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28-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 [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 [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 [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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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学的发展与科研
科学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的分科之学。在自然、社会、生命、思维这四大范畴里，一切针对特定的客观实在而具有确切知识体系的分科之学都是科学。科学研究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科学研究使分散的经验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公理和原则，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进人新世纪之后，中医科技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强调中医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潜力行业，因此对中医药科技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标志着国家对中医科学性的极大肯定以及对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的极大关注。然而，探索适合中医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和中医药传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研究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医学的科研亦如此，无论以哪种形式进行科研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所以查阅研究文献，掌握前人的研究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就中医学而言，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大量的方药知识和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无不记录在历代中医文献之中，如果不学习中医文献，不研究中医古籍，不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水平，便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制定不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也不可能取得有助于中医学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医药文献整理是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基础，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术的前提；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版本的讲求、校勘的加人、注文的撰写和文字的处理更是文献整理中的核心问题；计算机手段是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上规模、成系统的必要保障，但应注意在使用该手段时与传统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
2文献研究与继承发展
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应用，是为临床、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指导，要想充分发挥文献研究的导向作用，就必须将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对文献进行深加工，对学科、专业、专题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方法或发展预测。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是指校勘、训诂、注释、辨伪、题录、索引等，现代科技方法包括视听资料、建立数据库、计算机阅读、卫星通信及激光存取等新技术。现代科技方法以其存贮容量大、分析整理和传播速度快、提取利用简便等特点，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文献研究的速度和精度，提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中医文献的研究整理，既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又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又可对后人运用给以启示；既是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又是对前人文献的提高；既可丰富基础理论，又可指导临床实践；既有历史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总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是对中医学术继承发扬的过程，是整个中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中医药古代文献作为一种古老的信息资源，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信息获取的需求，所以，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彻底改变其存储与传播方式，使大量沉积的文献信息展现出时代风貌，使中医药古代文献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以此来激活中医药文献资源，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数学被称为“科学之皇后”，是基础学科基础之基础，中医学对数学的应用是薄弱环节，也是其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基于数理基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全息论、协同论、突变论，中医学科曾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深人，但是作为研究方向仍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数学中的模糊数学、逻辑分析、统计学、聚类分析等都为中医学分析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在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以文献整理研究为基础，坚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以提高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能力，提高临床疗效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其中临床实践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源泉，也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根本途径，要组织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既要积极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要引进适于中医药研究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积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3中医学发展之机遇
近年，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医药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中医理论自主创新，在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中医普及程度与国际化程度等。胡锦涛主席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大事，这些都为中医药学全面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医工作者应抓住机遇，加强文献研究工作，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吸取知识，探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服务于临床、应用于临床，充分运用中医药科技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王传博/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安徽 合肥 230061
中国艺术倾向人文社科的研究，西方艺术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内容、含义不同理解有关。西方艺术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以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现代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等①，现代的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②，涉及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高校中与艺术系、艺术史系并列的是戏剧、音乐、舞蹈系，艺术系是造型艺术。西方的艺术系与艺术史系倾向于视觉艺术，其中视觉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发展及演变构成艺术史的内容（图1)。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设计学可能具有最大的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的空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设计艺术有关。艺术设计已经蔚为大观（图8)。
关键词：宪法 宪法学 现代科技 科研自由的界限
韩大元：最近，国际宪法学界非常关注现代科技与宪法学问题的研究，作为宪法学综合化的重要趋势，这一课题值得我们关注和认真研究。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现代科技发展与宪法、宪法学之间的关系。
王贵松：作为您的学生，和您展开这样的讨论，实在有点儿惶恐不安啦。
韩大元：没关系的。学术是自由的，学术上的见解是平等的。何况宪法学就是一门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学问。它会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说话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绝不粉饰。宪法学的品位就在于批判嘛。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一、 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贡献
