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研究屯门和元朗时，学者们大部分利用历史文献作为史料，其次则在民间搜集资料，如族谱、碑刻、口述史、讣文和书信等材料，而使用考古数据则较少。2.研究方法以传统史学考证和历史人类学为主，结合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3.个别村落或整个地区研究较多，缺少区与区间的综合性研究。4.考古工作方面，屯门和元朗考古遗迹较多在沿海发现，以居住遗址性质为主，甚少有墓葬和窑址等发现。另外，学者们使用考古数据时，多着重史前时期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则有所忽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自2005年开始，致力于对香港西北区考古工作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尝试通过综合运用香港考古资料、科学成份分析和本地历史文献，研究香港新界屯门和元朗两个地区出土的9—15世纪的中国陶瓷。就历史文献所记，屯门和元朗在这段时期，曾是海外及本地贸易的重要海港和军事战略要地，两地在明清文献上都有记录，而两者亦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在清晰的考古发掘层位关系的遗址内，更出土丰富的陶瓷遗物。故此，我们拣选这两个遗址作研究对象。在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协助下，我们对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对比。另外，我们参考了考古期刊、历史文献、调查和发掘报告等资料，使我们能更全面地深入探讨这段时期香港的情况。
遗址综述
（一）自然环境
屯门与元朗皆位于香港新界西部，东连荃湾，南与马湾和大屿山等地相接，西为后海湾，其北则有大帽山及青山高地为屏障。屯门整个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元朗则为泛滥平原。青山湾屯门河北为宽阔的河流谷地，南面及西面海岸是洪积坡地。屯门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然其平地较少，主要位于屯门新墟至东北屯门谷的河谷一带和龙鼓滩、扫管笏海边，大多数屯门乡村都建立于此。屯门主要河道为屯门河、洪水坑和大水坑。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然而，随着过去数十年的大型填海和基建工程，不少屯门及元朗区内的古代沙堤受到破坏或成为人工沙堤，原来弯曲的海岸线已被平整伸延，不复原貌。
扫管笏村位于新界屯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东为海拔110余米的白石坑；西临海滩，北为海拔200多米的大榄山，南立海拔100余米的小榄山，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貌。村内山泉小溪密布，山前坡地成为良好的聚落点。其范围包括彭家菜地、中田窝村、老青山、李屋村、高牌、龙颈、程屋村东北、程屋村东、程屋村南(横屋背)、陈屋村猴子石、陈屋村河沥头、横垄、周家菜地、大岭、瓦窑垄等。
东头村属厦村乡，厦村乡位于青山东北麓的缓坡地带，是屯门—天水围狭长谷地的一部分，乃新界西北广阔的平原地带。其东有屏山，北是后海湾，相连流浮山，西南为大头山。这里的基岩属于中生界上侏罗统屯门组，主要由安山岩夹凝灰岩组成；地表沉积大部分是第四系更新统的坡积、洪积和坡地冲积物，黏土或粉沙夹砾石为主要成份[12]。东头村遗址丰富，于1998、2000和2001年进行过考古调查。1998年东头村遗址位于屏厦公路，路西侧是古沼泽地带，现已建货柜场。2000年东头村遗址东临屏厦路，南是一片低洼湿地，西邻巷尾村，北有海拔约30米的小山丘。2001年遗址位于东头村山岗南部前的古滨海线上，于史前时可能与天水围一样是沼泽区。
（二）人文环境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
“屯门”一名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有学者指出有关“屯门”之记载应比唐更早，其据梁延柟的《广东海防汇览》第三卷中记载的“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春，于宝安县设屯门镇，以重兵守之”，推算可能南朝时已开始设置屯门镇。有些学者则指“屯门”一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其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载“有府二：曰绥南；有经略军，屯门镇兵”。除“屯门”外，还有“屯门山”（杯渡山）、“屯门湾”、“屯门泛”、“屯门镇”、“屯门村”、“团门”和“段门”等名。萧国健指出“屯门”在唐代应属今宝安县，它是今宝安县及香港新界等地的总称。当时屯门镇可能是防卫军镇，位于今宝安县南头城。但自明代建卫所制，“屯门镇”被另一军区所取代，而其范围亦相对地减少，只包括今新界西南部之屯门湾（亦称青山湾）及屯门村一带。“屯门”之名所包括的范围大小和位置各有不同，难以考证。唯可信的是“屯门”曾经是当时主要的对外港口之一，在海上贸易和海防方面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故必须在此地建立军镇以守之。
至于屯门作为广州对外港口之说，则源于罗香林的研究。古代海上交通都以帆船为主，故仍受季风的支配，如自广州出海船只，须随冬季季候风出发，经屯门再转往南洋诸国或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他认为正由于屯门位于珠江口东，是当时来往广州必经之地，加上青山和九径山为屏，形成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成为海上交通要冲。唐时，由于商舶贸易增多，须置镇为守。及五代南汉刘氏封杯渡山(今屯门山)为瑞应山，建寨设军，设靖海都巡、同知屯门镇事；两宋亦于屯门设巡检司捕盗廨及寨兵等，并与溽洲之担竿洲及大屿山北端琵琶洲共同管理内外海之事务，以保卫船舶商旅之安全。可惜，元吏治不修，并未建寨；至明建卫所，屯门只设墩台，而其地位则被今宝安南头取代，地位衰落。由此可知，屯门在唐宋时兴起，于元明开始衰落。
元朗古称“圆塱”，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已有记载，又有“元蓢”、“圆朗”等称。“圆”有完整、丰满的意思。“塱”则指低洼地、田地或在该种地方所建的村落，是珠江三角洲内形成的粤语地名。元朗是香港有史籍可考证的最早有人落籍垦殖区之一。自北宋，已有内地氏族迁进元朗，从各族之族谱考据，以邓氏家族为最早，于开宝六年在岑田，即锦田定居。而在明初叶，分迁厦村、辋井等地。至清更迁至大屿山塘福、元朗横台山。至于行政区域划分，屯门与元朗于各代属于不同县管。自秦汉至唐初，先后为番禺县、博罗县及宝安县所管辖，中唐至明初则属东莞县，明中期至清末由新安县管治。#p#分页标题#e#
关于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的记载甚少。明代时，扫管笏已有记载，在《粤大记》书末的《广东沿海图》中，记名扫秆，而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则作扫管郁。有学者对此亦做实地考察，认为扫管笏之名与其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有关。扫管笏山谷的山坡上长有岗松多年生灌木，以前的村民用其作扫，故名“扫杆仔”。当地居民为客家人，习惯把“杆”字读作“管”音。另“笏”同“郁”乃同音义，于是居民舍难取易，约定俗成，“扫管笏”这个名称就被人接纳。另扫管笏之名与其地形也有密切的关系，“笏”字在客语的意思为弧状地形，而扫管笏正位于弧形的小山谷。加上平地由扫管滩向北面山谷延伸，前宽后窄成漏斗形，并于禾塘岗后开叉，后再分两狭谷向山麓深入，由“扫管”与“笏”合并的地形，故此称为“扫管笏”。扫管笏以陈、李、程三姓人士为多，当中又以陈姓村民较多，也是较早于此定居。由于平地广阔，适宜农作，加上水产资源丰富，居民主要以耕种和捕鱼为生。
元朗东头村属厦村乡，而厦村位于新界西北的平原地带，地处咸淡水交界，是产蚝的集散地。据宝安县厦村邓氏族谱，邓氏其中一支在宋代时由锦田迁移至厦村。及清代，邓氏家族已在厦村的东头村、锡降围和新围村等聚居。至今，厦村地区乃是邓氏村落的集中地。
（三）文化堆积及分布
