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专业化；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178 — 02
高校专业化建设从本质上而言，根本目的是提高专业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经历改革开放后高校专业扩张性发展时期后，现实对高校专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前高校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化建设的核心是自我完善与提高，培育专业特长，使专业在自身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和达到高层次的专业水平。近十多年来，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本着在社会中磨砺、在实践中求是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自身专业化建设的途径，逐步形成了以突出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一
实践出真知，说明了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学识一定是来自于实践，或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长期以来，重理论而轻实践是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实践能力不足，创新意识淡薄，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瓶颈。
正确认识实践在专业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思想与能力的载体，实践与创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文主义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强调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重视对独立个性与责任感培养。发达国家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问题方面，重视对个人品质形成的研究与教育，对实践的重视与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成熟的经验与成果，其理念与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有选择的学习与借鉴。实践教学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是逐步改变大学教育中人才培养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实践与创新能力是检验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探讨适当于国情与和高校校情的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发展前途所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先有创新型人才，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基础，建设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在于此。
历史专业化建设应符合专业自身的特点。每一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专业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决定了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它专业的特点，充分认识到历史专业的特点是进行专业化建设前题。如历史专业是传统文科专业，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其重要性在于不可或缺，但其发展空间有限；历史专业在传统教学中注重理论说教而轻于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历史专业在高校专业中是不受重视的弱势专业，在中学课堂上是非主流的附属课程。这是不争的事实，是教学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特色化建设就成为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业化建设就是特色化建设。在现实社会中，缺少特色的专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特色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践是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专业特色化的角度来探讨实践对专业化的特殊意义。特色建设是根据每一个专业的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专业的发展途径，在现实中它不仅决定专业的前途，也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专业化是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过程，形成专业特色化是培育专业品质和风格的统一，专业特色化是专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高校众多的相同或相近专业中，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状态，探索与众不同的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独立的专业特点与风格，是成功专业的基础。有专业的特色，才会有特色学校，才可能特色兴校，特色专业培育特色人才，是教学质量的体现，只有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才能培养出有特色的大学生，建设专业特色化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是提高学校和学生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以特色建设为理念，以实践为突破口，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质量有了持续的提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
二
长期以来，历史专业居安思危，努力探讨适合于专业发展和建设的途径，在十多年的建设中，历史专业逐步形成了的自己的特色专业发展理念，开放——面向社会，感悟真实；实践——磨砺品质，知行合一；创新——追求卓越，与众不同。，努力在实践与创新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气质与风格。
历史系的实践活动注重创新性内涵，体现着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活动以创新性为最高标准，注重其对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每项活动的策划与设计都为学生搭建成为展示个性的社会与实践活动舞台，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自我选择、勇于担当的实践平台。
历史专业实践教学分化为四大部分，即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和主题实践。科研实践是培育学术意识的学术能力，积极为学生创造参与科研学术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参与学术研讨，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思维层次，与专家讲座与座谈，感悟学者风范与气质，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心中的学术舞台；参与科研项目，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科研基础训练，收集整理资料，查阅学术信息，审核校对文字，撰写论文，发表文章，参与编书等，收获荣誉，树立自信。