王贵松：好的。多谢韩老师。我最近查看了一下资料，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根据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见解，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于哥白尼到牛顿时期，也就是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末，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牛顿革命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该时代的哲学与思想，说明了每一时代的主导科学一旦形成，就会对当时及其以后的科学与社会发展起到重大作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它以纺织机械的革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
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叶，它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为代表。其中，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否定了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义，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自身及人类社会的看法。之后爆发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则以电力技术为主导。
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现象和电子的发现，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以此为先导，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生的，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重要内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科学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学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40－60年代，以核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通讯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从70年代开始的，又被称为新技术革命，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群的出现为标志，引起了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已经从科学领域辐射到思想领域，为当代人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起到重新建构与定向的作用。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推进了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对法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您近年来一直关注科技与宪法、宪法学关系的研究，根据您的研究，这些次科技革命对我们的宪法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韩大元：你说的很对。科学侧重于解释世界，技术则侧重于改造世界。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同时，也发生了技术革命。科学和技术合为一体，对宪法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一次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带来了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科技的发展与宪法、宪法学之间是不是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两者之间即使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但也会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间接关系。
从宪法学的历史发展看，现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在宪法领域产生了知识推陈出新的局面。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直接成为宪法调整的对象，或者直接影响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内容及其宪法原则与规则的发展与变化。受现代科技的影响，传统宪法学的内容正在改变，其调整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内容逐步转变为政治内容、经济内容、科技内容并存的机制，正在形成一体化的功能。
这里，我想首先从宏观角度简要谈谈现代科学技术是如何影响宪法产生的。我们知道，宪法观念、宪法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科技发展成果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通常讲宪法产生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即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与法律基础。其中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宪法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科技的发展，当人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创造性地开发科技并在人类生活中广泛地运用科技成果时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结果中都包含着大量的科技因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之所以寻找宪法这种治理国家的基础规则与形式，就是因为宪法在治理国家中能够形成社会共同意志，反映民意并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具有社会有用性与价值性。科技的发展给人们提供多样化的规则与方式，从客观上确立宪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具体而言，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扩大宪法学的研究范围。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日益发展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领域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宪法学内容的多样性。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宪法学正发生重大变化，它所包括的知识、理论与规则日益科学化，并形成了有机的体系。比如，科技的迅速发展对宪法规范中确定的国家主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美国学者沃尔特。里斯特在《技术与主权》一文中曾指出，信息革命正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乃至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法。今天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内变革速度如此之快，使构成国家主权和权力的一些基础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甚至国家的决策程序、政府活动模式及其议事日程等国家权力活动也直接受现代科技的影响。在人权领域，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权思想的传播、人权观的形成、人权社会价值的提升等方面也产生影响。
其次，现代科技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牛顿科学是理性的标志，是理性主义的思想源泉。牛顿革命标志着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观察和实验方法，在说明和解释自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和成功，科学的方法论功能获得了质的进步。机器大工业建立了以发达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组织，通过组织形式把个人的能力资源汇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使管理成为社会化劳动的必要和实际的条件，泰罗的“科学管理”就是机器工业劳动方式的产物。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综合化的趋势，越来越依赖于有着严密分工和合作关系的科技组织。宪法学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综合化方向发展过程中，直接引用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成果。同时，在现代科技与宪法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宪法学结构的多样化，宪法知识、规则与原则的合理性与联系性正在加强。在科技发展的条件下，宪政现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纵向和横向的内容，宪法学作为“综合科学”（Unity of Science）的趋势日益明显。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政策学、宪法政治学及宪法哲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实际上表明现代科技与宪法学理论的有机结合。
王贵松：确实，科技的发展给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多种多样的方法娴熟有效的运用。有学者曾经指出，相对论革命是物理学基础的革命，它改造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如时间、空间、运动、质量、引力等，建立了超越经典物理学的新的理论坐标系，把物理学置于一个与现代科学与实验发展相一致的新的平台上，实现了新的综合。如力学和电动力学、空间和时间、质量和能量的统一。相对论在开创物理学革命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哲学革命，科学革命往往促成了思维方式的变革。量子力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转变，这就是在科学中正式承认统计规律的合法性，承认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这是从经典科学到现代科学的转折点。因果性、确定性、决定性，这只是世界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而概率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则是世界本质属性的另一方面，只有二者的互补与统一才构成了世界的真实图景。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相关性，科研主体并不是与对象无关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影响了对象及其结果。科学由于自身的参与，干预、改变并再造了探索的对象，方法和对象不能再分离，科学成为人与世界的一种博弈。科学不再作为客观的观众面对着自然界，它把自己看作是人类与自然这种相互作用中的一个演员。这和宪法上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还是非常接近的。