在1920年代，学者萧思雅已首次记录在扫管笏发现的史前遗物。近年亦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如1999年珠海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扫管笏公路以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2000年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兴建供电站进行两期的抢救发掘，出土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及明代的文化遗物。在1999年的考古调查中，以扫管笏公路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为中心，进行全面密集性的考古调查，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于老青山、李屋村、程屋村高牌、程屋村东北、程屋村南、陈屋村河沥头、周家菜地和陈屋村瓦窑垄共开探方13个，发现了明清时期的遗址，在地面采集到宋至清的陶瓷器，有大埔碗窑青花碗，更出土唐至现代的陶瓷器等[33]。2000年扫管笏遗址，发掘面积为1250平方米，有3个文化遗存，最早的文化遗存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第二层为汉代，有灰坑遗迹2个,出土有半铢钱和五铢钱，共60多枚，更在铜钱堆中发现竹席和麻布残片；最后为30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仿龙泉窑器物等，为香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东头村自1998年发现“成化十一年立”的柱础及明代遗物，及后于2000、2002年进行考古调查，亦发现明清时期的遗物。1998年因屏厦公路扩建，由区家发领队进行考古调查。是次调查集中于屏厦公路沿线，由屏山至沙江村前与流浮山路、天华路连接，当中只有C路段有所发现，面积30.78平方米。东头村建于坡沿，坡前及路西侧为古沼泽地带。在是次调查中，共开探方12个，T1—T8(除T2)只有L2是文化层，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2仍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3是明中晚期文化层、T9L4是明早中期文化层，其中T9L3层出土的文物为最丰富。T10—T12之L2是晚清文化层（表一）。遗址共出土1642件陶瓷瓦片，当中出土瓷器99件，其中更有仿龙泉瓷器出土。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由考古研究室对东头村排污工程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地点主要在村口屏厦路两侧、村西面一块空地及村北面山坡，而在村北山丘分别开两个长宽各1米的探方，T1的地层堆积有5个文化遗存单元（C101—C105），在其近代扰土下发现明代文化层；T2则有3个文化遗存单元（C201—C203）。共出土单色釉瓷器、白釉瓷片、青花瓷器、釉上彩白瓷盘、釉陶器、陶瓦、石工具和陶石构件。区家发在2001年9月13日至23日进行考古调查，面积共12平方米，开探方1个，共五层。其中第二层为文化层，出土大量碎瓦，可能是一间宋代小屋倒塌的堆积；第三层为文化层，出土宋代建筑遗迹—石砌地面和单隅砖隔墙。遗物则有青釉瓷和酱釉陶。
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类型的分析
我们参考屯门扫管笏与东头村的发掘报告，了解遗址出土器物之概况，并于2006年8月多次到古物古迹办事处官涌仓库考察和搜集资料，深入了解遗址和出土遗物之性质。以下我们将综合扫管笏和东头村的发掘报告，结合考察遗物的数据，对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的类型进行初步分析。
（一）屯门扫管笏
1999年扫管笏遗址共开探方13个，采集和出土唐至明清的陶瓷器达122件以上。有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等，种类繁多。报告中只有T3和T4探方提供确切的出土陶瓷品种和数量，其余探方则没有统计数据。而根据这两个探方所出土的品种，以酱釉为主，其他有青花、青瓷和黑釉瓷等。其中T3酱釉器约占全部探方出土陶瓷数量的53%（图一，图略）。
据考察，器物纹饰有花卉纹、卷草纹等(表二，表略)。另我们考察了Site4和Site12探方中出土的部分陶瓷，以酱釉为主，次为青花、青釉（图二，图略）。另外，我们发现扫管笏各个位置所采集的陶瓷器以青花为主，占50%以上。其次为酱釉，还有一定数量的青釉和白瓷等（图三，图略）。扫管笏1999年调查报告中，并未对陶瓷器型进行统计。根据观察，我们发现大部分陶瓷均为碎片，难以辨认。而可辨的器型以碗为主，大部分为碗底，次为口沿等部分。
我们亦参考2000年扫管笏遗址报告，此次由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进行抢救发掘，面积达1250平方米，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最早有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其次为汉代灰坑遗迹，最晚期的是墓葬34座，主要是明代，只有少量是清代。共出土褐釉陶碗20件、青釉碗10件、青花碗5件及白瓷碗1件，褐釉陶罐则有高领罐31件及矮口罐5件。碗以褐釉为主，占55%；其次为青釉，占28%。陶罐则以高领罐为主，占86%（图四、图五，图略）。据观察，每个墓虽以罐配碗两种器类为组合，但其中的品种则有些变化，如以三耳罐和四耳罐各一或青釉碗和青花碗各一等形式随葬(表三，表略)。而青花碗有花草纹、兽纹、树石纹等纹饰(表四，表略)。青釉碗有些是仿龙泉，饰有菊瓣纹，其中一件在碗心尚有“清”字纹(表五，表略)。
（二）东头村#p#分页标题#e#
东头村虽曾经过多次发掘，但其中以1998年遗址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因此，我们将对1998年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物进行分析。据报告，1998年东头村遗址有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明早中期文化层、明中晚期文化层和明末清初文化层，共开探方12个，探方发掘出土的陶瓷器达294件，多为碎片。器类全为生活用器，贮藏器以罐数量最多，其次为钵缸、沙盘等；而饮食器类则以碗最多。以酱釉为主，占出土陶瓷数量约80%，主要为罐、钵缸之类的贮藏器物的残片。由于这类器物多没有施全釉及未进行仔细拼对，所以这类酱釉和无釉器残片很有可能是来自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青花和青瓷分别占出土陶瓷数量约7%和10%，共52件，以碗类为主。另还出土一定数量的白瓷和黑釉（图六，图略）。
其中酱釉罐和钵缸、青瓷碗的出土贯穿各层，自明早中期至明末清初都有。青花主要在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明早中期文化层中并没有出土，而白瓷则于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2件[40]（表六，表略）。出土陶瓷器数量最多的为探沟T9，共有275件，占整个遗址出土陶瓷总数量约94%，种类丰富，有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瓷器等。明早中期文化层(T9L4)出土的只有38件，主要有酱釉31件和青瓷7件。明中晚期文化层(T9L3)出土有180件，是整个文化层中出土总数最多的，主要为酱釉，有162件；其次为青瓷，有12件。而明末清初图三（图略）扫管笏(SKW99)采集陶瓷比例图(亲身考察总结)图四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碗品种比例图图五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罐品种比例图文化层(T9L2)有57件，主要是酱釉，有35件；其次为青花14件；另有青瓷8件。品种以酱釉为最，次为青瓷；器类以罐、沙盘为主（图七，图略）。
报告认为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明代仿龙泉窑碗是惠阳窑所产，白瓷则似明代潮州窑所出，明青花瓷有可能出自博罗窑。明中晚期文化层更有仿磁州窑瓷片2件，似为广州西村窑所产；黑釉瓷出土于明中晚期，乃吉州窑产。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的绿釉罐，乃明石湾窑产，产地范围广泛。
我们发现，器物主要出自T9L3，即明中晚期文化层，种类丰富，除酱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外，更出土黑釉和青白瓷，虽数量很少，但这两种器类在其他层位并没有出现，值得注意。青花瓷纹饰则有花卉纹、卷草纹和文字纹等(表七，表略)。其他以素面为主。
（三）小结
根据各报告分析，各遗址出土情况如下：
1.屯门扫管笏出土陶瓷遗物
1999年：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2000年：酱釉四耳罐、酱釉三耳罐、酱釉碗、青釉碗、青花碗、仿龙泉窑碗、仿龙泉窑碟、白瓷碟。
2.元朗东头村出土陶瓷遗物
1998年：酱釉陶器类、青瓷、青花、白瓷、磁州窑瓷、黑釉瓷、绿釉。2001年：青瓷、白瓷、釉上彩、细白青花瓷、青黄釉、褐釉、灰黄釉陶。2002年：青釉瓷残碗、青釉竹刀花纹瓷片、青釉瓷片、圈足样本、酱釉陶碗及酱釉陶碗口沿。
虽考古报告与观察所得的数据有些差距，但整个遗址出土陶瓷器物所占的比例没有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完遗址出土的所有器物，而且我们设计的统计表分类与考古报告不同，因此釉色和数量与考古报告也会有分别，如扫管笏2000年遗址，文章分褐釉，而我们则为酱釉。因此，在分类和数量上都不同，但依然能够反映出各遗址的遗物种类和分布情况。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我们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主，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另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此外，扫管笏与东头村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但不知其产地，这些现象都值得深究。
总结
（一）本项目两个遗址的情况，最基本的差别首先在于屯门扫管笏遗址，以一般遗址出土瓷片及墓葬出土瓷器两类材料的结合为主；而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则主要是来自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因此，从统计资料上看，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的出土物多为瓷片，相对较碎、小片，且釉色种类较多，包括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类瓷等。而屯门扫管笏遗址中的墓葬部分就显然以完整器居多；墓葬所出瓷器的颜色、器型等的类别也相对较少，比如只有褐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反观屯门扫管笏遗址中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就与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出土的瓷片的特点差别不大，如都以酱釉瓷片为大宗。