专业实践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历史专业的专业实践以参观考察为基础，注重学术意识与能力的培育。在实践中，专家现场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与遗址考察，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组织相关内容的讲座与报告会，讲授历史、考古及文物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锻炼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学生专业兴趣与修养。专业实践以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遗址考察为主，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服从专业教学的需要，有计划的进行。考察地点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址为主，特别是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现代遗址遗迹。为保证专业实践的有计划进行，实践方法因具体地点和条件而有所不同。如昂昂溪遗址是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具代表性，路程较近，较为方便，是历史系每年组织学生去进行田野考察的首选之地。为了达到良好的实习效果，昂昂溪考察基本上安排三天两宿的时间，以保证考察质量。江桥抗战遗址是部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内涵，其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的殊荣，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历史系专业考察和科研交流以及开展综合性社会实践的理想场所，成为历史系每年必要前往考察之地。同时，个别地方由于途较远，经费不足，学生只能间隔一段时间前去参观考察。专业实践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专业实践以考察文化遗址、遗迹和参观博物馆、纪念馆为主，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与交流，探讨其历史价值。每次考察后，组织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组织考察汇报会。实践证明，专业实践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育学生的创进新意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也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近年来，历史专业不断地拓展实践领域，为此，在实践中与有关单位部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市文物管理站、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泰来江桥抗战纪念馆等有关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建立实践基地，聘请地方专家为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撰写专业考察报告。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历史系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历史文化考察队，使实践活动目标更加明确，开展每年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考察。
综合实践是历史专业最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历史系综合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挑战性，活动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性，如：寻访齐齐哈尔抗日老战士活动，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寻访与调查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隔代人之间的对话与思想沟通，同学们付出辛苦，留下回味的感动。当学生们在主动地带着鲜花或水果去老人家里走访时，使我们感到了活动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调查活动中，300多名学生走进百姓生活小区和家庭，对比百姓生活三十年生活巨变，感悟着历史发展进步的脉搏，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更是一次感动心灵之行；重走抗战路，是一次对大学生精神和体质的双重挑战，两天行程150里，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念。历史系组织的大型实践活动建立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基础上的，没有任何形式主义与强制性要求，全部自愿参加，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规模或限制有的学生报名也不能参加，这也是历史系实践活动坚持十年，深受学生欢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特色的重要原因。历史专业的综合性实践创意新颖，体现时代主题，融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教育为一体。实践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使学生在策划、组织、沟通、写作、体力锻炼、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全面的能力锻炼。在活动中逐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做人。
专题实践，是在鲜明的主题下进行的比较单一的实践活动。如重要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学生教师基本能力的训练、学生科研活动以及其它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主题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小精悍，能够起到经常调动学生实践活动情绪的作用，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综合能力等方面得到经常性的比较全面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于社会。
也许这个故事有着戏说的成分，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这些打“小报告”反腐的故事却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其实，中国古代政府一直鼓励官员和民间人士在反腐问题上打官员的“小报告”。下面我们就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中360度评价的知识进行分析，换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
所谓360度评价，又称“360度考核法”或“全方位考核法”，是指由被评价者自己、上司、直接部属、同仁甚至顾客等从全方位、各个角度来评估人才的方法。
为了考察官吏，秦朝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其“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可算是与副丞相级别相当的高级官员。御史大夫手下还分管着御史中丞、侍御史和监郡御史等不同级别的官吏。而在地方，郡县也设有专门的监察官员。到了汉代，御史大夫已被提升为丞相级别的官员。从汉文帝开始，皇帝亲自指派可靠的官员和亲信到各地巡查。汉武帝时将这种巡查制度固定下来，为“刺史”制度。同时汉武帝非常鼓励和提倡刺史打官员的“小报告”。刺史的地位在郡国之上，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可以看作是对官员360度评价中的上级评价。
另外，朝廷除了设置监察机构进行反腐外，还支持下级反腐和民间反腐，鼓励他们“打小报告”监督贪官污吏。汉武帝就专门颁布了旨在维护官民言论自由的“言事变”制度，鼓励下级人员越级上报各种事项。官员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均在此列。后来南北朝时期，明元帝也下诏“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的官员都是以“打小报告”的形式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我们熟知的包公包拯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上书言事常常直指腐败，因而当时的贪官都很怕被他参上一本。其实北宋还有许多热衷于打贪官“小报告”的贤士，比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他们的奏折。到了明朝，“打小报告”的反腐行动更是被强化到了顶峰。朱元璋还第一次提出了上访制度，即如果民众发现官吏当中有人中饱私囊、侵占民财，就可以写举报信，甚至可以直接进京上访，京城设有专门的人员接待。从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这些措施可以看做是对官吏360度评价的下级评价和外部评价。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三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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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New York Times，J，1876-06-12.
