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s.mcdougal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b16womack, brantly. reviewed work: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2(4): 828.
b17b18b20mcdougall, bonnie s.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2(7):192,193,191.
b19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by helen f. siu; zelda stern.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4(12):206-209.
b22mcdougall, bonnie s (trans). there kings. ah cheng.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90.23-24.
b23b24b25b26b30b31mcdougall, bonnie 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1(25):44, 43,60, 63-65,55-56,66.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第三篇《科学方法论》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价值论》中系统详细的阐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的思想以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独特解释，并对其理论作出了思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韩震教授在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第十一章《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对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的中地位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读。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关键词：史学角度；马克思；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伴随着科技资讯发达、新媒介充分运用、国际交流频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成果颇丰。①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而且对于人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全球化理念，均大有裨益。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现，现有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言说实质；2、该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3、该理论与全球化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通俗来讲，就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和针对的对象。这不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与实质，也是后两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正因为大家对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有不同，才导致对后两个方面出现不同意见。因此，只有搞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义，才能合理、准确地回答后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但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很少。既然是“世界历史”理论，便有从史学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从而进一步扩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为此，本文先从第一个方面入手，从史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再简要探讨后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和学术渊源
要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应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众多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背景，但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的较为匮乏。那么，其史学背景是怎样的呢？
一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传承了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与解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西方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已在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萨贝利科、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其中，对马克思影响至深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两人。1784年11月，康德发表了名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哲学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普遍的历史观念”思想。而《历史哲学》一书则是黑格尔一生中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概念对马克思影响巨大，下文还将详述。
二是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来看，在19世纪40年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往神学和宗教垄断历史研究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探索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的趋势，使得学界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差不多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同时的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也提到“世界史编纂”、“通史”等概念，说明世界史的概念已为人接受。②另一方面，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③历史研究范式一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而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模式。这是由政治社会事件而引发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论述得非常明显。鲁滨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曾因法国革命而起并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消退，而欧洲各国的民族思想、国家精神开始觉醒，而且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1]3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是对当时史学研究路径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是从马克思早年经历来看，他对史学有过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早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曾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经济学，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涉及近现代多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内容也涵盖了法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横跨2500多年。需要指出的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给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度评价。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成体系，但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历史眼光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备时段长、视野宽、范围广的特点。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要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2]一种认为是人类的解放事业，[3]52一种认为是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的综合。[4]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大家方法论的不同。看法虽不同，但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后，我们应回归文本、研读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在经典文献中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几部经典文献中。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是在《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其实，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便可发现上述观点不很精确。早在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已提到“世界历史”概念，即，“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代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恩格斯也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他在《英国状况》中称，“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困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⑥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应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尚未对其延伸、扩展，但至少该理论（或概念）已纳入马克思关注的范畴，而且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6]158有论者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异同，成果斐然。⑦在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一般会形成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言说对象的实质是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精神或意志，这一点与黑格尔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开始。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他多次提到世界历史研究对象是精神、意识或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7]15“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7]9而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而且，他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⑨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列出来，只是想从文本角度、用文本自己“发声”的方式来体现两位哲人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人的交往，而不是理性或观念，这也与黑格尔的观点迥异。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8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级加大，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历史越容易建立起来。他论述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⑩“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两人之间的不同，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慧眼独具，有着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8]339
再一方面，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目的（趋向）不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趋向是“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社会，他描述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7]18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因此可见，两个人对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或者目的的认识是存在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鲁滨孙的论述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认为，“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1]37这句话，把马克思从经济（物质）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恰当。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关系
理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理渊源、基本内涵和言说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第一方面与第二、第三方面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论据。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当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3]1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毕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等不完全对等。他从大工业开拓的世界市场、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联系、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萌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更多强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与不同，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结合上述材料，在没有新的文本依据发现以前，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可能更稳妥一些。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问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有的论者认为，无论认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有片面性和认识偏差。[9]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在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至今，无论理论界或实践层面都无法给“全球化”一个明确的界定，可以说大家意见纷纷。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指定时段问题，大致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诞生之日、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等几种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百五六十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全球化概念相联系，恐怕不很恰当。其实，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但这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倒寻理论依据的研究方法是否妥当，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向很明确，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探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其初衷与目前大家讨论的“全球化”、“国际化”关联不大。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是各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现在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尽相同。在2000年，已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尽管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主体、制度、价值取向、逻辑线段”等四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10]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多从哲学视角和该理论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入手，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紧密结合体现该理论的经典文献，分析其基本要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注释：
①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
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其他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景中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4期；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
11期。在学术专著方面，可参见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
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6月。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下再引相关著作时直接注明页码，不再
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材料所限，笔者未能深入查找上世
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
②恩格斯提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但毕竟不
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
第18页。
③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
27章有关“民族主义”的介绍。
④可参见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5页。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世界历史形
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和研究。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第22-23页。
⑦可参见注释①中提到的叶险明、向延仲、顾红亮等人的讨论。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3、89、86、88、87、92页。
?诚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一词，而是由恩
格斯运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参见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
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3]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J].学术月刊，1997（11）.