（二）屯门扫管笏遗址延续时间长，从地层上看，由史前延续到清代，发现的瓷器包括唐代到清代各时期的典型种类，说明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有人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应为长期定居之理想选择。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该处出现了较多墓葬，也有助于理解在与本项目相关的时段中（公元9—15世纪），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未见大量反复出现的同种器物，与竹篙湾遗址出土的瓷器性质不同。前者的瓷器多数应为实用器，而后者的瓷器很可能跟外销之商品贸易相关。
（三）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多，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酱釉器制作较粗糙，出土较广泛，就地取材，应用较多。也许是本地所造，或者由邻近地区生产，譬如明代广东佛山石湾一带就大量生产酱釉器。屯门扫管笏墓葬中的瓷瓮也多为这种釉色。不过酱釉器的器型多半较大，需留意其瓷片数量与器物个体件数的关系，即碎片多不一定代表器件数量多。但这并不能否认酱釉器较广泛使用的事实。
（四）两地都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产地不明。若对比我们上一个SRG项目（ExcavatedCeramicsasHongKongHistory:TuenMunandYuenLongfrom9thto15thCenturyInternalReport.ProjectNo:7001721）的研究成果，尤其新庆村遗址出土陶瓷的产地，本项目两处遗址出土的仿龙泉窑瓷器，推测与以惠阳和惠东为中心的仿龙泉青瓷窑场有关。科学测定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类仿龙泉窑瓷器，极可能是明代在广东（集中于粤中和粤东北一带）生产的。
（五）此外，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其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不排除因东头村更邻近内陆腹地及珠江口出海口，更利于贸易、海运及取得外来货物。从地理角度观察，屯门扫管笏遗址周围一带峰岭连绵、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历史时期的海岸线，与东头村遗址的距离，比今日所见要近得多，或许由此提供了略胜于屯门扫管笏一带的海运条件。图六东头村(HT98)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图七东头村(HT98)T9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p#分页标题#e#
（六）扫管笏出土的青花碗，既有景德镇生产的，也有本地大埔碗窑生产的。可见当时的青花瓷器消费，既有从景德镇输入，也有本地土货。乳虎纹碗（M31：1）、花卉湖石纹碗（M31：2）胎质致密细腻，釉色光洁滋润，为景德镇所生产。从碗的口沿外撇、青花绘画带有渲染的手法分析，这两件青花碗都具有明代中期的典型特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的乳虎图（也有称“猫蝶纹”）在明代早期和中期均有出现。就绘画技法而言，早期的为实笔，中期的正德时期参以渲染，布局上正德时期比早期更为繁缛、零散，因此扫管笏出土的乳虎纹碗可以推断为正德时期。景德镇陶瓷馆藏有1件同类器可做比较。从青花的发色和略带渲染的技法来看，花卉湖石纹碗的年代和乳虎纹碗应该比较接近，也应在弘治、正德年间。大埔碗窑的青花碗特征也非常明显，碗心有涩圈，内心有“正”字款，口沿为简单的青花弦纹。在碗窑窑址中，有不少这类涩圈、碗心写字的青花瓷片出土，其中就有“正”字款的类似标本。
（七）综观屯门扫管笏和东头村两地，其明代的堆积层比较丰富，可以明确分出时代之早晚，表明这里在明代人口较多、比较繁华。但出土器类主要为青花瓷器，且质量较差，器型简单，多为碗、盘等实用器，底部有涩圈，青花发色较差，当中也许还包括来自广东或福建地区窑场的产品。
（八）屯门扫管笏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为罐配碗，罐为三耳或四耳，碗有青釉和青花两种，这种葬俗与深圳地区基本相同，说明两地在文化上有相似性，或者表明当时两地间的相互联系十分紧密。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科学孝察团；考察进程；成就；多角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81-05
Restudying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uais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new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Xia Nai， the co-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was well-planned and prepared with a good foundation， and it wa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upsurge of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 expedition went smoothly on the whole， owing to the support from all side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chievements； Multi-angle analysis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 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337。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338 ①。开发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356。“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37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13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181。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228。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34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344。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175，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241。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139。
四 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抗战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229。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223。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126。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148。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109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109。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213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161。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抗战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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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夏鼐.夏鼐文集：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7.