韩大元：是的。现代科技的发展还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宪法文化的平等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代科技带来的文明成果使得人类在平等的环境中审视人类面临的问题，追求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宪法观念与价值的平等性。越是文明的社会，人们对文化价值的分析与评价更趋合理与公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所谓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绝非是仅受道德信仰和地缘政治驱使的民族格斗，而是以高科技为底蕴展开的不同文明背景的民族在国力综合优势的竞争中表现的文化对抗与融合化冲突，特别是宪法文化冲突将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社会结构变革，而宪法文化的交流，必然要求宪法理论的开放性，使宪法学在科技发展进程中拓宽其研究领域。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宪法理论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
王贵松：您刚才讲的是否可以理解为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积极效应。我觉得，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对宪法学有积极效应，对宪法自身也有一定的积极效应。是不是也可以分成这么两个方面呢？
第一，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宪法的产生，扩大了宪法的调整范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力的性质、水平，推进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国际一体经济化。正如您刚才所说，宪法的产生和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科技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就不会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宪法产生的经济基础。而且，科技革命的发生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与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欧洲，印刷术的应用使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得到有力的扩散，打破了封建王权与宗教神权的思想垄断，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工具。牛顿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整个启蒙运动的纲领是自觉地建立在牛顿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的，并且从牛顿的辉煌成就中派生出启蒙运动的信心。这就为间接从文化基础上推动了宪法的产生。
韩大元：对，宪法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四个条件都应该和科技发展相关的。有的因素虽然不是直接的关系，但至少也是推动了相关条件的产生。在政治条件方面也是如此吧。人权观念的广泛传播，也是与科技发展相关的。在法律方面，人们在科技研究中抽象、逻辑思维方式的训练有素从而也带来立法技术的完备。当人们发现运用法律不能完美地治理国家的时候，宪法的产生也就是必然的了。
王贵松：宪法产生之后，科技进步也需要宪法的保障和推进，由于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有些情况下也需要宪法调整。国家要不要支持科学研究，要不要对科学研究进行合理的限制，以及怎样进行限制，限制的标准等等，都需要宪法进行确认和规范。举个例子来说，近代宪法上一般都是规定通信自由，而在现代宪法中，很多都是规定了通讯自由。这是由于人们交流信息方式的增多而产生的。宪法的调整范围从有形的空间扩展到了无形的空间。这就是近代科技发展对宪法调整范围的影响。
第二，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科技的发展，为自由、民主、正义等宪法价值创造了物质基础。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使人们免于饥饿，让人们有可能过上健康文明的生活。电子科技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使人们可以进行更广泛、更直接、更便利的交流，拓展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的空间。在因特网时代，国家不再容易控制人们的网络信息交流，削弱了集权控制的能力，增加了公民的自由度。由于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得到提高，参与方式日益多样化。随着信息的大量获取，公众对宪政体制运行的评价标准与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不断寻求新的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也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手段。公民的生育权可以通过体外授精试管婴儿的方式得以实现，死刑犯的死亡也因为注射方式的使用而更有了人的尊严。科技的现代化也推动了人的现代化。哥白尼改变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信念，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人是宇宙中心的信念，改变了人观察世界的坐标系，以一种非中心、非至高无上的观念去客观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动摇了宗教的科学基础，打破了宗教信条与理论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的地位和价值，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得到提升。
韩大元：是的。除你讲的两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方面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宪法的发展又提供了契机。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在信息等技术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得到有效的保障，都给宪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代科技发展，使人们反思宪法。这些都有可能带来宪法价值、宪法制度、宪法规范的进一步更新，也就为宪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宪法发展的历史看，科学技术一直起着推动宪法发展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不仅决定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对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同形式的成果。宪法是社会需求的一种最高的概括与规范，以社会为基础。而社会变革主要受科技发展的影响，以科技进步为其变革的背景，宪法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实际了意味着宪法积极吸收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以宪法能否适应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的要求为其出发点。由于宪法的内容、形式、调整范围、调整方式、调整过程及其调整效果等各个环节都受科技发展的影响，它在客观上构成宪法发展与变化的内存基础，它是通过社会需求所反映的科技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国家中，宪法发展必须以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基础，并以此来确定宪法发展的基本目标。当今世界，宪法发展与科技发展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处于同一宏观体系之内。
二、 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冲击
1、将信息管理作为图书资料管理中心。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基本是以纸质为主要载体进行资料文献的存储和传播，而这种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它的作用也是有较强的局限性的，虽然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形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能够满足读者获取知识的基本需求，但在如今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这种效率地、快捷性低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收到严峻的考验。而已信息管理为图书资料管理中心展开的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经济下的主流管理模式，因此，将信息管理作为图书资料管理中心的管理模式已迫在眉睫。2、基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下的管理体系。在形成现代化图书资料信息管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重于注入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现代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指信息论、系统论以及控制论。这三种科学方法论共同组建成了现代的科学方法论，实践证明，信息论、系统论以及控制论是促进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3、加快图书资料管理设备的更新。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模式涉及现代科技技术支持少，其设备落后，在处理庞大的数据处理时就会显的力不从心。图书资料管理设备是图书馆构成的重要成分，亦是现代图书馆建设的主要标志。图书资料管理现代设备是实现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也是现代科技的产物。随着社会文化科学经济的快速的发展，对现代图书资料管理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