[5]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6]（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关键词：史学r李守常；书评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笔名李钊、孤松、猎夫。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工作，主持了数次办公，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担任中央委员。1924年5月，（署名李守常）著《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学要论》一书是对唯物史观的一本系统论著。笔者读此书，感触较深。
论述“什么是历史”。首先，论述的第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历史不是我们所反映的“历史”。历史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的历史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它）们无论怎么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轶，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这活的历史的本体”。①指出了区别和联系，使人们在理论上懂得“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当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观察和责任。其次，对于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②这段话说明：一、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让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进步的、生动的。并在此阐述到马克思描述的历史观，把社会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社会是不能相互脱离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整个人生都是纵起来生活在一部自己的历史当中，横着融入进了社会。二、研究历史是要研究历史的整体性，历史的研究不容片片分割和割裂，如果把社会和历史割裂开来，研究的就不是历史，应该综合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最后，做历史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历史知识不停的认识深化，然后才能进行更深刻的“解喻”。而且对于更深层次的解喻，也还有不断的新材料的证明和发生，才能证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对于汉的古今文之争，之前对于儒学，主要是焚书坑儒之后，剩余的儒生默写下来的儒学文章，而后刘向父子搜集的古文经。虽然有一些出于政治服务的趋向，但是由于新材料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发展，才有了今古文之争。
关于历史学系统的划分，把历史学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和“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后者包含了前者。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了“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三个子系统。特殊历史学中又包含记述历史和理论之部两个子系统，足以看出作者对理论部分的足够重视。广义的历史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两个子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历史学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于历史学的深刻系统划分，是对历史学系统划分的一个创举。
史学研究影响着人生态度，对此理论的阐述更加深刻而且精辟。首先，史学关于人生的密切相关。历史学是一门学问，优势一种知识，对于人生是有用的。所以说研究史学，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很大。其次，对于史学的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思考，历史上的“一盛一衰”让我们对于历史螺旋状的上升运动，可以知道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应该去发现历史中所存在的规律。如果否定了这个历史观，对历史进行过分悲观，或者有宿命论，这样的历史观，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在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最后，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纵观史书，对于历史的英雄豪杰人物，并非不同于常人，而是对于社会的更加敏锐，由此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挺身而出，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让我们对于历史的发生产生了敬仰之心，由此可看出史学的魅力。
纵观此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史学上都是具有创新性的。并对历史学学科的系统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书中反映额作业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学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最后，在书中提出的“解喻”是要通过人的不断学习来完成的，这是鼓励我们青年人不断的对历史进行学习在学习，积累了丰厚的知识，才有能力去进行解喻，去为历史学作出一份贡献。在今天在读此书，仍是对于心里的震撼，让人感受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白寿彝先生对此书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参考文献：
[1]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解：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齐名，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经顾颉刚先生推荐，协助张国淦先生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史先生看到祖国山河不断沦丧，痛心疾首，遂参加“禹贡学会”，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发愤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史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当“有用于世”的原则，与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先生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00年，史先生已经88岁高龄，在身患脑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杰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注：谭其骧：《〈河山集·四集〉序》，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纪30年代涉足于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以来，他以敏锐的笔触，惊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二十余部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红旗》、《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量资料来看，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7点：
一、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史念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与曹尔琴合著，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胡渭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阎若璩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研究水平，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创办禹贡学会的时候，虽然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但他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有着明显差别的新型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建国以来，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以身作则，努力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了引起人们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他曾撰写过《中国的运河》一书（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为了发展蚕桑事业，他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论文。针对西安严重缺水的问题，他撰写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和《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并向陕西省领导提出了解决西安缺水问题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提出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采取什么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好？这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就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但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难免会有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所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能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数十年来，史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了如指掌，而且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注：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在此基础上，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也都有很大的收获。
四、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沿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组织禹贡学会时，即以沿革地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史念海先生是从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名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9年作为商务文库丛书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考证方法，详细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揭露了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光复旧土，还我山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建国以后，史先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命名的某些规律》（《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论〈禹页〉的著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响的论文。由于他采用文献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献考证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实地考察引进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够有所突破。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新秦中”与“河南地”是同义语，所指地理范围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献资料和考察结果相互印证，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与“河南地”并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两面都越过了黄河，甚至包括了阴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与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处在同一条线上，北地郡的北界也应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连。这种创新研究，给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向纵深发展（注：曹尔琴：《史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五、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始终是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的。建国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治理黄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为了治理黄河，解决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史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写了《黄河在山陕之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写了《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1979年又撰写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1985年应陕西省领导之约，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写《论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1990年撰写《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1992年撰写《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其后又不断在这方面开拓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过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系统研究，史先生指出：在历史时期，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坏，黄土高原的侵蚀现象十分严重；严重侵蚀不仅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支离破碎，而且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严重的堆积，影响了黄河的安澜。因此，要根治黄河，首先要对黄土高原进行治理；而要治理黄土高原，就需要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注：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陈桥驿：《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六、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状况，就不能不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历史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教育与研究》1956年第1期）、《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6年第3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业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河西与敦煌》［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989年第1辑）、《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重要论文。