关键词 爱国主义 革命遗址 保护
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独立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建学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开展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摸索出了应用技术型高校土建类人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方法，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运用所学，实地走访革命遗址，了解保护现状，提出整改建议，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专业知识，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通过对革命遗址的近距离观察，清晰的认识历史，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该项活动还能够形成典型经验，可以在不同高校和地区辐射推广。
1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2016年8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实地对恩施鹤峰的革命遗址保护现状做了调查，同学们先后走访了鹤峰县烈士陵园、五里坪乡红军遗址等革命遗址，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大木结构腐朽变形和地基基础沉降等问题。
同学们分析了建筑问题成因，他们认为地震灾害、人为的地下工程、木结构腐朽变质等都可能造成上述问题，另外建筑的保护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繁琐的事情，以前的建筑一般都是砖石结构或砖木结构，且年代又都久远，主体所用的砖石，经过天长日久的风化，而其木构件又经过长时间的炭化，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腐朽。有的则因白蚁作祟，使许多木结构已失去应有的功能。完好的则因长久干燥，防火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革命遗址被毁，经济价值可以估算，然而文物价值是无可计算的。鹤峰县的红色建筑，很大一部分都是民居改造而成，分散在各个地方，保护工作非常困难。进过调研，同学们认为可以主要采用以下方法：白蚁防治，定期给建筑木构件喷洒些药水，发现虫害，彻底根治，未发现的加以防治，防患于未然，使红色建筑得以安康长久。再就是建筑防火，建筑防火是一个大问题，红色建筑过去都没有防火设施，不像现在建筑有消防栓，有喷淋、有烟感报警装置。然而它们的要害又是怕火，一旦发生火灾极难扑救。所以建筑防火是当务之急。建议主管部门给建筑适当安装监控装置，把所有部位纳入视野之中，一旦发生险情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致于发生大的损失。
通过这些调查，同学们对革命遗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站在专业角度，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提出个人意见和看法。
由此可见，对于红色遗址建筑的保护也是有很多要求的，如：（1）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不搞破坏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对建筑材料要进行有效处理，置之于隐蔽处；对屋顶瓦、砖瓦等，力求按原有的规格、花纹等烧制，不轻易无根据改变原样，以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2）在维修中注意恢复建筑的本来面貌。对已遭到破坏性维修的建筑，应通过调查考证，努力将其原来的造型、体量、装饰、色彩等形貌忠实地恢复过来。（3）尽最大努力，采用不落架施工。有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梁柱已被害虫蛀空，但墙面砖木尚好。如果按常规维修办法揭顶、拆墙、更换梁柱，必然会造成严重破坏。而采用不落架的“偷梁换柱”做法，才能完善地保护其原有的各种构件。如果改变了原状，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就不能带给我们正确的历史时代感，从而降低了作为史证的价值。
2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意义
根据《恩施州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恩施州革命遗址共计667处。其中：（1）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27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41.4%。（2）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81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42.1%。（3）革命领导人故居3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4%。（4）烈士墓36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4%。（5）纪念设施38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7%。恩施州革命遗址主要是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C构旧址、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这两类占了革命遗址总数的83.5%；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纪念设施仅38个，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7%。因为年代久远，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从对恩施州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革命遗址考察中，发现用专业知识调查革命遗址保护状况，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而且通过土建类专业学生的实地走访，让他们有深刻的体会，在实践中验证了所学的专业知识，才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
3采用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按照调研目的和计划，对革命遗址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观察，并做出准确、具体、详尽的记录。
（2）文献法。通过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和文件，全面掌握所需材料，以利研究工作。
（3）调查法。通过访问、发问卷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对象的材料。必要时可同历史研究法等配合使用。
（4）历史研究法。通过对革命遗址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建筑发展的规律，挖掘潜藏的文化内涵。
（5）实验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汇总，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进行实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 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夏商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贡赋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庞晓霞、高江涛的研究，推测象鼻B来源于石家河文化的陶壶（2）（图一，1、2）。但是，通过分解象鼻B不同部位的器形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型象鼻B分布的中原地区，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内部已经孕育出了足以组成象鼻B的构件要素。图三中，来自王湾三期文化中的袋足B、单把罐、觚形杯等器物，局部的器形特征与A型象鼻B几乎完全一致。而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缺少颈部，腹部、足部特征与象鼻B差异明显，并且从制法上看，器首的套接工艺，圈足的处理方法等亦与象鼻B不同;另一方面，这类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皆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B、h类器物数量颇少，并且B、h形态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比，差异非常明显，却与河南龙山文化中的B、h相近（3）。因此石家河文化所见的管状流陶壶，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了象鼻B，其间尚有较大的缺环，或许在中原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其仅仅是为象鼻B的创造提供了某些构件组合的新思路。而B型象鼻B首部、底部、器耳特征则与A型象鼻B一致，但这些器形特征在早于或同时于马岭类型的同区域古代遗存中基本不存在，仅腹部与马岭类型几何印纹硬陶的高领扁球腹罐特征一致，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缺乏创烧B型象鼻B的器形基础，仅是对于A型的模仿与改造，B型象鼻B作为A型的衍生物，当是符合制陶工艺发展规律的。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观察象鼻B出土背景与遗迹信息，可知A型象鼻B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聚落内;从共存遗物的情况可知，使用者身份较高，应属于权力中心。B型象鼻B在中原地区出土背景同于A型，尤其是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发现的原始瓷B型象鼻B（02 VM5：1），更可视为极其稀有的社会财富。东南地区的B型象鼻B，虽然从出土背景观察，没有中原地区如此突出的社会地位，但B型象鼻B在同时期的东南地区亦属于数量极少者，且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陶器器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平底器在马岭类型陶器群中并非主流产品，这种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却不符合土著制陶工艺习俗的矛盾结合体，可以使我们作出如下推测：B型象鼻B对于东南地区的人群而言，并非是生活功能所需求的产品，它来源于对中原地区高等级礼仪性器物的模仿，更多具有象征性与商品性的意义，它的出现既是东南地区制陶工艺精湛技术的体现，也是寻找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政治关联的土著势力的钥匙。