［14］大清国邮政专述.New York Times，1896-09-13.
2018年负责机关纪检监察、人民防线、国防教育工作。联系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工作。协助xx、xx同志工作;联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文化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勤奋工作，克己奉公，圆满完成政协党组和领导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就2018年度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学习，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注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提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对党的报告能做到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做到边学习边思考，边学习边实践，把学习党的报告精神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突出学习领会好党的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新举措、新要求，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让党的报告精神刻在自己的脑子里，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并成为自己今后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认真学习新《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按照“两学一做”要求，紧扣自己的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的问题，以新《党章》和系列讲话为指导，增强“四种意识”，做到了与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参加市委组织的报告精神学习活动，完成了党校组织的各项培训任务。完成了干部在线学习任务和政协党组、机关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完成了市政协组织委员到北大学习任务。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能围绕政协“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和建设“六个政协”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工作撰写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履职》等3篇心得体会，巩固提高了做好政协工作的理论素养、调研能力、民主协商和参政议政能力。
二、认真履行职责，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调研工作做实，坚持工作的高标准
一是协助xx副主席“走江河流域生态”调研活动。在副主席的带领下，先后对xx市、xx市江河流域分布、生态管理机制、落实河长制、江河污染、生态保护和农业水利建设的投入情况进行调研，全面掌握了两大江河流域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整改修复的合理化建议;二是协助xx副主席针对委员关于“加快城区供水管网改造，提高市民生活用水质量”提案推进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研，组织召开了有关部门的协调座谈会，并要求人资委将推动落实情况形成专题报告报市政府，有力地推动了委员提案办理的落实;组织文化文史委完成了走江河流域考察工作;三是协助xx副主席对我市xx日报社、坡头区、开发区等地文化创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四是根据市政协xx主席指示和政协工作规划，积极组织协调文化文史委和有关专家对《xx通史》编纂启动工作，先后组织有关专家和人员赴南宁等地考察学习编纂通史的经验做法，并多次组织专家教授对《xx通史》的编纂提纲等前期准备工作进行研讨和部署，明确了人员、责任及完成时限，确保了《xx通史》编纂工作的有序推进;五是协调组织文化文史委对《xx历史文化名人》、《xx千村简史》、《xx政协志》等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六是协调督办文史委落实年度《委员风采》画册编辑等工作;七是高标准完成了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会务组、组织组的会前、会中、会后的各项工作和新一届委员、常委摄影的组织工作;八是抓好机关纪检监察、人民防线、国防教育、联系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等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积极做好市政协扶贫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大家的好评。
三、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保持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把修身养性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淡化权利，淡化官念，用平常心看待官位，用责任心看待和运用权力，做到了慎权 、慎欲 ，慎微，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把“两学一做”落实到行动上，把转变作风贯穿到工作中。从未谋取规定以外的特殊利益，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贪吃喝、不贪钱财、不贪享乐、不贪图名利地位，堂堂正正地做人，明明白白地工作。发扬艰苦奋斗，俭以养德的光荣传统 ，做到了时时刻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争做到大事不糊涂、小事不马虎，不越雷池一步，在防微杜渐上下功夫，追求党性和道德修养的高境界。在廉洁自律上做到了表里如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以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衡量、约束自己，没有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严格进行自我监督。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个党员干部的正能量。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研究；外国教育史
当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教育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有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使得教育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教育史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但也必须承认教育史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一些工作者还不清楚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的区别，希望教育史研究能够即刻为教育实践提供服务；第二，在教育史学科发展上，由于研究生扩招所带来的教育史研究队伍的扩大，不仅给有教育专业背景的学生带来一定的困惑，更使非教育专业的学生难以适应：研究历史与学习历史有什么区别，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有什么不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第三，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教育史学方法的研究，积累了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教育史研究是一门使用别人观察的科学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历史教学，包括教育史教学中，一直把学习历史史实和掌握教育史实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由于学习历史主要是通过教科书完成的，因此，许多学生相信教科书上所记载的事实就是历史事实，学习历史就是通过教科书认识这些历史事实的过程，很少有历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通过教科书学习历史不重要，而是说仅仅通过教科书学习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对于一个从学习历史进入到研究历史的新人来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研究生读了许多书，却很少提出问题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仍然停留在学习历史的阶段。