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黄土高原及其农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论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等著名文章。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在史先生的倡导下，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受到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人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对人也有制约的作用。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就是所处的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论著就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15，1939年8月）、《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及《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辑）等。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系。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汉时期，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的下游而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相当于现在山东半岛各处，就是现在河南的汝、颍两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较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唐时人口稠密的地区除两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还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贝州、冀州、沧州等地。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有农田水利的地区。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为解决当前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参考。
八、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历史军事地理对于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保卫大西北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9、10，1943）。1945年，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2，1945），开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于战略的需要，他应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之邀，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和古战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历史军事地理特别是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和长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写成《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写成《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1983年写成《论雁门关》（与曹尔琴合著，刊《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19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十二、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陕西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因而对陕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对学生们讲，在陕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对陕西的历史地理进行认真研究，争取在全国有发言权。因为在陕西工作研究陕西方面的相关问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实地考察比较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他四十年代末来到西安以后，就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陕西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他常带着问题到陕西各地考察。数十年间，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各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汉中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1965）、《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选集》，1965）、《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陕西省地理区划的沿革》（《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万言的研究论文。他所撰写的有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著，也多涉及到陕西地区。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史先生还主持了多卷本《陕西通史》和《古都西安丛书》的编写工作。《陕西通史》的《历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丛书》中的历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参预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三、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还兼有经济中心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更迭频繁，因而留下了许多古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认为，古都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古都，他在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都学会”。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江陵、广州等地成立了当地的古都学会。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先生说：“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国古都研究序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5年。）。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写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学研究》第四辑，1989）。1990年撰写了《我国古都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及其影响》（《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和《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中国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写了《中国古都概说》[1-5]（《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至1991年第1期）。1996年撰写了《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及《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1997年撰《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1998年撰《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及《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华书局，1998），成为中国古都学的扛鼎之作，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注：李进：《中国古都学创建的历史轨迹——读史念海先生的新著〈中国古都和文化〉》，《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此外，他所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曾获中国图书提名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古都研究的重大成果（注：邹逸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钮钟勋：《一部杰出的区域历史地图集》，《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王守春：《西安与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西安历史地图集〉》，《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司徒尚纪：《我国古都历史地图编制的一座丰碑——〈西安历史地图集〉》，《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
十四、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我国古代有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因而留下了不少方志。据统计，保存至今的方志即达八千余种。这些方志中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但过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史念海先生曾对方志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了《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刊《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3辑）、《方志刍议》（《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论旧方志与新方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等文章。随后又与曹尔琴先生合作，编成《方志刍议》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地方志进行了探讨，特别论述了方志的价值。他认为，我国的方志从西汉时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撰述不断，积累丰富，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弥足珍贵的。不仅如此，我国方志的种类也很多，有总括全国的志书，有记载政区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还有记载山川形势和风土民情的专志。此外，方志的内容包罗广泛，一般方志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无所不包，称之为“百科全书”也不过份。这些方志对于学术研究特别历史地理研究有较高的价值。他还建议吸取旧方志的精华，编纂新方志，为国家建设服务，并亲自参加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的制定。
十五、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历史地图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史念海先生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历史地图的绘制。将近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在广泛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成就卓然，不仅有数百万言精采文章，而且有数百幅精详地图。史先生的历史地图以疆域图、环境变迁图、运河图、交通图、城市图和经济图为主，涉及历史地理学的绝大部分领域。由于这些地图基本上都是在掌握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大比例尺地形图绘成的，因而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史先生在北碚编译馆工作时，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余幅，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下落不明。从现存资料来看，史先生在历史地图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分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的运河》及《河山集》（1至7集）等论著中的专题图。据粗略统计，大约有700幅左右。一类是1996年出版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有彩图180余幅。一类是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农业地理图组，有数十幅。“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注：费省：《万里河山尽入图：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图学成就述评》，刊《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十六、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1984年亲自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刊物。该刊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宗旨，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刊登海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优秀论著。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以及历史地理考察报告等等，涉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及时刊登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各种信息。由于该刊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念海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办者，也是该刊名符其实的主编。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该刊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除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曾为该刊撰稿外，曾昭璇、陈桥驿、李学勤、李健超、葛剑雄、邹逸麟、张修桂、于希贤、韩光辉、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阿兰－贝克、妹尾达彦等知名学者也经常给该刊撰稿。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向该刊投稿。因此，该刊的稿源十分丰富。对于编辑部审定拟用的稿件，史先生都要逐一审定。所以该刊质量上乘，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该刊自创办以来，成为历史地理工作者重要学术阵地，目前已出版近60辑，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000余篇，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筑波大学的有关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代表了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