2.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研究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数量相对较多，目前出土此类陶尊的遗址包括湖北盘龙城遗址（5）、荆南寺遗址（6）、河南郑州商城遗址（7）、偃师商城遗址（8）、郑州小双桥遗址（9）、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山西垣曲商城遗址（11）、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2）、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13）、福建光泽池湖遗址（14）等。此类原始瓷尊的分布情况与象鼻B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其延续时间更长，形制变化更为丰富，进而可以反映更多的历史信息。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出土的原始瓷B型象鼻B，显然来自于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这一例证可以反映区域文化交流的关联。《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7），《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8）。考古发现，龙山时期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形成南荡类型（19），后又对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形成强烈影响（20），二重证据的对应，可以看到从龙山时代至中原夏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夏本纪》又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21），精美原始瓷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又恰合“贡赋”之义。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出现的A型象鼻B，是二里头文化早期贵重的礼仪化器物，在东南地区的改造与精加工之下，形成了更为珍贵的贡品。但为何在东南与中原之间广阔的江淮地区未见到工艺复杂的象鼻B？这可能就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势力的范围以及两地交通路线的选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了。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政权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而二里岗上层文化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原始瓷器的发展出现了低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1）”多有学者视小双桥遗址为中丁所都之“J”（32），它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大量存在的商文化遗址。考古现象的断层与历史记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证明外来贡赋的存在。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注释：
（1） a. 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孙以刚：《江西德兴出土的商代器物》，《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该例象鼻B材料未见于庞、高文内。
（2） 同（1） a，第51页。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26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根据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的分析，根据新出材料可知下王岗T4②：420的年代当在龙山时代末期，略早于新砦期。笔者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并且考虑到二者的地理位置关系，亦不能排除下王岗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同时的可能性。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6、97、188、189、244、273、367、376、388、389、40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报告中，对于硬陶与釉陶的区分是较为模糊的，注解中仅涉及报告中注明带釉的器物，但另外部分胎质很可能为高岭土的同类型尊，亦可能为脱釉的原始瓷。
（6）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7）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90～793、915、91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 郑州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9～51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64、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第226、22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第318、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中推测平顶垴商周遗存的年代应为吴城文化三期，即商代晚期，文化属性为吴城文化的地方类型，但该遗址仅存在一个地层，且出土陶器并未见典型的吴城文化器形，即使数量最为丰富的高领连裆鬲、小口折肩罐等亦未发现。从出土陶鬲形制看，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年代当为吴城文化一期甚至更早。
（1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14、25、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笔者整理了中原地区出土时代明确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可知该类瓷尊，尤其是A型尊存在年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除非存在文化滞后性的原因，池湖遗址M1、M9中出土有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Ab型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两墓年代亦当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9、131～13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 a.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b.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57～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21） （汉）司马迁：《史记》，第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 吴毓江：《墨子校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0）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c.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2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23） a.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0～3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4）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5） 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 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57页，1984年，第5卷第1期。
（27） 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第89～102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28）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2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3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85、1186页，中华书局，1989年。
（31） 同（17），第101页。
（32） 如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J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3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b. 同（27），第102页。
（34） 郑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区与分期略论》，《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5）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第27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7）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8） 同（29），第32页。
关键词：福建三明市、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万寿岩遗址；漳浦文庙大成殿；漳州林氏宗祠；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G26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与漳州市境内各包含有前六批由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简称“国保”单位6处和14处（见[1]，[2]），漳州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见[3]222页）。笔者一行3人，老中青结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对其中的5处和11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这次考察所见到的现状，着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处“国保”单位作如下报告。