什么是“历史”，有的学者（张元）指出，“历史”应包含两个方面，历史既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指我们对过去事情的了解，而对过去事情的“了解”更重要。了解过去，就要知道一些如何认识过去、了解过去的方法和步骤。因为不对过去的存在做一些认识、了解的工作，过去的事情就不为我们所知道；不对过去下一番认识、了解的工夫，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解过去的方法和步骤，实际上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始。也有的学者（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在的联系。还有的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作用。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就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谈的过程。”可见，如果说历史是指我们对过去的了解，那么这里的“我们”正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正是我们的研究才得以把现实社会的价值与过去联系起来，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的。
但是历史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一些学者指出，历史研究是指为了确定事实和得出关于过去事件的结论，而对证据进行系统的和客观的定位、评价和综合的过程(Borg，1963)。它也是一个以一种批评的精神对过去的史实进行探究和重建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寻求历史的真相。在古希腊文里，历史就有“对真相的探究”的含义。与一般科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一般科学研究主要是对事实进行观察、分析和概括，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进行预言，但历史学家通常不能根据过去的事实进行概括，因为过去的事实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或者不是按照计划形成的。历史的形成常常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例如由于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影响或作用，历史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转折。
第二，与一般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别人已经报告过的观察，依靠不确定的证据和不确定的事实来进行研究；通过对片段的或不确定数据的分析，勾画出接近历史本来面貌的东西。因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历史学家就像一个试图去完成一个复杂的和缺少许多部分的拼图玩具(jigsaw puzzle)的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他要根据不完整的证据，对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进行推断，来填补那些没有完成的部分。
第三，与一般科学研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可以有创造成果的物理或化学实验不同，历史研究既不能够控制观察的条件，也不能操作有意义的变量。历史研究中的事实是不可重复的；同样因素或条件下的历史也是不能再现的。
当然，历史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也有相似的方面。历史研究也需要限定问题，形成假设或提出要回答的问题；历史研究也需要收集和分析原始的数据，检验一致的或不一致的假设，形成概括和结论。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家可以用传统的定性的 (qualitative)方法，也可以使用定量的(quantitative)的方法。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指出，“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上这一根本步骤上是一致的。”
教育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历史研究方法论提供了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它可以揭示和说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如何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也可以洞察通过其他方式所不能认识的某些现实的教育问题。如通过对历史上教育思想或教育机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理解又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和改进教育制度不断发展的基础。不过，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相比也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教育史研究是一门使用别人观察的科学。因为，教育史学家没有生活在他正在研究的那个时代，他们与被研究的事实或对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因此，教育史研究需要依靠别人的观察和对别人的观察做出推理和逻辑分析来进行研究。
第二，教育史研究需要依据过去存在的资料进行研究。由于教育史研究主要使用别人记录和经验，而不是直接进行观察研究。因此，教育史研究不像一般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实验研究或比较教育研究那样可以直接进行观察，获得直接的数据。
第三，教育史研究需要不断发掘过去已有的资料进行研究。为了确保研究结论尽可能的可靠，教育史研究必须依靠过去的原始资料。由于发现过去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它需要研究者具有发现原始资料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借鉴各种有助于研究的新方法的能力。例如，对教育史上儿童观的研究，我们过去主要是依据历史上教育家的著作或官方的文献，资料的使用和发掘缺乏想象力，而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许多关于某一时期儿童存在和生活的证据、图像、日记来研究和说明儿童观，这对我们科学地认识儿童是有意义的。
总之，历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都是通过对已有的或还没有发现的资料进行搜寻、探究和发现历史真相的过程。研究教育史与一般学习教育史是不同的，它不仅是继承，还要通过发掘，不断重新认识教育历史。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也是不同的，教育史研究是一门使用别人观察的科学，是一门以现在的眼光与过去的史实发生联系，不断质疑、探究和寻求历史真相的科学。通过教育史研究可以不断地修正和改进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更好地认识教育。
二、教育史研究中的外文资料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
在教育史研究中，对资料的占有是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目前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不懂得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的区别，盲目地认为中文资料是第二手资料，外文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对这种观点有必要进行探讨。
教育史研究的资料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也称第一手资料(first hand sources)：一类是间接资料(secondary sources.)也称第二手资料(second—hand sources)。
第一手资料是教育史研究的生命，它通常由事件的实际观察者或直接参与者的报告及与事实直接有关的实物构成。因此，发现、甄别和评价第一手资料是一个教育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它包括逻辑推理、直觉判断，以及生活的一般常识。