二、现代图书资料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1、图书资料管理服务对象扩大化。现代图书资料管理服务已不仅仅拘泥于部分“学者”，而是面向全社会，任何层次的都可以通过现代图书馆进行知识资料的获取。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模式几乎是只以借阅为主要服务于读者，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也似乎只是图书资料的“看守者”。图书资料管理服务对象大多是教育机构，而图书馆的藏书不仅仅是基于受教育的读者，有着大量的社会文学存储于图书馆中，而这些书籍基本不被借阅，从而造成了大量文化资源的浪费。现代图书资料管理服务对象服务于全社会，让图书馆所有书籍的利用率最大化，从而极大的推动了现代文化经济的发展。2、促进图书馆与社会各界的协作。随着社会信息数字化的不断完善，现代社会需要社会各行各业的协同合作，以便真正的实现社会的一体化，共同促进社会产业的发展。图书馆与社会各界的协作就是其的一个表现，现代社会的任一行业都不能独立孤存，必须与其他行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才能使其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图书馆作为现代文化经济发展主要途径，让其与社会各界接轨，更能实现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3、加快培养现代图书资源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图书资料信息管理人员在图书资料管理实现现代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是实现图书图书资料管理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模式过渡的纽带。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现代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起着将现代科技技术应用于现代图书资料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将现代科技已现代化服务水准展现出来的作用。
三、现代图书资料管理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4-0070-01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正处于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深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不仅需要建设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条件，还需要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中国的发展和前途戚戚相关。当今，由于科学技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所以，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极其发展的新形势
（一）现代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
20世纪中叶，尤其新世纪交替时期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全新意义的革命，它的出现使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巨大地释放和提高了生产力，并由此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进而使科学技术产业化、经济化，产业、经济科学技术化，实现了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创新的统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是智力革命和生物资源革命，这是具有特定新质的革命。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面临的新形势。
1.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进程加快，三者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这个进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它使得技术与科学从彼此分离走向日益结合，并且并入了工业生产过程中，从此科学成为生产过程必要的因素，“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第二次是物理学的革命性的变革，先是19世纪后期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创立，接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朗克量子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从此，“科学-技术-工业”不仅相互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而且科学开始走在技术前面，为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并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
2.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的诞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空前强大的力量。现代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日益密切，科学形成了整体化、社会化、技术化和数学化四大趋势。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在大科学、大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工程，如堤坝、桥梁、高速公路、机场，等等。研究航天飞行所需各种技术装备的空间技术（也称航天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结构复杂的体系，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知识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钱学森根据20世纪科学与技术的最新成就，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的分类。首先，根据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发展过程，从纵向上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成四个层次—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根据认识与实践的对象，从横向上把基础科学分为十大门类。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研究客观世界不同的问题，是人类关于客观是世界的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根据高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突出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战略决策，目的是通过高技术极其产业的发展，带动一大批新产业的发展，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不同。进入21世纪，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强有力推动下，人类社会发展出现了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等许多新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措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现代化进程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科学史理论转向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科学史理论的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社会历史观、实践观具有一致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和实践观必将引导科学史理论走向“内史论”和“外史论”的有机融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学史理论的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一致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方法。
（二）现代科技革命与中国循环经济发展。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马克思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基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考虑的循环经济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新型经济活动形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范式的变革、理性的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转向。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一条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中国教育及高层次人才培养。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教育是发展科技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不惜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高层次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应用者和传播者，是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的集中体现。作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资源，高层次人才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四）现代科技革命与科学发展观。
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则通过对资源、能源等关系链，影响到整个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本身的生存好发展，从而带来了人类的新的担忧，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产生与形成。科学发展观是总结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科学发展观对指导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郑国庆，《文化对决策主体的作用与影响》，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4]《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