一、 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5批）得到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万寿岩遗址位于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岩孤峰。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会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炼钢需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料，好多年前三明钢铁厂就已购买这座孤峰，作为生产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过半。1999年，有人发现其中混杂着一些似乎像化石之类的物品，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经逐级上报和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当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贾兰坡院士等专家学者对万寿岩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原来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比这要晚十多万年，贾院士还亲笔题词：“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建议，果断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点是：“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2001年万寿岩遗址成为第5批“国保”。在国家、省、市三级政府部门调拨资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该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并且建成设施完善，馆藏丰富的“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经三明学院友人朱同志与遗址博物馆的事先沟通，博物馆吴馆长亲切接待了来自远方近八旬的同宗长者，热情介绍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砍砸器与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与中国犀等动物化石，他还亲自引领我们前往参观通常并不开放的万寿岩遗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该洞内有距今约两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露出来的面积约120平方米，属国内首次发现，世界罕见，大开眼界！各级政府和领导如此重视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馆迁出正顺庙（6批），令人鼓舞
正顺庙地处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东大桥北侧的鲤园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绍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为祭祀谢佑将军而建。元明期间屡次重建，清代以来也几经修葺，它是三明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开间，宽约21米，进深约25米。1984年三明市设正顺庙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保”。长期以来，正顺庙作为三明市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游览，当我们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到达时，大门紧闭，询问门卫，方知博物馆正在搬迁中，现在不开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馆才能开放。又经三明学院小朱入内，向博物馆某负责人说明来意，该负责人当即表示欢迎，并招呼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庙门，请我们进去察看，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殿已空无一物。该工作人员则称：“博物馆展品已全部迁出，庙宇原貌将逐步恢复”。
三明市文化部门采取“庙”、“馆”分离的措施无疑是对重点文物单位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国内不少地方，常将古庙宇、古民居作为博物馆或展览馆，实现对它的管理与保护。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或暂时的方式，但古庙宇与古民居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古庙宇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与博物馆或展览馆有本质差异。因之，三明市将博物馆迁出正顺庙的举措十分正确，大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和谐，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国保”除顺昌“宝山寺大殿”（6批），此行还去过的其余3处：“泰守尚书第建筑群”（3批），“建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 （6批）和永安“安贞堡”（5批）都保护得很好，足见三明市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漳浦文庙大成殿（6批）现状令人担忧
漳浦文庙大成殿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文庙内，文庙建于明洪武2年（1369年）。现仅存大成殿，建筑面积约460平方米（见[2]382页）。从网上得知，该文庙在绥安镇的后沟巷。
我们沿后沟巷往返数次，并未发现任何疑似文庙的房屋，迟疑间，一路过老妇称：“汝身后，即孔庙也”。细察刻，见身后侧旁有一对紧闭红门，门内似隐约可见古建筑之屋顶，却无足够的门缝可窥及之，敲门又无人回应。这时看到门右侧前方有一间尚未完工的小平房，很可能与院子相通，它有一扇朝向院外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只有一根稍粗的横杆将窗户分成上下两部分，杆离下面窗杠约半米，探头往里看，仍瞧不见院内。遂决定从窗户下半部分钻人一探究竟，自然年青者先行，中老年者再鱼贯而入，果不其然，室内有门通向院中，大成殿尚在，还算完整，与[2] 382页的照片相比无明显变化，殿内是什么都没有了，殿外只有漳浦县人民政府1979年8月12日立的漳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的石碑。离开时，一位女子突然来为我们开启那紧闭的红门，看来还是有人为“国保”看堆的。
漳浦文庙大成殿是2006年批准为“国保”的，6、7年又过去了，现状依然如此，甚至连一块漳州“市保”的碑都不曾立过，这怎么能不令人担忧呢？
四、漳州林氏宗祠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振成巷
漳州林氏宗祠系漳州县林姓氏宗族合建的大宗祠，亦是接待本宗赴考来往生员之所，因供奉林氏始祖比干，又称比干庙。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明代建筑，清末曾有修葺。原建长为三进院，规模宏大，现仅存二进院的四方殿（大殿）和东侧的回廊（见[2] 381页），据其他记载可知，前仍高挂多块明清状地、探花（如林士章等）的牌匾。林士章系明嘉靖探花，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33年赐三间五楼十二柱式石牌坊一座，石牌匾两面分别刻楷体字“尚书”与“探花”，矗立在宗祠附近。解放前宗祠还曾作为华南小学。
尽管漳州市地图没有标出振成巷，询问一番就找到了，而林氏宗祠则无人知晓。环绕振成巷两侧小巷及与之平行的洋老巷一周，也未见任何与宗祠有关的标志物，只见一座挂有巨锁的顶天铁木栅栏门洞之二层楼房。从栅栏缝隙可看到其内杂乱的院落和移动破旧的古建筑。虽无法攀越，也拍不到建筑物的全貌，但仍可拍到有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6月10日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氏宗祠的石碑的清晰照片。此时隔壁一间小店的女店主好奇地出来看着我们这一行人，她说：“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所在，主人是谁，似乎有人在养狗。”昔日曾经辉煌过的林氏宗祠竟沦落到这般田地，实在令人忧虑！
然而，漳州市对“国保”并非不重视，其前六批“国保”，除平和“南胜窑址”（6批），华安“南山宫”（6批）和南靖“德远堂”（6批）外，所去过的另外9处：“东山关帝庙”（4批），“漳州石碑坊”（4批），漳州“江东桥”（5批），漳浦“赵家堡—华安堡”（5批），“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福建土楼”（5批），龙海“林氏义庄”（6批），龙海“天一总局归址”（6批）与漳州“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领导机关旧址”（6批）都保护得不错。存在某些问题，特别是“林氏宗祠”，应该只是个案，它可能具有诸如“产权”之类的复杂背景。相信依靠国家文物保护法等予以因应，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妥善处理和解决的。
根据实地考察，可以判定“林氏宗祠”有关介绍那一段中所提到万历赐给林士章的石碑坊恰好就是位于芗域区香港路双门顶的“国保”；漳州石碑坊（4批）包括的两座石碑坊中主要的一座与另一座之相距28.5米，则是14年后万历赐予另一位官员——石碑坊与其临近修文西路2号的“国保”；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共设一个文物管理所并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均在文庙内且大门朝向马路，十分醒目。这里也可看到由芗域区人民政府和漳州市旅游局监制的“唐宋古城历史街区”的中英文介绍，内容中只指出街区内有“国保”2处（明代石碑坊两座，漳州文庙）。因此，一旦2006年新增的“国保”临时宗祠得以整修开放，必将更加凸显这个历史街区以及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原貌与风采，其社会效益及对旅游业的推动不言自明。
