般以地理区域为单位进行撰述。地方史着重研究某一特定乡村、城镇、都市的特性。而区域史侧重地理学层面的划分，且大都经常研究中心与边缘、城市与内陆乡村之间的区域。日本东京大学冈本充弘教授反思二战后日本编史坚持主张历史研究的科学，同时又尝试建立历史对日本社会转型有用的史观，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必须改变日本历史研究中普遍流行的思维方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在维护文化遗产理念的推动下，关于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研究颇有声势。此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涉足这一领域。伊格尔斯夫人魏玛女士的《一个民族对她过去创伤的再思考：捷克的集体记忆，1945―2001》一文，以捷克为例，讨论了欧洲各民族以何种方式思考他们的过去，特别是他们如何思考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晚期的那一段历史。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费尔南多・桑切斯一马科斯教授的论文《认同、记忆和巴塞罗那、利马和马尼拉的街名》，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比较研究三座城市现今地点和街道名称中的不同记忆，揭示出街名背后所蕴涵的沙文主义取向。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克里斯・劳伦斯教授也是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思考“科学”史学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德国艾森大学吕森教授认为在发生大屠杀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一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在实践上是有难度的，并且难以发挥作用。
本次大会部分学者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论文涉及活跃于当今西方史坛的名家，如安克斯密特、海登・怀特等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当事人都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大大便利了中外学者面对面的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以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一说为引子，提出文本在史学研究中的“硬性”虽然不容否认，但随着史学研究活动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化，文本的“硬性”越来越“弱化”，而史家解释的“弹性”却越来越明显。厦门大学周建漳教授在《试论历史存在的故事性》中认为，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活动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根本理由，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获得正当的理论辩护。复旦大学陈新教授指出，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他反思当前哲学史研究存在的某些缺陷，认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则提倡将自然科学中的地学、植物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已有的形态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学，并对这种史学方法作了阐述。希腊雅典大学安东尼・里雅阁教授就历史学作为公众文化提出了若干疑问，并深刻检讨了在认知形象和历史学的文化角色之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安通・德・贝兹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滥用历史的历史学――来自西方的教训”。“滥用历史”指陈的是存有 “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彭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眩人耳目”，可谓独步世界史坛。传统史学遗产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因此，“传统史学重估”成为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的《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述评》一文，全面点评20世纪百年来中国学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小能不了解“二十四史”；而要了解“二十四史”，则又不能不了解20世纪中国学人是如何看待、如何研究“二十四史”的。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重新理解传统史学的特质。认为中同传统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史学”或“朝廷史学”。他指出凸明“国家史学”的意义在于看清传统中国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教授从学术本体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一对关键性的范畴“尊德性”和“道问学”进行了慎密的思考，认为：“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当“尊德性”脱离了“实用性”、“践履性”的指陈而进入“学”的高度以后，尊德性所涉及的对于“道”、“器”、“心”、“性”等“哲学性”问题的探讨，其本身自然是一种“学问”。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之“价值评判”之特质而言。即是说，学者出于一己之本性，老老实实去“学”，这样的为学就是正人君子之学，就应当给予伦理道德层面的正面评价。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的《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及其世界意义》一文，从“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惜古人”与“嘉惠后学”的治史宗旨、“持风气”而不“徇风气”的治史品格三方面，深入发掘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继承和发扬乾嘉史学的治史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利于形成务实求真的史学研究风气，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学术界治史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有益于回应后现代史学思潮怀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认为“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与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最早、经历时间最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诠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的刺激之下，中国史学走向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的《西方史学：中介、摄取与传播――以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为例》一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经过具体的对勘比照各种文本，探研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明晰地揭示梁氏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渊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史学转型时期的产物，通过考察历史教科书，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想某些普遍性的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认为撰述中国通史与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二者在撰述目的和要求上不完全相同，在材料、内容、框架以及思想倾向上便有差异。清末历史教科书通常被认为是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博士的《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从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主旨的交错，“国家”、“人群”与历史书写对象的转移，进化论与历史书写方式的更新三方面，对晚清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了初步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的《“科学方法”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认为，西方“科学方法”的输入，是推动我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动力，其内涵非止一般的技术手段，而实涉及整个治学理念和路向问题。作者指出，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不独在“拉近”传统学术与两方现代科学的心理差距，扩大现代科学方法的感召力，吸引学术界更多人士自觉接受现代逻辑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助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提示了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注重向外延拓展的新思路，由此直接开启了从北大国学门、中山大学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倡导并努力从事田野考察和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史学发展新境界。至于这一现代史学建构路线的理论弱点则在于：(1)混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特别是把“近代史学”的工作范围牢牢地框定在史料学的领域，以致限制了历史视野及其研究事业的合理拓展；(2)模糊了传统考据学(朴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区别，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界对传统方法的自觉改造和更新意识。
一、历史与地理的融合
历史学与地理学关系最密切，历史的发展都烙下了地理环境的痕迹，每一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某一地点，要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就必须研究其具体的空间，构建历史的经纬网。地理学科的空间概念是学生学习历史的基础。
史、地融合是以自然地理现象、社会现象为背景的，必须融入相关的历史知识，例如，以现阶段人类普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农业、人口等热点问题为背景材料，融入相关的地理、历史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地理知识，构建一张学习历史新知识的经纬网，在此基础上认识历史的本质。例如新航路开辟后，英国的发展为何特别迅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优越，美国工业总产值之所以能于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就因为它拥有“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
二、历史与政治的融合
历史、政治两门学科也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学习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而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则需要历史事实做论据。政史融合是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等背景材料上，融入政治学科中的经济、政治和哲学等知识，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分析，从而以古为鉴、以古为训，得到启发。政治学科的基础理论是历史知识的积累与升华，历史是政治理论的佐证。高中政治教材中的许多观念、概念，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教给学生科学思维的方法，还是学生辩证的认识人类历史的钥匙。