第二手资料是指那些没有被直接参与者实际观察到的事实和证据。一些后来者可以讲述实际的观察或阅读观察者的报道，但是这种报道不是直接参与者或观察者的报道。
例如，某学校食堂发生了学生集体食物中毒的事故，警察对食堂管理员、炊事员等有关人员进行问讯，其所做的记录，现场拍照，实物证据的采集及呕吐物的化验等，都属于第一手资料；而过后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报道并见诸报端，或以后有人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则属于第二手资料。
第二手资料对于教育史研究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但需要注意其局限性，因为第二手资料在传递过程容易被使用者所曲解。第二手资料可以使用，但要谨慎；只有在第一手资料不能得到时才可以使用第二手资料。第二手资料是对第一手资料缺乏时的补充。
在历史研究中，第一手资料是最重要的。一些研究者指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文献。文献是实际参与者和见证人保留和书写的记录。这种资料为了传递、保留和研究的需要可以通过生产和复制以备将来使用。作为原始资料，文献可以分为宪法、宪章、法律、法院的判决、法定的记录、传记、信件、日记、家谱、人口普查信息、契约、证书、遗嘱、许可证、执照、证词、宣誓、宣言、公告、证明书、目录、传单、账单、收据、报纸和杂志报道、广告、地图、图表、书籍、小册子、书目、电影、图片、绘画、题字、录音制品、手抄本，以及研究报告等。
2.遗迹或遗物。遗迹或遗物是与个人、机构或一定事件相联系的物体。如化石、骸骨、工具、武器、食物、器皿、服饰、建筑、家具、画片、油画、硬币，以及一些艺术品。这些资料可以提供关于过去一定时期比较清晰的数据。
3.口头证据。口头证据是当事人或参与者对事件陈述的记录。它可以通过对个人的访谈来获得，也可以通过根据与见证人相关的经验的记录或改编的记录来获得。目前，比较热的口述史研究正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体现。
第一手的教育史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分类是相同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官方记录或其他相关教育文献。这些记录或文献包括立法机关和国家教育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学校校长，系主任，部门领导，教育会议，学校董事会的记录和报告，调查，特许证，证书，遗嘱，专业和业余的期刊，校报，年鉴，公报，图书目录，学习课程，课程指南，体育比赛记录，方案（毕业、戏剧、音乐，以及体育比赛），执照，证明书，教科书，考试成绩单，报告卡，图片，绘画，地图，信件，日记，自传，教师和学生的个人档案，学生劳动样品，以及唱片等。
2.口头记录。它包括对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其他学校职员，学生和亲属，学校赞助人或其他公民，以及管理机构成员的访谈记录等。
3.遗物。它包括学校建筑，设备，教学材料，用具，壁画，装饰画，教科书，考试，以及学生劳动的样品等。
在教育史研究中，发现和使用第二手资料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外文资料或著作多属于第二手资料。如教育史教科书，教育百科全书，教育大词典等，因为它们已经远离了原始事件或第一手资料，它是后来的研究者对原始资料进行再加工或编辑的结果。当然，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例如，在教育史研究中，当教育史教科书或教育百科全书成为研究的对象时，它们又可能成为第一手资料。
总之，在教育史研究中，明确地区分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是非常必要的，它是我们进行教育史研究的基础。那种认为凡是外文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的观点，很可能在研究中错把第二手资料当成第一手资料，从而忽视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影响研究的质量。
三、应重视教育史研究中对资料的解读
在教育史研究中，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都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因此，在教育史资料的使用中，对资料进行解读，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的资料进行解读，理解这些资料的含义，推断出它所告诉我们的关于过去的某些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教育史研究中资料的解读是研究者对过去的史实或资料给予理解和评价的过程。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指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因为没有评价，就不知道什么值得记载下来。”解读对于我们认识过去和现在都有意义。解读得好的历史不仅可以揭示过去，也可以说明现在的某些方面；解读得好的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能发现的东西。
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对第一手资料进行解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确定资料的历史背景。可以问是谁写的？能够知道作者的哪些情况？作者是在什么地方和时间写的？写作原因是什么？其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人？
2.确定资料的类型。它属于哪一类资料？其目的是什么？影响这种资料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
3.对资料进行分析。资料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它所表达意思是什么？作者提出的主题是什么？作者支持主题所提出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在教育史研究中，使用第二手资料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有利于获取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信息。如要研究美国公立学校问题，可以通过第二手资料（教育史教科书或研究专著）很容易发现哪些人研究了这一问题，提出了哪些观点，使用了哪些材料。二是有利于了解问题的背景。如要研究卢梭的教育思想，使用第二手资料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法国社会和教育的情况。三是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基本框架，可以了解别人的研究思路。第二手资料往往体现了别人研究时的一种解释框架和研究的基本途径。它通过赋予内容一定的形式，通过一定框架的解释为人们提供对问题的理解。例如，在研究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洲新教育运动发展时，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的教育史著作，了解别人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观点。
在对第二手资料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离不开别的研究者对资料的解读。当然，由于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对于材料的解读便会不同，经常是同样一个事实会得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认识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属于古代社会，有的认为文艺复兴属于近代社会，还有的认为它属于一个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种不同的认识影响了对文艺复兴教育性质的界定。
在教育史研究中，能够对别人的解读（第二手资料）做出自己的解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一些教科书或研究著作已经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读，但这些解读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解读；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解读，才能使我们进入历史中去，与历史进行对话，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解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问题和资料的解读。可以问作者所阐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论题是什么？论题是如何得出的？是通过哪一类历史著作？提出了什么证据？使用什么样的资料？