[参考文献]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 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至第五批）第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摘 要】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担考古教研室的重任达30年之久，培养出一支具有专长，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为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出现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的发展，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兴起。在旧中国，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相当数量的考古人员到田野配合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对考古学界提出了培养干部的要求，经过老一辈考古学家的酝酿和讨论，195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由此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兴学科，登上了大学的殿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如此更有利于学科的独立发展。与考古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博物馆事业也在全国各地日渐兴旺，根据需要，北大考古系又扩建为考古文博学院，分设考古系与博物馆学系。任何事业总是逐步发展的，由初创到逐步发展壮大，进而臻于完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达到今天的繁荣、辉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几代人的努力。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也说创业维艰，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现在北大考古系已有了庞大的教师队伍，诸多著名考古学家，各门课程的体系与内涵日趋完善，且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科技部门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这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令人钦佩。
回首当年初建考古专业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教师只有阎文儒和宿白二位先生，他们是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过来的，经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商，聘请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此苏先生成为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苏先生认真负责，他与宿白先生主持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如课程设置，设中国考古学课程，以及各不同历史阶段与主要课程相关的辅助课程进行配合，使同学们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例如，为攻读商周考古的同学开设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等，同样，学习秦汉、隋唐时期考古的同学，也有相关的选修课程，如石窟寺、绘画、陶瓷等，使同学们能够得到多方面的相关知识。配合教学还经常组织同学去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通过参观，同学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物有了感性认识，巩固并加深了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认识。
安排历届田野实习是教研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在考古研究所各工地实习，如洛阳中州路发掘工地、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工地等，都曾有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实习。随着师资力量的加强，北大考古教研室也单独承担一个遗址的发掘，并负责完成发掘报告，如洛阳涧西王湾遗址，就是由北大考古专业师生进行发掘的。学生实习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要进行室内整理，利用发掘资料编写实习报告。如此可以对田野发掘、整理、写出报告的全过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为日后从事考古工作奠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由于我曾参加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考古训练班，听过中国考古学课程，所以我免修中国考古学，因此在北大本科读书时并未听苏先生授课。我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是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助教。那年秋季，1951级北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大约在11月间，要由田野发掘转入室内整理，编写实习报告，当时是配合基建工程，发掘工作很紧张，队里抽不出人来辅导同学实习， 希望北大考古教研室派一同志辅导同学实习，教研室决定派我去，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时，曾在洛阳实习，参加发掘洛阳烧沟战国墓，毕业实习时是在郭宝钧先生指导下调查、试掘，寻找西周“王城”，对洛阳涧东一带比较熟悉。而这次同学实习整理的是当时在洛阳中州路工地发掘出的一部分东周墓葬，有少数是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是战国墓，一般为中小型墓葬，适合同学实习。整理工作是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下进行的，苏先生对整理资料有系统的工作程序，首先依据文化层和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选出保存比较好，又有早晚关系的墓葬，如春秋时期的选出几座，并尽量选出土器物组合不同的，如单一件鬲的，战国墓绝大多数是鼎、豆、壶，另有小部分出鼎、盒、壶。挑选出比较典型的墓葬之后，要求同学自己观察，分析早、晚时期在组合和器形上的变化。苏先生循循善诱，同学们虽然领会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同学都能观察出共同点和不同特点。如同学们注意到一件春秋时期的陶鼎深腹、直耳、无盖，豆体较瘦高，个别墓出土陶鬲；战国时期的鼎腹较浅、耳略外侈、有盖，豆体较矮、腹较肥硕，壶制作多较精致，罕见鬲，战国墓出现鼎、盒、壶的组合尤为同学所关注。通过对墓葬出土陶器组合和器物形制的变化，同学们学到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大家都说，这个阶段学到不少知识，初步掌握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
元中都于1307年由元武宗海山下诏创建，1311年元仁宗敕令停建，其时宫殿和主体建筑已经完成，至元末废毁。之后 ，除史书中的零星记载外，这座曾经的草原都城长期湮灭，讹传纷纭，遗址更是鲜为人知。1998―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项对元中都进行勘察发掘，从而使其面目得以揭露。2012年，张春长等编写的《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后文简称《元中都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项延续15年的浩繁工程，从立项到报告出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入选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元中都的位置，为平息争议提供了铁证。
第二，揭示了元中都布局和核心建筑的重要特征，填补了多项空白：
1.勘证了元中都宫城、皇城和郭城三城相套的都城建筑格局；
2.元中都宫城结构特点是南向崇方，体现了对中原古代都城的模仿、继承；
3.中心大殿“土”字形台基凸显了至尊之位，是全面揭露的元代皇宫“工字殿”的唯一实例，高台建筑体现了天子君临天下的崇高地位，蕴含着“五行”“择中”理念的传统设计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4.宫城南门采用三观过梁式门洞的传统样式，渊源于大都崇天门，但内设碧瓦红墙重门结构的广场是首次发现；
5.宫城西南角台应为三重子母阙角楼墩台，古云“天子三出阙”，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
6.皇城南门采用简明牌楼式，与普通城门不同，别具一格，也是元代考古发掘所仅见；
7.元中都体现了草原帝国都城的鲜明特点，兼具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双重特色，宫城内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门的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同时又在宫城北部空白地带设立毡帐区。
第三，深度解析了出土文物的内涵。出土的文物都是体现着崇高建筑等级的艺术珍品，如汉白玉螭首和龙纹角柱，琉璃瓦当、滴水、鸱吻、鸟喙神兽、天马、行什和龙纹方砖等，达到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符合宫廷和营造法式的皇家规格，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成就，代表了元代营建大师的最高技术水平。
《元中都发掘报告》是在系统区域调查、全面钻探测绘、精确细致发掘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正规严谨的科学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元中都的勘测和发掘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200余页，大16开，结构紧凑合理，内容科学翔实，行文流畅清新，图表系统精确，图版主次分明，尤其是对重要遗迹和文物从多角度拍摄，整体与细部兼顾，便于读者的比对观察。作者在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的基础上，遵循材料客观全面、结论严谨可靠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相依托，以凝炼而得体的历史诗句点题，图文并茂，不仅概述了元中都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注释中对与元中都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名词作了详细说明和深入考证，既便于读者的阅读检索，又不影响深入理解，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
这又是一次难忘的阿里之行。2014年 10月，是我第三次走进这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是18年间三访千年古格遗址，也是17年后重转阿里神山…… 古格守门人普布曲桑（摄于1997年）。
1997年9月是我第一次西行阿里，正是那次旅程，令我长梦难醒，终身难忘。那时的阿里交通极为不便，从等车到采访用了70多天。在狮泉河，我追寻了孔繁森留下的足迹；在日土，游览了美丽的班公湖踏上了神奇的鸟岛；在普兰，目睹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普兰边贸国际市场；在神山，有幸与信教群众沿海拔5200米至5700米的转山道，围绕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神山整整徒步走了3天；在扎达，在那著名的千年古格王国遗址，还与惟一的守门人一起生活，当了4天的古格“守门人”……被称为世界屋脊，阿里则被称为“屋脊的屋脊”。而就是那次阿里之行，成为我至今为止数十次穿越青藏高原征程中，感受最难忘、记忆最深刻的人生经历。