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与之相关的政治学科的观点和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例如，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新旧事物的更替法则、历史发展的趋向性与曲折性规律、量变与质变原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历史现象与本质问题等等。这些理论性的问题，贯穿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始终。学生只有掌握政治学科的理论，才能在学习历史知识和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做到“史论结合”，才会具备准确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才能较好地掌握知识，提升自我素质。
三、构建“文综”体系
“文综”体系是指历史、政治、地理三学科的融合。三者之中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观点，政史地的融合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
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根据学习的需要而设定的，教学中，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内容全部讲授，因此学科之间的融合只是有关内容的结合，抓住这些结合点进行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发散思维。
例如，西部开发问题，历史学科利用史料分析我国历史上对西部进行的多次开发，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但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西部起步晚、发展慢，GDP远远滞后于全国水平。西部开发要以巴西西部开发遭到大自然报复为鉴，因地制宜，加强生态建设，确保环境质量。地理学科则以地理知识引导学生探究西部开发的范围、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劣势，探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策略。政治学科则从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的角度分析西部开发必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经济，西部开发是国家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努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引导学生，启迪他们的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从而得到较准确的答案。
四、历史与语文的融合
文史不分家，历史知识与语文知识是孪生兄弟。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文史结合，使历史事实更具具体性、说服力和感染力。高中语文教材提供了大量与历史学习有关的材料，而历史教材同样包含了许多与语文课文相关的知识。历史和语文基础知识的融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掌握语文文言文的基础知识，就能有效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史料的能力；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则有助于理解语文课文中的一些文化背景，从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此外，历史还有必要与数理化生融合，与英语学科也有交集，在此不一一赘述。
一、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经历的学术道路相关密切。范文澜早年在北大学习，师从于著名学者黄侃、刘师培等，走的是精研传统学术道路。被视为考证学派衣钵传人。范文澜北大毕业以后，曾经在北平、天津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史通》、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文心雕龙注》、《文心雕龙讲疏》、《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群经概论》等著作，成为一位国学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抗战训练班宣传抗战革命思想，并撰写了一系列针对抗战时局的时评文章。随后，范文澜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事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被游击区同志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而逐步形成的，这与从书本上学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1939 年，范文澜在河南确山竹沟镇期间，学习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前线战事紧张激烈，敌机到处轰炸，炮声隆隆，范文澜没有被这些所干扰，整日里一有时间就阅读手边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他也手不释卷，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夜间伏在小灯下，圈圈点点著作中的一些观点，通过刻苦学习，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1940 年，按照中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从游击区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通史的任务。范文澜于1941 年著成第一版(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这部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以前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经史典籍详细分析，运用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从新认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获得更加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1940 年，根据上级领导指示，范文澜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在延安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思想重要形成时期，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对于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危害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正确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路线、方针、策略以及前途认识的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对于范文澜都有着很深的影响，范文澜认真学习，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用心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范文澜准确把握这一基本经验，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理论理论认识得到升华。另外，范文澜还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总结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1941 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序》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开宗明义即强调要想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推动社会顺利地向一定目标前进，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通过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1942 年，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正是出于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因此，对于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范文澜对毛泽东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言简意赅，是辩证分析思想方法之精髓，是发展地、联系地、全面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今中外法，简洁、集中、明确地阐发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对如何贯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理论，贯彻落实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领和精华。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以及工作需要，直接接触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这使他更加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为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作出卓越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20 世纪50 年代初，范文澜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中国三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过程中，坐江山的帝王都是坏蛋。对于这种观点，范文澜非常重视，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评价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认为，应该以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范文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接连发表讲话，严肃批评了史学界存在的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同时，范文澜还严厉批评了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倒帝王将相论范文澜指出，这些貌似革命的论调和表象，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客观研究，对史学研究危害极大。
范文澜治学严谨，它不仅强烈反对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还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把握这一理论。范文澜经常反省自我，对于自己从前的理论错误能够开展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范文澜开始对《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进行自我批评。并且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在新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成功运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如：范文澜在评价汉武帝的时候，能够对汉武帝的特殊功勋给与高度评价，称汉武帝是有特殊功勋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也批评了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的错误。在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时，范文澜从大局出发，高度评价了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能够知人善任，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范文澜也批评了唐太宗取得巨大功业成就后，也滋长了享乐心和骄矜心。范文澜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精到而富有新意。
三、20 世纪史学发展里程碑《中国通史简编》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转贴于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