二是对论证和方法的解读。可以问作者进行的论证能够使人信服吗？证据支持论题吗？证据事实上证明了作者所宣称的他所证明的东西吗？作者在事实上有错误吗？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作者使用了质疑的方法和技术了吗？什么问题没有回答？
三是对论题形成及背景的解读。可以问在这个或相似的论题上，这一研究与其他研究进行比较，论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他们使用同样的或不同的资料吗？这些研究是什么时间完成的？他们在政治、哲学、伦理、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假设上有区别吗？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资料进行解读之前还应当对资料本身进行一定的评估。由于教育史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因此，对各种历史资料进行评估对于解读具有重要意义。资料评估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评估；一个是内在的评估。外在的评估主要目的是保证资料的可靠性(authenticity)。如一些文献或文物是真的，还是伪造的？外在评估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文献（或资料）本身，而不在对其他所包含内容进行说明。因此，它主要是揭露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欺诈行为，如伪造历史文物，历史骗局，为了某种目的杜撰历史或对史实进行曲解等。为此，需要对文献的时期和原作者有关方面内容进行考证，如文献的样式，文体，拼写，语言使用，以及关于时间的知识等。内在评估主要目的是保证数据或文献的准确性(accuracy)。为此，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如，尽管文献的作者可能是真的，但是他能够反映事实真相吗？资料的使用可靠吗？公正吗？作者实际上获得了事实吗？是否由于同情某些内容或屈服于某些外界的压力而曲解了事实？他所记录的事实有多长时间了？他能够记住实际所发生的事实吗？
强调教育史研究中解读的意义在于，必须重视和发挥教育史研究主体的重要性，对所研究的资料能够做出自己的解读，而不是完全依靠别人。当然，这种解读可能会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如何避免这一问题，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公开，并通过正常的交流和相互争论，推动学术的发展。
四、对教育史研究与现实服务关系的认识
在对教育史研究的一般特点和基本问题进行分析以后，再来看教育史研究与现实服务的关系问题，可能会更清楚些。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是密切联系的。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方法，都是现实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历史研究给予一定的解释。历史研究是把现在与过去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指出：“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同样，教育史研究与现实教育也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不过，教育史研究的特点又决定了它虽然可以为现实服务，但这种服务的形式不是直接的。教育史研究不能够直接解决现实教育的应急问题。如某一学校突发学生事物中毒事故，这时的教育管理者已经来不及再去从教育史中寻找办法，而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应急处理。
教育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为政府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一定的历史参考；二是为个体活动和思考提供一种历史思维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以一种探究和揭示真相的态度对待所要研究的问题。它不满足认识一般的表面现象，而是要追寻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且为了追寻原因而收集资料、证据和进行推理等。
利用校外资源转变教学模式就是把课堂搬到广阔的天地之中，是指在语文教学课堂活动中，老师把学生从从单一的课堂教学中解放出来，通过运用信息技术 ，校外资源，进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使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变得多种多样，既增强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了语文素养，使他们更好的适应现在社会。
（一）转变学习方法，在语文教学中，我结合课本内容，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和网络资源，把他们从单一的课堂教学中解放出来。那么，怎样利用校外资源呢？韶关曲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有千古一相张九龄，有六祖惠能南华寺，还有马坝人遗址；还有当地所特有的文学形式客家山歌。于是我让同学们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通过查阅书籍、报刊、互联网、实地考察等形式，结合自己的知识、能力，收集有关资料本地名人立传，极大的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
（二）利用图书馆，确定在某一时间内，学生的阅读量达到一定的数量，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高尔基说过：“凡是我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归功于书。”“阅读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由此可知，阅读教学是从传统语文教学观转变到大语文教学观，是一个从知识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化过程。它不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教学的根本目的，而是以学会学习，促进人格与个性全面发展和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为重点。从这一理念出发，我把学生分成四组，利用图书馆，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内完成下面四个课题的阅读和报告。（1）从古诗看古代的交通状况。（2）了解神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变化。（3）初识“诸子百家”。（4）举办中外戏剧知识大赛。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不仅学会了从众多的资料中提取对自己有用的材料，还学会如何利用图书馆，如何收集资料。大大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及合作探究能力。
（三）利用科技馆、博物馆，拓宽学生的科学视野，了解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增强爱国情感。我校所在地曲江区历史悠久，自汉朝置县至今已有2116年的历史。曾孕育出盛唐名相张九龄、北宋名臣余靖及禅宗六祖惠能等一批历史名人，旅游胜地有狮子岩（13万年前人类祖先“马坝人”繁衍生息之地，又是“石峡文化”的发祥地，华夏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之一）和禅宗祖庭南华寺。还有很多地方是革命老区，地方历史资源丰富。因此，在我平时就注意引导学生参与收集资料，并通过有组织有目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历史，体验生活，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了解，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增强学生的爱家爱国情感。在每一个小阶段考察学习结束后，我会指导学生对所得的资料进行整合，写一份心得报告。学习小组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交流讨论，完成组内综合实践报告，并举行报告会。通过这种感知（亲自考察），学生动笔写出来的报告材料详实，文笔生动，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写作能力。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要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建立记录档案。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是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物特有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文物保护工程的施工对象是已经存在的建筑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以保护历史遗产为目的，保护原有历史痕迹，使其延年益寿。文物管理部门对工程设计方案的报批与审批程序、工程招标程序、施工验收合格标准、竣工专家验收程序等主要内容都与现代建设工程有较大不同，这使得文物保护工程与现代建筑工程或一般的房屋维修工程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在内容、收集整理和归档管理等方面都有特殊性。