十二年后的2009年，是我第二次阿里之行。由中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天路・爱・无极”爱心基金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世界屋脊探险之旅”终于成行了。不知何因，也许是重访，也许是惦念，也许是故地重游将要见到老朋友，或是常年采访藏区亲历太多的缘故，总之，此行内心更加激动和兴奋，不知不觉，昔日的记忆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古格之谜
古格王国遗址距离阿里札达县城虽仅18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加之由于阿里地处边境，去札达县还须办边境通行证。
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拥有十万之众的强盛古国，然而在七百年后突然消失，对其消亡之因历代民间虽众说纷纭，但始终也没有一个权威定论。就是这么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格王国遗址，几十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来自国内外的探险家、旅行家、考古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前来探秘寻访。
公元10世纪前后，由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在王朝崩溃后，率领亲随逃往阿里建立起古格王国。民间传说1630年，与古格同宗的西部拉达克人发动了入侵战争，古格王国就此灭亡。历史上，最早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考察。此后，便有了一批批探险家、旅行者和各类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探奇访古……千年的古格故地，乃是一座巨大空荡的遗址废墟，当年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是战争，是瘟疫，还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古格王国的瞬间灭亡？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迷……
古格今昔
古格王国遗址建在象泉河畔的一座土山上，占地约18万平方米，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的整体规模仅次于拉萨的雪域圣殿布达拉宫。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依次为王宫、寺庙和民居，建有城墙，四角设有碉楼。1985年，自治区文管会考察队进军阿里，拉开了古格科考序幕。经实地测量，遗址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米。调查登记遗迹445间，窑洞879孔，碉堡58座，暗道4条，各类佛塔28座，洞葬1处；发现武器库1座，石锅库1座，大小粮仓11座，供佛洞窑4座，壁葬1处，木棺土葬1处。
为早一点重见古格尊容，2009年9月5日清晨，天不亮我们就离开县城。越野车开着大灯，一长溜儿的亮光唤醒了夜幕中寂静沉睡的扎达土林，飞扬的尘土笼罩着疾驶的车队。终于，久违了的古格王国遗址，我又一次来到了它的面前。
远远望去，晨曦中的千年古格遗址还是那么雄伟壮观，还是情不自禁令人振奋和肃然起敬。晨风中，我静静地站在它的面前，细细端详、回忆，不时举起相机聚焦拍摄。也许是先前来过的缘故，也许初次来访的印象太深，不知为何，我总想将展现在眼前的古格遗址与昔日头脑中的记忆相比较。此次重访相隔仅仅十二年时光，我心中那震撼不已的古格王国遗址虽仍是那样的沧桑、粗犷和震撼；但细细端详和比较，不知为什么，古格在我眼中仿佛变小了，变老了，它好像受到严重创伤而在加剧衰老、受损、变旧。
走进古格，遗址的大门还是1997年所修，门前所立“古格王国遗址”石碑仍然健在，门票还是200元，除此，每人还要付10元讲解费。沿阶梯而上，供游人参观行走的阶梯加宽了，整齐了。高达300米，如迷宫般的遗址新增了指示牌、路标等。但纵观整个遗址，泥土结构的古建筑由于常年风沙侵蚀，墙土脱落，风蚀加剧，破损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断裂、坍塌。而保留下来那些为数不多的寺庙殿堂，过去可参观的有9个，现在也只允许参观4个。殿堂、洞窟中的壁画和残缺佛像，虽然有的已被覆盖了厚厚一层土，但壁画的艳丽和色泽千年未退，颜色至今还是那样的鲜亮、生动。沿遗址行走，不时发现有的洞窟中还留下了游客遗弃的矿泉水瓶、纸屑、烟蒂……
长期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当地政府虽然为保护古格投入巨资，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但严重的自然风化却难以阻挡千年古格遗址的加速破损，加之远离城镇，人力物力不足，也难以对古格采取更有效及时的保护措施。
爬上遗址顶部，300米高的古格王国遗址仍然高耸土林、雄伟壮观。远处是一望无际著名的札达土林。眼光由远及近，绵延四周、土林环抱中的千年古格遗址，却已是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秋风吹拂下，古格仿佛在微微颤抖，它屹立千年铮铮傲骨的御寒能力仿佛也在减弱，使人隐约感到它的肌体已有些弱不禁风。古格仿佛在挣扎，古格仿佛在流泪，古格仿佛在诉说，古格迫切需要当今人类的倍加善待、珍惜和保护。
古格守门人
上世纪90年代初，26岁的他开始独自一人守护“古格遗址”。2003年在夜间巡视古格遗址时，他不慎摔断了两根手指……长年以来，守护偌大的古格王国遗址的只有一个人，他既是国王又是臣民，既是维护者又是守门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就是阿里古格王国遗址的守门人――普布曲桑。二十多年前，古格第一位守门人、七十多岁的藏族老人昂多退休了，普布曲桑来到这里，从刚接班的临时工干起，开始承担起千年古格王国遗址的守护重任，一守就是二十多年。
时间回到了十八年前。1997年8月的一天，我从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出发，乘丰田越野车向札达挺进。“古格”是一个梦，多少年来，它诱惑了不知多少的探险家、艺术家、学者、记者和游客，不远万里前来考察、探谜、寻宝、旅游，今天，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据《王臣记》记载，古格王国世袭了16个国王，古格城堡是从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经过不断营造建立起来的。古格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佛教，就是从这里传入腹心地区的。这里还是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在吐蕃王朝灭亡后，进入400多年的分裂时期，古格王国一直是势力较大的王朝。昔日，一个偌大的王国，在荒漠土林中饱经风霜荣耀了近800年；而今，一个年仅26岁的藏族青年，甘于寂寞，日夜看护陪伴着古格遗址，流连于那段令人遐想的悠悠岁月中。他就是普布曲桑，“古格王国”的第二个守门人。他，和古格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抵达古格后，我将行装放在普布曲桑居住的小土屋内，急不可待地请他带我登访古格遗址。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堡，数不清的洞窟，已千疮百孔，到处是残垣断壁和遗迹，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所剩无几。饱经历史磨难的古格，虽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但气势不减，雄风犹存。在普布曲桑的引导下，我俩沿弯曲的土路攀援，途中参观了保存较好的红宫、白宫、度母殿、大威德殿等。从山下到山顶王宫，只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暗道可以通达，我们顺着陡峭的暗道，借着手电光，费了两个多小时才爬上了古格的顶端，此时我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过去王宫议事大殿及王室成员居住的冬宫、夏宫，现已空空荡荡，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只有坛城内的壁画和木雕保存完好，人像和壁画图案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堪称一绝。古格的彩画、壁画和雕塑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为了保护古格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将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协同开始对古格遗址进行抢救维修。 2014年普布曲桑在画唐卡。
天近黑时，我俩下山回到了住处，我铺好从县招待所借的被褥，点起从拉萨买的蜡烛，拿出带来的干馍和榨菜，和普布曲桑边吃边闲谈起来。他是本县色让区人，距古格有250多公里，骑马要走3天多。1991年他来到这里从守护到维修管理着这里的一切，成为“古格王国”唯一的“国王”和“臣民”。每天普布都要巡视古格，凡来人参观者一定要有县文教局开介绍信才能放行。只要有游客来他都要陪同，整个城堡可参观的共有9个景点，因此他手中总是拿着拴有9把钥匙的圆木牌。自来到古格之日，普布对工作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雨天，他不顾自己住处漏雨四处查看遗址，补缺堵漏。客人来得多时一天要爬上爬下七八次，他指着脚对我说：一个月一双鞋。普布的生活非常俭朴，饮水要到1公里以外的山沟里去背，粮食要到村子或县城去取，平日只有糌粑和酥油茶。他告诉我最喜欢绘画（画唐卡），曾师从一位印度商人学画，对绘画和佛教知识懂得不少，现在一有空就画几笔。几年来，普布过着单调的生活，也习惯了孤独，养成了好静的性格。一天，我忍不住问他结婚没有，他苦笑一下说，这里连人都没有，上哪儿去找对象。我问他：常年一个人，你不害怕吗？他说已经习惯了。望着他那憨厚朴实的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但打心眼里钦佩他。 12年后作者与普布曲桑再次相逢于古格。（摄于2009年）赵川东 摄
在古格的几天中，我几乎爬遍了所有的废墟和庙宇，看到残破不全的甲衣和散乱的箭杆，还有到处堆积的卵石和遗址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的许多干尸……“古格”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有久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神秘的传说和许多解不开的谜。一有时间，我就陪同普布一同巡视古格，一同背水、做饭、整理文物，看他作画。我把自己带的笔、本、药品和部分衣物送给了他，我们共同生活了难忘的4天，成了好朋友，我也有幸当了4天的古格守门人和“古格王国”的“臣民”。
时光飞逝，转眼就是十二年。2009年当我再次来到古格站在普布曲桑面前时，突如其来的出现竟使他一时没反应过来，但紧接着我俩紧紧拥抱……当即，我将探险之旅队服和刊有“青藏铁路”的民族画报送给了他，并将采访团的统一着装亲手给他穿上，随即我俩又紧紧握手，互相端量。他比以前胖了许多，住的还是原来的老房子，只是面积增加了。他一边给我们打酥油茶，一边告诉我这里的变化。 游客在古格参观（摄于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