建立完备、规范和统一的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是文物保护工程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文物管理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的共同要求，文物保护工程产生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需要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后人着想”的态度，将修缮项目的过程真实地记录并保存下来，为日后查考及其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记录。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归档内容
文物保护工程是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和其他具有文物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庙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的工程，它分为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保护性设施建设和迁移等工程类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践经验，归纳出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主要内容为：立项申报文件、勘察设计文件、施工技术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文件和竣工资料5个方面。
1 立项申报资料。包括业主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名称、拟立项名称和地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和时代、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公布与执行情况、保护工程必要性与实施可行性的技术文件、录像或照片等形象资料，经费估算与来源、工作计划、拟聘请勘察设计单位的名称及资信情况，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文件等。
2 勘察设计文件。包括反映文物建筑历史状况，固有特征和损害情况的勘察报告、实测图、照片；保护方案、设计图及相关技术文件；工程设计概算、材料试验报告书、环境污染情况报告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及勘探报告。
3 施工设计文件。包括施工设计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预算、相关材料试验报告及检测鉴定结果。
4 施工技术文件。包括施工方案、施工人员进场前接受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培训的记录、施工记录和施工统计文件、施工过程中收集的有关文物资料、质量自检报告、隐蔽工程办法验收记录。
5 竣工资料。包括工程总结报告、竣工报告、竣工图纸、财务决算书。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规定，重要工程应当在验收后三年内发表技术报告，因此，在文物建设修缮过程中还应注意收集技术报告，编写相关档案资料。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建立与管理，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合理有效地管理好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充分发挥工程档案应有的作用，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服务。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依存，我国已知的不可移动文物约有40万处，其中大部分是文物建筑，做好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艰巨的且有意义的工作，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需从以下方面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
1 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是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首要条件。为此，要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的研究，建立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标准和工作规程，从而保证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质量。首先建立文物保护工程档案验收制度。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编制文物保护工程档案验收管理制度，使该行业档案验收程序化、制度化，从制度上确保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质量，使参与各方对档案资料管理工作形成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资料负责就是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意识。其次建立文物工程档案移交制度。文物管理部门应制定文物修复工程档案移交管理制度，规定业主单位组织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移交管理，规定业主单位留存档案资料内容、套数、时间；规定移交手续办理程序；规定移交有关各方责任；规定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接受的资料内容、套数、时间以及质量要求等内容。
镜湖遗迹保护要凸现个性
烟水天际，鸥鹭翔集。在古城绍兴的中心区域，浩瀚明洁的镜湖千百年来就这样滋养着绍兴人民。历经2000多年历史风云的洗礼和漫漫岁月的雕琢，镜湖有着属于她的独特文化魅力。
坐拥这一国内独一无二的城市绿心，如何让城市空间与镜湖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和谐相处，加快建设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经济强市，这一命题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2003年4月，常委会组成人员到镜湖湿地视察。行走在苍苍郁郁、葱茏叠翠的绿色走廊，看到的是“芦锥几顷界为田，一曲溪流一曲烟”的情景。然而他们的目光却更多的是在敏锐捕捉存在的不足。
“东浦古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民居建筑虽然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但因年代久远破损之处也比较多。”
“湖区内尽管风光旖旎，但路网建设有待完善。”
“要以人为本，湖再美，更要宜居，造福当地百姓。”
“一些化工类企业的生产对镜湖水系造成一定的环境压力，建议搬迁。”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视察的基础上，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有关镜湖新区空间发展规划情况报告，指出镜湖是绍兴大城市的点睛之作，要增强镜湖新区建设的历史责任感，按照“重在保护、重在生态、重在文化、重在特色、重在功能”的原则，抓紧完善和细化规划，严格依法办事，维护规划严肃性，特别是对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范围，要加强规划控制，切实做好文物保护、抢救和管理工作。
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市政府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明确建设控制地带，尤其是对东浦古镇加大了保护修缮力度，维持其原有水乡网络结构，传承其水乡文化，确保历史文化的可延续性，体现出昔日江南的风雅人情及世俗风情，使古镇的保护与更新，保护与利用充分结合。同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加强文物抢救工作，整治文物周边环境。大力开展考古工作，发掘文化遗存。综合治理城市水系，一些化工企业相继迁出了镜湖湿地，留存企业增加了污水处理设施，大大缓解了水环境的压力。
2004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纪南等又一次来到镜湖新区视察，肯定了镜湖新区在推进“五路十桥”等基础设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对新建村民安置房，让群众舒适地居住在镜湖之滨表示满意。
常委会的视察和调研有力推动了镜湖新区的保护和建设工作。新区管委会对东浦古镇的形态各异的古桥梁和河网水系进行了维护和疏浚。对建于明代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避塘进行了修复。一家乾隆年间的老酒作坊王宝和酒厂旧址也得到修缮。东浦老街、徐锡麟故居也相继展现新姿。镜湖，作为绍兴水乡、酒乡、桥乡、名士之乡的缩影，被充分发掘文化内涵，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2005年5月，镜湖新区被授予部级湿地公园称号。常委会组成人员又一次来到了镜湖。在梅山之麓，在湖畔河边，在东浦古镇，他们看到青山叠翠，碧波映照，白墙黑瓦间，乌篷船破水而来……
“我欲因之梦吴越，
一夜飞度镜湖月。”
李白的传世名句至今不绝于耳，镜湖胜景盛世重现。
把名人故居改造为“文物森林”
绍兴是著名的“名士之乡”，名人多，名人故居自然也多。恢复名人故居的四周历史原貌，是绍兴古城保护的又一重头戏。
书圣故里，位于绍兴城东北部，因王羲之而闻名于世。故里内的戒珠寺、题扇桥，笔飞弄、躲婆弄等都与王羲之有关。很多游客与书法爱好者常慕名而来。然而传说与故事很优美，故里内的景点却零散、单薄，一些缺乏美感的现代建筑还夹杂其间，找不到翰墨飘香的高雅格调。
这种窘迫的情形当时遍布绍兴市内相当部分的名人故居。游客多有反映，专家连年呼吁，这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问题，常委会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广泛深入的专题调研，并向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组织专家座谈，2003年初，形成了内容翔实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指出，文物史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要力求原汁原味的保护，坚持原模原样的恢复，做到有根有据的重建。保护名人故居，不仅要保护故居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名人生活的真实环境。而且要把古城范围内“三纵、二环、六线、八池、一百六十八桥”构成的河湖水系和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实行串联保护，把孤立的文物古迹、名人故居“文物大树”连缀成片，打造成原生态的“文物森林”。
按照《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决议》和调研提出的具体意见，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解放前的旧城图片系统地整建名人故居。书圣故里先后进行了一期、二期的整修工程。
2006年12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秋芳和其他组成人员，来到书圣故里进行视察。整修后的书圣故里文化风貌依旧，青石板路流露着沧桑，老台门格调淡雅、自然古朴，很有江南建筑特色。穿行在白墙黑瓦间，感受着翰墨飘香的氛围，视察组对保护工程表示满意，并要求政府抓好三期保护工程，让书圣故里更好地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绍兴市还先后修复了鲁迅故里、蔡元培故居、大通学堂，扩建了沈园二期、祖居（纪念馆），新建了广场，重建了贺秘监祠。其中的鲁迅故里，因其古朴厚重的步行街道，“老房子新空间”的鲁迅纪念馆，传统风格的民居再现，风貌协调的街区氛围，使之成为了中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经典之作。
2006年7月，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又听取了越王城规划建设情况的报告。绍兴城中府山脚下的越王台，曾是句践起兵伐吴的点将台，也是古越国都城旧址。建好越王城，对绍兴古城保护十分重要。鉴于越王城历史保护区是绍兴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历史街区区块，常委会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要深入挖掘越文化历史积淀，传承绍兴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要以人为本，在设计中营造符合市民休闲、生活需求的新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统筹规划，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完善运作机制，确保越王城规划建设整体有序推进。目前，市政府正在积极完善规划方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王城必向人们展现出越文化的精髓。
从名人故居到名人故里，从名人故里到历史街区，从历史街区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绍兴走出的路，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古城保护的“绍兴模式”。
绍兴的水环境要真正保护起来
2007年1月19日上午，由市人大常委会黄秋芳主任带队的视察组，在绍兴市区西小河视察。
看着河水被抽干，露出黑黝黝的河床，施工人员手持高压水枪，轮番冲洗河床，冲出来的淤泥被管道吸走的场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绍兴市正在实施的清水工程的一部分，按照工程的实施要求，绍兴市区的15条内河都将被“清洗”一遍，让市区河水清起来。
对于水乡绍兴来说，水就是城市的魂。几年前，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城区防洪与环城河综合整治规划的决议精神，市政府实施了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对河岸、道路等进行综合整治，12公里长的河两岸新辟绿地54万平方公里，建设鉴水、河清、稽山等8个主题公园。工程完成以后的几年中，常委会对河道的水质情况每年都组织视察。2006年8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在视察时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河底淤泥堆积、污水排入河道、水面畜禽养殖污染和大量抽取河水等问题的存在，河道的水质离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河水变清的目标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在听取政府多个专项报告的基础上，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绍兴现有水环境尚需优化，亟待有效改善市区水质，提高排污管网覆盖率，全面开发水域功能，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并通过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把绍兴水环境真正保护起来。
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启动了“清水工程”。城建和水利部门采取清淤、截污、整治和引水“四管齐下”的措施，强化综合治理。清淤，即对市区主要河道进行一次全面清淤，彻底清除河底淤泥，增加河道水容量，提高河道自净能力。截污，即对市区建成区范围的生产生活污水未入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进行全面调查，通过对市区排污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使具备入网条件的单位和居民小区的生产生活污水全部纳管入网。整治，即加强对市区河道的环境执法和管理，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完善有关管理制度，使河道的日常管理落到实处。引水，即实施列入曹娥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的市区引水工程，引曹娥江水进入市区平原河网，改善市区河道水质，为市区水环境的根本改观奠定基础。
经过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和清水工程，绍兴这座古老的城市终于又重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美景，市民们真正在“蓝天、碧水、绿地”的美好环境中享受着美好的新生活。
如今的绍兴古城，府山、塔山、蕺山三山鼎立，郁郁葱葱，城在山中，山中有城，水性的城市有了刚强的筋骨。环城河里清波涟漪，古城平添灵动之气。城区内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园林、杰出人物纪念地等，有着真实的历史遗存物，有着完整的历史风貌，也有着一定建筑规模的历史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